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是个我们耳熟能详的词，但其古今词义早已发生变化了。我们现在说"大一统"，"大"字作形容词用，而《公羊传》里的这个"大"字却是动词，是尊重、推尊的意思。而何休注释这个"统"字，说"统者，始也，总系之辞"，这似是两层意思：一是开始，二是总括。从何休紧接着的解释来看，这两层意思确实都在：王者刚刚接受了老天爷的委任，在天下广泛施行政令和教化，上到公侯下到百姓，大到山川小到草木昆虫，无不一一系于正月，所以说这是政教之始。（Ⅰ）
先得解释一下这个"政教之始"，这是公羊家所谓"五始"之一。"元年春王正月"，还有一个稍后再讲的"公即位"，被经学家们归纳为意义深远的"五始"：元，是天地之始；春，是四季之始；王、正月、公即位，是人事之始（Ⅱ）。《春秋纬》给了"五始"一个神秘而高贵的来源："黄帝坐于扈阁，凤皇衔书致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当然，这是拿黄帝和凤凰来烘托孔子，也烘托了"五始"的神圣性。胡安国的《春秋传》也专门列了"春秋五始"一个条目，说："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国之始。"这样看来，所谓"大一统"似是"重视开始"的意思--还是那句话：好的还是是成功的一半，所以一定要重视事情的开始。
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据"统者，始也"的说法直接把"大一统"解释为"大一始"，进而言之：夏、商、周三代历法，一年的开始各自不同，这时有杞国保存了夏历（杞国是夏的后裔），有宋国保存了殷历（宋国是殷商的后裔），除此之外，天下都以周历的一年之始为大。一年之始由此而得到确立，是谓"正始"，使天下都知道周天子是最高领袖。（Ⅲ）
（Ⅰ）[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Ⅱ）[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疏]"岁之始也"。○问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实是《春秋》之五始，而传直於"元年"、"春"之下发言始，而"王"、"正月"下不言始何？○答曰：元是天地之始，春是四时之始，"王正月，公即位"者，人事之始，欲见尊重天道，略於人事故也。
（Ⅲ）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426页）：大一统之传，《解诂》释之曰："统者，始也。"据此，则大一统者，大一始也。言岁之始尝有三矣：夏始十三月，殷始十二月，周始十一月。今于杞、于宋，存夏、殷之二始，而四海之类，率土之滨，舍二王之后，皆以此一周王之岁始为大也。一岁之始，因而正之，所以正始也。使天下知有周天子在。
"大一统"正在离我们习以为常的"大统一"的概念越来越远，现在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统"字的字意了。
《汉语大字典》"统"字字意的第七项："总括，综合。《玉篇·糸部》：'统，总也。'"例句偏巧就是我们正在讨论的这句："《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正月？大一统也。'何休注：'统者，始也，总系之辞。'"随后又引了两个例句："《汉书·叙传下》：'准天地，统阴阳。'颜师古注引张晏曰：'统，合也。'明祁彪佳《重乡议》：'今欲统三都而一之，势必不能。'"
从这三个例句来看，后两个确乎都是"总括，综合"的意思，而对何休的说法，却只照顾到"总系之辞"而忽略了"统者，始也"，显然我们只把"大一统"的"统"字理解为"总括，综合"是不确切的，至少也是不完整的。
《说文解字》："统，纪也。"再查这个"纪"字："丝别也。"段玉裁注释说：每根丝线都有个线头，这就是"纪"，一堆丝线都把线头束起来，这就是"统"。（Ⅰ）
《淮南子·泰族》有一处"统"、"纪"连称，颇能说明问题："茧之性为丝，然非得工女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则不能成丝。"这是在说人性需要加以引导的道理，用缫丝来作比喻，说蚕茧是可以从中抽丝的，但如果不经过女工用开水煮熬，抽出蚕茧的"统纪"，那是怎么也抽不出丝线的。--这个"统纪"意思就很明显了，是指丝线的线头，所以"统"字是可以引申出"开端"之义的。即便如惠栋不满意把"统"字解释为"纪"，但他讲的意思其实也差不多--惠栋引《易经》"乃统天"这一句的郑玄注释：统，本也；又引《公羊传》：（Ⅱ）"大一统也。"何休云："始也。"
我曾在《春秋大义》中介绍过周代宗法社会的一些特点，周人自有敬奉始祖的政治和社会风俗，那么，作为"重视开始"之意义的"大一统"显然倒也符合于春秋的时代背景。而如果此说成立的话，那我们又该回到"王正月"之"王"到底是周文王还是所谓"时王"（当时在任的周天子）的问题上了。
孔广森由此作了一个估计，说大约周代初年颁布历法是在周文王的祖庙进行的，周文王是周代是第一位接受老天爷委任的国王，于是后来世世代代继任的周天子们都谨守周文王当初定立的法度，施行周文王的正朔。（Ⅲ）
孔广森的这一推论无疑是合情合理的，他站在公羊学家的立场上反驳《左传》学家，而我们当代的《左传》名家杨伯峻却提出了很多古人肯定不愿意看见的证据：楚王頵钟铭说："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楚王頵自作铃钟……"这位楚王就是楚成王，在《春秋》中有关于他的记载，如此一来，春秋之时楚王所铸造的青铜器上，铭文的"王"分明就是楚王自称，而楚国用的是楚历，并非周历。杨老师并且怀疑晋姜鼎铭文中"唯王九月乙亥"之"王"不是周天子，而是晋国国君，而可以确定的是：晋国用的是夏历，不是周历。这就是说，在当时的天下，周王室也许一直沿用着周文王的正朔从无任何改变，但别人未必都这么做。
