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科举词章之习，比阳明之害更大更广。阳明之教，虽足以害道，尚依傍道理来；科举之习，公然讲名讲利，卑污苟贱，而不知耻，直把道理一笔勾消，人类尽灭”等语。朝廷用人，所以设立科举者，以科举之人，所习皆四书五经，诵法圣贤之道，讲求圣贤之义理故也。人能读书明理，其造诣底蕴，皆见之于举业文章。是以朝廷设立科举，以期多得读书明理之人，为国家之用。今曾静以科举之为害，直到得把道理一笔勾消，人类尽灭，这是何说？且若不设科举，更有何法可以发明圣人之道理乎？至人之贤愚不一，科举内卑污苟贱之人，原世间所有。惟在朝廷辨别此等卑贱之人，而不用耳。非可废科举之制，而后禁人之卑污苟贱也。况无耻之人，即使不设科举，而别开用人之途，如或乡举里选，或征辟聘荐，或改诗赋策论，则讲名讲利者，又必于别途行其卑污苟贱之事矣。曾静又有何术，可以禁人之讲名讲利，着据伊所见供来。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所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说了“用诗文词章科举取士的做法，比王阳明学说的害处更大更广。王阳明的观点，虽然损害了圣贤的道德义理，但是，还摹仿出了一些道理来。科举这种做法，公开讲求名利、卑污苟贱而不知耻辱，竟然把道德义理一笔勾销，将人类的天性也都泯灭尽了”等言语。朝廷要选用人才，所以设立科举这种制度，是因为科举的学子，所学习的都是四书五经，吟诵效法的是圣贤的道德准则，讲求追索的是圣贤的仁德义理的缘故。世人能够通过读书明白事理，他的学问深浅高低，都体现于科举应试的文章中，所以朝廷设立科举考试，希望能够多得些读书明理的人才，为国家效力所用。而今曾静认为科举的害处，竟然到了把道德义理一笔勾消，将将人类的天性泯灭至尽的地步，这是什么说法？倘若不设立科举制度，又有什么方法可以发抒阐明圣贤的道德准则呢？世人本来就是贤愚不一，科举内存在卑污苟贱的无耻小人，原来世间就有的，只是由朝廷辨别这些卑贱之人不予选用罢了，不是废除科举制度后就可以禁止卑污苟贱行为的。况且那些无廉无耻之人，即使朝廷不设科举而另开选用人才之路，比如，或者让地方官推举选拔，或者征求召聘推荐，或者改为上书诗赋策论，那些讲求名利的人，必然又要于这些途径去做他们卑污苟贱的事情了。曾静又有什么方法可以禁止人们讲求名利呢？让你根据自己的所知所见招供出来。

　　【原文】

　　曾静供：朝廷设立科举，以四书五经取士者，盖以修己治人之道尽备于四书五经，欲人童而习之素，讲明其理，理通然后发为文章。而朝廷即以考察其浅深得失，择其优者而升举之。其立法之意，原尽美尽善，无毫发可议。但在下之人，实能仰体朝廷之意者少，蒙昧不知者多。是以积之又久，不免忘其本而徒事其末。以为朝廷取士，取文字，只要文字说得尖隽，即可以中有司之选。初不知文字之上，原有一层义理，当学当讲也。因妄谓文字可以乖巧习得来，于是设立方便法门，拟定程课，日以讲文为事。其讲文也，又只是以临场描摹填凑，袭取割截，及卖弄笔头为计。而圣贤道理，当身行谊，遂置之高阁不论。且人身既有血气，营名图利，乃其常情。况乡人无知者多，能有几个晓得朝廷立法之意，原是要人通经明理，以备国家之用。只谓科场之设，乃是生人取名取利之途。是以一有子弟，未尝不使之读书，问读书何为，则曰取科名、获禄利而已。自少小时，即横这个俗鄙识见，在胸渐长渐大，名利之心日深，而从事于文字。到文字中式得选时，越发营名图利，而毫无忠君爱民，力图报效之心。此弥天重犯在山僻无知，不通世务，妄据蠢见，遂有是把道理一笔勾消之说。其实到今日看来，全不如是。举业何曾无人，几多奇勋伟烈，大半多是举业家做就。且皇上天聪明，无法不精，无弊不彻。即如圣谕，谓无耻之人即使不设科举，而别开用人之途，则讲名讲利者，又必于别途行其卑污苟贱之事。此皆洞彻人情，深悉世务，智能察万变方得见及于此。由是看来大半总要得人，何法无弊，唯得其人而行之，弊斯可免。如今养士之法，平昔总要教官得人，教官之品虽小，而所职之事甚大，必须择道明行修者，专使之教育其子弟。以圣贤中正之道，孝弟忠信之行，聚讲日专，丁宁反复，其或有行谊不修者，则即许责惩。如此三年教成，然后教官具文行优劣之册，申详学政，学政核考其实而高下之，并以其果否验教官之诚伪明暗。是教官劝其行于平日，而不徒以文。学政考其文于一时，而兼察其行，文行交备而真才以得，积弊庶几得减。抑近读圣谕，而知本朝用人，原不专恃科举一途。除科举之外，尚有选孝廉、优生、实学等法，有此诸法，庶几足以尽天下之才，而裕国家之用。便选举亦要得选举之人，方能无弊。若临考，学政独凭教官之荐举，苟教官非人，只取平日与己情文相接、酒食相征逐者，荐之举之，而闭户守正之士，仍终不得有闻，恐亦无补。故在今日国家取士用人之际，固超出千古，然欲历久成化，似当参用程明道所议宋熙宁间取士法，损益斟酌行之，方为更善。弥天重犯山鄙无知，不与人数，感佩皇恩，深重自计，衔结无由，仰承旨问，敢不剖心直供。

