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肖老太太的硬骨气

北漂，并不是四十年改革开放所开创出的社会进程中的新事物，它不过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中产生的一种历史、人文和社会现象。

现实社会中，一些人成为富豪，身家数十个亿甚至上千亿；一些人迈进小康，衣食无忧；一些人挣扎在贫穷之中为温饱而辛劳，挣扎在社会这个金字塔自古有之的底层……

北漂的出现，却有更为深刻的含义。甚至每个人理解的含义也相差甚远。

清末和民国初期，在山东地界上流行一种说法，叫“闯关东”。暂且将其看作一种漂。它的本质不过是换了一块土地去生存。与目前流行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也不过是换了头顶上的一片云彩。“闯关东”的人们试图离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繁重体力劳动，让自己找到一份不太辛苦，却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并且能够拥有更多财富的工作。

当然，还有一种漂，就是要漂到外国去。应当承认，寻求更美好的生活是每一个人的梦想。

这种人口的迁移既然称之为漂，其命运就具有不确定性。也许能漂下来，有一份满意和固定的收入，买房置地，娶妻生子，让爹妈也沾沾光，俗称“光宗耀祖”。于是乎，在20世纪的80年代，大量人口涌入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

虽说人多好办事，但还有一种说法叫和尚多了没水喝。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北京市统计局官方资料表明，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占到25%。

观念的是非，留待后世去探讨和定论，而北京老龄化仍将日趋严重。家庭年龄结构的巨大变化，同样影响着家庭成员对家庭结构的认知程度。

生活是什么？是进取？是辉煌？是败落？是残喘？

历尽沧桑岁月的老翁或老妪，会坦然地告诉人们，生活其实不过是一日三餐、柴米油盐，是日复一日家人之间的一言一语，是日复一日家人之间的争吵嬉闹，也是日复一日家人之间不能回避的必然同行。

近百年的画卷，倾诉着北漂一家四代的繁盛与悲哀、兴旺与衰败、苦痛与欢乐，也真实记录下近百年来的社会变迁。

儿孙自有儿孙福，也有人说，儿孙自有儿孙命。

或许是性格决定命运。

故事，从一个年逾九旬的老太太说起，她的居住地，是紫竹院公园附近的一个社区。

这个老太太，可以被称为北漂的先驱。她的名字叫肖芬兰。兰是有情趣的，何况她是出生于离太湖不远的富饶之乡。准确地讲是在离乌镇不远的一个村庄。具体之地已无从考证，但那里曾留下历史的记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唤作桐乡东方红公社东方红大队的地方。

肖老太太走出房门，牵着她养了十年的小狗在社区里漫步。哦，不是小狗，是一只体型小小的老狗。她管它叫“小黑”。小黑全身都是黑色的。小黑老了，依然被唤作“小黑”。小黑没精打采地跟着肖老太太，走不动了，凝望着相依为命的主人，在目光中流露着乞求。肖老太太怜惜地俯下身去，又有些吃力地将小黑抱在怀里，她知道小黑太老了，走不动啦。

“阿姨！”一个两鬓斑白的男人在喊，“肖阿姨！”

肖老太太终于明白是在叫自己。肖老太太转过身，看到那个两鬓花白的男人在向自己弯腰示礼。她端详着他的模样许久，缓缓地问道：“你是老刘家的？是刘家老二？”

“阿姨，您记性真好。您的身子骨还这么硬朗，您真是咱们老院儿的寿星。”刘家老二由衷赞叹肖阿姨的硬朗。在闲谈之间，他们身旁不时传来“肖奶奶”“肖师傅”的呼唤声。这是谁家女儿或儿媳？或是谁家孙辈？肖老太太没整明白，只是招招手，笑笑说：“好，好，大家都好！”

“您记得不，我小时候天天跟建国泡在一起？建国还好吗？”

“记得的，记得的。”肖老太太频频点头。建国是她的大儿子，薛建国。

“建国退休好多年啦。你今天来看哪个？”肖老太太突然想到刘家老两口都已经走了，儿女们正在商量一些遗产后事。话音顿时止住。

“我是来跟我妹商量些家事。”都是老院里的邻居，老辈人之间都是熟识的，肖老太太还能记得老李家有几个孩子，老刘家有几个女孩，但说到这些往事，又有些模糊。叙说完往事家常，肖老太太抱着小狗也感到有些累，便告辞回家休息。刘家老二目送肖老太太，看着她有些吃力的脚步，回想起六十多年前儿时的一些往事，心中自有一番唏嘘。

