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悉尼的平行世界

有一种东西，几百年来它影响和改变着世界，把各种地方和各种事物黏合在一起，却仿佛一直游离在我们的视线之外。这种东西其实并不存在，任何胶水都无法把事物黏合成一种有意义的整体。把事物联系到一起，并将其安置在某处的，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神在了然与茫然之间游移不定，似乎仅凭直觉，就想把看到的事物在总是混乱不堪的世界中设立一个位置。虽然没有任何必然的把握，我们仍能够安置它们。

人类的眼睛当然不能把整个世界设置成一个有意义的背景：所有的城市和乡村景观都是通过几何学和透视法来组织、确认和构建。没有什么东西会无缘无故地出现。我们看到的内容，总是由前人看到的样子来决定。我们这些站在那里观看的人，就像荷兰民谣歌唱的那样，看到哪些东西，才会想到哪些东西。人类介入的任何一处景观都无法摆脱这种视觉联想，它把各种事物联系起来，把事物的过去联系起来，并将其解释成一个连续的整体——桥梁、隧道、高塔、弯道——我们似乎在遣词造句，把周围互不相干的事物“按照语法”组织起来。这种联系方式，即由肉眼排列景观的最有深意的例证，是城市景观中的开放地带：我们会立即把那种空旷与广场的意义联系起来。即便我们没有看到，或者不能详细说明，这些开放地带仍旧意味着空间的延续，而且总会被当作一种公共体验，被我们的直觉立刻识别出来。

如此看来，柏林波茨坦广场周围的荒野，在1990年之前并不仅仅是一块空地，而是一块充满意义的伤痕，一个关于战争与城市的故事。它看上去可能空空荡荡，但却经由我们的眼睛迅速与一处历史景点联系起来，从而使每一朵盛开的蓟花都具有了自身的意义。

在《柏林苍穹下》这部影片中，满脸皱纹的老年荷马戴着一顶带有耳罩的帽子，步履蹒跚地穿过荒草疯长的野地：

我找不到波茨坦广场了！不对，让我想一想……不对，它不在这里。波茨坦广场肯定有约斯蒂咖啡馆……这里肯定不是波茨坦广场！我该找谁打听呢……它是一个充满欢乐的地方！有电车，还有马拉的公共汽车，有两节车厢……缪斯啊，告诉我这个可怜的老乐师吧……

这位二十世纪的荷马摇摇晃晃地从草地上的垃圾堆走过，虽然野草已经被都市的尘土染成了灰色，但在观察者的脑海里，那座消失了的广场开始缓慢浮现。当他盲目地说起它们时，那些事物竖立起来，走过废纸、避孕套和油乎乎的薯片包装袋，来到垃圾箱与它自己的空间指示牌之间。这片荒野再次成为一座广场，电车的铃声重新响起，约斯蒂咖啡馆的香气再次飘出，公共汽车的第一节车厢也越来越近。时光的箭头暂时调转了方向。接着，老人坐到一把破旧的沙发上，一边喘息，一边幽幽地冥想。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他身后那座丑陋不堪的简易天桥也已消失不见了。

比萨的奇迹广场，的里雅斯特星光海湾的意大利统一广场，威尼斯的圣乔治马焦雷岛前方运河港湾的水上广场，克里姆林宫前方或圣彼得堡埃米塔日博物馆后面空旷（而且令人不安）的广场，柏林勃兰登堡门周围那令人难以忘怀的荒凉，古罗马遗址的大片空地，以及城市郊区的野地中只有视觉才有可能建筑和弥补的新空地：人类的眼睛可以立即将记忆植入，构建一幅新画面，讲述一个新故事。以悉尼港为例，它可谓威尼斯的二十世纪翻版，著名的贝壳状歌剧院与金属高架桥相映生辉，公园里游弋着白鹭和凤头野鹅，港口码头上方连接着地铁站——所有这些，都因那座最新建成的歌剧院的介入而显得有些异样。这些开阔的空间被人类的眼睛以微妙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尽管那些内容互有反差。即便是一些随意分布的宜人场景，也可以相互作用，互为补充。通过眼睛的探索，可以重新构建出整个画面。天空、海水、铁桥的弧线、亲吻的情侣；在刚刚起航的渡轮上，手扶栏杆，沐浴着斜阳的余晖，世界已经焕然一新。

