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晋、楚的继续争夺
楚庄王卒，其子楚共王(熊审，前591-560年)自称“少主社稷，生十年而丧先君，未及习师保之教训而应受多福，是以不德”(《左传·襄公十三年》)，缺乏治国经验，亦无争战阅历，全靠令尹子重等一班旧臣支撑，楚国霸业开始衰退。晋国虽一度复强，但内忧重重，已非昔日可比。秦虽已渐崛起，齐亦不失为东方一大国，但秦、齐仍随楚、晋角逐，自己无力支配中原局势。故楚庄王卒后，中国出现晋、楚并霸局面。同时，由于中原长期争战不已，各中小国家普遍厌战，楚、晋实力亦已下降，故在争夺的同时，又出现弭兵运动。这就是在楚庄王之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原的基本形势。
蜀之盟，楚国霸业达到鼎盛；但盟后不久，晋与楚又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蜀之盟后第二年(公元前588年)春，晋国为了教训郑国附楚，会合宋、鲁、卫、曹等国军队伐郑。郑公子偃领军抵御，击败了晋等国联军。郑自恃兵强，又以许恃楚而不事郑，在击败晋后不久，又举兵伐许，抢占了许国的田地。再过一年，即公元前587年(楚共王四年)，郑又派兵去许国疆理田地，为许所败。郑接着讨伐许，取[钅且]任、冷敦之田(今河南许昌境)。晋国见有机可乘，以救许为名，兴兵攻郑，楚国毫不示弱，亦立即派子反(公子侧)率军救郑。于是郑、许两国国君在子反前争是非曲直，子反不能决，说：“君若辱在寡君，寡君与其二三臣共听两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侧不足以知二国之成。”（《左传·成公四年》。)公元前586年(楚共王五年)，许灵公果去楚国告郑，郑悼公亦至楚争讼。郑理曲不胜，楚囚禁郑臣皇戌与子国(公子发)。郑悼公不服，回国后就遣公子偃赴晋请盟，背楚亲晋。同年秋，晋派赵同与郑悼公盟于垂棘(晋地，今山西潞城北)。冬，晋以郑服，又会齐、鲁、宋、卫、曹、邾、杞之君与郑悼公盟于虫牢(郑地，今河南封丘北)(《左传·成公五年》。)。稍后，晋又欲会诸侯，宋共公托故推辞。郑背楚附晋及诸侯与郑盟，是楚国争霸之失策，使自己处于被动。
公元前585年(楚共王六年)，楚国不甘心轻易失去郑国，令尹子重举兵伐郑。晋中军帅栾书(栾武子)即率六军救郑，与楚军遇于绕角(今河南鲁山东)，楚见敌众，主动撤退(《左传·成公六年》载，晋、楚两国军队在绕角相遇，“楚师还”，可谓主动撤退。《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则记晋用析公之谋，夜临楚军而楚军“宵溃”。）晋军遂攻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两县之军救蔡，御诸桑隧(今河南确山东)。晋军是战是退，将帅意见不一。赵同、赵括欲战，荀首、士燮、韩厥谏不可。他们说：“吾来救郑，楚师去我，吾遂至于此，是迁戮也。戮而不己，又怒楚师，战必不克。虽克，不令。成师以出，而败楚之二县，何荣之有焉?若不能败，为辱已甚，不如还也。”(《左传·成公六年》。)栾书持慎重态度，就撤军了。可见楚国霸威犹存，晋仍不愿贸然与之正面较量。次年，楚子重又伐郑，驻军于 (今河南襄城)。晋亦又会齐、宋、卫、鲁、曹、莒、邾、杞之君救之。郑共仲、侯羽趁势众围攻楚军，俘获了楚郧公钟仪，把他献给了晋国。晋与各国盟于马陵(今河北大名东南)而还。再过一年，即公元前583年，晋栾书又领军伐蔡，接着犯楚，俘获楚大夫申骊；攻沈，俘沈国国君揖初。这样，原从楚之中原诸国，又尽入晋国怀抱，楚国霸势随着衰退。
在此同时，晋重新经营东方，拉拢齐国。公元前583年(楚共王八年)，晋景公遣韩穿赴鲁，命归汶阳之田给齐。对这种反常行为，季文子当即就向韩穿指出，汶阳之田，原为鲁地，晋初使齐归鲁，现又命归齐，“七年之中，一与一夺，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犹丧妃耦，而况霸主?霸主将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长有诸侯乎?”(《左传·成公八年》。)晋景公这种出尔反尔、牺牲鲁国利益去取悦于齐国的行为，果然引起中原各国的不满，“为归汶阳之田故，诸侯贰于晋”(《左传·成公九年》。）晋景公惧，第二年春，又会齐、宋、鲁、卫、郑、曹、莒之君于薄(卫地，今河南长垣东)，以重温马陵之好。季文子认为此举无益，对范文子说：“德则不竞，寻盟何为?”(同上。)楚国抓住“诸侯贰于晋”这一时机，采取拉拢与打击相结合的方针，立刻与晋争夺与国。公元前582年(楚共王九年)，楚以重赂求郑，郑成公与楚公子成会于邓(楚地)(此从《左传·成公九年》。《史记·郑世家》载：“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郑成公孤有德焉’，使人来与盟。成公私于盟。”)。同年秋，郑成公害怕晋攻伐，又亲往朝晋。晋以其贰于楚，执之；又命栾书领兵伐郑。楚令尹子重也立即举兵伐陈以救郑。冬，子重又自陈伐莒，莒无备，渠丘(今山东莒县东南)、莒(莒都，今莒县)、郓(今山东沂水东北)皆溃。楚军进展顺利。次年，即公元前581年，郑人立新君(郑成公子)，向晋表示不会因郑成公被拘留而屈服。晋栾书说：“郑人立君，我执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郑而归其君，以求成焉。”(《左传·成公十年》。)遂会齐、宋、卫、曹伐郑，郑赂晋请和，晋释郑成公回国。
晋对郑成公的亲楚行为无可奈何。
由此可见，楚共王“少主社稷”，依靠子重等一班旧臣辅佐，虽霸势转衰，但仍遵循先君北上争霸路线，继续与晋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保住了大国霸国的地位。
二、第一次弭兵之会(宋西门之盟)
从公元前591年楚庄王卒，至公元前580年(楚共王十一年)的十一年间，晋、楚一方面进行激烈的争夺，另一方面由于双方实力下降，已开始进行和平试探。
从晋国来说，与楚争夺，虽有时稍占优势，但自从公元前583年(晋景公十七年)，晋命鲁归汶阳之田与齐，已引起中小国家的不满。它虽然讨好了齐国，却侮辱了鲁国，也使其他国家“贰于晋”。次年，郑成公主动来朝时，晋又横蛮地拘留他，得罪了郑国。公元前581年，鲁成公朝晋，晋疑其亲楚，不让他回国。次年，鲁成公被迫接受盟约后，才准其回国。这件事更加不得人心。
正当晋滥施霸威、诸侯多对之有二心时，秦与白狄也乘机伐晋。公元前580年，晋景公卒，子晋厉公立，为稳定局势，争取与秦和好，于是晋、秦约定会于令狐(晋邑，今山西临猗西)。据《左传·成公十一年》载，晋厉公先至，秦桓公不肯涉河，止于王城(秦邑，今陕西大荔东)。两国夹河而盟。秦大夫盟晋君于河东，晋大夫盟秦君于河西。秦桓公回来后就背盟，与白狄谋划伐晋。所以，晋已力不从心，郑、鲁受辱，其他各国貌合神离，存有二心，秦始终抱敌对态度，白狄又时来犯，与楚争霸已感不支，开始转向与楚弭兵。
从楚国来说，楚庄王卒，楚共王年幼执政，霸势转衰，原中原与国，纷纷倒向晋一边。子重等一班旧臣虽竭力维持，但与晋争夺往往处于被动。而子重等又居功自傲，在强敌面前，不顾国家利益，伸手要赏田，目的未遂，又贪婪侵占，终演成内乱。据《左传·成公七年》载，楚围宋之役后，令尹子重请取申、吕以为赏田，申公巫臣(屈巫，申县之尹)认为“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楚庄王接受了这一意见，没有把申、吕赏给子重。子重对申公巫臣怀恨在心。子反要娶夏姬，申公巫臣自己想娶她，出面阻止，这样又得罪了子反。申公巫臣于公元前589年利用出使齐国之机，携带夏姬去齐，适逢齐在鞍之战中被晋打败，申公巫臣就奔至晋，晋任以为邢大夫。楚共王即位后，子重(令尹)、子反(司马)利用特权灭申公巫臣之族而分其家财。申公巫臣怨恨，请出使到吴国，晋景公欣然同意。申公巫臣到吴国后，吴国国君寿梦非常高兴。申公巫臣教吴人乘车和战阵之法，使其叛楚。吴国从此开始伐楚、伐巢(今安徵瓦埠湖东南)、伐徐(今江苏泗洪南)、入州来(今安徽风台)。“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通中原诸国)”。吴国日益强大起来，对楚国构成严重威胁。
晋、楚争霸，直接受到祸害的是处于中间地带的宋、郑等中小国家。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与广大臣民一样，也渴望和平，停止战争。第一次弭兵之会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公元前582年(楚共王九年，晋景公十八年)秋，晋、楚在激烈争夺的同时，已试探媾和。据《左传·成公九年》载，晋景公视察军府，面见楚俘钟仪(公元前584年被郑俘，郑献给晋)，与他作了一番友好的交谈。范文子建议释放归楚，“使合晋、楚之成”。晋景公同意，“重为之礼，使归求成”。这年冬，楚共王也及时遣公子辰赴晋，“报钟仪之使，请修好、结成”。次年(公元前581年)春，晋景公又派大夫籴[艹/伐]聘楚，以“报大宰子商(公子辰)之使也”(《左传·成公十年》。）夏，晋伐郑而释郑成公回国，这也是在晋、楚媾和气氛中出现的举措。
公元前580年(楚共王十一年，晋厉公元年)，宋卿华元得知晋、楚两国使者互访，谋求媾和，就主动出来斡旋，促成晋、楚结盟。华元本人与晋正卿栾书、楚令尹子重皆有私交，就先后奔赴楚、晋，“合晋、楚之成”(《左传·成公十一年》。）其时，晋还谋求与秦结好，夹河而盟。经过华元的努力，公元前579年(楚共王十二年，晋厉公二年)五月，晋大夫士燮与楚公子罢、许偃达成协议，盟于宋西门之外，史称“宋西门之盟”(“华元弭兵”)。盟约说：“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甾(灾)危，救备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坠)其师，无克[月乍]国。”(《左传·成公十二年》。)盟成，卫、鲁、郑等国国君赴晋受命(《春秋·成公十二年》：“夏，公会晋侯、卫侯于琐泽。”琐泽，晋地。）同年秋，晋遣[谷阝]至聘楚，“且[涖]盟”；冬，楚亦遣公子罢聘晋，“且[涖]盟”，相互承认盟约。十二月，晋厉公和楚公子罢盟于赤棘(晋地)。宋西门之盟一时得到了贯彻执行。
三、鄢陵之战
