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自濠梁起兵以来，定东南，平“汉”、灭“吴”，击降方国珍，打败陈友定，收取两广，而后收拾队伍，鼎力北伐，平秦晋，取大都，继而收蜀取滇，十五余载苦战经营，终成大一统元明朝。“明太祖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
早岁已知世事艰：濠梁起兵
读过宋史、元史的人都知道，元朝的武力之盛，自古罕匹，亚欧大陆，无数帝王、国王、部落酋长，皆在蒙古铁蹄下颠抖。然而，这些黄金家族的爷们统治中国才几十年，由于蒙古人“马上得之”，继而“马上治之”，致使国祚日衰。昔日赫赫雄武，竟沦变为不堪一击。特别是元顺帝继位以来，天灾人祸不断，自广州朱光卿和汝宁的“棒胡”造反以后，全国动乱峰起，按下葫芦又起瓢，最终闹出了刘福通等人的“红军”，一时间忽变为燎原之态，元朝灭亡，已成必然之势。
朱元璋，这个名字是他投附郭子兴后由郭爷取的，他原名叫朱重八。朱重八的父亲，也不叫朱世珍，原名朱五四。朱元璋的妈妈，叫陈二娘；朱元璋的大哥叫朱重四，二哥叫朱重六，他本人排行老三，所以叫朱重八。看见这么多“数字”，我们当代人可能奇怪，这老朱家难道是“数学世家”，咋起名字都是按数码排列？老朱家当然不是数学世家，数代都是土生土长庄稼汉。清朝人俞椒春在他的《春在堂随笔中》写道：“元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此于《元史》无征，然证以明高皇（朱元璋）所称其兄之名，正是如此”。他又举当时绍兴乡间为例：“如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命为四十六，生子即名‘四六’；夫年二十三，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五，生子即名‘五九”，五九相乘，四十五也。据老俞钩沉，明朝大将常遇春的曾祖父叫常四三，爷爷叫常重五，父亲叫常六六；大将汤和的曾祖叫汤五一，爷爷叫汤六一，父亲叫汤七一，等等，皆为佐证。猫三狗四，日后皆成为人中龙虎。
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淮河大灾，水旱蝗灾祸不单行，活人一个个倒下变成死人，速度快得不及掩埋，就当然爆发传染病。老朱家虽然在朱重八小时候夜夜“冒光”，此时却无任何“异兆”，与常人凡家无异。几天内，朱元璋的父亲、母亲、幼弟均病死，贫不能殓，只得用草席一裹随便挖坑埋掉。又过几天，朱元璋二哥朱重六也染病而亡。无奈之下，年仅十七岁的小朱只得就近入皇觉寺为僧。他并非信佛，只图有口饭吃。仅仅一月刚过，庙里粮食被僧人食尽。树倒猢狲散，小朱重八只得身着僧服，步行西至合肥，在光州、固州、汝州等处辗转流浪，化斋乞食。
三年下来，天天辛勤奔走，只为饱腹活命，朱元璋熬过人生一大劫难，终得不死。
大饥荒之际，淮西地区动乱的种子已经遍布。当地最活跃的“革命家”，当属游方僧出身的彭莹玉，人称“彭和尚”。此人到处散播“弥勒教”，以烧香拜佛为名，奉“弥勒佛”和“明王”为大神，称为“明教”。彭和尚属“明教”南宗一系。北宗一系是家在河北栾城的韩山童。韩家几代人皆为白莲教教主，世为土豪，一直想趁天下大乱时机成王成帝，便也称“明王”要出世，暗中加紧准备。
明教，其实最早叫“摩尼教”，乃波斯人摩尼在公元三世纪创立的一种揉合佛教、袄教、基督教为一体的混合宗教，武则天时代传至中国，一度在汉人与回鹘地区大盛，信众人数颇多。唐武宗时期毁佛，顺便也把“明教”禁了。转入地下后，本来就是大杂烩的“明教”很能适应地方生活，道教及民间淫祀诸神和原始传说日益添入其中，最终形成了类似会道门的邪教组织。北宋时期，明教一度大盛，特别是江南地区，明教斋堂比比皆是，其中供奉摩尼和耶酥（夷数）的画像。由于明教人戒吃乳葱，以菜为食，又供“魔鬼像”（当地当时的百姓见画像中人皆黄毛绿睛，以为是鬼），不在教的人就称明教为“吃菜事魔”。但凡邪教发展到一定地步，都会和政府叫板。日后，明教与白莲教合流，在缺少经济联系的广大农时地区如火如荼发展，多次起事，也多次被镇压。元顺帝时，天灾频频，人心思乱，正是邪教流出手之机，于是信徒们纷纷暗中串连，号称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蠢蠢欲动。1337年，陈州人胡闰儿（棒胡）起事，就是“明教”规模很大的一次暴动。1338年，彭和尚的弟子周子旺在惠州起事，自称“周王”，率众五千人造反，但很快被元朝平灭。彭和尚由于擅用符水“治病”，为当地民众掩蔽逃走，跑到淮西潜伏起来。