肖老太太刚到家里，便将小狗放在地板上，用手捶了捶腰。她住在这个楼房的两居室里，在这里她已经独自居住了八年。这是她唯一的清静之处。隔着一堵墙，便是老大建国的住宅，老二建军在万寿路那边，离得有20多里地。有一个儿子在身边，也够了。好在两个儿子都有孝心，都靠得住。

都说人老了，会没有安全感，肖老太太却从不担心。何况她作为一名公安部第四研究院的退休人员，有人们羡慕的退休金和医保待遇，有自己名下的房产，她觉得已经足够，她是知足的。虽然岁数大了总感到有些精力不足，倒还能自己做饭、买菜、搞卫生。能生活自理，不给儿孙找麻烦，这也是她的心愿。

1958年，她以家庭妇女的身份，随丈夫奉调入京。从那时起，她毅然将几个儿子分别送入小学校园和公安部幼儿园，自己去参加工作。从她丈夫单位的下属工厂科技实验厂的一名临时工做起，她一直努力工作，踏实做人。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无愧于她的职业生涯。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当家作主了，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她也拥有了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这一切回忆，俱成往事，今天让她感受颇深的是衣食无忧的生活和当今社会人们对长寿者的崇拜心理。

“丁零零……”电话铃声响起，传来老邻居张秀萍的问候。“肖师傅，”电话那边传来苍老的声音，“您还好吗？”肖老太太应声：“秀萍，侬哪样啦？”

打来电话的是五十年前的老邻居，也是她的老乡，浙江嘉兴人。张秀萍在刚结婚的那年，搬到自家隔壁。新婚时期，小两口也免不了有些拌嘴，肖老太太那时常常免不得去劝解一番。

“肖师傅，侬怎样？挂念侬呢。”

“好，好。我都好。明天我要去复兴医院开一点高血压的药。侬在家里厢哇？”

“我在家里厢的。勿好意思，哪里好意思让侬来看我呀。讲一讲话就好。李江又办了一个公司，老叫人担心。上次才把我和老李的老底扔干净，这次又勿晓得怎样。还是你家好，老大听话，在所里当公务员，老二在国企当领导，当不了暴发户，倒也安稳。也不知怎么啦，这个社会就非当暴发户才光荣？”两个月没通话，张秀萍喋喋不休。

“秀萍呀，也勿要太着急。年轻人有他们的想法，让他们试一试。其实，我也只能管管老大，也管不了老二。能支持就支持，也要保住养老的老本。”老太太说话不紧不慢。

“肖师傅，不是我吹捧你，你家老大孝顺，你家建军也了不起。我和老李都是 ‘文化大革命’前清华毕业的大学生，老李要是一直在清华大学教书，或许早就当上教授了，现在是高级职称，一辈子也没见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你看你家建军能出版长篇小说当作家，我们拼死拼活地供李江读博士，也没见啥出息。”肖老太太未见张秀萍的愁容，却听到一声声的叹息。

放下电话，肖老太太瞅了瞅趴在脚边的小黑，也禁不得一声长叹。她想起老三，想起老三患肝癌十多年前就走了。又想起老三留下的唯一骨肉——亮亮，刚刚20岁，患白血病，也走了。

可怜白发人送黑发人。晚年丧子，丧孙！

所有认识肖老太太的邻居和同事，甚至晚辈，都认为肖老太太前生有德，今世得福，而且是福寿双全。她在1949年，上海解放之际，与丈夫薛功瑾成婚。

薛功瑾，浙江宁海人。同为浙江人氏，这个薛功瑾不仅相貌堂堂，且被称为巧匠，比她大三岁。抗战时期就从宁海县漂到宁波国民党的一家兵工厂，当校枪员。经他手中校对过的枪不下万支。抗战中，他校正枪支的精准度得到上司的赞誉。他帮助国民党军和新四军打击日寇，立下卓越功勋。抗战胜利后，他在国共两党谈判期间漂到上海，被上海鼓风机厂录用。也就是在蒋家王朝疯狂发动内战的日日夜夜，他有了明显的政治倾向。