人类的眼睛懂得如何调整画面比例，以及如何自觉地加以玩味。不过，人们有时也会心不在焉，眼前一片空白，脑子里只能容纳一件事或一幅画面。

在澳大利亚，能够引起视觉联想的同一种空旷无时无刻不在冲击你的眼球。当你乘坐的飞机开始在澳洲内地上空一个钟头接一个钟头地飞行时，这种冲击就开始了。单调的景观与梦中热烈而暧昧的线条交织在一起，这座大陆空洞的内心，就像城市里巨大而荒凉的广场，周围都是千篇一律的大楼，这种内心的空洞在别处是找不到的。例如，当你飞越西伯利亚大草原时，这种含义也存在——这里不再有任何边界，只有向心性的空洞，而且气温远在零度之下。

多么惬意的邻居！

在环形码头这座碗状的码头上，有一座悉尼海滨广场，广场上修建了一条“作家小道”——铺设了大约四十块铜牌，上面铭刻着名家名言，分别出自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罗伯特·休斯、埃莉诺·达克、查尔斯·达尔文、戴维·马洛夫、杰克·伦敦、拉迪亚德·吉卜林、马克·吐温这样的作家。这些名人名言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唤起一种早已被遗忘的魅力，自己却藏在欢声笑语的游客脚下。那些游客谁都没有看这些铜牌，他们已经距离生蚝酒吧很远，希望能在途中有一些意外的发现，这正是他们来博塔尼湾的意图所在。

“宁静是这片土地的主宰”，埃莉诺·达克的铜牌上这样写道，“因为宁静，所以神秘，继而神奇，继而察觉到那些微妙的灵异事件”。（选自埃莉诺·达克《永恒的土地》，1941年版）

在这些文字旁边，滑旱冰的人呼啸而过。

如果澳大利亚不是像一个无穷大的监狱的话，澳洲人会不会是另外一副样子？答案是肯定的。他们一定会记住更多本国的历史。（选自罗伯特·休斯《致命海岸》，1987年版）

铜牌附近坐着一位澳洲土著，他身上的衣服和装饰曾是一种独特的文化遗产，此时却已沦为当地具有异国情调的廉价艺术品。他在演奏迪吉里杜管。这种乐器的远古魅力、独特的韵律和音响，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驻足欣赏。接着，这位身高至少有一米八的男子把乐器从嘴里取了出来，用一种沙哑的澳大利亚口音说道：“好嘛，恁要是稀罕听俺演奏，为啥不在这放点钱唻？”他轻蔑地指了指膝盖旁边的一口大碗，然后继续演奏。那种吸引听众自由畅想的远古声响之中，突然加入了一种肥皂剧式的口音，而且怪声怪气，把那些不知名的观众吓得要死，直接挑战了那种相安无事的心态。这种情况显然超越了一个寻找异国情调的游客的心理承受范围。那些面面相觑的游人立即四散而去，剩下澳洲人独自留在原处。在他们身后，那种古老而单调的韵律再次响起——宛如异域梦境中一种奇特的不良意识。

D．H．劳伦斯、查尔斯·达尔文、罗伯特·休斯，以及悉尼湾步行广场铜牌上援引的众多作家，都曾描写过澳大利亚这种令人不知所措的时空错乱经历。他们总是担心自己的价值体系会在西方人难以理解的恐怖空洞面前瓦解。有一种力量迫使他们面对这种异域的存在，这种存在只有置于欧洲的理论知识之下才能被容忍或理解。欧洲人认为，存在仅仅是一种暂时的逗留，只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驻留，因此任何形式的意义都是不可见的，即便是棕榈树像广告里那样舞动，海獭在沙滩上安睡，花里胡哨的鸟儿在形状如史前植物的树上不知所云地叽叽喳喳。

说实话，那些习惯于心不在焉地游走各地的人并不适应这种空洞，毕竟，他们不是在的里雅斯特海湾或比萨棋盘状大理石建筑面前走马观花。它是一种能够推动你前行的巨大空洞，来自这座酷热大陆中心的空洞已经一如既往地将城市限制在沿海地区：在这块大陆的中心，沿海地区的人至今无法适应。那种情况没有解决的可能，只会令人绝望。

