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年"之后，就是"春王正月"了，这四个字看似简单，却让历代经学家们费尽了口舌。"春"，还好理解，就是春天。古代经学家解释《春秋经》的得名，神秘主义一派的经典意见如《三统历》"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故名《春秋》"，朴素一些的说法如《春秋说》，说孔子作《春秋经》春天动笔，秋天完成，所以叫《春秋》，（Ⅲ）
杜预还有过一种经典见解，说这是截取了"春夏秋冬"中的"春秋"来表示全年。（Ⅳ）
这个解释很有道理，但从现在的考古证据来看，在周原发现的甲骨卜辞显示了周人早年在一年之中只分春秋、并无冬夏，殷商时代同样如此。从中可以推测一年四季之分是相当后起之事，时间大约是在西周初年。（Ⅴ）
这就意味着，"春秋"二字并不见得就是截取"春夏秋冬"而来，其本身就足以标志完整的一年了。而考之殷商甲骨，春、秋二字都是"年"的意思，说"今春"就等于说"今年"。（Ⅵ）
在这个问题上，曾经很迷惑人的就是《尚书·尧典》，如果这篇文献真是历史实录的话，那么早在尧的时候就已经分出四季了。
再看"正月"，也好理解，正月就是一月，这种称呼在殷商时代也已经有了。（Ⅶ）
（Ⅲ）[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注疏》：问曰：案《三统历》云："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故名《春秋》。"贾、服依此以解《春秋》之义，不审何氏何名《春秋》乎？答曰：公羊何氏与贾、服不异，亦以为欲使人君动作不失中也。而《春秋说》云"始于春，终于秋，故曰《春秋》"者，道春为生物之始，而秋为成物之终，故云始于春，终于秋，故曰《春秋》也。而旧云《春秋说》云"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作《春秋》，九月书成。以其书春作秋成，故云《春秋》也"者，非也……
（Ⅳ）[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杜预《集解》序：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则错举以为之名也。
（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第2页：春、夏、秋、冬四时之名，至迟起于西周。
（Ⅵ）胡厚宣：《殷代年岁称谓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
（Ⅶ）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6页引董作宾《殷历谱》下编卷一："殷代之称正月，始自祖甲，则无可疑。……即在改制之初称正月，并列举一月之旧名。"另参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郭沫若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311页：按此殆当时之时宪书也。"月一正"者即一月又名正月。
至此，隐公元年，春，正月，年度、季节、月份这三大时间要素已经齐备，但麻烦的问题又来了--问题不在于缺了什么，却在于多了什么。多出来一个"王"字。为什么不是"春正月"，而是"春王正月"呢？这个"王"字摆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王"字很多人认为是孔子特意写上去的，是谓"特笔"，但这个"特笔"意义何在呢？
仔细打量这个"王"字，越看越觉得神奇：三横一竖，寓意宏大，古人有说三横象征着天、地、人，一竖是贯通了天、地、人，是谓以一贯三，这才为天下景仰的王者之象。（Ⅰ）
--这个深刻的哲理建基于一个错误的训诂，已经不为现代学者所取。但"王"字的本义是什么呢？学者们到现在也没争论清楚。
"王"的字义可以放在一边，现在我们要关心的是，这个"王"究竟指的是谁？
《公羊传》说，这个"王"指的是周文王。周文王一向被认为是周人当中第一位接受老天爷委任的王，即"受命王"。另一种常见说法（比如孔颖达说）是："王"指的是当时在位的周天子，即"时王"。这也算公羊学家和《左传》学家的一个基本分歧所在。清代公羊家孔广森曾引述孔子"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由此而推想孔子作《春秋》之本意，并反驳《左传》学者说：这个"王"怎么可能是时王呢？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日衰，在位的周天子很久都没下发过月份牌了。（Ⅱ）
这种争执，看似拘泥小节、无谓之至，实则大有深意，关乎立国之本。我在《春秋大义》里讲过《公羊传》关于齐襄公九世复仇的一则大义如何被汉武帝拿来以论证打击匈奴的必要性：当初，齐国受纪国陷害，国君被周天子扔到锅里煮了，九世之后，齐襄公向纪国复仇。都过了九代人了，这个仇难道还要报吗？《公羊传》的回答是：当然要报，因为对国君来说，国家与君主是一体的，国就是君，君就是国，而国君的位子世代相袭，所以前代的国君和后代的国君也是一体的。所以，侵犯国家就等于侵犯国君，侵犯国君也就等于侵犯国家；侵犯前代国君就等于侵犯后代国君，侵犯后代国君也就等于侵犯前代国君，如果结了仇，不管过了多少代也一定要报。--当时汉武帝的意思就是：刘邦曾被匈奴欺负过，这个仇到我这儿虽然已经过了好几代了，但根据春秋大义，该报的就一定要报！
这就牵涉我们现在这个周文王的问题了。周文王是周人第一位"受命王"，接受的是老天爷的委任。那么，按照公羊理论，国家与国君一体，前王和后王一体，"春王正月"的"王"自然该是周文王。清代公羊家庄存与把这个问题说得很透：接受老天爷委任的那位王（受命王）叫做太祖，太祖的接班人叫做继体。所谓继体，是继承太祖的意思，不敢说自己的王位也是受之于天，只能说是受之于太祖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连周武王那样的圣王都要归命于周文王而不敢自专，何况后世子孙呢？从文书诰命到政治体制，都打着周文王的旗号，这才是尊祖、尊天地的道理。（Ⅲ）
（Ⅰ）[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卷一引《字林》：王者天地人，一贯三为王，天下所法也。
（Ⅱ）[清]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子尝曰："文王既没，文不再兹乎？"盖治《春秋》之本意也。治左氏者，以"王正月"为时王之正月。周之东迁，时王不能颁月久矣。且如左氏说，襄公季年归余再失，哀公之世界大火东流，鲁历未必尽合周历，而《春秋》强据鲁史正月号称时王之正月，不亦诬乎？
（Ⅲ）[清]庄存与《春秋正辞》卷一：公羊子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闻之曰：受命之王曰太祖，嗣王曰继体。继体也者，继太祖也，不敢曰受之天，受之太祖也，自古以然。文王，受命之祖也，成康以降，继文王之。
庄存与并不是一个求实风格的学者，但他举的这个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例子倒很贴切，和（Ⅰ）《论语》里边"父亲死后，儿子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才算孝顺"的说法也是比较合拍的。周文王是周人的受命王，把受命于天的那一年定为元年，积极筹备克商大业，可到第七年的时候，壮志未酬身先死，儿子周武王继位。但周武王并没有改元，而是把自己继位的这一年称为八年，行军的时候也带着周文王的灵位（木主），这都是在强调自己对周文王的"继承"。庄存与的解说就是从这层意思而来的，被抽象出来的道理就是"尊王、尊祖、尊天地"。
再来看看《公羊传》的这则春秋大义：国家与国君一体，前王和后王一体，看似很牵强，但在先秦的宗法社会里，这么说是一点儿都不错的。所谓宗法社会，宗统就是君统，家就是国，家长就是国君，这都是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天下，和秦汉以后那种皇帝制度的家天下迥然不同。
《春秋经》一经三传都是诞生于宗法社会的，而随着社会从宗法进入专制的转型，旧概念不再适应新社会了，于是，就像在很多社会转型期都会发生的那样，旧概念的字面本身被原封不动地沿用了下来，其内涵却已经被偷偷地换掉了。所以，在汉武帝打匈奴的那个例子里，《公羊传》的九世复仇理论从严格意义上来看其实并不适用，汉武帝派出去为自家先祖抛头颅、洒热血的那些人绝大多数并不是汉朝刘家血缘上的亲属，也不是在汉朝享有政治权利的国民。换句话说，这些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既不是作为亲属在为家族复仇，也不是作为享有政治权利的国民在为国家复仇，只不过奴才在为主子复仇而已，尽管奴才为主子复仇有些时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的奴才的利益。
那么，从齐襄公九世复仇来看"国、君一体"的春秋大义，下面这两句话性质一样吗：
（1）"什么是齐国？齐襄公就是齐国。"
（2）"什么是大清国？老佛爷就是大清国。"
"春王正月"的这个"王"字，在"事实正确"的层面上不过是个训诂之争，而在"政治正确"的层面上却关乎国本。回顾庄存与对《公羊传》的这段解读，就文本论文本可以说大体无误，但在清朝的社会格局之下有没有偷换概念之嫌呢？况且，即便庄存与对《公羊传》的解释准确无误，但《公羊传》对《春秋经》的解读也是准确无误的吗？"春王正月"的"王"当真指的是周文王吗？
如上所述，如果说是周文王，既符合历史背景，也符合逻辑推理，但符不符合事实就不好说了。现在的金文证据很多，有"王正月"、"王五月"等等，从商朝就这么写了，而且所谓"王"也不一定都是周天子，有楚王，也有晋王，大家各用各的历法，不一定都遵从周天子的。（Ⅱ）
那么，有两点可以推断：一，"王"字由来已久，很难说是孔子的特笔；二，不管楚国体也者，武王有明德，受命必归文王，是谓天道。武王且不敢专，子孙其敢或干焉？命曰文王之命，位曰文王之位，法曰文王之法，所以尊祖，所以尊天地也。
（Ⅰ）《论语·学而》：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Ⅱ）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0－11页。
