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老子》中有段话说：“大治之世的最高标准，（是国小民少，）邻国的百姓能相互望见，鸡鸣狗叫的声音也相互传闻，人们各自认为所吃的食物是美味，所穿的衣服极美观，本地的风俗最适宜，自己的工作很快乐，直至老死，互不来往。”一定照这种说法去做，在近代除非先去堵塞了人们的耳目，否则简直就是无法办到的。
太史公说：神农氏以前的历史，我是不了解的。至于像《诗》、《书》中提到的虞夏以来的情况，（统治者们的）耳目要极尽音乐女色的享受，口要尝尽各种肉食的美味，身体安于闲逸享乐，而心意用在夸耀权势地位的尊荣。这种（追求物质享受的）风气影响百姓，积久成习，即使用精妙的理论去挨户劝说，也不能感化改变了。所以最好的办法是顺应这种趋势，其次是掌握好时机加以引导，再其次是教诲他们，再其次是进行整顿，统一步调，最不好的办法是与民争利。
山西地方出产很多的木材、竹子、穀树、麻类，旄牛、玉石等；山东地方则多鱼、盐、漆、丝和乐工美女；江南地方出产楠木、梓木、姜、桂、金、锡、铅矿石、朱砂、犀牛、玳瑁、各种珍珠以及象牙兽革等；龙门和碣石以北的地方多产马、牛、羊、毡毛制成的衣服以及各种动物的筋角等；铜和铁则是不出千里就有矿山出产，如同在棋盘上放置棋子一样。以上所说的，是物产的大概情形。这些东西都是中国人民所喜爱的，俗话所说的用于穿着饮食，奉养生者，葬送死者的物品。所以人们都有待于农人种出粮食然后得食，有待于管理山泽的虞人把各种原料开发出来，有待于工匠把各种原料制为成品，有待于商人把各种物品贸易流通。这难道需要依靠下政令、行教化等手段来征发收集，限期会聚吗？人人各尽其能，各尽其力，用以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某一地方物价低贱，就有人寻求物价高昂的地方把东西转运过去；某一地方的物价高昂，就有人寻求物价低廉的地方把东西转运过来，大家各自致力于自己的生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就像水往低处流，日日夜夜不会停息，物品会不招自来，不去搜求而百姓们自会拿出来贸易。这难道不是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任其自然的效验吗？
《周书》中说：“农人不拿出自己的产品，人们就会缺乏食粮；工人不拿出自己的产品，人们就会缺乏用具；商人不进行贸易，那么粮食、用具、财货这三种最可宝贵的东西就会断绝来源；（管理山泽的）虞人不拿出所产的物品，人们就会财货空乏。”财货空乏，山泽就不能开发了。这四方面，是人们衣食的本源。本源广大，物用就充裕；本源狭小，物用就缺少。（懂得这一道理，）上可以富国，下可以富家。贫富的法则，（天然存在，）不是谁能夺走或给予的，而智巧的人财物总是有余，笨拙的人财物总是不足。太公望被封于营丘，建立齐国，那里都是盐碱地，人民稀少，于是太公就勉励封地内的妇女从事纺织、缝纫、编结、刺绣等工作，这些女红制品技术高超，极其精巧，太公又利用当地出产的鱼、盐进行贸易，结果别处的人民都背负着婴儿归附齐国，货物也往那里集中，就像车辐归聚于车轴一样。所以天下人都使用齐国出产的衣服鞋帽，东海到泰山之间的人们都恭恭敬敬地整理好衣袖前去朝见，（表示归服。）后来齐国一度衰落，管仲重新整顿治理，设置掌管财物货币的九种官员，齐桓公因此得以称霸，多次纠合诸侯，主持盟会，把天下纳入正道。而管仲本人也能收取占货值十分之三的市场税归为己有，虽然居于陪臣的地位，却比各国的诸侯还富。齐国也因而保持富强直至后世威王、宣王的时代。
所以说：“粮食充实了，人们就会懂得行为要符合礼节；生活用品丰富，吃穿不愁了，人们就会懂得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礼是随着财富充裕而产生的，一旦财富消失，也就不再有什么礼了。所以说君子富了，爱凭借财产广施恩德；小人富了，就能过安逸舒适的生活，不必再辛辛苦苦地劳作。水深自然产鱼，山深自然会有野兽前往繁殖生息，人富了，所谓的仁义自然就会归属于他。富人得了势，名声地位就更加显赫，一旦失势，再没有宾客上门，就会闷闷不乐。这类情况，在夷狄之区表现得尤其明显。俗话说：“只要家产有千金，儿子不会判死刑。”这并非空话。所以说：“天下人吵闹喧嚷，都是来求财；天下人奔走纷乱，都是去谋利。”那些拥有兵车千辆的国君，食邑万户的列侯，受封百家的封君，尚且都为钱财不够使用而担忧，何况编入户籍，要负担租税徭役的平民百姓呢！
从前越王句践兵败困守在会稽山上，于是就任用了范蠡和计然。计然说：“懂得战争的人平时就得整治军备，要使货物赶上时令和风尚，被世人所用，平时就得了解货物。如果时世的需求和货物的特点，二者都明确地显露于世，那么世上成千上万货物生产和供应的规律也都能看出并掌握了。每逢太岁与金星运行到同一星次，这一年必是丰年，太岁与水星运行到同一星次，这一年必有水灾；太岁与木星运行到同一星次，这一年必有饥荒；太岁与火星运行到同一星次，这一年必有旱灾。大旱之后必多水，所以在旱年就得准备好船只，大水之后必有旱，所以在多水之年就得准备好车辆，这是事物变化的规律。（一般说来），农业生产六年丰收，六年干旱歉收，每十二年就有一次大饥荒。出售粮食，每斗价格跌到二十钱，就会伤害农民，每斗涨到九十钱，就会伤害手工业者和商人。手工业者和商人受到伤害，财货就不能流通，农民受到伤害，土地就不能开垦。粮价每斗上不超过八十钱，下不低于三十钱，那么农民和手工业者、商人双方都能得利。官府以平价出售粮食，控制住物价，使通过关卡、进入市场的货物源源不断，这就是治理国家的方法。至于囤积货物，居奇求利的道理，则务必求取完好坚固容易贮藏的货物，并且不要久藏，使资金周转不息。如果以货换货，进行贸易，容易腐败损耗的货物切勿久留，不要囤积居奇，以求高价。能够判断某种货物是供过于求还是求大于供，就能看出价格是要上涨还是要下跌。涨价涨到一定的极限，就会下跌，跌价跌到一定的极限，就会上涨。上涨到一定的极限，就要把货物看作粪土一样毫不可惜地抛售出去，下跌到一定极限时就要把货物看作珠宝一样毫不犹豫地收购进来。钱财货币要让它们象流水一样不停地周转流动。”句践采用计然的策略，施行了十年，越国财力富裕，能够优厚地犒赏战士，战士们冒着敌人的飞箭投石，奋勇前进，就像渴极了的人想得到饮水一样，于是终于报仇雪恨，消灭了强大的吴国。句践率军北上，在中原地区检阅军队，显示兵威，名列“五霸”之一。
范蠡洗雪了在会稽向吴军屈膝求和的国耻之后，长叹道：“计然的计策有十条，越国只用了其中五条就能消灭吴国，扬眉吐气。那些计策施用于国家已经成功，我要用来经营自己的家业了。”于是就乘坐小船飘游江湖，改名换姓，到了齐国，就自称“鸱夷子皮”，到了陶，就自称“朱公”。朱公认为陶这个地方位居天下之中，与各诸侯国四通八达，是进行货物交易的重要场所。于是就在那里经营产业，囤积货物，投机谋利。他善于掌握天时追逐利润而并不苛求所任用的人。所以说擅长经营的人，必定能选择信用靠得住的人并能得心应手地把握好时机。他在十九年之中曾三次得到千金之财，又先后两次把财产分散给贫穷的朋友和远房的同族兄弟。这就是所谓喜好凭借财产广施恩德的君子啊！后来他年老力衰，就听凭子孙去经营。他的子孙继承了产业，又不断增殖生息，以至他们的家产竟达到万万之多。因而后世人们谈到富人，都要提起陶朱公。
