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宏篇巨著，对于汉代以后史学的影响至为深远。古今学者对它推崇备至，南宋大学问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推誉《史记》说：“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也有相类似的评价，他在《文史通义·申郑》中说：“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那是再精辟不过了，他于所著《汉文学史纲要》中认为《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简而赅的评断，揭明了《史记》的特殊地位。
《史记》这部非凡的史作，出自司马迁这位杰出的史学家之手。他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司马迁在孩童时代，“耕牧河山之阳”。十岁随父来到京师长安，开始学习古文。后来跟着儒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学习《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漫游名山大川，考察古迹，搜集遗闻，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这使司马迁开阔了胸怀，增长了知识，为尔后撰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
司马迁结束漫游，返回长安后，出任郎中。郎中虽然位卑秩低，但却是步入仕途的阶梯，又有机会接近皇帝。元鼎年间，武帝或巡行，或祭祀，或封禅，司马迁常为扈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司马迁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代表朝廷视察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这些活动，使司马迁亲身感受了社会现实，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
在司马迁的史学生涯中，有一位对他影响巨大的人物，这就是其父司马谈。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担任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搜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知识渊博，撰有《论六家要旨》，对春秋战国以来的学术派别进行了总结。司马谈身为太史令，最大的愿望是编写一部通史。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谈随武帝东巡泰山封禅，刚到洛阳便重病不起。适逢司马迁出使回来。司马谈拉着司马迁的手，流泪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俯首流涕，接受了父亲的遗命。他能在尔后的岁月里，以顽强的毅力、喷薄的激情完成《史记》，与司马谈的遗嘱是分不开的。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出任太史令，从此，他有机会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为撰写《史记》提供了必备的条件。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完成了国家改革历法的工作以后，便开始撰写《史记》，也就是《史记·太史公自序》里提到的“论次其文”。在撰写过程中，横祸降临。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率军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因孤军深入，被匈奴重兵包围，全军倾覆，李陵投降匈奴。汉武帝就此事询问司马迁，他怀以拳拳之忠，坦陈己见，认为李陵投降，是由于寡不敌众，又无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一人。李陵并非真降，是找机会报答汉朝。这一下触怒了汉武帝，认为他是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贬责武帝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司马迁身陷囹圄，受了腐刑。平日那些亲友显贵竟无一人挺身救助。司马迁的肉体和精神受到难以忍受的摧残，痛不欲生。但他顾念《史记》还没有完成，才隐忍苟活下来。这次腐刑之祸，对司马迁灵魂的撞击之重是可以想见的，撰写《史记》的动力和境界，由此提升到了一个异于往昔的阶段。
三年后，司马迁被赦出狱，担任中书令，成为皇帝身边的祕书，看似荣耀。但这一官职，只有宦官才能充任。表面上的荣耀，遮掩不住实际上的耻辱。司马迁与命运抗争着，终于超越了自我，把血与泪全部凝结在《史记》之中。
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司马迁的朋友任安写信给他，他回了一封信，即有名的《报任安书》。其中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看来这时《史记》已经基本写就。
司马迁去世年代，向无定论。因缺乏足以定论的材料，很难指出确切年代。大体说来，应该卒于武帝末年，也有人认为卒于昭帝时期。
据《太史公自序》，《史记》全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书名“太史公书”。早期，学术界也把《史记》称作“太史公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东汉末年，学者著述中，已称《太史公书》为《史记》。三国时期，“史记”已成为司马迁之书的专名。
《史记》由五个部分组成，最前面的是本纪，下面依次为表、书、世家、列传。本纪按朝代记述帝王史事，凡时间可考的，均系以年月。内容主要记述帝王言行政迹，兼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国家大事。实际上，它是一部编年体的帝王简史，可视为全书的纲要。世家记载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的历史变迁，记事方法也是按年系事，等于诸侯的本纪。个别人物，如孔子、陈涉，虽非王侯，但其行事和影响却与一般人臣迥然有别，所以，也列入世家。张守节《史记·孔子世家正义》说：“孔子无侯伯之位，而称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宗于夫子，可谓至圣，故为世家。”司马贞《史记·陈涉世家索隐》说：“胜立数月而死，无后，亦称系家者，以其所遣王侯将相竟灭秦，以其首事也。”两家的诠释符合实际情况。列传主要是人物传记，上层勋臣士大夫，下层某领域的代表人物，均可入传。对于四边的少数民族，也撰有专传。书是有关各种典章制度的专篇，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礼乐、天文历算等重要领域。表采用表格的形式，简明扼要地标注人物和事件。