这些考证更给"王正月"添加了几片疑云，既然诸侯也称王，杨老师由此推论说："足见《公羊传》所谓'大一统'之说只是秦汉大一统后想像之辞而已。"（Ⅳ）
杨老师考据精当，可最后这个推论却显得有些草率了，他这是把《公羊传》中作为"重视/推尊开始"的"大一统"混同为秦汉以后作为"大统一"的"大一统"了。
（Ⅰ）[汉]许慎《说文解字》段玉裁注：纪，……别丝，各本作丝别。……一丝必有其首别之，是为纪。众丝皆得其首，是为统。
（Ⅱ）丁福保/编《说文解字诂林》引[清]惠栋《惠氏读说文记》：统，纪也。《易》："乃统天。"郑注："统，本也。"《公羊传》："大一统也。"何休云："始也。"统训纪，俗训也，后人所加。
（Ⅲ）[清]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是以《大戴礼记》曰："明堂者，文王之庙也。"……周之初，盖颁朔于文王之庙，故曰"王正月"者，文王之正月也。周人受命自文王始，虽今嗣王亦守文王之法度，行文王之正朔。
（Ⅳ）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隐公元年》（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11页）
那么，"大一统"是什么时候变成"大统一"了呢？
我在《春秋大义》里介绍过汉代路温舒的《尚德缓刑书》，其中有一段是："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统，涤烦文，除民疾，存亡继绝，以应天意。"（Ⅰ）
当时触及到"大一统"的时候，我说："路温舒这时候提出了《春秋》'大一统'这个概念，这实在是个过于复杂的概念，我们先把它放一放，容后再说。"现在就是这个"容后再说"的时候了。
联系上下文来看，路温舒把"大一统"基本理解作"慎始"，又是"正即位"，又是"初登至尊"，又是"正始受之统"云云，很有几分公羊学"五始"的味道。我们大体可以判定，虽然路温舒并不以学术知名，但他对"大一统"的理解大略就是《公羊传》的本意。
大一统变成大统一，这大约要怪董仲舒。董仲舒在"天人三策"最后说过一句极其著名，影响极其深远的话：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Ⅱ）
董仲舒的意思是：《春秋》的"大一统"是天下古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可如今学派纷纭，各说各的理，皇上无从"持一统"呀；法制总是变来变去，下边办事的人全被搞糊涂了。所以我以为，凡是不在六艺之内的不属于孔门的学问都该给它们绝了根。只有让邪说都消停了，然后才"统纪可一"，法度才可以明确，老百姓也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了。
董仲舒这番话并没有错会大一统的意思，却很容易让后人产生误会，尤其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风一开，于是乎统一了学术，统一了思想，统一这，统一那，这个"大一统"已经没有了"重视/推尊开始"的那个意思了。
在公羊学中，还有一个和"一统"很有关联的要紧概念，叫做"三统"，和前述的"三正"（夏正、殷正、周正）差不太多。--《论语·为政》载子张问孔子："十世可知也？"孔子回答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按朱熹《四书集注》，这里所谓的"世"，指的是朝代，"十世"也就是十个朝代。子张想问的不是历史，而是将来，也就是说，将来难免会有很多改朝换代的事情，世界也会屡屡出现变局，但我们有没有可能推想出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呢？
这问题想来很多人都曾有过。孔子的回答是从历史着眼的，正所谓鉴往知来："殷代因袭了夏代的礼仪制度，加了些，减了些，都是可以知道的；周代因袭了殷代的礼仪制度，加加减减的内容也是可以知道的，由此推想以后，礼仪制度无非是在这些原有内容上继续加加减减而已，当然是可以推知的呀。别说十世，就算百世，也是可以推知的。"
（Ⅰ）《汉书·贾邹枚路传》
（Ⅱ）《汉书·董仲舒传》
朱熹解释孔子这句话，引"马氏曰"："所因，谓三纲五常。所损益，谓文质三统"，接下来自己再作解释："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谓仁、义、礼、智、信。文质，谓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三统，谓夏正建寅为人统，商正建丑为地统，周正建子为天统。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其所损益，不过文章制度小过不及之间，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见……"
朱熹的这个解释正是对"三统"的最佳说明，也阐释出了儒家的一个核心理念：三纲五常是天地之根本，是永恒不变的，不管换了多少朝代，三纲还是原来的三纲，五常也还是原来的五常。但原则虽然永恒，细节却难免会有不同，以上古三代而言，夏代尚忠，殷商尚质，周代尚文，各有特色。这些文与质、天统与地统，都是可以变花样的，但不管怎么变，三纲五常这些个大原则都不会变。孔圣人之所以能够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就因为他老人家能够深明这个大原则，而不是因为他真会掐诀算卦。而这个道理，"是古今之通义也"。（Ⅰ）