宋西门之盟，只是晋、楚双方暂时缓解激烈争夺之举，并未带来真正的停兵与和平。晋国由于它后方面临狄人与秦的袭击，急需与楚作一妥协，然后转向打击狄、秦。秦自[肴殳]之役后，一直与晋不和。尽管晋主动求和修好，但往往一厢情愿，为秦所不顾。所以秦、晋矛盾始终很尖锐。就在晋、楚宋西门会盟之际，秦就鼓动白狄攻晋。盟后，晋腾出手来攻狄，败之于交刚(今山]西[阝显]县境)。晋为集中力量打击秦国，于盟后次年，即公元前578年(晋厉公三年，秦桓公二十七年)春，晋征师于诸侯，并会齐、宋、卫、鲁、郑、曹、邾、滕之君于京师(《春秋·成公十三年)。夏，晋遣吕相(魏相)赴秦，历数秦恶以绝秦，把责任推在秦国身上，以鼓动诸侯支持晋国，参与伐泰 。吕相的绝秦书，开后来檄文之先河(《左传·成公十三年》。）接着，晋厉公率晋国四军(中、上、下、新)与上述各国军队联合伐秦，败秦军于麻隧(秦地，今陕西泾阳北)，然后渡泾河，进抵侯丽(今陕西礼泉东)而还。时秦都雍(今陕西凤翔南)，各国联军已深入到秦国腹地。曹宣公、成肃公(周大夫)皆卒于军中，秦成差及不更女父被俘(同上)。可见这次战争规模是很大的，秦所受到的损失也是很重的，以至一时不敢与晋抗衡。
晋打击秦的目的得逞，势力更盛，中原诸国实为晋之属国。楚恪守盟约，未及时援秦，已使自己被动。公元前577年(楚共王十四年)，郑恃晋势，公子喜(子罕)率军攻打楚之亲国许，为许所败。郑成公不甘失败，马上亲领军攻许，攻入外城，许被迫以叔申之封田向郑请和。
郑如此欺凌许国，当然为楚难以容忍。所以楚国已考虑北上，打击郑国，与晋对抗。
据《左传·成公十五年)载，公元前576年(楚共王十五年)，楚将出军北伐，子囊(公子贞)说：“新与晋盟而背之，无乃不可乎?”子反说：“敌利则进，何盟之有?”楚共王支持子反的意见，遂率军伐郑，至暴隧(今河南原阳西)。接着又伐卫，至首止(今河南睢县东)。郑子罕反袭楚，取新石(楚邑，今河南叶县境)。晋中军帅栾书对楚意欲报复，韩献子反对。这年冬，晋士燮、齐高元咎、宋华元、卫孙林文、郑公子[鱼酋]、邾人会吴于钟离(今安徽凤阳东稍北)。吴始参加中原诸国盟会。显然，晋与各国与吴相会，目的就是把予头指向楚国，特别是鼓动吴抗楚。许在此形势下，害怕郑国再次讨伐，就请求迁到楚国。楚共王同意，遂遣公子申“迁许于叶”(今河南叶县南)。许从此成为楚国附庸，其旧地为郑所有。
楚与晋抗争，焦点仍在争郑、宋。故楚对郑除攻伐外，又采取求和的方针。伐郑的第二年，即公元前575年春，楚共王在武城(今河南南阳北)遣公子成赴郑，以汝阴之田(今河南郏县、叶县间)求和。郑获利，即叛晋，郑子驷与楚共王在武城结盟。楚对郑一打一拉，取得成功。同年夏，郑子罕领兵攻宋，先宋军败郑于[汋]陂(今河南商丘、宁陵间)；继而宋军骄而不警，又为郑败于[汋]陵(今宁陵南)。郑背晋，又败宋，显然是楚北进的重大胜利，晋也当然不会置之不理。所以当郑伐宋不久，晋国君臣就准备兴师伐郑。《左传·成公十六年》载：“晋侯将伐郑。范文子(士燮)曰：‘吾逞吾愿，诸侯皆叛，晋可以逞。若唯郑叛，晋国之忧，可立俟也。’栾武子(栾书)曰：‘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必伐郑。’乃兴师。”晋一方面出动四军(上、中、下、新)，一方面派人前往卫、齐、鲁乞师，参加作战。
郑国君臣闻讯，即向楚告急。楚共王决定出兵救郑。以司马子反、令尹子重、右尹子革统领三军，并会同蛮军，疾速进军，以救郑。
五月，晋军渡河，闻楚军将至，范文子欲返，栾武子主战。六月，晋、楚两国军队遇于鄢陵。晋臣大都主战，唯范文子仍不欲战，主要是晋国内部矛盾已日益尖锐，故宁可“释楚”而缓解“内忧”(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晋国大臣大多数主战，唯士燮始终主退。
士燮见厉公骄侈，群臣不和，如战而胜楚，内忧益滋，故欲释楚以缓和国内矛盾，非惧战败也。”)。但两军已相遇，一解即发，范文子已无法控制局势。
甲午日晨，楚军逼近晋军营垒布阵，晋军吏惊恐。栾书说：“楚师轻佻，固垒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谷阝]至说：“楚有六间，不可失也。其二卿(指子反、子重)相恶，王卒以旧，郑陈而不整，蛮军而不陈，陈不违晦，各顾其后，莫有斗心；旧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左传·成公十六年》。)晋厉公采纳[谷阝]至意见，统军迎战。两军对阵，楚共王登上巢车(楼车)，?望晋军，并让大宰伯州犁(伯州犁，晋伯宗之子。伯宗在晋被害后，伯州犁逃来楚国，时任大宰。)进行“战祷”。晋厉公则让苗贲皇(苗贲皇，楚斗椒之子。斗椒在若敖氏叛乱中被楚庄王所杀，苗贲皇畏罪逃到晋国，晋赐以苗色。)立其侧。苗贲皇对晋厉公说：“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卒，必大败之。”(《左传·成公十六年》。)晋厉公采纳这一建议，先攻楚之左、右军，后攻中军。晋将吕[钅奇]射中楚共王目，楚共王召来养由基，给他两支箭，令其射吕[钅奇]。养由基一箭射中了吕钅奇]的颈项，吕[钅奇]伏于弓套而死。携另一支箭向楚共王复命。楚共王不顾中箭疼痛，仍坚持指挥作战。战斗从晨至暮，楚军略受挫，但双方胜负未定。楚共王决定明天再战。子反派军吏视察伤员，补充步兵与车兵，修理盔甲武器，清理战车马匹，命令明日鸡鸣时吃饭，整装待命，投入战斗。晋苗贲皇也通告全军作好准备，明日再战，并故意放松对楚俘的看守，让他们逃回楚营，报告晋军备战情况。楚共王听到晋军已有准备后，立即召见子反讨论对策。子反当晚醉酒，不能应召入见。楚共王无奈，引军夜遁。楚军退至瑕(随地)时，子反为子重所逼，畏罪自杀(同上。）鄢陵之战虽然是晋、楚争霸的继续，但它毕竟是弭兵运动过程中的插曲，和过去激烈的争霸战争迥然相异。战之前，晋遣使至齐、鲁、卫诸国“乞师”，但战之日，齐军始至，鲁、卫之军则刚从国内动身。临战时，晋军内部是战是和，意见不一。楚军少挫，与晋胜负未分，楚共王就悄然退兵；而作为中军主帅的司马子反，竟临阵醉酒，在战争史上实属罕见。至于战斗中，晋将[谷阝]至见楚共王必下，“免胄而趋风”，脱下头盔，快步趋前，向楚共王表示恭敬。[谷阝]至与另一晋将韩厥明明可以追获郑成公，却故意放掉，更富有戏剧性。这些迹象表明，晋、楚一方面在打，另一方面则仍以和为重，双方都留有余地(《左传·成公十六年》。)。
由于晋、楚在鄢陵之战中持郑重态度，故晋争郑服郑问题并未解决。战不久，晋即在沙随(宋地)重会诸侯谋伐郑，接着，晋、齐、宋、鲁、邾等国军队伐郑，继而伐陈、蔡。郑子罕出兵夜袭，宋、齐、卫三国军队被击败。次年，即公元前574年，郑子驷主动出击，攻晋之虚、滑 (今河南偃师)，卫出兵援晋。夏，楚遣公子成、公子寅领兵戍郑，助郑抗晋。不久，晋厉公果然会周、齐、宋、鲁、卫、曹、邾等各国军队攻郑，楚子重率军援救，晋等各国军队害怕，主动撤退。冬，晋又会上述各国军队伐郑、围郑，楚公子申率军救郑，各国军队又畏楚强而退(左传·成公十七年)。鄢陵之战为争郑而起，但晋并未征服郑，战后又多次伐郑，楚亦多次出兵救郑，可见鄢陵之战只是晋、楚的一次正面冲突，并未展开决战，战后双方实力未减，仍保持着两强并霸的态势。
四、晋悼公复强与楚争霸失利
晋自公元前589年鞍之战后，[谷阝]氏势力大长，在鄢陵之战的前一年，即公元前576年，三[谷阝]([谷阝][钅奇]、[谷阝] 、[谷阝]至)对“好直言”(向执政进直言)的大夫伯宗“谮而杀之”(《左传·成公十五年》)，其子伯州犁被迫奔楚。鄢陵之战即将揭开，中军副帅范文子已察见晋厉公骄奢，群臣不和，一直主退，以防内忧日滋。鄢陵战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574年，晋厉公见[谷阝]氏、栾氏、中行氏权重，想全部除掉，遂使其外嬖之臣(宠臣)胥童、夷阳五(夷羊五)、长鱼矫杀三[谷阝]。劫持栾书、中行偃于朝，晋厉公不杀，仍复其职位。栾书、中行偃见[谷阝]氏被杀，害怕遭受同样命运，乘晋厉公游于匠丽氏(居翼的宠臣)时予以拘留，接着又杀了胥童(《左传·成公十七年》。）第二年，栾书、中行偃杀晋厉公，“葬之于翼东门之外，以车一乘”，不以君礼葬(《左传·成公十八年)。杜注：诸侯葬车七乘。晋厉公仅葬一乘，故“不以君礼葬”。）栾书、中行偃杀晋厉公后，使人迎晋襄公十四岁的玄孙周子(子周)于京师(洛邑)，立为国君，是为晋悼公。
晋悼公是一位年青有为的君主，据《左传·成公十八年》载，他即位后，“始命百官，施舍、己责(赐予并免除百姓对国家的拖欠)，逮鳏寡，振废滞(起用被废黜淹滞的旧贵族)，匡乏困(救济贫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佥欠]，宥罪戾，节器用，时用民，欲无犯时”，社会矛盾一时缓和，政治亦迅速趋于稳定，“民无谤言，所以复霸也”。
晋悼公与楚争霸，首先进行争宋。原来宋在鄢陵之战前一年，宋共公卒，司马荡泽(唐山)为削弱公室，杀公子肥(此从《左传·成公十五年》。《史记·宋世家》作“杀太子肥”。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以为此肥，似为宋共公太子，“应嗣位而尚未即位”。)。右师华元使司徒华喜、司城公孙师帅国人平乱，杀荡泽。左师鱼石、大司寇向为人、少司寇鳞朱、大宰向带、少宰鱼府等宋五大夫与荡泽同为桓族(宋桓公之后)，惧而奔楚(《左传·成公十五年》。）公元前573年(楚共王十八年)夏，郑乘晋厉公被杀、晋悼公初立之机攻宋，至曹门(宋西北城门)，又会楚军取朝郏(今河南夏邑)。楚、郑联军进而攻占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使奔楚的宋鱼石等五大夫居此，并以三百乘兵力帮助戍守。秋，宋派老佐、华喜率军围城，力图夺回。冬，楚子重再度伐宋，以救彭城。宋华元赴晋告急求援。中军将韩厥说：“救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指抑止楚国)，自宋始焉。”(《左传·成公十八年》。)晋悼公于是统军救宋，楚军撤退。
公元前572年(楚共王十九年)，晋以栾[厌/黑〗]领军，与宋、鲁、卫、曹、莒、邾、滕、薛等国组成联军，为宋攻打彭城，宋五大夫投降，晋国把他们安置在瓠丘(壶丘，今山西垣曲东南)。
齐国未参加联军，晋即进行讨伐，齐被迫以太子先为质于晋。这年夏，晋韩厥、中行偃又率齐、鲁、卫、曹、邾、杞等国军队伐郑，破郑外城，在[氵育水边打败郑国步兵。接着，晋等国军队又乘胜南下，进攻楚国的焦、夷(均在今安徽亳县境)和楚的盟国陈。晋悼公和卫献公还驻于戚(卫邑，今河南濮阳北)，以为声援。秋，楚子革救郑，并攻打宋之吕、留二邑。郑大夫子然亦攻宋，取宋地犬丘(今河南永城西北)。次年，楚共王为争彭城，命郑攻宋，但郑一国作战，无结果。至此，楚联郑两次攻宋，均未夺回彭城。晋悼公初立，即大会各国援宋夺取彭城，又迫使齐服，可见晋国内稳定，国势复振，楚国则转向被动不利。晋争宋问题解决后，立即把矛头对准郑国。
郑一直亲楚，但楚失彭城，宋五大夫投楚又被迫降晋，故郑国内部对楚、晋政策发生动摇。