和晋国怎么搞，鲁国还是奉行周天子的历法的，所以，《春秋经》里的"王正月"，指的应该就是当时周朝中央政府所制订的历法中的正月。那么"春王正月"这四个字的断句也就应该是"春，王正月"--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当中的《春秋》三传就都是这么断句的。
"春王正月"四个字为历代学者所重，由此而阐发出来的春秋大义难以计数，不同解读之间的辩难更是在所多有，甚至就为这四个字还有专著出现，即明代张以宁的《春王正月考》，可见这有多重要。
但是，无非是周历正月而已，有那么重要吗？难道这里边还有什么政治意义吗？
这还真是不易被现代人理解的一个问题。好比说，无论世界各地，无论民主政府还是专制政府，2000年1月永远是2000年1月，在哪儿都一样。但古时候可不是这样的，那时候的习惯是：不同的政权有不同的历法，如果是同一个国家，一旦改朝换代，不仅年号要变，就连月份也要变，比如把原来的十二月变成现在的一月。孔颖达说：所谓"王正月"，王者改朝换代，必然要改用新历法和新年号，好让大家耳目一新。按照老说法，夏代以建寅之月为正月，殷商以建丑之月为正月，周代以建子之月为正月（这个说法虽然不是"事实正确"，却先后赢得了"义理正确"和"政治正确"，并对现实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夏、商、周三代制度不同，所以历法的正朔不同，至于服色，《礼记·檀弓》说："夏代以黑色为贵，殷商以白色为贵，周代以赤色为贵。"（Ⅰ）
所谓建子、建丑、建寅，先说说子、丑、寅：这是十二地支里的前三位。古人用干支记时，无论年、月、日、时，都用这套干支系统来记录，就如同我们现在无论年、月、日、时，都用阿拉伯数字来记录一样。建子的"子"可以大略理解为月份的名称，十二个地支正好是十二个月，子就是夏历（农历）的十一月。《说文·子部》："子，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人以为称"，这是说"子"是从"万物滋生"的"滋"同音相转而来的，但考诸甲骨、金文，"子"应该是一个象形字，本义应是"幼儿"。
《礼记·月令》"仲冬之月"，郑玄注释说："仲冬者，日月会于星纪，而斗建子之辰也。"这就讲到"建子"，而"建子"之前有个很重要的字："斗"。
（Ⅰ）[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言"王正月"者，王者革前代，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变人视听。夏以建寅之月为正，殷以建丑之月为正，周以建子之月为正，三代异制，正朔不同，故《礼记·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郑康成依据纬候以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变。如孔安国以自古皆用建寅为正，唯殷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杜无明说，未知所从。正是时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
这个"斗"指的是北斗星，北斗七星像一个大勺子围绕着北极星转圈，一年转一圈，古人以此记时，于是有"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的说法。那么，如果把东西南北的四大方位再细分一下，联系上文讲过的"天有十二次"，或者按现代的说法想像一下黄道十二宫，把斗柄所的指向的方位分成十二份，每一份以一个地支表示（比如"子"或"丑"），代表一个月，斗柄的指向就叫做"建"，如果斗柄指向"子"，就叫"建子"，周历就是以"建子"作为一年当中的第一个月，一旦改朝换代，这些都得跟着改。--这是古代的一种主流解释，异议也是有的，比如祖冲之就很
怀疑这种说法，但我就不扯那么多了。（Ⅰ）
的确，历法在古代既是一个生活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改朝换代之后如果你还坚持奉行旧朝代的正朔，这是最让统治者忌讳的，也是前代遗民表达孤忠的一种方式。改朝换代就要"改正朔"，所谓正朔，"正"就是正月，一年的第一个月，"朔"就是朔日，一个月里的第一天。所谓建寅之月、建丑之月、建子之月，分别是现在的农历正月、十二月和十一月。孔颖达的意思是：夏朝本来是以现在的农历正月作为正月的，殷商改朝换代，把夏代历法的十二月作为自己的正月，周人改朝换代，又把殷商的十二月（也就是夏代的十一月）作为自己的正月。夏商周这三代不同的正月被后人称作"三正"。
"三正"的说法来源很早，在《尚书·甘誓》里就有记载了。《甘誓》据说是大禹或夏启在一次军事总动员上的训话，其中说到敌人有扈氏很坏，他们"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五行"和"三正"对举，意思似乎是很明确的，所以直到宋代，对于"五行"，经学家们都没觉得这里边有什么问题。从元代以后，异说才开始出现，但直到现在也没有定论。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夏朝那时候还没有出现相生相克那种意义上的五行观念，这个"五行"，专家们或者说是五种基本的物质分类（就好比我们把物质分为固体、液体和气体一样），（Ⅱ）或者说这就是"天道"（Ⅲ），或者说这是指"五行"的本义，即我们现在所说的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Ⅳ）
对"三正"的解释从汉朝就有分歧了。《尚书大传》把"三正"解释为"三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稍后再作解释）；马融解释为"建子、建丑、建寅"，是为"三正"；郑玄则说"三正"是"天地人之正道"。
如果取《尚书大传》和马融的说法，这就引起了一个问题：如果每次改朝换代都要这么变一下，历史纪年还不变成一锅粥了，非把历史系学生折磨死不成？
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是：正朔并不会永远这么变下去，并不会令人无比头痛地从"三正"最后变成"十二正"，而是事不过三--一种说法是：正月只在建寅、建丑、建子这三者之间反复循环；另一种说法是在夏代以前一直是建寅，到殷商革命才有建丑，周人革了殷商之命才有建子。（Ⅴ）
当然，即便是事不过三，仅仅是"三正"而不是"十二正"在循环反复，这也够让人头疼的。好在这种理论并没有随着改朝换代而被严格采用。在唐代肃宗以前，建寅、建子确实被改过若干次，《史记》和《汉书》还曾因此而对历史记载做过追溯性的修改，而从唐肃宗上元三年（762年）以后，以建寅为岁首就一直被沿用下去了，直到清末。（Ⅵ）
（Ⅰ）参见[清]孙星衍《问字堂集》卷二"斗建辨"。
（Ⅱ）金景芳、吕绍纲：《〈尚书·虞夏书〉新解》（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445页。
（Ⅲ）李一民：《〈甘誓〉所反映的夏初社会--从〈甘誓〉看夏与有扈的关系》，《〈尚书〉与古史研究》（中州书画出版社1983年第2版）。
（Ⅳ）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第1版），第869页。
（Ⅴ）[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郑康成依据纬候以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变。如孔安国以自古皆用建寅为正，唯殷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杜无明说，未知所从。
（Ⅵ）详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版），640－642页。
作为政治哲学的"三正"之说影响深远，但作为事实的"三正"之说却未必是那么板上钉钉。深究一下的话，又会发现歧义纷纭，莫衷一是（Ⅰ）。对于《尚书·甘誓》里那个文献上最早的"三正"记录，学者们早就产生怀疑了。到了现代，有人把"正"解释为"政"，意为政治措施（李一民、金景芳、吕绍纲），也有解释为长官的（刘起釪、于省吾），但无论取哪种说法，"建子、建寅、建丑"的旧说已经可以被废弃掉了。
其实，当初古人心里就不是很有谱的，更让人头疼的是，即便是一个对圣人典籍毫无怀疑的人，对这个问题也难免会产生一丝怀疑。--宋人吕大圭《春秋或问》在面对"春王正月"到底是建子还是建寅的问题时，首先便来了这样一句感慨："此千百年未决之论也。"至于为什么千百年一直悬而未决，吕大圭说：如果持建子之说，那就会与《诗经》、《尚书》的相关记载合不上拍，如果取建寅之说，又会和《周礼》、《春秋》、《孟子》合不上拍。这些书全是圣人经典，说谁错都不合适。（Ⅱ）
时至现代，技术手段比古人强得多了，对"三正"的考据虽然还是充满异说，但总算进了一步。以殷历而论，殷正应该建丑，可根据常玉芝从甲骨卜辞的考证，殷历的一月该是夏历的五月（Ⅲ），或如郑慧生"殷正建未"说（Ⅳ），认为殷历一月该是夏历六月，或如张培瑜、孟世凯"殷代岁首不固定"的说法（Ⅴ），也距离"建丑"不太近。
历法这东西专业性很强，董作宾就说："我们历史上，称'寅正'、'丑正'、'子正'，并不是可以随便命名的，不能说我们可以随便把一次月亮从朔到晦叫它一个名字，"这里边还牵涉着节气等等问题（Ⅵ），我还是简而言之好了：如果想在感性上有个大概的认识，周历和夏历，我们大体可以将之理解为现在的公历和农历，其间的差异大约也就是现在公历和农历的差异。（Ⅶ）历法在古代是件大事。杨伯峻说："相传周王朝于每年末颁明年历书于诸侯，诸侯奉而行之。"（Ⅷ）
杨老师还在他的《论语译注》里解释"告朔之饩羊"的时候详细讲过个中原委："每年秋冬之交，周天子把第二年的历书颁给诸侯。这历书包括那年有无闰月，每月的初一是哪一天，因之叫'颁告朔'。诸侯接受了这一历书，藏于祖庙，每逢初一，便杀一只活羊祭于庙，然后回到朝廷听政。这祭庙叫做'告朔'，听政叫做'视朔'，或者'听朔'。"（Ⅸ）
（Ⅰ）殷崇浩：《〈七月〉之历探》，《文史》总第15辑，第180，182页：先秦时代，多历并存，除六历（黄帝调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而外，还有其他古历……然而对于这众多历法的认识至今仍然是模糊的。在汉代，学者们基于它们之中的夏、殷、周三历在春秋战国时并用的情况，弄出了一个三正的理论……并没有科学上的根据。……汉代学者之说，一直未被学术界认可。唐朝的司马贞也有一说，他认为殷人之历为建子之历，亦不过一家之说而已。殷人的历法到底如何，有待探索。
