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为什么从鲁隐公开始"，这问题别看讲了这么多内容，其实也只是挂一漏万而已，而且，《春秋经》一开篇就出现的问题还不止这一个--再比如《春秋经》到底有没有孔子做的手脚，《春秋》这个书名到底是什么意思，获麟一事到底是吉是凶是什么涵义，每一个看似无聊的问题都有着许许多多歧意纷纭的答案，而且很多问题都是直到今天也没有定论的。一部《春秋》就是这样开始，还会这样进行下去，最终还将这样结束。
现在，进入《春秋经》隐公元年的第一句话："元年春王正月"--很不巧，这句话的费解程度绝不亚于我们刚刚度过的那第一个问题。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隐公元年"的全部经文：
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看上去只是很简单的编年记事，说鲁隐公元年，春天，正月；三月，鲁隐公和邾仪父在篾地会盟；夏天，五月，郑伯在鄢地"克"了段；秋天，周天子派宰咺（xuān）送来鲁惠公和仲子的赗（fèng）；九月，和宋人在宿地会盟；冬天，十二月，祭伯来了，公子益师死了。
从字面上看，以上就是《春秋经·隐公元年》的全部记事。遗憾的是，即便把字面意思全部搞清楚之后，我们也只能知道这一年里发生了几件事而已，却无法知道这几件事的详情，至于"微言大义"的褒贬，更无从得知。但让我们比较欣慰的是：不单我们看不懂，古人也一样看不懂。这就像我们拿到一本新闻类杂志的封面，看到上边列举了本期几篇重要文章的大标题，但是，如果不翻开来细看杂志里的具体内容，谁能只从几个大标题就了解全部事情的来龙去脉呢？桓谭的一句话是最常被人引用的："《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Ⅰ）
（Ⅰ）[汉]桓谭《新论》，《全后汉文》辑本。
这是说，如果没有《左传》这本教辅，只有一部《春秋经》，就算让圣人苦思十年，圣人也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当然《桓谭》这话也不是谁都认可，宋代学风就喜欢"舍经求传"，号称要真正理解孔子真谛，就必须排除"三传"的干扰。
对于《春秋经》来说，"三传"既是辅助，也是干扰，但宋朝人说归说，偷偷还是要翻看"三传"的。桓谭的话到底说得实在，如果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微言大义，而还要"了解事件详情"的话，"三传"里真正能起作用的其实也就是一部《左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左传》不仅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获得《公羊传》和《榖梁传》那样的官方权威地位，甚至长久以来都被质疑为作伪，被质疑为是和《春秋经》毫无关系的一部单纯的历史著作。
现代人很难理解《左传》当时的窘境，如果打个现代语境的比方的话，《左传》到底属于经学还是属于史学，大约相当于《资本论》到底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惟一真理还是属于众多经济学说中的一家之言。
"三传"解经，各有各的说法，在开篇第一句"元年春王正月"上便已经显出不同了。
乍看上去，这句话好像平淡无奇，不过是记录一下罢了，就好像小学生写日记，开篇先交代一下："2030年春天，1月5日，晴。"然后才开始进入具体记录："班长在同学张三和李四的陪同下慰问了患感冒在床的我，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春秋经》里的这个"元年春王正月"无非就相当于日记中的"2030年春天，1月5日，晴"，仅此而已。
是的，乍看上去确实如此，但事情远非这么简单。疑点之一：为什么"隐公一年"要写作"隐公元年"，这个"元"字有什么深刻涵义在？疑点之二：如果是"元年，春，正月"，这倒是合情合理的时间记录，可"春"和"正月"之间怎么有个"王"字呢，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连带影响到这句话应该如何断句的问题，到底该该怎么断呢？是"春，王正月"，还是"春王，正月"？疑点之三：小学生写日记，在"2030年春天，1月5日，晴"这一时间记录之后是要交代当天所发生的具体事情的，可"元年春王正月"之后却什么都没有，紧接着便没头没脑地又开始"三月"了，这也太离奇了吧？--是呀，疑点之三尤其可疑，就好像小学生日记本里"2030年春天，1月5日，晴"之后什么内容都没有，紧接着的却是"2030年春天，1月6日，阴。我在马路边，拣到一分钱……"
如此简单的一句话竟然也疑点重重，还是慢慢来听听"三传"的解释好了。
"元年春王正月"这句话本身是什么意思，《左传》和《榖梁传》并没有给出说明，只有《公羊传》说：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春者何？岁之始也。
王者孰谓？谓文王也。
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按照《公羊传》一问一答的体例翻译一下：
问：什么叫"元年"呀？
答：就是国君即位的第一年。
问："春"又是什么意思？
答：春天是一年的开始。
问："王"是在指谁呀？
答：是指周文王。
问：为什么先说"王"而后说"正月"呢？
答：这是说，这个正月是周王历法的正月。
问：为什么要说周王历法的正月呢？
答：这是为了要重视开始。
先来说说"元年"。从《公羊传》这段文本本身来看，发问"什么叫'元年'"，看来这个字面上的发问者不知道"元年"是什么意思，所以回答者告诉他说：元年就是国君即位的第一年。但是，据《春秋公羊传注疏》里何休和徐彦的权威注释，这一问一答的涵义却不是这样。
该书说：只有天子的纪年才可以称之为元年，诸侯是不能称元年的，鲁隐公的爵位是侯爵，根本就配不上称元年，发问者正是看到了这个矛盾所以才这样提问的。从字面上说，"元"在这里的意思就是"第一"，在纪年上就把第一年叫做元年，"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何休把"元"又赋予了一个神秘的"气"的意义，于是乎"元"就是天地宇宙的开始，所以，"元"之前什么都没有，而"春"字系于"元"字之后便很是合情合理了。
何休在此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说法：《公羊传》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注意这个"君"字，这是有涵义的。对于鲁隐公，可以称他为侯，可以称他为公，也可以称他为君，这里的"君"指的就是鲁隐公。"君"这个称呼是无论天子和诸侯都可以通用的--"君"的儿子就是"君子"，这就是"君子"一词的本义--所以呢，《公羊传》这是用"君"这个有着宽泛涵义的称呼来赋予鲁隐公以天子之尊，而只有天子才可以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故因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Ⅰ）
（Ⅰ）[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元年》：[疏]"元年，春，王正月"。○解云：若《左氏》之义，不问天子诸侯，皆得称元年。若《公羊》之义，唯天子乃得称元年，诸侯不得称元年。此鲁隐公，诸侯也，而得称元年者，《春秋》托王於鲁，以隐公为受命之王，故得称元年矣。……[疏]"元年者何"。○解云：凡诸侯不得称元年，今隐公爵犹自称侯，而反称元年，故执不知问。……君之始年也。（以常录即位，知君之始年。君，鲁侯隐公也。年者，十二月之总号，《春秋》书十二月称年是也。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无所系，而使春系之也。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诸侯皆称君，所以通其义於王者，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於鲁，故因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