　　【译文】

　　曾静供：朝廷设立科举制度，用四书五经选取人才的做法，是因为修省自身、治理众人的道理，都完备地包含于四书五经之中。朝廷想使幼童便学习这些经书，平素授讲明白书中的道理，道理通顺明彻后便发挥为文章，而朝廷就以文章考察他的学问深浅得失，择选其中优秀的而提升举用他们。朝廷设立科举的本意，原是尽善尽美，没有丝毫不当之处可让人议论的。但是，天下世人中，真正能仰望体念朝廷意图的人少，蒙昧无知的人多。再说此习尚积之已久，人们不免忘记了科举的根本而重视起它的次要方面，认为朝廷设立科举取人才取文字，只要文字写得新颖隽永，就可以被试官所选中。起初并不知道文字之上，原来还有一层义旨道理应当学习应当讲求的。因此，妄自认为文字可以通过乖巧便学习得来，于是设立方便的办法和门路，拟定课程，天天以讲习文章为自己的大事。他们讲习文章，又只是临场描摹填凑，抄袭割裁，以及卖弄笔头生花之巧为计，而圣贤们经书中所说的道理，以及自身应具备的品行，就都置之于高阁不说。而且人既然是有血气情感之躯，营求谋图名利，也是人们的常情。何况乡下人中无知无识的多，能有几个晓得朝廷设立科举制度的本意。原来是要人们通晓经义明白事理，以备国家选拔任用，只认为科场的设立，竟然是世人们谋取名利的途径了。

　　所以，家中生有孩童，未必不让他们读书。如问他们读书有何用？就回答说：为了考取科名，获得官禄利益而已。从孩童时心中就存有这些鄙识俗念，渐渐长大后，追求名利之心日益加深，并且反映在自己写作的文字中。等到文章科试中选的时候，越发是营求谋图功名富贵，而丝毫没有忠君爱国爱民，力图报效朝廷的心愿了。这便是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居住在山乡僻野，无知无见，不通人情事务，妄自根据自己愚蠢的见解，于是有了科举把道德文理一笔勾销的说法。其实今天看来，完全不是这样。通过科试举成大业的何曾没有人呢？多少奇功殊勋和伟烈业绩，大多数是通过科试举业的人才创建的。况且当今皇上天赋诚信，睿智聪明，没有不精通的事理，没有不明察出来的弊端。正如皇上圣谕所说：那些少廉无耻之人，即使朝廷不设科举而另选用人才之路，那些讲求名利的人，必然又要于这些途径去做他们卑污苟贱的事情了。这些都是皇上洞察透彻人情、深切探悉世务、睿智观察万事变化之后，才得出的至理见解。由此看来，朝廷大半总是要选用人才，什么方法又没有弊端呢？只有选得人才后，使他克守品行，才能免除这些弊端。如今培养人才的方法，平时总要选用学官得当。学官中学正、教谕的官品虽然小，而所职事的责任重大，必须选择道理明白、品行修省的人，专门派他们教育百姓子弟。用圣贤们中正的道德准则，孝顺父母尊奉兄长的忠信品行，天天专门讲授，反复嘱咐叮咛。学生中如果有不注意修省品行的，就立即对他责罚严惩。这样教育三年，然后教官将记录学生品行优劣的文册，申报学政，学政依据文册考核学生品行的高低，并且以事实是否相符，来检验教官的诚实或虚假。这就是教官平时注意规劝学生的行为，而不仅是教他们文化，学政于一时考核学生的文化，而又兼理考察他们的品行。文化品行具备就可以得到真正的人才，讲求名利的积习弊尚才逐渐能得到减少抑止。近日读到皇上圣谕，才知道本朝选用人才，原来不是专设立科举一种途径，除科举制度外，尚有选举孝廉方正、优贡等以实际才学荐拔人才的方法。有了这些制度，就足以选尽天下人才，而够国家所任用了。但是，选举考廉、优贡也得有能公正荐举的官员，才能没有弊端。如果临考时，教政官员仅仅凭依教官的推荐举选，假若这些教官不是正直之人，只选取平时与自己私情、文章相近相接、酒食宴饮互相邀请过从密切的人推荐举送，而那些闭门苦读，守礼守法的正派学子，仍然是到头来也不能被知闻选送，恐怕也是于事无补的呀！所以，今日国家选拔任用人才的制度规定，固然优点超出了千古历代，然而如想经久不变，形成教化，还应当参考采用程颢所提议宋朝熙宁年间实行的选拔人才的方法，斟酌它的优劣好坏后再予实施，才能更加完善。我这弥天重罪的山野鄙夫无知无识，不能与人数说，感戴钦佩皇恩深重，自己思忖即使结草衔环报答皇恩也无用。如今仰承皇上谕旨询问，怎敢不剖白心迹据实情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