《左传·襄公二年》载：“郑成公疾，子驷请息肩于晋。”据杜注，其意谓郑服于楚，楚对郑需求过甚，郑不堪负担，故子驷欲改臣服晋。其实，从楚或从晋，都得承担需求，子驷的本意就是担心从楚怕得罪晋国，不如改从晋以避免被动。郑成公不同意，以为楚共王为救郑而伤目(指鄢陵之战)，“若背之，是弃力与言(弃其功背其盟誓)”(《左传·襄公二年》。）公元前571年(楚共王二十年)七月，郑成公卒，其子郑僖公立。晋乘机攻郑，郑诸大夫欲从晋，执政大臣子驷奉郑成公言，未同意。这年，晋两次会宋、鲁、卫、曹、邾、齐、滕、薛、小邾(后四国是第二次与会)等国大夫于戚，决定在虎牢(郑地)筑城以逼郑，郑于是害怕而背楚事晋(《左传·襄公二年》。）公元前570年(楚共王二十一年)夏，晋以郑服，想进一步与吴修好，孤立楚国，晋悼公于是会周单公(单顷公)及诸侯于鸡泽(今河北邯郸市东北)。晋悼公还派荀会迎吴王寿梦于淮上，然“吴子不至”(《左传·襄公三年》。）吴虽未莅会，楚之属国陈则不堪楚令尹子辛(原令尹子重于这年春伐吴失败而心疾发死)求索过度为由，主动请服(同上。）楚失宋、郑、陈后，公元前568年(楚共王二十三年)夏，吴王寿梦派大夫寿越赴晋，解释不会鸡泽之故，并请修好。秋，晋等盟国就与吴王寿梦会于戚，晋以盟主身份，命各国戍陈以备楚(《左传·襄公五年》。）楚共王为了改变对自己的不利形势，重又与晋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陈自公元前570年鸡泽之会背楚从晋后，楚国一直对它用兵不止。公元前568年，当楚出兵质问陈之叛楚原因，陈人回答说：“由令尹子辛实侵欲焉。”(同上。)楚共王立即杀了子辛。楚为失陈而杀令尹，这件事非同小可，故《春秋·襄公五年》郑重记载：“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子辛)。”陈不理会，仍参与晋等国与吴戚之盟，故有晋命诸侯戍陈之举。子辛被杀后，子囊为令尹。晋卿范宣子已意识到楚国绝不会轻易失陈，权衡得失，提出自己的见解：“我丧陈矣。楚人讨贰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讨陈。陈近于楚，民朝夕急，能无往乎?有事，非吾事也；无之而后可。”(《左传·襄公五年》。）主张放弃陈国，以免鞭长莫及，成为包袱。当年冬，楚子囊即不顾诸侯戍陈，率军攻陈。公元前566年(楚共王二十五年)，子囊又领兵攻陈围陈，晋悼公虽又会宋、鲁、陈、卫、曹、莒、邾等各国国君于[为阝](郑邑，今河南鲁山境)，谋救之，然陈人害怕，陈执政大夫庆虎、庆寅为使陈哀公从盟会中逃脱，就让陈公子黄(陈哀公弟)被楚所执，陈哀公担心国内另立新君，果然自会逃归，背晋附楚(《左传·襄公七年》。）郑背楚附晋后，楚与晋争郑也一直很激烈。公元前566年[为阝之会时，郑僖公赴会，至 (郑地)，为不愿背楚之子驷所杀(同上。)。其子郑简公立，仅五岁。公元前565年(楚共王二十六年)，郑子国、子耳攻蔡，楚子囊即为蔡伐郑。郑六卿不知适从，或主“从楚”，或主“待晋”(等待晋国救援)”(《左传·襄公八年》。）子驷说：“民急矣(楚军压境)，姑从楚，以纾吾民。晋师至，吾又从之。敬其币帛，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牺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寇不为害，民不罢病，不亦可乎?”(同上。)于是决定与楚和；但又怕得罪了晋国，又遣使告晋，说：“民知穷困，而受盟于楚。孤也与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同上。)公元前564年(楚共王二十七年，晋悼公十年)，晋出动四军会齐、宋、鲁、卫等国军队攻郑，郑惧而请和，与各国盟于戏(今河南登封嵩山北)。但晋以郑盟词说“唯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是从”，故“不得志于郑”(同上)，复又会合各国军队攻郑，因军队远师疲劳，有归志，只得中途而回。不久，楚共王领兵来攻郑，郑子驷不顾对晋“口血未干而背之”(《左传·襄公八年》)，又与楚和，盟于中分(郑都城中里名)。郑在晋、楚激烈争夺下，只得采取“牺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强者而庇民”的政策。
子驷这种两面应付政策，固然是晋、楚所逼不得已之举，但既两面应付，也必然招致双方不断的打击与勒索，使郑国疲于奔命，蒙受巨大的灾难。公元前563年，晋悼公会各国伐郑，驻军于牛首(郑邑，今河南通许北)。郑子驷原与尉止有隙；子驷又作田洫，使司氏等四族丧失了田亩，于是尉止与司氏等五族作乱，杀子驷，子西、子产、子?等率众平乱，子孔继掌国政。这时，晋等国来攻，又筑虎牢城(当在原来基础上扩大或加固)而戍之，郑被迫与晋和。在此同时，楚令尹子囊率军来救郑，与晋等国军队“夹颖而军”(《左传·襄公十年》。）郑见晋等国不会恋战，又与楚盟。晋等无奈，率军撤退，楚军亦还。公元前562年(楚共王二十九年，晋悼公十二年)，郑国诸大夫对此局面已极其忧虑，想寻求一条出路。他们认为：“不从晋，国几亡。楚弱于晋，晋不吾疾也。晋疾，楚将辟之。何为而使晋师致死于我，楚弗敢敌，而后可固与也。”(《左传·襄公十一年》。)楚、晋相争，郑诸大夫已感到“楚弱于晋”，与其两面应付，不如与晋固结，总可以减轻一些负担。这种政策，显然是原来子驷两面应付政策的重大转变。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选择以“恶宋”为突破口，故意向宋挑衅，以引发晋、楚相争，“晋能骤来，楚将不能，吾乃固与晋”(同上。）这年夏，郑果然向宋挑衅，晋悼公即会各国伐郑、围郑，郑请盟，秋盟于亳北(今河南郑州北)。楚闻讯，向秦国求助，楚共王于是领楚、秦联军伐郑，郑简公迎接，与楚、秦联军一起伐宋，以激怒晋国。晋果然恼怒，遂“悉师(晋与各国军队全部出动)以复伐郑”(《左传·襄公十一年》)，声势浩大。郑又派人赴楚，告之“将服于晋”(同上。）楚共王无奈，怒而执郑国使者，却不敢出兵与晋等国军队对抗。郑赂晋以兵车百乘，悝、触、蠲三乐师，歌钟二肆，女乐二佾。晋悼公以乐之半赏赐给魏绛，表彰他对帮助自己和戎与争霸之功(同上。）次年，楚虽联秦伐宋，“以报晋之取郑”(《左传·襄公十二年》)，但已无济于事。晋悼公与楚共王争霸，明显地占了上风，郑大夫作出“楚弱于晋”的分析已为历史所证实。
公元前560年(楚共王三十一年)，楚共王疾，他自以无德，少主社稷，未及习师保之教训，而亡师于鄢，以辱社稷，为大夫忧，请谥为“灵”或“厉”(皆恶谥)。卒后，子囊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而知其过，可不谓共乎?请谥之‘共’”(《左传·襄公十三年》。）楚共王临死前自感惭愧，要臣下给予恶谥，这种自责精神，说明他未忘记先祖霸业。子囊寥寥数语，既充分肯定了楚共王的霸绩，也指出他失而知过，看来是十分中肯的。
过两年，晋悼公卒。晋、楚争霸从此转入尾声。
五、第二次弭兵之会(宋蒙门之盟)
公元前560年，楚共王卒，子楚康王(前559-?45年)立。公元前558年，晋悼公卒，子晋平公立，晋、楚关系史，乃至我国古代春秋史，已进入了新的阶段。
晋平公新立，为确立霸主地位，即于公元前557年(楚康王三年)会宋、鲁、卫、郑等国国君于溴梁(今河南济源西)。齐灵公不至，仅派大夫高厚赴会。晋以邾、莒侵鲁，又通齐、楚，执两国之君，高厚害怕，中途逃盟(《春秋左传·襄公十六年》。）许原已被楚迁于叶，这时见晋势强盛，许灵公弃楚从晋，遂请迁于晋，许国大夫则反对，晋于是伐许，并进而攻打楚国，以报宋杨梁之役(公元前561年，楚为报晋取郑，联秦攻宋，进驻杨梁(今河南商丘东南)。楚公子格率军与晋军战于湛阪(今河南平顶山市西北)，楚军失败。晋军接着攻至楚方城之外，因许未迁，复又伐许而还(《左传·襄公十六年》。）这是楚康王、晋平公时双方发生的一次较大的战争，但这次战争也只是局部性的，晋以自己一国之军独进，楚亦未出动主力，且许请迁晋并未实现，所以对双方影响不大。
此后，晋、楚间又出现弭兵运动。这次弭兵，除原有的因素仍在起作用外，随着晋、楚双方与各国形势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晋国早在晋景、厉公时期，内部矛盾就很尖锐，晋厉公本人就是在统治集团内部倾轧中丧命的。晋悼公立，政局一时稳定，但他是依靠网络贵族与对外争夺，才得以维持其统治的。
晋悼公复强，时仅十六年。卒后，国内矛盾迅速暴露出来。公元前554年(晋平公四年)，晋中军帅荀偃卒，晋平公以范宣子为中军帅，主国政。过二年，栾卒，其妻栾祁(范宣子女)与家臣私通，惧子栾盈，向其父范宣子诬陷栾盈将作乱。栾盈好施舍，颇得人心，范宣子听信了栾祁的话，就逐栾盈，杀其党十人(皆晋大夫)(《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栾盈先奔楚，后奔齐。公元前550年(晋平公八年)，栾盈在齐庄公帮助下，潜入曲沃(栾邑)，因得魏纾掩护，昼入晋都绛(今山西侯马市)。范鞅挟持魏纾入宫，栾氏孤立无援。范宣子焚“丹书”(《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杜注：“盖犯罪没为官奴，以丹书其罪。”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丹书，以红色书于简牍。”)，使奴隶裴豹杀栾氏家臣督戎。栾盈失败，固守曲沃。晋国这次内乱，充分暴露了晋六卿(赵氏、魏氏、韩氏、智氏、范氏、中行氏)专权，勾心斗角和矛盾重重的局面。晋平公听命于众卿，君权日弱。栾氏虽被镇压下去了(《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晋人克栾盈于曲沃，尽杀盈氏之族党。栾鲂出奔宋。书曰‘晋人杀栾盈’。”)，然晋卿大夫之家权力日重，公室日卑，国力下降。
晋国的外部形势也日益陷于被动。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范宣子为政，征诸侯之币重，郑子产致书范宣子说：
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即子产)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指晋)，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昧昧)也!将焉用贿?(《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范宣子只得减轻诸侯之币。范宣子死后，赵文子(赵武)为政，“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明晋对从国勒索是很苛重的，以致郑子产致书抨击。晋为了改善与各国关系，也一再减轻各国进贡数量，申之以礼，借以缓和与盟国的紧张关系。