在上海解放后不久，也就是他和肖老太太结婚后不久，他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成为上海鼓风机厂工会的积极分子和骨干。而在当时，共产党员人数并不多。基于此，薛功瑾成为公安部组建公安技术队伍的人选之一。肖老太太凭借薛功瑾的政治面貌和技术能力的光环，进入公安系统，当然这其中也不乏她的坚强，不乏她对新社会的认知。

至于她的儿子，老大薛建国，就是这个单位的副处级退休干部，一级警督，大儿媳吴云花退休前更是人人皆知的高级警监，财务处处长。老二薛建军，退休前在一家国企担任领导职务，作家协会会员，二儿媳陈川菊在解放军某部退休，享受部队副师职待遇。

够了，这是一个红色之家，是一个父母、长子和长媳、次子和二儿媳都是党员的家庭。在那个时代里，谁能不将这种红色模式作为追求的最佳家庭模式？而肖老太太并不满足，她并不将这些职务、社会名誉放在眼里，她认为，她用一生的隐忍，成就了丈夫，成就了丈夫的家族。那么，她深层次的追求在哪里？

“妈，你从小的时候就喜欢越剧？”建军小心翼翼地发问。

“家乡戏。我从小就唱。”

“妈，你还喜欢沪剧？”建军又一次小心翼翼地发问。

“在上海待了十多年呢。”肖老太太在看电视里的越剧《红楼梦》，电视的音量不大，老太太清晰地作答。

建军不会忘记和母亲的一次对话：“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他轻轻吟诵着剧中的唱词。

“你怎么记得这么多的词？”肖老太太有些疑惑。

“妈，你忘啦，我小时候就偏科，《红楼梦》里的诗词基本上都能背下来。连小飞飞也会背诵很多古诗呢。”

小飞飞是建军的外孙女，已经上小学三年级了。每年春节或者暑假期间，小飞飞都会随姥姥、姥爷参加以太姥姥为中心的大家庭聚会。在一次大家庭聚餐中，建军无意中谈到年轻一辈对入党的认识。

建军指点着每个人的座位，调侃道：“在座十人，党员八个。”小飞飞跳着举起手，道：“姥爷，你说得不对，应该是九个。”她转向肖老太太分辩说：“还有我呢。我姥爷当过党支部书记，他早就发展我啦！”肖老太太拍拍飞飞的肩膀，笑道：“好，好，算你一个。以后长大要争取哟。”

大儿媳吴云花不失时机地唤她的外孙子：“小平平，太姥说让你们长大后都要争取入党，好不好？”大约是肖老太太和老伴薛老太爷，在70多岁的时候，已经失去或者叫放弃家庭事务的话语权，因此很多事务都交给下一代去处理。尤其是前几年薛老太爷以85岁高龄逝世后，肖老太太更不曾主动拿主意。太姥爷和太姥姥就如同两尊“佛”，被第二代和第三代供奉起来。

看得出在这个大家庭中，建国和建军这第二代人的主导作用。其实，老大建国忠厚平和，二儿媳陈川菊擅做具体事务不善言谈，大家庭事务的话语权，更多地落在老二建军和大儿媳吴云花身上。俩人都有些霸道，却也不乏与众不同的能力。第三代毫无话语权，不过好在都听话。

肖老太太近几年更关注的是重孙辈，在她凝望重孙辈的目光中，依稀流露出童真。或许，她在凝视眼前的重孙女儿，也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光。说起自己的身世，无非“北漂”。从桐乡漂到上海，再向北漂，从上海漂到北京。

一条小河弯弯，向东流淌，在家门口荡起层层波纹。家门口有几级石阶。20世纪20年代末，肖老太太出生在这里。30年代初，那个时候的肖老太太，光着两只小脚丫，扎着两个小辫，比飞飞还要小许多。她坐在石阶上，依偎在母亲的怀里，目送小船的离去。