《史记》的五个组成部分不是毫无联系的，而是有机地构成一个整体。全书的中心是本纪，世家、列传的取舍均与本纪有内在的联系。立足本纪去阅读世家、列传，便会把握整个的历史背景；而配合世家、列传去阅读本纪，才会对本纪增加许多生动具体的认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以人物为主要线索。书则不同，它以社会的方方面面为专题，详述制度的兴替沿革。几个部分组合起来，就构成了系统、完整的历史画面。
在《史记》的五个组成部分中，本纪与列传所占篇幅最多，是书中的主体。因此，人们把《史记》的体裁称之为“纪传体”。这是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一个创举。从此以后，历代史学家沿其规制，编写了大量的纪传体史书，名声最著的莫过于二十四史中《史记》以外的二十三史。二十三史和晚出的《清史稿》，虽然在体制上与《史记》不完全相同，如《汉书》无世家，书改称志，一些史既无世家，也无表、书。但是，诸史却无一例外的有纪有传，均未超出司马迁创设的体制。由于纪传体史书体制宏大，可以分门别类地容纳历朝的典制，又能突出帝王的中心地位，真实地反映上下尊卑有序的封建等级制度，所以，特别受到当权者的重视，成为各朝“正史”。《隋书·经籍志序》说：继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之后，“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到清乾隆年间，钦定以《史记》为首的二十四史为“正史”。纪传体史书的这种特殊地位，是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各体史书所无法比拟的。
《史记》记事的上限起于传说时代的黄帝，下限学术界说法不一。有两种说法赞同者多，一说终于武帝获麟的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一说终于太初年间（公元前104年至前101年）。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武帝时期，历时三千年左右。司马迁把如此之长的历史载之于《史记》，从而使《史记》成为贯穿古今的通史，这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司马迁之前，也出现过不少史作，如《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秦记》、《楚汉春秋》等，都是不同时代的史学代表作。但这些史书都不具备古今通史的性质，在时代空间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期，经济繁荣，中央集权制得到加强，文化勃兴。奋发昂扬的时代气息，给司马迁撰写古今通史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汉兴秦亡，原因何在，对于当时的史学家来说，是一个迫切需要总结的问题。再往上推溯，历代的兴亡，都需要思索，寻找出规律，作为汉代统治者为政的借鉴。司马迁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条件和时代呼唤下，完成了他的史作，从远古，到当代，悠远而恢弘，体现了汉武时期的辉煌。
史书是叙述史事的，编撰一部优秀的史书必须拥有大量历史材料，然后经过剪裁加工，才能镕铸成材料丰富、信而有征的史作。在这一方面，司马迁不愧为史学巨匠。他编写《史记》的过程中，取材相当广泛。在《史记》一书中，提到的典籍就有一百余种。当然，司马迁披阅的典籍远不止此数。《汉书·司马迁传赞》提到的司马迁修《史记》是“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仅这五种书，就有《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三种在《史记》中没有言及。由此可以推知，司马迁占有的史籍该有多么宏博。除了史籍，司马迁还利用了国家的档案文书。他身为太史令，管理档案文书是其所职，阅览和利用这些档案文书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史记》中有关汉诸侯、功臣诸表，均取材于国家收藏的《功令》、《列封》、《令甲》，舍此而别无他途。司马迁到各处实地调查来的材料，也是《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这些材料范围颇广，有对地理的勘察，有对古迹的调查，有对历史人物的探寻，有对当事人的访察，有对歌谣里语的搜集等等，各种各样的材料大大拓宽了《史记》的取材范围。
对于得自各种途径的材料，司马迁确定了严格的“义例”，进行材料的选取和组织。所谓“义例”，又谓之“书法”、“凡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修史时取舍材料的原则和标准。从《史记》本身来寻找，可以把取舍材料的原则和标准主要归纳为以下几项：第一，以孔子学说和儒家经典作为取舍材料的基本原则。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明确他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而“六艺”是孔子思想学说的体现，以孔子的观点作为是非的准绳。所以《孔子世家赞》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基于这一取舍材料的基本原则，司马迁一方面对大量的史料进行排比甄别，或者采录，或者扬弃；另一方面，把大量六艺经传作为可信的史料，经过剪裁，直接熔铸于许多篇章。第二，信从原始资料。原始资料比较接近事件发生的时代，记事者比后人容易了解事物的真相，这就相对提高了史料的可信程度。所以，司马迁在《五帝本纪赞》中提出：“不离古文者近是。”所谓“古文”，就是采用先秦文字书写的典籍。此类典籍，产生的时代较早，是司马迁撰修《史记》重点取材范围。有代表性的是古文《尚书》，司马迁早年曾专门学习此书，修史时采摘颇多，如果我们把《尧典》与《五帝本纪》、《禹贡》与《夏本纪》、《金滕》与《鲁周公世家》、《微子》《洪范》与《宋微子世家》略作比勘，就会发现司马迁由衷地相信古文《尚书》。古文《尚书》之外，对古文书写的《诗》、《春秋》、《左传》、《国语》等典籍，也多有采录。第三，重视实地考察获取的材料。司马迁为了搜集第一手材料，游踪遍及汉代半壁江山，对耳闻目睹的真实情况，大量纳入《史记》。