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

所谓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是要向特定读者群提示与读书有关的下列各点：一、历代读书之法。二、读历代书之法。三、一般读书之法。四、读书与治学。自清季改行西式学堂的教学方式，后来又受到故意与前人立异之言的误导，读书逐渐变异为读教科书或是一味翻书找材料，真正意义上的读全书知本意，已是一种奢侈行为。可是对于有志于学的新进而言，要想成为读书种子，应当懂得放眼读书的必要与把握读得懂看得完的门道，读书治学才不至于终生参野狐禅。

一 不懂才要学

编辑《读书法》，是想为大学本科以上程度和一般有志于人文学科的爱好者提供一本方便的参考书，以便寻得门径，可以循序渐进地读懂浩如烟海的古今中外书籍。诸如此类有利于新进学习寻找进入堂奥之道的门径书，共计划编辑4种，已经出版了《近代中国学术思想》、《近代中国学术批评》、《国学的历史》等3种。就今日的普遍程度而言，这类浅显的入门书或许已经有些深难，因而对于以上层级或许也不无参考价值，因为不读书或读不懂书显然已经不是初学者才面临的困惑，只要程度适合，有所裨益，好读书者都不妨翻看。与之相应，还有《程师》一种，尚待编辑。只是对象有所不同。

《读书法》试图向特定读者群提示与读书有关的下列各点：一、历代读书之法。二、读历代书之法。三、一般读书之法。四、读书与治学。这几点虽然可以分开来讲，其实基本是一回事，而且只有明白为什么是一回事，并当成一回事来做，才能真正懂得读书之道。

编辑本书的初衷当然是为后学新进提供一本学习中国历史文化的入门书，但绝不是时下流行的可消费式精神快餐，也绝不如当年胡适提倡整理国故时所宣称的一般中学生也能够参与其事。一味迎合青年娱乐大众的文化商品，在流行与赚钱之余，难免误导和愚弄的无穷流弊，自身也往往陷入趋时即容易过时的尴尬。中国文化虽然一脉相承，未曾中绝，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迁，深浅的标准也不断发生变化。远的不论，晚清编辑的一些中学教科书，民国时期就升格为大学参考书。而当年胡适等人鼓吹白话文之际所举为力证的宋元明清通俗易懂的白话小说，今日大学文史专业的本科生已经视同难以卒读的文言文。后来严耕望特意为穷学生撰写的治史小书，如今不仅开本放大，内容也不是青年学生容易领会，甚至不少青年教师也觉得有些费解。

所谓入门，含义有几层：

其一，虽然只是入门，仍然不要抱着一看就懂的幻想，有志趣者必须通过认真学习和仔细揣摩才能有所领悟，充斥书肆坊间的那种貌似一看就会的文字和自诩不学而能的办法，大都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江湖骗术。正如学习各种程式化的技艺，除了少数天赋异禀者与生俱来的一往情深，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长时间不断重复的基础性练习可能相当枯燥乏味，却是培养兴趣逐渐变成内行不可或缺的必由之路。中国传统饱受后人诟病的记诵式学习，道理相同。梁启超所鼓吹的“学问之趣味”，也只能由此而滋生。

其二，入门阶段，必须取法正确，若是行差踏错，走岔了路入偏了门，再努力也是缘木求鱼，甚至南辕北辙，以致终生横逸斜出，参野狐禅。时下学界乱象横生，良材被雕为朽木的情况屡见不鲜。无知者无畏，越是乱来则越是敢于一往无前。一般情况下，读书得法，常常伴随由涩而顺的渐进过程。

其三，入门不过起始，进得门来，可以望见那些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已是井然有序，但是要想进一步深入堂奥，还须放眼读书。取法得当，读书越多，读懂的可能性越大，读书的能力越强。如果没有高远志向，有书不读，办法再好也是无用。