（Ⅱ）[宋]吕大圭《春秋或问》卷一"春王正月"条：或问："王正月之说，建子之月乎？建寅之月乎？"曰："此千百年未决之论也。以愚观之，以《春秋》考《春秋》足矣。大抵从建子之说，则与《诗》、《书》不合，从建寅之说，则与《周礼》、《春秋》、《孟子》不合……"
（Ⅲ）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369页。
（Ⅳ）郑慧生：《殷正建未说》，《史学月刊》1984年第1期。
（Ⅴ）张培瑜、孟世凯：《商代历法的月名、季节和岁首》，《先秦史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1版。
（Ⅵ）详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第643－644页。
（Ⅶ）钱穆：《论语新解》（巴蜀书社1985年第1版），第378页：今仿欧美用阳历，略在冬至后十日改岁，犹周正也。阴历合于农时，今亦谓之农历。
（Ⅷ）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隐公元年》（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6页。
（Ⅸ）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1版），第29页。
杨老师的这个解释属于若干解释中的一种，钱穆还曾推测说："盖周自幽厉以后，即已无颁告朔之礼，畴人弟子分散，鲁秉周礼，自有历官，故自行告朔之礼也。"（Ⅰ）（"畴人子弟"即周王室负责历法的专人，钱穆此说应是出自《汉书·律历志》。依《汉书·律历志》所说，应该存在着五种历法，尤其令人疑惑的是：其中既有《周历》，也有《鲁历》。（Ⅱ））
杨老师说"相传"，钱老师说"盖"，语气都不那么肯定，但无论依据他们当中谁的说法，，周王室颁布的历书和秉承周礼的鲁国自定的历书上，肯定都是建子之月的所谓"周正"，即以夏历十一月作为自己的正月。"王正月"自然也就意味着这是周正的正月，意味着鲁国奉行的是周王室的历法。
金文中的"王正月"并不罕见，比如官鼠窜▓【造字：上"木"下"又"】父鼎："唯王正月既死霸乙卯……"（Ⅲ）散季簋："唯王四年八月……"（Ⅳ）等等。杨伯峻考察两周的青铜器，说西周的器皿大多是王朝卿士所作，记录日期多用"唯王某月某日"这种说法，而东周器皿大多是诸侯巨族所制，有些就用自己诸侯国内部的历法而不用周正，比如鄀公簋的铭文说："唯鄀正二月初吉乙丑……"，表明自己用的是自家诸侯国内的"鄀正"而不是周正。鲁国是和周王室最为亲近的诸侯国，一直奉行周正，整个《春秋经》所载的二百四十二年间，鲁国从来都用周正，只是当时推算历法的技术手段还不够高明，所以些误算之处。（Ⅴ）
杨老师说得不错，通观《春秋经》全文，确实二百四十二年间鲁国一直奉行周正不辍。但是，杨老师这个立论的基础是：《春秋经》是历代鲁国史官共同记录的作品，其间并没有孔子的手脚。是的，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上述立论才是成立的，而如果《春秋经》真是孔子或"作"或"修"过的，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在时间记录上的统一性其实是孔子（或其他什么人）加工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赵伯雄便是站在杨伯峻的对立面上，他的《〈春秋〉记事书时考》对《春秋》的历法问题给出了周密的论证。（Ⅵ）
赵伯雄认为，周人改正朔，不但改了岁首，也改了月名，以前的夏历十一月在《春秋》里被称为正月，其他月份依次类推，是谓"改月"，这在先秦其他文献当中是可以找到证据的。比如《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初见梁襄王，说他"望之不似人君"那段："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这是说如果七八月之间天气干旱，禾苗就会枯槁，但是，如果是农历（夏历）的七八月，禾苗已经接近成熟了，都快该收割了，这时候就算天旱也无所谓了。那么，反推一下，什么时候禾苗才最需要雨水、最害怕干旱呢？是农历的五六月。而周历的七八月正好就是农历（夏历）的五六月。所以，孟子这里说的"七八月"应该就是周历的七八月。
《左传·昭公十七年》："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这是说大火星的出现按夏历是在三月，按商历是在四月，按周历是在五月。这话就说得相当明确了。
（Ⅰ）钱穆：《论语新解》（巴蜀书社1985年第1版），第67页。
（Ⅱ）《汉书·律历志》：三代既没，五伯之末，史官丧纪，畴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记，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
（Ⅲ）《金文今译类检·殷商西周卷》（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37页。
（Ⅳ）《金文今译类检·殷商西周卷》，第60页。
（Ⅴ）详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隐公元年》（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6页。
（Ⅵ）赵伯雄：《〈春秋〉记事书时考》，《文史》2006年第3辑，第5－14页。
"改月"倒也不会给实际生活造成多大障碍，比如我们现在使用公历，相对于农历来讲不但改月，而且改日了，但大家还都照旧生活，没多少人会觉得这有多大的不变。然而，如果季节的说法也跟着变了，那麻烦可就大了。--《春秋经》恰恰就存在这个问题。
《春秋经》在月份之前往往冠以季节之名，比如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就是说："鲁隐公元年，春天，周历的正月"。但是，周历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一月，可夏历十一月无论如何也不该算是春天吧？本来按夏历的划分，一、二、三月是春天，四、五、六月是夏天，七、八、九月是秋天，十、十一、十二月是冬天，一改成周历，居然还是一、二、三月是春天……这么排下来的，这一改月份，连季节也跟着改了。古人称季节为"时"，所以把这一改动称为"改时"。可是，如果季节当真被这样改动了，这要给农耕社会带来多大的困扰啊。所以，如果《春秋经》的时间记录当真是鲁国一代代史官忠实所记，如果鲁国当真奉行这样一种不但改月、而且改时的历法，这实在难以想像。
考察西周及春秋的其他文献，会发现那时人们所说的春夏秋冬完全是本来意义上的（即夏历的）春夏秋冬，丝毫没有"改时"的迹象，而能够证明存在"改时"的例子却一例也找不出来。赵老师的结论是：周人在改正朔之后，"改月"倒是有的，但绝对没有"改时"。
赵、杨的分歧于此可见。杨伯峻说："四时之记，西周早已有之，且以建寅为正，与实（Ⅰ）际时令相合。《春秋》之四时，则不合于实际时令。"而赵伯雄的意思却是：《春秋》之"改时"，既在实际生活中匪夷所思，考之典籍则当属子虚乌有，《春秋》之四时不合于实际时令，这是为什么呢？--这就牵扯出《春秋经》作者的问题了，杨伯峻曾经从文本比较来作分析，认为《春秋经》就是鲁史原文，并不存在孔子的手笔（Ⅱ）；而赵伯雄则从时间记载入手，分析出《春秋经》必然经过某人有意识的统筹。
杨伯峻列举了多条材料证实《春秋经》只是鲁史原文，比如（1）孔子明知史书有误而不订正；（2）《论语》里对孔子"作《春秋》"或"修《春秋》"只字未提；（3）《春秋经》前后体例有不统一的地方，不像经过统一编纂；（4）被认为孔子亲手修订的文字在晋国史书里竟然也是一样写的……这些材料虽然说服力很强，但要把立论凿实似乎还不足够。比如，（1）孔子明知史书有误而不订正，可能只是一时一事之论，再说人到底是会变的，我们不能因为看到孔子三十岁那年立誓戒烟的史料就认定他五十岁抽烟的史料为伪--如果换我自己，早饭前立誓戒烟，早饭后吞云吐雾，这绝对是不能互相证伪的；（2）《论语》没提并不意味着事情一定没有，也许是竹简脱落，也许是在后人的编纂过程中被人为删削，也许孔子根本就不愿意多提这事（他觉得私家修史有僭越之嫌）；（3）《春秋经》前后体例不统一，也许是孔子没改完全，也许是他粗心大意，也许是隐含着什么微言大义而特意留下破绽等待后人发掘；（4）被认为孔子亲手修订的文字在晋国史书里竟然也是一样写的，有可能孔子对鲁史原文只是部分加工而非全部改变，和其他诸侯国史雷同的地方恰恰就是孔子沿用鲁史原文的内容……
（Ⅰ）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6页。
（Ⅱ）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5－16页。
总之，杨伯峻要论证孔子修《春秋》其事必无，这件工作是费力不讨好的，就像要证明世上不存在黑天鹅一样，就算找出了大量的证据，发现世界各地只有白天鹅、蓝天鹅、黄天鹅，但是，只要有人找到一只黑天鹅，仅仅一只，原先的立论就岌岌可危了。
赵伯雄的手法就是去寻找那"一只黑天鹅"。
赵伯雄认为，周人在改正朔之后，"改月"倒是有的，但绝对没有"改时"。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春秋经》里实实在在地记载着不合于实际时令的"春正月"、"夏四月"又该如何解释呢？赵伯雄考察西周及春秋金文中记载时间的语句，归纳说：所记不外乎四项时间因素：年、月、月相、日，金文记载时间的语句中既有只包含这四要素中之一二的，也有四项俱全的，但绝无一例是"时"（季节）与"月"连在一起的。即以文体与《春秋经》最为相近的《古本竹书纪年》而论，其中也绝无这种例子，"可以确知'时'与'月'连书的现象其实出现得很晚，应当说是战国时某些人的习惯，因此，今所见《春秋》中的'时'、'月'连书，不会是当时史官的原始记录，只能是后来整理者要表达某种理念的有意安排"。
对于古人记录时间的书写习惯，杨伯峻曾举商鞅量的铭文为例，铭文上有"冬十二月乙酉"的字样，还有越王钟铭等两例，说明战国时代记时不但季节和月份连书，季节还被细分（如孟春、仲春、季春）。
但是，杨伯峻举的是战国的例子。关于这个商鞅量，洪业在1937年的《春秋经传引得序》也曾提到。洪业说：最近金石学很热，两周青铜器铭文被释读了很多，从铭文来看，写了年、月、日、辰的多达上百，可写着季节的却只有一个，就是商鞅量。而商鞅量在时间上要晚于《春秋经》一百三十多年。那么，《春秋经》从头到尾季节记录规规矩矩，这些记载（Ⅰ）"既不符于时令，复非出于旧史，故曰：增窜之迹，甚可疑也。"