如《淮阴侯列传》载：“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司马迁利用实地考察材料撰写的历史文字，人们读起来，感到特别亲切和可信。第四，“择其言尤雅者”。意思是说选择记述可靠的。司马迁得到的材料，百家杂陈，众说纷纭。面对这些材料，司马迁在《五帝本纪赞》中提出了“择其言尤雅者”的选材原则。他对同一人物、同一史事的不同记载，进行比较，去伪存真，实事求是地表述历史。在这一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关于黄帝的记载。从战国至汉初，黄帝是人们的热门话题，各家著作，没有不大谈黄帝的。但所谈大多神乎其神，荒诞不经，用司马迁的话来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表现了一位严肃史学家的治史精神，他“择其言尤雅者”，只撷取《五帝德》、《帝系姓》中较为可信的文字作为修史的素材，因而赢得了后人的推誉。清代李嗣业《杲堂诗抄》卷四便说：“史公所作《黄帝本纪》，简而雅，质而不夸。”第五，疑难之处，或存疑，或略而不书。由于各种原因，史料歧异，或者没有可信的史料，本是正常的事情。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任凭己意取舍其一，难免不失之武断。司马迁在《三代世表》中提出“疑则传疑”，在《仲尼弟子列传》中又提出“疑者阙焉”，不失为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史记》中《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和《三代世表》不标年月，只载世系，就是这种科学态度的最好体现。在取舍材料方面，司马迁还确定了一些其他的原则，如《大宛列传赞》提出“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天官书》提出“纪异不说不书”，等等。司马迁根据这些原则，取其所当取，弃其所当弃，最后结晶为一百三十篇。
司马迁对自己的史学巨著作过概括性的评价，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他撰写《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人们于此不但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历史观，也可以看出撰写《史记》的宗旨。“究天人之际”，就是探究天与人的关系。天人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又至关重要的问题。殷周时代，宗教神学统治着思想界，那时虽然有过对宗教神学的怀疑和否定，但都显得非常微弱，无法动摇基础坚固的宗教神学。宗教神学中心的话题是把帝王拥有的一切解释为上天所赐，天道不变，王权永恒。任何一个帝王都乐于接受和维护这一理论。一直到汉武帝时代，董仲舒仍大张旗鼓的倡导天人感应神学论。司马迁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史学家，由于前人唯物主义思想的启迪，历史事变展示的客观规律，使司马迁回答天人关系时有了新思维、新观点。他在记述许多人物和事变时，割断了天与人的宗教联系，从社会关系中去探索人事、政事、国事的兴衰成败。同时，把对自然现象的科学探讨和阴阳五行学说中的迷信色彩加以分别，承认自然现象的真实性，否定阴阳五行学说中的虚妄。这些认识，在今天看来，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却是站在思想理论界的峰巅。当然，也不必讳言，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理解，没有彻底从宗教神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在《史记》中，有时看到司马迁从宗教神学圈子中走了出来，有时，他又返回老圈子中徘徊。这种对宗教神学的怀疑与信从、否定与肯定的并存，反映了司马迁思想深处的时代烙印。
“通古今之变”，就是研究古今历史的变化。历史是凝滞不变的，还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观。司马迁承认历史的可变性，所以，他用人物和史事记述了三千年历史的发展态势，并揭示了历史变化的内在和外在的原因。其内容略古详今，粗线条的勾勒夏、商、周，而对战国、秦、汉历史则条分缕析。他通过“原始察终”，来“见盛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做到以古为镜。司马迁对历史的这种洞察力，对历史的把握和运用，已经向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虽然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时，没有摒弃机械循环论的影响，但与当时的思想理论界权威董仲舒提出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相对比，还是高明得多。
“成一家之言”，就是建立独成一家的思想体系。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司马迁的宏伟志愿和博大胸怀，也看到了他敢于从事开创性劳动的个性。在司马迁之前，史学还谈不到成“家”成“派”，早期史官所修史书，尚难目为“一家之言”，史学被包容在《六经》之中。是司马迁在史学领域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采摘《六经》异传，整齐百家之语，融会各家学说，综合古今学术，辨别源流得失，首次运用纪传体裁，以人物为中心勒成第一部中国通史，多侧面地展示历史的变迁，谈古论今，“继《春秋》，述往事，思来者”，从而使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完整的学术门类，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竖立起第一座划时代的丰碑。从此以后，史学进入了自身发展的新阶段。
《史记》杀青之后，司马迁亲手抄写正本、副本两种，“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太史公自序》语）《索隐》把“名山”解释为“书府”，又引《穆天子传》和郭璞之说，进一步说明“名山”就是古代帝王藏策之府，用今天的话来说，当即国家图书档案馆。把《史记》献给中央朝廷，可能性不大，《高祖本纪》有对刘邦的讥讽文字，《今上本纪》对武帝尤多微词，献书朝廷，弄不好便会招致不测之祸。何况“名山”如果指朝廷收藏典籍之处，那么，岂不正本在京师，副本也在京师？从行文来看，“名山”与“京师”应当不是一地。《史记》的副本也没有在官方，而是存于司马迁之婿杨敞家。杨敞在昭帝时官至丞相，他曾让《史记》部分篇章传布于外。敞子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并把全书宣布于世。但是，西汉末年，《史记》仍不易得到。《汉书·宣元六王传》记载：东平王宇“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臣闻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礼不言。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时值成帝之初。当时连诸侯王都不能得到《史记》，一般文化人就可想而知了。东汉初期，《史记》的流传仍局限在上层，人们得到的是一些单篇抄本。皇帝把个别篇章赐给臣下，都是有针对性的，被朝廷上下视为一种特殊的恩宠。东汉末年和魏晋时期，《史记》才在文化界较为广泛地流传，进入了一般士大夫之家。