子赣既已从孔子那里完成了学业，就回到卫国做官，他又囤积货物，在曹、鲁一带转运倒卖，孔门弟子学业优秀的有七十人，其中数他最富有了。原宪穷得连酒糟谷皮都不能填饱肚子，藏身于陋巷之中。子赣则车马成群，以束帛为进见的礼物，出使各诸侯国通问修好，所到之处，各国的国君都与他分宾主，行平等的礼节。使孔子的名声能够传遍天下，就是靠子赣作出安排，起着支配作用。这不就是所谓富人得了势，名声地位就更加显赫吗？
白圭是成周人。正当魏文侯在位时，李克在魏国推行尽力开发土地资源、奖励农业的政策，而白圭却乐于观察估量时尚世情的变化，别人低价抛售的货物，他就收进，别人高价求取的货物，他就出售。在谷物成熟的时候，他收购粮食，出售丝、漆；在蚕茧收成时则收购缯帛和丝绵，出售粮食。每逢太岁在卯之年，农业丰收，但明年必定有灾荒。到了太岁在午之年，必遇旱灾，但明年会有好收成。到了太岁在西之年，又是丰收，但明年又是灾荒。到了太岁在子之年，会遇到大旱，但明年收成较好，雨水偏多。这样，又回到太岁在卯之年。他囤积货物，大致每年能使财产增加一倍。想要增长拥有的货币的数目，他就收购下等的谷子；想要增长拥有的粮食的数目，他就收购上等的谷种。他生活刻苦，不讲究饮食，能抑制享受的欲望，没有嗜好，穿衣服也很节约，常年与为他经营劳作的奴仆同甘共苦，但抓紧赚钱的时机就像猛兽猛禽看到猎物突然猛扑过去似地迅猛果断。因此他曾这样说：“我经营产业，就像伊尹、吕尚施行计谋，孙武、吴起用兵作战，商鞅执行法令那样。所以一个人如果他的智慧不足以随机应变，他的勇气不足以果断的作出决定，他的仁爱之心不能使他只是收取应该取得的东西而又肯付出应该付出的东西，他的意志不能使他坚持自己应有的操守，即使想学习我致富的本领，我终究不会告诉他。”（他说这番话，）是由于天下讲经营产业的人都说自己效法白圭。白圭他是试验过自己的经营之术的，能经过试验以施展自己的特长，这说明他不是随随便便就取得成功的啊！
猗顿靠掘池晒盐发家，邯郸郭氏靠开矿冶铁致富，他们的财富都可与一国之君相比。
乌氏的倮经营畜牧业，牲畜繁殖多了就变卖成钱，然后求购华美珍奇的彩绣等物，偷偷地献赠戎王，戎王则用十倍于原价的牲畜回赠给他，作为补偿。致使他拥有的牛马等牲畜多得要用山谷作单位来计量。秦始皇下令让倮比照封君的待遇，春秋二季可以按时同贵族们一起进宫谒见皇帝。巴郡有个名清的寡妇，她的祖先找到了出产朱砂的矿穴，一连几代独得其利，财富多得无法计算。清，不过是一个寡妇，能够守住祖先留下的产业，靠财产来保护自己，使自己不受人欺侮侵犯。秦始皇认为她是个有节操的贞妇而尊敬她，待她如同宾客，并为她修筑了一座女怀清台。那倮是边远地区牧民的首领，清是穷乡僻壤的寡妇，却能受到天子的礼遇，名扬天下，不就都是依靠自己的财富吗？
大汉兴起，四海之内归于统一，不再在城门桥头设卡，开放了各个地区之间的封锁，解除了开发山泽的禁令，因此财力雄厚的商人们得以走遍天下，用来交易的货物到处流通，供需双方都能满足，（朝廷又决策）把地方上的领袖人物、战国时六国王族子孙和豪强大族迁徙到京师一带来。
关中地区从汧县、雍县以东直到黄河、华山，平川千里，一片沃壤，自虞、夏以来，就把那里的土地列为九州之内最好的，而征收第一等的贡赋。（当初）公刘率领周人来到邠地，太王、王季又迁徙到岐山之下，文王修建了丰邑，武王又营治镐京，所以那里的人民至今还保存着先王遗留下来的风尚，乐于经营农业、种植五谷，秉性稳重厚道，不肯轻易地去做违法的事。到后来秦文公、秦德公、秦缪公定都居雍，那地方正当陇、蜀货物交流的必经之路，因而产生了许多商人。秦献公迁都栎邑，栎邑（作为国家重心所在，）挡回了北方戎狄的侵扰，向东又与三晋之地相通，也集中了许多大商人。秦孝公、秦昭公都于咸阳，加上后来的汉都长安也在那一带，附近又有（汉代开国以来）历代帝后的陵墓，关中地区成了天下四方人员物资的会聚之处，地方狭小而人口众多，因此那里的人民更加习惯于玩弄智巧，去从事工商业。关中的南面是巴蜀。巴蜀地方也是肥沃的原野，出产很多的巵草、姜、朱砂，以及用石、铜、铁、竹、木等制成的器具，南面控制着滇、僰两个国族，僰地出产奴隶；西面靠近邛都夷和笮都夷，笮都夷居地出产马和牦牛。但其地四面都被群山包围阻塞，幸而筑有千里栈道，可以四通八达，只有汉中的褒斜控扼着巴蜀通往关中的各条通路的道口，（通过褒斜输出或输入货物），就能用本地多余的产品换来所缺乏的东西。天水、陇西、北地和上郡与关中风俗相同，但西有羌中的利源，北有戎狄的牲畜，畜牧业的繁荣可数天下第一。不过地方偏远险阻，外出的通路被京师长安所控扼。所以关中地方面积只占天下的三分之一，人口不到十分之三，但衡量那里的财富，却占十分之六之多。
从前唐尧建都于河东，殷代建都于河内，周代建都于河南。这三河地区位居天下中央，就像鼎的三足，是古代开基创业得天下而称王的君主轮流建都之处，所建立的王朝各传几百年或上千年，那里土地狭小，人口众多，是各诸侯国都邑大城所聚集的地方，所以民间的风俗琐屑而吝啬，居民气度较小，但熟悉各种事务世故。杨和平阳二地向西可与关中和狄人居地通商，向北可与种、代地区贸易。种、代在石邑以北，与匈奴接壤，经常受到侵扰劫掠。那里的人民崇尚刚直，秉性强横，喜好意气用事，以行侠为名做犯法的事情，既不从事农耕，也不经营商业。但由于地方紧靠匈奴，出征的大军屡次经此开赴前敌，中原运去的军需物资也时常有剩余而流散民间。人民体格建壮，生性好斗，不肯安宁，春秋时尚未分裂的晋国本就因为那里民风强悍难以管理而感到忧虑，到了战国，赵武灵王又进一步激厉尚武的精神，所以那地方直到现在还遗留着当年赵国的风俗。所以杨和平阳的商人经营其间，都能满足自己的欲望。温、轵二地向西可与上党通商，向北可与赵和中山贸易。中山地方土地瘠薄而人口稠密，还留存着沙丘这种殷纣淫乐之地的居民的后裔，民风急躁，依靠智巧谋利为生。男子相聚游戏，慷慨激昂地唱着悲壮的歌曲，外出则成群结伙地用椎杀人，抢劫财物，事罢回来，又偷掘坟墓，制作奇巧之物，私铸钱币，拥有许多玩物，并充任以表演歌舞杂戏为业的倡优。女子则弹弄琴瑟等乐器，踮着脚轻轻地走路，（作出柔美的样子，）周游各地，向权贵富豪献媚，又进入王者后宫，遍及所有的诸侯国。
赵都邯郸也正是漳水、黄河之间的一个大都市，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卫二地的风俗与赵地相仿，但因为靠近梁、鲁，人民稍为庄重而崇尚气节。（战国末）卫国的都城从濮水之滨的濮阳迁到野王，野王民间（至今）喜好逞意气、行侠义，这是卫国的遗风。
那燕都蓟也正是渤海、碣石之间的一个大都市，南通齐、赵，东西和北面则与胡人的地域邻接。从上谷到辽东，地方偏远，人民稀少，经常受到（胡人的）侵扰劫掠，情况同赵、代非常相似，而那里的人民象猛禽一样敏捷强悍，但头脑比较简单，不善于思考问题。论出产，则鱼、盐、枣、栗等都很丰富。这一地区北面与乌桓、夫余相邻，东面又可收聚控制秽貉、朝鲜、真番的利源。
洛阳向东可与齐、鲁通商，向南可与梁、楚贸易。泰山的南面是鲁，泰山的北面就是齐。
齐地以泰山和东海为边境，沃土千里，适合种植桑麻，人民拥有许多彩色的丝绸以及布帛鱼盐等物品。临菑也正是东海、泰山之间的一个大都市，那里的民俗开阔舒展，豁达而不拘小节，人民富于智慧，喜好议论，秉性稳重，意志坚定，难以动摇，成群结队地对阵时显得胆怯，却勇于独自拿着兵器去行刺，所以有不少靠抢劫谋生的人，这也正是大国的气派。临菑城中各色人等统统具备。