从洪业到赵伯雄，对这个看似细小问题的深入考证其实是在牵涉着有关《春秋经》身份的一个根本问题：《春秋经》到底是鲁国一代代史官积累下来的鲁史旧文，还是出自某人之手，或者经过某人统一的加工整理？
的确，"王正月"符合当时的语言习惯，而"春王正月"却不符合当时的语言习惯，古代经师也多有人以为这个"春"字是孔子所加（比如朱熹、王应麟）（Ⅱ），表达着某些难以言传的深刻涵义。
郭沫若曾在《金文所无考》中归纳了一些古文献中常见而金文中却绝无发现的内容，举其大者列了八项，说这些是有助于判断文献真伪及其时代先后的重要参照。八项中的第一项就是"四时"。（Ⅲ）
（Ⅰ）洪业：《春秋经传引得序》，《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版）。
（Ⅱ）[宋]朱熹《答张南轩书》：以《书》考之，凡书月皆不著时，疑古史记事例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后以天时加王月。
（Ⅲ）郭沫若：《金文所无考》（《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郭沫若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422页）：金文中记年月日辰之例极多，记时之例仅一见，秦"商鞅量"是也。……另参：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隐公元年》（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5－6页）：考之卜辞、西周及春秋彝器铭文与《尚书》，书四时者，彝铭无一例。然《诗·小雅·四月》："四月维夏，六月徂暑"，"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冬日烈烈，飘风发发"，《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则四时之记，西周早已有之，且以建寅为正，与实际时令相合。《春秋》之四时，则不合于实际时令。
这样看来，"春王正月"的"春"字为后来的某位作者或整理者所加，似是个呼之欲出的结论了。那么，前边王树民和张政烺对"《春秋经》为什么开始于鲁隐公"那个问题的推断也就获得了自己的一个坚强的大前提。
那么，由此稍稍推论一下，假定这位"某人"真的存在，他可就是传说中的孔子吗？赵伯雄说："通过对'书时'一事的考察，感到还是应该承认《春秋》确曾被人整理加工过，至少书中的'时'应该是后加上去的。那么是谁加上去的呢？恐怕最大的可能就是孔子；退一步讲，即使不是孔子，也应该是孔门的弟子或后学。但要完全落实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多的证据，目前暂时还无法做到。不管怎么说，《春秋》一书最初作为原始的史册，应该是没有那样严格的记'时'的；而此书作为儒家的经典或者教材来被人钻研讲论的时候，已经是严格地按照规则书'时'了。这里必定有整理者的某种思想和理念存在。"
话是在理，但是，细想一想，如果按赵老师的说法，这位"某人"就是孔子或孔门后学的话，随即便又出现了两个疑问：一是：孔子的时代是否太早，早到不会习惯"春王正月"这种语法；二是《论语·卫灵公》里有这样一段话："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颜渊问孔子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用夏朝的历法，坐商朝的车子，戴周朝的礼帽……"关于"行夏之时"，杨伯峻注释说：周历"虽然在观测天象方面比较以前进步，但实用起来却不及夏历方便于农业生产。就是在周朝，也有很多国家仍旧用夏朝历法。"（Ⅰ）钱穆说："孔子重农事，故主用夏时。"（Ⅱ）
这样看来，孔子分明是主张用夏历的，或者至少是在狭义的意义上主张使用"夏时"。那么，他又怎么会在《春秋经》里从头到尾地去"改时"呢？即便要改，也应该把周正改成夏正，以此来体现自己治理国家要"行夏之时"的政治理念呀。--是的，如果按赵伯雄所说"这里必定有整理者的某种思想和理念存在"，那也该是统改为夏时才对呀？
"行夏之时"的这个问题，古人早就想到了，尽管他们所想的并不是我现在所疑惑的这层意思。宋人胡安国在他那部有"《春秋》第四传"之地位的《春秋胡氏传》里提出了一个"以夏时冠周月"的说法，认为《春秋经》虽然改月，却没有改时，记月份用的是周历，记季节用的是夏历，这一点倒是和赵伯雄遥相呼应的。胡安国解释说：孔子告诉颜渊治国之道说"行夏之时"，作《春秋》以经世说"春王正月"，孔子这是说到做到呀。至于有人提问说："改正朔乃是天子之事，孔子虽然是圣人，但无论如何他也没做天子，他凭什么在《春秋经》里给人家改正朔呀？"话是这么说，不错，但人家孔子一方面"以夏时冠周月"来垂法后世，一方面又依据周历记事来表示自己不在天子之位而不敢擅自改变正朔。这之中的道理是非常非常微妙的哦。把"王"字加于"正"字之前，正如《公羊传》所谓是"大一统"的缘故啊。（Ⅲ）
（Ⅰ）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1版，第164页）
（Ⅱ）钱穆：《论语新解》（巴蜀书社1985年第1版，第378页）
（Ⅲ）[宋]胡安国《春秋传》：按隐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书王正月，见周之正朔犹行于天下也。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为岁首，则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为正，其书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则知月不易也，后乎周者以亥为正，其书始建国曰元年冬十月，则知时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时冠周月。何哉？圣人语颜回以为邦则曰：行夏之时。作《春秋》以经世则曰：春王正月。此见诸行事之验也。或曰非天子不议礼，仲尼有圣徳无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时冠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纪事示无其位不敢自专也。其旨微矣。加王于正者，公羊言大一统是也。
胡安国这个议论并非无源之水。早在唐代，大史家刘知几在《史通》里就说《春秋》用夏正，但说法太超前，当时没什么人信，及至宋代，程颐大谈"行夏之时"，因为他是一代儒宗，影响力很大，他这说法一出，很快便应者如云。等这些历史铺垫都做好了，这才有胡安国借势而行，把程颐的新说又推进了一步，社会上也是因为有了上述的那些历史铺垫，一些人便也很轻松地接受了这个胡氏新理论。
但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胡安国努力弥合"行夏之时"和"春王正月"，虽然用力勤勉、精神可嘉，但说服力还是稍嫌不足。这倒不是说"夏时冠周月"这个历法很怪，不合常理--其实是很合常理的，我们现在实际上就是"以夏时冠公历月"的，没人会认为公历的一、二、三月应该是春天。但有些古人的脑子是很难转过这个弯来的，于是胡安国此说一出，赞同的也多，争议的也多。朱熹就觉得孔圣人不可能把一部编年史编成这种古怪体例，况且孔子属于周朝治下，哪有改变周朝正朔之理？黄仲炎质疑说："以夏时冠周月"这对孔子来说可属于变革当时的王制，孔子一生都在反对僭越礼制，他自己如果这么做，那可算是大大的僭越了，所以这事怎么想怎么都不可能（Ⅰ）。至清人徐文靖详考历法，力驳胡安国之非，而反方尤为可观者是辨伪大家崔述的《三代正朔通考》（Ⅱ）。
"行夏之时"暂时放在一旁好了，至于"王正月"说的是周历正月，这点倒可以基本确定，此中的考据问题虽有解决，但微言大义的疑问可真困惑过不少前人。如前所述，公羊学开宗大义便讲"黜周王鲁"，但是，如果"王正月"说的是周历正月，又如何体现"黜周王鲁"呢？
刘炫曾就这个问题问难于何休，说：你说"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新王接受老天爷的委任，必定要改正朔，如果按你的说法，鲁国纪年被称为"元年"，这就意味着天命抛弃了周王室而降临鲁国，意味着鲁国不再屈尊于周天子之下了，那鲁国自当改正朔才对呀，为什么仍然奉行周历呢？你这不是自相矛盾么？（Ⅲ）
刘炫的质疑是相当有力的，而当初《公羊传》解释《春秋经》为什么要写"王正月"（周历正月），说其目的是在于"大一统"。
（Ⅰ）[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八十五：朱子曰：胡氏《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阖精神。又曰：《春秋》是鲁史，合作时王之月。又曰：夫子，周之臣子，不改周正朔。黄仲炎曰：孔子因颜渊之问有取于夏时，不应修《春秋》而遽有所改定也。胡安国氏谓《春秋》以夏时冠月而朱熹氏非之，当矣。孔子之于《春秋》，述旧礼者也，如恶诸侯之强而尊天子，疾大夫之逼而存诸侯，愤吴楚之横而贵中国，此皆臣子所得为者，孔子不敢辞焉。若夫更革当代之王制，如所谓夏时冠周月，窃用天子之赏罚，决非孔子意也。夫孔子修《春秋》，方将以律当世之僭，其可自为僭哉？[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时令表》：朱子曰："刘质夫以春字为夫子所加，但鲁史本谓之《春秋》，则似原有此字。"又曰："文定说夏时冠月，谓如公即位依旧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据《周礼》有正月，有正岁，则周初实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只是为他不顺，故欲改从夏之时。"又曰："夫子，周之臣子，《春秋》是鲁史，决不改周正朔。"
（Ⅱ）[清]崔述《三代正朔通考》，《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489－495页。
（Ⅲ）[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刘炫又难何休云："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故因以录即位。若然，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鲁得称元，亦应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托王于鲁，则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托王改元，是妄说也。