其四，探寻门径不是专讲方法，如钱穆所说，方法是为读过书的人讲的，对没有读过书的人讲方法，有害无益。因此，博览群书与揣摩读书之法必须相辅相成，读书不富而欲深谙读书之道，绝无可能。恰如要学会游泳不能只在岸上练习，懂得吃饭的方法而不吃则永远不饱一样，读懂书的妙诀便是大量读书。只有多读书，才有可能领悟读书法的奥妙。

本书虽然是为后学新进而编，却不适合浅尝辄止之辈，娱乐游戏之众以及钻营取巧之徒，而是面向有志于学之士。雅俗共赏不过是客观效果，如果刻意追求，很可能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流行一时与垂范长久实在不易兼得。那些连《红楼梦》也读不下去且无意读下去的受众未必愿意读，而饱学之士则不必读。若一味以生意眼取舍，旨在向广大微阅读人士提供消费快餐，以为读书法应该一看就懂，看了读书法就可以读懂所有书，未免自欺欺人。诸如此类的娱乐游戏乃至江湖骗术早已充斥坊间，若以一般受众现时的阅读能力为准，而不是着眼于提升其阅读能力，要想读懂历代书乃至一切书无异于痴人说梦。如此，则编辑本书的意义就荡然无存。

二 读书与读教科书

关于读书，宋以来专论不少，清代以及民国时期论述尤多，前人已经编辑过若干种专书，内容各异，取法不一，主观目的与基本取材则不无相似。之所以还要再编一种，一方面是因为从前的选本尚有未能尽意之处，另一方面，则是鉴于读书已成普遍难题的现状，希望借此提示一些读书门道，留住一些读书种子。

当今社会，节奏加快，信息爆炸，令人无暇读书，除了通过各种渠道获取资讯外，只能浏览快餐式的书刊。不仅如此，连习称的上学读书，也早就变了味道。从小学到大学，所谓读书，其实主要是读教科书，很少有机会真正读书。即便进入研究乃至教书阶段，如今通行的做法大概也不大读书。虽然每日少不了或主要是与书打交道，只能说是翻书寻找自己需要的材料，并非读书。作者的立意，全书的主旨，似乎与己无关。如此看来，读书已成一项奢侈之事，许多人一生当中读书的机会甚少，真正通读过的书自然为数不多。

既然读书不多，如何才能读懂，便成为问题。在力求读懂之前，首先应当明白，上学读书，就是要逐渐读懂那些读不懂的书，并且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如果一味只看那些一看就懂的书，获取感官愉悦，而美其名曰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则无论读多少书，也是低水平的重复，至多增加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很难有知识水平的进步提高。上大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努力读懂自己原来读不懂的书，使得读懂的书越来越多，读不懂的越来越少。检验上大学收效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原来读不懂的书读懂了多少，还剩下多少。以此为准，分为各个学期学年，可以验看提高进步的程度幅度，总体考察，则读懂的书越多，读不懂的书越少，成效越大。如果毕业之际与入学之时读懂书的能力相差无几，则有虚度光阴之嫌。

上大学的学习方式与中小学有所不同，初学发蒙，是从全然无知到逐渐有知，灌输式的教学必不可少，待到由背诵记忆积累起一定的知识，便具备相应的自学能力，可以通过各种形式主动延伸学习和扩展知识。大学阶段则应转变方式，以自学读书为主，听授为辅。大学老师的作用，首先是明道，即探求指示学问整体与分支的渊源脉络，其次则解惑，照本宣科式的授业只不过初级形式。若学生不读书，不问学，教师便只能盲目施教。而一视同仁的讲授无论多么认真规范，其实是最简单省事的办法，起不到因材施教的作用。由于高考以中学教育的内容为据而不以大学教育的需求为准，太阿倒持，以致如今大学本科阶段的教学，已经相当程度的高中化，不仅以课堂听授为主，而且从形式到内容都是高中阶段的延续翻版，学生学习的时间被大量规范化的课堂讲授填满，以至于很少有时间进图书馆系统读书。

