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如果皇帝只应孔、孟、程来做,那么汉、唐、宋、元的开国皇帝都是光棍”吗?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若论正位,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朱做,明末皇帝该吕子做,今都被豪强占据去了。吾儒最会做皇帝,世路上英雄他那晓得做甚皇帝”等语。孔孟之所以为大圣大贤者,以其明伦立教,正万世之人心,明千古之大义。岂有孔子、孟子要做皇帝之理乎?孔子云:“事君尽礼。”
又云:“臣事君以忠。” 又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看《乡党》一篇,孔子于君父之前,备极敬畏小心。孟子云:“欲为臣,尽臣道。” 又云:“齐人莫如我敬王者。”使孔孟当日得位行道,惟自尽其臣子之常经,岂有以韦布儒生,要自做皇帝之理!若依曾静所说,将乱臣贼子篡夺无君之事,强派在孔孟身上。污蔑圣贤,是何肺肠?且自汉唐以来,圣君哲后,代不乏人。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金太祖、元太祖、世祖,或戡定祸乱,或躬致太平,皆天命所归,功德丕著。今乃概目为光棍!况曾静时切明亡之恨,而以周末局变之后,皇帝皆系光棍,则明太祖亦在光棍之列。曾静不但是本朝之叛臣贼子,亦即是明之叛臣贼子。且曾静亦知光棍应得何罪,今以开创之主,皆诋为光棍,则当时佐命冀赞之名臣,皆当治以光棍为从之律矣。又春秋至明,数千年间,曾静所谓合该做皇帝者,只有孔、孟、程、朱、吕留良五人。开辟至今,无此狂怪丧心之论。可问曾静是如何说?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所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说了“皇帝应该是我们读书人中的大学者做,不该让那些人生世道上的英雄们做。周朝末期,局势大变,以后在位的君王大多不知读书,都是些人生世道上的英雄,更有的甚至是老奸巨猾,也就是民谚所说的光棍之流。若要论说正其名位,春秋时期的皇帝应该由孔子做,战国时期的皇帝应该由孟子做,秦朝以后的皇帝应该由程颐、程颢和朱熹做,明朝末期的皇帝应该由吕留良做。可如今都被豪强们占据去了。我们读书人最会做皇帝,人生世道上的那些英雄他们哪里懂得做什么皇帝”等言语。孔孟之所以为大圣大贤之人,是以其明确的伦常道德立成儒教,来端正万世的人心,明扬千古的大义。岂有孔子、孟子要做皇帝的道理呢?孔子说,“服事君王要尽到礼节。”
又说:“臣子侍奉君王要报以忠心。”
还说:“君要像是君,臣要像是臣,父要像是父,子要像是子。”看《论语》中的《乡党》一篇所描写的,孔子在君王和父亲面前,完全是非常恭敬谨慎的。孟子说:“要想当好人臣,就要尽到人臣的道义。”
又说:“齐国人没有像我这样敬重君王的。”上天使孔孟当时得圣贤的地位,传行圣贤的纲常伦理,尚自要尽他们做人臣的常道规范,岂有以韦带布衣的寒儒书生,要自做皇帝的道理!如果依照曾静所说的,将乱臣贼子篡权夺位,灭道弑君的叛逆行为,强要加在孔孟的身上,来污蔑圣贤,究竟是何心肺肝肠呢?而且自从汉朝唐朝以来,圣明贤德的君王历代都不缺少。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金太祖、元太祖、元世祖,有的戡平战祸,安定天下,有的亲身致力于太平,休养生息。都是上天之命的归属,功德显赫昭著。如今却一概看成光棍。况且曾静时时切记明朝亡灭之怨恨,而认为周朝末期局势变化以后,皇帝都是些光棍,那么明太祖也列在光棍之类。曾静不但是本朝的叛臣贼子,也是明朝的叛臣贼子。并且曾静也知道光棍应是什么恶名,如今将各朝开创基业的君王,都诋毁是光棍,那么当时辅佐拥戴帝王创业的一代名将勋臣,也都应当治他们以光棍随从的刑律了。再说春秋至明朝数千年间,曾静所谓应该做皇帝的,只有孔子、孟子、程氏兄弟、朱熹、吕留良五个人。开天辟地到如今,还没有如此狂妄怪谲、丧心之极的论调。可问曾静是怎样供说!