据司马迁所说，《史记》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但是东汉初年，班彪、班固父子二人已指出《史记》有残缺。《后汉书·班彪传》载彪之言云：“太史令司马迁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汉书·司马迁传》载固之言，也说《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汉书·艺文志》于《太史公百三十篇》下载班固自注云：“十篇有录无书。”班彪、班固父子治学严谨，又去司马迁仅百年左右，他们所言不会有误。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说出十篇篇名。后来，三国时魏人张晏开列了所亡十篇篇目，《集解》引张晏云：“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已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研究《史记》亡篇的学者，有的支持张晏的说法，也有不少人持有异议。众说纷纭，互相驳难。由于缺乏绝对可靠的材料，很难定论。大体说来，在班氏父子时代，《史记》残缺十篇，残缺程度不一，既有整篇，也有部分章节。
古代人写书还是比较随便的，整段引用他人的文字司空见惯，缀补别人的撰述也是常事。《史记》出现缺失，便有了增补者，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便是其人。《索隐》引张晏云：“元、成之间，褚先生补阙，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除了这四篇，据今本《史记》可以确凿无疑地指出有褚少孙补续文字的篇章还有《三代世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列传》、《滑稽列传》。有的学者认为《陈涉世家》标明“褚先生曰”，所以也论定为褚少孙续补之篇。但《集解》引徐广说，古本《史记》“褚先生曰”或作“太史公”，《陈涉世家》是否存在诸少孙补笔，很难得出令人坚信不疑的结论。《张丞相列传》、《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两篇，也有人怀疑揉入褚少孙笔墨，但同样缺乏确证。
历代出现过不少学者注释《史记》。根据今天能够看到的材料，最早作注的是东汉延笃，他撰《音义》一卷，又有佚名者作《章隐》五卷，均见载于《史记索隐后序》。两家注释之作，早已失传。南朝刘宋中散大夫徐广作《音义》十三卷，中郎外兵曹参军裴骃又作《集解》八十卷。《音义》久佚，《集解》尚存，是今世还能见到的最早《史记》注释，为数众多的《音义》片段，保留在《集解》中。南齐时，轻车录事邹诞生撰《音义》三卷，隋祕书监柳顾言撰《音旨》三十卷，邹、柳二家撰著失传已久。进入唐代，注释《史记》的工作受到学者的重视，不但注释者增多，而且出现了最有成就的两部代表作，即司马贞的《索隐》和张守节的《正义》。裴氏《集解》主要利用儒家经典和各种史书来注释文义，吸收了不少前人成果。司马氏《索隐》比《集解》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不仅注音，还注重释义，音义并重。张守节撰《正义》倾注毕生精力，注音释义都比较严谨，对地理的注释尤为详明，质量比《集解》、《索隐》又有所提高。裴氏、司马氏、张氏三家的注释，被公认为古代最有权威的训释之作，人们习惯上合称“三家注”。三家注本来各自单行，宋朝时才把三家注统一排列在正文下，合为一编。清人吴国泰撰著《史记解诂》、瞿方梅撰《史记三家注补正》，多有新的阐发。今人日本泷川资言撰著《史记会注考证》、台湾王叔岷撰著《史记祕斠证》，都是注释《史记》的集大成之作。
唐代以前，《史记》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今天尚能见到的都是零散的残卷，日本高山寺藏有六朝时期抄写的《史记集解张丞相列传》残篇和《史记集解郦生陆贾列传》一卷，国内外藏有为数极少的敦煌唐钞卷子本《史记集解》。能够使《史记》得以广为传布的不是手抄本，而是宋代以后出现的大量木刻本。北宋景祐年间，曾刻《史记集解》，今存四十一卷，藏于北京图书馆。此本的祖本是淳化刻本，淳化原刻本已不可得，景祐本就是今世最古老的刻本了。南宋绍兴年间杭州刻印《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另外又有朱中奉刊本和淮南路无为州官刻本。三家注合刻本以南宋庆元年间黄善夫刻本为最古，此本颇受学术界重视，涵芬楼和商务印书馆都曾影印。清代是整理古籍的辉煌时代，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两种流传较广的刻本，一种是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武英殿校刻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一百三十卷，人们称之为“殿本”。因为是国家一级的官刻本，所以有许多知名学者参加校勘，对《史记》原文和注文多所厘正。另一种是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金陵书局校刻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一百三十卷，此本汇校了宋、元、明有代表性的各种版本，并汲取了学者的研究成果。此本失误较少，人们视为善本。五十年代末中华书局开始标点校勘《二十四史》时，《史记》即采用金陵书局本为底本。1959年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史记》。这一新的本子，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全书有了标点分段，二是根据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对《史记》原文和三家注作了大量的校订工作，给读者提供了方便。
这次对《史记》全书进行注释和翻译，原文是利用金陵书局刻本，并参考了中华书局点校本。原文明显错误之处，注释者作了改正。