邹、鲁两地正在洙水和泗水之滨，还保存着周公遗留下来的风尚，习俗爱好儒学，礼仪制度完备，所以那里的人民比较拘谨。种桑植麻耕织之业相当发达，但没有山林湖泽的丰富出产。地方小，人口多，民风俭朴吝啬，害怕犯罪，远避邪恶。到后世衰败以后，则热衷经商，追求财利，比周人更厉害。
从鸿沟以东，芒山和砀山以北，属于巨野泽水系的范围，这就是梁、宋之地。定陶、睢阳也正是这一地区的大都市。当年帝尧在成阳兴起，大舜即位前在雷泽打鱼，商汤定都于亳，（都在这一区域。）那里的民俗还保留着先王遗留下来的风尚，稳重忠厚，有许多君子。人们喜好农业，虽然没有山川提供的财富，但能忍受粗劣的物质生活，依靠节衣缩食来使自己有储蓄收藏。
越、楚地方三个区域有三种风俗。自淮水以北，沛郡、陈、汝南、南郡，这是西楚。那里的风俗勇悍轻率，人们容易发怒，秉性刻薄，很少积聚财富。江陵本是楚国郢都，西南可通巫县、巴郡，东面又有富饶的云梦。陈在楚、夏交会之处，可以转运鱼盐之类的货物，居民中有很多人从事商业。徐、僮、取虑等县的人民，则清廉刻薄，但都以实现自己的诺言为荣。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这是东楚。那里的风俗与徐、僮类似。朐、缯二县以北，风俗则与齐地相同。浙江以南就是越地。吴县自从吴王阖庐、春申君和吴王濞三人招引来天下各地爱外出闯荡的好事少年以后，东面收取了海盐带来的财富，又有章山出产的铜，以及三江、五湖的利源，也成了江东地区的一个大都市。
衡山、九江和江南的豫章、长沙，则是南楚，那里的风俗与西楚十分相似。楚国的郢都后来迁到寿春，寿春也成了一个大都市。合肥南北可同江、淮通航，是皮革、腌鱼、木材集中并发运的地方。由于杂有闽中、吴越的风俗，所以南楚人民喜好卖弄口才，花言巧语，很少讲实话。江南地势低洼潮湿，男子往往短命，竹木很多。豫章出产黄金，长沙出产铅和锡，但数量有限。所储藏的矿物，开采所得不足以抵偿所需的费用。九疑、苍梧以南直至儋耳，风俗与江南大体相同，与杨越类似之处最多。番禺也正是这一区域的大都市，各种珍珠、犀角、玳瑁、水果、杂布就在那里集散。
颍川、南阳，是夏人聚居的地方。夏人的政治崇尚忠诚朴实，仍保留着先王遗留下来的风尚。颍川一带的人民也都忠厚淳朴，心地善良。秦朝末期，把不肯安分守己的百姓迁徙到南阳。南阳西面与武关、郧关相通，东南面又有汉水、江水、淮水流经，宛也正是那里的一个大都市。民俗喜欢做各种杂事，经营商业的人很多，又好作侠义之事，与颍川声气相通，所以直到现在还被叫做“夏人”。天下各地的物产有它缺少的，也有它多余的，人们的习俗也因而有所不同，山东地方吃海盐，山西地方吃池盐，五岭以南，沙漠以北，原本也往往有地方出产盐，情况大体就是这样。
总而言之，楚、越地方地广人稀，人们把稻谷和鱼类当作食物，放火烧草，然后耕种，灌水耨地，除去杂草，各种瓜果螺蚌到处都有出产，不必通过与外地贸易就能自给自足，地理条件决定那里有丰富的食物，不必忧虑会发生饥荒，正因为如此，人们也就得过且过，偷懒混日子，没有积蓄贮藏，大多贫穷。所以江水、淮水以南，既没有挨冻受饿的人家，也没有家资千金的富户。沂水、泗水以北，土地适宜于五谷桑麻六畜的生长，地少人多，经常遭受水灾、旱灾的祸害，人民习惯于贮藏东西，所以秦、夏、梁、鲁等地的习俗爱好经营农业，尊重农民。三河、陈、宛也是这样，但同时还经营商业。齐、赵一带的人民会布置巧妙的计谋，依靠聪明机智来经商谋利。燕、代地区的人民则耕田畜牧又养蚕。
由此看来，贤人们在朝廷用尽心思地出谋画策，立论建议；那些恪守信义，不惜为维护节操而献身的隐居山中的高士们自命清高，他们到底把什么当作目的归宿呢？都是为了财富啊！所以廉洁的官吏当官时间长，当官时间一长就更富了。不贪婪的商人（得到顾客的信任），最终也能富起来。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不用学习就都有这种欲望。因此壮士在军中，攻城时冒险先登，野战时冲入敌阵，迫使敌军退却，斩杀敌人的将领，夺取敌人的军旗，冒着飞箭飞石，赴汤蹈火，不避危难，为的是得到重赏。乡里市井的不法少年，杀人灭尸，抢劫财富，盗掘坟墓，私铸钱币，以行侠为名恃强凌弱，兼并他人的土地财产，代朋友杀人报仇，然后逃到偏远的地方躲藏起来，这样地不顾法律禁令，像快马奔驰一样迅速地走向死亡的深渊，其实也都是为了财利。现在赵、郑等地的女郎，精心打扮自己，弹着琴，扬起长长的舞袖，拖着尖头的舞鞋，眉目传情，心存挑逗之意，外出献艺，不远千里，伺候客人不问老少，她们都是奔着钱财而去的啊！那些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儿，戴的帽，佩的剑，都装饰得漂漂亮亮，出门时车马成群结队，也都是为了炫耀富贵而讲究排场。打鱼射猎的人，不管清晨黑夜，冒着霜雪，奔驰在深坑边、山谷中，顾不得被野兽伤害的危险，为的是得到可以用来换钱的野味。在赌博场上竞争取乐，斗鸡赛狗，变色争吵，互相夸耀，一定要夺取胜利，就是怕输钱啊！医生、方士等各种靠技艺为生的人，之所以用尽心思，竭力发挥自己的技能，是为了得到丰厚的报酬。官府中的吏士玩弄法律条文，私刻公章，伪造文书，不怕遭受严刑的惩罚，这是因为接受了贿赂，财迷心窍。而从事农、工、商、畜牧等业的人，本来就以追求财富，增加货物为目的，这些人只有在才尽力竭的情况下才会无可奈何地退出竞争，始终不会留有余力而把发财的机会让给别人。
俗话说：“百里之外不贩柴，千里之外不贩粮。”在某地要住上一年，就种植谷物，住上十年，就要种植树木，住上一百年，就要积德行善，招徕远方之人。所谓德，就是能吸引招致别处的人和物来到身边。现在那些没有官职俸禄的供奉，没有爵位封邑的收入，而生活上的享乐可以同大官贵族相比的富人，可以称之为“素封”。有封邑的人享用百姓缴纳的租税，每年每户二百钱。食邑一千户的封君每年就有二十万钱，朝见天子，进献土产，派遣使者与诸侯通问修好，所需的费用都出自其中。而平民经营农、工、商等业，每年一万钱能得利息二千钱，有百万之产的人家每年可收入二十万，而缴纳租税和雇人代服兵役徭役的费用都出自其中。除此之外，在衣食等方面尽量享受美好生活的欲望，都能得到满足。所以说在陆地牧马十五匹，或养牛一百六十七头，养羊二百五十头，在水边养猪二百五十头，居住在靠水的地方，拥有能养一千石鱼的池塘，居住在山中，拥有一千棵成材的大树；在安邑有一千棵枣树；在燕、秦有一千棵栗树；在蜀、汉、江陵有一千棵橘树；在淮北、常山以南，河水、济水之间有一千棵楸树；在陈、夏有一千亩漆树，在齐、鲁有一千亩桑或麻；在渭川有一千亩竹园；以及在居民万户以上的名都大城的近郊有一千亩亩产一钟粮食的良田，或者有一千亩巵草、茜草，一千畦姜、韭；这种人的收入都与千户侯相同。而这些都是富足生活所凭借的资本，用不着亲自去市场交易，也用不着远出去外地的城镇经营，坐在家中，就可收取赢利，虽然没有官爵，挂着“处士”的名义，却可获得丰富的享受。至于家境贫困，父母年老，妻儿弱小，逢年过节无力置办祭祀用品，也凑不出乡里会餐的份子钱，吃的喝的穿的盖的都难以维持生活的需要，到了这种地步还不惭愧、不羞耻，那就没有什么可比拟的了。所以没有财产的要靠劳力为生，有财产但是不多，就靠智力去争胜夺利，如财力雄厚则可抢先掌握不同的时机赚取大量的利润，这是谋财求利的通常情况。现在经营产业不用危害自身的安全，就能获得财富用于生活享受，那么即便是贤人也会为之努力。因此依靠经营农业致富是最上一等，依靠经营工商业致富是次一等，依靠不正当的手段致富是最下等。一个人如果没有隐居深山的奇士的清高的品行，始终贫穷卑贱，偏偏喜欢高谈阔论，讲什么仁义道德，也真是可羞可耻。
