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定之，字主静，号呆斋，永新(今属江西)人。正统丙辰(1436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谥文安。《明史》有传。举进士前一年(宣德十年)成《易经图释》十二卷。
是书自序曰：“家君以《易》晦我，不肖自少至长，今年二十有七矣，而不能有所真知灼见。虽《易》道难穷，亦才之不逮人也，故过庭之余，辄取所领悟者图而释之，以为强学之拙策。积稿既久，不欲废弃。壬子岁退自江右，授徒汶水，癸丑寓邑东郭，乙卯移于老氏所居端威阁，数载间以家君之命，分来认学者有长弟寅及士友数人，出此旧稿以资讲贯，遂汇集成帙。盖《易》先有图而后有辞?河出龙、洛出龟，天所图也，羲先天、文后天，圣所图也，故列于经传之先。彖辞以原始要终，爻辞以杂撰物德，乾坤之道广矣，彖象皆有图；诸卦之变备矣，爻辞各有图，是为经之二卷传。彖者有取于卦之体德变象.而其说或异，观象者有资于人之所行德业，而其用各殊，义之渊而永也，然有条不紊，文之奇而法也、然有韵可叶，故或图其义，或图其韵，是为传之十卷。“易”之字合日月而成，“易”之道赖圣贤而传，宇岂特名也，以附其实，道岂特古也，以垂诸今，故图于经传之后。复古《易》而不尽从朱、吕之篇，采传义而或曲畅程、朱之抵牾者。不敢为佞而宁为忠，不能识大而犹识小之意也。……故予于图括其总，于释具其略所而已。”今见乾隆二十八年崇恩阁刻本《易经图释》十二卷，首列《伏羲六十四卦圆图》(即胡方平之《伏羲六十四卦节气图》)，其次有《伏羲八卦圆图》、《伏羲先天八卦次序图》、《伏豢先天八卦方位图》、《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图》、《文王后天八卦次序图》、《文王后天八卦方位图》，皆是取朱熹《周易本义》卷前之图形及图名稍有变化之图。刘氏不取《周易本义》之《河图》、《洛书》和《卦变图》，从其自序中所谓“河出龙、洛出龟，天所图也”，“彖象皆有图，诸卦之变备矣”，可见其对此三图之看法。“天所图”之说并不及于圣人则之画卦，所列《伏羲八卦次序图》已明一阴一阳叠加画卦之法；既谓彖象之图已备卦变，则不须取用别人之图。自序所谓“图于经传之后”之“日月为易”等图，则不见于此刻本。
刘定之“易先有图而后有辞”之说，可谓至论。以邵雍《先天图》六十四卦圆图说“卦气”者，有朱熹、蔡元定等人，至南宋末胡方平则于《易学启蒙通释》中列《伏羲六十四卦节气图》。至元代钱义方又于《周易图说》中列革新之《六十四卦节气图》，其图每一节间隔八卦，八节配六十四卦，所谓“五斋胡氏乃以六十四卦分配二分、二至、四立，各两卦，外十六气各三卦，合之为六十四卦。夫节气周于天，卦象周于图，本无间也。而何有于两卦、三卦多少之分哉？吁，泥矣！”刘定之则是不审胡氏之“泥”，为重列其图而为之说者。刘氏《易经图释》所出易图最多且具本身特点，为诠释《经》、《传》所画之图。可调继南宋郑东卿之后，以图解六十四卦者。其释《经》时，每卦六爻各总为一图，释《彖》上为一图、《彖》下为一图，释大、小《象》又各为之图，释《文言》、《系辞》，或一节为--图，或数节为一图，《说卦》则仍以先天后天诸说作图，《序卦》附一六十四卦反对图，《杂卦》则无图。其释《经》、《传》所出图大多为文字加线框构成，大旨则重于标示六爻之义。依其自序“易道难穷”、“着不得详说”、“图而释之，以为强学之拙策”云云，则知其图只不过为一人之图，其说只不过为一家之说而已。刘定之《易经图释》卷首之图本出朱熹《周易本义》和胡方平《易学启蒙通释》，其图皆旧图，其说则于旧说之上“节外生枝”。如，于《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图》后注云：“此图，二经十传皆无明文可见”，又于诸图之后注云：“以上诸图，昔者学《易》之家夫其传?而异端方士秘传焉，邵子始复取归于《易》。程子与之同时，而于《易传》向置之不论，岂未尝得见于邵子欤？至朱子，以之冠于篇端，发明详尽，然后《易》之本原，始可得而见云。”此说是本朱熹、吴澄“流于方外”、“方伎家秘而宝之”之说而发挥。至谓“邵子始复取归于《易》”，则是说得不切合实际。一则朱熹、吴澄皆谓黑白点《河图》、《洛书》及《先天图》是陈抟始得之于方伎；一则“诸图”中之大小二横图及《文王八卦次序》图皆为朱熹自作之图；一则谓至朱熹“易之本原，始可得而见”，则是过誉之词。