（Ⅰ）[宋]朱熹《四书集注·论语·为政》
朱熹这是从儒家的政治理念层面来作解释，如果从史家求实的角度来看--先听听史学前辈司马迁的，《史记·高祖本纪》最后的"太史公曰"里，司马迁发表总结性评论，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闲，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司马迁分别用一个字来概括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特色，即：忠、敬、文。很好记，想想老作家钟敬文的名字就可以了。
这段文字大意是说：夏朝的政治忠厚质朴，其弊端是老百姓粗俗无礼；所以等商朝接替夏朝之后，政治上便取庄严虔敬之道。庄严虔敬的政治作风也有流弊，老百姓会迷信鬼神，所以等周朝接替商朝之后，政治上便强调尊卑等级。强调尊卑等级也有流弊，老百姓会变得不诚实。如果要扭转这种局面，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采用夏朝的忠厚质朴之政。三王之道就这样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当初周、秦两个朝代之间，正是尊卑等级制度的流弊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补弊之法该用夏朝的忠厚质朴之政，但秦朝反而大搞严刑峻法，这当然搞不好了。所以秦朝很快就灭亡掉了，汉朝兴起，代秦而立，面对上代王朝的政治流弊，相应地采取应变措施，果然就搞好了，汉朝这是得了"天统"啊！
--这可以说是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也可以说是他的历史局限性。由此而反观前述张政烺对《史记》当中十二本纪和十二诸侯年表的分析，更觉得有道理了。
朱熹在讲义理，司马迁讲的也是义理，关于"三统"，还得进入现代视野来看。顾颉刚就曾作过一个朴素而通俗的解释："不知何时，起了一种与五德说大同小异的论调，唤作'三统说'。他们说：历代的帝王是分配在这三个统里的，这三个统各有其制度。他们说：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周以后又轮到黑统了。他们说：孔子看到周道既衰，要想成立一个新统，不幸他有其德而无其位，仅能成为一个'素王'（素是空的意思），所以他只得托王于鲁，作《春秋》以垂其空文；这《春秋》所表现的就是黑统的制度。《春秋》虽是一部书，却抵得一个统，故周以后的王者能用《春秋》之法的就是黑统之君了。记载这个学说的，以董仲舒的书为最详。"（Ⅰ）
顾颉刚此说只是言之大略，关于"三统"的说法乱糟糟的还有很多，究其原始，这"三统"还并非夏、商、周三代，而是商、周、春秋。公羊家说孔子修《春秋》"黜周王鲁"，所以，虽然我们现在视春秋史为东周史的一部分，但在他们眼里，从鲁隐公元年开始，天命便从周王室那里转移到鲁隐公身上了。（Ⅱ）
而且，要依着三统理论，"春王正月"的正朔问题倒好解释了，只要排排《春秋经》在三统当中算哪一统，就用哪一统的正朔好了。
这些说法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来似乎不值一驳，但细考《春秋经》，却可以发现一点不知道算不算线索的线索：在全书二百四十二年中，只记载鲁国国君的即位，而别说其他诸侯，就连周天子的即位都未曾记过一笔。（Ⅲ）
而尤为紧要的是，在古人那里，这些思想确曾影响着中央政府的国策大计，实在是小觑不得的。
"三统"之说，神学意义很重，强调着天命所归和君权神授，同时还强调变局，也就是说，并不像秦始皇那样认为一个王朝可以从二世、三世一直传到万世，而是说天命轮流转，政权轮流变。我在《春秋大义》还讲过汉朝人拿《春秋经》的鲁国十二公来比附汉朝皇帝，有人很正确地认为汉朝皇帝已经作满十二个了，应该改朝换代了。
话说回来，既然夏有夏统、商有商统、周有周统，大家各受天命之一统，那么，周人自然应该推重自己的那个统--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解释，是谓"大一统"。
"一统"是个名词，是"三统"当中的一个，这一个统不能自己单玩，还得照顾另外两个统，这就是公羊家的另一个重要概念："通三统"。
大略而言，新的受命王虽然要"大"自己那一"统"，但还得照顾一下先前那两"统"，比如周王虽然大量分封自己的同姓亲属和协助克商的异姓功臣，但他也封夏王之后于杞国，封商王之后于宋国，并允许他们保留各自原本的正朔和服色。（服色可以理解为（Ⅵ）。）
周武王的这些事，倒不是公羊家的一家之言，左学家、《吕氏春秋》、《礼记》也都有类似的说法，只是细节上出入很大。而在名词概念上，别人说的也没有公羊家那么深刻和玄妙。比如《左传》用的词叫"三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颖达正义解释这个"恪"字，说：恪的意思就是尊敬，改朝换代的新王要封前代君王的后裔以示对前代君王的尊敬。（Ⅳ）
（Ⅰ）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3页。