【原文】
曾静供:这狂怪的话,本是说做君的毕竟是聪明天,学问盖世。如前供所说,聪明睿智,仁能育万物,义能正万事,礼能宣万化,智能察万类,信能孚万邦,天下乃得而尊之亲之,奉以为君之意。盖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君以职位言,师以道德言。必道德极天下之至,然后职位居天下之尊。其实君师原是一人做的,君之外,另有一种道德高出天下者为师。所以二帝三王之世,尧、舜、禹、汤、文、武之君,皆是深于道德之至,精于学问之极,当明天下莫得而尚之,所以为君。春秋、战国之局变,有孔孟之道全德备,而世莫能用。在上周家天子,又未闻有道德高出于孔孟者,以唐虞三代极盛之例推之,却似春秋时的大君,合该有孔子之道德,方足以当之;战国时之大君,合该有孟子之仁义,乃足以当之;宋末时的大君合该有程朱的理学,方足以当之。当日之意,不是谓孔、孟必要出来做君,程、朱亦有志于临民。乃是谓君临天下,必有孔、孟之道德仁义,与程、朱之理学精详耳。盖敬君之至,莫如孔、孟,尊君之极,莫如程、朱。孔子事君尽礼,见于《乡党》一篇,后世人臣所少到,且不唯敬而已。推事君之诚,无所不至。为委吏则牛羊茁壮长,为乘田则会计当。举凡当官之职,尽到十分处,不肯一毫苟且者,皆是看得君命重大,所以职不敢旷耳。观孔子,则孟子、程、朱可类推矣。其所谓会做者,谓学问造到极处,成己自可以成物。《大学》讲明德,必及新民;《中庸》致中和,必到位育。盖性分中功用之全,自然贯通到此。所以说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禹为君、稷为相、颜子是个陋巷匹夫,如何做得君相的事,亦是一理相通,修身就可以齐家,齐家就可以治国平天下。四书五经中,无一章不言及治天下的事。
【译文】
曾静供:这些狂怪的话,本来是说做君王的毕竟是睿智聪明,上天赋予了诚信的品德,学问压倒世人。正如前边供词所说的,聪明睿智之人,仁爱能培育万种物质,义利能端正万种事理,仪礼能传播万种风化,智慧能明察万种偏颇,诚信能信服万千邦国,天下生民于是尊重他,亲近他,敬奉为君王的意思。上天将圣贤降于百姓之中,作他们的君王,作他们的师长,君王指的是职权位分而言,师长指的是道常德性而言。必然是道常德性达到天下之顶端,然后职权位分才能居天下之最尊贵。其实君王师长原来都是一人做的,君王之外另有一种道德高出天下人的为师长。所以,在二帝三王的时候,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君王,都是深解于道德的最高意旨,精通于学问的顶端涵义,当时天下没有谁不崇尚他们的,因此敬奉为君王。春秋战国时局变化,有孔孟全备的安邦治国学说思想,而世人却没有谁能采用。在上边的周室君王们,又没有听说有道德高出孔孟的人。如果用唐尧、虞舜、夏禹三代最兴盛时期的事例推论,却好像是:春秋时期的君王,应该有孔子的道德,才足以担当;战国时期的君王,应该有孟子的仁义,才足以担当;宋朝末期的君王,应该有程朱的理学,才足以担当。当时我写此话的意思,不是说孔孟必要出来做君王,程朱也有志于抚临天下百姓,而是讲做君王的临幸天下,必然得对孔孟的道德仁义和程朱的理学义旨精通详明罢了。对君王最敬崇的,没有人能像孔孟;对君王最尊重的,没有人能像程朱。孔子服事君王尽礼尽节之事,可见于《乡党》这篇文章中。后世的人臣们很少能做到,并且不像他那样敬畏罢了。从《乡党》一文中可推想他服事君王的诚恳之心,已达到了无微不至。他担任管粮仓的乘田小官时,将财务管理得顺顺当当;他担任管畜牧的委吏小官时,将牛羊牧养的肥肥壮壮。凡是担任各种官职,都是尽心尽责到十分之处,不肯有一丝一毫的苟且偷安,这都是因为他把君王的命令看得至高重大,所以不敢荒废职守而已。看看孔子,那么孟子、程子、朱子也就可以此类推了。那种所谓会做事的人,学问已深造到极高之处,成全了自己自然也可以成全万物。《大学》研究授传完美的德性必然要普及到初生的子民,《中庸》认为达到中和的境界必然是天地归位,万物发育。德性含义内“中”的功能作用达到全备,自然就贯通到最高境界了。所以说大禹、后稷、颜回换个地方和环境还都是一样。大禹为君王,后稷为相国,颜回是市井陋巷中的平民百姓,如何能做得君王相国的事情!这个道理也是相通的。修养好自己的品德就可以调整好自己的家族,调整好自己的家族就可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四书五经中没有一篇章节不讲到治理天下的事情。
