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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旧诗归还记

四弦琴 作者:赵蘅 著


母亲旧诗归还记

事因起于前年,一次电话里妈说,“你能不能和李斧一起,去邵燕祥家取回我的诗”。我说“没问题,但是你自己要先写封信或者打个电话打一下招呼,我们才好去拿”。

此事又说了多次,不是我忙,就是李斧在美国,一拖几年。

今年妈又提及。终于在一天妈和谢文秀老师的电话里,又说了这件事。没想到的是,谢老师很快回话说,邵老师认为当年是母亲亲自交给他保管,现在也该由他亲自送回并当面移交给她。于是不久后的一天,谢老师来电话说他们已买好车票,要在8月2号专程来南京。

2013年8月2日早上七点半,我接到谢老师电话,他们已到小区门口。我赶紧说我去接你们,谁知谢邵二人已经站在小院铁门外了。

我去开铁门迎进贵客,邵老师说“你的头发也白了”。只见邵老师拖一拉杆小箱,箱色乌秃秃的,谢老师背着两个不算小的提包,我要帮拿那个显得重一点的,她不让。我说:“不是七点半动身吗?”谢老师说:“是七点半到八点之间到。”我说:“妈为你们要来打了好多电话,她有压力,过意不去,叫我来帮忙,否则她招架不住。”谢老师说:“你专门为这事来的?真不好意思。”

这时妈已走出来,能与老朋友见面,老太太今天的精神比前几天好很多。主客都大笑着说话,邵老师坐到高背椅上,谢老师让她坐妈的藤椅,她不愿,要坐到书桌前也是高背椅上。谢老师不让开空调,说空调不好,妈说这里是28度,谢老师也不让开。我就递给邵老师一把扇子,又打开电风扇,问行吗,他们说行。谢老师叫我别站着,也坐下。

邵老师戴上了助听器。妈掏出书桌上准备好的礼物,先是给邵老师写的信,递给了他。妈说:“昨天找到的,小妹看了几遍说太珍贵了。”我说:“就在你的书堆里,我太惊讶了,邵老师写了这么多书!”母亲说这封信夹在最后一本书里。邵老师接过来看了是他写于1989年的信,有种想起来的表情。我又说还有邵老师给我爸的信,是对他的诗的评论,非常好。妈说:“邵老师那时称他赵公,现在送书称我是老太,太好了。”邵老师也笑了。

接着,妈将包好的一个手指大小的礼物递给谢老师:“你们是金婚了吧?”谢老师说:“54年了,1957年结婚的。”我问家里一起纪念过了吧,谢老师说:“孩子们给过的,一起吃的饭。”谢老师问礼物是娃娃吧,我说娃娃礼物在后面,你先看这个。谢老师打开小包,是一只精致的白瓷铃铛,妈叫她看画有玫瑰花的铃铛上印有“50年”字样。我接着递上俄罗斯娃娃,谢老师说娃娃的礼物就不要了,我说给你的女儿吧。我给邵老师的一包材料里:一是舅舅的自传被删掉的章节,译者薛鸿时也很想有一天能恢复出版。一张画是傅靖生画的《哥俩好》,邵老师没听清,谢老师再重复一遍说是傅靖生画的。第三件是我刚发表的文章,写舅舅骨灰撒在小金丝胡同和种纪念树的那些事。邵老师说不用我的纸口袋,他备有文件袋。

谢老师也拿出带来的两包蘑菇,我说蘑菇好,交给妈的生活助理小陈放到厨房去。交换完礼物后,邵老师这时才拿出一个塑料包,笑说:“咱们先说正题吧。”他先递上清单,两页纸,妈一份,我一份。谢老师说这是她打的,清单上写着母亲所有旧诗的目录。

塑料包里第一包是个黑色笔记本,邵老师念上面年号,1938年。我说妈当时是19岁。邵老师对妈说里面还有两张小纸条。他说数了数,80首,加上零散的,有100多首。母亲很惊讶。我说够编本诗集了。

第二包是一本印花的笔记本。

第三包是M的信。邵老师说这些信很重要。

第四包是M的长诗《父与女》,是巫宁坤推荐的。邵老师说现在看也没什么,可以发表。

妈说起她当时怎么东藏西躲这些信,藏过江瑞熙那,还藏过包忠文家。我忙解释说父亲烧照片是出于恐惧。1998年秋天,我在南京曾对父亲说,“爸,你就写一篇忏悔文章,写自己烧妈的相片如何不应该,免得她老怨恨你”。父亲说会写的,可他没来得及写就走了。

妈还说起那年杨炽结婚,“大家在吃饭,江瑞熙来了,找我哥,说M猝死。请我哥帮助出版他的东西,我姐也认为应该帮忙”。

邵老师移交清点完毕后请妈签字,又让我签,我写了:赵蘅见证。

我告诉邵老师舅舅的诗稿是否捐献给图书馆的事,问他“是您让邹霆把诗稿转我保管吧?”他点头。他问除了诗还有别的没?我说有啊,还有文稿,有《我的“文革”十年》《我的学英文经历》《悼念梁实秋》等。可邹霆突然走了,现在他儿子是继承人,他说留在他那没意义,要移交给我,他的母亲老了身体不好,需要的是经济补贴。

邵老师随即表态,态度坚决,千万别捐,到时会像对巴老那样,论斤吆。留在自己家最好,实在留不住到拍卖行拍卖,让他们到拍卖行去花钱买。

聊完正题,我说邵老师的身体比我想象中要好得多。谢老师给邵老师重述了一遍。

妈说几年前要写七老八十的人。邵老师问妈,“你周围没有八十岁以上的朋友了吧?”妈说,都是小友。他自己笑了。

谈到邵老师的心脏手术,谢老师说她都没去,孩子们也没让去,说到时是顾爸还是顾妈。我说看过邵老师的文章,登在《北京青年报》的作家专栏。妈也说看了才知道很严重。

我指指靠墙的书柜里一张北京文化人聚会的照片说:“看那时你们多年轻!”大家站起来看照片,邵老师说当时罗孚病了。我问照片里一个年轻人是谁,邵老师说这是罗孚的女婿。

妈又带他们看沙发旁挂的镜框,丁聪为舅舅生日画的画和大家的签名。还有鄂力,邵说。妈叫两位老师看画上自己的签名。妈说原来是卷轴,后来改成这样,又讲起在小金丝胡同发现它之后的事。

谢老师说他们坐到九点走。我说一起吃饺子吧,他们说不用,原来他们是搭中午的回程车。谢老师说我们坐地铁,然后在地下活动,吃麦当劳,再上车,很快就到家了。妈执意要我送他们到地铁站,谢老师非不让,一再说没问题。邵老师对我笑说:“我们二人要单独走走南京西路,不要第三者。”我马上会意地笑说:“明白,我不当电灯泡!”

送他们走出院门,妈非要站在铁门旁看我们走。三人往外走,我老回头,不放心母亲一个人在家。我小声对谢老师说:“你们要再来啊,不然我妈会认为这是最后一面。”走出10米,邵老师问我多大了,我说68了,他们说不像。

走到又一片绿树丛,我止步了,目送他们俩相依的背影向东门隐去。回头看,妈还站在原位。

2013年8月2日当日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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