（Ⅱ）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华书局1988年第1版），第308－309页：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讲三统，虽说是终而复始，但他只说了：汤受命而王，……时正白统；文王受命而王，……时正赤统；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到后来，三统说通行了。大家只记得"夏、殷、周"为三代，忘记了原始的三统说是以"殷、周、春秋"为三代的。
（Ⅲ）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43页：《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但书鲁君之即位而已。天王即位未尝书，诸侯唯书卫人立晋，他未有书即位者。其书齐小白立于齐，则篡辞也。
（Ⅳ）[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注疏》"襄公二十五年"孔颖达正义：恪，敬也。封其后示敬而已，故曰恪。
至于这"三恪"到底是哪三恪，有说黄帝、尧、舜的后裔的，有说虞舜、夏、商的后裔的。推想一下，"三"字未必是个实数，后儒因为附会实数的"三恪"才有了各自的编排。（Ⅰ）系统性和哲学性远不如公羊家的"三统"。三统轮流转，始终
"三恪"的说法很多，是一统为主，另外二统为辅，生生不息。静态地来看一个朝代，虽然三统并存，但要以一统为绝对主导，这就好比我们现在民主党派和谐共存，但都要团结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王闿运解释这个问题说："大一统"的"大"是"推而大之"的意思……《春秋经》在春天的记事不但有"王正月"，还有"王二月"和"王三月"，这就表示《春秋经》是三统共存的。虽然三统共存，但做领导的如果不先端正自己则不足以治理别人，所以圣人才用"王正月"表现一统之义而兼三统共存之实。（Ⅱ）
三统并存，以其中一统为大，我们很容易理解的是：这一统便是"正统"，何焯所谓"后世正统之说出于公羊"（Ⅲ）--这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常用词，其词源可以追溯到汉代公羊家那里，而新皇即位常说"继承大统"，词源也是由此而来。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开国之君所承的那个"统"是天统而非人统，也就是说，三统的真实属性是神性的而非世俗的，而神性之下的世俗意义，就是要否定新朝代和旧朝代之间的传承关系，并且用改正朔、易服色的手段来割裂传统。我在《春秋大义》里边曾经引《白虎通·三正》的一段话来解释过这个道理：
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袭也。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所以变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故《大传》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也。是以禹舜虽继太平，犹宜改以应天。王者改作，乐必得天应而后作何？重改制也。《春秋瑞应传》曰："敬受瑞应，而王改正朔，易服色。"《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民也。"
（Ⅰ）[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注疏》"襄公二十五年"孔颖达正义：《乐记》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后，犹尊贤也。尊贤不过二代。"郑玄以此谓杞、宋为二代之后，蓟、祝、陈为三恪。杜今以周封夏、殷之后为二王后，又封陈，并二王后为三恪。杜意以此传言"以备三恪"，则以陈备三恪而已。若远取蓟、祝，则陈近矣，何以言备？以其称备，知其通二代而备其数耳。二代之后，则名自行其正朔，用其礼乐，王者尊之深也。舜在二代之前，其礼转降。恪，敬也。封其后示敬而已，故曰恪。虽通二代为三，其二代不假称恪，唯陈为恪耳。
（Ⅱ）王闿运《春秋公羊传笺》：大谓推而大之也。书春三月皆有王，存三统也。不先自正则不足治人，故以王正月见一统之义而三统乃存矣。
（Ⅲ）[清]何焯《义门读书记》第十二卷释"大一统也"。
翻来覆去地引经据典，无非是强调这一句"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向大家表明我这改朝换代是老天爷安排的，可不是我从上代王朝手上搞过来的。这个逻辑可值得我们万分留意，这里分明在说：每一代王朝都是各不相干的，交接的两者之间绝对没有继承关系。如果这个逻辑在古代当真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话，这就意味着：一个有着延续性的"中国"的概念其实是不存在的，秦朝就是秦朝，汉朝就是汉朝，唐朝就是唐朝，每个朝代分别是每个皇室的独立的私有财产。于是，正如我在《孟子他说》里详细说明过的那个道理：下一个朝代不会以上一个朝代的版图作为自己王朝版图的合理依据，比如说，刘家王朝的财产是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到了李家王朝，土地变成了五百万平方公里，但李家王朝没有理由去说 "刘家有地一千万平方公里，所以我们李家也应该拥有同样范围的土地"，这就没有道理了，毕竟前朝的事是前朝的，本朝的事是本朝的，在私天下的时代里，每个朝代的土地都是各自皇室的私有财产，而既然是私有财产，自然可以被物主随意处置--送给外国也好，干脆放弃不管了也好，怎么处置都行，尤其重要的是：刘家的私有财产和李家的私有财产之间并不存在继承关系。