凡是编入户籍的普通百姓人家，对财产比自己多十倍的富户，就会对他卑躬屈膝，对财产比自己多一百倍的，就会对他心存畏惧，对财产比自己多一千倍的，就会被他使役，对财产比自己多一万倍的，就会当他的奴仆，这也是事物的常理。在贫穷的基础上追求财富，从事农业不如从事工业，从事工业不如从事商业，就像女子在丝织品上刺绣出美丽的花纹图案，以此为生，收入不如在市场上倚门卖笑的娼妓。这是说从事工商业，是穷人由贫变富的凭借。在四通八达的大都市中，一年之内酿酒一千瓮或醋一千缸，淡酒一千瓶，屠宰牛、羊、猪一千头，贩卖谷物一千钟或柴草一千车，有船只总长一千丈，有成材的大树一千株或竹竿一万棵，有小型马车一百辆或牛车一千辆，有上漆的木器一千件或铜器总重一千钧，未上漆的木器以及铁器巵草茜草等总重一千石，有马七十七匹或牛二百五十头、猪羊二千头，有奴仆一百人，有筋角朱砂一千斤，有丝帛绵絮及各种绸布总重一千钧或带图案花纹的彩色丝织品一千匹，有粗布皮革总重一千石，有漆一千斗，有酒曲豆豉一千罐，有鲐鱼刀鱼一千斤，有小杂鱼一千石，有腌鱼一千钧，有枣子、栗子三千石，有狐皮貂皮一千张，有羔羊皮总重一千石，有毡或席一千具，有其他杂果干菜总重一千钧，有放债取息的本钱一千贯，在市场上居间当掮客，贪婪的商人得利三分之一，规矩的商人得利五分之一。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家，富裕程度都能同中等的诸侯相比，这是大致的情况。从事其他各种杂业，如果得不到十分之二的利润，其中就谈不上有什么值得去经营追求的财富了。
下面且简单地说一说现今世上千里见方的范围内，那些聪明有才干的人用以致富的办法，使后世求富的人可以观摩并有所选择。
蜀郡卓氏的祖先本是赵国人，靠冶铁成为富豪。秦军攻破赵国，强迫卓氏离开故土，流迁他乡。卓氏被掳掠，只有夫妻二人推着车步行，前往被流放的地方。那些同时被流迁的沦为俘虏的人稍微剩下一点钱财，就争着用来贿赂带队的秦国官吏，请求安排在较近的地点，都在葭萌定居。单单卓氏说：“这里土地狭小瘠薄。我听说汶山之下有大片肥沃的田野，地里出产大芋头，能充粮食，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到死都不会挨饿。那里的居民有很多在市镇上做工，便于经商。”于是就要求迁往远处。结果被安排在临邛，卓氏心中大喜，就前往出铁的山上开采矿石，开炉鼓风，冶铸铁器钱币，巧妙地运用人力财力，苦心经营，滇蜀二地的百姓都被他所用，富裕的程度达到家有奴仆千人，在自家的田园池林中射猎游戏，这种享乐可以同国君比拟。
程郑也是山东地区迁来的俘虏，也从事冶铁业，产品远销到西南夷和南越地区，同那里的梳着椎型发髻的人民贸易。他的财富与卓氏相等，都住在临邛。
宛地孔氏的祖先是梁人，以冶铁为业。秦军攻伐魏国，把孔氏迁到南阳。他大规模地开炉鼓风，冶铸铁器钱币，（获得大量的财富，）规划开掘水池（以供自己游乐），车马相连，成群结队，外出与诸侯结交，从而得到通商贸易，赚取厚利的方便，（作为游闲公子，）赠人礼品，赐人财物，有出手阔绰的名声。但他所得的赢利比送出去的东西更多，反而胜过那些斤斤计较吝啬成性的商人。家中的财产达到数千金之多，所以南阳人经商都效法孔氏的温文优雅的仪容和慷慨大方的气度。
鲁人风俗俭朴吝啬，曹地的邴氏尤其是这样，邴氏靠冶铁起家，财富有万万钱之多。但他们家中父子兄弟订下规约，一举一动都贯彻爱惜物力的原则，要收集拾取任何还有一点使用价值的东西，他们外出放债或贸易走遍了天下所有的郡国。邹、鲁地方之所以有许多人放弃了文献学术方面的研究而去经商谋利，就是因为受曹地邴氏的影响。
齐地的风俗以奴仆为低贱，唯独刀间爱惜并看重他们。桀傲不驯生性狡诈的奴仆，是主人们头痛的，只有刀间收取并使用他们，派他们出去为自己经营渔盐等业或从事商业活动，追求利润。刀家的奴仆有的甚至车马成群地与郡守、国相结交，刀间对这些人更是信任重用，终究得力于他们而起家致富，财产有数千万之多。所以民间谚语说“宁愿遇见大官府，不要碰上刀家奴”。这说明刀间能使唤利用手下的豪奴尽力为他谋利从而使自己富裕起来。
周人琐碎吝啬，师史更是如此。他拥有运货车数百辆，去天下各郡国贸易，没有不曾去过的地方。洛阳市街通向齐、秦、楚、赵，正在天下的中央，那里的穷人效法富家，互相把长久地在外经商当作夸耀的资本，许多人屡次经过家乡里邑，也不入门，师史分派职务，任用这样的人，所以能积聚财产达七千万。
宣曲任氏的祖先，本是督道地方管粮仓的小吏。秦朝败亡的时候，乘机起事的豪杰们都去抢夺金玉珍宝，只有任氏把仓库中的粮食藏在地窖里。楚汉双方的军队在荥阳相持对抗，附近的百姓无法耕种，米的价钱长到一万钱一石，那些豪杰所得的金玉珍宝（都用来购买粮食，）最终归任氏所有，任氏靠此发财致富。富人都争相过奢侈的生活，任氏却降低身份，放下架子，崇尚节俭，亲自致力于农田和畜牧之事。土地牲畜，一般人都抢购价格低廉的，唯独任氏只求质地优良，不惜高价收买。他们家接连几代都是大富。但任氏的那位祖先任公订下家规：不是自己种田或畜牧所得的东西，不吃不穿，公家的税赋徭役等事没有办完，不得饮酒吃肉。他家以此作为乡里的表率，所以身为富民而又得到皇上的器重。
边塞向外开拓以后，桥姚已经拥有马一千匹，牛二千头，羊一万头，粟米多得要用万钟来计算。吴、楚七国起兵作乱的时候，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都要从军出征，（为了准备好兵器行装和路上的开销，）纷纷借贷，放债的人认为这些列侯封君的封邑封国都在关东，而关东二军未分胜败，（结果难以预料，）都不肯把钱借给他们。只有无盐氏拿出一千金放贷，利息比平常高出十倍。三个月以后，吴楚七国之乱平定了。一年之中，无盐氏所得的利息比本金多十倍，因此他的财富同关中出名的富豪相等。
关中富有的大商人，大致都是田家的，如田啬、田兰等。此外韦家地方的栗氏，安陵及杜县的杜氏，家财也值万万。
上面所举是最明显突出的例子，这些人都不是有爵位封邑俸禄收入的人，也不靠非法的手段致富，都是能推测货物流通的规律，正确估量形势，决走投资的方向，以顺应时世的需要，得到赢利。他们凭借经营工商业得到财富，又靠经营农业守住财富，把果敢强横的作法当作起家敛财的权宜之计，又把遵循并依靠法令当作保护家业的措施，手段的变化有章可循，能适应不同的情况，所以值得效法。至于那些努力从事农耕畜牧、开发山林、经营工商等业，仗财弄权从而成为富豪的人，财富大的可以倾覆一郡，中等的可以倾覆一县，下等的可以倾覆一乡一里，那就难以数计了。
生活尽量节俭，劳动不怕艰苦，这是兴家立业的正道，但富人必然用与众不同的手段出奇制胜。耕田务农，是最笨拙的经营方法了，而秦扬靠此成了一州的首富。盗掘坟墓，是犯法的事情，而田叔靠此起家。赌博是恶劣的行业，而桓发靠此发财。外出叫卖货物，是为男子汉不屑的低贱职业，而雍乐成靠此富裕起来。贩卖动物的油脂，是使人感到耻辱的事情，而雍伯靠此得到干金赢利。贩卖薄酒不过是一种小生意，而张氏靠此却有家财千万。磨治刀剑，是一种普通的技艺，而郅氏靠此能象大贵族一样过列鼎而食的生活。卖熟羊肚，既简单又不起眼，而独氏靠此出门能带上一个马队。当马医，只要有浅薄的医术，而张里靠此却有钟鸣而食的大排场。这些人都是因为精神专一，才获得了各自事业上的成功。
由此看来，致富并不是只有从事某些一定的行业才能办到，财富本来没有固定不变的主人，能干的人能使财富归向自己，无能的人则会使财富顷刻散失。家有千金，就可同一城的封君相比，家产万万，就可同王者一样享乐。这不就是所谓“素封”吗？事情难道不正是这样？