晋虽一直希望与秦修好，而秦则始终亲楚而敌晋。在楚、晋相争中，楚几次得到秦军援助，使晋受到极大的压力。公元前559年，晋会同中原各国军队大举攻秦，至泾(泾水，或泾水渡口)，都不肯渡水。后虽渡过泾水，但晋下军帅栾[厌/*4/5〗黑/-*4/5〗]竟抗命，率其部东归。中军帅荀偃无奈，只好命令全军撤退。此役劳而无功，晋人称之为“迁延之役”(《左传·襄公十四年》。）秦亲楚与晋为敌，对晋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晋对齐虽采取谨慎与拉拢政策，但齐国一直把矛头对准晋之与国鲁，从而引发与晋的直接对抗。从公元前558年(晋悼公十六年)起，齐连年攻鲁之北鄙，并使邾攻鲁之南鄙，还公然不与晋之会盟(公元前557年溴梁之会)。公元前555年(晋平公三年)，晋联合鲁、宋等盟国大规模地攻打齐国，围齐都临淄，东侵及潍水，南略及沂水(《左传·襄公十八年》。)。齐被迫与晋讲和。公元前550年(晋平公八年，齐庄公四年)，齐先助晋栾盈返晋，继而出兵伐晋，深入晋国腹地，及闻栾氏败，才收兵而归。次年，晋会各国将伐齐，齐乞师于楚，楚康王即“伐郑以救齐”(《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8(楚康王十二年，晋平公十年)，齐庄公被崔杼杀，齐景公新立，晋等又乘机伐齐，齐又被迫赂晋请和。晋、齐虽和，但齐的威胁依然存在。
晋平公即位后，面临国内矛盾重重、国外楚、秦、齐威胁，属国又恐生二心，故公元前548年，不得不改变政策，对属国以礼相待，减轻求索，并进而考虑与楚再度弭兵。
前已指出，楚自鄢陵之战失败后，已渐走下坡路，与晋争夺与国时，往往处于劣势。在此同时，楚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和斗争也日益尖锐复杂。楚在鄢陵之战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二卿相恶”(指令尹子重与司马子反)(《左传·成公十六年》)，内部倾轧，指挥不力。其后，右司马公子申，居功自傲，“多受小国之赂，以逼子重、子辛”(《左传·襄公二年》)，对外受贿赂，在内又争权，结果被杀。令尹子重卒后，继任令尹的子辛，又对小国求索无厌，任令尹不过二年又被杀。此两人被杀，《春秋》均予以醒目记载，反映了楚国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已达到了何其严重的程度。楚共王卒，楚康王初立，为了整肃政纪，曾对统治集团成员作了调整，“以靖国人”(《左传·襄公十五年》。）但在新任九位大员中，五人为公子，余四人为世族，实际上是在公族大姓之间进行调节平衡，实现权力再分配。其间，公子午(子庚)任令尹，政绩平平，公元前555年(楚康王五年)，子庚死，楚康王要任命?子冯为令尹，?子冯先征求申叔豫意见，申叔豫说：“国多宠而王弱，国不可为也。”(《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多宠”，指的是公族大姓势力强大，左右国家政局；“王弱”，说明楚共王死了以后，王权也开始削弱。
楚共王即位以来，楚国政治还出现了一个突出的严重问题，即公族与世族及世族之间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激烈，造成一些世族逃往晋及其他国家，为客国效劳。据《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在第二次弭兵前夕，蔡声子(公孙归生)在同令尹子木的谈话中，详尽地列举了楚国自楚共王以来世族外逃，给楚国带来严重危害的事例。他考察晋、楚相争实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他告诫子木：“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不可救疗，所谓不能也。”他希望楚国统治者勤赏、畏刑、恤民，实行礼治，再不要滥刑逼使大夫逃往他国。蔡声子的话剌痛了子木和楚康王，使他们不能不感到忧虑，转而考虑与晋弭兵。
楚申公巫臣自教吴叛楚后，楚、吴关系一直紧张。楚既北争中原，与晋正面对抗；在东方又与吴结仇，更使自己陷于被动。公元前570年(楚共王二十一年)，楚国为了打击吴国，令尹子重在出兵之前先行演习，挑选军吏、士卒，大规模地进行东征。结果为吴所败，吴取驾(今安徽无为境)，楚人咎子重，子重心疾发而死。这年夏，晋会诸侯于鸡泽，吴王寿梦未赴会，但过两年，吴王寿梦则派使者去晋致歉，请与晋及中原诸国通好。从此，吴与晋等结盟，进一步与楚为敌。公元前560年楚共王卒，吴即乘丧攻楚，结果失败。晋等国虽应吴请出兵攻楚，然因各国意见不一，结果中途作罢。公元前559年(楚康王元年)，楚康王即位，即命令尹子囊伐吴，吴军不出，楚军回还途中失去警戒，结果被吴自皋舟之隘拦腰截击，楚军不能相救，被打得大败。子囊回来后不久就死去了，临死前嘱咐子庚(继任令尹)：“必城郢!”要子庚筑郢城以备吴(《左传·襄公十四年》。《续汉书·地理志》刘昭注云：“江陵县北十余里有纪南城，楚王所都。东南有郢城，子囊所城。”)。楚国两任令尹均为战吴而死，楚人不能不以此为训，故一段时间内，楚持郑重态度，再未贸然出击。直至公元前549年(楚康王十一年)夏，楚经训练成水军后，才出动水军攻吴，但因不设赏罚，军政不善，“无功而还”，此即为楚、吴舟师之役(《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冬，吴召舒鸠(楚之属国，今安徽舒城)叛楚，楚康王亲自领军讨伐，舒鸠否认叛楚，楚康王领军还。次年秋，楚令尹?子冯死，舒鸠又叛楚，楚新任令尹子木率军攻讨，吴军来救，被楚军打得大败，遂灭舒鸠。冬，吴王诸樊率军伐楚，攻巢(今安徽瓦埠湖南)，被楚巢牛臣射死(《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7年(楚康王十三年)，楚康王联合秦军伐吴，至雩娄(今河南商城东)，闻吴有备而还，转攻郑(《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由此可见，自楚共王以来，晋联吴攻楚，使楚面临晋、吴北、东夹击，已日益疲于应付，陷于困境。楚康王虽力图略吴，并取得一些胜利，但终无法摆脱吴的严重威胁。
综观上述，无论是晋国还是楚国，自鄢陵之战后，国内政局不稳，盟国不堪忍受沉重的需求勒索，离心日显，都无力继续发动大规模的战争，都想息兵罢战，把原来的弭兵运动变成现实。公元前548年(楚康王十二年，晋平公十年)，晋赵文子(赵武)执政，采取“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政策，就是基于对楚等国倾向于弭兵的分析得出来的。他对穆叔说：
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齐崔、庆新得政，将求善于诸侯。武也知楚令尹(指子木)。若敬行其礼，道之以文辞，以靖诸侯，兵可以弭。(《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这就是说，今后对各国减少勒索，和楚国停止武力相争，转向以“礼”相待，弭兵是可以实现的。赵文子不失为一位头脑清醒、注重实际的政治家。
第二年，即公元前547年(楚康王十三年)，楚会同陈、蔡伐郑，郑卿子产认为“晋、楚将军，诸侯将和，楚王是昧于一来。不如使逞而归，乃易成也”(《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宁可让楚国攻伐也不抵御，从而让弭兵愿望早日变成事实。子产的这种态度，也不失为一明智之举。
宋国左师向戌也认识到弭兵已是大势所趋势，他本人又与晋赵文子、楚令尹子木友善，“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遂于公元前546年(楚康王十四年，晋平公十二年)，先至晋提出弭兵问题，赵文子与诸大夫商议，韩宣子说：
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艹/甾]也。将或弭之，虽曰不可，必将许之。弗许，楚将许之，以召诸侯，则我失为盟之矣。(《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晋国同意。至楚，楚国亦表示赞同。至齐，齐人先犹豫，后考虑到晋、楚均同意弭兵，又怕失去民心，也就同意了。告秦及其他国家，都表示赞同。于是这年秋十月，楚令尹子木、晋卿赵文子与宋平公、滕、邾之君，以及齐、鲁、卫、陈、蔡、郑、曹、许国大夫盟于宋都商丘蒙门(东北门)。秦同意弭兵，但《春秋左传》未记其代表出席会议，可能与远处西陲，交通不便有关。据《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各国随来军队以篱笆编织为墙，不为垒堑，以示友好。晋、楚军队分处北、南两头。经向戌斡旋，晋、楚双方达成协议，规定“晋、楚之从交相见”，即晋之盟国要朝楚，楚之盟国要朝晋，奉晋、楚为共同霸主；秦、齐亦大国，秦不朝晋，齐亦不朝楚。邾、滕分别为齐、宋之属国，故不与盟。
盟会期间，双方明争暗斗，气氛很紧张。晋人见“楚氛甚恶，惧难”，甚至作好撤退准备。
在歃盟时，“晋、楚争先”，“楚人衷甲”(甲在衣中)，各不示弱。晋臣叔向(赵文子副手)委婉地劝赵文子“子务德，无争先”，“乃先楚人”，楚令尹子木于是首先歃血盟誓(先歃者为盟主)。此即第二次弭兵之会，亦谓“向戌弭兵”或“宋蒙门之盟”。
次年夏，齐、陈、蔡、北燕、杞、胡、沈、白狄等国国君朝晋；冬，鲁、宋、陈、郑、许等国国君朝楚(《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宋蒙门之盟得到认真贯彻执行，标志着弭兵运动的成功。
宋蒙门之盟是宋西门之盟的继续。如果说宋西门之盟是弭兵运动的先声，那么，时过三十余年后的宋蒙门之盟，弭兵运动则终成事实。此后一段时间内，中原地区未发生过大的战争，这显然是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的。但第二次弭兵之会，毕竟是晋、楚平分霸权的产物，“大国诛求无时，是以不敢宁居”(《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宋、郑等国“仆仆于晋、楚之廷”、“苦于供亿”(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负担同样是很沉重的。
第二次弭兵之会是春秋历史的转折点。此后，晋、楚争霸基本结束，楚转向与吴争战；晋与齐、鲁等国一样，国内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公室日卑，卿大夫之家日盛，奴隶制逐步向封建制过渡。