先得解释一下这个"政教之始"，这是公羊家所谓"五始"之一。"元年春王正月"，还有一个稍后再讲的"公即位"，被经学家们归纳为意义深远的"五始"：元，是天地之始；春，是四季之始；王、正月、公即位，是人事之始（Ⅱ）。《春秋纬》给了"五始"一个神秘而高贵的来源："黄帝坐于扈阁，凤皇衔书致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当然，这是拿黄帝和凤凰来烘托孔子，也烘托了"五始"的神圣性。胡安国的《春秋传》也专门列了"春秋五始"一个条目，说："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国之始。"这样看来，所谓"大一统"似是"重视开始"的意思--还是那句话：好的还是是成功的一半，所以一定要重视事情的开始。
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据"统者，始也"的说法直接把"大一统"解释为"大一始"，进而言之：夏、商、周三代历法，一年的开始各自不同，这时有杞国保存了夏历（杞国是夏的后裔），有宋国保存了殷历（宋国是殷商的后裔），除此之外，天下都以周历的一年之始为大。一年之始由此而得到确立，是谓"正始"，使天下都知道周天子是最高领袖。（Ⅲ）
（Ⅰ）[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Ⅱ）[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疏]"岁之始也"。○问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实是《春秋》之五始，而传直於"元年"、"春"之下发言始，而"王"、"正月"下不言始何？○答曰：元是天地之始，春是四时之始，"王正月，公即位"者，人事之始，欲见尊重天道，略於人事故也。
（Ⅲ）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426页）：大一统之传，《解诂》释之曰："统者，始也。"据此，则大一统者，大一始也。言岁之始尝有三矣：夏始十三月，殷始十二月，周始十一月。今于杞、于宋，存夏、殷之二始，而四海之类，率土之滨，舍二王之后，皆以此一周王之岁始为大也。一岁之始，因而正之，所以正始也。使天下知有周天子在。
"大一统"正在离我们习以为常的"大统一"的概念越来越远，现在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统"字的字意了。
《汉语大字典》"统"字字意的第七项："总括，综合。《玉篇·糸部》：'统，总也。'"例句偏巧就是我们正在讨论的这句："《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正月？大一统也。'何休注：'统者，始也，总系之辞。'"随后又引了两个例句："《汉书·叙传下》：'准天地，统阴阳。'颜师古注引张晏曰：'统，合也。'明祁彪佳《重乡议》：'今欲统三都而一之，势必不能。'"
从这三个例句来看，后两个确乎都是"总括，综合"的意思，而对何休的说法，却只照顾到"总系之辞"而忽略了"统者，始也"，显然我们只把"大一统"的"统"字理解为"总括，综合"是不确切的，至少也是不完整的。
《说文解字》："统，纪也。"再查这个"纪"字："丝别也。"段玉裁注释说：每根丝线都有个线头，这就是"纪"，一堆丝线都把线头束起来，这就是"统"。（Ⅰ）
《淮南子·泰族》有一处"统"、"纪"连称，颇能说明问题："茧之性为丝，然非得工女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则不能成丝。"这是在说人性需要加以引导的道理，用缫丝来作比喻，说蚕茧是可以从中抽丝的，但如果不经过女工用开水煮熬，抽出蚕茧的"统纪"，那是怎么也抽不出丝线的。--这个"统纪"意思就很明显了，是指丝线的线头，所以"统"字是可以引申出"开端"之义的。即便如惠栋不满意把"统"字解释为"纪"，但他讲的意思其实也差不多--惠栋引《易经》"乃统天"这一句的郑玄注释：统，本也；又引《公羊传》：（Ⅱ）"大一统也。"何休云："始也。"
我曾在《春秋大义》中介绍过周代宗法社会的一些特点，周人自有敬奉始祖的政治和社会风俗，那么，作为"重视开始"之意义的"大一统"显然倒也符合于春秋的时代背景。而如果此说成立的话，那我们又该回到"王正月"之"王"到底是周文王还是所谓"时王"（当时在任的周天子）的问题上了。
孔广森由此作了一个估计，说大约周代初年颁布历法是在周文王的祖庙进行的，周文王是周代是第一位接受老天爷委任的国王，于是后来世世代代继任的周天子们都谨守周文王当初定立的法度，施行周文王的正朔。（Ⅲ）
孔广森的这一推论无疑是合情合理的，他站在公羊学家的立场上反驳《左传》学家，而我们当代的《左传》名家杨伯峻却提出了很多古人肯定不愿意看见的证据：楚王頵钟铭说："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楚王頵自作铃钟……"这位楚王就是楚成王，在《春秋》中有关于他的记载，如此一来，春秋之时楚王所铸造的青铜器上，铭文的"王"分明就是楚王自称，而楚国用的是楚历，并非周历。杨老师并且怀疑晋姜鼎铭文中"唯王九月乙亥"之"王"不是周天子，而是晋国国君，而可以确定的是：晋国用的是夏历，不是周历。这就是说，在当时的天下，周王室也许一直沿用着周文王的正朔从无任何改变，但别人未必都这么做。