杜预还有过一种经典见解，说这是截取了"春夏秋冬"中的"春秋"来表示全年。（Ⅳ）
这个解释很有道理，但从现在的考古证据来看，在周原发现的甲骨卜辞显示了周人早年在一年之中只分春秋、并无冬夏，殷商时代同样如此。从中可以推测一年四季之分是相当后起之事，时间大约是在西周初年。（Ⅴ）
这就意味着，"春秋"二字并不见得就是截取"春夏秋冬"而来，其本身就足以标志完整的一年了。而考之殷商甲骨，春、秋二字都是"年"的意思，说"今春"就等于说"今年"。（Ⅵ）
在这个问题上，曾经很迷惑人的就是《尚书·尧典》，如果这篇文献真是历史实录的话，那么早在尧的时候就已经分出四季了。
再看"正月"，也好理解，正月就是一月，这种称呼在殷商时代也已经有了。（Ⅶ）
（Ⅲ）[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注疏》：问曰：案《三统历》云："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故名《春秋》。"贾、服依此以解《春秋》之义，不审何氏何名《春秋》乎？答曰：公羊何氏与贾、服不异，亦以为欲使人君动作不失中也。而《春秋说》云"始于春，终于秋，故曰《春秋》"者，道春为生物之始，而秋为成物之终，故云始于春，终于秋，故曰《春秋》也。而旧云《春秋说》云"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作《春秋》，九月书成。以其书春作秋成，故云《春秋》也"者，非也……
（Ⅳ）[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杜预《集解》序：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则错举以为之名也。
（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第2页：春、夏、秋、冬四时之名，至迟起于西周。
（Ⅵ）胡厚宣：《殷代年岁称谓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
（Ⅶ）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6页引董作宾《殷历谱》下编卷一："殷代之称正月，始自祖甲，则无可疑。……即在改制之初称正月，并列举一月之旧名。"另参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郭沫若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311页：按此殆当时之时宪书也。"月一正"者即一月又名正月。
至此，隐公元年，春，正月，年度、季节、月份这三大时间要素已经齐备，但麻烦的问题又来了--问题不在于缺了什么，却在于多了什么。多出来一个"王"字。为什么不是"春正月"，而是"春王正月"呢？这个"王"字摆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王"字很多人认为是孔子特意写上去的，是谓"特笔"，但这个"特笔"意义何在呢？
仔细打量这个"王"字，越看越觉得神奇：三横一竖，寓意宏大，古人有说三横象征着天、地、人，一竖是贯通了天、地、人，是谓以一贯三，这才为天下景仰的王者之象。（Ⅰ）
--这个深刻的哲理建基于一个错误的训诂，已经不为现代学者所取。但"王"字的本义是什么呢？学者们到现在也没争论清楚。
"王"的字义可以放在一边，现在我们要关心的是，这个"王"究竟指的是谁？
《公羊传》说，这个"王"指的是周文王。周文王一向被认为是周人当中第一位接受老天爷委任的王，即"受命王"。另一种常见说法（比如孔颖达说）是："王"指的是当时在位的周天子，即"时王"。这也算公羊学家和《左传》学家的一个基本分歧所在。清代公羊家孔广森曾引述孔子"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由此而推想孔子作《春秋》之本意，并反驳《左传》学者说：这个"王"怎么可能是时王呢？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日衰，在位的周天子很久都没下发过月份牌了。（Ⅱ）
这种争执，看似拘泥小节、无谓之至，实则大有深意，关乎立国之本。我在《春秋大义》里讲过《公羊传》关于齐襄公九世复仇的一则大义如何被汉武帝拿来以论证打击匈奴的必要性：当初，齐国受纪国陷害，国君被周天子扔到锅里煮了，九世之后，齐襄公向纪国复仇。都过了九代人了，这个仇难道还要报吗？《公羊传》的回答是：当然要报，因为对国君来说，国家与君主是一体的，国就是君，君就是国，而国君的位子世代相袭，所以前代的国君和后代的国君也是一体的。所以，侵犯国家就等于侵犯国君，侵犯国君也就等于侵犯国家；侵犯前代国君就等于侵犯后代国君，侵犯后代国君也就等于侵犯前代国君，如果结了仇，不管过了多少代也一定要报。--当时汉武帝的意思就是：刘邦曾被匈奴欺负过，这个仇到我这儿虽然已经过了好几代了，但根据春秋大义，该报的就一定要报！
这就牵涉我们现在这个周文王的问题了。周文王是周人第一位"受命王"，接受的是老天爷的委任。那么，按照公羊理论，国家与国君一体，前王和后王一体，"春王正月"的"王"自然该是周文王。清代公羊家庄存与把这个问题说得很透：接受老天爷委任的那位王（受命王）叫做太祖，太祖的接班人叫做继体。所谓继体，是继承太祖的意思，不敢说自己的王位也是受之于天，只能说是受之于太祖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连周武王那样的圣王都要归命于周文王而不敢自专，何况后世子孙呢？从文书诰命到政治体制，都打着周文王的旗号，这才是尊祖、尊天地的道理。（Ⅲ）
（Ⅰ）[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卷一引《字林》：王者天地人，一贯三为王，天下所法也。
（Ⅱ）[清]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子尝曰："文王既没，文不再兹乎？"盖治《春秋》之本意也。治左氏者，以"王正月"为时王之正月。周之东迁，时王不能颁月久矣。且如左氏说，襄公季年归余再失，哀公之世界大火东流，鲁历未必尽合周历，而《春秋》强据鲁史正月号称时王之正月，不亦诬乎？
（Ⅲ）[清]庄存与《春秋正辞》卷一：公羊子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闻之曰：受命之王曰太祖，嗣王曰继体。继体也者，继太祖也，不敢曰受之天，受之太祖也，自古以然。文王，受命之祖也，成康以降，继文王之。
庄存与并不是一个求实风格的学者，但他举的这个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例子倒很贴切，和（Ⅰ）《论语》里边"父亲死后，儿子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才算孝顺"的说法也是比较合拍的。周文王是周人的受命王，把受命于天的那一年定为元年，积极筹备克商大业，可到第七年的时候，壮志未酬身先死，儿子周武王继位。但周武王并没有改元，而是把自己继位的这一年称为八年，行军的时候也带着周文王的灵位（木主），这都是在强调自己对周文王的"继承"。庄存与的解说就是从这层意思而来的，被抽象出来的道理就是"尊王、尊祖、尊天地"。
再来看看《公羊传》的这则春秋大义：国家与国君一体，前王和后王一体，看似很牵强，但在先秦的宗法社会里，这么说是一点儿都不错的。所谓宗法社会，宗统就是君统，家就是国，家长就是国君，这都是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天下，和秦汉以后那种皇帝制度的家天下迥然不同。
《春秋经》一经三传都是诞生于宗法社会的，而随着社会从宗法进入专制的转型，旧概念不再适应新社会了，于是，就像在很多社会转型期都会发生的那样，旧概念的字面本身被原封不动地沿用了下来，其内涵却已经被偷偷地换掉了。所以，在汉武帝打匈奴的那个例子里，《公羊传》的九世复仇理论从严格意义上来看其实并不适用，汉武帝派出去为自家先祖抛头颅、洒热血的那些人绝大多数并不是汉朝刘家血缘上的亲属，也不是在汉朝享有政治权利的国民。换句话说，这些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既不是作为亲属在为家族复仇，也不是作为享有政治权利的国民在为国家复仇，只不过奴才在为主子复仇而已，尽管奴才为主子复仇有些时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的奴才的利益。
那么，从齐襄公九世复仇来看"国、君一体"的春秋大义，下面这两句话性质一样吗：
（1）"什么是齐国？齐襄公就是齐国。"
（2）"什么是大清国？老佛爷就是大清国。"
"春王正月"的这个"王"字，在"事实正确"的层面上不过是个训诂之争，而在"政治正确"的层面上却关乎国本。回顾庄存与对《公羊传》的这段解读，就文本论文本可以说大体无误，但在清朝的社会格局之下有没有偷换概念之嫌呢？况且，即便庄存与对《公羊传》的解释准确无误，但《公羊传》对《春秋经》的解读也是准确无误的吗？"春王正月"的"王"当真指的是周文王吗？
如上所述，如果说是周文王，既符合历史背景，也符合逻辑推理，但符不符合事实就不好说了。现在的金文证据很多，有"王正月"、"王五月"等等，从商朝就这么写了，而且所谓"王"也不一定都是周天子，有楚王，也有晋王，大家各用各的历法，不一定都遵从周天子的。（Ⅱ）
那么，有两点可以推断：一，"王"字由来已久，很难说是孔子的特笔；二，不管楚国体也者，武王有明德，受命必归文王，是谓天道。武王且不敢专，子孙其敢或干焉？命曰文王之命，位曰文王之位，法曰文王之法，所以尊祖，所以尊天地也。
（Ⅰ）《论语·学而》：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Ⅱ）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0－11页。
和晋国怎么搞，鲁国还是奉行周天子的历法的，所以，《春秋经》里的"王正月"，指的应该就是当时周朝中央政府所制订的历法中的正月。那么"春王正月"这四个字的断句也就应该是"春，王正月"--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当中的《春秋》三传就都是这么断句的。
"春王正月"四个字为历代学者所重，由此而阐发出来的春秋大义难以计数，不同解读之间的辩难更是在所多有，甚至就为这四个字还有专著出现，即明代张以宁的《春王正月考》，可见这有多重要。