楚庄王卒，其子楚共王(熊审，前591-560年)自称“少主社稷，生十年而丧先君，未及习师保之教训而应受多福，是以不德”(《左传·襄公十三年》)，缺乏治国经验，亦无争战阅历，全靠令尹子重等一班旧臣支撑，楚国霸业开始衰退。晋国虽一度复强，但内忧重重，已非昔日可比。秦虽已渐崛起，齐亦不失为东方一大国，但秦、齐仍随楚、晋角逐，自己无力支配中原局势。故楚庄王卒后，中国出现晋、楚并霸局面。同时，由于中原长期争战不已，各中小国家普遍厌战，楚、晋实力亦已下降，故在争夺的同时，又出现弭兵运动。这就是在楚庄王之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原的基本形势。
蜀之盟，楚国霸业达到鼎盛；但盟后不久，晋与楚又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蜀之盟后第二年(公元前588年)春，晋国为了教训郑国附楚，会合宋、鲁、卫、曹等国军队伐郑。郑公子偃领军抵御，击败了晋等国联军。郑自恃兵强，又以许恃楚而不事郑，在击败晋后不久，又举兵伐许，抢占了许国的田地。再过一年，即公元前587年(楚共王四年)，郑又派兵去许国疆理田地，为许所败。郑接着讨伐许，取[钅且]任、冷敦之田(今河南许昌境)。晋国见有机可乘，以救许为名，兴兵攻郑，楚国毫不示弱，亦立即派子反(公子侧)率军救郑。于是郑、许两国国君在子反前争是非曲直，子反不能决，说：“君若辱在寡君，寡君与其二三臣共听两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侧不足以知二国之成。”（《左传·成公四年》。)公元前586年(楚共王五年)，许灵公果去楚国告郑，郑悼公亦至楚争讼。郑理曲不胜，楚囚禁郑臣皇戌与子国(公子发)。郑悼公不服，回国后就遣公子偃赴晋请盟，背楚亲晋。同年秋，晋派赵同与郑悼公盟于垂棘(晋地，今山西潞城北)。冬，晋以郑服，又会齐、鲁、宋、卫、曹、邾、杞之君与郑悼公盟于虫牢(郑地，今河南封丘北)(《左传·成公五年》。)。稍后，晋又欲会诸侯，宋共公托故推辞。郑背楚附晋及诸侯与郑盟，是楚国争霸之失策，使自己处于被动。
公元前585年(楚共王六年)，楚国不甘心轻易失去郑国，令尹子重举兵伐郑。晋中军帅栾书(栾武子)即率六军救郑，与楚军遇于绕角(今河南鲁山东)，楚见敌众，主动撤退(《左传·成公六年》载，晋、楚两国军队在绕角相遇，“楚师还”，可谓主动撤退。《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则记晋用析公之谋，夜临楚军而楚军“宵溃”。）晋军遂攻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两县之军救蔡，御诸桑隧(今河南确山东)。晋军是战是退，将帅意见不一。赵同、赵括欲战，荀首、士燮、韩厥谏不可。他们说：“吾来救郑，楚师去我，吾遂至于此，是迁戮也。戮而不己，又怒楚师，战必不克。虽克，不令。成师以出，而败楚之二县，何荣之有焉?若不能败，为辱已甚，不如还也。”(《左传·成公六年》。)栾书持慎重态度，就撤军了。可见楚国霸威犹存，晋仍不愿贸然与之正面较量。次年，楚子重又伐郑，驻军于 (今河南襄城)。晋亦又会齐、宋、卫、鲁、曹、莒、邾、杞之君救之。郑共仲、侯羽趁势众围攻楚军，俘获了楚郧公钟仪，把他献给了晋国。晋与各国盟于马陵(今河北大名东南)而还。再过一年，即公元前583年，晋栾书又领军伐蔡，接着犯楚，俘获楚大夫申骊；攻沈，俘沈国国君揖初。这样，原从楚之中原诸国，又尽入晋国怀抱，楚国霸势随着衰退。
在此同时，晋重新经营东方，拉拢齐国。公元前583年(楚共王八年)，晋景公遣韩穿赴鲁，命归汶阳之田给齐。对这种反常行为，季文子当即就向韩穿指出，汶阳之田，原为鲁地，晋初使齐归鲁，现又命归齐，“七年之中，一与一夺，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犹丧妃耦，而况霸主?霸主将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长有诸侯乎?”(《左传·成公八年》。)晋景公这种出尔反尔、牺牲鲁国利益去取悦于齐国的行为，果然引起中原各国的不满，“为归汶阳之田故，诸侯贰于晋”(《左传·成公九年》。）晋景公惧，第二年春，又会齐、宋、鲁、卫、郑、曹、莒之君于薄(卫地，今河南长垣东)，以重温马陵之好。季文子认为此举无益，对范文子说：“德则不竞，寻盟何为?”(同上。)楚国抓住“诸侯贰于晋”这一时机，采取拉拢与打击相结合的方针，立刻与晋争夺与国。公元前582年(楚共王九年)，楚以重赂求郑，郑成公与楚公子成会于邓(楚地)(此从《左传·成公九年》。《史记·郑世家》载：“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郑成公孤有德焉’，使人来与盟。成公私于盟。”)。同年秋，郑成公害怕晋攻伐，又亲往朝晋。晋以其贰于楚，执之；又命栾书领兵伐郑。楚令尹子重也立即举兵伐陈以救郑。冬，子重又自陈伐莒，莒无备，渠丘(今山东莒县东南)、莒(莒都，今莒县)、郓(今山东沂水东北)皆溃。楚军进展顺利。次年，即公元前581年，郑人立新君(郑成公子)，向晋表示不会因郑成公被拘留而屈服。晋栾书说：“郑人立君，我执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郑而归其君，以求成焉。”(《左传·成公十年》。)遂会齐、宋、卫、曹伐郑，郑赂晋请和，晋释郑成公回国。
晋对郑成公的亲楚行为无可奈何。
由此可见，楚共王“少主社稷”，依靠子重等一班旧臣辅佐，虽霸势转衰，但仍遵循先君北上争霸路线，继续与晋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保住了大国霸国的地位。
二、第一次弭兵之会(宋西门之盟)
从公元前591年楚庄王卒，至公元前580年(楚共王十一年)的十一年间，晋、楚一方面进行激烈的争夺，另一方面由于双方实力下降，已开始进行和平试探。
从晋国来说，与楚争夺，虽有时稍占优势，但自从公元前583年(晋景公十七年)，晋命鲁归汶阳之田与齐，已引起中小国家的不满。它虽然讨好了齐国，却侮辱了鲁国，也使其他国家“贰于晋”。次年，郑成公主动来朝时，晋又横蛮地拘留他，得罪了郑国。公元前581年，鲁成公朝晋，晋疑其亲楚，不让他回国。次年，鲁成公被迫接受盟约后，才准其回国。这件事更加不得人心。
正当晋滥施霸威、诸侯多对之有二心时，秦与白狄也乘机伐晋。公元前580年，晋景公卒，子晋厉公立，为稳定局势，争取与秦和好，于是晋、秦约定会于令狐(晋邑，今山西临猗西)。据《左传·成公十一年》载，晋厉公先至，秦桓公不肯涉河，止于王城(秦邑，今陕西大荔东)。两国夹河而盟。秦大夫盟晋君于河东，晋大夫盟秦君于河西。秦桓公回来后就背盟，与白狄谋划伐晋。所以，晋已力不从心，郑、鲁受辱，其他各国貌合神离，存有二心，秦始终抱敌对态度，白狄又时来犯，与楚争霸已感不支，开始转向与楚弭兵。
从楚国来说，楚庄王卒，楚共王年幼执政，霸势转衰，原中原与国，纷纷倒向晋一边。子重等一班旧臣虽竭力维持，但与晋争夺往往处于被动。而子重等又居功自傲，在强敌面前，不顾国家利益，伸手要赏田，目的未遂，又贪婪侵占，终演成内乱。据《左传·成公七年》载，楚围宋之役后，令尹子重请取申、吕以为赏田，申公巫臣(屈巫，申县之尹)认为“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楚庄王接受了这一意见，没有把申、吕赏给子重。子重对申公巫臣怀恨在心。子反要娶夏姬，申公巫臣自己想娶她，出面阻止，这样又得罪了子反。申公巫臣于公元前589年利用出使齐国之机，携带夏姬去齐，适逢齐在鞍之战中被晋打败，申公巫臣就奔至晋，晋任以为邢大夫。楚共王即位后，子重(令尹)、子反(司马)利用特权灭申公巫臣之族而分其家财。申公巫臣怨恨，请出使到吴国，晋景公欣然同意。申公巫臣到吴国后，吴国国君寿梦非常高兴。申公巫臣教吴人乘车和战阵之法，使其叛楚。吴国从此开始伐楚、伐巢(今安徵瓦埠湖东南)、伐徐(今江苏泗洪南)、入州来(今安徽风台)。“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通中原诸国)”。吴国日益强大起来，对楚国构成严重威胁。
晋、楚争霸，直接受到祸害的是处于中间地带的宋、郑等中小国家。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与广大臣民一样，也渴望和平，停止战争。第一次弭兵之会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公元前582年(楚共王九年，晋景公十八年)秋，晋、楚在激烈争夺的同时，已试探媾和。据《左传·成公九年》载，晋景公视察军府，面见楚俘钟仪(公元前584年被郑俘，郑献给晋)，与他作了一番友好的交谈。范文子建议释放归楚，“使合晋、楚之成”。晋景公同意，“重为之礼，使归求成”。这年冬，楚共王也及时遣公子辰赴晋，“报钟仪之使，请修好、结成”。次年(公元前581年)春，晋景公又派大夫籴[艹/伐]聘楚，以“报大宰子商(公子辰)之使也”(《左传·成公十年》。）夏，晋伐郑而释郑成公回国，这也是在晋、楚媾和气氛中出现的举措。
公元前580年(楚共王十一年，晋厉公元年)，宋卿华元得知晋、楚两国使者互访，谋求媾和，就主动出来斡旋，促成晋、楚结盟。华元本人与晋正卿栾书、楚令尹子重皆有私交，就先后奔赴楚、晋，“合晋、楚之成”(《左传·成公十一年》。）其时，晋还谋求与秦结好，夹河而盟。经过华元的努力，公元前579年(楚共王十二年，晋厉公二年)五月，晋大夫士燮与楚公子罢、许偃达成协议，盟于宋西门之外，史称“宋西门之盟”(“华元弭兵”)。盟约说：“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甾(灾)危，救备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坠)其师，无克[月乍]国。”(《左传·成公十二年》。)盟成，卫、鲁、郑等国国君赴晋受命(《春秋·成公十二年》：“夏，公会晋侯、卫侯于琐泽。”琐泽，晋地。）同年秋，晋遣[谷阝]至聘楚，“且[涖]盟”；冬，楚亦遣公子罢聘晋，“且[涖]盟”，相互承认盟约。十二月，晋厉公和楚公子罢盟于赤棘(晋地)。宋西门之盟一时得到了贯彻执行。
三、鄢陵之战
宋西门之盟，只是晋、楚双方暂时缓解激烈争夺之举，并未带来真正的停兵与和平。晋国由于它后方面临狄人与秦的袭击，急需与楚作一妥协，然后转向打击狄、秦。秦自[肴殳]之役后，一直与晋不和。尽管晋主动求和修好，但往往一厢情愿，为秦所不顾。所以秦、晋矛盾始终很尖锐。就在晋、楚宋西门会盟之际，秦就鼓动白狄攻晋。盟后，晋腾出手来攻狄，败之于交刚(今山]西[阝显]县境)。晋为集中力量打击秦国，于盟后次年，即公元前578年(晋厉公三年，秦桓公二十七年)春，晋征师于诸侯，并会齐、宋、卫、鲁、郑、曹、邾、滕之君于京师(《春秋·成公十三年)。夏，晋遣吕相(魏相)赴秦，历数秦恶以绝秦，把责任推在秦国身上，以鼓动诸侯支持晋国，参与伐泰 。吕相的绝秦书，开后来檄文之先河(《左传·成公十三年》。）接着，晋厉公率晋国四军(中、上、下、新)与上述各国军队联合伐秦，败秦军于麻隧(秦地，今陕西泾阳北)，然后渡泾河，进抵侯丽(今陕西礼泉东)而还。时秦都雍(今陕西凤翔南)，各国联军已深入到秦国腹地。曹宣公、成肃公(周大夫)皆卒于军中，秦成差及不更女父被俘(同上)。可见这次战争规模是很大的，秦所受到的损失也是很重的，以至一时不敢与晋抗衡。