这是公羊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是说天命从此便由周王室那里转到了鲁国，或说这种天命的转移只是孔子假托的，即"托王于鲁"，而《春秋经》贬斥周王室，尊崇鲁公室，是谓"黜周王鲁"，再往后发展下去，鲁国的孔子就继承天命，成了无冕之王（素王），他的这部《春秋经》就是王朝宪法--不过，这宪法既不是给鲁国准备的，更不是给周天子准备的，而是预先为汉朝准备的。汉朝尊崇孔子，这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没想到普普通通的"元年"两字，其背后的意义竟然如此深刻！且慢，还有更深刻的发挥呢，儒家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理念就体现在这两个字上。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英》说道：称一为元，是为重视开始。"元年"是很有内涵的，告诉我们治国之道一定要从第一步就走好，而这个治国的第一步就是正名。……《春秋》的原则，是"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Ⅰ）--说得够玄妙，从一个"元"字摆正万事万物的开始，从中央而地方，最后王政大行，天下大治。其实董仲舒如此深奥的道理大略可以用两句俗话来表达，一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二是"要正人，先正己，推己及人"（这是对皇帝说的）。
第二点尤其是儒家一贯的政治理念：经世济民，先从皇帝开始。我们看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直到康有为的公车上书，意图都是要直接打通皇帝路线，先从皇帝哪儿"正"了，然后影响到封疆大吏，最后才波及到草民百姓。道理其实并不复杂，只是被董仲舒他们表达得很复杂，这就像奇数、偶数的加减乘除，本来只是小学生的功课而已，但要拿阴爻、阳爻的对立转化一表达，马上就变成天人大道、宇宙大法了。但人心总愿意相信后者，所以一个人把四则运算搞得再熟，也只不过是个小学里的数学尖子，可要能把加减乘除哲学化，变成天人大道和宇宙大法来夸夸其谈，那就有机会出入皇宫内苑，成为万人景仰的大师了。
怎么高深怎么来，至于"元者，气也"这个颇为神秘主义的解释，经师们更是没少阐发。清人陈立《公羊义疏》引《汉书·律历志》："太极元气，函三为一"，这里不但把"元"和"气"捏合在了一起成为"元气"，还和太极搅在一处了，甚至还有一个好像是三位一体的神秘解释，真够复杂的！
其实，《汉书·律历志》的这段话原本倒没有很复杂，在"太极元气，函三为一"之后，紧接着就说："极，中也。元，始也"，可陈立没引这段话，接下来却另外阐发说：所谓"函三为一"，三就是三才，一就是乾元，三才之道都被老天统摄，这就是"元"。（Ⅱ）
（Ⅰ）[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玉英》：谓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轻。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名之正，兴五世，五传之外，美恶乃形，可谓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见。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人唯有终始也，而生不必应四时之变，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虽生天气，及奉天气者，不得与天元本天元命而共违其所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为也，继天之所为而终之也，其道相与共功持业，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为于此？恶施于人？大其贯承意之理矣。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
（Ⅱ）[清]陈立《公羊义疏》：三者三才，一即乾元也。三才之道皆统于天，谓之元。以为道生天地者，老氏之说也。
三才已经很复杂了，再加上一个"大哉乾元"的"乾元"--事情只要往《周易》身上
一扯，想有个确切的解释往往就很难了。《汉书·律历志》就曾从历法角度解释"元年春王正月"，说历法的开始称之为"元"，但随后不但扯上《周易》的"体元以居正"，还伴有复杂的数学运算，实在让人头大。及至宋代，洪咨夔《春秋说》把"元年春王正月"和《周易·乾》的"元亨利贞"一一配对，说这都是"天德"，王者有了这种天德就可以天下称王，诸侯有了这种天德就可以一方称尊，《春秋经》之所以一开始就写这些，是"欲其自始至终与天同运也"。（Ⅰ）
大话说到洪咨夔这儿可能就说到头了，但话不一定越大越对，另外的解释也是有的，比如南宋的春秋学大宗师胡安国，虽然不搞高大全，却更能深入孔子义理，他的《春秋传》（世称《春秋胡氏传》）把"元"字解释得很儒家："元，即仁也。仁，人心也。"--读过《论语》的都知道"仁"是《论语》最核心的主张，义理自然不错，可问题是，"元"和"仁"的关联怎么才能合乎逻辑地建立起来呢？
《春秋经》刚一开篇，连正文都没摸到呢，各个时代的各路专家们先在"为什么开始于鲁隐公"的问题上各执一词，又在纪年问题上各讲各话。对于初学者来说，这真好比刚一起步就踏进了一个庞大的迷宫，大迷宫还套着小迷宫。对这诸般解读，宋代学者黄仲炎《春秋通说》曾经择其大者作了一个归纳，说历来阐释元年问题的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体元说"，二是"明僭说"。
所谓"体元说"，主张《春秋经》特意把"第一年"叫做"元年"，意在正本；所谓"明僭说"，认为古时候列国不该自己修史，也不该在封国之内自称元年，如果这么做了，就是僭越。这就是元年问题的两派主要意见。
那么，黄仲炎归纳了半天别人的说法，他自己算哪一派呢？
--哪派都不算，他认为这两派说的都不对："体元说"违反义理，会直接导向"黜周王鲁"的"错误结论"；"明僭说"违反史实，《尚书》的《虞夏书》和《商书》明明早在春秋之前就在历法上用到"元"这个字了，可见这不是《春秋经》的原创，而春秋诸侯各有各的史官，这也是史有明文的。
黄仲炎推翻两说，自己的意见是："元年"二字就是鲁史旧文，是鲁国的史料档案上原本就这么写的，孔子原样给抄了下来，仅此而已，后人非要从这里边解读出什么微言大义，实在是研究过头了。（Ⅱ）
（Ⅰ）[宋]洪咨夔《春秋说》卷一：元者乾之元，春者乾之亨，正者乾之利贞，皆天徳也。王者有是徳而后可以王天下，诸侯有是德而后可以君一国，而承事王者嗣立之始书之，欲其自始至终与天同运也。
（Ⅱ）[宋]黄仲炎《春秋通说》卷一：说元年者有二，曰体元也，曰明僭也。所谓体元者，曰《春秋》以一为元，示大始而欲正本也，王者即位必体元以施化也，使如其说则《春秋》黜周而王鲁矣，是不然。所谓明僭者，曰古者列国无私史，诸侯不得自称元年于其国，是亦岂然哉？《虞书》称月正元日，《商书》称太甲元年，则是一为元者从古以然，非《春秋》之新意也。古者诸侯得臣其国内之人，称于国曰君，其得纪年于国，无可疑者。《内则》所记生子者书于闾史。闾犹有书，况国乎？……以此观之，非可以僭言也。然则元年者，鲁史旧文尔，圣人述之以纪事，而后世必以意义求过矣。
事情可能还真像黄仲炎说的这样。黄仲炎的立论，约略可以代表治春秋学的专家当中朴实的一派，在宋代而言，黄仲炎和朱熹是站在一边的，胡安国站在对面一边。但谁是谁非还真很难说--胡安国虽然在学风上极尽深文周纳之能事，把春秋大义阐发得可能连孔子本人看了都会目瞪口呆，但他的经学紧扣时事、抨击弊政，更对北方被金人占领的失地始终在字里行间耿耿于怀。后来到了清朝，乾隆皇帝对诸家解经的意见超级大，搞了个《御纂春秋直解》，所谓"直解"，就是说"你们都是误读，我这本书才是正解"，序言里还专门点了胡安国的名，叮嘱大家不要相信胡安国的胡说。（Ⅰ）
胡安国大讲"尊王攘夷"，乾隆皇帝这是被"攘夷"给惹恼了，但胡安国的《春秋传》也确实臆断太多。我们甚至可以说，胡安国的学问带有陆游和辛弃疾那种气质，他的学术著作也确曾和陆游的诗、辛弃疾的文学作品一样，以复国的拳拳之心激励过无数士人，让大家忠君报国、抵御外侮。所以，对胡安国的学问也许不该仅以学理来衡量，他就算在所有细节上都是错的，信念却是对的。
--这话绝没有讽刺之意，其实清代的四库馆臣就很明白这个道理，他们虽然也跟着皇帝起哄，但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也存在这样一种评语：宋儒吕大圭的《春秋或问》和《春秋五论》议论虽高但考据很差，尽管如此，看看吕大圭的生平，他在元兵打来的时候，别人投降他死节，可称皎然千古，深明春秋大义。再来看他的书，虽然考据上不大靠谱，但侃侃而论，大义凛然，确是很出色的卫道士，所以呢，还是不要只用学术标准来衡量他呀。（Ⅱ）
