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讲到何休和郑玄论战的时候，曾经提及何休先后说过鲁隐公"生称公"和"生称侯"--这个看似矛盾之处其实并不矛盾。一般认为，周人有所谓"五等爵"，即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鲁隐公的爵位的侯爵，所以按这个标准，在他活着的时候应该称他为"鲁侯"，这就是何休所谓的"生称侯"。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说"鲁隐公"，从没说过"鲁隐侯"，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公"有狭义和广义两解，狭义的"公"就是五等爵中的公爵，而广义的"公"用处却很宽泛，各个诸侯国的国君，无论爵位是什么，国中人一般都尊称他为"公"。
关于周人的政治制度，《礼记·王制》有过非常仔细的说明，其中一开头就是"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这不但说了天子之封有五等爵，就连诸侯国里也分为从上大夫卿到下士的五个等级--这些公爵、伯爵、上士、下士很多人都以为是外国来的，其实却是两千多年前的本土特色。
那么，为什么是五等爵，而不是六等或四等呢？--这并不是一个荒谬的问题，按照郑玄和孔颖达的解释，这是效法五行理论而来的（Ⅰ）。这是周人所开创的一个崭新制度，古人的一般看法是，爵位和谥号是一体的两面，人活着有爵位、称爵位，人死了要拟谥号、称谥号，而在周人以前是没有这种制度的--即《仪礼·士冠礼》和《礼记·郊特牲》所谓的"古者生无爵，死无谥"。（谥法前文已经详论。）
（Ⅰ）[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王制》：二五，象五行刚柔十日。……正义曰：……南面之君五等，法五行之刚日。北面之臣五等，法五行之柔日。
从周礼尊卑大防的核心精神来看，五等爵的制度无疑是深谙个中滋味的，但是，通观《礼记·王制》的记载却难免不让人对其可靠性产生疑惑。《礼记·王制》讲爵位、讲土地分配等等，更像是在描述一个架空的乌托邦，那些规规整整的区划在现实世界中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存在的。看来，我们还得找一些更原始的资料才行。
关于五等爵最早的记载大约要算《孟子·万章下》了。北宫锜向孟子打听周王室的爵禄之制，一向能言善辩的孟子这回却有点儿含糊，说："详细情况我们已经搞不清了。诸侯们生怕这些制度妨碍自己，纷纷把相关记载给销毁了，所以我只是知道一个大概罢了。爵位嘛，天子是一级，然后是公、侯、伯，子和男一共算一级，总共算下来是五级。在诸侯国里呢，君是一级，然后是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总共是六级……"（Ⅰ）
孟子的说法显然与《礼记·王制》不同，有可能《礼记·王制》按照汉朝的主流五行理论把孟子的说法给整合过了，搞得规整了许多。孟子的说法中至少有两处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一是说诸侯们纷纷把周王室记载爵禄规范的典籍给销毁掉了，二是天子居然也算是一个爵位，这实在令人吃惊。第一点如果属实的话，说明了世道变乱、礼崩乐坏；第二点则让人疑惑：天子应当是爵位的授予者，如果"天子"二字也是一级爵位，那又是由谁授予的呢？--这个疑惑在古人那里一直争论不休，易学家和今文学家力主天子之称为爵称，而古文学家则认为天子非爵。郑玄曾从《仪礼·士冠礼》的"生无爵，死无谥"出发，论证说："既然天子死后是有谥号的，自然活着的时候也有爵位。"及至明末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则把"天子为爵称"这个问题在民本主义的大前提之下给说圆了："君是为民而立的，所以天子和公侯伯子男其实都是一回事，并非绝世之贵；俸禄是劳动的报酬，所以君卿士大夫拿俸禄就和庶人作公务员拿俸禄的道理是一样的，没有不劳而获的道理。"（Ⅱ）
（Ⅰ）《孟子·万章下》：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Ⅱ）[清]陈立《白虎通疏证·爵》：天子，爵称也。○此《易》说。《春秋》今文说也。……郑驳之云："案《士冠礼》，古者生无爵，死无谥。自周及汉，天子有谥，此有爵甚明。云无爵，失之矣。"……两汉之世，《易》孟、京、《春秋》公羊学立于学官，古《周礼》、古《左氏》尚未盛行，故与《白虎通》多异也。……顾氏炎武《日知录》云："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代耕而赋之禄，故班禄之意，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
郑、顾两说各有各的道理，郑说从逻辑出发，顾说则似在借古讽今，很难说在考据意义上有多大的可靠性。但毕竟古代文献不足，大家所能做的，也只是从有限的证据中做出各自的推测罢了。
但是，仅仅从《春秋》一经三传来看，一般人便难免生出对五等爵之说的怀疑。比如，按照常理，级别越高，人数也就越少，比如一家公司，总经理只有一个，副总经理可能有两三个，部门经理可能有二十个，小组长可能有一百个，但我们很难想像某家公司里部门经理只有五六个，而副总经理倒有好几十。同样道理，依照公、侯、伯、子、男的等级序列，公爵如果有五个，那么从侯爵到男爵应该人数越来越多才对，但《春秋》一经三传所展示给我们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象--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之"列国爵姓表"来看，侯爵和伯爵为数很多，子爵和男爵反在少数，尤其是最末等的男爵，仅有三例而已，而最高等级的公爵虽然也只有五例，却生出了另外的疑惑。
种种疑惑直至近代才由傅斯年第一次系统论之，他在《论所谓五等爵》一文中颠覆旧说，认为五等爵之论只是后人附会罢了，并非周人真有其制。
傅老师先从五等爵的字义入手，说"公"原本和"君"、"兄"都是一回事，由"公"孳生出"公子"一词，但没听说还有"伯子"和"侯子"。"公"是一个很宽泛的称谓，并非爵号，凡是拥有封地的人都可以称"公"。
至于"侯"，是从"射侯"而来的，本义是指箭靶子，有用布做的，也有用皮革做的。箭术是古人最重要的一门武功，王室委任一些武林高手在中央直辖区之外负起守土御乱的职责，是为"侯"。
"伯"，原指家长，而在当时的宗法社会里，一家之长往往也就是一国之长。"伯"字也是一个泛称，并非爵位之一种。
"子"的本义是儿子，一般情况下是指诸侯之子，尤其是得到分封的诸侯庶子--大宗称伯，小宗称子，伯和子正是相对而言的。
"男"是附庸之号。所谓附庸，按照《孟子》和《礼记·王制》的说法，诸侯国大小不同，分为若干级别，都有定期朝见周天子的义务，但有一些地盘实在太小的，就没必要参加朝会了，作邻近某大国的附属国即可，是谓附庸。（Ⅰ）
公、伯、子、男本来都是家族中的称呼，并非爵位，而侯则是武士之意。男相对于侯有着隶属关系，子相对于伯有着庶长之别。当时，周王室与诸侯国的关系不是同姓亲属就是异姓姻亲，家族伦理也就是政治伦理，家族称谓也就是政治称谓，换句话说也就是：等级是起源于血缘关系的。而到了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宗法制度早已解纽，诸侯国变成了军国，时人不明古制，遂有周王室班爵禄之说。（Ⅱ）
在傅斯年的说法里，"侯"显然是最有"封建"色彩的一种身份。周初的"封建"曾有学者认为其性质是武装殖民，如果此说成立的话，和傅斯年对"侯"的描述却有一些差异了。幸好还有另外的说法，比如朱凤瀚在《商周家族形态研究》里考察"封建"之本义，认为殖民的说法是不严密的--因为殖民是指从母国向被征服的地区移民，主要目的是搞经济掠夺，但周初的封建显然殖民色彩较少而藩屏意味更重，其主要考虑并非经济上的，而是政治和军事上的，许多被分封出去的诸侯国与其说是新征服地区的殖民统治，不如说是军事据点更恰当一些。"……以此很少的人数迁至封国，担负上述艰巨的军事义务，则此少数周人中的男子自然应多是武士。"--朱老师这里虽然并没有论及五等爵，但这个说法显然是支持傅斯年对"侯"的描述的。而朱老师对"伯"也有一笔，说西周"当时地方官吏通称伯"。（Ⅲ）
郭沫若也是怀疑五等爵的，前文提到他的《金文所无考》，说他归纳了一些古文献中常见而金文中却绝无发现的内容，举其大者列了八项。这八项中前文介绍过的"四时"是其中之一，而"五等爵"也是名列其中的。
（Ⅰ）《孟子·万章下》：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礼记·王制》：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
（Ⅱ）详见：傅斯年《论所谓五等爵》（《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22－45页。
（Ⅲ）详见：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二章第二节。
郭沫若从青铜器铭文推断出了三点：一，诸侯经常称王；二，公、侯、伯、子无定称；三，"男"之称非常罕见。其中第一点郭老师还提出了王国维早先提出过同样的观点，说早先名份上的讲究并不太严格，诸侯在自己的封国里有着称王的习俗，即如徐、楚、吴、越称王也只是沿袭周初旧习罢了，不能全当僭越来看。（Ⅰ）
当然，这种种质疑之说并未被完全采信，依然有人力证五等爵之说。比如瞿同祖"从《左传》中摘录所有关于诸侯爵位的称谓，按等级分类。结果证明在春秋确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并且爵位固定。只有在升黜时，才有改变"。（Ⅱ）