这只小船承载家里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被累弯了腰的父亲慢慢地摇着木橹，消失在远处的茫茫白雾之中。也许在三天或五天之后，她依旧会依偎在母亲的怀里，期待着父亲的小船从远处茫茫的白雾中驶来。父亲不仅会带来日常生活所需，还会给她带来很多很多好吃的糖果和点心。她是独生女，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桐乡——江南水乡，江南鱼米之乡，更是著名的杭州丝绸原材料蚕丝的产地。

“桐乡，比宁海富裕多了。”这是肖老太太说过很多遍的话，也是对家乡人杰地灵的赞美，或许还有阔别近80年后对家乡的思恋。

淞沪之战，国民党军惨败。一部分军队退到村里，战火燃到桐乡。日寇飞机呼啸，村里一片火海。她的母亲就是在日寇飞机的轰炸中身亡的。那时肖老太太仅有12岁。肖老太太对日本鬼子的仇恨是很深的，这种刻骨的仇恨，也深刻地影响到下一代。

这里不妨提上多余的一句，20世纪70年代初，正值中日关系正常化初期，薛家老二建军陪同从宁海老家来的小姑姑去故宫参观，恰巧在珍宝馆台阶上与一群日本游客相遇。他居高临下，怒目而视，这群日本人居然连连退后，惶恐不已。看到那些日本人的恐慌，薛建军哈哈大笑，拂袖而去。这是旧话，不提也罢。

且说肖老太太，从此家境一落千丈。肖老太太的父亲难以承受突如其来的打击，身体和精神每况愈下。肖老太太的快乐童年就此结束了。她要照料父亲，还要和患病的父亲共同支撑起这个破碎的家。

抗战十四年，百业凋零，日子愈发艰难。父亲将她送出桐乡，北漂上海。她在上海给一个私营业主家做用人。按现在的话讲，便是家政服务。所谓的私营业主，用“文化大革命”前的说法，叫小资本家。这种小资本家，在上海一抓一大把。凭借着江南水乡人的聪慧、古朴和实在的性情，勤快而不失分寸的性格，她两年来和这户小资本家家人的相处，居然成就出女主人与她结拜姐妹的一段传奇！

在她的干姐姐和干姐夫的穿针引线之下，她与薛功瑾结为伴侣。十多年之后，她虽然已是一名党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偏偏时常回忆和惦念这个干姐姐。而那个知冷知热的干姐姐的社会身份是一个“资本家的老婆”。

离开用人的工作，是不情愿的，只因为她已经为人妻，也注定要为人母。在那个疯狂的阶级斗争年代，肖老太太却以“人性论”的思维看待主人和用人的关系，也许与她幼年与世无争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新婚不久，肖老太太怀孕了，怀了大儿子建国。临产之际，丈夫薛功瑾却做了一件令肖老太太永远也不能原谅的事情。老大建国快70岁的年纪了，肖老太太对薛老爷子的怨恨也一直带到今天。

蒋介石退守台湾，自然被视作人民公敌。上海遭受轰炸，断电成为常态。在似明似暗的一间小小房间里，向外望去，弄堂里一片黑暗。

“快生了，预产期在这几天，该生产了。明天或后天，我就要进海伦路医院的产房。”她有些不安，又有些羞涩地说。

薛功瑾沉默了好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我知道，不知是男孩还是女孩。”看得出，他有些心神不宁。到底发生了什么？薛功瑾是她的丈夫，是她依托终身的男人。或者他在外惹上麻烦？或者是丢了工作？她为她的丈夫担心，更为眼下自己肚子里未出生的孩子担心。

丈夫，是女人的依靠，也是她肚子里孩子的依靠。她不能想象，离开丈夫这个男人，她会怎样。她想起自己的父亲在摇着橹，想起在那条弯弯小河的台阶上母亲的亲吻。但是，她知道，回不到从前！

“芬兰，我把钱都寄回宁海了，父亲大人要买几亩田。我现在手里一点钱也没有。我会向工友借钱。”面对妻子的追问，薛功瑾有些惊恐和愧疚。

愤怒，除却愤怒，依然是愤怒！在早已成为世界大都市的花花大上海，她竟嫁给了一个贪图家里有几亩薄田的男人！她的梦，瞬间被打得粉碎。也就是那个时刻，她知道不能把男人作为依靠。如果说得更准确，她更思念在晨雾中摇着橹的那个男人，更将希望寄托在肚子里的孩子身上。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她坚定了一个女人的定位。