本书的注释和翻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稿子是十年前写就的，由于某些原因，未能及时出版。这次付印之前，注释者又作了一些修订。由于本书成于众人之手，水平不一，不妥和失误之处，实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吴树平
《史记》这部非凡的史作，出自司马迁这位杰出的史学家之手。他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司马迁在孩童时代，“耕牧河山之阳”。十岁随父来到京师长安，开始学习古文。后来跟着儒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学习《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漫游名山大川，考察古迹，搜集遗闻，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这使司马迁开阔了胸怀，增长了知识，为尔后撰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
司马迁结束漫游，返回长安后，出任郎中。郎中虽然位卑秩低，但却是步入仕途的阶梯，又有机会接近皇帝。元鼎年间，武帝或巡行，或祭祀，或封禅，司马迁常为扈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司马迁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代表朝廷视察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这些活动，使司马迁亲身感受了社会现实，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
在司马迁的史学生涯中，有一位对他影响巨大的人物，这就是其父司马谈。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担任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搜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知识渊博，撰有《论六家要旨》，对春秋战国以来的学术派别进行了总结。司马谈身为太史令，最大的愿望是编写一部通史。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谈随武帝东巡泰山封禅，刚到洛阳便重病不起。适逢司马迁出使回来。司马谈拉着司马迁的手，流泪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俯首流涕，接受了父亲的遗命。他能在尔后的岁月里，以顽强的毅力、喷薄的激情完成《史记》，与司马谈的遗嘱是分不开的。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出任太史令，从此，他有机会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为撰写《史记》提供了必备的条件。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完成了国家改革历法的工作以后，便开始撰写《史记》，也就是《史记·太史公自序》里提到的“论次其文”。在撰写过程中，横祸降临。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率军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因孤军深入，被匈奴重兵包围，全军倾覆，李陵投降匈奴。汉武帝就此事询问司马迁，他怀以拳拳之忠，坦陈己见，认为李陵投降，是由于寡不敌众，又无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一人。李陵并非真降，是找机会报答汉朝。这一下触怒了汉武帝，认为他是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贬责武帝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司马迁身陷囹圄，受了腐刑。平日那些亲友显贵竟无一人挺身救助。司马迁的肉体和精神受到难以忍受的摧残，痛不欲生。但他顾念《史记》还没有完成，才隐忍苟活下来。这次腐刑之祸，对司马迁灵魂的撞击之重是可以想见的，撰写《史记》的动力和境界，由此提升到了一个异于往昔的阶段。
三年后，司马迁被赦出狱，担任中书令，成为皇帝身边的祕书，看似荣耀。但这一官职，只有宦官才能充任。表面上的荣耀，遮掩不住实际上的耻辱。司马迁与命运抗争着，终于超越了自我，把血与泪全部凝结在《史记》之中。
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司马迁的朋友任安写信给他，他回了一封信，即有名的《报任安书》。其中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看来这时《史记》已经基本写就。
司马迁去世年代，向无定论。因缺乏足以定论的材料，很难指出确切年代。大体说来，应该卒于武帝末年，也有人认为卒于昭帝时期。
据《太史公自序》，《史记》全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书名“太史公书”。早期，学术界也把《史记》称作“太史公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东汉末年，学者著述中，已称《太史公书》为《史记》。三国时期，“史记”已成为司马迁之书的专名。
《史记》由五个部分组成，最前面的是本纪，下面依次为表、书、世家、列传。本纪按朝代记述帝王史事，凡时间可考的，均系以年月。内容主要记述帝王言行政迹，兼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国家大事。实际上，它是一部编年体的帝王简史，可视为全书的纲要。世家记载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的历史变迁，记事方法也是按年系事，等于诸侯的本纪。个别人物，如孔子、陈涉，虽非王侯，但其行事和影响却与一般人臣迥然有别，所以，也列入世家。张守节《史记·孔子世家正义》说：“孔子无侯伯之位，而称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宗于夫子，可谓至圣，故为世家。”司马贞《史记·陈涉世家索隐》说：“胜立数月而死，无后，亦称系家者，以其所遣王侯将相竟灭秦，以其首事也。”两家的诠释符合实际情况。列传主要是人物传记，上层勋臣士大夫，下层某领域的代表人物，均可入传。对于四边的少数民族，也撰有专传。书是有关各种典章制度的专篇，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礼乐、天文历算等重要领域。表采用表格的形式，简明扼要地标注人物和事件。