（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御纂春秋直解》：……大旨在发明尼山本义，而铲除种种迂曲之说，故赐名曰直解。冠以御制序文，揭胡安国传之傅会臆断，以明诰天下。
（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春秋或问》：……大概长于持论而短于考实，然大圭于德祐初由兴化迁知漳州，未行而元兵至，沿海都制置蒲寿庚举城降，大圭抗节遇害。其立身本末，皎然千古，可谓深知《春秋》之义。其书所谓分名义、正名实、著几微为圣人之特笔者，侃侃推论，大义凛然，足以维纲常而卫名教，又不能以章句之学锱铢绳之矣。
当然，四库馆臣那么说，虽然对吕大圭的学问显得刻薄了些（对吕先生的著作后文还会提到，四库馆臣很可能低估了他的学术水平），道理说得却也一点不错。现在看来，作为"误读"对立面的"正解"，至少存在着三个层次，即：事实正确、义理正确、政治正确。
所谓"诗无达诂，文无达诠"，"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只是针对文艺作品来说的，法官在面对证人们不同的证词时显然就不大适合使用这种毫无标准的标准，福尔摩斯应该也会摇头的。那么，就"事实正确"来说，真相只有一个。学者们抽丝剥茧，是为了达致这一真相，达致这一惟一的真相--不管道德风尚怎么变，不管政治形势怎么变，真相始终就是那一个，永远不变。以这种眼光来看待经典，也就是把经典从经学当中抽离出来，将之纳入了史学范畴，现代学者大多都是这么做的。
"义理正确"在表现上很像是我在序言里引述贝格尔的意思，这是"人们给一个无意义的世界不断赋予意义的过程"，这可以说是人类的本能。就"义理正确"来说，胡安国和吕大圭都是典型。"义理正确"并不是惟一的，它会随时代风气而变，会随学者的个人气质与学术修养而变。两种相互对立的"义理正确"并不一定就可以证伪对方，它们既可以同时正确，也可以在各自特定的历史位置上各自正确。当然，它们也可能既是正确的，又是错误的，即便在同一个时间。--当然，一般只有旁观者才会这么看，当事人自己往往坚信自己握住了惟一的真理。
就"政治正确"来说，乾隆皇帝就是个典型。我在《春秋大义》里还讲过石渠阁和白虎观的两大会议，也都是"政治正确"的范例。儒学也好，墨学也罢，种种学说在"政治正确"的领域里几乎仅仅作为名义上的学派而存在，而实质性的学派只有一个：就是官学。"政治正确"当然也不是惟一的，它更容易随时代的不同而变化，随统治者的不同而变化。衡量"政治正确"的标准大多都是当时当地的，这个时代的"政治正确"在另一个时代里很可能就不再"政治正确"了。
"正确"的这三个层次往往并不统一：义理正确，不一定事实正确；事实正确，也不一定政治正确。再者，我在序言里说"夸张些来说，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误读史"，这句话还可以作如下的理解：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大家互相以正解自居而指斥别人为误读的历史。
只要有正统，就必然有异端的；自己越感觉自己正统，也就越容易感觉别人异端。对异端当然不必客气，因为打击异端至少是符合"义理正确"的，当然很多时候还同时符合"政治正确"。
好了，我们最终还是得回到学理上来，继续考察黄仲炎和胡安国的立论基础和推理手段。
黄仲炎和胡安国给了我们两个相反的榜样。事情如果想朝着复杂一面发展，自然可以越来越复杂，但如果想朝着简单的一面发展，同样也可以越来越简单。我们若只以简单的头脑来推想之，从胡安国以上直到何休，这些在各自时代里顶尖的经学大师们，他们的阐释是否"在事实上"成立，这还真轻信不得。
朴素的反对派也不是直到宋朝才有的。隋朝学者刘炫早早也就站在反对派的阵营里，他在《归过》里很简单地说："元"和"正"只是取其"始"、"长"的意思，和什么"体元居正"没关系。"元年"仅仅指的是"头一年"。（Ⅰ）
（Ⅰ）[隋]刘炫《归过》（《汉魏遗书钞》）：规曰：元、正惟取始、长之义，不为体元居正。
我们现在可以把刘炫和黄仲炎的结论结合起来看："元年"仅仅指的是"头一年"，而这个写法原来在鲁国史官的早期记录里就已经是这样了，孔子拿来照抄而已，别无深意。
问题似乎是得到了解决，但我们还得问个问题：深文周纳的阐释尽管可疑，难道朴实无华的阐释就一定是正确的吗？
是呀，也不一定。
很多时候，读书很怕二分法：非此即彼，非正即邪，非忠即奸，等等等等。要知道，即便正方被证明为错，并不意味着反方一定就对，而且，世界上不一定只有正与反这两个选择。
常见的例子是：张三抵制日货，李四评价说："张三很爱国。"--但反日的人也不一定就是爱国主义者，他也可以是一个国际主义者或者博爱分子。
张三说："中医不好。"李四质问道："难道西医就好吗？"--张三其实只表达了"中医不好"，他既可能认为西医更不好，也可能完全不了解西医而无从发表看法。
张三说："历代很多专家对《春秋经》的解释在史实上未必站得住脚。"李四质问道："难道《圣经》和《荷马史诗》就禁得起史实考据吗？"--张三也许认为《圣经》和《荷马史诗》更禁不起史实考据，也许对《圣经》和《荷马史诗》毫无了解，他在表达对《春秋经》的这个看法的时候并没有同时表达出对《圣经》和《荷马史诗》的任何看法。而且，他只是作了一个事实陈述（尽管这个陈述有可能是违反事实的），而不是价值陈述。换句话说，张三的这句话仅仅是一个实证表述，而不是规范表述。
这样的例子更容易在学校里找到：老师对小明说："你昨天为什么没做值日？"小明的回答是："小毛前天还旷课了呢！"--老师说："小毛前天旷没旷课我不知道，我可以去调查，但无论小毛前天旷没旷课，这和你昨天做没做值日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好了，话说回来，排除头脑中的二分法定式（如果没有当然更好），继续来看胡安国、刘炫、黄仲炎他们在解经上的分歧所在。这小小的一个字，既是文字训诂问题，更是意识形态问题，前者自然不值得大费周章，后者却影响到立国之本。但是，如果本着求实的态度，政治正确最好还是要扎根在训诂正确（事实正确）之上的，这才让人塌实。那么，问题继续：对于"隐公元年"的这个"元"字，即便深文周纳的解释是错误的，刘炫他们的那种朴素的阐述就一定是正确的吗？
刘炫和黄仲炎，一个"元"字之解，一个"鲁史旧文"之说，后者过于复杂，容后再讲，现在先来考查一下刘炫对"元"字的解释。
"元"的意思是"始"，刘炫说的似乎不错，因为从许慎的《说文解字》就是这么解释的："元，始也，从一，从兀。"这是个看似很朴素的解释，但仔细琢磨的话，也可以很深刻--"从一，从兀"，这是可以和前边那个神秘的"气"联系在一起的。清代庄有可著有一部《春秋小学》，专门考较字义，对"元"字的解释是：下边是"兀"，上边是"一"，构成了一个"元"字，这有什么意义呢？对了，徐锴曾经引《周易》的话说过，"元者，善之长也"，是开始，是头一个，所以"元"字是从"一"来的。那么，从"气"的角度来分析"元"，是气就要上升，所以"一"就上升到"兀"的上边了。"兀"的意思是"高"，"一"升到"兀"的上边，比高还高。（Ⅰ）
（Ⅰ）[清]庄有可《春秋小学》卷二"元"条：《说文》："始也。从一，从兀。"徐锴曰："元者，善之长也，故从一。"元以气言，气必上升，故一在兀上。兀，高也，会意。余意皆转注。
这个解释很深刻，很有哲理，很有几分微言大义的味道，但遗憾的是：这是错的，而且从许慎的《说文解字》那里就错上了。
从许慎到庄有可，受限于时代，并没有甲骨卜辞可资参照，而我们如果实际一些来看，"元"字的甲骨文字型和现在的字型并没有多大变化：上边是个"二"，下边是个"人"。但是，这个"二"只是现代字型的"二"，一个短横加一个长横，在甲骨文里这个字其实是"上"，甲骨文真正的"二"字是上下两横一般长，而如果上边是长横、下边是短横，这就是"下"字。甲骨文里的"元"是个会意字，"人"之"上"，表示的是"脑袋"。《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晋国和狄人作战，晋国的先轸冲进狄人军中战死，而后"狄人归其元，面如生"，也就是狄人把先轸的脑袋归还晋国，其面色宛如生时。在《孟子》里"元"字一共出现过两次，
也都是"脑袋"的意思。（Ⅰ）
"脑袋"是"元"的本义，"始"是"元"的引伸义，杨树达还曾从造字之法加以凿实：（Ⅱ）"冠"字的造字即是用手往头上加冠的表示。从"脑袋"这个意思上，"元"字可以派生出种种的引伸义，比如"元子"，这并不是一个日本女孩的名字，而一般是指嫡长子，也就是嫡子中的老大，"头一个"。而在被用来表示时间的时候，"元"字还有着很喜人的意思，比如《礼记·王制》有"元日，习射上功"，孔颖达解释"元日"为"善日"，这个"元日"还指正月初一，比如《尚书·舜典》有"月正元日"，想想我们的"元旦"，来源很古老哦。