但是，无非是周历正月而已，有那么重要吗？难道这里边还有什么政治意义吗？
这还真是不易被现代人理解的一个问题。好比说，无论世界各地，无论民主政府还是专制政府，2000年1月永远是2000年1月，在哪儿都一样。但古时候可不是这样的，那时候的习惯是：不同的政权有不同的历法，如果是同一个国家，一旦改朝换代，不仅年号要变，就连月份也要变，比如把原来的十二月变成现在的一月。孔颖达说：所谓"王正月"，王者改朝换代，必然要改用新历法和新年号，好让大家耳目一新。按照老说法，夏代以建寅之月为正月，殷商以建丑之月为正月，周代以建子之月为正月（这个说法虽然不是"事实正确"，却先后赢得了"义理正确"和"政治正确"，并对现实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夏、商、周三代制度不同，所以历法的正朔不同，至于服色，《礼记·檀弓》说："夏代以黑色为贵，殷商以白色为贵，周代以赤色为贵。"（Ⅰ）
所谓建子、建丑、建寅，先说说子、丑、寅：这是十二地支里的前三位。古人用干支记时，无论年、月、日、时，都用这套干支系统来记录，就如同我们现在无论年、月、日、时，都用阿拉伯数字来记录一样。建子的"子"可以大略理解为月份的名称，十二个地支正好是十二个月，子就是夏历（农历）的十一月。《说文·子部》："子，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人以为称"，这是说"子"是从"万物滋生"的"滋"同音相转而来的，但考诸甲骨、金文，"子"应该是一个象形字，本义应是"幼儿"。
《礼记·月令》"仲冬之月"，郑玄注释说："仲冬者，日月会于星纪，而斗建子之辰也。"这就讲到"建子"，而"建子"之前有个很重要的字："斗"。
（Ⅰ）[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言"王正月"者，王者革前代，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变人视听。夏以建寅之月为正，殷以建丑之月为正，周以建子之月为正，三代异制，正朔不同，故《礼记·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郑康成依据纬候以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变。如孔安国以自古皆用建寅为正，唯殷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杜无明说，未知所从。正是时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
这个"斗"指的是北斗星，北斗七星像一个大勺子围绕着北极星转圈，一年转一圈，古人以此记时，于是有"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的说法。那么，如果把东西南北的四大方位再细分一下，联系上文讲过的"天有十二次"，或者按现代的说法想像一下黄道十二宫，把斗柄所的指向的方位分成十二份，每一份以一个地支表示（比如"子"或"丑"），代表一个月，斗柄的指向就叫做"建"，如果斗柄指向"子"，就叫"建子"，周历就是以"建子"作为一年当中的第一个月，一旦改朝换代，这些都得跟着改。--这是古代的一种主流解释，异议也是有的，比如祖冲之就很
怀疑这种说法，但我就不扯那么多了。（Ⅰ）
的确，历法在古代既是一个生活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改朝换代之后如果你还坚持奉行旧朝代的正朔，这是最让统治者忌讳的，也是前代遗民表达孤忠的一种方式。改朝换代就要"改正朔"，所谓正朔，"正"就是正月，一年的第一个月，"朔"就是朔日，一个月里的第一天。所谓建寅之月、建丑之月、建子之月，分别是现在的农历正月、十二月和十一月。孔颖达的意思是：夏朝本来是以现在的农历正月作为正月的，殷商改朝换代，把夏代历法的十二月作为自己的正月，周人改朝换代，又把殷商的十二月（也就是夏代的十一月）作为自己的正月。夏商周这三代不同的正月被后人称作"三正"。
"三正"的说法来源很早，在《尚书·甘誓》里就有记载了。《甘誓》据说是大禹或夏启在一次军事总动员上的训话，其中说到敌人有扈氏很坏，他们"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五行"和"三正"对举，意思似乎是很明确的，所以直到宋代，对于"五行"，经学家们都没觉得这里边有什么问题。从元代以后，异说才开始出现，但直到现在也没有定论。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夏朝那时候还没有出现相生相克那种意义上的五行观念，这个"五行"，专家们或者说是五种基本的物质分类（就好比我们把物质分为固体、液体和气体一样），（Ⅱ）或者说这就是"天道"（Ⅲ），或者说这是指"五行"的本义，即我们现在所说的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Ⅳ）
对"三正"的解释从汉朝就有分歧了。《尚书大传》把"三正"解释为"三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稍后再作解释）；马融解释为"建子、建丑、建寅"，是为"三正"；郑玄则说"三正"是"天地人之正道"。
如果取《尚书大传》和马融的说法，这就引起了一个问题：如果每次改朝换代都要这么变一下，历史纪年还不变成一锅粥了，非把历史系学生折磨死不成？
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是：正朔并不会永远这么变下去，并不会令人无比头痛地从"三正"最后变成"十二正"，而是事不过三--一种说法是：正月只在建寅、建丑、建子这三者之间反复循环；另一种说法是在夏代以前一直是建寅，到殷商革命才有建丑，周人革了殷商之命才有建子。（Ⅴ）
当然，即便是事不过三，仅仅是"三正"而不是"十二正"在循环反复，这也够让人头疼的。好在这种理论并没有随着改朝换代而被严格采用。在唐代肃宗以前，建寅、建子确实被改过若干次，《史记》和《汉书》还曾因此而对历史记载做过追溯性的修改，而从唐肃宗上元三年（762年）以后，以建寅为岁首就一直被沿用下去了，直到清末。（Ⅵ）
（Ⅰ）参见[清]孙星衍《问字堂集》卷二"斗建辨"。
（Ⅱ）金景芳、吕绍纲：《〈尚书·虞夏书〉新解》（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445页。
（Ⅲ）李一民：《〈甘誓〉所反映的夏初社会--从〈甘誓〉看夏与有扈的关系》，《〈尚书〉与古史研究》（中州书画出版社1983年第2版）。
（Ⅳ）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第1版），第869页。
（Ⅴ）[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郑康成依据纬候以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变。如孔安国以自古皆用建寅为正，唯殷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杜无明说，未知所从。
（Ⅵ）详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版），640－642页。
作为政治哲学的"三正"之说影响深远，但作为事实的"三正"之说却未必是那么板上钉钉。深究一下的话，又会发现歧义纷纭，莫衷一是（Ⅰ）。对于《尚书·甘誓》里那个文献上最早的"三正"记录，学者们早就产生怀疑了。到了现代，有人把"正"解释为"政"，意为政治措施（李一民、金景芳、吕绍纲），也有解释为长官的（刘起釪、于省吾），但无论取哪种说法，"建子、建寅、建丑"的旧说已经可以被废弃掉了。
其实，当初古人心里就不是很有谱的，更让人头疼的是，即便是一个对圣人典籍毫无怀疑的人，对这个问题也难免会产生一丝怀疑。--宋人吕大圭《春秋或问》在面对"春王正月"到底是建子还是建寅的问题时，首先便来了这样一句感慨："此千百年未决之论也。"至于为什么千百年一直悬而未决，吕大圭说：如果持建子之说，那就会与《诗经》、《尚书》的相关记载合不上拍，如果取建寅之说，又会和《周礼》、《春秋》、《孟子》合不上拍。这些书全是圣人经典，说谁错都不合适。（Ⅱ）
时至现代，技术手段比古人强得多了，对"三正"的考据虽然还是充满异说，但总算进了一步。以殷历而论，殷正应该建丑，可根据常玉芝从甲骨卜辞的考证，殷历的一月该是夏历的五月（Ⅲ），或如郑慧生"殷正建未"说（Ⅳ），认为殷历一月该是夏历六月，或如张培瑜、孟世凯"殷代岁首不固定"的说法（Ⅴ），也距离"建丑"不太近。
历法这东西专业性很强，董作宾就说："我们历史上，称'寅正'、'丑正'、'子正'，并不是可以随便命名的，不能说我们可以随便把一次月亮从朔到晦叫它一个名字，"这里边还牵涉着节气等等问题（Ⅵ），我还是简而言之好了：如果想在感性上有个大概的认识，周历和夏历，我们大体可以将之理解为现在的公历和农历，其间的差异大约也就是现在公历和农历的差异。（Ⅶ）历法在古代是件大事。杨伯峻说："相传周王朝于每年末颁明年历书于诸侯，诸侯奉而行之。"（Ⅷ）
杨老师还在他的《论语译注》里解释"告朔之饩羊"的时候详细讲过个中原委："每年秋冬之交，周天子把第二年的历书颁给诸侯。这历书包括那年有无闰月，每月的初一是哪一天，因之叫'颁告朔'。诸侯接受了这一历书，藏于祖庙，每逢初一，便杀一只活羊祭于庙，然后回到朝廷听政。这祭庙叫做'告朔'，听政叫做'视朔'，或者'听朔'。"（Ⅸ）
（Ⅰ）殷崇浩：《〈七月〉之历探》，《文史》总第15辑，第180，182页：先秦时代，多历并存，除六历（黄帝调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而外，还有其他古历……然而对于这众多历法的认识至今仍然是模糊的。在汉代，学者们基于它们之中的夏、殷、周三历在春秋战国时并用的情况，弄出了一个三正的理论……并没有科学上的根据。……汉代学者之说，一直未被学术界认可。唐朝的司马贞也有一说，他认为殷人之历为建子之历，亦不过一家之说而已。殷人的历法到底如何，有待探索。
（Ⅱ）[宋]吕大圭《春秋或问》卷一"春王正月"条：或问："王正月之说，建子之月乎？建寅之月乎？"曰："此千百年未决之论也。以愚观之，以《春秋》考《春秋》足矣。大抵从建子之说，则与《诗》、《书》不合，从建寅之说，则与《周礼》、《春秋》、《孟子》不合……"
（Ⅲ）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369页。
（Ⅳ）郑慧生：《殷正建未说》，《史学月刊》1984年第1期。