此时，阿兰·科尔班^[1]所谓的“对海滨的渴望”并非敦促人们寻找可以宣泄远古欲望的终极宝地，而是一种逃离地狱般的内陆世界的尝试——人们仿佛不得不逃离这座大陆从艾尔斯巨石和爱丽丝温泉辐射出的视觉压力，继而几乎要跳入一望无际的大海之中。

关于澳洲内陆的不良印象并非子虚乌有，人们后来得知，英国曾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那里进行过不可思议的、不负责任的、见利忘义的核试验，而那里曾是澳洲原住民的圣地，相对而言也是一块禁地：它仿佛是歌谣中发出的诅咒，笼罩在这块土地之上——在阿德莱德的塔达亚博物馆展出的震撼人心的核试验照片旁边，就是那些古老的咒语。

澳洲人懂得这种压力，他们背负着它，就像背负一种压抑的罪恶。这就意味着，虽然他们对日益衰落的原住民文化提供了善意的补偿，澳洲社会依然无情地背负着殖民时代的罪恶，而它显然在竭力与那种罪恶划清界限：仿佛澳洲内陆有一面幽幽发光的巨大镜子，没有人敢去照照自己。他们最初在这里登陆时，身份是服劳役的罪犯，他们曾在旧世界犯下罪行，继而在新世界犯下另一种罪行，即殖民主义及其种族灭绝行为。澳洲人已被禁锢在这两种罪行之间，一种是欧洲资产阶级的某种恶毒遗产，一种是原始而世俗的种族灭绝罪行。时至今日，他们仍在通过澳洲复兴项目为自己赎罪。没有什么显明的原因，有些对话就是不容易展开——墨尔本的摩托车赛事，品尝美味的澳洲肺鱼；不小心提及布鲁斯·查特文^[2]的名字，可能会突然引发争论，有些人的感情受到伤害，一种对维多利亚时期可怖的欧洲文明的怨恨呼之欲出，尽管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尽其所能，让游客相信自己来到了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美丽新世界（综合而言，这确实是游客的基本印象）。当你最后离开的时候，它仍能保留一些真相，你却会痴迷于背后那种空间的吸附感，一面是野地和丛林，一面是眼前的海洋天堂：长达六千公里的海岸线几乎要到达南极，海水几乎没有任何污染，空旷而纯洁，寂静温热的水面之上，跳跃着白色的小鱼，然而你的内心却无法平静下来，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孩子。

因此，从空间的层面来看，澳洲文化中的原住民世界已经成为澳大利亚人潜意识里“受诅咒的珍宝”，从历史的层面来看，他们与当代美洲人同病相怜：他们内部有一种压抑的“他者”，一种未知的“他者”，在不断的危机和恼怒中渴望一种身份认同。

罗伯特·波西格^[3]在他的第二部名作《寻找莱拉》当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感染力的讽刺话题，它可以归结为一种观念，即当代美国各州嗓音浑厚、表情冷峻的大城市居民，其实都在不由自主地扮演那些被压制和屠杀的苏族印第安人。第一批殖民者抄袭了这种明显迥异于欧洲人的讲话方式，以及美洲原住民自己都浑然不觉的高深莫测的表情，后者的克制能力给他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作为“高尚的野蛮人”，这些受害者映照了他们灵魂深处充满浪漫和理想主义色彩的“伟大的他者”形象，印第安人吐出的每一个字眼都仿佛是被压抑的罪犯的鬼魂。因此，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所有在任何场合都刻意冷酷讲话，并以此低沉的男性嗓音为阳刚之美的美国人，为了使他们的殖民地生存下来，最终谋杀了“他者”。不仅如此，正是这种无意识的状态，将自制力融入一种矫揉造作的美国癖好：谁若无法展示这种嗓音低沉的冷峻，就会令人怀疑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美国影片中的纳粹分子嗓音十分尖刻，这种现象绝非巧合：它与欧洲人的歇斯底里情绪有关，他们没有见识过“权威”的版本，那些被谋害的美国原住民才是正宗——欧洲人学不来它，似乎这种技能“浑然天成，只是失去了生存空间”。）