那么，"元年"，吉利与否暂且不论，但"头一年"这个意思该是可想而知的。那么，事情真如何休所谓只有天子的纪年才可以有元年之称吗？是只有"王者"才可以改元立号吗？--这问题很重要，因为它暗示着公羊学的一个理论基础：《春秋经》是"黜周王鲁"的，不再把周天子放在最高位置上，而是认为天命到了鲁国这里，或者说是孔子作《春秋经》"托王于鲁"，如蒋庆说"《春秋》王鲁，并非真以鲁为王，而是托王于鲁，即假借鲁国的历史来说明孔子外王之义（孔子治理天下万世之义）"。（Ⅲ）历来在这点上《左传》学就是和公羊学相对立的，两派专家为此可没少了论战。
的确，何休的支持者很多，反对者一样很多，即便在深研公羊学的专家当中，提出反对意见的也不在少数。比如孔广森就在这个问题上说：古时候诸侯分土而治、分民而守，和后世的所谓封疆大吏是不一样的，他们在自己的境内当然可以使用自己的纪元了。（Ⅳ）
孔广森这番话显示了封建时代和专制时代的一处不同：在秦汉以来的专制时代，大家习惯于一个国家只有一种纪元，比如唐朝贞观三年，无论在长安还是在洛阳，甚至在遥远的边疆，无一例外地都是贞观三年，如果当真出现了另外一个纪元和贞观纪元同时存在，那就说明有人造反了。所谓"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在专制时代确实如此，比如朱元璋建国号大明，改元洪武，这就是改朝换代了，但在先秦时代，社会风俗却未必如此。鲁国可以有鲁国的纪元，晋国可以有晋国的纪元，这些纪元和周天子的纪元同时并存，大家视之为理所当然，并不以为谁要造反。
清人何若瑶更举出了似乎显而易见的证据力驳何休之说，说统治天下的叫做君，统治一个诸侯国的也叫做君，《公羊传》里说的"君之始年"，只要是"君"都有这个"始年"。《白虎通·爵篇》提到过"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诸侯改元即事社稷"，《史记》里也没少出现列国各自纪元的记载，所以何休的注释曲解了《公羊传》的原意。（Ⅴ）
（Ⅰ）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5年第2版），第356页。
（Ⅱ）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华书局1983年第1版），第63页。
（Ⅲ）蒋庆：《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5章。
（Ⅳ）[清]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尔雅》曰：元，始也。天子、诸侯通称君。古者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纯臣之义，故各得纪元于其境内，而何邵公猥谓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经书元年为托王于鲁，则自蹈所云反传违戾之失矣。
（Ⅴ）[清]何若瑶《春秋公羊注疏质疑》卷一"元年春王正月传君之始年也注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条：君天下曰君，君一国亦曰君。君之始年者，凡君皆得有其始年也。《白虎通·爵篇》：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诸侯改元即事社稷。《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列国《世家》皆有分国纪元，可以为证。注非传意。
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里也像陈立一样引用过《汉书·律历志》，不过引的是另外一段："《汉书·律历志》引《商书·伊训》有'太甲元年'，则元年之称，起源甚早。"（Ⅰ）
《汉书·律历志》的这段引文是："《伊训》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通行本《尚书·商书·伊训》里的这句话写作："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是说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日，伊尹祭祀先王云云。本篇《伊训》属于"伪古文尚书"，这一句和《汉书》引文有些出入，比较有趣的一个出入是：这里不是"元年"，而是"元祀"。据孔安国解说，所谓"祀"，也就是"年"--同样这个"年"，夏代叫"岁"，商代叫"祀"，周代叫"年"，唐虞之世叫做"载"。（Ⅱ）
虽然这个说法并不确切，（Ⅲ）
但这四种称谓直到现在竟还以原义保留下来三个，也算是不容易了。
"太甲元年"这个说法无论可靠与否，反正西周肯定已经有了"元年"这个说法了。杨伯峻引舀鼎铭文"惟王元年六月……"来作说明，说这是"西周亦以第一年为元年之实证"。（Ⅳ）
如果此说属实，那么，"元年"恐怕就不该是出自孔圣人的原创了。当然，有不少古人也不认为这是孔子原创，上文所说的黄仲炎就是一位，再如宋代戴溪的《春秋讲义》说从尧舜以来就一直这样了。（Ⅴ）
考虑到《尚书·虞夏书》在当时的地位，戴溪的话倒也无可厚非。但对我们现代人而言，尧舜时代毕竟渺茫难征，不太好说，但考察一下商周时代的青铜器铭文，就会发现有不少铭文都是只记月、日而不记年的。
在记年的青铜器当中，比如西周中期的师遽簋蓋有"唯王三祀四月既生霸辛酉"的说法，（Ⅵ）这里的"王"有人认为是周恭王，而这里居然也以"祀"来表示"年"，证实了前边孔安国的说法并不十分可靠。"既生霸"是月相的名称，"辛酉"是以干支记日。如果我们把这里的"王"暂且认作周恭王的话，这句话就相当于"周恭王三年，四月，既生霸月相，辛酉日"，这是一个年、月、日完整的时间记录体例，基本就和现代小学生日记的开篇如出一辙了。
朐簋被认为是西周晚期之物，铭文说："唯元年三月丙寅……"（Ⅶ）
又是一个年月日齐备的时间记录，而且，更为要紧的是，"元年"斩钉截铁地出现了。
元年师兑簋，这件铜器的主人公是西周厉王、宣王时代的人，铜器铭文说："唯元年五月初吉甲寅……"，（Ⅷ）
也是年月日齐全，也有"元年"出现。连带解释一下，这里的"初吉"看上去像是黄历上的吉凶之言，其实是当时的月相名，和前边那个"既生霸"是一类的。
（Ⅰ）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隐公元年》（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5页。
（Ⅱ）[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伊训》：祀，年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
（Ⅲ）参见：胡厚宣《殷代年岁称谓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外一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42－261页。
（Ⅳ）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隐公元年》（修订本），第5页。
（Ⅴ）[宋]戴溪《春秋讲义》卷一：元年者，一年也。谓一为元，自尧舜以来未之有改也。
（Ⅵ）《金文今译类检·殷商西周卷》（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42页。
（Ⅶ）《金文今译类检·殷商西周卷》第114页
（Ⅷ）《金文今译类检·殷商西周卷》第184页
元年师▓【造字："旗"，把"其"换成"史"】簋，铭文有："唯王元年四月既生霸……"这也是西周晚期之物。（Ⅰ）
师酉簋："唯王元年正月……"（Ⅱ）
（Ⅰ）《金文今译类检·殷商西周卷》第188页
（Ⅱ）《金文今译类检·殷商西周卷》第203页
这是西周中期的。
我就不再多举例了，反正这么看下去，"元年"这个用法至少在西周时期已经并不罕见了。
如果按照奥卡姆剃刀的原则，"元年"，也许仅仅是"头一年"的意思，并没有多少神秘和深刻可言，但对我们来说，有时候"虚假的历史"往往比"真实的历史"更为真实，至少更为重要，尽管在这个例子里我们还不能够审慎地判定到底哪种说法才是真实无误的。比如，现在我们已经大体知道了儒家两个极其著名的概念"慎独"和"格物致知"被误解了上千年，但其本义在历史上几乎毫无影响，真正产生深刻影响的却是它们被误解了的意思。对于学习历史的人来讲，既要学习对的，也要学习错的--这个说法虽然看似荒唐，但是，"学习错的"和"学习对的"其实一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