太史公说：神农氏以前的历史，我是不了解的。至于像《诗》、《书》中提到的虞夏以来的情况，（统治者们的）耳目要极尽音乐女色的享受，口要尝尽各种肉食的美味，身体安于闲逸享乐，而心意用在夸耀权势地位的尊荣。这种（追求物质享受的）风气影响百姓，积久成习，即使用精妙的理论去挨户劝说，也不能感化改变了。所以最好的办法是顺应这种趋势，其次是掌握好时机加以引导，再其次是教诲他们，再其次是进行整顿，统一步调，最不好的办法是与民争利。
山西地方出产很多的木材、竹子、穀树、麻类，旄牛、玉石等；山东地方则多鱼、盐、漆、丝和乐工美女；江南地方出产楠木、梓木、姜、桂、金、锡、铅矿石、朱砂、犀牛、玳瑁、各种珍珠以及象牙兽革等；龙门和碣石以北的地方多产马、牛、羊、毡毛制成的衣服以及各种动物的筋角等；铜和铁则是不出千里就有矿山出产，如同在棋盘上放置棋子一样。以上所说的，是物产的大概情形。这些东西都是中国人民所喜爱的，俗话所说的用于穿着饮食，奉养生者，葬送死者的物品。所以人们都有待于农人种出粮食然后得食，有待于管理山泽的虞人把各种原料开发出来，有待于工匠把各种原料制为成品，有待于商人把各种物品贸易流通。这难道需要依靠下政令、行教化等手段来征发收集，限期会聚吗？人人各尽其能，各尽其力，用以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某一地方物价低贱，就有人寻求物价高昂的地方把东西转运过去；某一地方的物价高昂，就有人寻求物价低廉的地方把东西转运过来，大家各自致力于自己的生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就像水往低处流，日日夜夜不会停息，物品会不招自来，不去搜求而百姓们自会拿出来贸易。这难道不是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任其自然的效验吗？
《周书》中说：“农人不拿出自己的产品，人们就会缺乏食粮；工人不拿出自己的产品，人们就会缺乏用具；商人不进行贸易，那么粮食、用具、财货这三种最可宝贵的东西就会断绝来源；（管理山泽的）虞人不拿出所产的物品，人们就会财货空乏。”财货空乏，山泽就不能开发了。这四方面，是人们衣食的本源。本源广大，物用就充裕；本源狭小，物用就缺少。（懂得这一道理，）上可以富国，下可以富家。贫富的法则，（天然存在，）不是谁能夺走或给予的，而智巧的人财物总是有余，笨拙的人财物总是不足。太公望被封于营丘，建立齐国，那里都是盐碱地，人民稀少，于是太公就勉励封地内的妇女从事纺织、缝纫、编结、刺绣等工作，这些女红制品技术高超，极其精巧，太公又利用当地出产的鱼、盐进行贸易，结果别处的人民都背负着婴儿归附齐国，货物也往那里集中，就像车辐归聚于车轴一样。所以天下人都使用齐国出产的衣服鞋帽，东海到泰山之间的人们都恭恭敬敬地整理好衣袖前去朝见，（表示归服。）后来齐国一度衰落，管仲重新整顿治理，设置掌管财物货币的九种官员，齐桓公因此得以称霸，多次纠合诸侯，主持盟会，把天下纳入正道。而管仲本人也能收取占货值十分之三的市场税归为己有，虽然居于陪臣的地位，却比各国的诸侯还富。齐国也因而保持富强直至后世威王、宣王的时代。
所以说：“粮食充实了，人们就会懂得行为要符合礼节；生活用品丰富，吃穿不愁了，人们就会懂得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礼是随着财富充裕而产生的，一旦财富消失，也就不再有什么礼了。所以说君子富了，爱凭借财产广施恩德；小人富了，就能过安逸舒适的生活，不必再辛辛苦苦地劳作。水深自然产鱼，山深自然会有野兽前往繁殖生息，人富了，所谓的仁义自然就会归属于他。富人得了势，名声地位就更加显赫，一旦失势，再没有宾客上门，就会闷闷不乐。这类情况，在夷狄之区表现得尤其明显。俗话说：“只要家产有千金，儿子不会判死刑。”这并非空话。所以说：“天下人吵闹喧嚷，都是来求财；天下人奔走纷乱，都是去谋利。”那些拥有兵车千辆的国君，食邑万户的列侯，受封百家的封君，尚且都为钱财不够使用而担忧，何况编入户籍，要负担租税徭役的平民百姓呢！
从前越王句践兵败困守在会稽山上，于是就任用了范蠡和计然。计然说：“懂得战争的人平时就得整治军备，要使货物赶上时令和风尚，被世人所用，平时就得了解货物。如果时世的需求和货物的特点，二者都明确地显露于世，那么世上成千上万货物生产和供应的规律也都能看出并掌握了。每逢太岁与金星运行到同一星次，这一年必是丰年，太岁与水星运行到同一星次，这一年必有水灾；太岁与木星运行到同一星次，这一年必有饥荒；太岁与火星运行到同一星次，这一年必有旱灾。大旱之后必多水，所以在旱年就得准备好船只，大水之后必有旱，所以在多水之年就得准备好车辆，这是事物变化的规律。（一般说来），农业生产六年丰收，六年干旱歉收，每十二年就有一次大饥荒。出售粮食，每斗价格跌到二十钱，就会伤害农民，每斗涨到九十钱，就会伤害手工业者和商人。手工业者和商人受到伤害，财货就不能流通，农民受到伤害，土地就不能开垦。粮价每斗上不超过八十钱，下不低于三十钱，那么农民和手工业者、商人双方都能得利。官府以平价出售粮食，控制住物价，使通过关卡、进入市场的货物源源不断，这就是治理国家的方法。至于囤积货物，居奇求利的道理，则务必求取完好坚固容易贮藏的货物，并且不要久藏，使资金周转不息。如果以货换货，进行贸易，容易腐败损耗的货物切勿久留，不要囤积居奇，以求高价。能够判断某种货物是供过于求还是求大于供，就能看出价格是要上涨还是要下跌。涨价涨到一定的极限，就会下跌，跌价跌到一定的极限，就会上涨。上涨到一定的极限，就要把货物看作粪土一样毫不可惜地抛售出去，下跌到一定极限时就要把货物看作珠宝一样毫不犹豫地收购进来。钱财货币要让它们象流水一样不停地周转流动。”句践采用计然的策略，施行了十年，越国财力富裕，能够优厚地犒赏战士，战士们冒着敌人的飞箭投石，奋勇前进，就像渴极了的人想得到饮水一样，于是终于报仇雪恨，消灭了强大的吴国。句践率军北上，在中原地区检阅军队，显示兵威，名列“五霸”之一。
范蠡洗雪了在会稽向吴军屈膝求和的国耻之后，长叹道：“计然的计策有十条，越国只用了其中五条就能消灭吴国，扬眉吐气。那些计策施用于国家已经成功，我要用来经营自己的家业了。”于是就乘坐小船飘游江湖，改名换姓，到了齐国，就自称“鸱夷子皮”，到了陶，就自称“朱公”。朱公认为陶这个地方位居天下之中，与各诸侯国四通八达，是进行货物交易的重要场所。于是就在那里经营产业，囤积货物，投机谋利。他善于掌握天时追逐利润而并不苛求所任用的人。所以说擅长经营的人，必定能选择信用靠得住的人并能得心应手地把握好时机。他在十九年之中曾三次得到千金之财，又先后两次把财产分散给贫穷的朋友和远房的同族兄弟。这就是所谓喜好凭借财产广施恩德的君子啊！后来他年老力衰，就听凭子孙去经营。他的子孙继承了产业，又不断增殖生息，以至他们的家产竟达到万万之多。因而后世人们谈到富人，都要提起陶朱公。
子赣既已从孔子那里完成了学业，就回到卫国做官，他又囤积货物，在曹、鲁一带转运倒卖，孔门弟子学业优秀的有七十人，其中数他最富有了。原宪穷得连酒糟谷皮都不能填饱肚子，藏身于陋巷之中。子赣则车马成群，以束帛为进见的礼物，出使各诸侯国通问修好，所到之处，各国的国君都与他分宾主，行平等的礼节。使孔子的名声能够传遍天下，就是靠子赣作出安排，起着支配作用。这不就是所谓富人得了势，名声地位就更加显赫吗？