（Ⅴ）张培瑜、孟世凯：《商代历法的月名、季节和岁首》，《先秦史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1版。
（Ⅵ）详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第643－644页。
（Ⅶ）钱穆：《论语新解》（巴蜀书社1985年第1版），第378页：今仿欧美用阳历，略在冬至后十日改岁，犹周正也。阴历合于农时，今亦谓之农历。
（Ⅷ）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隐公元年》（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6页。
（Ⅸ）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1版），第29页。
杨老师的这个解释属于若干解释中的一种，钱穆还曾推测说："盖周自幽厉以后，即已无颁告朔之礼，畴人弟子分散，鲁秉周礼，自有历官，故自行告朔之礼也。"（Ⅰ）（"畴人子弟"即周王室负责历法的专人，钱穆此说应是出自《汉书·律历志》。依《汉书·律历志》所说，应该存在着五种历法，尤其令人疑惑的是：其中既有《周历》，也有《鲁历》。（Ⅱ））
杨老师说"相传"，钱老师说"盖"，语气都不那么肯定，但无论依据他们当中谁的说法，，周王室颁布的历书和秉承周礼的鲁国自定的历书上，肯定都是建子之月的所谓"周正"，即以夏历十一月作为自己的正月。"王正月"自然也就意味着这是周正的正月，意味着鲁国奉行的是周王室的历法。
金文中的"王正月"并不罕见，比如官鼠窜▓【造字：上"木"下"又"】父鼎："唯王正月既死霸乙卯……"（Ⅲ）散季簋："唯王四年八月……"（Ⅳ）等等。杨伯峻考察两周的青铜器，说西周的器皿大多是王朝卿士所作，记录日期多用"唯王某月某日"这种说法，而东周器皿大多是诸侯巨族所制，有些就用自己诸侯国内部的历法而不用周正，比如鄀公簋的铭文说："唯鄀正二月初吉乙丑……"，表明自己用的是自家诸侯国内的"鄀正"而不是周正。鲁国是和周王室最为亲近的诸侯国，一直奉行周正，整个《春秋经》所载的二百四十二年间，鲁国从来都用周正，只是当时推算历法的技术手段还不够高明，所以些误算之处。（Ⅴ）
杨老师说得不错，通观《春秋经》全文，确实二百四十二年间鲁国一直奉行周正不辍。但是，杨老师这个立论的基础是：《春秋经》是历代鲁国史官共同记录的作品，其间并没有孔子的手脚。是的，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上述立论才是成立的，而如果《春秋经》真是孔子或"作"或"修"过的，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在时间记录上的统一性其实是孔子（或其他什么人）加工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赵伯雄便是站在杨伯峻的对立面上，他的《〈春秋〉记事书时考》对《春秋》的历法问题给出了周密的论证。（Ⅵ）
赵伯雄认为，周人改正朔，不但改了岁首，也改了月名，以前的夏历十一月在《春秋》里被称为正月，其他月份依次类推，是谓"改月"，这在先秦其他文献当中是可以找到证据的。比如《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初见梁襄王，说他"望之不似人君"那段："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这是说如果七八月之间天气干旱，禾苗就会枯槁，但是，如果是农历（夏历）的七八月，禾苗已经接近成熟了，都快该收割了，这时候就算天旱也无所谓了。那么，反推一下，什么时候禾苗才最需要雨水、最害怕干旱呢？是农历的五六月。而周历的七八月正好就是农历（夏历）的五六月。所以，孟子这里说的"七八月"应该就是周历的七八月。
《左传·昭公十七年》："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这是说大火星的出现按夏历是在三月，按商历是在四月，按周历是在五月。这话就说得相当明确了。
（Ⅰ）钱穆：《论语新解》（巴蜀书社1985年第1版），第67页。
（Ⅱ）《汉书·律历志》：三代既没，五伯之末，史官丧纪，畴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记，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
（Ⅲ）《金文今译类检·殷商西周卷》（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37页。
（Ⅳ）《金文今译类检·殷商西周卷》，第60页。
（Ⅴ）详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隐公元年》（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6页。
（Ⅵ）赵伯雄：《〈春秋〉记事书时考》，《文史》2006年第3辑，第5－14页。
"改月"倒也不会给实际生活造成多大障碍，比如我们现在使用公历，相对于农历来讲不但改月，而且改日了，但大家还都照旧生活，没多少人会觉得这有多大的不变。然而，如果季节的说法也跟着变了，那麻烦可就大了。--《春秋经》恰恰就存在这个问题。
《春秋经》在月份之前往往冠以季节之名，比如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就是说："鲁隐公元年，春天，周历的正月"。但是，周历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一月，可夏历十一月无论如何也不该算是春天吧？本来按夏历的划分，一、二、三月是春天，四、五、六月是夏天，七、八、九月是秋天，十、十一、十二月是冬天，一改成周历，居然还是一、二、三月是春天……这么排下来的，这一改月份，连季节也跟着改了。古人称季节为"时"，所以把这一改动称为"改时"。可是，如果季节当真被这样改动了，这要给农耕社会带来多大的困扰啊。所以，如果《春秋经》的时间记录当真是鲁国一代代史官忠实所记，如果鲁国当真奉行这样一种不但改月、而且改时的历法，这实在难以想像。
考察西周及春秋的其他文献，会发现那时人们所说的春夏秋冬完全是本来意义上的（即夏历的）春夏秋冬，丝毫没有"改时"的迹象，而能够证明存在"改时"的例子却一例也找不出来。赵老师的结论是：周人在改正朔之后，"改月"倒是有的，但绝对没有"改时"。
赵、杨的分歧于此可见。杨伯峻说："四时之记，西周早已有之，且以建寅为正，与实（Ⅰ）际时令相合。《春秋》之四时，则不合于实际时令。"而赵伯雄的意思却是：《春秋》之"改时"，既在实际生活中匪夷所思，考之典籍则当属子虚乌有，《春秋》之四时不合于实际时令，这是为什么呢？--这就牵扯出《春秋经》作者的问题了，杨伯峻曾经从文本比较来作分析，认为《春秋经》就是鲁史原文，并不存在孔子的手笔（Ⅱ）；而赵伯雄则从时间记载入手，分析出《春秋经》必然经过某人有意识的统筹。
杨伯峻列举了多条材料证实《春秋经》只是鲁史原文，比如（1）孔子明知史书有误而不订正；（2）《论语》里对孔子"作《春秋》"或"修《春秋》"只字未提；（3）《春秋经》前后体例有不统一的地方，不像经过统一编纂；（4）被认为孔子亲手修订的文字在晋国史书里竟然也是一样写的……这些材料虽然说服力很强，但要把立论凿实似乎还不足够。比如，（1）孔子明知史书有误而不订正，可能只是一时一事之论，再说人到底是会变的，我们不能因为看到孔子三十岁那年立誓戒烟的史料就认定他五十岁抽烟的史料为伪--如果换我自己，早饭前立誓戒烟，早饭后吞云吐雾，这绝对是不能互相证伪的；（2）《论语》没提并不意味着事情一定没有，也许是竹简脱落，也许是在后人的编纂过程中被人为删削，也许孔子根本就不愿意多提这事（他觉得私家修史有僭越之嫌）；（3）《春秋经》前后体例不统一，也许是孔子没改完全，也许是他粗心大意，也许是隐含着什么微言大义而特意留下破绽等待后人发掘；（4）被认为孔子亲手修订的文字在晋国史书里竟然也是一样写的，有可能孔子对鲁史原文只是部分加工而非全部改变，和其他诸侯国史雷同的地方恰恰就是孔子沿用鲁史原文的内容……
（Ⅰ）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6页。
（Ⅱ）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5－16页。
总之，杨伯峻要论证孔子修《春秋》其事必无，这件工作是费力不讨好的，就像要证明世上不存在黑天鹅一样，就算找出了大量的证据，发现世界各地只有白天鹅、蓝天鹅、黄天鹅，但是，只要有人找到一只黑天鹅，仅仅一只，原先的立论就岌岌可危了。
赵伯雄的手法就是去寻找那"一只黑天鹅"。
赵伯雄认为，周人在改正朔之后，"改月"倒是有的，但绝对没有"改时"。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春秋经》里实实在在地记载着不合于实际时令的"春正月"、"夏四月"又该如何解释呢？赵伯雄考察西周及春秋金文中记载时间的语句，归纳说：所记不外乎四项时间因素：年、月、月相、日，金文记载时间的语句中既有只包含这四要素中之一二的，也有四项俱全的，但绝无一例是"时"（季节）与"月"连在一起的。即以文体与《春秋经》最为相近的《古本竹书纪年》而论，其中也绝无这种例子，"可以确知'时'与'月'连书的现象其实出现得很晚，应当说是战国时某些人的习惯，因此，今所见《春秋》中的'时'、'月'连书，不会是当时史官的原始记录，只能是后来整理者要表达某种理念的有意安排"。
对于古人记录时间的书写习惯，杨伯峻曾举商鞅量的铭文为例，铭文上有"冬十二月乙酉"的字样，还有越王钟铭等两例，说明战国时代记时不但季节和月份连书，季节还被细分（如孟春、仲春、季春）。
但是，杨伯峻举的是战国的例子。关于这个商鞅量，洪业在1937年的《春秋经传引得序》也曾提到。洪业说：最近金石学很热，两周青铜器铭文被释读了很多，从铭文来看，写了年、月、日、辰的多达上百，可写着季节的却只有一个，就是商鞅量。而商鞅量在时间上要晚于《春秋经》一百三十多年。那么，《春秋经》从头到尾季节记录规规矩矩，这些记载（Ⅰ）"既不符于时令，复非出于旧史，故曰：增窜之迹，甚可疑也。"
从洪业到赵伯雄，对这个看似细小问题的深入考证其实是在牵涉着有关《春秋经》身份的一个根本问题：《春秋经》到底是鲁国一代代史官积累下来的鲁史旧文，还是出自某人之手，或者经过某人统一的加工整理？
的确，"王正月"符合当时的语言习惯，而"春王正月"却不符合当时的语言习惯，古代经师也多有人以为这个"春"字是孔子所加（比如朱熹、王应麟）（Ⅱ），表达着某些难以言传的深刻涵义。