王玉哲是认可瞿同祖之论的，他继续考证说：周代的爵位制度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在商代就已经有了侯、甸、男等封爵，周初大概就继承了下来。在西周的时候，爵位有侯、甸、男、采、卫等等，到春秋时代才是公、侯、伯、子、男。而与爵位制度密切相关的是一种被称为"服制"的东西，古人有"五服"和"九服"两说。这个"五服"和表示亲属关系的"五服"可不是一回事，而是对地理行政区域的划分。王老师说："五服"和"九服"恐怕都说的不对，实际可能只有二服，即内服和外服。
内服和外服，这两个词现在只被用在药品的说明书上，这里的"服"字原是"服役"之意，而在周初，内服即"甸服"，是指王畿（围绕周王室的中央直辖区大约方圆千里之地）之内距王都较近的诸侯国，是给周王室供应祭祀和食用的粮食的，比如晋国、郑国、虢国，都是甸服；外服即"侯服"，是指王畿之外分封的侯、伯等等诸侯，比如齐国和鲁国。"'甸服'在王畿或近于王畿，王朝所赖以食者，而'侯服'在畿外，为王朝所封，用以藩屏周室。《国语·周语上》谓：'邦内甸服，邦外侯服。'这与我们上面所说的西周二服制是一致的。服制是诸侯为周室服务的方式和内容的不同规定，而不是地位等第之差异。在西周分封制度中，大概以侯的地位为最高。"（Ⅲ）
从王老师的话里我们得知：鲁国的国君即便具体爵位暂且不论，但鲁国确是属于外服（侯服）的，其建国的主要目的是要藩屏周室。--虽然王玉哲在对五等爵的看法上和傅斯年相左，但他对"侯"的考证却大有和后者的相通之处。而内、外服之制度早见于《尚书·酒诰》，其中描述的商代情形大体也是这样（Ⅳ），这使我们由此而可以向前再追溯一步。
另外，童书业对五等爵做过的一个归纳也很值得我们参考：
公：周王室王畿之内的诸侯有周公、召公，周室尊亲及与周天子关系比较密切的也称"公"，比如虢公、虞公。宋国是殷商之后，是客人的身份，所以也称"公"。
侯：较大的诸侯国都称"侯"，比如齐、鲁、卫、陈、蔡、晋。
伯：王畿内外小国之君有称"伯"的，比如郑伯。
（Ⅰ）详见：郭沫若《金文所无考》（《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郭沫若卷》），第430－433页。
（Ⅱ）详见：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第二章"封建社会的完成"，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4－59页（转引自：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586页。）
（Ⅲ）详见：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第585－589页。
（Ⅳ）《尚书·酒诰》：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
子：蛮夷之君皆称"子"。
男：是华夏小国诸侯之称，与"子"相近。
童书业进一步考证，认为所谓五等爵实际只是"侯、甸、男"三等爵，和殷商的制度是一样的，其中的"甸"也就是"伯"。"侯"大约就是最大的诸侯，"伯（甸）"次之，"男"最小。而"公"是一种尊称，并非爵位，诸侯在自己的国内也都称"公"的；"子"是"不成君"之称，所以称"子"的尽是蛮夷戎狄的领导人，而"子"的地位和"男"差不多，所以孟子才说"子"和"男"在同一个等级上。（Ⅰ）
诸家研究虽然各有说法，有同有异，但大多总要承认春秋时代之爵称是很混乱的，称"侯"的也常称"伯"、称"子"称"伯"的还有自称"伯男"之例，如果再联系到孔子微言大义的褒贬，那就越发复杂无比了。
而公羊家还有另外的解释，比如董仲舒从《公羊传·桓公十一年》"《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发挥说：周代的爵位有五等，《春秋》的爵位分三等：伯、子、男合为一个等级（Ⅱ）。孔广森也说爵分三等，但西周时是公为一等，然后是侯爵和伯爵为一等，第三等是子爵和男爵，到春秋时有了变化，伯爵和子、男同为一等了。（Ⅲ）
事情越来越复杂了，如果对头衔的说法不一，我们就很难迅速判定孔子的微言大义到底何在了。还是先回到鲁隐公这里吧，按照传统五等爵的说法，他应该是侯爵，但在鲁国国内大家都尊称他为"公"--"公"既是尊称又是泛称。据杨宽考证，这一类的称公之法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刘时代。公刘之"公"，既有人说是爵位，也有人说是称号，当以称号为确。从公刘之后，周人的领导者有公非、公叔祖类、公亶父，都是"公"字打头。另一方面，周族创建国家始于公刘时代，两相联系之下，"公刘之称'公'，该是当时周族人对国君的尊称"。（Ⅳ）这种称谓方式自然而然的延续，或许正可以解释鲁隐公等诸侯国君于国内称公的现象。
大致可以确定的是，爵位是和分封挂钩的，而分封是和封建制度挂钩的，所以，要搞清楚五等爵问题，最好先搞清分封和封建。
"封"字早在甲骨文里就已经有了，像草木之形，金文也有写作像双手植树的样子，意为树林为界。而"封"与"邦"本是一字之分化（Ⅴ）。从这里来看，国家原本就是一种划地盘的行为，如果再作追溯的话，这种领域行为动物也有--最常见的就是狗在树底下撒尿，用自己的味道和自然标志物（树或者电线杆）来划定自己的地盘。胡厚宣《殷代封建制度考》从甲骨卜辞考证，认为封建制度从殷商的武丁时代就已经有了，而斯维至追溯到更早，"由于胡先生的文章是只以甲骨卜辞所见的情形为根据的，所以他很审慎地从武丁说起。
（Ⅰ）详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第148－151页。
（Ⅱ）[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春秋》郑忽何以名？《春秋》曰："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何以为一？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
（Ⅲ）[清]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公于上等，伯爵为中等，子、男于下等。
（Ⅳ）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33页。
（Ⅴ）斯维至：《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论稿》（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1版），第76页。
但是解放后我们已发现先商文化和早商文化的地下遗址和器物，可以充分证明至少成汤灭夏以后已经建立国家，因此我们不妨推断封建制度开始于成汤灭夏以后。"（Ⅰ）
当然，从"建立国家"到"封建制度"，这一推断似乎显得步子稍大。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据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分封"一词最早见于《左传·定公四年》，而且不是两个字连在一起，而是分开来用的，语法都是：分某人以……，封于某地。分人分物封土地，也即"授民授疆土"。
图－大克鼎铭文
大克鼎是西周晚期彝器，铭文记载周天子册命膳夫克，说是赐给他某地某地的田，还连同田里耕作的人，还赐给他史小臣和乐官，还有井邑之人（这是只赐井邑之人却不赐井邑之地），让膳夫克把井邑之人迁到量地去。是为"授民授疆土"之一例。（Ⅱ）
"封建"一词源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是说"用封的办法把土地和民众授予同姓兄弟建立国家，目的是像藩篱那样保卫周王室。……'分封'与 '封建'的意思完全一致。" （Ⅲ）
李雪山也说，"封"（丰）字从甲骨文的字形来看，是植树以标明疆界的意思，从中可以看出殷商时代的封疆之法就是植树造林，这一招后来也被周人学去了。《论语·八佾》有句很难解释的"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夏人植树封疆种的是松树，殷商用柏树，周人用栗树。（这种解释比较特别。）
截至到这里，诸家并没有多大的异说，但论到殷商爵称，分歧就相当大了。公认的只有侯爵和伯爵。至于其他爵称，这里简述李说，子、田（甸）、亚、男、任都是爵称，其中男、任通假，妇是女性的专用爵称，公指的是商王的先辈，而非爵称，再者，这些爵位后来被周人效仿，但从甲骨文里还看不出它们有等级高低之分。（Ⅳ）
爵位如果没有等级之高低，这似乎难以想像。周人所谓五等爵，或者公羊家所谓三等爵位，都是等级分明的。无论殷商制度如何，周代当之无愧是个等级森严的礼仪之邦，就算承袭的是殷商的爵制，总该在等级上有所增益才是。这个问题上我们又会遇到诸家歧说，比如杨宽以为"结合西周金文和文献来看，周朝诸侯有侯、甸、男、采、卫五个等级，他们对周朝的贡赋也该有等级区别的。由于史料缺乏，具体情况已不了解"（Ⅴ），但王国维、郭沫若、杨树达都曾证之以金文，一是发现金文爵称与文献冲突，二是发现金文爵称之间也存在不少冲突（Ⅵ）。但是，如果真是认为爵位和等级无关，又有些难以想像。《逸周书·度训解》有"□爵以明等极"，如果这篇能被确认为西周文献，倒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启发。
（Ⅰ）斯维至：《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论稿》，第77页。
（Ⅱ）《金文今译类检·殷商西周卷》，第454－457页。
（Ⅲ）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10页。
（Ⅳ）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第二章。
（Ⅴ）杨宽：《西周史》，第545页。
（Ⅵ）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华书局1983年第1版），第249－257页。
近年力证五等爵为实并匡正前人之说的，如王世民从金文入手，认为《公羊传》的记载大体不差，即天子的三公称公（比如周公、召公），这是中央大员，而在地方上，王者之后称公（比如殷商之后的宋国），至于其他诸侯，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总体来说是为三等。（Ⅰ）