白圭是成周人。正当魏文侯在位时，李克在魏国推行尽力开发土地资源、奖励农业的政策，而白圭却乐于观察估量时尚世情的变化，别人低价抛售的货物，他就收进，别人高价求取的货物，他就出售。在谷物成熟的时候，他收购粮食，出售丝、漆；在蚕茧收成时则收购缯帛和丝绵，出售粮食。每逢太岁在卯之年，农业丰收，但明年必定有灾荒。到了太岁在午之年，必遇旱灾，但明年会有好收成。到了太岁在西之年，又是丰收，但明年又是灾荒。到了太岁在子之年，会遇到大旱，但明年收成较好，雨水偏多。这样，又回到太岁在卯之年。他囤积货物，大致每年能使财产增加一倍。想要增长拥有的货币的数目，他就收购下等的谷子；想要增长拥有的粮食的数目，他就收购上等的谷种。他生活刻苦，不讲究饮食，能抑制享受的欲望，没有嗜好，穿衣服也很节约，常年与为他经营劳作的奴仆同甘共苦，但抓紧赚钱的时机就像猛兽猛禽看到猎物突然猛扑过去似地迅猛果断。因此他曾这样说：“我经营产业，就像伊尹、吕尚施行计谋，孙武、吴起用兵作战，商鞅执行法令那样。所以一个人如果他的智慧不足以随机应变，他的勇气不足以果断的作出决定，他的仁爱之心不能使他只是收取应该取得的东西而又肯付出应该付出的东西，他的意志不能使他坚持自己应有的操守，即使想学习我致富的本领，我终究不会告诉他。”（他说这番话，）是由于天下讲经营产业的人都说自己效法白圭。白圭他是试验过自己的经营之术的，能经过试验以施展自己的特长，这说明他不是随随便便就取得成功的啊！
猗顿靠掘池晒盐发家，邯郸郭氏靠开矿冶铁致富，他们的财富都可与一国之君相比。
乌氏的倮经营畜牧业，牲畜繁殖多了就变卖成钱，然后求购华美珍奇的彩绣等物，偷偷地献赠戎王，戎王则用十倍于原价的牲畜回赠给他，作为补偿。致使他拥有的牛马等牲畜多得要用山谷作单位来计量。秦始皇下令让倮比照封君的待遇，春秋二季可以按时同贵族们一起进宫谒见皇帝。巴郡有个名清的寡妇，她的祖先找到了出产朱砂的矿穴，一连几代独得其利，财富多得无法计算。清，不过是一个寡妇，能够守住祖先留下的产业，靠财产来保护自己，使自己不受人欺侮侵犯。秦始皇认为她是个有节操的贞妇而尊敬她，待她如同宾客，并为她修筑了一座女怀清台。那倮是边远地区牧民的首领，清是穷乡僻壤的寡妇，却能受到天子的礼遇，名扬天下，不就都是依靠自己的财富吗？
大汉兴起，四海之内归于统一，不再在城门桥头设卡，开放了各个地区之间的封锁，解除了开发山泽的禁令，因此财力雄厚的商人们得以走遍天下，用来交易的货物到处流通，供需双方都能满足，（朝廷又决策）把地方上的领袖人物、战国时六国王族子孙和豪强大族迁徙到京师一带来。
关中地区从汧县、雍县以东直到黄河、华山，平川千里，一片沃壤，自虞、夏以来，就把那里的土地列为九州之内最好的，而征收第一等的贡赋。（当初）公刘率领周人来到邠地，太王、王季又迁徙到岐山之下，文王修建了丰邑，武王又营治镐京，所以那里的人民至今还保存着先王遗留下来的风尚，乐于经营农业、种植五谷，秉性稳重厚道，不肯轻易地去做违法的事。到后来秦文公、秦德公、秦缪公定都居雍，那地方正当陇、蜀货物交流的必经之路，因而产生了许多商人。秦献公迁都栎邑，栎邑（作为国家重心所在，）挡回了北方戎狄的侵扰，向东又与三晋之地相通，也集中了许多大商人。秦孝公、秦昭公都于咸阳，加上后来的汉都长安也在那一带，附近又有（汉代开国以来）历代帝后的陵墓，关中地区成了天下四方人员物资的会聚之处，地方狭小而人口众多，因此那里的人民更加习惯于玩弄智巧，去从事工商业。关中的南面是巴蜀。巴蜀地方也是肥沃的原野，出产很多的巵草、姜、朱砂，以及用石、铜、铁、竹、木等制成的器具，南面控制着滇、僰两个国族，僰地出产奴隶；西面靠近邛都夷和笮都夷，笮都夷居地出产马和牦牛。但其地四面都被群山包围阻塞，幸而筑有千里栈道，可以四通八达，只有汉中的褒斜控扼着巴蜀通往关中的各条通路的道口，（通过褒斜输出或输入货物），就能用本地多余的产品换来所缺乏的东西。天水、陇西、北地和上郡与关中风俗相同，但西有羌中的利源，北有戎狄的牲畜，畜牧业的繁荣可数天下第一。不过地方偏远险阻，外出的通路被京师长安所控扼。所以关中地方面积只占天下的三分之一，人口不到十分之三，但衡量那里的财富，却占十分之六之多。
从前唐尧建都于河东，殷代建都于河内，周代建都于河南。这三河地区位居天下中央，就像鼎的三足，是古代开基创业得天下而称王的君主轮流建都之处，所建立的王朝各传几百年或上千年，那里土地狭小，人口众多，是各诸侯国都邑大城所聚集的地方，所以民间的风俗琐屑而吝啬，居民气度较小，但熟悉各种事务世故。杨和平阳二地向西可与关中和狄人居地通商，向北可与种、代地区贸易。种、代在石邑以北，与匈奴接壤，经常受到侵扰劫掠。那里的人民崇尚刚直，秉性强横，喜好意气用事，以行侠为名做犯法的事情，既不从事农耕，也不经营商业。但由于地方紧靠匈奴，出征的大军屡次经此开赴前敌，中原运去的军需物资也时常有剩余而流散民间。人民体格建壮，生性好斗，不肯安宁，春秋时尚未分裂的晋国本就因为那里民风强悍难以管理而感到忧虑，到了战国，赵武灵王又进一步激厉尚武的精神，所以那地方直到现在还遗留着当年赵国的风俗。所以杨和平阳的商人经营其间，都能满足自己的欲望。温、轵二地向西可与上党通商，向北可与赵和中山贸易。中山地方土地瘠薄而人口稠密，还留存着沙丘这种殷纣淫乐之地的居民的后裔，民风急躁，依靠智巧谋利为生。男子相聚游戏，慷慨激昂地唱着悲壮的歌曲，外出则成群结伙地用椎杀人，抢劫财物，事罢回来，又偷掘坟墓，制作奇巧之物，私铸钱币，拥有许多玩物，并充任以表演歌舞杂戏为业的倡优。女子则弹弄琴瑟等乐器，踮着脚轻轻地走路，（作出柔美的样子，）周游各地，向权贵富豪献媚，又进入王者后宫，遍及所有的诸侯国。
赵都邯郸也正是漳水、黄河之间的一个大都市，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卫二地的风俗与赵地相仿，但因为靠近梁、鲁，人民稍为庄重而崇尚气节。（战国末）卫国的都城从濮水之滨的濮阳迁到野王，野王民间（至今）喜好逞意气、行侠义，这是卫国的遗风。
那燕都蓟也正是渤海、碣石之间的一个大都市，南通齐、赵，东西和北面则与胡人的地域邻接。从上谷到辽东，地方偏远，人民稀少，经常受到（胡人的）侵扰劫掠，情况同赵、代非常相似，而那里的人民象猛禽一样敏捷强悍，但头脑比较简单，不善于思考问题。论出产，则鱼、盐、枣、栗等都很丰富。这一地区北面与乌桓、夫余相邻，东面又可收聚控制秽貉、朝鲜、真番的利源。
洛阳向东可与齐、鲁通商，向南可与梁、楚贸易。泰山的南面是鲁，泰山的北面就是齐。
齐地以泰山和东海为边境，沃土千里，适合种植桑麻，人民拥有许多彩色的丝绸以及布帛鱼盐等物品。临菑也正是东海、泰山之间的一个大都市，那里的民俗开阔舒展，豁达而不拘小节，人民富于智慧，喜好议论，秉性稳重，意志坚定，难以动摇，成群结队地对阵时显得胆怯，却勇于独自拿着兵器去行刺，所以有不少靠抢劫谋生的人，这也正是大国的气派。临菑城中各色人等统统具备。
邹、鲁两地正在洙水和泗水之滨，还保存着周公遗留下来的风尚，习俗爱好儒学，礼仪制度完备，所以那里的人民比较拘谨。种桑植麻耕织之业相当发达，但没有山林湖泽的丰富出产。地方小，人口多，民风俭朴吝啬，害怕犯罪，远避邪恶。到后世衰败以后，则热衷经商，追求财利，比周人更厉害。