胡方平学本朱熹，刘定之又本朱熹、胡方平而出易图，致谓自朱熹始方得《易》之本原，云云。以此可窥见明初以来易学研究之概况：“天下易学，无不言朱”。甚至程颐也要退居朱熹之后了。
刘氏图释《易经》六十四卦之图，为文字加连线图。其图释坤卦图如下。
历史上，以图释《易经》六十四卦者，南宋时有郑东卿的《易经疑难图解》（今见于《道藏·周易图》），其后就是明代刘定之的《易经图释》（今见于《续修四库全书》），至清初则黄宗羲于《易学象数论》中有个别图解（见于《四库全书》）。《易经》本为卜筮之书，其卦、爻辞本为占卜而设。《庄子》曰“《易》以道阴阳”，是把“—”爻视作阳、“--”爻视为阴，其实《易经》的卦、爻辞中并没有“阴阳”二字，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易传》发挥了阴阳学说，其后凡以“图”释六十四卦者，无不一“阴阳”为说。“阴阳”的涵义既有对待又有流行，说者亦皆发挥此二重意思。“阴阳”为一抽象概念，为“形而下”者。“阴阳不测则为神”，万物无形体之前为“神”（自然格之“神”，非人格之“神”），“神”则为“形而上”之道，为不可说、不可名、不可图者。中国古代的宇宙论是大自然的自组织运动论，与西方“上帝于六日里造就了世界”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凡以图释《易经》六十四卦者，亦皆本此宇宙论而道阴阳，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大特色。我们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大自然的自组织宇宙论是一根本学说，是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唯物主义”学说。这是要下大气力弘扬的内容。
是书自序曰：“家君以《易》晦我，不肖自少至长，今年二十有七矣，而不能有所真知灼见。虽《易》道难穷，亦才之不逮人也，故过庭之余，辄取所领悟者图而释之，以为强学之拙策。积稿既久，不欲废弃。壬子岁退自江右，授徒汶水，癸丑寓邑东郭，乙卯移于老氏所居端威阁，数载间以家君之命，分来认学者有长弟寅及士友数人，出此旧稿以资讲贯，遂汇集成帙。盖《易》先有图而后有辞?河出龙、洛出龟，天所图也，羲先天、文后天，圣所图也，故列于经传之先。彖辞以原始要终，爻辞以杂撰物德，乾坤之道广矣，彖象皆有图；诸卦之变备矣，爻辞各有图，是为经之二卷传。彖者有取于卦之体德变象.而其说或异，观象者有资于人之所行德业，而其用各殊，义之渊而永也，然有条不紊，文之奇而法也、然有韵可叶，故或图其义，或图其韵，是为传之十卷。“易”之字合日月而成，“易”之道赖圣贤而传，宇岂特名也，以附其实，道岂特古也，以垂诸今，故图于经传之后。复古《易》而不尽从朱、吕之篇，采传义而或曲畅程、朱之抵牾者。不敢为佞而宁为忠，不能识大而犹识小之意也。……故予于图括其总，于释具其略所而已。”今见乾隆二十八年崇恩阁刻本《易经图释》十二卷，首列《伏羲六十四卦圆图》(即胡方平之《伏羲六十四卦节气图》)，其次有《伏羲八卦圆图》、《伏羲先天八卦次序图》、《伏豢先天八卦方位图》、《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图》、《文王后天八卦次序图》、《文王后天八卦方位图》，皆是取朱熹《周易本义》卷前之图形及图名稍有变化之图。刘氏不取《周易本义》之《河图》、《洛书》和《卦变图》，从其自序中所谓“河出龙、洛出龟，天所图也”，“彖象皆有图，诸卦之变备矣”，可见其对此三图之看法。“天所图”之说并不及于圣人则之画卦，所列《伏羲八卦次序图》已明一阴一阳叠加画卦之法；既谓彖象之图已备卦变，则不须取用别人之图。自序所谓“图于经传之后”之“日月为易”等图，则不见于此刻本。