这个家，从那一刻起，开始了心的分歧。虽然都是北漂，漂到上海，芬兰梦想的是融入这个大上海的生活，因为她的干姐姐就是她的楷模。她努力学越剧，学沪剧，她要立足于十里洋场。而眼前的这个男人，不过是一个手艺人，仍是贪图二亩薄田的农家子弟！

尽管相守六十年，心的离异却是注定的。尽管当时寄去买田的大洋，因为实施土地改革而汇回，老大平安降生，老二、老三也相继出生。肖老太太隐忍了许多年。

可以想象，随着薛功瑾奉调入京到公安部科技实验厂，自己得到参加社会工作的机遇，肖老太太绝不会再甘心做家庭妇女。

女人，要自强，要靠自己！在公安部科技实验厂1959年的春节联欢会上，她以一名家属兼临时工的身份，登台演唱了一段沪剧片段《罗汉钱》。台下掌声如潮。因为这次演唱，年幼的建国和建军，都依稀记得父亲与母亲曾有过争吵。

在大庭广众之下的这段《罗汉钱》，暴露出夫妻间情感的裂痕。

薛功瑾在职业生涯中曾经辉煌过，在这保密单位令许多人向往的岗位上，他曾经以公安部技术尖子的身份，参与很多科研项目。他有过“特权”，可以在这个科技实验厂里踏足每一个角落；他可以将设计图纸摊开在卧室，却禁止肖老太太进卧室一步。而肖老太太的工作区域是极为有限的劳保供应室。

根据“保密条例”的规定，她在这个工厂的行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薛功瑾曾经多次受到公安部部长和军队首长的接见，而肖老太太从未被大大小小的领导所关注。

至于肖老太太的父亲，生于南国水乡，逝于南国水乡。按照当地的习俗，肖老太太的父亲没有续弦，更没有男性后人，作为女儿的肖老太太，自然没有继承的身份。于是，同族中的兄弟将其送终，家产归送终者所有。肖老太太在1958年参加工作后才有一点工资收入，偶尔寄些钱回家以示孝道，毕竟夫妻感情不和，又要抚养三个儿子，她心里也苦。1965年奔丧时，她已40多岁，也就了却了对父亲的挂念。

肖老太太几次拷问自己：母亲早已远去，父亲又已离世。是幸事，还是不幸？

门锁扭动，晚间七点，正在播报《新闻联播》。建国推门而入。

“妈，云花做了点豆腐，你吃点，看看顺口不，挺软的。”老大建国拿着一个饭盒进来。肖老太太的两居室有三把钥匙，一把在肖老太太的手里，一把在老大建国的手里，还有一把，在老二建军的手里。

“不用了，你拿回去吧！”肖老太太眼睛都没转过来，仍旧盯着电视屏幕。近来，她总感到体乏，也很少出门。除去遛遛小狗，哪里也不想动。前些年和张秀萍经常往来，现在张秀萍已确诊为胃癌，她们就只通过电话，扯些闲篇。在家看看电视剧，看看越剧、沪剧，倒也随意。

建国把饭盒放在桌上，陪着肖老太太看《新闻联播》。母子俩认真地听着播报，却一句话都没有。每天，建国都会过来陪着肖老太太看电视，实际上是对老妈不放心。有过很多报道，独居的老人在家里摔跤爬不起来，而家人却不知道，酿成大祸。好在建国居所离肖老太太近，可以每天“报到”。在他看来——“报到”类似古人每天向长辈“请安”。

他庆幸，所里这次经济适用房的安置方案，照顾到很多已经退休多年的老同志。他才能通过交旧房换新房的方式，将母亲接过来。那次安置方案里，明确了以2009年年底的在册人员为依据。老父亲虽在2010年逝去，却在调整范围之内，而肖老太太因工龄短，且不是退休干部的身份，没有调整住房的资格。

在挑选房间时，建军也陪着肖老太太到了现场，兄弟俩不约而同地选了这个房间。这套单元房，就在建国家的隔壁，一墙之隔。所里的老人都说肖老太太沾了老薛的光，而兄弟俩人每次谈论起来，仍旧为老父亲唏嘘。