这些考证更给"王正月"添加了几片疑云，既然诸侯也称王，杨老师由此推论说："足见《公羊传》所谓'大一统'之说只是秦汉大一统后想像之辞而已。"（Ⅳ）
杨老师考据精当，可最后这个推论却显得有些草率了，他这是把《公羊传》中作为"重视/推尊开始"的"大一统"混同为秦汉以后作为"大统一"的"大一统"了。
（Ⅰ）[汉]许慎《说文解字》段玉裁注：纪，……别丝，各本作丝别。……一丝必有其首别之，是为纪。众丝皆得其首，是为统。
（Ⅱ）丁福保/编《说文解字诂林》引[清]惠栋《惠氏读说文记》：统，纪也。《易》："乃统天。"郑注："统，本也。"《公羊传》："大一统也。"何休云："始也。"统训纪，俗训也，后人所加。
（Ⅲ）[清]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是以《大戴礼记》曰："明堂者，文王之庙也。"……周之初，盖颁朔于文王之庙，故曰"王正月"者，文王之正月也。周人受命自文王始，虽今嗣王亦守文王之法度，行文王之正朔。
（Ⅳ）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隐公元年》（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11页）
那么，"大一统"是什么时候变成"大统一"了呢？
我在《春秋大义》里介绍过汉代路温舒的《尚德缓刑书》，其中有一段是："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统，涤烦文，除民疾，存亡继绝，以应天意。"（Ⅰ）
当时触及到"大一统"的时候，我说："路温舒这时候提出了《春秋》'大一统'这个概念，这实在是个过于复杂的概念，我们先把它放一放，容后再说。"现在就是这个"容后再说"的时候了。
联系上下文来看，路温舒把"大一统"基本理解作"慎始"，又是"正即位"，又是"初登至尊"，又是"正始受之统"云云，很有几分公羊学"五始"的味道。我们大体可以判定，虽然路温舒并不以学术知名，但他对"大一统"的理解大略就是《公羊传》的本意。
大一统变成大统一，这大约要怪董仲舒。董仲舒在"天人三策"最后说过一句极其著名，影响极其深远的话：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Ⅱ）
董仲舒的意思是：《春秋》的"大一统"是天下古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可如今学派纷纭，各说各的理，皇上无从"持一统"呀；法制总是变来变去，下边办事的人全被搞糊涂了。所以我以为，凡是不在六艺之内的不属于孔门的学问都该给它们绝了根。只有让邪说都消停了，然后才"统纪可一"，法度才可以明确，老百姓也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了。
董仲舒这番话并没有错会大一统的意思，却很容易让后人产生误会，尤其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风一开，于是乎统一了学术，统一了思想，统一这，统一那，这个"大一统"已经没有了"重视/推尊开始"的那个意思了。
在公羊学中，还有一个和"一统"很有关联的要紧概念，叫做"三统"，和前述的"三正"（夏正、殷正、周正）差不太多。--《论语·为政》载子张问孔子："十世可知也？"孔子回答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按朱熹《四书集注》，这里所谓的"世"，指的是朝代，"十世"也就是十个朝代。子张想问的不是历史，而是将来，也就是说，将来难免会有很多改朝换代的事情，世界也会屡屡出现变局，但我们有没有可能推想出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呢？
这问题想来很多人都曾有过。孔子的回答是从历史着眼的，正所谓鉴往知来："殷代因袭了夏代的礼仪制度，加了些，减了些，都是可以知道的；周代因袭了殷代的礼仪制度，加加减减的内容也是可以知道的，由此推想以后，礼仪制度无非是在这些原有内容上继续加加减减而已，当然是可以推知的呀。别说十世，就算百世，也是可以推知的。"
（Ⅰ）《汉书·贾邹枚路传》
（Ⅱ）《汉书·董仲舒传》
朱熹解释孔子这句话，引"马氏曰"："所因，谓三纲五常。所损益，谓文质三统"，接下来自己再作解释："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谓仁、义、礼、智、信。文质，谓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三统，谓夏正建寅为人统，商正建丑为地统，周正建子为天统。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其所损益，不过文章制度小过不及之间，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见……"
朱熹的这个解释正是对"三统"的最佳说明，也阐释出了儒家的一个核心理念：三纲五常是天地之根本，是永恒不变的，不管换了多少朝代，三纲还是原来的三纲，五常也还是原来的五常。但原则虽然永恒，细节却难免会有不同，以上古三代而言，夏代尚忠，殷商尚质，周代尚文，各有特色。这些文与质、天统与地统，都是可以变花样的，但不管怎么变，三纲五常这些个大原则都不会变。孔圣人之所以能够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就因为他老人家能够深明这个大原则，而不是因为他真会掐诀算卦。而这个道理，"是古今之通义也"。（Ⅰ）
（Ⅰ）[宋]朱熹《四书集注·论语·为政》