《史记》的五个组成部分不是毫无联系的，而是有机地构成一个整体。全书的中心是本纪，世家、列传的取舍均与本纪有内在的联系。立足本纪去阅读世家、列传，便会把握整个的历史背景；而配合世家、列传去阅读本纪，才会对本纪增加许多生动具体的认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以人物为主要线索。书则不同，它以社会的方方面面为专题，详述制度的兴替沿革。几个部分组合起来，就构成了系统、完整的历史画面。
在《史记》的五个组成部分中，本纪与列传所占篇幅最多，是书中的主体。因此，人们把《史记》的体裁称之为“纪传体”。这是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一个创举。从此以后，历代史学家沿其规制，编写了大量的纪传体史书，名声最著的莫过于二十四史中《史记》以外的二十三史。二十三史和晚出的《清史稿》，虽然在体制上与《史记》不完全相同，如《汉书》无世家，书改称志，一些史既无世家，也无表、书。但是，诸史却无一例外的有纪有传，均未超出司马迁创设的体制。由于纪传体史书体制宏大，可以分门别类地容纳历朝的典制，又能突出帝王的中心地位，真实地反映上下尊卑有序的封建等级制度，所以，特别受到当权者的重视，成为各朝“正史”。《隋书·经籍志序》说：继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之后，“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到清乾隆年间，钦定以《史记》为首的二十四史为“正史”。纪传体史书的这种特殊地位，是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各体史书所无法比拟的。
《史记》记事的上限起于传说时代的黄帝，下限学术界说法不一。有两种说法赞同者多，一说终于武帝获麟的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一说终于太初年间（公元前104年至前101年）。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武帝时期，历时三千年左右。司马迁把如此之长的历史载之于《史记》，从而使《史记》成为贯穿古今的通史，这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司马迁之前，也出现过不少史作，如《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秦记》、《楚汉春秋》等，都是不同时代的史学代表作。但这些史书都不具备古今通史的性质，在时代空间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期，经济繁荣，中央集权制得到加强，文化勃兴。奋发昂扬的时代气息，给司马迁撰写古今通史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汉兴秦亡，原因何在，对于当时的史学家来说，是一个迫切需要总结的问题。再往上推溯，历代的兴亡，都需要思索，寻找出规律，作为汉代统治者为政的借鉴。司马迁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条件和时代呼唤下，完成了他的史作，从远古，到当代，悠远而恢弘，体现了汉武时期的辉煌。
史书是叙述史事的，编撰一部优秀的史书必须拥有大量历史材料，然后经过剪裁加工，才能镕铸成材料丰富、信而有征的史作。在这一方面，司马迁不愧为史学巨匠。他编写《史记》的过程中，取材相当广泛。在《史记》一书中，提到的典籍就有一百余种。当然，司马迁披阅的典籍远不止此数。《汉书·司马迁传赞》提到的司马迁修《史记》是“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仅这五种书，就有《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三种在《史记》中没有言及。由此可以推知，司马迁占有的史籍该有多么宏博。除了史籍，司马迁还利用了国家的档案文书。他身为太史令，管理档案文书是其所职，阅览和利用这些档案文书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史记》中有关汉诸侯、功臣诸表，均取材于国家收藏的《功令》、《列封》、《令甲》，舍此而别无他途。司马迁到各处实地调查来的材料，也是《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这些材料范围颇广，有对地理的勘察，有对古迹的调查，有对历史人物的探寻，有对当事人的访察，有对歌谣里语的搜集等等，各种各样的材料大大拓宽了《史记》的取材范围。
对于得自各种途径的材料，司马迁确定了严格的“义例”，进行材料的选取和组织。所谓“义例”，又谓之“书法”、“凡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修史时取舍材料的原则和标准。从《史记》本身来寻找，可以把取舍材料的原则和标准主要归纳为以下几项：第一，以孔子学说和儒家经典作为取舍材料的基本原则。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明确他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而“六艺”是孔子思想学说的体现，以孔子的观点作为是非的准绳。所以《孔子世家赞》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基于这一取舍材料的基本原则，司马迁一方面对大量的史料进行排比甄别，或者采录，或者扬弃；另一方面，把大量六艺经传作为可信的史料，经过剪裁，直接熔铸于许多篇章。第二，信从原始资料。原始资料比较接近事件发生的时代，记事者比后人容易了解事物的真相，这就相对提高了史料的可信程度。所以，司马迁在《五帝本纪赞》中提出：“不离古文者近是。”所谓“古文”，就是采用先秦文字书写的典籍。此类典籍，产生的时代较早，是司马迁撰修《史记》重点取材范围。有代表性的是古文《尚书》，司马迁早年曾专门学习此书，修史时采摘颇多，如果我们把《尧典》与《五帝本纪》、《禹贡》与《夏本纪》、《金滕》与《鲁周公世家》、《微子》《洪范》与《宋微子世家》略作比勘，就会发现司马迁由衷地相信古文《尚书》。古文《尚书》之外，对古文书写的《诗》、《春秋》、《左传》、《国语》等典籍，也多有采录。第三，重视实地考察获取的材料。司马迁为了搜集第一手材料，游踪遍及汉代半壁江山，对耳闻目睹的真实情况，大量纳入《史记》。如《淮阴侯列传》载：“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司马迁利用实地考察材料撰写的历史文字，人们读起来，感到特别亲切和可信。第四，“择其言尤雅者”。意思是说选择记述可靠的。司马迁得到的材料，百家杂陈，众说纷纭。面对这些材料，司马迁在《五帝本纪赞》中提出了“择其言尤雅者”的选材原则。他对同一人物、同一史事的不同记载，进行比较，去伪存真，实事求是地表述历史。在这一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关于黄帝的记载。