这就解释了米基·洛克^[4]在《斗鱼》中扮演的“雷鸣小子”说的一番话，他宣示了一种精明而独立的形象：他拒绝“纯正美国男人”那种杀气腾腾的文化图腾，就像马龙·白兰度嘶哑的嗓音似乎总是预示着灾难。这些人物之所以极富魅力，是由于他们似乎凌驾于以浑厚嗓音为男性标志的“自然”法则之上，从而使他们的“不自然”成为一种独特而神秘的权威：因为他们可以在任何场合都能保持冷峻。美国原住民的嗓音尖利刺耳，几乎是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发出的神秘腹语——虽然听起来十分怪异，但依然清晰可辨。只有一种人在不能保持这种苏族印第安人式的冷峻风格时，才是着实不可原谅的：即很快流露出对异性的漠视。（随便举个例子来说，在意大利或法国影片中，这种男性欲望和品质并不是一种优先考虑的要素。）

在环形广场的棕榈树下，我和一位朋友探讨了几个问题：二战之后，那些被谋害的犹太人会对德国人的行为产生什么影响？仍然令人沮丧地谈论诗歌和哲学的不可能性？不欢迎精神分析学，只因其主导者是犹太人？我的旅伴M说道：“只有没心没肺的人，才会反思这些崇高的问题。”他一边笑着，一边举起酒杯向我致意，然后深深地饮了一口澳洲霞多丽白葡萄酒。

那天晚上，我们准备去著名的悉尼歌剧院听贝多芬的歌剧《费德里奥》——剧情本是法国大革命背景下的奴隶解放，此时却极为不幸地成了十八世纪输入澳洲的罪犯和奴隶的有力象征。通过《费德里奥》的奴隶解放场景，这些罪犯终于对曾经驱逐他们的真实而合法的世界认罪了。正是从这个“真实的世界”，“乾坤颠倒的澳洲人”（Down Under）才从“地狱中解脱出来”。在那个二月的温暖夏夜，音乐厅中的气氛既热烈又舒适，人们仿佛在庆祝某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在费德里奥这个理想主义者身上，所有的澳洲人都意识到了自己身上的某种力量，他打开了监狱的大门，释放了每一个人。这是澳大利亚版本的法国革命理想。

夜幕下的悉尼，天空焕发出迷人的色彩，码头的渡轮像钟摆一样上下起伏，让人感觉这里就是二十世纪的威尼斯，它的繁盛时期才刚刚开始，日后再来此地的人若是对过去失望透顶，把现在的生活原封不动地留在博物馆，就像我们对待旧威尼斯那样，一定会受到谴责。因为这里的世界还很幼稚，它生机勃勃，充满新意，每一个角落都令人心驰神往。遥远的祖国的半是压抑、半是神秘的历史，在新国家的无尽形象中褪去了颜色。任意一条街道都有可能通向一处没有历史的空空荡荡的可怖空间。这也是为何当地人依然有着英雄情结和历史困惑，他们什么都能做，对任何事情都处之泰然，不管那些曾被压制的黑人前辈损失有多大，他们如今仍会在人行道上一边打盹，一边乞讨，黝黑的皮肤上涂抹着失传已久的符号，一只手拿着五颜六色的迪吉里杜管。这些“伟大的他者”坐在那里，以古老的智慧高傲而怨恨地看着白人占领者，乞讨一块钱或一支香烟。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在精神上觉得这种无声的抗议难以忍受。当你向澳洲人提起这种情况时，他们就会耸耸肩答道：“朋友，你瞧，他们不想工作，不是吗？”有时他们也少不了给你讲一个故事，那种人会把人们好心给他盖的房子放火烧掉。如果你的回应是这种行为虽然激烈，但也可以理解的话，那么这个话题就立即结束了。

或许，受害者总会淡出人们的视野，那些消失的弱势群体滋养了他们，通过榨取他人的血汗，他们的力量得到了增强。或许，欧洲民族已经榨取过一些吉普赛人、一些西班牙系犹太人，以及每一个消失的游牧民族，作为一种无意识的悔罪心理，有些东西背叛了他们，形成了一种碎片化的记忆，他们已意识不到它的本源了。精神分析法是人类学中的恶魔。它仿佛是一种以活人为祭品的仪式：那些被压抑的灵魂，消失了的同胞，游牧者和贱民，都要被吞噬，只有这样才能为那些活人带来力量，使最强大的人、杀人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面孔，伴随着这种献身和遗忘，他们才能专注于子孙的未来，而且坚信，他们是在按照古老的法律体系行事，从而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一些正当性。