终于看完了《新闻联播》，建国将拿来的饭盒又捧到怀里，说道：“妈，你还有事吗？要没有，我就回去了。”

肖老太太唤住他，道：“宁海来信，说是老宅要拆迁。具体情况向绿妹了解没有？宁海的东西我不沾，具体钱数也不晓得，总还有50多万吧。这些都是你们兄弟俩的，你和老二商量没有？”

建国返身又坐下来。绿妹，是自己的小姑，和自己年龄相仿。他知道老太太的想法，父母亲一辈子感情不和，经济上从无往来，老太太一生要强，自然会说出这些话来。他有些无奈，道：“老二的意思是老妈在，不能把钱分掉。那是老妈的养老钱。老二说得也对。”

肖老太太很不高兴，问道：“我说的话没用啦？告诉阿毛，就说是我定下来的。”

既然肖老太太说出这话，建国心里当然有数。阿毛是老二的乳名，老二脾气大，但从小就听老太太的。只是这十来年从风风雨雨中过来，老二始终在家庭矛盾的风口浪尖上。他的性情，连老太太也要让他三分。在这个家里，谁都知道建军的孝心，知道他的办事能力，同样也都知道他是永远把控不了的一匹野马，谁都难以了解他的内心。而老大建国，近七十年如一日地平和，性情就如巴金先生的小说“激流三部曲” 《家》《春》《秋》中的老大。

建国笑了笑：“嗯，听老妈的。”

建国站起身，看到茶几前有一小片小狗吃剩的碎骨渣，顺手清理干净，起身回自己的家。刚进家门，便听到女儿在训斥外孙，外孙平平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女儿管平平的学习。小平平常常被女儿薛宁训斥得眼泪汪汪。

“你怎么那么笨哪，教你几遍了，还记不住？喝西北风吧！你知道长大以后，就得靠本事吃饭！你姥姥就是你的榜样，别学你姥爷，平平淡淡的。你知道你姥姥是谁吗？公安部第四研究所的财务处处长，好好学学你姥姥！”

女儿薛宁对儿子的训斥，老大建国声声入耳，却装作没听见。他不能因为发泄积愤，使自己在家庭中处于尴尬的境地。更何况，用当今人们习惯的思维去考量，在他人的眼里，女人的地位，理当在男人之下。

“这是财务处处长吴云花的爱人，薛建国。”研究所办公室主任在向宾客介绍每一个参加晚宴的人员时，都会这样介绍。他反感这种介绍模式，却无能为力。他很少参加这类的宴请，却又不得不接受这个社会交往中的介绍模式。

权力，就是资本。作为警监级别的吴云花，只需要一个暗示，就可以把行政拨款的几百亿资金，从建设银行移到工商银行。对于这样一个存款大户，任何一家银行也不敢小视，毕竟是争夺业绩的头牌对象。吴云花把单位的资金放在哪家银行，是她职权的正常行使。在研究所的春节团拜会上，人们依然这样介绍——“这是吴处长的爱人，薛建国”。

他觉得，男人比女人社会地位高，才是正常的家庭格局。所以每逢此时，建国多少有些尴尬。他不喜欢也不适应这种场合，情愿在家里吃两个馒头喝一碗茶。

这种社会地位的差异，也带到了他们的家庭生活之中。前几年，在薛宁结婚后不久，兄弟俩见面闲聊。扯到婚房的布置时，建国当即开车，吴云花作陪，请建军和陈川菊到望京去参观女儿和女婿的婚房。经过半个小时的车程，来到薛宁的婚房前。建国取出手机联系女儿，却几次被挂断。

“或许他们外出了？也不该不接电话呀。是不是有什么急事，不方便接手机？”建国自言自语，又转过身，看看建军和弟媳陈川菊，似有白跑一趟的歉意。

其实，女儿女婿的婚房虽然是他们老两口买下的，但是名字挂在女儿薛宁的名下。毕竟是婚房，他们没有给自己留下钥匙。

倒是吴云花心有不甘，道：“我再打一遍。”没承想，吴云花刚刚拨通了电话，薛宁便回道：“妈，有啥事？”

“你在哪儿呢？”吴云花问。

“就在家里，搞卫生呢。”薛宁答道。

电话打通了，四人遂上得楼去。建国敲开门，却见女儿薛宁和女婿季霄在踢毽子，一个40多岁做家政服务的女人正在擦拭窗户上的玻璃。建国有些恼火，问道：“我打电话，你怎么不接？”