当然，学生即使有时间也不愿读书的情形同样相当普遍，许多人在应付课程、交游、上网、闲聊等等之后，如果还有余暇，才随意翻书，而且由于心浮气躁，只看那些容易看懂的书，看不懂的便束之高阁。类似情形在海峡对岸也同样存在，据媒体调查，彼处大学生每天读书的时间平均不到一小时。也就是说，即使对于专门读书的大学生，读书也成为一项业余活动。不从被动转为主动，大学学习的效果自然不佳，学生掌握的知识以及与之相应的能力很难得到切实提升。近年来学生普遍反映大学阶段没有学到东西，原因至为复杂，家长和社会对于大学期望值的错位、大学理念的流失、教师资质的下降等等之外，就学生自身而言，最应该反躬自省的就是是否实现自觉转型，主动学习。被抱进大学的一代要做到这一层，实属不易。

大学阶段，要推动学生改变被动学习的习惯，由耳学而眼学，主动进图书馆博览群书的环节至为关键。尝戏言大学里唯一增值的就是图书馆，其余包括所谓高科技在内，都是高投入高消耗。尽管图书馆的书籍也有一些时过境迁即无甚价值，相当部分的图书随着光阴的流逝反而不断增值。珍本原版典籍产生的视觉冲击效果，很难为其他形式所取代。由于资源稀缺，不仅价格高昂，后设的大学图书馆财力再充足，收藏也极为有限。当然，藏书家与学问家对于书的需求有所分别，有心向学者偏重于后者。时下学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不会找书（包括进图书馆和利用网络），也不喜欢看书，而不是无书可看或看不到书。尤其是随着网络资源的日益丰富，坐拥书城已是普遍状况，无书可读的情形一去不复返，而上学不读书的现象却依然是到处的共相。章太炎曾经预言大学不出学问，原因之一，正是鉴于大学只听授而不读书的教学方式。认真读书，正是防止其不幸言中的可行之道。

胡朴安论及1920年代学界的风气，有如下评议：“今之学者不求所以自立，徒为虚㤭之气所乘，以盗窃为能事，以标榜为名事，不仅文话白话然也，一切学问，莫不如是。于是不知算学而言罗素，不知生物而言杜里舒，不知经史而言崔东壁，不知小学而言高邮王氏父子，无闭门读书之人，只有登坛演讲之人，无执卷问业之人，只有随众听讲之人。演讲与听讲，非不可行之事。然必演讲者对于所讲之学问，有彻底之了解，听讲者对于所讲之学问，有相当之根基。今演讲者自知学问之未了解也，于是好为新奇之说，以博听者之感情；而听讲者不仅无相当之根基，并无听讲之诚意。……真正为学问之宣传而演讲，与为学问之研究而听讲者，可谓决无其人。至其比较稍善者，亦不能由具体之研究，而求治学之条理，或抽其一二枝枝节节为之。此等治学者，一中于欲速之心，二中于好奇之念，盖具体的研究，非穷年累月不为功，且无新奇可喜之说，足以动人闻听。今摭拾一二事，彼此钩稽，甚且穿凿附会，为之者计日可成，听之者诧为未经人道，于是治学者遂有二途：一曰求中国隐僻之书，以比附西方最新之说；一曰求单文孤证，以推翻前人久定之案。尤以翻案之学说，风行一时。”^[1]

时间过去90年，所描述的情形即使不能说变本加厉，至少不见显著改善。那些抱怨在大学期间没有学到东西的学子，不妨自我反省，而大学和教育行政部门也应当作出调整。近年来呼吁改革高考制度的声音不断，不过正如清季停罢科举一样，在欧洲成为文官考试楷模的科举制本身未必非废止不可，今日高考制度的症结，当在上一级学校的考试录取以下一级学校的教学为标准，本末倒置。所谓升学率，不过是皇帝的新衣。中学阶段的学习，不能逐渐接续大学的教学，结果导致进入大学后不得不从头做起。而大学不断强化的规范化教学，反而有将学生的学习态度和方式的转型进一步延迟到研究生阶段之势。如果大学教师希望学生忘却其原来所学知识，彻底脱胎换骨，那么，此前的教育就应当全面反省。