这种情况当然也适用于澳洲人和原住民：那些被压制的文化通过无意识行为，通过所谓的“自然”的冷漠态度表现出来——那是一种中庸的“自由放任”，它与一种强烈的道德意识相关，它持续关注的其实是恐惧之上的同理心——人们对“他者”又恐惧又痴迷，因为他们占据了“他者”的土地，夺取了“他者”的生存空间。

“总体而言”，克尔凯郭尔说道，“你可以这样讲，一个人的缺陷只能从他的对立面那里获得弥补”。

关于澳大利亚身份认同之中吸收的理想民族形象的考察，仍是一个热门话题。在一个晴朗的午后，我乘车前往阿德莱德北部遍布葡萄园的山谷，途中讨论起一个话题，即澳大利亚的某些地方是否具有鲜明的爱尔兰特色。作家戴维·马洛夫说他知道昆士兰百分之三十八的人口曾经信仰天主教，那里可能有爱尔兰人聚居区。阿德莱德周边地区居住的主要是苏格兰人的后裔（连澳大利亚的小孩都可以从阿德莱德这几个字判断出来）。的确，当你驱车来到阿德莱德的北部山谷之后，就会发现当地的广告牌上开始出现“麦克”（Mc）开头的姓氏。苏格兰人培育出了优质霞多丽和苏维翁白葡萄。坐在汽车后排座椅上的一个人笑道，“如果那是开拓澳大利亚的胜利果实的话，那些罪犯当年遭受的苦役也没有白费”。凤头鹦鹉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尖叫，它们大都躲在长得像史前植物的桉树上。在暖风的吹拂下，巨大的桉树皮随风飘荡。此时，我们开始讨论另一个话题，即罪犯当年聚居的地区与“普通移民”居住的地区是否依旧存在某些可以察觉的差异。这些问题很难回答，一个澳洲之外的人应该保持冷静的沉默。在澳大利亚人看来，如果你认为自己必须援引罗伯特·休斯或布鲁斯·查特文的名言，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对这两位作家嗤之以鼻，或矢口否认。一位长者后来以一种不列颠岛民特有的倔脾气告诉我，这两位作家的错误在于：世人根本就对澳大利亚的身份认同一无所知。

于是，在阿德莱德娱乐区的辛德利大街上，身材瘦削、脸色像英国人一样苍白的小伙子，若是突然遇到一个醉醺醺的澳洲原住民惟妙惟肖地模仿鲍勃·迪伦的鼻音，站在那里弹奏着五弦吉他，就会置若罔闻地走开。这种反应似乎是没有历史意识的当地人的通感，为方便起见，可以用一个广为传唱的神秘名称来总结，那就是“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人口当中至少有百分之六十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移民构成。这个数据很难反映出他们有哪些人口特征。一些人会不时涌现出来，为一些孤魂野鬼鸣不平，其代表人物是满头金发、一脸无辜的作家海伦·蒂米邓科（Helan Demidenko），她是布里斯班大学的学生，曾经采用过这种叙事方式。1994年，她出版了《签署文件的那只手》（The Hand that Signed the Paper），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些乌克兰人如何在波兰的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成为恶棍的故事。这些人的头脑中只有一个目标：为他们在大屠杀中死去的家人报仇，这些农民是被人为饿死的。这本书的故事情节令人毛骨悚然，细节突出，而且极富洞察力。正因如此，这本书获得了一些极有分量的文学奖项。海伦·蒂米邓科在每一次接受采访时都坚称，该书的争议性话题源于她从乌克兰裔父亲那里听来的故事，她希望把这些故事传承下去。围绕书中的生存权利问题或反犹主义问题，争论变得日益热烈，全澳大利亚都参与其中，直到那条最不可思议的爆炸性新闻出现：海伦·蒂米邓科并非乌克兰移民，她的父母都是普通的英国移民，她的真名其实是海伦·达维尔（Helan Darville）。她不仅虚构了整个故事，还伪造了自己的身份，更有甚者，她的作品存在严重抄袭，大量的引语都没有使用引号。我们很难描述这一事件对澳大利亚人的想象力造成了何种冲击。作为英国文化的延伸，更准确地说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文化的延伸，澳大利亚人本能地认为应该维护好社会公德。然而，这个依然以开拓者自居的移民社会感到脚下的大地正在动摇。一部罔顾史实、纯属虚构的作品讨论的基本上是欧洲人的问题，涉及的是历史上的暴行，但却像一个气球一样，在澳大利亚湛蓝的天空中骤然爆裂：原来它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争论各方此时竭力把该书当作一部小说和虚构作品来看待，但却依然被迫得出结论，认为真实的情况不可能是这样。公众对这位说谎成性的骗子引发的问题表示厌恶。然而不管海伦·蒂米邓科究竟是谁，她的意图究竟是什么，都说明有些东西非常危险，但却让全澳大利亚沉迷其中：在历史的表象后面，是一种虚无。它们不但终究会变成故事，而且还会成为公共财产，可由任何人加以使用，并被后人信以为真。这样一来，欧洲人的反思就会成为一种有生命力的谜团。或许正是由于这种“信息自由流通”，才使澳大利亚人如此担心自己的社会公德：在无人之地建造灯塔，是一项需要自己设定标准和边界的任务，他们为此每天都心事重重。他们极为诚实，而且时常显得过分挑剔。