陈恩林也是这一战线上的，从文献入手，论证"在周代由王及公、侯、伯、子、男、附庸、大夫所组成的等列，就是其社会阶级结构的大略"，爵位不同，纳贡的额度也不同，甚至还有的诸侯为了少纳贡而自贬爵位甘为大国附庸的（Ⅱ）。这倒也合情理，像是县领导为了拿中央财政补贴而争当贫困县一样。
陈先生举了《左传·桓公十年》的一个例子：齐国被北戎攻击，诸侯联合救援，打了胜仗，其中以郑国的公子忽功劳最大，但随后齐国慰劳盟军，委托鲁国来排次序前后，鲁国以爵禄等级为序，郑国是伯爵，给排在了最后。公子忽为此忿忿不平，结果联合齐国和卫国对鲁国开了战。对郑国的这次报复，《春秋经》的记载是"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左传》的解释是"先书齐、卫，王爵也。"陈先生说："《春秋》记载这件事，先书'齐、卫'，后书'郑'。把齐、卫看成主谋，郑是协从。《左传》解释说：'先书齐。卫，王爵也。'即说齐、卫为侯爵，位在郑国之上，所以记为首恶。"
这个例子是很能说明爵位等级的，而且是从一件事里两次体现了爵位等级：一是郑国公子忽的发怒，二是《左传》对《春秋经》这一书法的解释。《左传》之所以要特意解释一下，依孔颖达的说法，《春秋经》的体例是：战争是谁挑起来的，就先写谁。可这次报复之战，明明是郑国的公子忽挑起来的，《春秋经》为什么偏偏把郑国放在最后呢？因为这一战当初的缘起，就是鲁国在犒劳联军排座次时依照的是爵禄等级而不是战功，公子忽生气了，这才发动了报复之战。《春秋经》于是特地改变了一贯体例，虽然公子忽是祸首，但偏偏还要按爵禄等级来给他们排序，还是把郑国排在最后，由此彰显鲁国"犹秉周礼"（Ⅲ）--如果这也算一则春秋大义的话，倒还很有幽默感。
从《春秋经》和《左传》这段记载来看爵位等级，似为明证，但深究一下好像还有疑点。先看一下《左传》原文：
初，北戎病齐，诸侯救之。郑公子忽有功焉。齐人饩诸侯，使鲁次之。鲁以周班后郑。郑人怒，请师于齐。齐人以卫师助之。故不称侵伐。先书齐、卫，王爵也。
鲁国排座次把郑国安排在后边，原文是"鲁以周班后郑"，用的是"周班"这个词，杨伯峻的注释是："依周室封爵之次，郑应在后"；《左传》解释《春秋经》之所以把郑公子忽报复之师的参与者次序记为齐、卫在前，郑国在后，原文用的是"王爵"，杨伯峻的注释是： "王爵即周班" （Ⅳ）。那么，这个两次作为座次依照的"周班"（王爵），到底是爵位等级呢，还是周天子授予爵位的先后？--后者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哦，至少也并不排除后者的可能。
（Ⅰ）王世民：《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
（Ⅱ）陈恩林：《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见周代诸侯五等爵》，《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
（Ⅲ）[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桓公十年》：正义曰：传言先书齐、卫，则齐、卫不合先书，当先书郑也。《春秋》之例，主兵者先书，此则郑人主兵，郑宜在先，而先序齐、卫者，王爵齐、卫为侯，尊于郑伯，故以王爵尊卑为序也。不依主兵之例，而以王爵序者，鲁班诸侯之戍，以王爵为次。郑忽负功怀怒，致有此师，故特改常例，还以王爵次之，见鲁犹秉周礼故也。
（Ⅳ）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28页。
如果看看周天子授爵的先后次序，齐国的始封君是姜太公，卫国的始封君是康叔封，这两位都是在武王克商以后就获得分封的，而郑国的始封君郑桓公友是周宣王的弟弟，是在宣王二十二年才获得分封的。那么，如果按分封次序之先后来排座次的话，齐、卫两国也确实应该排在郑国之前。
《左传·隐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争座次的事件大约可以成为一条佐证：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争长。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后之。"
两方面争座次的方法就是比祖宗。一个说自家的始封君受封时间早，一个说自家的始封君官大。--这就说明，受封时间早是一种重要的资历，这大概就像"长征时期参加革命的"和"解放后参加革命的"这种身份区别，也是人之常情。
如果把问题再进一步的话，那就得问问《左传》里关于排座次的说法是否真的"正确地"解释了《春秋经》。
那么，我们不妨看看《春秋经》记载中的诸侯排座次--那时候还没有以姓氏比划为序的风气，级别越高越靠前，这是一项根深蒂固的传统。列举一下《春秋经》从隐公到文公的这些年里排座次的记载：
隐公三年：齐侯，郑伯盟于石门。
隐公四年：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
隐公八年：宋公、卫侯遇于垂。……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
隐公十年：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
隐公十一年：公及齐侯、郑伯入许。
桓公二年：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蔡侯、郑伯会于邓。
桓公五年：齐侯、郑伯如纪。
桓公十年：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
桓公十一年：柔会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
桓公十二年：公会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桓公十三年：公会纪侯、郑伯。己巳，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
桓公十六年：公会宋公、蔡侯、卫侯于曹。夏四月，公会宋公、卫侯、陈侯、蔡侯伐郑。
桓公十七年：公会齐侯、纪侯盟于黄。
庄公四年：齐侯、陈侯、郑伯遇于垂。
庄公十四年：单伯会齐侯、宋公、卫侯、郑伯于鄄。
庄公十五年：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会于鄄。
庄公十六年：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庄公十九年：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
庄公二十七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同盟于幽。
庄公三十二年：宋公、齐侯遇于梁丘。
僖公元年：公会齐侯、宋公、郑伯、曹伯、邾人于柽。
僖公二年：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
僖公三年：齐侯、宋公、江人、黄人会于阳谷。
僖公四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
僖公五年：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止。
僖公六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伐郑，围新城。
僖公七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世子款、郑世子华盟于宁母。
僖公八年：公会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款盟于洮。
僖公九年：公会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
僖公十年：齐侯、许男伐北戎。
僖公十三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郑伯、许男、曹伯于咸。
僖公十五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候、郑伯、许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僖公十六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
僖公十八年：宋公、曹伯、卫人、邾人伐齐。
僖公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盂。
僖公二十二年：宋公、卫侯、许男、滕子伐郑。
僖公二十七年：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
僖公二十八年：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温。
僖公二十九年：会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文公二年：公孙敖会宋公、陈侯、郑伯、晋士縠盟于垂陇。
文公十四年：公会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晋赵盾。
从这些记载来看，中央大员总是排在最前边的，卿大夫则排在诸侯之后，但诸侯之间的次序却很难看出什么确定的等级排序。隐公三年"齐侯，郑伯盟于石门"，齐国是侯爵，郑国是伯爵，齐侯排在郑伯前边，这没错；而宋国是公爵，有时候排在前列，有时候却靠后站，比如桓公十三年，宋公就排在了齐侯的后边。齐侯常常排在宋公前边，而在庄公三十二年宋公却排在齐侯前边。