晋打击秦的目的得逞，势力更盛，中原诸国实为晋之属国。楚恪守盟约，未及时援秦，已使自己被动。公元前577年(楚共王十四年)，郑恃晋势，公子喜(子罕)率军攻打楚之亲国许，为许所败。郑成公不甘失败，马上亲领军攻许，攻入外城，许被迫以叔申之封田向郑请和。
郑如此欺凌许国，当然为楚难以容忍。所以楚国已考虑北上，打击郑国，与晋对抗。
据《左传·成公十五年)载，公元前576年(楚共王十五年)，楚将出军北伐，子囊(公子贞)说：“新与晋盟而背之，无乃不可乎?”子反说：“敌利则进，何盟之有?”楚共王支持子反的意见，遂率军伐郑，至暴隧(今河南原阳西)。接着又伐卫，至首止(今河南睢县东)。郑子罕反袭楚，取新石(楚邑，今河南叶县境)。晋中军帅栾书对楚意欲报复，韩献子反对。这年冬，晋士燮、齐高元咎、宋华元、卫孙林文、郑公子[鱼酋]、邾人会吴于钟离(今安徽凤阳东稍北)。吴始参加中原诸国盟会。显然，晋与各国与吴相会，目的就是把予头指向楚国，特别是鼓动吴抗楚。许在此形势下，害怕郑国再次讨伐，就请求迁到楚国。楚共王同意，遂遣公子申“迁许于叶”(今河南叶县南)。许从此成为楚国附庸，其旧地为郑所有。
楚与晋抗争，焦点仍在争郑、宋。故楚对郑除攻伐外，又采取求和的方针。伐郑的第二年，即公元前575年春，楚共王在武城(今河南南阳北)遣公子成赴郑，以汝阴之田(今河南郏县、叶县间)求和。郑获利，即叛晋，郑子驷与楚共王在武城结盟。楚对郑一打一拉，取得成功。同年夏，郑子罕领兵攻宋，先宋军败郑于[汋]陂(今河南商丘、宁陵间)；继而宋军骄而不警，又为郑败于[汋]陵(今宁陵南)。郑背晋，又败宋，显然是楚北进的重大胜利，晋也当然不会置之不理。所以当郑伐宋不久，晋国君臣就准备兴师伐郑。《左传·成公十六年》载：“晋侯将伐郑。范文子(士燮)曰：‘吾逞吾愿，诸侯皆叛，晋可以逞。若唯郑叛，晋国之忧，可立俟也。’栾武子(栾书)曰：‘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必伐郑。’乃兴师。”晋一方面出动四军(上、中、下、新)，一方面派人前往卫、齐、鲁乞师，参加作战。
郑国君臣闻讯，即向楚告急。楚共王决定出兵救郑。以司马子反、令尹子重、右尹子革统领三军，并会同蛮军，疾速进军，以救郑。
五月，晋军渡河，闻楚军将至，范文子欲返，栾武子主战。六月，晋、楚两国军队遇于鄢陵。晋臣大都主战，唯范文子仍不欲战，主要是晋国内部矛盾已日益尖锐，故宁可“释楚”而缓解“内忧”(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晋国大臣大多数主战，唯士燮始终主退。
士燮见厉公骄侈，群臣不和，如战而胜楚，内忧益滋，故欲释楚以缓和国内矛盾，非惧战败也。”)。但两军已相遇，一解即发，范文子已无法控制局势。
甲午日晨，楚军逼近晋军营垒布阵，晋军吏惊恐。栾书说：“楚师轻佻，固垒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谷阝]至说：“楚有六间，不可失也。其二卿(指子反、子重)相恶，王卒以旧，郑陈而不整，蛮军而不陈，陈不违晦，各顾其后，莫有斗心；旧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左传·成公十六年》。)晋厉公采纳[谷阝]至意见，统军迎战。两军对阵，楚共王登上巢车(楼车)，?望晋军，并让大宰伯州犁(伯州犁，晋伯宗之子。伯宗在晋被害后，伯州犁逃来楚国，时任大宰。)进行“战祷”。晋厉公则让苗贲皇(苗贲皇，楚斗椒之子。斗椒在若敖氏叛乱中被楚庄王所杀，苗贲皇畏罪逃到晋国，晋赐以苗色。)立其侧。苗贲皇对晋厉公说：“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卒，必大败之。”(《左传·成公十六年》。)晋厉公采纳这一建议，先攻楚之左、右军，后攻中军。晋将吕[钅奇]射中楚共王目，楚共王召来养由基，给他两支箭，令其射吕[钅奇]。养由基一箭射中了吕钅奇]的颈项，吕[钅奇]伏于弓套而死。携另一支箭向楚共王复命。楚共王不顾中箭疼痛，仍坚持指挥作战。战斗从晨至暮，楚军略受挫，但双方胜负未定。楚共王决定明天再战。子反派军吏视察伤员，补充步兵与车兵，修理盔甲武器，清理战车马匹，命令明日鸡鸣时吃饭，整装待命，投入战斗。晋苗贲皇也通告全军作好准备，明日再战，并故意放松对楚俘的看守，让他们逃回楚营，报告晋军备战情况。楚共王听到晋军已有准备后，立即召见子反讨论对策。子反当晚醉酒，不能应召入见。楚共王无奈，引军夜遁。楚军退至瑕(随地)时，子反为子重所逼，畏罪自杀(同上。）鄢陵之战虽然是晋、楚争霸的继续，但它毕竟是弭兵运动过程中的插曲，和过去激烈的争霸战争迥然相异。战之前，晋遣使至齐、鲁、卫诸国“乞师”，但战之日，齐军始至，鲁、卫之军则刚从国内动身。临战时，晋军内部是战是和，意见不一。楚军少挫，与晋胜负未分，楚共王就悄然退兵；而作为中军主帅的司马子反，竟临阵醉酒，在战争史上实属罕见。至于战斗中，晋将[谷阝]至见楚共王必下，“免胄而趋风”，脱下头盔，快步趋前，向楚共王表示恭敬。[谷阝]至与另一晋将韩厥明明可以追获郑成公，却故意放掉，更富有戏剧性。这些迹象表明，晋、楚一方面在打，另一方面则仍以和为重，双方都留有余地(《左传·成公十六年》。)。
由于晋、楚在鄢陵之战中持郑重态度，故晋争郑服郑问题并未解决。战不久，晋即在沙随(宋地)重会诸侯谋伐郑，接着，晋、齐、宋、鲁、邾等国军队伐郑，继而伐陈、蔡。郑子罕出兵夜袭，宋、齐、卫三国军队被击败。次年，即公元前574年，郑子驷主动出击，攻晋之虚、滑 (今河南偃师)，卫出兵援晋。夏，楚遣公子成、公子寅领兵戍郑，助郑抗晋。不久，晋厉公果然会周、齐、宋、鲁、卫、曹、邾等各国军队攻郑，楚子重率军援救，晋等各国军队害怕，主动撤退。冬，晋又会上述各国军队伐郑、围郑，楚公子申率军救郑，各国军队又畏楚强而退(左传·成公十七年)。鄢陵之战为争郑而起，但晋并未征服郑，战后又多次伐郑，楚亦多次出兵救郑，可见鄢陵之战只是晋、楚的一次正面冲突，并未展开决战，战后双方实力未减，仍保持着两强并霸的态势。
四、晋悼公复强与楚争霸失利
晋自公元前589年鞍之战后，[谷阝]氏势力大长，在鄢陵之战的前一年，即公元前576年，三[谷阝]([谷阝][钅奇]、[谷阝] 、[谷阝]至)对“好直言”(向执政进直言)的大夫伯宗“谮而杀之”(《左传·成公十五年》)，其子伯州犁被迫奔楚。鄢陵之战即将揭开，中军副帅范文子已察见晋厉公骄奢，群臣不和，一直主退，以防内忧日滋。鄢陵战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574年，晋厉公见[谷阝]氏、栾氏、中行氏权重，想全部除掉，遂使其外嬖之臣(宠臣)胥童、夷阳五(夷羊五)、长鱼矫杀三[谷阝]。劫持栾书、中行偃于朝，晋厉公不杀，仍复其职位。栾书、中行偃见[谷阝]氏被杀，害怕遭受同样命运，乘晋厉公游于匠丽氏(居翼的宠臣)时予以拘留，接着又杀了胥童(《左传·成公十七年》。）第二年，栾书、中行偃杀晋厉公，“葬之于翼东门之外，以车一乘”，不以君礼葬(《左传·成公十八年)。杜注：诸侯葬车七乘。晋厉公仅葬一乘，故“不以君礼葬”。）栾书、中行偃杀晋厉公后，使人迎晋襄公十四岁的玄孙周子(子周)于京师(洛邑)，立为国君，是为晋悼公。
晋悼公是一位年青有为的君主，据《左传·成公十八年》载，他即位后，“始命百官，施舍、己责(赐予并免除百姓对国家的拖欠)，逮鳏寡，振废滞(起用被废黜淹滞的旧贵族)，匡乏困(救济贫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佥欠]，宥罪戾，节器用，时用民，欲无犯时”，社会矛盾一时缓和，政治亦迅速趋于稳定，“民无谤言，所以复霸也”。
晋悼公与楚争霸，首先进行争宋。原来宋在鄢陵之战前一年，宋共公卒，司马荡泽(唐山)为削弱公室，杀公子肥(此从《左传·成公十五年》。《史记·宋世家》作“杀太子肥”。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以为此肥，似为宋共公太子，“应嗣位而尚未即位”。)。右师华元使司徒华喜、司城公孙师帅国人平乱，杀荡泽。左师鱼石、大司寇向为人、少司寇鳞朱、大宰向带、少宰鱼府等宋五大夫与荡泽同为桓族(宋桓公之后)，惧而奔楚(《左传·成公十五年》。）公元前573年(楚共王十八年)夏，郑乘晋厉公被杀、晋悼公初立之机攻宋，至曹门(宋西北城门)，又会楚军取朝郏(今河南夏邑)。楚、郑联军进而攻占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使奔楚的宋鱼石等五大夫居此，并以三百乘兵力帮助戍守。秋，宋派老佐、华喜率军围城，力图夺回。冬，楚子重再度伐宋，以救彭城。宋华元赴晋告急求援。中军将韩厥说：“救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指抑止楚国)，自宋始焉。”(《左传·成公十八年》。)晋悼公于是统军救宋，楚军撤退。
公元前572年(楚共王十九年)，晋以栾[厌/黑〗]领军，与宋、鲁、卫、曹、莒、邾、滕、薛等国组成联军，为宋攻打彭城，宋五大夫投降，晋国把他们安置在瓠丘(壶丘，今山西垣曲东南)。
齐国未参加联军，晋即进行讨伐，齐被迫以太子先为质于晋。这年夏，晋韩厥、中行偃又率齐、鲁、卫、曹、邾、杞等国军队伐郑，破郑外城，在[氵育水边打败郑国步兵。接着，晋等国军队又乘胜南下，进攻楚国的焦、夷(均在今安徽亳县境)和楚的盟国陈。晋悼公和卫献公还驻于戚(卫邑，今河南濮阳北)，以为声援。秋，楚子革救郑，并攻打宋之吕、留二邑。郑大夫子然亦攻宋，取宋地犬丘(今河南永城西北)。次年，楚共王为争彭城，命郑攻宋，但郑一国作战，无结果。至此，楚联郑两次攻宋，均未夺回彭城。晋悼公初立，即大会各国援宋夺取彭城，又迫使齐服，可见晋国内稳定，国势复振，楚国则转向被动不利。晋争宋问题解决后，立即把矛头对准郑国。
郑一直亲楚，但楚失彭城，宋五大夫投楚又被迫降晋，故郑国内部对楚、晋政策发生动摇。