从战国至汉初，黄帝是人们的热门话题，各家著作，没有不大谈黄帝的。但所谈大多神乎其神，荒诞不经，用司马迁的话来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表现了一位严肃史学家的治史精神，他“择其言尤雅者”，只撷取《五帝德》、《帝系姓》中较为可信的文字作为修史的素材，因而赢得了后人的推誉。清代李嗣业《杲堂诗抄》卷四便说：“史公所作《黄帝本纪》，简而雅，质而不夸。”第五，疑难之处，或存疑，或略而不书。由于各种原因，史料歧异，或者没有可信的史料，本是正常的事情。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任凭己意取舍其一，难免不失之武断。司马迁在《三代世表》中提出“疑则传疑”，在《仲尼弟子列传》中又提出“疑者阙焉”，不失为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史记》中《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和《三代世表》不标年月，只载世系，就是这种科学态度的最好体现。在取舍材料方面，司马迁还确定了一些其他的原则，如《大宛列传赞》提出“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天官书》提出“纪异不说不书”，等等。司马迁根据这些原则，取其所当取，弃其所当弃，最后结晶为一百三十篇。
司马迁对自己的史学巨著作过概括性的评价，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他撰写《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人们于此不但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历史观，也可以看出撰写《史记》的宗旨。“究天人之际”，就是探究天与人的关系。天人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又至关重要的问题。殷周时代，宗教神学统治着思想界，那时虽然有过对宗教神学的怀疑和否定，但都显得非常微弱，无法动摇基础坚固的宗教神学。宗教神学中心的话题是把帝王拥有的一切解释为上天所赐，天道不变，王权永恒。任何一个帝王都乐于接受和维护这一理论。一直到汉武帝时代，董仲舒仍大张旗鼓的倡导天人感应神学论。司马迁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史学家，由于前人唯物主义思想的启迪，历史事变展示的客观规律，使司马迁回答天人关系时有了新思维、新观点。他在记述许多人物和事变时，割断了天与人的宗教联系，从社会关系中去探索人事、政事、国事的兴衰成败。同时，把对自然现象的科学探讨和阴阳五行学说中的迷信色彩加以分别，承认自然现象的真实性，否定阴阳五行学说中的虚妄。这些认识，在今天看来，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却是站在思想理论界的峰巅。当然，也不必讳言，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理解，没有彻底从宗教神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在《史记》中，有时看到司马迁从宗教神学圈子中走了出来，有时，他又返回老圈子中徘徊。这种对宗教神学的怀疑与信从、否定与肯定的并存，反映了司马迁思想深处的时代烙印。
“通古今之变”，就是研究古今历史的变化。历史是凝滞不变的，还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观。司马迁承认历史的可变性，所以，他用人物和史事记述了三千年历史的发展态势，并揭示了历史变化的内在和外在的原因。其内容略古详今，粗线条的勾勒夏、商、周，而对战国、秦、汉历史则条分缕析。他通过“原始察终”，来“见盛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做到以古为镜。司马迁对历史的这种洞察力，对历史的把握和运用，已经向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虽然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时，没有摒弃机械循环论的影响，但与当时的思想理论界权威董仲舒提出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相对比，还是高明得多。
“成一家之言”，就是建立独成一家的思想体系。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司马迁的宏伟志愿和博大胸怀，也看到了他敢于从事开创性劳动的个性。在司马迁之前，史学还谈不到成“家”成“派”，早期史官所修史书，尚难目为“一家之言”，史学被包容在《六经》之中。是司马迁在史学领域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采摘《六经》异传，整齐百家之语，融会各家学说，综合古今学术，辨别源流得失，首次运用纪传体裁，以人物为中心勒成第一部中国通史，多侧面地展示历史的变迁，谈古论今，“继《春秋》，述往事，思来者”，从而使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完整的学术门类，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竖立起第一座划时代的丰碑。从此以后，史学进入了自身发展的新阶段。
《史记》杀青之后，司马迁亲手抄写正本、副本两种，“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太史公自序》语）《索隐》把“名山”解释为“书府”，又引《穆天子传》和郭璞之说，进一步说明“名山”就是古代帝王藏策之府，用今天的话来说，当即国家图书档案馆。把《史记》献给中央朝廷，可能性不大，《高祖本纪》有对刘邦的讥讽文字，《今上本纪》对武帝尤多微词，献书朝廷，弄不好便会招致不测之祸。何况“名山”如果指朝廷收藏典籍之处，那么，岂不正本在京师，副本也在京师？从行文来看，“名山”与“京师”应当不是一地。《史记》的副本也没有在官方，而是存于司马迁之婿杨敞家。杨敞在昭帝时官至丞相，他曾让《史记》部分篇章传布于外。敞子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并把全书宣布于世。但是，西汉末年，《史记》仍不易得到。《汉书·宣元六王传》记载：东平王宇“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臣闻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礼不言。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时值成帝之初。当时连诸侯王都不能得到《史记》，一般文化人就可想而知了。东汉初期，《史记》的流传仍局限在上层，人们得到的是一些单篇抄本。皇帝把个别篇章赐给臣下，都是有针对性的，被朝廷上下视为一种特殊的恩宠。东汉末年和魏晋时期，《史记》才在文化界较为广泛地流传，进入了一般士大夫之家。