再者，如果按照《左传·隐公十一年》滕、薛两君争座次的事件里羽父所谓的"周之宗盟，异姓为后"的原则（Ⅰ），在宗盟名单中先分同姓、异姓，同姓在前，异姓在后，然后同姓之中按五等爵次序安排，异姓之中也照此办理，但上述记载显然没有体现出这种排序方式。再如僖公十三年，次序是：齐侯、宋公、陈侯、郑伯、许男、曹伯，齐侯和陈侯并不排在一起，中间插了个宋公，郑伯和曹伯也不排在一起，中间插了个许男（这个排列多次出现）。庄公十六年出场的人物把五等爵都会集全了，次序照旧无章可寻：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这就相当于现代某机关开大会排座次：张局长、李处长、王部长、赵秘书、周局长、吴副部长……谁见过这样的座次呢？级别安排稍有差池，就会天下大乱呀。
那么，是周人不讲究这个吗？当然不是，《左传·隐公十一年》就曾记载滕国和薛国的两位国君争座次的事情，鲁隐公还特意派人开导，讲了一番大道理才平息了这场争执。这样看来，也许惟一合理的解释就是：爵位未必是分出高低等级的。
可是，如果不分高低等级，爵称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现代人倒是很容易从官本位的现象中体会出爵位的作用：比如，处级干部月薪三千元，住房标准为一百平米，外出可以坐软卧，住宿可以住四星级宾馆，部级干部月薪一万元，住房标准为二百平米，外出可以坐飞机头等舱，住宿可以住五星级宾馆……如果可以把级别比作爵位，那么这些内容也就是爵位的意义所在。而周人的待遇标准主要是看采邑，也即上文所谓"授民授疆土"。侯志义《采邑考》表述这种关系为："采邑大小是由爵位的高低决定的，所以爵位是赐采的先决条件。"（Ⅱ）这就是说，你如果想得到一万元的月薪和二百平米的住房，就得先得到部级的级别才行；你如果想得到更大的采邑，就得有更高的爵位才行。
（Ⅰ）《左传·隐公十一年》：十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争长。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后之。"公使羽父请于薛侯曰："君与滕君辱在寡人。周谚有之曰：'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君若辱贶寡人，则愿以滕君为请。"薛侯许之，乃长滕侯。
（Ⅱ）侯志义：《采邑考》（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7页。
这是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逻辑。侯志义随后引了两条史料来说明"爵位一定，禄俸亦随之而定。《礼记》（卷十一）《王制》说：'任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国语》载叔向之语，说：'爵以建事，禄以食爵'（《晋语八》）。道出了这一事实。意味按职务定爵位，再以爵位来立食禄。爵位一旦确立，则禄俸随之而来。而爵既有等，所以食禄自然便显出差别来了。禄与爵的关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周时候，物质交换不普遍，货币经济不发达，天子、诸侯虽然赏臣下以货币（贝）、物品，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作为装饰使用的。而按爵以食禄之'禄'，便只能以土地来充当--文献称作'禄邑'。因在为农业已居社会经济首位的西周时期，土地成为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成为宝中之宝，故以地为禄，是再好莫过的，也是事物发展之必然。"（Ⅰ）
这个说法最是合理，既合于人之常情，又合于周代社会的森严等级，但缺憾是：第一，这依然是分高低等级的；第二，这两条史料有点儿问题。
《礼记·王制》我在上文已经说过，通篇都像是乌托邦的图纸，至于具体这句"任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用王文锦的翻译，意思是"工作称职然后正式授以官爵，爵位定了然后才给相应的俸禄"（Ⅱ），但这话还有上下文的，前边是"凡官民材，必先论之，论辨然后使之"，意思是"凡是任命人才，一定要先考查他的人品才能，考查清楚了然后交给他工作"，接下来才是"工作称职然后正式授以官爵，爵位定了然后才给相应的俸禄"。这种情况更像是春秋以后的人才聘任制度，而不是西周时代的分封制度。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是说"给俸禄"，而不是"授民授疆土"。
《国语·晋语八》叔向的这段话，也要联系上下文来看。整个故事是说，秦国的后子逃到晋国做官，跟随的车子有千辆之多，楚国的公子干也逃到晋国做官，跟随的车子只有五辆。叔向当时是晋国的太傅，掌管官员俸禄。韩宣子问他打听秦、楚这两位公子的俸禄标准，叔向说："大诸侯国的卿，给五百顷田赋的俸禄，上大夫给一百顷田赋的俸禄，这两位的级别都是上大夫，都给他们一百顷田赋当俸禄好了。"韩宣子很不理解，问："这两位一贫一富，为什么给的俸禄都一样呢？"叔向回答说："按照职务授予爵位，再根据爵位的高低确定俸禄（此即'爵以建事，禄以食爵'）……"（Ⅲ）
（Ⅰ）侯志义：《采邑考》，第8页。
（Ⅱ）王文锦：《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1年第1版），第164－165页。
（Ⅲ）《国语·晋语八》：秦后子来仕，其车千乘。楚公子干来仕，其车五乘。叔向为太傅，实赋禄，韩宣子问二公子之禄焉，对曰："大国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钧之？"对曰："夫爵以建事，禄以食爵，德以赋之，功庸以称之，若之何以富赋禄也！夫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无大绩于民故也。且秦、楚匹也，若之何其回于富也。"乃均其禄。
叔向说的这事，和上述《礼记·王制》一样，说的是聘任制，而不是封建制。这个聘任制，说得宽泛一些，比如春秋时期的孔子，战国时期的孟子，被外国国君给以高薪，这些事都是有的（我曾在《孟子他说》里换算过孟子在齐国拿的薪水到底有多高），但孔孟他们拿的薪水再高，也没有获得封地，这就像现代的一些职业经理人，可以拿到很高的薪水，这薪水也正如叔向的话说是"按照职务授予爵位，再根据爵位的高低确定俸禄"，还要核之以业绩等等，但无论薪水再高，却拿不到公司的股份。这是春秋时代一大制度之变。尤其到战国时代，郡县制度开始发展，地方官拿的薪水虽然也有采邑之名义，但实际上只是拿某块地方的田赋而已，如叔向说的"给五百顷田赋的俸禄"云云，只是给俸，并不给地。所以，以这些资料来解释五等爵显然是不合适的。
如果说到聘任制的爵位，典型代表就是商鞅变法时候的秦国二十爵。据宋人魏了翁考证，商鞅的二十爵并非全部出自原创，而是春秋时代已有一些，被商鞅拿去加工改造罢了，至于那些爵名的意义，已经无从考证了（Ⅰ）。而聘任之爵和分封之爵不可混为一谈。
最后，我们可以再怀着忐忑之心假设一下：如果不分等级的话，爵称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也许和功能有关，也许和习俗有关，就殷商的内服、外服制度来看，爵位实际应分成两大体系，按我们现在的概念来说：一类是中央的（内服），一类是地方的（外服）。如果从功能考虑，侯爵如前所述是带有武装戍卫性质的，侯字取的是射侯之义，至于子爵，则有可能是从习俗而来--朱凤瀚对甲骨卜辞中"子某"的分析可以给我们一些参考："他们均是商王之子，亦即诸王子。……他们不一定必是王之嫡子……称'子某'者并不都是时王之子。"（Ⅱ）
另一方面，如果爵位不存在等级之别，称之为爵位显然就不大恰当了，至少殷商的爵制还是称之为服制更为妥帖。徐中舒谓殷商的"侯、甸、男、卫四种服役制度，一直到周初都还存在。……侯、卫两服是服兵役的，甸是生产的，男是服劳役的，这与周代的封建等级制是根本不同的。（Ⅲ）"由此我们可以推想爵制是由服制演变而来，如果说五等爵确实存在的话，这一爵制似乎是从一种分类体系转化为等级体系，就好比"工、农、兵、学、商"，本来只是五种不同的职业身份而已，"农"并不比"工"低上一头，但这一分类体系演化为等级体系似乎也不是无法想像的事情。
（Ⅰ）[宋]魏了翁《春秋左传要义》卷二十八"秦爵二十级春秋时已有"条：秦之官爵有此不更之名，知女父是人之名字，不更是官爵之号。《汉书》称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者赐爵一级，其爵名一为公士，二上造，三簮褭，四不更，五大夫，六公大夫，七官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车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商君者，商鞅也，秦孝公之相，封于商，号为商君。案：《传》此有不更女父，襄十一年有庶长鲍、庶长武。春秋之世已有此名。盖后世以渐増之。商君定为二十，非是商君尽新作也。其名之义难得而知。
（Ⅱ）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第50页。
（Ⅲ）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第1版），第5章。
更何况，如果五等爵的所谓等级本就是不存在的或是模糊不清的，我们更可以从中推想在殷商服制演化为周代爵制的过程中，等级划分并未成型，而服制名称中的分工之本义也渐渐湮灭了，那么，要把爵位问题解释清楚，不借助于想像恐怕是有困难的。于是，对五等爵的乌托邦式的描述才就此浮出水面。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这是《春秋经》于隐公元年里的第二条记载，翻译过来就是："三月，我国领导人（鲁隐公）和邾仪父在篾地会盟。"
这位邾仪父是邾国的领导人。细心的读者马上会发现一个问题：国家领导人一般都要称呼爵位的，比如鲁隐公、晋文公、齐桓公，可这位邾国领导人怎么被称作邾仪父呢？这是他的名字吗？