【原文】
弥天重犯此条狂怪的话,是说出做大君的,原不是别样人可做,乃是聪明睿智而精深于学问道德的,正是看得君至重至大,轻易不得。伏惟今日皇上抚临天下,统一六合,神明天纵,睿智性成。性焉安焉,优入圣域,其实道德之微,无不经历学问之精,无不透过中和并致,方得天地位而万物育,如是岂不是圣人而精于学问,方得尊居天下之上,与尧、舜、禹、汤、文、武千载符合。他若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金太祖、元太祖世祖,或戡定祸乱,或躬致太平,才智虽然有余,学问未免欠缺,故其发于政治,见于事功,未见得浑乎天理之正,而不能保其无一毫人欲之私。其实天下未闻有才德驾出其上,所以得而君之。弥天重犯狂怪之说,本系以英雄比历代诸祖,而以光棍指魏、晋篡窃之主,所云:“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
这三句原指汉、唐、宋、金、元诸祖说。所云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这两句乃是指魏、晋诸篡夺者言,因辞不能达意,以致混同不明,一带说了。而光棍两字,亦是楚中俗语,山鄙无知,妄引以比例当时,立言大指原是如此。其实一种狂妄粗率,悍然无忌之罪,实有难容。况其中所举吕留良,尤为无知之极,不惟不识本朝历圣之德与尧、舜、禹、汤无异,竟把狂悖叛逆之吕留良,当孔、孟矣。从前如在云雾中,今得圣谕开导点化,不唯光天睹日,抑且自觉寸磔不足以抵其辜矣。
【译文】
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这条狂妄怪谲的言论是说做君王的,原来不是别的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做的,乃是聪明睿智而且精通深解于学问道德的人才可以做的。正是将君王看得至高至大,轻易不得。在下陈言,想当今皇上抚临天下百姓,一统华夏四方,明事如神,聪明睿智,德性全成,受命于天,已先达到极高的境界。其实道德的细微,没有不经历的,学问的精深,没有不透明的。达到了中和并致,才得到了天地之位而万物生长发育。像这样岂不是说明圣贤之人精通于学问,才能高居天下百姓之上,与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千年相配!其他像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金太祖、元太祖、元世祖,有的戡平战祸,安定天下,有的亲自致力于太平,休养生息。才智虽然有余,学问未免欠缺。因此他们兴起于国家之事,显现于事业和功绩,没有见他们有成全于天理之正,因而也就不能保证他们没有一丝一毫人的欲望私念。其实天下没有听说有才智德性高出他们之上的人,所以能够让他们担当君王之位。我这弥天重犯的罪人狂怪的言语,本意是以英雄来比喻历代创业君王,而以光棍来指魏、晋时篡权窃位的君王。我所说的“周朝末期,局势大变,以后在位的君王大多不知读书,都是些人生世道上的英雄”,这三句原是指汉、唐、宋、金、元诸位太祖太宗说的,所讲的“更有的甚至是老奸巨滑,也就是民谚所说的光棍之流”。这两句乃是指魏、晋时诸多篡权夺位之人说的。因为言辞不能达意,以致于混同不明,一带而说了。而这“光棍”两字也是楚湘地方中的俗语,我这山野鄙夫少学无知,妄自引以为喻了,当时我立言的实意大致就是这样。其实,一种狂妄粗率、悍然无所顾忌的罪过,实在是难以宽容。况且书中所举吕留良,尤其是无知到了极点了。我不但没有认识到本朝历代圣明皇帝与尧舜、禹汤没有不同,还竟然把狂悖叛逆的吕留良当作孔孟了。从前如坠在云雾之中不明事理,如今得到皇上圣谕开导点化,不只是天空明亮,看见了太阳,并且自己觉得受寸磔的刑法处治也不足以抵偿我的罪过。