薛宁笑道：“我想您没什么事，只是我这里忙。”

没待建国答话，建军冷冷一笑：“宁宁，你根本没把你爸爸放在眼里，你别忘了，这是你亲爸爸。”说罢，对建国笑道：“我先出去抽支烟。”径自下楼去了。

建军虽然脾气大，但毕竟这是哥哥的家事，只能心里骂侄女宁宁是个王八蛋，亦不便直接把宁宁痛骂一番。吴云花看出建军的不悦，几次打电话想把建军叫回来，建军执意不回。倒是陈川菊打圆场：“嫂子，建军的狗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宁宁她们都挺好，就行了。”

一路返回，都无言。在建军看来，婿不肖，女之过。如果女儿都不懂得敬重自己的爸爸，又有哪个女婿会把岳父放在眼里？

回到研究所，建军驾车和陈川菊回万寿路原总后勤部的住所。

建国与吴云花心里也不自在。建国本想带弟弟和弟妹陈川菊看看女儿的婚房，然后一起吃顿饭。谁料得建军挑眼，不光是不欢而散，更是留下晚辈薛宁不懂事的评价。

回到家里，建国仍然愤愤然，对吴云花说道：“老二难得去一次，宁宁也太过分了！”吴云花虽然认可宁宁办事不对，却还是说道：“宁宁还小，哪懂得应酬。建军给脸子看，难道就对了？建军是长辈，怎么就不能退一步？”

话说到这一步，建国也不想再说下去了。再说下去，有碍安定团结。唯一的女儿出嫁，这个家只留下他们两个人。再往多了说，隔堵墙，还有一个老妈。

“建军的脾气太大了，真不知道是怎么让你们家惯出来的！建军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摆谱？”吴云花也愤愤然，只因为说好让建军看女儿的婚房，建军却没给女儿面子。

“你别废话了，建军不是省油的灯。”

“不就是他有一帮信服他的发小吗？咱们刚结婚的那个时候，总有人跟我说，是建军的铁哥们，是建军的什么人。我到现在也没整明白。”

的确有为数不少的人，在以这种方式向吴云花介绍自己。“吴处，我是建军的朋友，你听他说起过我吗？我们是铁哥们儿！”吴云花摇摇头，建军在社会上从不和别人称兄道弟，怎会有铁哥们？怎么能令那些年龄与他相仿的发小们折服？

事情很简单，不过是建军打过一场架，这场架，与众不同。

在吴云花的眼里，建军和原配妻子离婚后，独自带着儿子毛毛生活，每天把刚刚会说话的儿子抱到单位的幼儿园，然后去上班。她看到的是一个经济状态很糟糕的男人，也同样是一个挣扎在最底层的工人！在薛家老二身上，她看到的是无奈，也看到他抚养儿子小毛毛的艰难。

公共汽车八场刚刚投入运营时，建军的儿子毛毛仅仅1岁零4个月，便被送入场办托儿所。建军不想让母亲过于操劳，每天抱着儿子上班，下班再将儿子抱回父母的家。他只是一个刚刚调到公交系统的工人，收入也有限。要支付儿子在单位托儿所的应交费用，也要给父母交一些生活费，因为每天自己和毛毛都在那里吃晚饭。

那是建军一生中最狼狈的岁月。他甚至连在月底到食堂就餐的饭票都没有。他只有在单位午休之际，回到刚刚分配给他的那个福利房里，用电炉做一锅半生不熟的米饭，撒些盐，或者倒点酱油充饥。

而吴云花是公安系统编制中的正式干部，她不会把企业中的一个工人真正放在心里，她有社会地位的优越感。在她眼中，薛家老二只是一个落魄男人。

“别招惹他，他不是省油的灯！”这是建国对建军的评价。

的确如此，建军不是省油的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木樨地旁边有一家复兴医院，这家复兴医院当时隶属公安部。就在这个医院的太平间旁边，有过一场流血事件。流血的，就是薛家老二建军。1967年底，“红卫兵运动”被淘汰，那些“破四旧、立四新”的日子荡然而去，一群想着“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好汉们”无所事事。