这是不是称呼名字，稍后再论，但可以立刻肯定的是：确实对这位领导没有依照习惯称呼爵位。先说说邾国的背景：邾国并不是像鲁国、齐国那样的诸侯国，而是所谓"附庸国"。按照《孟子·万章下》的说法，天子分封五等爵，地盘由大到小各有标准，但还有那些地盘实在太小的，连方圆五十里都不到，那就不和周天子直接发生关系了，而是依附于附近的某一诸侯，是谓附庸。（Ⅰ）
（Ⅰ）《孟子·万章下》：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
因为"公"有狭义和广义两解，狭义的"公"就是五等爵中的公爵，而广义的"公"用处却很宽泛，各个诸侯国的国君，无论爵位是什么，国中人一般都尊称他为"公"。
关于周人的政治制度，《礼记·王制》有过非常仔细的说明，其中一开头就是"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这不但说了天子之封有五等爵，就连诸侯国里也分为从上大夫卿到下士的五个等级--这些公爵、伯爵、上士、下士很多人都以为是外国来的，其实却是两千多年前的本土特色。
那么，为什么是五等爵，而不是六等或四等呢？--这并不是一个荒谬的问题，按照郑玄和孔颖达的解释，这是效法五行理论而来的（Ⅰ）。这是周人所开创的一个崭新制度，古人的一般看法是，爵位和谥号是一体的两面，人活着有爵位、称爵位，人死了要拟谥号、称谥号，而在周人以前是没有这种制度的--即《仪礼·士冠礼》和《礼记·郊特牲》所谓的"古者生无爵，死无谥"。（谥法前文已经详论。）
（Ⅰ）[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王制》：二五，象五行刚柔十日。……正义曰：……南面之君五等，法五行之刚日。北面之臣五等，法五行之柔日。
从周礼尊卑大防的核心精神来看，五等爵的制度无疑是深谙个中滋味的，但是，通观《礼记·王制》的记载却难免不让人对其可靠性产生疑惑。《礼记·王制》讲爵位、讲土地分配等等，更像是在描述一个架空的乌托邦，那些规规整整的区划在现实世界中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存在的。看来，我们还得找一些更原始的资料才行。
关于五等爵最早的记载大约要算《孟子·万章下》了。北宫锜向孟子打听周王室的爵禄之制，一向能言善辩的孟子这回却有点儿含糊，说："详细情况我们已经搞不清了。诸侯们生怕这些制度妨碍自己，纷纷把相关记载给销毁了，所以我只是知道一个大概罢了。爵位嘛，天子是一级，然后是公、侯、伯，子和男一共算一级，总共算下来是五级。在诸侯国里呢，君是一级，然后是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总共是六级……"（Ⅰ）
孟子的说法显然与《礼记·王制》不同，有可能《礼记·王制》按照汉朝的主流五行理论把孟子的说法给整合过了，搞得规整了许多。孟子的说法中至少有两处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一是说诸侯们纷纷把周王室记载爵禄规范的典籍给销毁掉了，二是天子居然也算是一个爵位，这实在令人吃惊。第一点如果属实的话，说明了世道变乱、礼崩乐坏；第二点则让人疑惑：天子应当是爵位的授予者，如果"天子"二字也是一级爵位，那又是由谁授予的呢？--这个疑惑在古人那里一直争论不休，易学家和今文学家力主天子之称为爵称，而古文学家则认为天子非爵。郑玄曾从《仪礼·士冠礼》的"生无爵，死无谥"出发，论证说："既然天子死后是有谥号的，自然活着的时候也有爵位。"及至明末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则把"天子为爵称"这个问题在民本主义的大前提之下给说圆了："君是为民而立的，所以天子和公侯伯子男其实都是一回事，并非绝世之贵；俸禄是劳动的报酬，所以君卿士大夫拿俸禄就和庶人作公务员拿俸禄的道理是一样的，没有不劳而获的道理。"（Ⅱ）
（Ⅰ）《孟子·万章下》：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Ⅱ）[清]陈立《白虎通疏证·爵》：天子，爵称也。○此《易》说。《春秋》今文说也。……郑驳之云："案《士冠礼》，古者生无爵，死无谥。自周及汉，天子有谥，此有爵甚明。云无爵，失之矣。"……两汉之世，《易》孟、京、《春秋》公羊学立于学官，古《周礼》、古《左氏》尚未盛行，故与《白虎通》多异也。……顾氏炎武《日知录》云："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代耕而赋之禄，故班禄之意，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
郑、顾两说各有各的道理，郑说从逻辑出发，顾说则似在借古讽今，很难说在考据意义上有多大的可靠性。但毕竟古代文献不足，大家所能做的，也只是从有限的证据中做出各自的推测罢了。
但是，仅仅从《春秋》一经三传来看，一般人便难免生出对五等爵之说的怀疑。比如，按照常理，级别越高，人数也就越少，比如一家公司，总经理只有一个，副总经理可能有两三个，部门经理可能有二十个，小组长可能有一百个，但我们很难想像某家公司里部门经理只有五六个，而副总经理倒有好几十。同样道理，依照公、侯、伯、子、男的等级序列，公爵如果有五个，那么从侯爵到男爵应该人数越来越多才对，但《春秋》一经三传所展示给我们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象--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之"列国爵姓表"来看，侯爵和伯爵为数很多，子爵和男爵反在少数，尤其是最末等的男爵，仅有三例而已，而最高等级的公爵虽然也只有五例，却生出了另外的疑惑。
种种疑惑直至近代才由傅斯年第一次系统论之，他在《论所谓五等爵》一文中颠覆旧说，认为五等爵之论只是后人附会罢了，并非周人真有其制。
傅老师先从五等爵的字义入手，说"公"原本和"君"、"兄"都是一回事，由"公"孳生出"公子"一词，但没听说还有"伯子"和"侯子"。"公"是一个很宽泛的称谓，并非爵号，凡是拥有封地的人都可以称"公"。
至于"侯"，是从"射侯"而来的，本义是指箭靶子，有用布做的，也有用皮革做的。箭术是古人最重要的一门武功，王室委任一些武林高手在中央直辖区之外负起守土御乱的职责，是为"侯"。
"伯"，原指家长，而在当时的宗法社会里，一家之长往往也就是一国之长。"伯"字也是一个泛称，并非爵位之一种。
"子"的本义是儿子，一般情况下是指诸侯之子，尤其是得到分封的诸侯庶子--大宗称伯，小宗称子，伯和子正是相对而言的。
"男"是附庸之号。所谓附庸，按照《孟子》和《礼记·王制》的说法，诸侯国大小不同，分为若干级别，都有定期朝见周天子的义务，但有一些地盘实在太小的，就没必要参加朝会了，作邻近某大国的附属国即可，是谓附庸。（Ⅰ）
公、伯、子、男本来都是家族中的称呼，并非爵位，而侯则是武士之意。男相对于侯有着隶属关系，子相对于伯有着庶长之别。当时，周王室与诸侯国的关系不是同姓亲属就是异姓姻亲，家族伦理也就是政治伦理，家族称谓也就是政治称谓，换句话说也就是：等级是起源于血缘关系的。而到了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宗法制度早已解纽，诸侯国变成了军国，时人不明古制，遂有周王室班爵禄之说。（Ⅱ）
在傅斯年的说法里，"侯"显然是最有"封建"色彩的一种身份。周初的"封建"曾有学者认为其性质是武装殖民，如果此说成立的话，和傅斯年对"侯"的描述却有一些差异了。幸好还有另外的说法，比如朱凤瀚在《商周家族形态研究》里考察"封建"之本义，认为殖民的说法是不严密的--因为殖民是指从母国向被征服的地区移民，主要目的是搞经济掠夺，但周初的封建显然殖民色彩较少而藩屏意味更重，其主要考虑并非经济上的，而是政治和军事上的，许多被分封出去的诸侯国与其说是新征服地区的殖民统治，不如说是军事据点更恰当一些。"……以此很少的人数迁至封国，担负上述艰巨的军事义务，则此少数周人中的男子自然应多是武士。"--朱老师这里虽然并没有论及五等爵，但这个说法显然是支持傅斯年对"侯"的描述的。而朱老师对"伯"也有一笔，说西周"当时地方官吏通称伯"。（Ⅲ）
郭沫若也是怀疑五等爵的，前文提到他的《金文所无考》，说他归纳了一些古文献中常见而金文中却绝无发现的内容，举其大者列了八项。这八项中前文介绍过的"四时"是其中之一，而"五等爵"也是名列其中的。
（Ⅰ）《孟子·万章下》：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礼记·王制》：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
（Ⅱ）详见：傅斯年《论所谓五等爵》（《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22－45页。
（Ⅲ）详见：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二章第二节。
郭沫若从青铜器铭文推断出了三点：一，诸侯经常称王；二，公、侯、伯、子无定称；三，"男"之称非常罕见。其中第一点郭老师还提出了王国维早先提出过同样的观点，说早先名份上的讲究并不太严格，诸侯在自己的封国里有着称王的习俗，即如徐、楚、吴、越称王也只是沿袭周初旧习罢了，不能全当僭越来看。（Ⅰ）
当然，这种种质疑之说并未被完全采信，依然有人力证五等爵之说。比如瞿同祖"从《左传》中摘录所有关于诸侯爵位的称谓，按等级分类。结果证明在春秋确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并且爵位固定。只有在升黜时，才有改变"。（Ⅱ）
王玉哲是认可瞿同祖之论的，他继续考证说：周代的爵位制度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在商代就已经有了侯、甸、男等封爵，周初大概就继承了下来。在西周的时候，爵位有侯、甸、男、采、卫等等，到春秋时代才是公、侯、伯、子、男。而与爵位制度密切相关的是一种被称为"服制"的东西，古人有"五服"和"九服"两说。这个"五服"和表示亲属关系的"五服"可不是一回事，而是对地理行政区域的划分。王老师说："五服"和"九服"恐怕都说的不对，实际可能只有二服，即内服和外服。