据司马迁所说，《史记》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但是东汉初年，班彪、班固父子二人已指出《史记》有残缺。《后汉书·班彪传》载彪之言云：“太史令司马迁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汉书·司马迁传》载固之言，也说《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汉书·艺文志》于《太史公百三十篇》下载班固自注云：“十篇有录无书。”班彪、班固父子治学严谨，又去司马迁仅百年左右，他们所言不会有误。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说出十篇篇名。后来，三国时魏人张晏开列了所亡十篇篇目，《集解》引张晏云：“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已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研究《史记》亡篇的学者，有的支持张晏的说法，也有不少人持有异议。众说纷纭，互相驳难。由于缺乏绝对可靠的材料，很难定论。大体说来，在班氏父子时代，《史记》残缺十篇，残缺程度不一，既有整篇，也有部分章节。
古代人写书还是比较随便的，整段引用他人的文字司空见惯，缀补别人的撰述也是常事。《史记》出现缺失，便有了增补者，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便是其人。《索隐》引张晏云：“元、成之间，褚先生补阙，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除了这四篇，据今本《史记》可以确凿无疑地指出有褚少孙补续文字的篇章还有《三代世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列传》、《滑稽列传》。有的学者认为《陈涉世家》标明“褚先生曰”，所以也论定为褚少孙续补之篇。但《集解》引徐广说，古本《史记》“褚先生曰”或作“太史公”，《陈涉世家》是否存在诸少孙补笔，很难得出令人坚信不疑的结论。《张丞相列传》、《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两篇，也有人怀疑揉入褚少孙笔墨，但同样缺乏确证。
历代出现过不少学者注释《史记》。根据今天能够看到的材料，最早作注的是东汉延笃，他撰《音义》一卷，又有佚名者作《章隐》五卷，均见载于《史记索隐后序》。两家注释之作，早已失传。南朝刘宋中散大夫徐广作《音义》十三卷，中郎外兵曹参军裴骃又作《集解》八十卷。《音义》久佚，《集解》尚存，是今世还能见到的最早《史记》注释，为数众多的《音义》片段，保留在《集解》中。南齐时，轻车录事邹诞生撰《音义》三卷，隋祕书监柳顾言撰《音旨》三十卷，邹、柳二家撰著失传已久。进入唐代，注释《史记》的工作受到学者的重视，不但注释者增多，而且出现了最有成就的两部代表作，即司马贞的《索隐》和张守节的《正义》。裴氏《集解》主要利用儒家经典和各种史书来注释文义，吸收了不少前人成果。司马氏《索隐》比《集解》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不仅注音，还注重释义，音义并重。张守节撰《正义》倾注毕生精力，注音释义都比较严谨，对地理的注释尤为详明，质量比《集解》、《索隐》又有所提高。裴氏、司马氏、张氏三家的注释，被公认为古代最有权威的训释之作，人们习惯上合称“三家注”。三家注本来各自单行，宋朝时才把三家注统一排列在正文下，合为一编。清人吴国泰撰著《史记解诂》、瞿方梅撰《史记三家注补正》，多有新的阐发。今人日本泷川资言撰著《史记会注考证》、台湾王叔岷撰著《史记祕斠证》，都是注释《史记》的集大成之作。
唐代以前，《史记》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今天尚能见到的都是零散的残卷，日本高山寺藏有六朝时期抄写的《史记集解张丞相列传》残篇和《史记集解郦生陆贾列传》一卷，国内外藏有为数极少的敦煌唐钞卷子本《史记集解》。能够使《史记》得以广为传布的不是手抄本，而是宋代以后出现的大量木刻本。北宋景祐年间，曾刻《史记集解》，今存四十一卷，藏于北京图书馆。此本的祖本是淳化刻本，淳化原刻本已不可得，景祐本就是今世最古老的刻本了。南宋绍兴年间杭州刻印《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另外又有朱中奉刊本和淮南路无为州官刻本。三家注合刻本以南宋庆元年间黄善夫刻本为最古，此本颇受学术界重视，涵芬楼和商务印书馆都曾影印。清代是整理古籍的辉煌时代，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两种流传较广的刻本，一种是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武英殿校刻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一百三十卷，人们称之为“殿本”。因为是国家一级的官刻本，所以有许多知名学者参加校勘，对《史记》原文和注文多所厘正。另一种是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金陵书局校刻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一百三十卷，此本汇校了宋、元、明有代表性的各种版本，并汲取了学者的研究成果。此本失误较少，人们视为善本。五十年代末中华书局开始标点校勘《二十四史》时，《史记》即采用金陵书局本为底本。1959年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史记》。这一新的本子，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全书有了标点分段，二是根据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对《史记》原文和三家注作了大量的校订工作，给读者提供了方便。
这次对《史记》全书进行注释和翻译，原文是利用金陵书局刻本，并参考了中华书局点校本。原文明显错误之处，注释者作了改正。
本书的注释和翻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稿子是十年前写就的，由于某些原因，未能及时出版。这次付印之前，注释者又作了一些修订。由于本书成于众人之手，水平不一，不妥和失误之处，实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吴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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