《左传·襄公二年》载：“郑成公疾，子驷请息肩于晋。”据杜注，其意谓郑服于楚，楚对郑需求过甚，郑不堪负担，故子驷欲改臣服晋。其实，从楚或从晋，都得承担需求，子驷的本意就是担心从楚怕得罪晋国，不如改从晋以避免被动。郑成公不同意，以为楚共王为救郑而伤目(指鄢陵之战)，“若背之，是弃力与言(弃其功背其盟誓)”(《左传·襄公二年》。）公元前571年(楚共王二十年)七月，郑成公卒，其子郑僖公立。晋乘机攻郑，郑诸大夫欲从晋，执政大臣子驷奉郑成公言，未同意。这年，晋两次会宋、鲁、卫、曹、邾、齐、滕、薛、小邾(后四国是第二次与会)等国大夫于戚，决定在虎牢(郑地)筑城以逼郑，郑于是害怕而背楚事晋(《左传·襄公二年》。）公元前570年(楚共王二十一年)夏，晋以郑服，想进一步与吴修好，孤立楚国，晋悼公于是会周单公(单顷公)及诸侯于鸡泽(今河北邯郸市东北)。晋悼公还派荀会迎吴王寿梦于淮上，然“吴子不至”(《左传·襄公三年》。）吴虽未莅会，楚之属国陈则不堪楚令尹子辛(原令尹子重于这年春伐吴失败而心疾发死)求索过度为由，主动请服(同上。）楚失宋、郑、陈后，公元前568年(楚共王二十三年)夏，吴王寿梦派大夫寿越赴晋，解释不会鸡泽之故，并请修好。秋，晋等盟国就与吴王寿梦会于戚，晋以盟主身份，命各国戍陈以备楚(《左传·襄公五年》。）楚共王为了改变对自己的不利形势，重又与晋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陈自公元前570年鸡泽之会背楚从晋后，楚国一直对它用兵不止。公元前568年，当楚出兵质问陈之叛楚原因，陈人回答说：“由令尹子辛实侵欲焉。”(同上。)楚共王立即杀了子辛。楚为失陈而杀令尹，这件事非同小可，故《春秋·襄公五年》郑重记载：“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子辛)。”陈不理会，仍参与晋等国与吴戚之盟，故有晋命诸侯戍陈之举。子辛被杀后，子囊为令尹。晋卿范宣子已意识到楚国绝不会轻易失陈，权衡得失，提出自己的见解：“我丧陈矣。楚人讨贰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讨陈。陈近于楚，民朝夕急，能无往乎?有事，非吾事也；无之而后可。”(《左传·襄公五年》。）主张放弃陈国，以免鞭长莫及，成为包袱。当年冬，楚子囊即不顾诸侯戍陈，率军攻陈。公元前566年(楚共王二十五年)，子囊又领兵攻陈围陈，晋悼公虽又会宋、鲁、陈、卫、曹、莒、邾等各国国君于[为阝](郑邑，今河南鲁山境)，谋救之，然陈人害怕，陈执政大夫庆虎、庆寅为使陈哀公从盟会中逃脱，就让陈公子黄(陈哀公弟)被楚所执，陈哀公担心国内另立新君，果然自会逃归，背晋附楚(《左传·襄公七年》。）郑背楚附晋后，楚与晋争郑也一直很激烈。公元前566年[为阝之会时，郑僖公赴会，至 (郑地)，为不愿背楚之子驷所杀(同上。)。其子郑简公立，仅五岁。公元前565年(楚共王二十六年)，郑子国、子耳攻蔡，楚子囊即为蔡伐郑。郑六卿不知适从，或主“从楚”，或主“待晋”(等待晋国救援)”(《左传·襄公八年》。）子驷说：“民急矣(楚军压境)，姑从楚，以纾吾民。晋师至，吾又从之。敬其币帛，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牺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寇不为害，民不罢病，不亦可乎?”(同上。)于是决定与楚和；但又怕得罪了晋国，又遣使告晋，说：“民知穷困，而受盟于楚。孤也与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同上。)公元前564年(楚共王二十七年，晋悼公十年)，晋出动四军会齐、宋、鲁、卫等国军队攻郑，郑惧而请和，与各国盟于戏(今河南登封嵩山北)。但晋以郑盟词说“唯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是从”，故“不得志于郑”(同上)，复又会合各国军队攻郑，因军队远师疲劳，有归志，只得中途而回。不久，楚共王领兵来攻郑，郑子驷不顾对晋“口血未干而背之”(《左传·襄公八年》)，又与楚和，盟于中分(郑都城中里名)。郑在晋、楚激烈争夺下，只得采取“牺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强者而庇民”的政策。
子驷这种两面应付政策，固然是晋、楚所逼不得已之举，但既两面应付，也必然招致双方不断的打击与勒索，使郑国疲于奔命，蒙受巨大的灾难。公元前563年，晋悼公会各国伐郑，驻军于牛首(郑邑，今河南通许北)。郑子驷原与尉止有隙；子驷又作田洫，使司氏等四族丧失了田亩，于是尉止与司氏等五族作乱，杀子驷，子西、子产、子?等率众平乱，子孔继掌国政。这时，晋等国来攻，又筑虎牢城(当在原来基础上扩大或加固)而戍之，郑被迫与晋和。在此同时，楚令尹子囊率军来救郑，与晋等国军队“夹颖而军”(《左传·襄公十年》。）郑见晋等国不会恋战，又与楚盟。晋等无奈，率军撤退，楚军亦还。公元前562年(楚共王二十九年，晋悼公十二年)，郑国诸大夫对此局面已极其忧虑，想寻求一条出路。他们认为：“不从晋，国几亡。楚弱于晋，晋不吾疾也。晋疾，楚将辟之。何为而使晋师致死于我，楚弗敢敌，而后可固与也。”(《左传·襄公十一年》。)楚、晋相争，郑诸大夫已感到“楚弱于晋”，与其两面应付，不如与晋固结，总可以减轻一些负担。这种政策，显然是原来子驷两面应付政策的重大转变。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选择以“恶宋”为突破口，故意向宋挑衅，以引发晋、楚相争，“晋能骤来，楚将不能，吾乃固与晋”(同上。）这年夏，郑果然向宋挑衅，晋悼公即会各国伐郑、围郑，郑请盟，秋盟于亳北(今河南郑州北)。楚闻讯，向秦国求助，楚共王于是领楚、秦联军伐郑，郑简公迎接，与楚、秦联军一起伐宋，以激怒晋国。晋果然恼怒，遂“悉师(晋与各国军队全部出动)以复伐郑”(《左传·襄公十一年》)，声势浩大。郑又派人赴楚，告之“将服于晋”(同上。）楚共王无奈，怒而执郑国使者，却不敢出兵与晋等国军队对抗。郑赂晋以兵车百乘，悝、触、蠲三乐师，歌钟二肆，女乐二佾。晋悼公以乐之半赏赐给魏绛，表彰他对帮助自己和戎与争霸之功(同上。）次年，楚虽联秦伐宋，“以报晋之取郑”(《左传·襄公十二年》)，但已无济于事。晋悼公与楚共王争霸，明显地占了上风，郑大夫作出“楚弱于晋”的分析已为历史所证实。
公元前560年(楚共王三十一年)，楚共王疾，他自以无德，少主社稷，未及习师保之教训，而亡师于鄢，以辱社稷，为大夫忧，请谥为“灵”或“厉”(皆恶谥)。卒后，子囊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而知其过，可不谓共乎?请谥之‘共’”(《左传·襄公十三年》。）楚共王临死前自感惭愧，要臣下给予恶谥，这种自责精神，说明他未忘记先祖霸业。子囊寥寥数语，既充分肯定了楚共王的霸绩，也指出他失而知过，看来是十分中肯的。
过两年，晋悼公卒。晋、楚争霸从此转入尾声。
五、第二次弭兵之会(宋蒙门之盟)
公元前560年，楚共王卒，子楚康王(前559-?45年)立。公元前558年，晋悼公卒，子晋平公立，晋、楚关系史，乃至我国古代春秋史，已进入了新的阶段。
晋平公新立，为确立霸主地位，即于公元前557年(楚康王三年)会宋、鲁、卫、郑等国国君于溴梁(今河南济源西)。齐灵公不至，仅派大夫高厚赴会。晋以邾、莒侵鲁，又通齐、楚，执两国之君，高厚害怕，中途逃盟(《春秋左传·襄公十六年》。）许原已被楚迁于叶，这时见晋势强盛，许灵公弃楚从晋，遂请迁于晋，许国大夫则反对，晋于是伐许，并进而攻打楚国，以报宋杨梁之役(公元前561年，楚为报晋取郑，联秦攻宋，进驻杨梁(今河南商丘东南)。楚公子格率军与晋军战于湛阪(今河南平顶山市西北)，楚军失败。晋军接着攻至楚方城之外，因许未迁，复又伐许而还(《左传·襄公十六年》。）这是楚康王、晋平公时双方发生的一次较大的战争，但这次战争也只是局部性的，晋以自己一国之军独进，楚亦未出动主力，且许请迁晋并未实现，所以对双方影响不大。
此后，晋、楚间又出现弭兵运动。这次弭兵，除原有的因素仍在起作用外，随着晋、楚双方与各国形势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晋国早在晋景、厉公时期，内部矛盾就很尖锐，晋厉公本人就是在统治集团内部倾轧中丧命的。晋悼公立，政局一时稳定，但他是依靠网络贵族与对外争夺，才得以维持其统治的。
晋悼公复强，时仅十六年。卒后，国内矛盾迅速暴露出来。公元前554年(晋平公四年)，晋中军帅荀偃卒，晋平公以范宣子为中军帅，主国政。过二年，栾卒，其妻栾祁(范宣子女)与家臣私通，惧子栾盈，向其父范宣子诬陷栾盈将作乱。栾盈好施舍，颇得人心，范宣子听信了栾祁的话，就逐栾盈，杀其党十人(皆晋大夫)(《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栾盈先奔楚，后奔齐。公元前550年(晋平公八年)，栾盈在齐庄公帮助下，潜入曲沃(栾邑)，因得魏纾掩护，昼入晋都绛(今山西侯马市)。范鞅挟持魏纾入宫，栾氏孤立无援。范宣子焚“丹书”(《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杜注：“盖犯罪没为官奴，以丹书其罪。”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丹书，以红色书于简牍。”)，使奴隶裴豹杀栾氏家臣督戎。栾盈失败，固守曲沃。晋国这次内乱，充分暴露了晋六卿(赵氏、魏氏、韩氏、智氏、范氏、中行氏)专权，勾心斗角和矛盾重重的局面。晋平公听命于众卿，君权日弱。栾氏虽被镇压下去了(《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晋人克栾盈于曲沃，尽杀盈氏之族党。栾鲂出奔宋。书曰‘晋人杀栾盈’。”)，然晋卿大夫之家权力日重，公室日卑，国力下降。
晋国的外部形势也日益陷于被动。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范宣子为政，征诸侯之币重，郑子产致书范宣子说：
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即子产)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指晋)，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昧昧)也!将焉用贿?(《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范宣子只得减轻诸侯之币。范宣子死后，赵文子(赵武)为政，“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明晋对从国勒索是很苛重的，以致郑子产致书抨击。晋为了改善与各国关系，也一再减轻各国进贡数量，申之以礼，借以缓和与盟国的紧张关系。