内服和外服，这两个词现在只被用在药品的说明书上，这里的"服"字原是"服役"之意，而在周初，内服即"甸服"，是指王畿（围绕周王室的中央直辖区大约方圆千里之地）之内距王都较近的诸侯国，是给周王室供应祭祀和食用的粮食的，比如晋国、郑国、虢国，都是甸服；外服即"侯服"，是指王畿之外分封的侯、伯等等诸侯，比如齐国和鲁国。"'甸服'在王畿或近于王畿，王朝所赖以食者，而'侯服'在畿外，为王朝所封，用以藩屏周室。《国语·周语上》谓：'邦内甸服，邦外侯服。'这与我们上面所说的西周二服制是一致的。服制是诸侯为周室服务的方式和内容的不同规定，而不是地位等第之差异。在西周分封制度中，大概以侯的地位为最高。"（Ⅲ）
从王老师的话里我们得知：鲁国的国君即便具体爵位暂且不论，但鲁国确是属于外服（侯服）的，其建国的主要目的是要藩屏周室。--虽然王玉哲在对五等爵的看法上和傅斯年相左，但他对"侯"的考证却大有和后者的相通之处。而内、外服之制度早见于《尚书·酒诰》，其中描述的商代情形大体也是这样（Ⅳ），这使我们由此而可以向前再追溯一步。
另外，童书业对五等爵做过的一个归纳也很值得我们参考：
公：周王室王畿之内的诸侯有周公、召公，周室尊亲及与周天子关系比较密切的也称"公"，比如虢公、虞公。宋国是殷商之后，是客人的身份，所以也称"公"。
侯：较大的诸侯国都称"侯"，比如齐、鲁、卫、陈、蔡、晋。
伯：王畿内外小国之君有称"伯"的，比如郑伯。
（Ⅰ）详见：郭沫若《金文所无考》（《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郭沫若卷》），第430－433页。
（Ⅱ）详见：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第二章"封建社会的完成"，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4－59页（转引自：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586页。）
（Ⅲ）详见：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第585－589页。
（Ⅳ）《尚书·酒诰》：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
子：蛮夷之君皆称"子"。
男：是华夏小国诸侯之称，与"子"相近。
童书业进一步考证，认为所谓五等爵实际只是"侯、甸、男"三等爵，和殷商的制度是一样的，其中的"甸"也就是"伯"。"侯"大约就是最大的诸侯，"伯（甸）"次之，"男"最小。而"公"是一种尊称，并非爵位，诸侯在自己的国内也都称"公"的；"子"是"不成君"之称，所以称"子"的尽是蛮夷戎狄的领导人，而"子"的地位和"男"差不多，所以孟子才说"子"和"男"在同一个等级上。（Ⅰ）
诸家研究虽然各有说法，有同有异，但大多总要承认春秋时代之爵称是很混乱的，称"侯"的也常称"伯"、称"子"称"伯"的还有自称"伯男"之例，如果再联系到孔子微言大义的褒贬，那就越发复杂无比了。
而公羊家还有另外的解释，比如董仲舒从《公羊传·桓公十一年》"《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发挥说：周代的爵位有五等，《春秋》的爵位分三等：伯、子、男合为一个等级（Ⅱ）。孔广森也说爵分三等，但西周时是公为一等，然后是侯爵和伯爵为一等，第三等是子爵和男爵，到春秋时有了变化，伯爵和子、男同为一等了。（Ⅲ）
事情越来越复杂了，如果对头衔的说法不一，我们就很难迅速判定孔子的微言大义到底何在了。还是先回到鲁隐公这里吧，按照传统五等爵的说法，他应该是侯爵，但在鲁国国内大家都尊称他为"公"--"公"既是尊称又是泛称。据杨宽考证，这一类的称公之法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刘时代。公刘之"公"，既有人说是爵位，也有人说是称号，当以称号为确。从公刘之后，周人的领导者有公非、公叔祖类、公亶父，都是"公"字打头。另一方面，周族创建国家始于公刘时代，两相联系之下，"公刘之称'公'，该是当时周族人对国君的尊称"。（Ⅳ）这种称谓方式自然而然的延续，或许正可以解释鲁隐公等诸侯国君于国内称公的现象。
大致可以确定的是，爵位是和分封挂钩的，而分封是和封建制度挂钩的，所以，要搞清楚五等爵问题，最好先搞清分封和封建。
"封"字早在甲骨文里就已经有了，像草木之形，金文也有写作像双手植树的样子，意为树林为界。而"封"与"邦"本是一字之分化（Ⅴ）。从这里来看，国家原本就是一种划地盘的行为，如果再作追溯的话，这种领域行为动物也有--最常见的就是狗在树底下撒尿，用自己的味道和自然标志物（树或者电线杆）来划定自己的地盘。胡厚宣《殷代封建制度考》从甲骨卜辞考证，认为封建制度从殷商的武丁时代就已经有了，而斯维至追溯到更早，"由于胡先生的文章是只以甲骨卜辞所见的情形为根据的，所以他很审慎地从武丁说起。
（Ⅰ）详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第148－151页。
（Ⅱ）[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春秋》郑忽何以名？《春秋》曰："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何以为一？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
（Ⅲ）[清]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公于上等，伯爵为中等，子、男于下等。
（Ⅳ）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33页。
（Ⅴ）斯维至：《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论稿》（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1版），第76页。
但是解放后我们已发现先商文化和早商文化的地下遗址和器物，可以充分证明至少成汤灭夏以后已经建立国家，因此我们不妨推断封建制度开始于成汤灭夏以后。"（Ⅰ）
当然，从"建立国家"到"封建制度"，这一推断似乎显得步子稍大。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据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分封"一词最早见于《左传·定公四年》，而且不是两个字连在一起，而是分开来用的，语法都是：分某人以……，封于某地。分人分物封土地，也即"授民授疆土"。
图－大克鼎铭文
大克鼎是西周晚期彝器，铭文记载周天子册命膳夫克，说是赐给他某地某地的田，还连同田里耕作的人，还赐给他史小臣和乐官，还有井邑之人（这是只赐井邑之人却不赐井邑之地），让膳夫克把井邑之人迁到量地去。是为"授民授疆土"之一例。（Ⅱ）
"封建"一词源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是说"用封的办法把土地和民众授予同姓兄弟建立国家，目的是像藩篱那样保卫周王室。……'分封'与 '封建'的意思完全一致。" （Ⅲ）
李雪山也说，"封"（丰）字从甲骨文的字形来看，是植树以标明疆界的意思，从中可以看出殷商时代的封疆之法就是植树造林，这一招后来也被周人学去了。《论语·八佾》有句很难解释的"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夏人植树封疆种的是松树，殷商用柏树，周人用栗树。（这种解释比较特别。）
截至到这里，诸家并没有多大的异说，但论到殷商爵称，分歧就相当大了。公认的只有侯爵和伯爵。至于其他爵称，这里简述李说，子、田（甸）、亚、男、任都是爵称，其中男、任通假，妇是女性的专用爵称，公指的是商王的先辈，而非爵称，再者，这些爵位后来被周人效仿，但从甲骨文里还看不出它们有等级高低之分。（Ⅳ）
爵位如果没有等级之高低，这似乎难以想像。周人所谓五等爵，或者公羊家所谓三等爵位，都是等级分明的。无论殷商制度如何，周代当之无愧是个等级森严的礼仪之邦，就算承袭的是殷商的爵制，总该在等级上有所增益才是。这个问题上我们又会遇到诸家歧说，比如杨宽以为"结合西周金文和文献来看，周朝诸侯有侯、甸、男、采、卫五个等级，他们对周朝的贡赋也该有等级区别的。由于史料缺乏，具体情况已不了解"（Ⅴ），但王国维、郭沫若、杨树达都曾证之以金文，一是发现金文爵称与文献冲突，二是发现金文爵称之间也存在不少冲突（Ⅵ）。但是，如果真是认为爵位和等级无关，又有些难以想像。《逸周书·度训解》有"□爵以明等极"，如果这篇能被确认为西周文献，倒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启发。
（Ⅰ）斯维至：《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论稿》，第77页。
（Ⅱ）《金文今译类检·殷商西周卷》，第454－457页。
（Ⅲ）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10页。
（Ⅳ）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第二章。
（Ⅴ）杨宽：《西周史》，第545页。
（Ⅵ）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华书局1983年第1版），第249－257页。
近年力证五等爵为实并匡正前人之说的，如王世民从金文入手，认为《公羊传》的记载大体不差，即天子的三公称公（比如周公、召公），这是中央大员，而在地方上，王者之后称公（比如殷商之后的宋国），至于其他诸侯，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总体来说是为三等。（Ⅰ）
陈恩林也是这一战线上的，从文献入手，论证"在周代由王及公、侯、伯、子、男、附庸、大夫所组成的等列，就是其社会阶级结构的大略"，爵位不同，纳贡的额度也不同，甚至还有的诸侯为了少纳贡而自贬爵位甘为大国附庸的（Ⅱ）。这倒也合情理，像是县领导为了拿中央财政补贴而争当贫困县一样。