三 要读书，不要只读《读书》

端正了基本态度，接下来就是了解恰当的取径和掌握行之有效的办法。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很长，如何读书的问题，却并非古今一贯地困扰着人们。唐以前受书写材料和相关技术的限制，书籍的种类和阅读的人数，相对较少。而中古自魏晋至两宋受佛教影响，成为中国思想演变的大事因缘，如何解读先秦的原典，先有两汉经古今之争，后来又进一步加入了清人的所谓汉宋之分。

宋儒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据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中庸大道，古今兼顾，考据义理并行，中外相辅相成，读书讲学并重，很有些相反相成的辩证意味。随着造纸和印刷术的发展普及，宋儒开始着重关注和讲究读书法的问题，力求既能正确理解原典，又可充分吸收外来文化而有所创获。明代偏重讲学，流弊所及，以致空谈误国。有鉴于此，清初诸大儒提倡读书，不以讲学为然，影响所及，有清一代风气重读书而轻讲学。清代可以说是继宋之后又一特别讲究读书的时代，无论学校还是书院，讲学之事越来越少。进学主要是读书，而非听授。

晚清中西学从冲突到共存，始终无法兼收并蓄。科举改革，主要是试图解决中西学两套系统如何兼容的困扰。停科举兴学堂，等于在经历了夷夏大防、中体西用之后，中西学的地位乾坤颠倒，不仅事实上用夷变夏，而且形式上以西学为优为尊。清季改科举为学堂，本意是培才与抡才合于一炉，实际上不得不将中学纳入西学。学堂里按照西式架构设置的科目课程，不仅变读书为读教科书，而且主要的教学形式由读书改为听授。与之相应，中学内容不得不以西式分科为模范，分门别类编成教科书，以适应教学的需要。而学术的分科与学制的分科相互影响，中学里面貌似文史政经的部分被西学吸纳，至于找不到适当对应的经学，在经历了一圈进入学堂的巡游之后，尴尬地退出历史舞台，逐渐被其他学科所分解。

清季民初的输入新知确有全盘西化之势，两宋和明清之际诸儒取珠还椟以免数典忘祖的苦心孤诣，变成高扬西化大旗的挟洋自重。民国时期讲学之风再度兴起，便是借助多位来华西哲的西风而成弥漫之势。再加上明治后新汉语的大量输入，用印欧语系的语法条理中文，以及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看似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实际上出现明显深刻的断裂，造成古今的隔膜，如何用学堂里学来的知识解读历代文献而不至于穿凿附会，成为令有识之士头痛不已的一大难题。

尽管西化蔚然成风和讲学盛极一时，汉语言文字和历代典籍毕竟是绝大多数国人知识的源泉以及汲取外来新知的凭借。为了解决沟通古今中外的难题，民国时期学人尤其好讲读书法，名目繁多的读书杂志层出不穷，作者贡献自己的读书心得和经验，介绍各种新书，提示中外名著的要义以及阅读办法，激发一般读者看书的兴趣。可是久而久之，却使得一部分读者将读书类的报刊文章当作书来读，将后人的认识当成原作的本意和全貌，反而有碍于读书解书。所以曾经戏称要读书，不要读《读书》，意思就是不要将读书类的报刊等同于原著，不能以阅览《读书》来代替读书。这与不要将教科书当作书来读一样，旨在强调不要误以为后人的认识都是当时的事实。同理，阅读《读书法》也不能替代读书，任何读书法，只能提示读书的门径，只有读书的人，才能用得其所。