郭沫若曾在《金文所无考》中归纳了一些古文献中常见而金文中却绝无发现的内容，举其大者列了八项，说这些是有助于判断文献真伪及其时代先后的重要参照。八项中的第一项就是"四时"。（Ⅲ）
（Ⅰ）洪业：《春秋经传引得序》，《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版）。
（Ⅱ）[宋]朱熹《答张南轩书》：以《书》考之，凡书月皆不著时，疑古史记事例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后以天时加王月。
（Ⅲ）郭沫若：《金文所无考》（《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郭沫若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422页）：金文中记年月日辰之例极多，记时之例仅一见，秦"商鞅量"是也。……另参：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隐公元年》（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5－6页）：考之卜辞、西周及春秋彝器铭文与《尚书》，书四时者，彝铭无一例。然《诗·小雅·四月》："四月维夏，六月徂暑"，"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冬日烈烈，飘风发发"，《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则四时之记，西周早已有之，且以建寅为正，与实际时令相合。《春秋》之四时，则不合于实际时令。
这样看来，"春王正月"的"春"字为后来的某位作者或整理者所加，似是个呼之欲出的结论了。那么，前边王树民和张政烺对"《春秋经》为什么开始于鲁隐公"那个问题的推断也就获得了自己的一个坚强的大前提。
那么，由此稍稍推论一下，假定这位"某人"真的存在，他可就是传说中的孔子吗？赵伯雄说："通过对'书时'一事的考察，感到还是应该承认《春秋》确曾被人整理加工过，至少书中的'时'应该是后加上去的。那么是谁加上去的呢？恐怕最大的可能就是孔子；退一步讲，即使不是孔子，也应该是孔门的弟子或后学。但要完全落实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多的证据，目前暂时还无法做到。不管怎么说，《春秋》一书最初作为原始的史册，应该是没有那样严格的记'时'的；而此书作为儒家的经典或者教材来被人钻研讲论的时候，已经是严格地按照规则书'时'了。这里必定有整理者的某种思想和理念存在。"
话是在理，但是，细想一想，如果按赵老师的说法，这位"某人"就是孔子或孔门后学的话，随即便又出现了两个疑问：一是：孔子的时代是否太早，早到不会习惯"春王正月"这种语法；二是《论语·卫灵公》里有这样一段话："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颜渊问孔子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用夏朝的历法，坐商朝的车子，戴周朝的礼帽……"关于"行夏之时"，杨伯峻注释说：周历"虽然在观测天象方面比较以前进步，但实用起来却不及夏历方便于农业生产。就是在周朝，也有很多国家仍旧用夏朝历法。"（Ⅰ）钱穆说："孔子重农事，故主用夏时。"（Ⅱ）
这样看来，孔子分明是主张用夏历的，或者至少是在狭义的意义上主张使用"夏时"。那么，他又怎么会在《春秋经》里从头到尾地去"改时"呢？即便要改，也应该把周正改成夏正，以此来体现自己治理国家要"行夏之时"的政治理念呀。--是的，如果按赵伯雄所说"这里必定有整理者的某种思想和理念存在"，那也该是统改为夏时才对呀？
"行夏之时"的这个问题，古人早就想到了，尽管他们所想的并不是我现在所疑惑的这层意思。宋人胡安国在他那部有"《春秋》第四传"之地位的《春秋胡氏传》里提出了一个"以夏时冠周月"的说法，认为《春秋经》虽然改月，却没有改时，记月份用的是周历，记季节用的是夏历，这一点倒是和赵伯雄遥相呼应的。胡安国解释说：孔子告诉颜渊治国之道说"行夏之时"，作《春秋》以经世说"春王正月"，孔子这是说到做到呀。至于有人提问说："改正朔乃是天子之事，孔子虽然是圣人，但无论如何他也没做天子，他凭什么在《春秋经》里给人家改正朔呀？"话是这么说，不错，但人家孔子一方面"以夏时冠周月"来垂法后世，一方面又依据周历记事来表示自己不在天子之位而不敢擅自改变正朔。这之中的道理是非常非常微妙的哦。把"王"字加于"正"字之前，正如《公羊传》所谓是"大一统"的缘故啊。（Ⅲ）
（Ⅰ）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1版，第164页）
（Ⅱ）钱穆：《论语新解》（巴蜀书社1985年第1版，第378页）
（Ⅲ）[宋]胡安国《春秋传》：按隐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书王正月，见周之正朔犹行于天下也。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为岁首，则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为正，其书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则知月不易也，后乎周者以亥为正，其书始建国曰元年冬十月，则知时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时冠周月。何哉？圣人语颜回以为邦则曰：行夏之时。作《春秋》以经世则曰：春王正月。此见诸行事之验也。或曰非天子不议礼，仲尼有圣徳无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时冠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纪事示无其位不敢自专也。其旨微矣。加王于正者，公羊言大一统是也。
胡安国这个议论并非无源之水。早在唐代，大史家刘知几在《史通》里就说《春秋》用夏正，但说法太超前，当时没什么人信，及至宋代，程颐大谈"行夏之时"，因为他是一代儒宗，影响力很大，他这说法一出，很快便应者如云。等这些历史铺垫都做好了，这才有胡安国借势而行，把程颐的新说又推进了一步，社会上也是因为有了上述的那些历史铺垫，一些人便也很轻松地接受了这个胡氏新理论。
但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胡安国努力弥合"行夏之时"和"春王正月"，虽然用力勤勉、精神可嘉，但说服力还是稍嫌不足。这倒不是说"夏时冠周月"这个历法很怪，不合常理--其实是很合常理的，我们现在实际上就是"以夏时冠公历月"的，没人会认为公历的一、二、三月应该是春天。但有些古人的脑子是很难转过这个弯来的，于是胡安国此说一出，赞同的也多，争议的也多。朱熹就觉得孔圣人不可能把一部编年史编成这种古怪体例，况且孔子属于周朝治下，哪有改变周朝正朔之理？黄仲炎质疑说："以夏时冠周月"这对孔子来说可属于变革当时的王制，孔子一生都在反对僭越礼制，他自己如果这么做，那可算是大大的僭越了，所以这事怎么想怎么都不可能（Ⅰ）。至清人徐文靖详考历法，力驳胡安国之非，而反方尤为可观者是辨伪大家崔述的《三代正朔通考》（Ⅱ）。
"行夏之时"暂时放在一旁好了，至于"王正月"说的是周历正月，这点倒可以基本确定，此中的考据问题虽有解决，但微言大义的疑问可真困惑过不少前人。如前所述，公羊学开宗大义便讲"黜周王鲁"，但是，如果"王正月"说的是周历正月，又如何体现"黜周王鲁"呢？
刘炫曾就这个问题问难于何休，说：你说"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新王接受老天爷的委任，必定要改正朔，如果按你的说法，鲁国纪年被称为"元年"，这就意味着天命抛弃了周王室而降临鲁国，意味着鲁国不再屈尊于周天子之下了，那鲁国自当改正朔才对呀，为什么仍然奉行周历呢？你这不是自相矛盾么？（Ⅲ）
刘炫的质疑是相当有力的，而当初《公羊传》解释《春秋经》为什么要写"王正月"（周历正月），说其目的是在于"大一统"。
（Ⅰ）[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八十五：朱子曰：胡氏《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阖精神。又曰：《春秋》是鲁史，合作时王之月。又曰：夫子，周之臣子，不改周正朔。黄仲炎曰：孔子因颜渊之问有取于夏时，不应修《春秋》而遽有所改定也。胡安国氏谓《春秋》以夏时冠月而朱熹氏非之，当矣。孔子之于《春秋》，述旧礼者也，如恶诸侯之强而尊天子，疾大夫之逼而存诸侯，愤吴楚之横而贵中国，此皆臣子所得为者，孔子不敢辞焉。若夫更革当代之王制，如所谓夏时冠周月，窃用天子之赏罚，决非孔子意也。夫孔子修《春秋》，方将以律当世之僭，其可自为僭哉？[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时令表》：朱子曰："刘质夫以春字为夫子所加，但鲁史本谓之《春秋》，则似原有此字。"又曰："文定说夏时冠月，谓如公即位依旧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据《周礼》有正月，有正岁，则周初实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只是为他不顺，故欲改从夏之时。"又曰："夫子，周之臣子，《春秋》是鲁史，决不改周正朔。"
（Ⅱ）[清]崔述《三代正朔通考》，《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489－495页。
（Ⅲ）[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刘炫又难何休云："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故因以录即位。若然，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鲁得称元，亦应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托王于鲁，则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托王改元，是妄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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