然而真相问题，如果能够找到的话，也是一种没有空洞的真实，只有当人们不找它的时候才能被发现。而且，我们有可能会在自己行走的道路上遇到陷阱：坚持把“自然”当成真实，坚信不用触犯某些禁忌就有可能讲出真相。

在这场争论中，似乎只有一个群体极少受到干扰，这个群体就是意大利人，他们构成了澳大利亚移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自己的身份极为自信，每卖出一份炸小龙虾（scampi fritti），都会让他们感觉自己依然在西斯廷教堂工作，从而使他们不太关注英语社区的沮丧以及微妙的道德折磨。他们也不理会现代政治正确性问题，而那却会让澳洲人极力主张在道德判断的基础上追求集体自由，听起来有点像新维多利亚主义。他们也不会纠结于面对伦敦或纽约这样的中心城市时，需要庄严宣布澳大利亚文化的存在。他们完全不用努力与欧洲竞争，原因很简单，即便他们毕生住在世界的“边缘”，就像这个具有宿命色彩的澳洲幻象一样，罗马和米兰依然是世界的中心。

由于这种无可置疑的肤浅，澳大利亚经常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它就是美国版本的瑞士。这是因为澳大利亚的任何事物，包括那些大城市，都带有地方特色，这种地方特色没有贬义色彩，反而是一种已被传播到现代大城市的最棒的地方主义。热情好客和天真烂漫的开放心态是创建新生活的前提条件，它把地方主义和城市化结合了起来。

当然，这些条件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如此浓郁的田园牧歌风格。你会发现，瑞士体验——置身于清新的空气与热忱中庸的人民中间，你会因为远离本国嘈杂且固执的人群而骤然释怀——最多在两周之后就会开始让人烦恼不已：你所追求的那种朦胧变成了一种可怕的亲密，你不得不略带惭愧地承认，你只不过是想逃离自身的偏见。那种感觉，就像你在瑞士发现那里的“现代”木质雕塑不过是亨利·摩尔作品的简化版本；在法国发现那些“不朽”的普罗旺斯水粉画其实是以紫色或黄色粉饰过的凡·高作品；在澳大利亚发现那些维也纳风格的城堡只不过是对洪德特瓦瑟^[5]作品的粗劣仿制，那些绘有五线谱片段的音乐主题作品，只不过是某些“真迹”的二流仿品。这种类型的地方主义显然不可能产生令人感兴趣的艺术品，但是如果想要呈现一些新意，而且不至于使众多耽于享乐的欧洲大城市居民目瞪口呆的话，偶尔闪现一点也无妨。

我到达悉尼的第一天，买了一幅世界地图，那是一个上下颠倒的世界——也就是说，西伯利亚、加拿大和格陵兰位于地图的底端，开普敦、火地岛和阿德莱德则位于上端。这幅地图名叫“乾坤颠倒”（Down Under），言下之意是把世界地图翻转过来不会引起逻辑学或制图学方面的争议。我饶有兴味地发现，从那座建于十九世纪的商店的精致橱窗看过去，这幅地图的版本不仅真实可信，而且立即觉得它更加吸引人，甚至更加和谐，我当时想不出这是出于何种原因——除了那种独特的心理震撼，感觉澳大利亚人是以颠倒世界的方式，自负地让自己成了世界的中心。