陈先生举了《左传·桓公十年》的一个例子：齐国被北戎攻击，诸侯联合救援，打了胜仗，其中以郑国的公子忽功劳最大，但随后齐国慰劳盟军，委托鲁国来排次序前后，鲁国以爵禄等级为序，郑国是伯爵，给排在了最后。公子忽为此忿忿不平，结果联合齐国和卫国对鲁国开了战。对郑国的这次报复，《春秋经》的记载是"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左传》的解释是"先书齐、卫，王爵也。"陈先生说："《春秋》记载这件事，先书'齐、卫'，后书'郑'。把齐、卫看成主谋，郑是协从。《左传》解释说：'先书齐。卫，王爵也。'即说齐、卫为侯爵，位在郑国之上，所以记为首恶。"
这个例子是很能说明爵位等级的，而且是从一件事里两次体现了爵位等级：一是郑国公子忽的发怒，二是《左传》对《春秋经》这一书法的解释。《左传》之所以要特意解释一下，依孔颖达的说法，《春秋经》的体例是：战争是谁挑起来的，就先写谁。可这次报复之战，明明是郑国的公子忽挑起来的，《春秋经》为什么偏偏把郑国放在最后呢？因为这一战当初的缘起，就是鲁国在犒劳联军排座次时依照的是爵禄等级而不是战功，公子忽生气了，这才发动了报复之战。《春秋经》于是特地改变了一贯体例，虽然公子忽是祸首，但偏偏还要按爵禄等级来给他们排序，还是把郑国排在最后，由此彰显鲁国"犹秉周礼"（Ⅲ）--如果这也算一则春秋大义的话，倒还很有幽默感。
从《春秋经》和《左传》这段记载来看爵位等级，似为明证，但深究一下好像还有疑点。先看一下《左传》原文：
初，北戎病齐，诸侯救之。郑公子忽有功焉。齐人饩诸侯，使鲁次之。鲁以周班后郑。郑人怒，请师于齐。齐人以卫师助之。故不称侵伐。先书齐、卫，王爵也。
鲁国排座次把郑国安排在后边，原文是"鲁以周班后郑"，用的是"周班"这个词，杨伯峻的注释是："依周室封爵之次，郑应在后"；《左传》解释《春秋经》之所以把郑公子忽报复之师的参与者次序记为齐、卫在前，郑国在后，原文用的是"王爵"，杨伯峻的注释是： "王爵即周班" （Ⅳ）。那么，这个两次作为座次依照的"周班"（王爵），到底是爵位等级呢，还是周天子授予爵位的先后？--后者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哦，至少也并不排除后者的可能。
（Ⅰ）王世民：《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
（Ⅱ）陈恩林：《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见周代诸侯五等爵》，《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
（Ⅲ）[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桓公十年》：正义曰：传言先书齐、卫，则齐、卫不合先书，当先书郑也。《春秋》之例，主兵者先书，此则郑人主兵，郑宜在先，而先序齐、卫者，王爵齐、卫为侯，尊于郑伯，故以王爵尊卑为序也。不依主兵之例，而以王爵序者，鲁班诸侯之戍，以王爵为次。郑忽负功怀怒，致有此师，故特改常例，还以王爵次之，见鲁犹秉周礼故也。
（Ⅳ）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28页。
如果看看周天子授爵的先后次序，齐国的始封君是姜太公，卫国的始封君是康叔封，这两位都是在武王克商以后就获得分封的，而郑国的始封君郑桓公友是周宣王的弟弟，是在宣王二十二年才获得分封的。那么，如果按分封次序之先后来排座次的话，齐、卫两国也确实应该排在郑国之前。
《左传·隐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争座次的事件大约可以成为一条佐证：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争长。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后之。"
两方面争座次的方法就是比祖宗。一个说自家的始封君受封时间早，一个说自家的始封君官大。--这就说明，受封时间早是一种重要的资历，这大概就像"长征时期参加革命的"和"解放后参加革命的"这种身份区别，也是人之常情。
如果把问题再进一步的话，那就得问问《左传》里关于排座次的说法是否真的"正确地"解释了《春秋经》。
那么，我们不妨看看《春秋经》记载中的诸侯排座次--那时候还没有以姓氏比划为序的风气，级别越高越靠前，这是一项根深蒂固的传统。列举一下《春秋经》从隐公到文公的这些年里排座次的记载：
隐公三年：齐侯，郑伯盟于石门。
隐公四年：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
隐公八年：宋公、卫侯遇于垂。……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
隐公十年：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
隐公十一年：公及齐侯、郑伯入许。
桓公二年：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蔡侯、郑伯会于邓。
桓公五年：齐侯、郑伯如纪。
桓公十年：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
桓公十一年：柔会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
桓公十二年：公会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桓公十三年：公会纪侯、郑伯。己巳，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
桓公十六年：公会宋公、蔡侯、卫侯于曹。夏四月，公会宋公、卫侯、陈侯、蔡侯伐郑。
桓公十七年：公会齐侯、纪侯盟于黄。
庄公四年：齐侯、陈侯、郑伯遇于垂。
庄公十四年：单伯会齐侯、宋公、卫侯、郑伯于鄄。
庄公十五年：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会于鄄。
庄公十六年：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庄公十九年：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
庄公二十七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同盟于幽。
庄公三十二年：宋公、齐侯遇于梁丘。
僖公元年：公会齐侯、宋公、郑伯、曹伯、邾人于柽。
僖公二年：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
僖公三年：齐侯、宋公、江人、黄人会于阳谷。
僖公四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
僖公五年：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止。
僖公六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伐郑，围新城。
僖公七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世子款、郑世子华盟于宁母。
僖公八年：公会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款盟于洮。
僖公九年：公会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
僖公十年：齐侯、许男伐北戎。
僖公十三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郑伯、许男、曹伯于咸。
僖公十五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候、郑伯、许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僖公十六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
僖公十八年：宋公、曹伯、卫人、邾人伐齐。
僖公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盂。
僖公二十二年：宋公、卫侯、许男、滕子伐郑。
僖公二十七年：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
僖公二十八年：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温。
僖公二十九年：会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文公二年：公孙敖会宋公、陈侯、郑伯、晋士縠盟于垂陇。
文公十四年：公会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晋赵盾。
从这些记载来看，中央大员总是排在最前边的，卿大夫则排在诸侯之后，但诸侯之间的次序却很难看出什么确定的等级排序。隐公三年"齐侯，郑伯盟于石门"，齐国是侯爵，郑国是伯爵，齐侯排在郑伯前边，这没错；而宋国是公爵，有时候排在前列，有时候却靠后站，比如桓公十三年，宋公就排在了齐侯的后边。齐侯常常排在宋公前边，而在庄公三十二年宋公却排在齐侯前边。
再者，如果按照《左传·隐公十一年》滕、薛两君争座次的事件里羽父所谓的"周之宗盟，异姓为后"的原则（Ⅰ），在宗盟名单中先分同姓、异姓，同姓在前，异姓在后，然后同姓之中按五等爵次序安排，异姓之中也照此办理，但上述记载显然没有体现出这种排序方式。再如僖公十三年，次序是：齐侯、宋公、陈侯、郑伯、许男、曹伯，齐侯和陈侯并不排在一起，中间插了个宋公，郑伯和曹伯也不排在一起，中间插了个许男（这个排列多次出现）。庄公十六年出场的人物把五等爵都会集全了，次序照旧无章可寻：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这就相当于现代某机关开大会排座次：张局长、李处长、王部长、赵秘书、周局长、吴副部长……谁见过这样的座次呢？级别安排稍有差池，就会天下大乱呀。