此说引申而言，一切后来的认识，包括注疏、解释、导读、教材等等，在看似方便读者的同时，也难免增加了误导的可能，或是限制了后人的思维。从清代梳理历代文籍，到今日的古籍整理，在增加所谓含金量的驱使下，用力越大，错误越多，文本的内涵越是难以得到充分释放。傅斯年正是鉴于后来附加于史料的成分越多，可信度可能反而越低，才断言材料越生越好。史家的功能之一，就是剔除各种附加成分，还原文籍本意和事实本相。可见，要想尽可能充分地让文本的意思得到释放，最好的方式，就是使之素颜直面读者。

即使按照读书与治学分为不同阶段的观念，作为基础性的读书也并非轻而易举可以讲好之事。在好讲读书治学方法的近代学人当中，胡适尤其喜欢金针度人。可是，深入浅出如果流于浅薄，就容易误导众生。1928年，清华研究院毕业的陈守实“无聊中阅胡适《读书》一篇”，在日记中写道：“此君小有才，然绽论甚多，可以教小夫下士，而不可间执通方之士也。”^[2]读书高明者，所讲读书法才能得其要领，而善读者既不做两脚书橱，也不以专家自诩，而是精博相济，繁简两宜。

一时代要学问好，建树多，首先要育人，出人才能出货，有高人才会有佳作。而史学面向今天以前的一切，必须绝顶聪明的人下笨功夫，即使天纵奇才，也非经长期训练积累不能奏功。所以钱穆说读书要志向远大，虚怀若谷，否则读不进，参不透。人才可否成群结队的来，固然有时代、环境等等机缘，不可强求，师资的良否也是关键因素之一。而师资同时又是治学的主体，一身二任，关系重大。抗战结束时，王重民鉴于学界乱象，希望胡适办研究院，连二掌柜一起收。“要教习翰林，还要把作教习的人，给他们一个学习的机会，或者不得不学习的机会，则学术的生长点上，方有不断的新的进步。”^[3]尽管胡适好讲方法，后来影响也大，在见识稍深的学人看来，未必是拨乱反正的最佳人选。只是仅仅以学问为职业而非事业志业者，与小夫下士相差无几，胡适的治学方法也就足以成为他们暗自参考的枕中秘籍了。这也是胡适可以为一般人树立新的学术典范，而近代高手大家治学却并不经过亦不遵循其所创范式的要因。

四 书多终有读完时

古今中外的书籍数量庞大，一般读者当然无须尽阅，也无暇博览，无力通读，但是对于有志于学者而言，读完书却不仅是应有的抱负，也是实现理想的必由之路。

读书必须志向高远，才能沉潜持久。钱穆说过：“为学标准贵高，所谓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若先以卑陋自足，则难有远到之望。标准之高低，若多读书自见。所患即以时代群趋为是，不能上窥古人，则终为所囿。从来学者之患无不在是，诚有志者所当时以警惕也。”^[4]

有志者事竟成，书再多，只要持之以恒地坚持读下去，总有读完终卷之日。况且书籍的形成及其传衍，自有其历史脉络，数量再大，也是有迹可循，而非无法可读。中国历代典籍种类卷帙之多，在世界之林或可称最，可是善读者却说30岁以后即无书可读，而不得要领者却终生如牛负重。

诚然，今日的国民教育体制，有分段约期递进的时限，教人先读教科书，然后进入专题研究，在大量课程的压力下，即使到博士研究生阶段，也基本没有阅读教科书或讲义以外的真正读书，更不要说有充裕的时间放眼读书，加之训练有限，学生读书的速度和读懂的能力都明显不足，一般情况下亦不敢或不愿尝试缓不济急的放眼读书。好在学习阶段，还有老师指导把关，虽然未经博览群书，若得良师随时提示指教，一定程度可以弥补读书的不足，不至于乱读胡解。当然，若是不读书之人教书，横通妄言，势必误人子弟，贻害大众。随着老师宿儒的逝去，由今日通行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学人，好以自己的经验为治学的要诀，传授弟子，鼓励其择一前人未曾着手的领域，长期钻研，美其名曰占领制高点。可是在占山为王的取向下，因为没有整体观念，不能衡量高下当否，难免误以洼地为高峰。退一步讲，开垦一座荒山，固然有其价值，但是否当了山大王就是占领制高点，也大有可议。胡适当年倡导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萧公权便意识到可能出现看朱成碧的误会，主张在大胆假设之前应有一放眼读书的阶段，以免将天边的浮云误认作树林。凡此种种，都表明博而后约的法则仍然不可逾越。拖延越久，则后遗症越重，或举步维艰，或不断重复，或盲目冲撞，学问难以精进。