现在，进入《春秋经》隐公元年的第一句话："元年春王正月"--很不巧，这句话的费解程度绝不亚于我们刚刚度过的那第一个问题。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隐公元年"的全部经文：
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看上去只是很简单的编年记事，说鲁隐公元年，春天，正月；三月，鲁隐公和邾仪父在篾地会盟；夏天，五月，郑伯在鄢地"克"了段；秋天，周天子派宰咺（xuān）送来鲁惠公和仲子的赗（fèng）；九月，和宋人在宿地会盟；冬天，十二月，祭伯来了，公子益师死了。
从字面上看，以上就是《春秋经·隐公元年》的全部记事。遗憾的是，即便把字面意思全部搞清楚之后，我们也只能知道这一年里发生了几件事而已，却无法知道这几件事的详情，至于"微言大义"的褒贬，更无从得知。但让我们比较欣慰的是：不单我们看不懂，古人也一样看不懂。这就像我们拿到一本新闻类杂志的封面，看到上边列举了本期几篇重要文章的大标题，但是，如果不翻开来细看杂志里的具体内容，谁能只从几个大标题就了解全部事情的来龙去脉呢？桓谭的一句话是最常被人引用的："《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Ⅰ）
（Ⅰ）[汉]桓谭《新论》，《全后汉文》辑本。
这是说，如果没有《左传》这本教辅，只有一部《春秋经》，就算让圣人苦思十年，圣人也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当然《桓谭》这话也不是谁都认可，宋代学风就喜欢"舍经求传"，号称要真正理解孔子真谛，就必须排除"三传"的干扰。
对于《春秋经》来说，"三传"既是辅助，也是干扰，但宋朝人说归说，偷偷还是要翻看"三传"的。桓谭的话到底说得实在，如果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微言大义，而还要"了解事件详情"的话，"三传"里真正能起作用的其实也就是一部《左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左传》不仅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获得《公羊传》和《榖梁传》那样的官方权威地位，甚至长久以来都被质疑为作伪，被质疑为是和《春秋经》毫无关系的一部单纯的历史著作。
现代人很难理解《左传》当时的窘境，如果打个现代语境的比方的话，《左传》到底属于经学还是属于史学，大约相当于《资本论》到底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惟一真理还是属于众多经济学说中的一家之言。
"三传"解经，各有各的说法，在开篇第一句"元年春王正月"上便已经显出不同了。
乍看上去，这句话好像平淡无奇，不过是记录一下罢了，就好像小学生写日记，开篇先交代一下："2030年春天，1月5日，晴。"然后才开始进入具体记录："班长在同学张三和李四的陪同下慰问了患感冒在床的我，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春秋经》里的这个"元年春王正月"无非就相当于日记中的"2030年春天，1月5日，晴"，仅此而已。
是的，乍看上去确实如此，但事情远非这么简单。疑点之一：为什么"隐公一年"要写作"隐公元年"，这个"元"字有什么深刻涵义在？疑点之二：如果是"元年，春，正月"，这倒是合情合理的时间记录，可"春"和"正月"之间怎么有个"王"字呢，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连带影响到这句话应该如何断句的问题，到底该该怎么断呢？是"春，王正月"，还是"春王，正月"？疑点之三：小学生写日记，在"2030年春天，1月5日，晴"这一时间记录之后是要交代当天所发生的具体事情的，可"元年春王正月"之后却什么都没有，紧接着便没头没脑地又开始"三月"了，这也太离奇了吧？--是呀，疑点之三尤其可疑，就好像小学生日记本里"2030年春天，1月5日，晴"之后什么内容都没有，紧接着的却是"2030年春天，1月6日，阴。我在马路边，拣到一分钱……"
如此简单的一句话竟然也疑点重重，还是慢慢来听听"三传"的解释好了。
"元年春王正月"这句话本身是什么意思，《左传》和《榖梁传》并没有给出说明，只有《公羊传》说：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春者何？岁之始也。
王者孰谓？谓文王也。
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按照《公羊传》一问一答的体例翻译一下：
问：什么叫"元年"呀？
答：就是国君即位的第一年。
问："春"又是什么意思？
答：春天是一年的开始。
问："王"是在指谁呀？
答：是指周文王。
问：为什么先说"王"而后说"正月"呢？
答：这是说，这个正月是周王历法的正月。
问：为什么要说周王历法的正月呢？
答：这是为了要重视开始。
先来说说"元年"。从《公羊传》这段文本本身来看，发问"什么叫'元年'"，看来这个字面上的发问者不知道"元年"是什么意思，所以回答者告诉他说：元年就是国君即位的第一年。但是，据《春秋公羊传注疏》里何休和徐彦的权威注释，这一问一答的涵义却不是这样。
该书说：只有天子的纪年才可以称之为元年，诸侯是不能称元年的，鲁隐公的爵位是侯爵，根本就配不上称元年，发问者正是看到了这个矛盾所以才这样提问的。从字面上说，"元"在这里的意思就是"第一"，在纪年上就把第一年叫做元年，"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何休把"元"又赋予了一个神秘的"气"的意义，于是乎"元"就是天地宇宙的开始，所以，"元"之前什么都没有，而"春"字系于"元"字之后便很是合情合理了。
何休在此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说法：《公羊传》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注意这个"君"字，这是有涵义的。对于鲁隐公，可以称他为侯，可以称他为公，也可以称他为君，这里的"君"指的就是鲁隐公。"君"这个称呼是无论天子和诸侯都可以通用的--"君"的儿子就是"君子"，这就是"君子"一词的本义--所以呢，《公羊传》这是用"君"这个有着宽泛涵义的称呼来赋予鲁隐公以天子之尊，而只有天子才可以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故因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Ⅰ）
（Ⅰ）[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元年》：[疏]"元年，春，王正月"。○解云：若《左氏》之义，不问天子诸侯，皆得称元年。若《公羊》之义，唯天子乃得称元年，诸侯不得称元年。此鲁隐公，诸侯也，而得称元年者，《春秋》托王於鲁，以隐公为受命之王，故得称元年矣。……[疏]"元年者何"。○解云：凡诸侯不得称元年，今隐公爵犹自称侯，而反称元年，故执不知问。……君之始年也。（以常录即位，知君之始年。君，鲁侯隐公也。年者，十二月之总号，《春秋》书十二月称年是也。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无所系，而使春系之也。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诸侯皆称君，所以通其义於王者，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於鲁，故因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