那么，是周人不讲究这个吗？当然不是，《左传·隐公十一年》就曾记载滕国和薛国的两位国君争座次的事情，鲁隐公还特意派人开导，讲了一番大道理才平息了这场争执。这样看来，也许惟一合理的解释就是：爵位未必是分出高低等级的。
可是，如果不分高低等级，爵称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现代人倒是很容易从官本位的现象中体会出爵位的作用：比如，处级干部月薪三千元，住房标准为一百平米，外出可以坐软卧，住宿可以住四星级宾馆，部级干部月薪一万元，住房标准为二百平米，外出可以坐飞机头等舱，住宿可以住五星级宾馆……如果可以把级别比作爵位，那么这些内容也就是爵位的意义所在。而周人的待遇标准主要是看采邑，也即上文所谓"授民授疆土"。侯志义《采邑考》表述这种关系为："采邑大小是由爵位的高低决定的，所以爵位是赐采的先决条件。"（Ⅱ）这就是说，你如果想得到一万元的月薪和二百平米的住房，就得先得到部级的级别才行；你如果想得到更大的采邑，就得有更高的爵位才行。
（Ⅰ）《左传·隐公十一年》：十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争长。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后之。"公使羽父请于薛侯曰："君与滕君辱在寡人。周谚有之曰：'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君若辱贶寡人，则愿以滕君为请。"薛侯许之，乃长滕侯。
（Ⅱ）侯志义：《采邑考》（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7页。
这是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逻辑。侯志义随后引了两条史料来说明"爵位一定，禄俸亦随之而定。《礼记》（卷十一）《王制》说：'任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国语》载叔向之语，说：'爵以建事，禄以食爵'（《晋语八》）。道出了这一事实。意味按职务定爵位，再以爵位来立食禄。爵位一旦确立，则禄俸随之而来。而爵既有等，所以食禄自然便显出差别来了。禄与爵的关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周时候，物质交换不普遍，货币经济不发达，天子、诸侯虽然赏臣下以货币（贝）、物品，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作为装饰使用的。而按爵以食禄之'禄'，便只能以土地来充当--文献称作'禄邑'。因在为农业已居社会经济首位的西周时期，土地成为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成为宝中之宝，故以地为禄，是再好莫过的，也是事物发展之必然。"（Ⅰ）
这个说法最是合理，既合于人之常情，又合于周代社会的森严等级，但缺憾是：第一，这依然是分高低等级的；第二，这两条史料有点儿问题。
《礼记·王制》我在上文已经说过，通篇都像是乌托邦的图纸，至于具体这句"任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用王文锦的翻译，意思是"工作称职然后正式授以官爵，爵位定了然后才给相应的俸禄"（Ⅱ），但这话还有上下文的，前边是"凡官民材，必先论之，论辨然后使之"，意思是"凡是任命人才，一定要先考查他的人品才能，考查清楚了然后交给他工作"，接下来才是"工作称职然后正式授以官爵，爵位定了然后才给相应的俸禄"。这种情况更像是春秋以后的人才聘任制度，而不是西周时代的分封制度。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是说"给俸禄"，而不是"授民授疆土"。
《国语·晋语八》叔向的这段话，也要联系上下文来看。整个故事是说，秦国的后子逃到晋国做官，跟随的车子有千辆之多，楚国的公子干也逃到晋国做官，跟随的车子只有五辆。叔向当时是晋国的太傅，掌管官员俸禄。韩宣子问他打听秦、楚这两位公子的俸禄标准，叔向说："大诸侯国的卿，给五百顷田赋的俸禄，上大夫给一百顷田赋的俸禄，这两位的级别都是上大夫，都给他们一百顷田赋当俸禄好了。"韩宣子很不理解，问："这两位一贫一富，为什么给的俸禄都一样呢？"叔向回答说："按照职务授予爵位，再根据爵位的高低确定俸禄（此即'爵以建事，禄以食爵'）……"（Ⅲ）
（Ⅰ）侯志义：《采邑考》，第8页。
（Ⅱ）王文锦：《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1年第1版），第164－165页。
（Ⅲ）《国语·晋语八》：秦后子来仕，其车千乘。楚公子干来仕，其车五乘。叔向为太傅，实赋禄，韩宣子问二公子之禄焉，对曰："大国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钧之？"对曰："夫爵以建事，禄以食爵，德以赋之，功庸以称之，若之何以富赋禄也！夫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无大绩于民故也。且秦、楚匹也，若之何其回于富也。"乃均其禄。
叔向说的这事，和上述《礼记·王制》一样，说的是聘任制，而不是封建制。这个聘任制，说得宽泛一些，比如春秋时期的孔子，战国时期的孟子，被外国国君给以高薪，这些事都是有的（我曾在《孟子他说》里换算过孟子在齐国拿的薪水到底有多高），但孔孟他们拿的薪水再高，也没有获得封地，这就像现代的一些职业经理人，可以拿到很高的薪水，这薪水也正如叔向的话说是"按照职务授予爵位，再根据爵位的高低确定俸禄"，还要核之以业绩等等，但无论薪水再高，却拿不到公司的股份。这是春秋时代一大制度之变。尤其到战国时代，郡县制度开始发展，地方官拿的薪水虽然也有采邑之名义，但实际上只是拿某块地方的田赋而已，如叔向说的"给五百顷田赋的俸禄"云云，只是给俸，并不给地。所以，以这些资料来解释五等爵显然是不合适的。
如果说到聘任制的爵位，典型代表就是商鞅变法时候的秦国二十爵。据宋人魏了翁考证，商鞅的二十爵并非全部出自原创，而是春秋时代已有一些，被商鞅拿去加工改造罢了，至于那些爵名的意义，已经无从考证了（Ⅰ）。而聘任之爵和分封之爵不可混为一谈。
最后，我们可以再怀着忐忑之心假设一下：如果不分等级的话，爵称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也许和功能有关，也许和习俗有关，就殷商的内服、外服制度来看，爵位实际应分成两大体系，按我们现在的概念来说：一类是中央的（内服），一类是地方的（外服）。如果从功能考虑，侯爵如前所述是带有武装戍卫性质的，侯字取的是射侯之义，至于子爵，则有可能是从习俗而来--朱凤瀚对甲骨卜辞中"子某"的分析可以给我们一些参考："他们均是商王之子，亦即诸王子。……他们不一定必是王之嫡子……称'子某'者并不都是时王之子。"（Ⅱ）
另一方面，如果爵位不存在等级之别，称之为爵位显然就不大恰当了，至少殷商的爵制还是称之为服制更为妥帖。徐中舒谓殷商的"侯、甸、男、卫四种服役制度，一直到周初都还存在。……侯、卫两服是服兵役的，甸是生产的，男是服劳役的，这与周代的封建等级制是根本不同的。（Ⅲ）"由此我们可以推想爵制是由服制演变而来，如果说五等爵确实存在的话，这一爵制似乎是从一种分类体系转化为等级体系，就好比"工、农、兵、学、商"，本来只是五种不同的职业身份而已，"农"并不比"工"低上一头，但这一分类体系演化为等级体系似乎也不是无法想像的事情。
（Ⅰ）[宋]魏了翁《春秋左传要义》卷二十八"秦爵二十级春秋时已有"条：秦之官爵有此不更之名，知女父是人之名字，不更是官爵之号。《汉书》称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者赐爵一级，其爵名一为公士，二上造，三簮褭，四不更，五大夫，六公大夫，七官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车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商君者，商鞅也，秦孝公之相，封于商，号为商君。案：《传》此有不更女父，襄十一年有庶长鲍、庶长武。春秋之世已有此名。盖后世以渐増之。商君定为二十，非是商君尽新作也。其名之义难得而知。
（Ⅱ）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第50页。
（Ⅲ）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第1版），第5章。
更何况，如果五等爵的所谓等级本就是不存在的或是模糊不清的，我们更可以从中推想在殷商服制演化为周代爵制的过程中，等级划分并未成型，而服制名称中的分工之本义也渐渐湮灭了，那么，要把爵位问题解释清楚，不借助于想像恐怕是有困难的。于是，对五等爵的乌托邦式的描述才就此浮出水面。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这是《春秋经》于隐公元年里的第二条记载，翻译过来就是："三月，我国领导人（鲁隐公）和邾仪父在篾地会盟。"
这位邾仪父是邾国的领导人。细心的读者马上会发现一个问题：国家领导人一般都要称呼爵位的，比如鲁隐公、晋文公、齐桓公，可这位邾国领导人怎么被称作邾仪父呢？这是他的名字吗？
这是不是称呼名字，稍后再论，但可以立刻肯定的是：确实对这位领导没有依照习惯称呼爵位。先说说邾国的背景：邾国并不是像鲁国、齐国那样的诸侯国，而是所谓"附庸国"。按照《孟子·万章下》的说法，天子分封五等爵，地盘由大到小各有标准，但还有那些地盘实在太小的，连方圆五十里都不到，那就不和周天子直接发生关系了，而是依附于附近的某一诸侯，是谓附庸。（Ⅰ）
（Ⅰ）《孟子·万章下》：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