曾经意气风发的一群十四五岁的少年娃凑在一起，谁都难料下一步的命运。想到下一步的归宿，大约就是上山下乡，去山西或陕北插队当一个农民。或者是内蒙古的军垦，云南的农垦？

在太平间门口，一群军队干部的子弟将建军包围。来的有近百人，有海军大院的，有空军大院的，还有总后大院的一群少年。

“建军，政法干校的朋友让我们来收拾一个人，怎么是你？”来的近百来号人中间，也不乏建军认识或间接认识的。这百来号人瞬间散去。

“既然都认识，就算了。”政法干校院里一个外号叫“老鸽子”的笑着说，“咱们谈谈吧。”

此时只有六个政法干校的干部子弟。就在建军放松警惕之际，一把钢丝锁狠狠地抡在他的脑后。建军的身体晃动了一下，血已经从脑袋上流下来。顿时，现场所有人作鸟兽散。好在此事发生在医院门口，急诊室里医护人员立即为他缝针包扎。肖老太太赶来，自然是交了医药费。追问起来，建军却装糊涂，只说是路过，被几个人误伤，心里却在盘算复仇的具体细节。

建军后来终于明白事由。原来他曾嘲笑过院里一个外号叫“汪狗”的人，笑他男不男女不女，把他妈妈的香水洒在身上。“汪狗”承诺他们，如能“收拾”建军，就送他们两套军装。

建军立即将这六个人的住址查询清楚，包括“汪狗”。

就在第二天下午，建军集合七八个人，在短短的十多分钟内，连闯六家家宅，五个脑袋几乎同时流血，有一个不在家幸免。建军的突袭大获成功，以至于脑袋被打破的那些小子还没明白过来，袭击者早已离去。当然，建军虽然策划，却没有露面。复兴医院的急诊室顿时又忙碌起来，可以想象急诊室里五个头破血流的患者，相视之中，是如何的狼狈！

“老鸽子”是公安系统在木樨地一带知名的顽主，曾加入过联动组织，还做过小头目。而这次在与建军的较量中被建军折服，建军因此声名大起。“老鸽子”也曾经想报复，无奈建军出行，必带匕首，自然有“拼一个够本，拼两个赚一个”的心态。

得知政法干校谢副校长的儿子“老谢”也是建军的朋友，挨了一顿臭骂的“老鸽子”才死了心。其实，政法干校另一名张副校长的儿子，也是建军真正要好的同班同学。更何况建军拿命来换，谁敢换？谁又敢玩真的？

说来也怪，建军从此退出江湖，每日里只是下下围棋，很少出门。多年后有人问及此事，建军只是笑笑，从不作答。

“妈，您那时候带着三个秃小子，在家也够闹心的吧？”吴云花曾经问婆婆。肖老太太摇摇头：“他们在家都不闹。老大在外也不闹事，老二闹事不会带回家来。老三已经走了，就不提啦。”每次，肖老太太的说话都滴水不漏，话从不说破，也绝不说满。

“妈，又要月初了，该去医院开药了。让建国替你跑一趟吧，都90多岁的人了，自己乘公交车去医院开药也不安全。”吴云花又道。肖老太太摇摇头，说道：“我还走得动，你们事情多，不用啦。”

“妈，建国已经和建军商量过了，兄弟俩回一趟宁海，办理老爸的房产，所有资料和证明都齐全了。这笔钱，您看怎么处理？”吴云花又问。

肖老太太毫无表情，回答道：“你们商量办吧。”

每次和婆婆对话，吴云花都没有得到过婆婆的正面回应。这老太太是一颗脆嘣嘣的铜豌豆，水米不进。这就是肖老太太的性格，用吴云花的话来讲，这是一个一辈子都咬紧牙关的“江竹筠”！

江竹筠是小说《红岩》中的人物，性格坚强，铁嘴钢牙。

其实这也表现出肖老太太人生的一种态度。年轻时靠父母靠不住，结婚后靠丈夫靠不住，而今只有这两个儿子，也各自成家立业。她和小狗小黑朝夕相伴已经十年。即便儿子能有孝心，又能靠得多少？只有靠自己。眼下生活还能够自理，真的倒下，也就听天由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