这是公羊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是说天命从此便由周王室那里转到了鲁国，或说这种天命的转移只是孔子假托的，即"托王于鲁"，而《春秋经》贬斥周王室，尊崇鲁公室，是谓"黜周王鲁"，再往后发展下去，鲁国的孔子就继承天命，成了无冕之王（素王），他的这部《春秋经》就是王朝宪法--不过，这宪法既不是给鲁国准备的，更不是给周天子准备的，而是预先为汉朝准备的。汉朝尊崇孔子，这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没想到普普通通的"元年"两字，其背后的意义竟然如此深刻！且慢，还有更深刻的发挥呢，儒家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理念就体现在这两个字上。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英》说道：称一为元，是为重视开始。"元年"是很有内涵的，告诉我们治国之道一定要从第一步就走好，而这个治国的第一步就是正名。……《春秋》的原则，是"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Ⅰ）--说得够玄妙，从一个"元"字摆正万事万物的开始，从中央而地方，最后王政大行，天下大治。其实董仲舒如此深奥的道理大略可以用两句俗话来表达，一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二是"要正人，先正己，推己及人"（这是对皇帝说的）。
第二点尤其是儒家一贯的政治理念：经世济民，先从皇帝开始。我们看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直到康有为的公车上书，意图都是要直接打通皇帝路线，先从皇帝哪儿"正"了，然后影响到封疆大吏，最后才波及到草民百姓。道理其实并不复杂，只是被董仲舒他们表达得很复杂，这就像奇数、偶数的加减乘除，本来只是小学生的功课而已，但要拿阴爻、阳爻的对立转化一表达，马上就变成天人大道、宇宙大法了。但人心总愿意相信后者，所以一个人把四则运算搞得再熟，也只不过是个小学里的数学尖子，可要能把加减乘除哲学化，变成天人大道和宇宙大法来夸夸其谈，那就有机会出入皇宫内苑，成为万人景仰的大师了。
怎么高深怎么来，至于"元者，气也"这个颇为神秘主义的解释，经师们更是没少阐发。清人陈立《公羊义疏》引《汉书·律历志》："太极元气，函三为一"，这里不但把"元"和"气"捏合在了一起成为"元气"，还和太极搅在一处了，甚至还有一个好像是三位一体的神秘解释，真够复杂的！
其实，《汉书·律历志》的这段话原本倒没有很复杂，在"太极元气，函三为一"之后，紧接着就说："极，中也。元，始也"，可陈立没引这段话，接下来却另外阐发说：所谓"函三为一"，三就是三才，一就是乾元，三才之道都被老天统摄，这就是"元"。（Ⅱ）
（Ⅰ）[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玉英》：谓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轻。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名之正，兴五世，五传之外，美恶乃形，可谓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见。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人唯有终始也，而生不必应四时之变，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虽生天气，及奉天气者，不得与天元本天元命而共违其所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为也，继天之所为而终之也，其道相与共功持业，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为于此？恶施于人？大其贯承意之理矣。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
（Ⅱ）[清]陈立《公羊义疏》：三者三才，一即乾元也。三才之道皆统于天，谓之元。以为道生天地者，老氏之说也。
三才已经很复杂了，再加上一个"大哉乾元"的"乾元"--事情只要往《周易》身上
一扯，想有个确切的解释往往就很难了。《汉书·律历志》就曾从历法角度解释"元年春王正月"，说历法的开始称之为"元"，但随后不但扯上《周易》的"体元以居正"，还伴有复杂的数学运算，实在让人头大。及至宋代，洪咨夔《春秋说》把"元年春王正月"和《周易·乾》的"元亨利贞"一一配对，说这都是"天德"，王者有了这种天德就可以天下称王，诸侯有了这种天德就可以一方称尊，《春秋经》之所以一开始就写这些，是"欲其自始至终与天同运也"。（Ⅰ）
大话说到洪咨夔这儿可能就说到头了，但话不一定越大越对，另外的解释也是有的，比如南宋的春秋学大宗师胡安国，虽然不搞高大全，却更能深入孔子义理，他的《春秋传》（世称《春秋胡氏传》）把"元"字解释得很儒家："元，即仁也。仁，人心也。"--读过《论语》的都知道"仁"是《论语》最核心的主张，义理自然不错，可问题是，"元"和"仁"的关联怎么才能合乎逻辑地建立起来呢？
《春秋经》刚一开篇，连正文都没摸到呢，各个时代的各路专家们先在"为什么开始于鲁隐公"的问题上各执一词，又在纪年问题上各讲各话。对于初学者来说，这真好比刚一起步就踏进了一个庞大的迷宫，大迷宫还套着小迷宫。对这诸般解读，宋代学者黄仲炎《春秋通说》曾经择其大者作了一个归纳，说历来阐释元年问题的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体元说"，二是"明僭说"。
所谓"体元说"，主张《春秋经》特意把"第一年"叫做"元年"，意在正本；所谓"明僭说"，认为古时候列国不该自己修史，也不该在封国之内自称元年，如果这么做了，就是僭越。这就是元年问题的两派主要意见。
那么，黄仲炎归纳了半天别人的说法，他自己算哪一派呢？
--哪派都不算，他认为这两派说的都不对："体元说"违反义理，会直接导向"黜周王鲁"的"错误结论"；"明僭说"违反史实，《尚书》的《虞夏书》和《商书》明明早在春秋之前就在历法上用到"元"这个字了，可见这不是《春秋经》的原创，而春秋诸侯各有各的史官，这也是史有明文的。
黄仲炎推翻两说，自己的意见是："元年"二字就是鲁史旧文，是鲁国的史料档案上原本就这么写的，孔子原样给抄了下来，仅此而已，后人非要从这里边解读出什么微言大义，实在是研究过头了。（Ⅱ）
（Ⅰ）[宋]洪咨夔《春秋说》卷一：元者乾之元，春者乾之亨，正者乾之利贞，皆天徳也。王者有是徳而后可以王天下，诸侯有是德而后可以君一国，而承事王者嗣立之始书之，欲其自始至终与天同运也。
（Ⅱ）[宋]黄仲炎《春秋通说》卷一：说元年者有二，曰体元也，曰明僭也。所谓体元者，曰《春秋》以一为元，示大始而欲正本也，王者即位必体元以施化也，使如其说则《春秋》黜周而王鲁矣，是不然。所谓明僭者，曰古者列国无私史，诸侯不得自称元年于其国，是亦岂然哉？《虞书》称月正元日，《商书》称太甲元年，则是一为元者从古以然，非《春秋》之新意也。古者诸侯得臣其国内之人，称于国曰君，其得纪年于国，无可疑者。《内则》所记生子者书于闾史。闾犹有书，况国乎？……以此观之，非可以僭言也。然则元年者，鲁史旧文尔，圣人述之以纪事，而后世必以意义求过矣。
事情可能还真像黄仲炎说的这样。黄仲炎的立论，约略可以代表治春秋学的专家当中朴实的一派，在宋代而言，黄仲炎和朱熹是站在一边的，胡安国站在对面一边。但谁是谁非还真很难说--胡安国虽然在学风上极尽深文周纳之能事，把春秋大义阐发得可能连孔子本人看了都会目瞪口呆，但他的经学紧扣时事、抨击弊政，更对北方被金人占领的失地始终在字里行间耿耿于怀。后来到了清朝，乾隆皇帝对诸家解经的意见超级大，搞了个《御纂春秋直解》，所谓"直解"，就是说"你们都是误读，我这本书才是正解"，序言里还专门点了胡安国的名，叮嘱大家不要相信胡安国的胡说。（Ⅰ）
胡安国大讲"尊王攘夷"，乾隆皇帝这是被"攘夷"给惹恼了，但胡安国的《春秋传》也确实臆断太多。我们甚至可以说，胡安国的学问带有陆游和辛弃疾那种气质，他的学术著作也确曾和陆游的诗、辛弃疾的文学作品一样，以复国的拳拳之心激励过无数士人，让大家忠君报国、抵御外侮。所以，对胡安国的学问也许不该仅以学理来衡量，他就算在所有细节上都是错的，信念却是对的。
--这话绝没有讽刺之意，其实清代的四库馆臣就很明白这个道理，他们虽然也跟着皇帝起哄，但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也存在这样一种评语：宋儒吕大圭的《春秋或问》和《春秋五论》议论虽高但考据很差，尽管如此，看看吕大圭的生平，他在元兵打来的时候，别人投降他死节，可称皎然千古，深明春秋大义。再来看他的书，虽然考据上不大靠谱，但侃侃而论，大义凛然，确是很出色的卫道士，所以呢，还是不要只用学术标准来衡量他呀。（Ⅱ）
（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御纂春秋直解》：……大旨在发明尼山本义，而铲除种种迂曲之说，故赐名曰直解。冠以御制序文，揭胡安国传之傅会臆断，以明诰天下。