朱熹这是从儒家的政治理念层面来作解释，如果从史家求实的角度来看--先听听史学前辈司马迁的，《史记·高祖本纪》最后的"太史公曰"里，司马迁发表总结性评论，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闲，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司马迁分别用一个字来概括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特色，即：忠、敬、文。很好记，想想老作家钟敬文的名字就可以了。
这段文字大意是说：夏朝的政治忠厚质朴，其弊端是老百姓粗俗无礼；所以等商朝接替夏朝之后，政治上便取庄严虔敬之道。庄严虔敬的政治作风也有流弊，老百姓会迷信鬼神，所以等周朝接替商朝之后，政治上便强调尊卑等级。强调尊卑等级也有流弊，老百姓会变得不诚实。如果要扭转这种局面，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采用夏朝的忠厚质朴之政。三王之道就这样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当初周、秦两个朝代之间，正是尊卑等级制度的流弊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补弊之法该用夏朝的忠厚质朴之政，但秦朝反而大搞严刑峻法，这当然搞不好了。所以秦朝很快就灭亡掉了，汉朝兴起，代秦而立，面对上代王朝的政治流弊，相应地采取应变措施，果然就搞好了，汉朝这是得了"天统"啊！
--这可以说是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也可以说是他的历史局限性。由此而反观前述张政烺对《史记》当中十二本纪和十二诸侯年表的分析，更觉得有道理了。
朱熹在讲义理，司马迁讲的也是义理，关于"三统"，还得进入现代视野来看。顾颉刚就曾作过一个朴素而通俗的解释："不知何时，起了一种与五德说大同小异的论调，唤作'三统说'。他们说：历代的帝王是分配在这三个统里的，这三个统各有其制度。他们说：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周以后又轮到黑统了。他们说：孔子看到周道既衰，要想成立一个新统，不幸他有其德而无其位，仅能成为一个'素王'（素是空的意思），所以他只得托王于鲁，作《春秋》以垂其空文；这《春秋》所表现的就是黑统的制度。《春秋》虽是一部书，却抵得一个统，故周以后的王者能用《春秋》之法的就是黑统之君了。记载这个学说的，以董仲舒的书为最详。"（Ⅰ）
顾颉刚此说只是言之大略，关于"三统"的说法乱糟糟的还有很多，究其原始，这"三统"还并非夏、商、周三代，而是商、周、春秋。公羊家说孔子修《春秋》"黜周王鲁"，所以，虽然我们现在视春秋史为东周史的一部分，但在他们眼里，从鲁隐公元年开始，天命便从周王室那里转移到鲁隐公身上了。（Ⅱ）
而且，要依着三统理论，"春王正月"的正朔问题倒好解释了，只要排排《春秋经》在三统当中算哪一统，就用哪一统的正朔好了。
这些说法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来似乎不值一驳，但细考《春秋经》，却可以发现一点不知道算不算线索的线索：在全书二百四十二年中，只记载鲁国国君的即位，而别说其他诸侯，就连周天子的即位都未曾记过一笔。（Ⅲ）
而尤为紧要的是，在古人那里，这些思想确曾影响着中央政府的国策大计，实在是小觑不得的。
"三统"之说，神学意义很重，强调着天命所归和君权神授，同时还强调变局，也就是说，并不像秦始皇那样认为一个王朝可以从二世、三世一直传到万世，而是说天命轮流转，政权轮流变。我在《春秋大义》还讲过汉朝人拿《春秋经》的鲁国十二公来比附汉朝皇帝，有人很正确地认为汉朝皇帝已经作满十二个了，应该改朝换代了。
话说回来，既然夏有夏统、商有商统、周有周统，大家各受天命之一统，那么，周人自然应该推重自己的那个统--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解释，是谓"大一统"。
"一统"是个名词，是"三统"当中的一个，这一个统不能自己单玩，还得照顾另外两个统，这就是公羊家的另一个重要概念："通三统"。
大略而言，新的受命王虽然要"大"自己那一"统"，但还得照顾一下先前那两"统"，比如周王虽然大量分封自己的同姓亲属和协助克商的异姓功臣，但他也封夏王之后于杞国，封商王之后于宋国，并允许他们保留各自原本的正朔和服色。（服色可以理解为（Ⅵ）。）
周武王的这些事，倒不是公羊家的一家之言，左学家、《吕氏春秋》、《礼记》也都有类似的说法，只是细节上出入很大。而在名词概念上，别人说的也没有公羊家那么深刻和玄妙。比如《左传》用的词叫"三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颖达正义解释这个"恪"字，说：恪的意思就是尊敬，改朝换代的新王要封前代君王的后裔以示对前代君王的尊敬。（Ⅳ）
（Ⅰ）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3页。
（Ⅱ）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华书局1988年第1版），第308－309页：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讲三统，虽说是终而复始，但他只说了：汤受命而王，……时正白统；文王受命而王，……时正赤统；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到后来，三统说通行了。大家只记得"夏、殷、周"为三代，忘记了原始的三统说是以"殷、周、春秋"为三代的。
