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这本书有两个重要的目的:第一个目的是给人们提供一个有用的透镜,让人们了解他们自己的生活。预见是一个有力的武器,而可预见性是一个有力的标志。但是把握和应用预见的艺术和变成一个可预见的实体,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有一些关于如何做这些事的主意,将在本书后面的几章中和大家共同探讨。第二个目的,坦率地说,是敲响警钟。我在我们的社会中——特别是企业组织中——看见了一些倾向,这使我十分忧虑。这些倾向愈演愈烈,我的忧虑也越来越重。为了帮助带来我们期望的前景,我们创建了许多像样的公司。然而这些公司现在的行为方式却在破坏这一重要目标。他们正在砍去内涵和价值——这些不可或缺的可预见性的基础支柱。企业经理为他们的行为辩解,声称他们专横地解雇那些尚有能力的长期服务的员工是为了改进短期的第一线工作。我听到这种遁词时感到发抖,不仅因为这种行为非人道,同时也因为它的短见。当人们说私利(或言“贪婪”)是决策的最好准则时,我又发抖了,不仅因为这种世界流行观点赤裸裸地不道德,而且也因为它所说的关系到我们正确地行动以实现重要目标。——史蒂文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