虽然现代教育体制下很难循着先博而后约的正途大道，无法读完书再做学问，早已让章太炎等人断言大学不出学问，还是应该尽可能多读书，并且设法掌握读书的技能。本科阶段，应该读懂基本书或必读书。各种学问均有基本典籍，熟读大书，又知渊源流变和条理脉络，即可执简驭繁。蒙文通认为：“做学问必选一典籍为基础而精熟之，然后再及其他。有此一精熟之典籍作基础，与无此一精熟之典籍作基础大不一样。无此精熟之典籍作基础，读书有如做工者之以劳力赚钱，其所得者究有限。有此精熟之典籍作基础，则如为商者之有资本，乃以钱赚钱，其所得将无限也。”^[5]此说不乏具体范例，清华国学院的姜亮夫在成都高等师范时受教于赵熙、林思进、龚道耕等人，他回忆道：

“我一生治学的根底和方法，都是和林山腴、龚向农两先生的指导分不开的。他们特别强调要在诗、书、荀子、史记、汉书、说文、广韵这些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书上下功夫。他们说：‘这些书好似唱戏的吊嗓子、练武功。’并形象地指出读基础书就像在大池里栽个桩，桩子栽得稳，栽得深，满堂的浮萍、百草都会同桩子牵上，乃至水里的小动物也属于这杆桩子了。龚先生还说，由博反约这个约才能成器，不博则不可能有所发现。得林、龚二师之教，我在成都高等师范那几年，便好好地读了这些基础书。这点，为我后来的治学，得益确实非浅。”^[6]

在保证熟读基本书的基础上，或者说为了更好地理解基本书，可以适当放宽阅读范围。放宽不等于盲目随意，最好是围绕研究的题目前后左右延伸。傅斯年曾经批评留学生乱读书：“此时在国外的人，囫囵去接一种科学的多，分来去弄单个问题的少。这样情形，不特于自己的造诣上不便，就是以这法子去读书，也收效少的。读书的时候，也要以问题为单位，去参考书。不然，读一本泛论，再读一本泛论，更读一本泛论，这样下去，后一部书只成了对于前一部书的泻药，最后账上所剩的，和不读差不多。”^[7]理不清条理头绪，犹如一团乱麻，自然分不出轻重主次。

以问题为单位，由博返约，适宜于研究阶段精读西书，但对于新进之人也会产生漫无边际无所适从的困惑。昔人读书，以目录为门径，由目录入手。“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账簿式之书目，盖所不取也。”读其书而知学问之门径的目录书，只有《四库提要》和《书目答问》“差足以当之”^[8]。这两种书成为晚清民国时期不少成名学人早年自修的指引。所谓学海无涯，很难无师自通，没有师承，也只是说不一定拜师入门而已，若无高人指点，大都盲人摸象。为师的作用在于明道，不仅要指示读书治学的一般轨则，更须具体讲究学问整体和各个部分的渊源流变。张之洞鉴于“读书欲知门径，必须有师，师不易得，莫如即以国朝著述诸名家为师”，所编《书目答问》特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清代学人曾经系统整理历代书籍，故“知国朝人学术之流别，便知历代学术之流别，胸有绳尺，自不为野言谬说所误，其为良师，不已多乎”^[9]。历代学术经过清人的条理和谱系化，固然添加了清人的时代意见，却也指引了门径和途则。尤其是清代学风受顾炎武等人的影响，反对讲学，鼓励读书，编撰《四库总目提要》和《书目答问》这样的目录书，使得后学者一书在手，不啻于获得读书的钥匙，可以循序渐进，自学成才。所谓指点迷津，金针度人，此之谓也。