我坐在那家商店旁边的比萨店，一边品尝一杯澳大利亚产苏维翁葡萄酒，一边观看这幅奇特的世界地图。此时，一位身材高大的金发女服务员过来招呼我。我觉得她长得有点像海伦·蒂米邓科，但要漂亮得多。我和她聊了起来，然后惊奇地发现她是挪威人，来到这里才不过几个月，而且决定在澳洲再待几年。从北极思维转换到南极思维——这种跨越地球的经历，如今在一天之内就能实现，它让这位姑娘显得格外欢快，那种感觉就像米兰·昆德拉笔下的某个尚未定型的中欧社区，但在这里表现为一种宏大开放的感觉。澳大利亚的存在确实给人以一种朦胧感：“我不知道自己想去哪儿，但我知道自己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这位靓丽的挪威女孩红扑扑的脸上淌着汗水，像一盏闪光灯一样穿梭在悉尼湾这座奇特、浮华而又朦胧的码头，端着意大利肉酱面、比萨饼和通心粉走来走去，这幅场景让她变成了一个十足的澳洲人。她极为自然地把大瓶的维多利亚苦啤酒放在烤好的意大利美食旁边，转动着曼妙的身躯回到厨房，习惯性地用臀部挡开弹簧门。我回头看了看地图上方的悉尼和下方的奥斯陆，感觉到一阵释然，这种感觉自那个二月份的夜晚一直伴随着我——那是一个夏末的舒适夜晚，码头的白鹭旁边有许多棕榈树，树下有许多一边漫步一边欢声笑语的人们，在一条地铁线后面，一些灯火通明的高大楼房拔地而起，一直伸向虚无缥缈的夜空。

第二天，我和M在丛林中来了一次远足。太阳依旧在北面的天空上高照，我们按照一些破烂不堪的木质指示牌去找寻一处温泉，但却没有找到。一次又一次，宽得出奇的沙土道路变得出奇地宁静；一次又一次，我们只能看到长满桉树的起伏不定的无尽大地。当我们在一棵禾木下小憩时，汗水流进了我们的眼睛，突然看到眼前有一条大鳄鱼。它就坐在那里，高傲地盯着我们，就像D．H．劳伦斯有一年春天在陶尔米纳遇到的那条蛇一样不紧不慢，威风凛凛：“土褐色的身躯，仿佛是燃烧的大地深处孕育的土金。”它在那里坐了一会儿，每隔十秒眨动一下巨大的圆形眼皮。接着，它毫不费力地悄然消失在热浪之中。我们推测博特尼湾还很遥远，几乎要从海边走上一天。寂静而广阔的大地在我们头脑中逐渐增大，很快我们就忘掉了一切。后来，在走了十公里之后，我们浑身是汗，脸也被晒伤了，于是转身往回走，脚上磨了一些水泡，一边胡言乱语，一边咯咯傻笑。我们迷了路，渴得要死，感觉双腿发软，抵达一座废弃的车站时已经筋疲力尽。那座车站有一列火车，待在那里一动不动，否则它就只是一处空荡荡的荒地。回到悉尼中央车站之后，我们感觉突然看到什么东西从意识当中一闪而过。那天晚上，我们在铺设有名人名言铜牌的码头上，抱着澳大利亚产的优质葡萄酒，喝得酩酊大醉。我迷迷糊糊地记得，就在几天之前，在欧洲时间的一个午夜，我从新加坡机场起飞之后，看到太阳正在从南中国海上空升起。在我们的飞机下方，是被荷兰作家穆尔塔图里^[6]称作“翡翠腰带”的印度尼西亚群岛。但在澳洲，我从飞机上只能看到林立的楼房笼罩在醉人的薄雾之中。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已经飞过达尔文市，飞向布鲁斯·查特文极为痴迷的无尽平原。回想起来，阿拉木图、塔什干、巴库、叶卡特琳堡和伊斯兰堡这些城市似乎离欧洲很近，在一夜之间，我们的飞机就飞过了北半球和南半球的分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