（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春秋或问》：……大概长于持论而短于考实，然大圭于德祐初由兴化迁知漳州，未行而元兵至，沿海都制置蒲寿庚举城降，大圭抗节遇害。其立身本末，皎然千古，可谓深知《春秋》之义。其书所谓分名义、正名实、著几微为圣人之特笔者，侃侃推论，大义凛然，足以维纲常而卫名教，又不能以章句之学锱铢绳之矣。
当然，四库馆臣那么说，虽然对吕大圭的学问显得刻薄了些（对吕先生的著作后文还会提到，四库馆臣很可能低估了他的学术水平），道理说得却也一点不错。现在看来，作为"误读"对立面的"正解"，至少存在着三个层次，即：事实正确、义理正确、政治正确。
所谓"诗无达诂，文无达诠"，"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只是针对文艺作品来说的，法官在面对证人们不同的证词时显然就不大适合使用这种毫无标准的标准，福尔摩斯应该也会摇头的。那么，就"事实正确"来说，真相只有一个。学者们抽丝剥茧，是为了达致这一真相，达致这一惟一的真相--不管道德风尚怎么变，不管政治形势怎么变，真相始终就是那一个，永远不变。以这种眼光来看待经典，也就是把经典从经学当中抽离出来，将之纳入了史学范畴，现代学者大多都是这么做的。
"义理正确"在表现上很像是我在序言里引述贝格尔的意思，这是"人们给一个无意义的世界不断赋予意义的过程"，这可以说是人类的本能。就"义理正确"来说，胡安国和吕大圭都是典型。"义理正确"并不是惟一的，它会随时代风气而变，会随学者的个人气质与学术修养而变。两种相互对立的"义理正确"并不一定就可以证伪对方，它们既可以同时正确，也可以在各自特定的历史位置上各自正确。当然，它们也可能既是正确的，又是错误的，即便在同一个时间。--当然，一般只有旁观者才会这么看，当事人自己往往坚信自己握住了惟一的真理。
就"政治正确"来说，乾隆皇帝就是个典型。我在《春秋大义》里还讲过石渠阁和白虎观的两大会议，也都是"政治正确"的范例。儒学也好，墨学也罢，种种学说在"政治正确"的领域里几乎仅仅作为名义上的学派而存在，而实质性的学派只有一个：就是官学。"政治正确"当然也不是惟一的，它更容易随时代的不同而变化，随统治者的不同而变化。衡量"政治正确"的标准大多都是当时当地的，这个时代的"政治正确"在另一个时代里很可能就不再"政治正确"了。
"正确"的这三个层次往往并不统一：义理正确，不一定事实正确；事实正确，也不一定政治正确。再者，我在序言里说"夸张些来说，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误读史"，这句话还可以作如下的理解：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大家互相以正解自居而指斥别人为误读的历史。
只要有正统，就必然有异端的；自己越感觉自己正统，也就越容易感觉别人异端。对异端当然不必客气，因为打击异端至少是符合"义理正确"的，当然很多时候还同时符合"政治正确"。
好了，我们最终还是得回到学理上来，继续考察黄仲炎和胡安国的立论基础和推理手段。
黄仲炎和胡安国给了我们两个相反的榜样。事情如果想朝着复杂一面发展，自然可以越来越复杂，但如果想朝着简单的一面发展，同样也可以越来越简单。我们若只以简单的头脑来推想之，从胡安国以上直到何休，这些在各自时代里顶尖的经学大师们，他们的阐释是否"在事实上"成立，这还真轻信不得。
朴素的反对派也不是直到宋朝才有的。隋朝学者刘炫早早也就站在反对派的阵营里，他在《归过》里很简单地说："元"和"正"只是取其"始"、"长"的意思，和什么"体元居正"没关系。"元年"仅仅指的是"头一年"。（Ⅰ）
（Ⅰ）[隋]刘炫《归过》（《汉魏遗书钞》）：规曰：元、正惟取始、长之义，不为体元居正。
我们现在可以把刘炫和黄仲炎的结论结合起来看："元年"仅仅指的是"头一年"，而这个写法原来在鲁国史官的早期记录里就已经是这样了，孔子拿来照抄而已，别无深意。
问题似乎是得到了解决，但我们还得问个问题：深文周纳的阐释尽管可疑，难道朴实无华的阐释就一定是正确的吗？
是呀，也不一定。
很多时候，读书很怕二分法：非此即彼，非正即邪，非忠即奸，等等等等。要知道，即便正方被证明为错，并不意味着反方一定就对，而且，世界上不一定只有正与反这两个选择。
常见的例子是：张三抵制日货，李四评价说："张三很爱国。"--但反日的人也不一定就是爱国主义者，他也可以是一个国际主义者或者博爱分子。
张三说："中医不好。"李四质问道："难道西医就好吗？"--张三其实只表达了"中医不好"，他既可能认为西医更不好，也可能完全不了解西医而无从发表看法。
张三说："历代很多专家对《春秋经》的解释在史实上未必站得住脚。"李四质问道："难道《圣经》和《荷马史诗》就禁得起史实考据吗？"--张三也许认为《圣经》和《荷马史诗》更禁不起史实考据，也许对《圣经》和《荷马史诗》毫无了解，他在表达对《春秋经》的这个看法的时候并没有同时表达出对《圣经》和《荷马史诗》的任何看法。而且，他只是作了一个事实陈述（尽管这个陈述有可能是违反事实的），而不是价值陈述。换句话说，张三的这句话仅仅是一个实证表述，而不是规范表述。
这样的例子更容易在学校里找到：老师对小明说："你昨天为什么没做值日？"小明的回答是："小毛前天还旷课了呢！"--老师说："小毛前天旷没旷课我不知道，我可以去调查，但无论小毛前天旷没旷课，这和你昨天做没做值日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好了，话说回来，排除头脑中的二分法定式（如果没有当然更好），继续来看胡安国、刘炫、黄仲炎他们在解经上的分歧所在。这小小的一个字，既是文字训诂问题，更是意识形态问题，前者自然不值得大费周章，后者却影响到立国之本。但是，如果本着求实的态度，政治正确最好还是要扎根在训诂正确（事实正确）之上的，这才让人塌实。那么，问题继续：对于"隐公元年"的这个"元"字，即便深文周纳的解释是错误的，刘炫他们的那种朴素的阐述就一定是正确的吗？
刘炫和黄仲炎，一个"元"字之解，一个"鲁史旧文"之说，后者过于复杂，容后再讲，现在先来考查一下刘炫对"元"字的解释。
"元"的意思是"始"，刘炫说的似乎不错，因为从许慎的《说文解字》就是这么解释的："元，始也，从一，从兀。"这是个看似很朴素的解释，但仔细琢磨的话，也可以很深刻--"从一，从兀"，这是可以和前边那个神秘的"气"联系在一起的。清代庄有可著有一部《春秋小学》，专门考较字义，对"元"字的解释是：下边是"兀"，上边是"一"，构成了一个"元"字，这有什么意义呢？对了，徐锴曾经引《周易》的话说过，"元者，善之长也"，是开始，是头一个，所以"元"字是从"一"来的。那么，从"气"的角度来分析"元"，是气就要上升，所以"一"就上升到"兀"的上边了。"兀"的意思是"高"，"一"升到"兀"的上边，比高还高。（Ⅰ）
（Ⅰ）[清]庄有可《春秋小学》卷二"元"条：《说文》："始也。从一，从兀。"徐锴曰："元者，善之长也，故从一。"元以气言，气必上升，故一在兀上。兀，高也，会意。余意皆转注。
这个解释很深刻，很有哲理，很有几分微言大义的味道，但遗憾的是：这是错的，而且从许慎的《说文解字》那里就错上了。
从许慎到庄有可，受限于时代，并没有甲骨卜辞可资参照，而我们如果实际一些来看，"元"字的甲骨文字型和现在的字型并没有多大变化：上边是个"二"，下边是个"人"。但是，这个"二"只是现代字型的"二"，一个短横加一个长横，在甲骨文里这个字其实是"上"，甲骨文真正的"二"字是上下两横一般长，而如果上边是长横、下边是短横，这就是"下"字。甲骨文里的"元"是个会意字，"人"之"上"，表示的是"脑袋"。《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晋国和狄人作战，晋国的先轸冲进狄人军中战死，而后"狄人归其元，面如生"，也就是狄人把先轸的脑袋归还晋国，其面色宛如生时。在《孟子》里"元"字一共出现过两次，
也都是"脑袋"的意思。（Ⅰ）
"脑袋"是"元"的本义，"始"是"元"的引伸义，杨树达还曾从造字之法加以凿实：（Ⅱ）"冠"字的造字即是用手往头上加冠的表示。从"脑袋"这个意思上，"元"字可以派生出种种的引伸义，比如"元子"，这并不是一个日本女孩的名字，而一般是指嫡长子，也就是嫡子中的老大，"头一个"。而在被用来表示时间的时候，"元"字还有着很喜人的意思，比如《礼记·王制》有"元日，习射上功"，孔颖达解释"元日"为"善日"，这个"元日"还指正月初一，比如《尚书·舜典》有"月正元日"，想想我们的"元旦"，来源很古老哦。