从鸿沟以东，芒山和砀山以北，属于巨野泽水系的范围，这就是梁、宋之地。定陶、睢阳也正是这一地区的大都市。当年帝尧在成阳兴起，大舜即位前在雷泽打鱼，商汤定都于亳，（都在这一区域。）那里的民俗还保留着先王遗留下来的风尚，稳重忠厚，有许多君子。人们喜好农业，虽然没有山川提供的财富，但能忍受粗劣的物质生活，依靠节衣缩食来使自己有储蓄收藏。
越、楚地方三个区域有三种风俗。自淮水以北，沛郡、陈、汝南、南郡，这是西楚。那里的风俗勇悍轻率，人们容易发怒，秉性刻薄，很少积聚财富。江陵本是楚国郢都，西南可通巫县、巴郡，东面又有富饶的云梦。陈在楚、夏交会之处，可以转运鱼盐之类的货物，居民中有很多人从事商业。徐、僮、取虑等县的人民，则清廉刻薄，但都以实现自己的诺言为荣。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这是东楚。那里的风俗与徐、僮类似。朐、缯二县以北，风俗则与齐地相同。浙江以南就是越地。吴县自从吴王阖庐、春申君和吴王濞三人招引来天下各地爱外出闯荡的好事少年以后，东面收取了海盐带来的财富，又有章山出产的铜，以及三江、五湖的利源，也成了江东地区的一个大都市。
衡山、九江和江南的豫章、长沙，则是南楚，那里的风俗与西楚十分相似。楚国的郢都后来迁到寿春，寿春也成了一个大都市。合肥南北可同江、淮通航，是皮革、腌鱼、木材集中并发运的地方。由于杂有闽中、吴越的风俗，所以南楚人民喜好卖弄口才，花言巧语，很少讲实话。江南地势低洼潮湿，男子往往短命，竹木很多。豫章出产黄金，长沙出产铅和锡，但数量有限。所储藏的矿物，开采所得不足以抵偿所需的费用。九疑、苍梧以南直至儋耳，风俗与江南大体相同，与杨越类似之处最多。番禺也正是这一区域的大都市，各种珍珠、犀角、玳瑁、水果、杂布就在那里集散。
颍川、南阳，是夏人聚居的地方。夏人的政治崇尚忠诚朴实，仍保留着先王遗留下来的风尚。颍川一带的人民也都忠厚淳朴，心地善良。秦朝末期，把不肯安分守己的百姓迁徙到南阳。南阳西面与武关、郧关相通，东南面又有汉水、江水、淮水流经，宛也正是那里的一个大都市。民俗喜欢做各种杂事，经营商业的人很多，又好作侠义之事，与颍川声气相通，所以直到现在还被叫做“夏人”。天下各地的物产有它缺少的，也有它多余的，人们的习俗也因而有所不同，山东地方吃海盐，山西地方吃池盐，五岭以南，沙漠以北，原本也往往有地方出产盐，情况大体就是这样。
总而言之，楚、越地方地广人稀，人们把稻谷和鱼类当作食物，放火烧草，然后耕种，灌水耨地，除去杂草，各种瓜果螺蚌到处都有出产，不必通过与外地贸易就能自给自足，地理条件决定那里有丰富的食物，不必忧虑会发生饥荒，正因为如此，人们也就得过且过，偷懒混日子，没有积蓄贮藏，大多贫穷。所以江水、淮水以南，既没有挨冻受饿的人家，也没有家资千金的富户。沂水、泗水以北，土地适宜于五谷桑麻六畜的生长，地少人多，经常遭受水灾、旱灾的祸害，人民习惯于贮藏东西，所以秦、夏、梁、鲁等地的习俗爱好经营农业，尊重农民。三河、陈、宛也是这样，但同时还经营商业。齐、赵一带的人民会布置巧妙的计谋，依靠聪明机智来经商谋利。燕、代地区的人民则耕田畜牧又养蚕。
由此看来，贤人们在朝廷用尽心思地出谋画策，立论建议；那些恪守信义，不惜为维护节操而献身的隐居山中的高士们自命清高，他们到底把什么当作目的归宿呢？都是为了财富啊！所以廉洁的官吏当官时间长，当官时间一长就更富了。不贪婪的商人（得到顾客的信任），最终也能富起来。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不用学习就都有这种欲望。因此壮士在军中，攻城时冒险先登，野战时冲入敌阵，迫使敌军退却，斩杀敌人的将领，夺取敌人的军旗，冒着飞箭飞石，赴汤蹈火，不避危难，为的是得到重赏。乡里市井的不法少年，杀人灭尸，抢劫财富，盗掘坟墓，私铸钱币，以行侠为名恃强凌弱，兼并他人的土地财产，代朋友杀人报仇，然后逃到偏远的地方躲藏起来，这样地不顾法律禁令，像快马奔驰一样迅速地走向死亡的深渊，其实也都是为了财利。现在赵、郑等地的女郎，精心打扮自己，弹着琴，扬起长长的舞袖，拖着尖头的舞鞋，眉目传情，心存挑逗之意，外出献艺，不远千里，伺候客人不问老少，她们都是奔着钱财而去的啊！那些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儿，戴的帽，佩的剑，都装饰得漂漂亮亮，出门时车马成群结队，也都是为了炫耀富贵而讲究排场。打鱼射猎的人，不管清晨黑夜，冒着霜雪，奔驰在深坑边、山谷中，顾不得被野兽伤害的危险，为的是得到可以用来换钱的野味。在赌博场上竞争取乐，斗鸡赛狗，变色争吵，互相夸耀，一定要夺取胜利，就是怕输钱啊！医生、方士等各种靠技艺为生的人，之所以用尽心思，竭力发挥自己的技能，是为了得到丰厚的报酬。官府中的吏士玩弄法律条文，私刻公章，伪造文书，不怕遭受严刑的惩罚，这是因为接受了贿赂，财迷心窍。而从事农、工、商、畜牧等业的人，本来就以追求财富，增加货物为目的，这些人只有在才尽力竭的情况下才会无可奈何地退出竞争，始终不会留有余力而把发财的机会让给别人。
俗话说：“百里之外不贩柴，千里之外不贩粮。”在某地要住上一年，就种植谷物，住上十年，就要种植树木，住上一百年，就要积德行善，招徕远方之人。所谓德，就是能吸引招致别处的人和物来到身边。现在那些没有官职俸禄的供奉，没有爵位封邑的收入，而生活上的享乐可以同大官贵族相比的富人，可以称之为“素封”。有封邑的人享用百姓缴纳的租税，每年每户二百钱。食邑一千户的封君每年就有二十万钱，朝见天子，进献土产，派遣使者与诸侯通问修好，所需的费用都出自其中。而平民经营农、工、商等业，每年一万钱能得利息二千钱，有百万之产的人家每年可收入二十万，而缴纳租税和雇人代服兵役徭役的费用都出自其中。除此之外，在衣食等方面尽量享受美好生活的欲望，都能得到满足。所以说在陆地牧马十五匹，或养牛一百六十七头，养羊二百五十头，在水边养猪二百五十头，居住在靠水的地方，拥有能养一千石鱼的池塘，居住在山中，拥有一千棵成材的大树；在安邑有一千棵枣树；在燕、秦有一千棵栗树；在蜀、汉、江陵有一千棵橘树；在淮北、常山以南，河水、济水之间有一千棵楸树；在陈、夏有一千亩漆树，在齐、鲁有一千亩桑或麻；在渭川有一千亩竹园；以及在居民万户以上的名都大城的近郊有一千亩亩产一钟粮食的良田，或者有一千亩巵草、茜草，一千畦姜、韭；这种人的收入都与千户侯相同。而这些都是富足生活所凭借的资本，用不着亲自去市场交易，也用不着远出去外地的城镇经营，坐在家中，就可收取赢利，虽然没有官爵，挂着“处士”的名义，却可获得丰富的享受。至于家境贫困，父母年老，妻儿弱小，逢年过节无力置办祭祀用品，也凑不出乡里会餐的份子钱，吃的喝的穿的盖的都难以维持生活的需要，到了这种地步还不惭愧、不羞耻，那就没有什么可比拟的了。所以没有财产的要靠劳力为生，有财产但是不多，就靠智力去争胜夺利，如财力雄厚则可抢先掌握不同的时机赚取大量的利润，这是谋财求利的通常情况。现在经营产业不用危害自身的安全，就能获得财富用于生活享受，那么即便是贤人也会为之努力。因此依靠经营农业致富是最上一等，依靠经营工商业致富是次一等，依靠不正当的手段致富是最下等。一个人如果没有隐居深山的奇士的清高的品行，始终贫穷卑贱，偏偏喜欢高谈阔论，讲什么仁义道德，也真是可羞可耻。