读书须明道，所谓明道，包括人与学的传承的渊源流变。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不能仅仅将目录简单地当作簿记索引看，而要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其要旨包括四个方面：其一，窥知门径，可以逐渐登堂入室。其二，把握学问的整体及其来龙去脉的大势。其三，可知全系统与各部分的关系。其四，可辨主干与枝蔓，分别主次轻重，有选择地着重阅读原创性的经典，以求执简驭繁。

前贤法古尊圣，以学问为天下公器，著书大都述而不作，着力于注疏解释发挥圣言旨意，真正原创性的典籍，为数有限。这倒不一定是先圣智慧超凡，而是在书写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反复琢磨自然、社会、人生及其相互关系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道理，并以极为精炼的文字表达出来。即便读书一事，基本要旨既经指出，后人不过领会发挥而已。而且，既然圣言已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而非一家之言的私议，就不必详细注出，也没有所谓著作权的概念。老师宿儒之所以过目成诵者不乏其人，凭借之一即在于熟记原创性典籍。一些中外学人于此有所误解，用当今通行的西式观念，断为前人好抄袭沿用，进而追根寻源，穷追不舍，看似旁征博引，其实形同废词。因此，只要熟读原典，再看其余多数著述，可以如风扫残云一般席卷而过。

古人识字与背书相辅相成，不仅识字快，而且记诵深。循序渐进，终生受用。若有家学渊源，更是锦上添花。所以老辈学人治学，成竹在胸，又能相对地贯通各层面，自然拿捏得当，游刃有余。清季教育革新，推行西式学堂，即使所谓“私塾”，也比照学堂，大加改良，基本典籍不再是一定阶段识字讲书的凭借。古文虽是文言，看似书面语，却讲究声韵，因而读书是要发出声音的，诘屈聱牙，读不顺则文不通。近代改文言为白话，号称我手写我口，读书反而变成默认。缺了童子功，单靠后天弥补，往往事倍功半。由于近代以来西学新知取得压倒优势，中学不得不按照西式分科重新编排安置并据以实施传承教育，误读错解中学的问题一段时期内看似无碍大体，甚至利大于弊，而各种技术手段的日新月异，或许可以提供权通的办法。只是技术的发达不仅不能取代读书，反而更要讲究读书，否则一味仰仗技术进步而不谙读书之法，容易走火入魔。读过书的人利用新技术可以如虎添翼，若是不读书而滥用，则有百害而无一利。

今人大都简单地以为中国传统目录学所言只是图书分类，而非学术分科，晚清以来，受到西式分科治学的影响，才将四部与七科相对应。固然，以为近代学术转型是从四部到七科，很大程度上是误解中西学术及其相互关系的格义附会，但是以为中国固有的目录学只是图书分类，同样受到西式分科治学观念的制约，而对传统学术有所误解。如果目录书起不到提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作用，过去学人能够缘此进学就有些不可思议。关于此节，宋育仁明确指出：“古学是书中有学，不是书就为学”，“学者有大义，有微言，施之于一身，则立身行道，施之于世，则泽众教民。……今之人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不过欲逞其自炫之能力，以成多徒，惑乱视听。既无益于众人，又无益于自己。凡盘旋于文字脚下者，适有如学道者之耽耽于法术，同是一蛊众炫能的思想，乌足以言讲学学道，适足以致未来世之愚盲子孙之无所适从耳。”^[10]钱穆也说，不把书籍作学问的对象，其实是过于主观自信的表现。虚心读书，积累系统知识，才是向学的正道。只是今人翻看目录学书籍，大都感觉茫然，只能当作索引找书，很难把握其中指示的系统。而书中有学，因书究学，恰是中国目录学与西式索引本质不同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