又云:“臣事君以忠。” 又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看《乡党》一篇,孔子于君父之前,备极敬畏小心。孟子云:“欲为臣,尽臣道。” 又云:“齐人莫如我敬王者。”使孔孟当日得位行道,惟自尽其臣子之常经,岂有以韦布儒生,要自做皇帝之理!若依曾静所说,将乱臣贼子篡夺无君之事,强派在孔孟身上。污蔑圣贤,是何肺肠?且自汉唐以来,圣君哲后,代不乏人。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金太祖、元太祖、世祖,或戡定祸乱,或躬致太平,皆天命所归,功德丕著。今乃概目为光棍!况曾静时切明亡之恨,而以周末局变之后,皇帝皆系光棍,则明太祖亦在光棍之列。曾静不但是本朝之叛臣贼子,亦即是明之叛臣贼子。且曾静亦知光棍应得何罪,今以开创之主,皆诋为光棍,则当时佐命冀赞之名臣,皆当治以光棍为从之律矣。又春秋至明,数千年间,曾静所谓合该做皇帝者,只有孔、孟、程、朱、吕留良五人。开辟至今,无此狂怪丧心之论。可问曾静是如何说?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所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说了“皇帝应该是我们读书人中的大学者做,不该让那些人生世道上的英雄们做。周朝末期,局势大变,以后在位的君王大多不知读书,都是些人生世道上的英雄,更有的甚至是老奸巨猾,也就是民谚所说的光棍之流。若要论说正其名位,春秋时期的皇帝应该由孔子做,战国时期的皇帝应该由孟子做,秦朝以后的皇帝应该由程颐、程颢和朱熹做,明朝末期的皇帝应该由吕留良做。可如今都被豪强们占据去了。我们读书人最会做皇帝,人生世道上的那些英雄他们哪里懂得做什么皇帝”等言语。孔孟之所以为大圣大贤之人,是以其明确的伦常道德立成儒教,来端正万世的人心,明扬千古的大义。岂有孔子、孟子要做皇帝的道理呢?孔子说,“服事君王要尽到礼节。”
又说:“臣子侍奉君王要报以忠心。”
还说:“君要像是君,臣要像是臣,父要像是父,子要像是子。”看《论语》中的《乡党》一篇所描写的,孔子在君王和父亲面前,完全是非常恭敬谨慎的。孟子说:“要想当好人臣,就要尽到人臣的道义。”
又说:“齐国人没有像我这样敬重君王的。”上天使孔孟当时得圣贤的地位,传行圣贤的纲常伦理,尚自要尽他们做人臣的常道规范,岂有以韦带布衣的寒儒书生,要自做皇帝的道理!如果依照曾静所说的,将乱臣贼子篡权夺位,灭道弑君的叛逆行为,强要加在孔孟的身上,来污蔑圣贤,究竟是何心肺肝肠呢?而且自从汉朝唐朝以来,圣明贤德的君王历代都不缺少。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金太祖、元太祖、元世祖,有的戡平战祸,安定天下,有的亲身致力于太平,休养生息。都是上天之命的归属,功德显赫昭著。如今却一概看成光棍。况且曾静时时切记明朝亡灭之怨恨,而认为周朝末期局势变化以后,皇帝都是些光棍,那么明太祖也列在光棍之类。曾静不但是本朝的叛臣贼子,也是明朝的叛臣贼子。并且曾静也知道光棍应是什么恶名,如今将各朝开创基业的君王,都诋毁是光棍,那么当时辅佐拥戴帝王创业的一代名将勋臣,也都应当治他们以光棍随从的刑律了。再说春秋至明朝数千年间,曾静所谓应该做皇帝的,只有孔子、孟子、程氏兄弟、朱熹、吕留良五个人。开天辟地到如今,还没有如此狂妄怪谲、丧心之极的论调。可问曾静是怎样供说!