那么，"元年"，吉利与否暂且不论，但"头一年"这个意思该是可想而知的。那么，事情真如何休所谓只有天子的纪年才可以有元年之称吗？是只有"王者"才可以改元立号吗？--这问题很重要，因为它暗示着公羊学的一个理论基础：《春秋经》是"黜周王鲁"的，不再把周天子放在最高位置上，而是认为天命到了鲁国这里，或者说是孔子作《春秋经》"托王于鲁"，如蒋庆说"《春秋》王鲁，并非真以鲁为王，而是托王于鲁，即假借鲁国的历史来说明孔子外王之义（孔子治理天下万世之义）"。（Ⅲ）历来在这点上《左传》学就是和公羊学相对立的，两派专家为此可没少了论战。
的确，何休的支持者很多，反对者一样很多，即便在深研公羊学的专家当中，提出反对意见的也不在少数。比如孔广森就在这个问题上说：古时候诸侯分土而治、分民而守，和后世的所谓封疆大吏是不一样的，他们在自己的境内当然可以使用自己的纪元了。（Ⅳ）
孔广森这番话显示了封建时代和专制时代的一处不同：在秦汉以来的专制时代，大家习惯于一个国家只有一种纪元，比如唐朝贞观三年，无论在长安还是在洛阳，甚至在遥远的边疆，无一例外地都是贞观三年，如果当真出现了另外一个纪元和贞观纪元同时存在，那就说明有人造反了。所谓"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在专制时代确实如此，比如朱元璋建国号大明，改元洪武，这就是改朝换代了，但在先秦时代，社会风俗却未必如此。鲁国可以有鲁国的纪元，晋国可以有晋国的纪元，这些纪元和周天子的纪元同时并存，大家视之为理所当然，并不以为谁要造反。
清人何若瑶更举出了似乎显而易见的证据力驳何休之说，说统治天下的叫做君，统治一个诸侯国的也叫做君，《公羊传》里说的"君之始年"，只要是"君"都有这个"始年"。《白虎通·爵篇》提到过"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诸侯改元即事社稷"，《史记》里也没少出现列国各自纪元的记载，所以何休的注释曲解了《公羊传》的原意。（Ⅴ）
（Ⅰ）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5年第2版），第356页。
（Ⅱ）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华书局1983年第1版），第63页。
（Ⅲ）蒋庆：《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5章。
（Ⅳ）[清]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尔雅》曰：元，始也。天子、诸侯通称君。古者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纯臣之义，故各得纪元于其境内，而何邵公猥谓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经书元年为托王于鲁，则自蹈所云反传违戾之失矣。
（Ⅴ）[清]何若瑶《春秋公羊注疏质疑》卷一"元年春王正月传君之始年也注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条：君天下曰君，君一国亦曰君。君之始年者，凡君皆得有其始年也。《白虎通·爵篇》：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诸侯改元即事社稷。《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列国《世家》皆有分国纪元，可以为证。注非传意。
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里也像陈立一样引用过《汉书·律历志》，不过引的是另外一段："《汉书·律历志》引《商书·伊训》有'太甲元年'，则元年之称，起源甚早。"（Ⅰ）
《汉书·律历志》的这段引文是："《伊训》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通行本《尚书·商书·伊训》里的这句话写作："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是说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日，伊尹祭祀先王云云。本篇《伊训》属于"伪古文尚书"，这一句和《汉书》引文有些出入，比较有趣的一个出入是：这里不是"元年"，而是"元祀"。据孔安国解说，所谓"祀"，也就是"年"--同样这个"年"，夏代叫"岁"，商代叫"祀"，周代叫"年"，唐虞之世叫做"载"。（Ⅱ）
虽然这个说法并不确切，（Ⅲ）
但这四种称谓直到现在竟还以原义保留下来三个，也算是不容易了。
"太甲元年"这个说法无论可靠与否，反正西周肯定已经有了"元年"这个说法了。杨伯峻引舀鼎铭文"惟王元年六月……"来作说明，说这是"西周亦以第一年为元年之实证"。（Ⅳ）
如果此说属实，那么，"元年"恐怕就不该是出自孔圣人的原创了。当然，有不少古人也不认为这是孔子原创，上文所说的黄仲炎就是一位，再如宋代戴溪的《春秋讲义》说从尧舜以来就一直这样了。（Ⅴ）
考虑到《尚书·虞夏书》在当时的地位，戴溪的话倒也无可厚非。但对我们现代人而言，尧舜时代毕竟渺茫难征，不太好说，但考察一下商周时代的青铜器铭文，就会发现有不少铭文都是只记月、日而不记年的。
在记年的青铜器当中，比如西周中期的师遽簋蓋有"唯王三祀四月既生霸辛酉"的说法，（Ⅵ）这里的"王"有人认为是周恭王，而这里居然也以"祀"来表示"年"，证实了前边孔安国的说法并不十分可靠。"既生霸"是月相的名称，"辛酉"是以干支记日。如果我们把这里的"王"暂且认作周恭王的话，这句话就相当于"周恭王三年，四月，既生霸月相，辛酉日"，这是一个年、月、日完整的时间记录体例，基本就和现代小学生日记的开篇如出一辙了。
朐簋被认为是西周晚期之物，铭文说："唯元年三月丙寅……"（Ⅶ）
又是一个年月日齐备的时间记录，而且，更为要紧的是，"元年"斩钉截铁地出现了。
元年师兑簋，这件铜器的主人公是西周厉王、宣王时代的人，铜器铭文说："唯元年五月初吉甲寅……"，（Ⅷ）
也是年月日齐全，也有"元年"出现。连带解释一下，这里的"初吉"看上去像是黄历上的吉凶之言，其实是当时的月相名，和前边那个"既生霸"是一类的。
（Ⅰ）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隐公元年》（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5页。
（Ⅱ）[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伊训》：祀，年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
（Ⅲ）参见：胡厚宣《殷代年岁称谓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外一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42－261页。
（Ⅳ）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隐公元年》（修订本），第5页。
（Ⅴ）[宋]戴溪《春秋讲义》卷一：元年者，一年也。谓一为元，自尧舜以来未之有改也。
（Ⅵ）《金文今译类检·殷商西周卷》（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42页。
（Ⅶ）《金文今译类检·殷商西周卷》第114页
（Ⅷ）《金文今译类检·殷商西周卷》第184页
元年师▓【造字："旗"，把"其"换成"史"】簋，铭文有："唯王元年四月既生霸……"这也是西周晚期之物。（Ⅰ）
师酉簋："唯王元年正月……"（Ⅱ）
（Ⅰ）《金文今译类检·殷商西周卷》第188页
（Ⅱ）《金文今译类检·殷商西周卷》第203页
这是西周中期的。
我就不再多举例了，反正这么看下去，"元年"这个用法至少在西周时期已经并不罕见了。
如果按照奥卡姆剃刀的原则，"元年"，也许仅仅是"头一年"的意思，并没有多少神秘和深刻可言，但对我们来说，有时候"虚假的历史"往往比"真实的历史"更为真实，至少更为重要，尽管在这个例子里我们还不能够审慎地判定到底哪种说法才是真实无误的。比如，现在我们已经大体知道了儒家两个极其著名的概念"慎独"和"格物致知"被误解了上千年，但其本义在历史上几乎毫无影响，真正产生深刻影响的却是它们被误解了的意思。对于学习历史的人来讲，既要学习对的，也要学习错的--这个说法虽然看似荒唐，但是，"学习错的"和"学习对的"其实一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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