凡是编入户籍的普通百姓人家，对财产比自己多十倍的富户，就会对他卑躬屈膝，对财产比自己多一百倍的，就会对他心存畏惧，对财产比自己多一千倍的，就会被他使役，对财产比自己多一万倍的，就会当他的奴仆，这也是事物的常理。在贫穷的基础上追求财富，从事农业不如从事工业，从事工业不如从事商业，就像女子在丝织品上刺绣出美丽的花纹图案，以此为生，收入不如在市场上倚门卖笑的娼妓。这是说从事工商业，是穷人由贫变富的凭借。在四通八达的大都市中，一年之内酿酒一千瓮或醋一千缸，淡酒一千瓶，屠宰牛、羊、猪一千头，贩卖谷物一千钟或柴草一千车，有船只总长一千丈，有成材的大树一千株或竹竿一万棵，有小型马车一百辆或牛车一千辆，有上漆的木器一千件或铜器总重一千钧，未上漆的木器以及铁器巵草茜草等总重一千石，有马七十七匹或牛二百五十头、猪羊二千头，有奴仆一百人，有筋角朱砂一千斤，有丝帛绵絮及各种绸布总重一千钧或带图案花纹的彩色丝织品一千匹，有粗布皮革总重一千石，有漆一千斗，有酒曲豆豉一千罐，有鲐鱼刀鱼一千斤，有小杂鱼一千石，有腌鱼一千钧，有枣子、栗子三千石，有狐皮貂皮一千张，有羔羊皮总重一千石，有毡或席一千具，有其他杂果干菜总重一千钧，有放债取息的本钱一千贯，在市场上居间当掮客，贪婪的商人得利三分之一，规矩的商人得利五分之一。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家，富裕程度都能同中等的诸侯相比，这是大致的情况。从事其他各种杂业，如果得不到十分之二的利润，其中就谈不上有什么值得去经营追求的财富了。
下面且简单地说一说现今世上千里见方的范围内，那些聪明有才干的人用以致富的办法，使后世求富的人可以观摩并有所选择。
蜀郡卓氏的祖先本是赵国人，靠冶铁成为富豪。秦军攻破赵国，强迫卓氏离开故土，流迁他乡。卓氏被掳掠，只有夫妻二人推着车步行，前往被流放的地方。那些同时被流迁的沦为俘虏的人稍微剩下一点钱财，就争着用来贿赂带队的秦国官吏，请求安排在较近的地点，都在葭萌定居。单单卓氏说：“这里土地狭小瘠薄。我听说汶山之下有大片肥沃的田野，地里出产大芋头，能充粮食，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到死都不会挨饿。那里的居民有很多在市镇上做工，便于经商。”于是就要求迁往远处。结果被安排在临邛，卓氏心中大喜，就前往出铁的山上开采矿石，开炉鼓风，冶铸铁器钱币，巧妙地运用人力财力，苦心经营，滇蜀二地的百姓都被他所用，富裕的程度达到家有奴仆千人，在自家的田园池林中射猎游戏，这种享乐可以同国君比拟。
程郑也是山东地区迁来的俘虏，也从事冶铁业，产品远销到西南夷和南越地区，同那里的梳着椎型发髻的人民贸易。他的财富与卓氏相等，都住在临邛。
宛地孔氏的祖先是梁人，以冶铁为业。秦军攻伐魏国，把孔氏迁到南阳。他大规模地开炉鼓风，冶铸铁器钱币，（获得大量的财富，）规划开掘水池（以供自己游乐），车马相连，成群结队，外出与诸侯结交，从而得到通商贸易，赚取厚利的方便，（作为游闲公子，）赠人礼品，赐人财物，有出手阔绰的名声。但他所得的赢利比送出去的东西更多，反而胜过那些斤斤计较吝啬成性的商人。家中的财产达到数千金之多，所以南阳人经商都效法孔氏的温文优雅的仪容和慷慨大方的气度。
鲁人风俗俭朴吝啬，曹地的邴氏尤其是这样，邴氏靠冶铁起家，财富有万万钱之多。但他们家中父子兄弟订下规约，一举一动都贯彻爱惜物力的原则，要收集拾取任何还有一点使用价值的东西，他们外出放债或贸易走遍了天下所有的郡国。邹、鲁地方之所以有许多人放弃了文献学术方面的研究而去经商谋利，就是因为受曹地邴氏的影响。
齐地的风俗以奴仆为低贱，唯独刀间爱惜并看重他们。桀傲不驯生性狡诈的奴仆，是主人们头痛的，只有刀间收取并使用他们，派他们出去为自己经营渔盐等业或从事商业活动，追求利润。刀家的奴仆有的甚至车马成群地与郡守、国相结交，刀间对这些人更是信任重用，终究得力于他们而起家致富，财产有数千万之多。所以民间谚语说“宁愿遇见大官府，不要碰上刀家奴”。这说明刀间能使唤利用手下的豪奴尽力为他谋利从而使自己富裕起来。
周人琐碎吝啬，师史更是如此。他拥有运货车数百辆，去天下各郡国贸易，没有不曾去过的地方。洛阳市街通向齐、秦、楚、赵，正在天下的中央，那里的穷人效法富家，互相把长久地在外经商当作夸耀的资本，许多人屡次经过家乡里邑，也不入门，师史分派职务，任用这样的人，所以能积聚财产达七千万。
宣曲任氏的祖先，本是督道地方管粮仓的小吏。秦朝败亡的时候，乘机起事的豪杰们都去抢夺金玉珍宝，只有任氏把仓库中的粮食藏在地窖里。楚汉双方的军队在荥阳相持对抗，附近的百姓无法耕种，米的价钱长到一万钱一石，那些豪杰所得的金玉珍宝（都用来购买粮食，）最终归任氏所有，任氏靠此发财致富。富人都争相过奢侈的生活，任氏却降低身份，放下架子，崇尚节俭，亲自致力于农田和畜牧之事。土地牲畜，一般人都抢购价格低廉的，唯独任氏只求质地优良，不惜高价收买。他们家接连几代都是大富。但任氏的那位祖先任公订下家规：不是自己种田或畜牧所得的东西，不吃不穿，公家的税赋徭役等事没有办完，不得饮酒吃肉。他家以此作为乡里的表率，所以身为富民而又得到皇上的器重。
边塞向外开拓以后，桥姚已经拥有马一千匹，牛二千头，羊一万头，粟米多得要用万钟来计算。吴、楚七国起兵作乱的时候，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都要从军出征，（为了准备好兵器行装和路上的开销，）纷纷借贷，放债的人认为这些列侯封君的封邑封国都在关东，而关东二军未分胜败，（结果难以预料，）都不肯把钱借给他们。只有无盐氏拿出一千金放贷，利息比平常高出十倍。三个月以后，吴楚七国之乱平定了。一年之中，无盐氏所得的利息比本金多十倍，因此他的财富同关中出名的富豪相等。
关中富有的大商人，大致都是田家的，如田啬、田兰等。此外韦家地方的栗氏，安陵及杜县的杜氏，家财也值万万。
上面所举是最明显突出的例子，这些人都不是有爵位封邑俸禄收入的人，也不靠非法的手段致富，都是能推测货物流通的规律，正确估量形势，决走投资的方向，以顺应时世的需要，得到赢利。他们凭借经营工商业得到财富，又靠经营农业守住财富，把果敢强横的作法当作起家敛财的权宜之计，又把遵循并依靠法令当作保护家业的措施，手段的变化有章可循，能适应不同的情况，所以值得效法。至于那些努力从事农耕畜牧、开发山林、经营工商等业，仗财弄权从而成为富豪的人，财富大的可以倾覆一郡，中等的可以倾覆一县，下等的可以倾覆一乡一里，那就难以数计了。
生活尽量节俭，劳动不怕艰苦，这是兴家立业的正道，但富人必然用与众不同的手段出奇制胜。耕田务农，是最笨拙的经营方法了，而秦扬靠此成了一州的首富。盗掘坟墓，是犯法的事情，而田叔靠此起家。赌博是恶劣的行业，而桓发靠此发财。外出叫卖货物，是为男子汉不屑的低贱职业，而雍乐成靠此富裕起来。贩卖动物的油脂，是使人感到耻辱的事情，而雍伯靠此得到干金赢利。贩卖薄酒不过是一种小生意，而张氏靠此却有家财千万。磨治刀剑，是一种普通的技艺，而郅氏靠此能象大贵族一样过列鼎而食的生活。卖熟羊肚，既简单又不起眼，而独氏靠此出门能带上一个马队。当马医，只要有浅薄的医术，而张里靠此却有钟鸣而食的大排场。这些人都是因为精神专一，才获得了各自事业上的成功。
由此看来，致富并不是只有从事某些一定的行业才能办到，财富本来没有固定不变的主人，能干的人能使财富归向自己，无能的人则会使财富顷刻散失。家有千金，就可同一城的封君相比，家产万万，就可同王者一样享乐。这不就是所谓“素封”吗？事情难道不正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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