【原文】
曾静供:这狂怪的话,本是说做君的毕竟是聪明天,学问盖世。如前供所说,聪明睿智,仁能育万物,义能正万事,礼能宣万化,智能察万类,信能孚万邦,天下乃得而尊之亲之,奉以为君之意。盖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君以职位言,师以道德言。必道德极天下之至,然后职位居天下之尊。其实君师原是一人做的,君之外,另有一种道德高出天下者为师。所以二帝三王之世,尧、舜、禹、汤、文、武之君,皆是深于道德之至,精于学问之极,当明天下莫得而尚之,所以为君。春秋、战国之局变,有孔孟之道全德备,而世莫能用。在上周家天子,又未闻有道德高出于孔孟者,以唐虞三代极盛之例推之,却似春秋时的大君,合该有孔子之道德,方足以当之;战国时之大君,合该有孟子之仁义,乃足以当之;宋末时的大君合该有程朱的理学,方足以当之。当日之意,不是谓孔、孟必要出来做君,程、朱亦有志于临民。乃是谓君临天下,必有孔、孟之道德仁义,与程、朱之理学精详耳。盖敬君之至,莫如孔、孟,尊君之极,莫如程、朱。孔子事君尽礼,见于《乡党》一篇,后世人臣所少到,且不唯敬而已。推事君之诚,无所不至。为委吏则牛羊茁壮长,为乘田则会计当。举凡当官之职,尽到十分处,不肯一毫苟且者,皆是看得君命重大,所以职不敢旷耳。观孔子,则孟子、程、朱可类推矣。其所谓会做者,谓学问造到极处,成己自可以成物。《大学》讲明德,必及新民;《中庸》致中和,必到位育。盖性分中功用之全,自然贯通到此。所以说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禹为君、稷为相、颜子是个陋巷匹夫,如何做得君相的事,亦是一理相通,修身就可以齐家,齐家就可以治国平天下。四书五经中,无一章不言及治天下的事。
【译文】
曾静供:这些狂怪的话,本来是说做君王的毕竟是睿智聪明,上天赋予了诚信的品德,学问压倒世人。正如前边供词所说的,聪明睿智之人,仁爱能培育万种物质,义利能端正万种事理,仪礼能传播万种风化,智慧能明察万种偏颇,诚信能信服万千邦国,天下生民于是尊重他,亲近他,敬奉为君王的意思。上天将圣贤降于百姓之中,作他们的君王,作他们的师长,君王指的是职权位分而言,师长指的是道常德性而言。必然是道常德性达到天下之顶端,然后职权位分才能居天下之最尊贵。其实君王师长原来都是一人做的,君王之外另有一种道德高出天下人的为师长。所以,在二帝三王的时候,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君王,都是深解于道德的最高意旨,精通于学问的顶端涵义,当时天下没有谁不崇尚他们的,因此敬奉为君王。春秋战国时局变化,有孔孟全备的安邦治国学说思想,而世人却没有谁能采用。在上边的周室君王们,又没有听说有道德高出孔孟的人。如果用唐尧、虞舜、夏禹三代最兴盛时期的事例推论,却好像是:春秋时期的君王,应该有孔子的道德,才足以担当;战国时期的君王,应该有孟子的仁义,才足以担当;宋朝末期的君王,应该有程朱的理学,才足以担当。当时我写此话的意思,不是说孔孟必要出来做君王,程朱也有志于抚临天下百姓,而是讲做君王的临幸天下,必然得对孔孟的道德仁义和程朱的理学义旨精通详明罢了。对君王最敬崇的,没有人能像孔孟;对君王最尊重的,没有人能像程朱。孔子服事君王尽礼尽节之事,可见于《乡党》这篇文章中。后世的人臣们很少能做到,并且不像他那样敬畏罢了。从《乡党》一文中可推想他服事君王的诚恳之心,已达到了无微不至。他担任管粮仓的乘田小官时,将财务管理得顺顺当当;他担任管畜牧的委吏小官时,将牛羊牧养的肥肥壮壮。凡是担任各种官职,都是尽心尽责到十分之处,不肯有一丝一毫的苟且偷安,这都是因为他把君王的命令看得至高重大,所以不敢荒废职守而已。看看孔子,那么孟子、程子、朱子也就可以此类推了。那种所谓会做事的人,学问已深造到极高之处,成全了自己自然也可以成全万物。《大学》研究授传完美的德性必然要普及到初生的子民,《中庸》认为达到中和的境界必然是天地归位,万物发育。德性含义内“中”的功能作用达到全备,自然就贯通到最高境界了。所以说大禹、后稷、颜回换个地方和环境还都是一样。大禹为君王,后稷为相国,颜回是市井陋巷中的平民百姓,如何能做得君王相国的事情!这个道理也是相通的。修养好自己的品德就可以调整好自己的家族,调整好自己的家族就可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四书五经中没有一篇章节不讲到治理天下的事情。