刘定之“易先有图而后有辞”之说，可谓至论。以邵雍《先天图》六十四卦圆图说“卦气”者，有朱熹、蔡元定等人，至南宋末胡方平则于《易学启蒙通释》中列《伏羲六十四卦节气图》。至元代钱义方又于《周易图说》中列革新之《六十四卦节气图》，其图每一节间隔八卦，八节配六十四卦，所谓“五斋胡氏乃以六十四卦分配二分、二至、四立，各两卦，外十六气各三卦，合之为六十四卦。夫节气周于天，卦象周于图，本无间也。而何有于两卦、三卦多少之分哉？吁，泥矣！”刘定之则是不审胡氏之“泥”，为重列其图而为之说者。刘氏《易经图释》所出易图最多且具本身特点，为诠释《经》、《传》所画之图。可调继南宋郑东卿之后，以图解六十四卦者。其释《经》时，每卦六爻各总为一图，释《彖》上为一图、《彖》下为一图，释大、小《象》又各为之图，释《文言》、《系辞》，或一节为--图，或数节为一图，《说卦》则仍以先天后天诸说作图，《序卦》附一六十四卦反对图，《杂卦》则无图。其释《经》、《传》所出图大多为文字加线框构成，大旨则重于标示六爻之义。依其自序“易道难穷”、“着不得详说”、“图而释之，以为强学之拙策”云云，则知其图只不过为一人之图，其说只不过为一家之说而已。刘定之《易经图释》卷首之图本出朱熹《周易本义》和胡方平《易学启蒙通释》，其图皆旧图，其说则于旧说之上“节外生枝”。如，于《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图》后注云：“此图，二经十传皆无明文可见”，又于诸图之后注云：“以上诸图，昔者学《易》之家夫其传?而异端方士秘传焉，邵子始复取归于《易》。程子与之同时，而于《易传》向置之不论，岂未尝得见于邵子欤？至朱子，以之冠于篇端，发明详尽，然后《易》之本原，始可得而见云。”此说是本朱熹、吴澄“流于方外”、“方伎家秘而宝之”之说而发挥。至谓“邵子始复取归于《易》”，则是说得不切合实际。一则朱熹、吴澄皆谓黑白点《河图》、《洛书》及《先天图》是陈抟始得之于方伎；一则“诸图”中之大小二横图及《文王八卦次序》图皆为朱熹自作之图；一则谓至朱熹“易之本原，始可得而见”，则是过誉之词。
胡方平学本朱熹，刘定之又本朱熹、胡方平而出易图，致谓自朱熹始方得《易》之本原，云云。以此可窥见明初以来易学研究之概况：“天下易学，无不言朱”。甚至程颐也要退居朱熹之后了。
刘氏图释《易经》六十四卦之图，为文字加连线图。其图释坤卦图如下。
历史上，以图释《易经》六十四卦者，南宋时有郑东卿的《易经疑难图解》（今见于《道藏·周易图》），其后就是明代刘定之的《易经图释》（今见于《续修四库全书》），至清初则黄宗羲于《易学象数论》中有个别图解（见于《四库全书》）。《易经》本为卜筮之书，其卦、爻辞本为占卜而设。《庄子》曰“《易》以道阴阳”，是把“—”爻视作阳、“--”爻视为阴，其实《易经》的卦、爻辞中并没有“阴阳”二字，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易传》发挥了阴阳学说，其后凡以“图”释六十四卦者，无不一“阴阳”为说。“阴阳”的涵义既有对待又有流行，说者亦皆发挥此二重意思。“阴阳”为一抽象概念，为“形而下”者。“阴阳不测则为神”，万物无形体之前为“神”（自然格之“神”，非人格之“神”），“神”则为“形而上”之道，为不可说、不可名、不可图者。中国古代的宇宙论是大自然的自组织运动论，与西方“上帝于六日里造就了世界”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凡以图释《易经》六十四卦者，亦皆本此宇宙论而道阴阳，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大特色。我们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大自然的自组织宇宙论是一根本学说，是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唯物主义”学说。这是要下大气力弘扬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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