晋虽一直希望与秦修好，而秦则始终亲楚而敌晋。在楚、晋相争中，楚几次得到秦军援助，使晋受到极大的压力。公元前559年，晋会同中原各国军队大举攻秦，至泾(泾水，或泾水渡口)，都不肯渡水。后虽渡过泾水，但晋下军帅栾[厌/*4/5〗黑/-*4/5〗]竟抗命，率其部东归。中军帅荀偃无奈，只好命令全军撤退。此役劳而无功，晋人称之为“迁延之役”(《左传·襄公十四年》。）秦亲楚与晋为敌，对晋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晋对齐虽采取谨慎与拉拢政策，但齐国一直把矛头对准晋之与国鲁，从而引发与晋的直接对抗。从公元前558年(晋悼公十六年)起，齐连年攻鲁之北鄙，并使邾攻鲁之南鄙，还公然不与晋之会盟(公元前557年溴梁之会)。公元前555年(晋平公三年)，晋联合鲁、宋等盟国大规模地攻打齐国，围齐都临淄，东侵及潍水，南略及沂水(《左传·襄公十八年》。)。齐被迫与晋讲和。公元前550年(晋平公八年，齐庄公四年)，齐先助晋栾盈返晋，继而出兵伐晋，深入晋国腹地，及闻栾氏败，才收兵而归。次年，晋会各国将伐齐，齐乞师于楚，楚康王即“伐郑以救齐”(《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8(楚康王十二年，晋平公十年)，齐庄公被崔杼杀，齐景公新立，晋等又乘机伐齐，齐又被迫赂晋请和。晋、齐虽和，但齐的威胁依然存在。
晋平公即位后，面临国内矛盾重重、国外楚、秦、齐威胁，属国又恐生二心，故公元前548年，不得不改变政策，对属国以礼相待，减轻求索，并进而考虑与楚再度弭兵。
前已指出，楚自鄢陵之战失败后，已渐走下坡路，与晋争夺与国时，往往处于劣势。在此同时，楚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和斗争也日益尖锐复杂。楚在鄢陵之战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二卿相恶”(指令尹子重与司马子反)(《左传·成公十六年》)，内部倾轧，指挥不力。其后，右司马公子申，居功自傲，“多受小国之赂，以逼子重、子辛”(《左传·襄公二年》)，对外受贿赂，在内又争权，结果被杀。令尹子重卒后，继任令尹的子辛，又对小国求索无厌，任令尹不过二年又被杀。此两人被杀，《春秋》均予以醒目记载，反映了楚国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已达到了何其严重的程度。楚共王卒，楚康王初立，为了整肃政纪，曾对统治集团成员作了调整，“以靖国人”(《左传·襄公十五年》。）但在新任九位大员中，五人为公子，余四人为世族，实际上是在公族大姓之间进行调节平衡，实现权力再分配。其间，公子午(子庚)任令尹，政绩平平，公元前555年(楚康王五年)，子庚死，楚康王要任命?子冯为令尹，?子冯先征求申叔豫意见，申叔豫说：“国多宠而王弱，国不可为也。”(《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多宠”，指的是公族大姓势力强大，左右国家政局；“王弱”，说明楚共王死了以后，王权也开始削弱。
楚共王即位以来，楚国政治还出现了一个突出的严重问题，即公族与世族及世族之间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激烈，造成一些世族逃往晋及其他国家，为客国效劳。据《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在第二次弭兵前夕，蔡声子(公孙归生)在同令尹子木的谈话中，详尽地列举了楚国自楚共王以来世族外逃，给楚国带来严重危害的事例。他考察晋、楚相争实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他告诫子木：“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不可救疗，所谓不能也。”他希望楚国统治者勤赏、畏刑、恤民，实行礼治，再不要滥刑逼使大夫逃往他国。蔡声子的话剌痛了子木和楚康王，使他们不能不感到忧虑，转而考虑与晋弭兵。
楚申公巫臣自教吴叛楚后，楚、吴关系一直紧张。楚既北争中原，与晋正面对抗；在东方又与吴结仇，更使自己陷于被动。公元前570年(楚共王二十一年)，楚国为了打击吴国，令尹子重在出兵之前先行演习，挑选军吏、士卒，大规模地进行东征。结果为吴所败，吴取驾(今安徽无为境)，楚人咎子重，子重心疾发而死。这年夏，晋会诸侯于鸡泽，吴王寿梦未赴会，但过两年，吴王寿梦则派使者去晋致歉，请与晋及中原诸国通好。从此，吴与晋等结盟，进一步与楚为敌。公元前560年楚共王卒，吴即乘丧攻楚，结果失败。晋等国虽应吴请出兵攻楚，然因各国意见不一，结果中途作罢。公元前559年(楚康王元年)，楚康王即位，即命令尹子囊伐吴，吴军不出，楚军回还途中失去警戒，结果被吴自皋舟之隘拦腰截击，楚军不能相救，被打得大败。子囊回来后不久就死去了，临死前嘱咐子庚(继任令尹)：“必城郢!”要子庚筑郢城以备吴(《左传·襄公十四年》。《续汉书·地理志》刘昭注云：“江陵县北十余里有纪南城，楚王所都。东南有郢城，子囊所城。”)。楚国两任令尹均为战吴而死，楚人不能不以此为训，故一段时间内，楚持郑重态度，再未贸然出击。直至公元前549年(楚康王十一年)夏，楚经训练成水军后，才出动水军攻吴，但因不设赏罚，军政不善，“无功而还”，此即为楚、吴舟师之役(《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冬，吴召舒鸠(楚之属国，今安徽舒城)叛楚，楚康王亲自领军讨伐，舒鸠否认叛楚，楚康王领军还。次年秋，楚令尹?子冯死，舒鸠又叛楚，楚新任令尹子木率军攻讨，吴军来救，被楚军打得大败，遂灭舒鸠。冬，吴王诸樊率军伐楚，攻巢(今安徽瓦埠湖南)，被楚巢牛臣射死(《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7年(楚康王十三年)，楚康王联合秦军伐吴，至雩娄(今河南商城东)，闻吴有备而还，转攻郑(《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由此可见，自楚共王以来，晋联吴攻楚，使楚面临晋、吴北、东夹击，已日益疲于应付，陷于困境。楚康王虽力图略吴，并取得一些胜利，但终无法摆脱吴的严重威胁。
综观上述，无论是晋国还是楚国，自鄢陵之战后，国内政局不稳，盟国不堪忍受沉重的需求勒索，离心日显，都无力继续发动大规模的战争，都想息兵罢战，把原来的弭兵运动变成现实。公元前548年(楚康王十二年，晋平公十年)，晋赵文子(赵武)执政，采取“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政策，就是基于对楚等国倾向于弭兵的分析得出来的。他对穆叔说：
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齐崔、庆新得政，将求善于诸侯。武也知楚令尹(指子木)。若敬行其礼，道之以文辞，以靖诸侯，兵可以弭。(《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这就是说，今后对各国减少勒索，和楚国停止武力相争，转向以“礼”相待，弭兵是可以实现的。赵文子不失为一位头脑清醒、注重实际的政治家。
第二年，即公元前547年(楚康王十三年)，楚会同陈、蔡伐郑，郑卿子产认为“晋、楚将军，诸侯将和，楚王是昧于一来。不如使逞而归，乃易成也”(《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宁可让楚国攻伐也不抵御，从而让弭兵愿望早日变成事实。子产的这种态度，也不失为一明智之举。
宋国左师向戌也认识到弭兵已是大势所趋势，他本人又与晋赵文子、楚令尹子木友善，“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遂于公元前546年(楚康王十四年，晋平公十二年)，先至晋提出弭兵问题，赵文子与诸大夫商议，韩宣子说：
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艹/甾]也。将或弭之，虽曰不可，必将许之。弗许，楚将许之，以召诸侯，则我失为盟之矣。(《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晋国同意。至楚，楚国亦表示赞同。至齐，齐人先犹豫，后考虑到晋、楚均同意弭兵，又怕失去民心，也就同意了。告秦及其他国家，都表示赞同。于是这年秋十月，楚令尹子木、晋卿赵文子与宋平公、滕、邾之君，以及齐、鲁、卫、陈、蔡、郑、曹、许国大夫盟于宋都商丘蒙门(东北门)。秦同意弭兵，但《春秋左传》未记其代表出席会议，可能与远处西陲，交通不便有关。据《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各国随来军队以篱笆编织为墙，不为垒堑，以示友好。晋、楚军队分处北、南两头。经向戌斡旋，晋、楚双方达成协议，规定“晋、楚之从交相见”，即晋之盟国要朝楚，楚之盟国要朝晋，奉晋、楚为共同霸主；秦、齐亦大国，秦不朝晋，齐亦不朝楚。邾、滕分别为齐、宋之属国，故不与盟。
盟会期间，双方明争暗斗，气氛很紧张。晋人见“楚氛甚恶，惧难”，甚至作好撤退准备。
在歃盟时，“晋、楚争先”，“楚人衷甲”(甲在衣中)，各不示弱。晋臣叔向(赵文子副手)委婉地劝赵文子“子务德，无争先”，“乃先楚人”，楚令尹子木于是首先歃血盟誓(先歃者为盟主)。此即第二次弭兵之会，亦谓“向戌弭兵”或“宋蒙门之盟”。
次年夏，齐、陈、蔡、北燕、杞、胡、沈、白狄等国国君朝晋；冬，鲁、宋、陈、郑、许等国国君朝楚(《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宋蒙门之盟得到认真贯彻执行，标志着弭兵运动的成功。
宋蒙门之盟是宋西门之盟的继续。如果说宋西门之盟是弭兵运动的先声，那么，时过三十余年后的宋蒙门之盟，弭兵运动则终成事实。此后一段时间内，中原地区未发生过大的战争，这显然是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的。但第二次弭兵之会，毕竟是晋、楚平分霸权的产物，“大国诛求无时，是以不敢宁居”(《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宋、郑等国“仆仆于晋、楚之廷”、“苦于供亿”(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负担同样是很沉重的。
第二次弭兵之会是春秋历史的转折点。此后，晋、楚争霸基本结束，楚转向与吴争战；晋与齐、鲁等国一样，国内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公室日卑，卿大夫之家日盛，奴隶制逐步向封建制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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