【原文】
弥天重犯此条狂怪的话,是说出做大君的,原不是别样人可做,乃是聪明睿智而精深于学问道德的,正是看得君至重至大,轻易不得。伏惟今日皇上抚临天下,统一六合,神明天纵,睿智性成。性焉安焉,优入圣域,其实道德之微,无不经历学问之精,无不透过中和并致,方得天地位而万物育,如是岂不是圣人而精于学问,方得尊居天下之上,与尧、舜、禹、汤、文、武千载符合。他若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金太祖、元太祖世祖,或戡定祸乱,或躬致太平,才智虽然有余,学问未免欠缺,故其发于政治,见于事功,未见得浑乎天理之正,而不能保其无一毫人欲之私。其实天下未闻有才德驾出其上,所以得而君之。弥天重犯狂怪之说,本系以英雄比历代诸祖,而以光棍指魏、晋篡窃之主,所云:“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
这三句原指汉、唐、宋、金、元诸祖说。所云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这两句乃是指魏、晋诸篡夺者言,因辞不能达意,以致混同不明,一带说了。而光棍两字,亦是楚中俗语,山鄙无知,妄引以比例当时,立言大指原是如此。其实一种狂妄粗率,悍然无忌之罪,实有难容。况其中所举吕留良,尤为无知之极,不惟不识本朝历圣之德与尧、舜、禹、汤无异,竟把狂悖叛逆之吕留良,当孔、孟矣。从前如在云雾中,今得圣谕开导点化,不唯光天睹日,抑且自觉寸磔不足以抵其辜矣。
【译文】
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这条狂妄怪谲的言论是说做君王的,原来不是别的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做的,乃是聪明睿智而且精通深解于学问道德的人才可以做的。正是将君王看得至高至大,轻易不得。在下陈言,想当今皇上抚临天下百姓,一统华夏四方,明事如神,聪明睿智,德性全成,受命于天,已先达到极高的境界。其实道德的细微,没有不经历的,学问的精深,没有不透明的。达到了中和并致,才得到了天地之位而万物生长发育。像这样岂不是说明圣贤之人精通于学问,才能高居天下百姓之上,与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千年相配!其他像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金太祖、元太祖、元世祖,有的戡平战祸,安定天下,有的亲自致力于太平,休养生息。才智虽然有余,学问未免欠缺。因此他们兴起于国家之事,显现于事业和功绩,没有见他们有成全于天理之正,因而也就不能保证他们没有一丝一毫人的欲望私念。其实天下没有听说有才智德性高出他们之上的人,所以能够让他们担当君王之位。我这弥天重犯的罪人狂怪的言语,本意是以英雄来比喻历代创业君王,而以光棍来指魏、晋时篡权窃位的君王。我所说的“周朝末期,局势大变,以后在位的君王大多不知读书,都是些人生世道上的英雄”,这三句原是指汉、唐、宋、金、元诸位太祖太宗说的,所讲的“更有的甚至是老奸巨滑,也就是民谚所说的光棍之流”。这两句乃是指魏、晋时诸多篡权夺位之人说的。因为言辞不能达意,以致于混同不明,一带而说了。而这“光棍”两字也是楚湘地方中的俗语,我这山野鄙夫少学无知,妄自引以为喻了,当时我立言的实意大致就是这样。其实,一种狂妄粗率、悍然无所顾忌的罪过,实在是难以宽容。况且书中所举吕留良,尤其是无知到了极点了。我不但没有认识到本朝历代圣明皇帝与尧舜、禹汤没有不同,还竟然把狂悖叛逆的吕留良当作孔孟了。从前如坠在云雾之中不明事理,如今得到皇上圣谕开导点化,不只是天空明亮,看见了太阳,并且自己觉得受寸磔的刑法处治也不足以抵偿我的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