（Ⅲ）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43页：《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但书鲁君之即位而已。天王即位未尝书，诸侯唯书卫人立晋，他未有书即位者。其书齐小白立于齐，则篡辞也。
（Ⅳ）[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注疏》"襄公二十五年"孔颖达正义：恪，敬也。封其后示敬而已，故曰恪。
至于这"三恪"到底是哪三恪，有说黄帝、尧、舜的后裔的，有说虞舜、夏、商的后裔的。推想一下，"三"字未必是个实数，后儒因为附会实数的"三恪"才有了各自的编排。（Ⅰ）系统性和哲学性远不如公羊家的"三统"。三统轮流转，始终
"三恪"的说法很多，是一统为主，另外二统为辅，生生不息。静态地来看一个朝代，虽然三统并存，但要以一统为绝对主导，这就好比我们现在民主党派和谐共存，但都要团结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王闿运解释这个问题说："大一统"的"大"是"推而大之"的意思……《春秋经》在春天的记事不但有"王正月"，还有"王二月"和"王三月"，这就表示《春秋经》是三统共存的。虽然三统共存，但做领导的如果不先端正自己则不足以治理别人，所以圣人才用"王正月"表现一统之义而兼三统共存之实。（Ⅱ）
三统并存，以其中一统为大，我们很容易理解的是：这一统便是"正统"，何焯所谓"后世正统之说出于公羊"（Ⅲ）--这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常用词，其词源可以追溯到汉代公羊家那里，而新皇即位常说"继承大统"，词源也是由此而来。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开国之君所承的那个"统"是天统而非人统，也就是说，三统的真实属性是神性的而非世俗的，而神性之下的世俗意义，就是要否定新朝代和旧朝代之间的传承关系，并且用改正朔、易服色的手段来割裂传统。我在《春秋大义》里边曾经引《白虎通·三正》的一段话来解释过这个道理：
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袭也。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所以变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故《大传》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也。是以禹舜虽继太平，犹宜改以应天。王者改作，乐必得天应而后作何？重改制也。《春秋瑞应传》曰："敬受瑞应，而王改正朔，易服色。"《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民也。"
（Ⅰ）[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注疏》"襄公二十五年"孔颖达正义：《乐记》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后，犹尊贤也。尊贤不过二代。"郑玄以此谓杞、宋为二代之后，蓟、祝、陈为三恪。杜今以周封夏、殷之后为二王后，又封陈，并二王后为三恪。杜意以此传言"以备三恪"，则以陈备三恪而已。若远取蓟、祝，则陈近矣，何以言备？以其称备，知其通二代而备其数耳。二代之后，则名自行其正朔，用其礼乐，王者尊之深也。舜在二代之前，其礼转降。恪，敬也。封其后示敬而已，故曰恪。虽通二代为三，其二代不假称恪，唯陈为恪耳。
（Ⅱ）王闿运《春秋公羊传笺》：大谓推而大之也。书春三月皆有王，存三统也。不先自正则不足治人，故以王正月见一统之义而三统乃存矣。
（Ⅲ）[清]何焯《义门读书记》第十二卷释"大一统也"。
翻来覆去地引经据典，无非是强调这一句"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向大家表明我这改朝换代是老天爷安排的，可不是我从上代王朝手上搞过来的。这个逻辑可值得我们万分留意，这里分明在说：每一代王朝都是各不相干的，交接的两者之间绝对没有继承关系。如果这个逻辑在古代当真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话，这就意味着：一个有着延续性的"中国"的概念其实是不存在的，秦朝就是秦朝，汉朝就是汉朝，唐朝就是唐朝，每个朝代分别是每个皇室的独立的私有财产。于是，正如我在《孟子他说》里详细说明过的那个道理：下一个朝代不会以上一个朝代的版图作为自己王朝版图的合理依据，比如说，刘家王朝的财产是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到了李家王朝，土地变成了五百万平方公里，但李家王朝没有理由去说 "刘家有地一千万平方公里，所以我们李家也应该拥有同样范围的土地"，这就没有道理了，毕竟前朝的事是前朝的，本朝的事是本朝的，在私天下的时代里，每个朝代的土地都是各自皇室的私有财产，而既然是私有财产，自然可以被物主随意处置--送给外国也好，干脆放弃不管了也好，怎么处置都行，尤其重要的是：刘家的私有财产和李家的私有财产之间并不存在继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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