元末大乱，除了各种政治、经济原因以外（可以参见拙作《帝国如风》），导火索是黄河水灾。时任元朝宰相的脱脱知难而进，非要起国内几十万人工治理黄河。他在至正十一年初夏发调民工，开河二百八十里，以贾鲁主持河政，勒黄河入故道。此举此行，“利在千秋”，患在元朝。一直寻摸起事机会的韩山童得到消息后，暗中凿刻了个一只眼睛的石头巨人，派人埋于黄陵岗开河必经之地，并派遣徒众四处散布谶谣：“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于是，韩山童以及得力助手刘福通、杜遵道等人四处活动，大肆宣传“明王”出世的消息，开始打起复兴宋朝的旗号。
结果，石人挖出，数万黄河挑夫、兵士亲眼所见，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本来就遭受元朝重重压迫的汉人百姓均闻言思乱。
于是，韩山童自称宋徽宗八世孙，刘福通自称宋将刘光世后人，大家齐推韩山童为“明王”，聚众起事。不料，人多嘴杂，消息泄露。元朝地方政府派出几百人，在“开幕式”上把韩山童逮个正着，押住这个邪教头子立马送县府开斩。刘福通、韩山童之妻杨氏与其子韩林儿好不容易才得脱。
依理讲，擒贼先擒王，韩山童都被杀掉，大事应该不成才对。但刘福通有勇有谋，振臂一呼，旬日之间，得河工数万人为兵。这些人均头缠红巾，一哄而起，杀掉元朝监工，四处攻掠。由于红巾军很快攻下朱皋这个大粮仓（今河南固始），开仓放米，马上吸引饥民十余万来入军。这样一来，江南大震，义军四起。
彭和尚闻讯，当然不会闲着，推徐寿辉为主，拉起队伍，攻克沔阳、武昌、江陵、江西等多处府郡。几个月时间内，数支“红军”几乎占领了西至汉水、东至淮水之间的所有土地，成为元朝的“国中之国”。
元末士人叶子奇在其笔记《草木子》中，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元末社会的图景：
“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各目，新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官吏们）漫不知忠君爱民为何事也。”
当然，这种景象并非元末才有，实际上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元代，只不过“发展”到末期，“名目”得到更细的划分。
政治上自不必讲，元朝“四种人”的划分，是毫无遮掩的民族压迫。经济方面，蒙元的破坏可谓“馨竹难书”。北方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最为悲惨，几个世纪以来，契丹、女真、蒙古，一次又一次浩劫，人口锐减不说，大部分良田变成荒地，昔日衣冠之邦，长久沦为豺狼异域。蒙古人成为中原大地的主人以后，不仅“继承”了宋、金留下来的大片“官田”和“公田”，把战争中死亡人户的有主土地划为“官田”，还强行侵夺当地汉人正在耕种的良田，没为“公田”。然后，慷慨至极的蒙古大汗和皇帝们很快把这些田地分赐给宗王、贵族以及寺庙。这些奴隶主领主，各拥赐地，俨然是独立王国的土皇帝，大的“分地”（蒙古贵族在“赐田”以外还有“分地管辖权”），可广达方圆三千里，户数可达二十万之多。由于“分地”有免役特权，寺庙又免纳租赋，最后一切沉重的负担，均转嫁到所谓的自由民身上。特别在初期，蒙元贵族不喜欢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上万顷的土地被故意抛荒，使之成为他们思慕梦想中故乡的“草原”，以供放牧之用。而在其间，供他们残酷役使的“驱丁”，则完全是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奴隶。在中国南方，除大量人口被掳掠卖到北方做奴隶以外，当地汉族人民要忍受与蒙元上层相勾结的汉族“功臣”或投附地主的压迫。这些人并不因为自己一直身处南方而在剥削方面稍显温情，他们甚至仿效北方那种压榨“驱丁”的方式盘剥佃户。元朝的佃户与前后朝代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整家整家地可以被田主任意典卖，他们所生的后代仍是男为奴仆女为婢，完全是农奴制的一种另类表现形式。即使在大罗网中星星点点分散些少量的自耕农，仍旧被蒙元沉重的徭役和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无奈之下，他们常常又跌入另一种万劫不复的深渊：向官府以及与官府勾结的色目人借高利贷，即骇人听闻的“翰脱钱”，这种高利贷的利息有个听上去好听的名字：羊羔儿息：一锭银本，十年后即飞翻至一千零二十四锭：比现在入矿股的官员分的息还要多出数倍。在此情况下，自耕农的破产与逃亡，成为元代社会的常态。
对蒙元帝国大唱赞歌的人们，总是炫耀地声称元代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商品货币关系：纸币交钞是大元帝国惟一合法的通货，在欧亚大陆诸多地区畅行无阻。但是，这种“畅行无阻”，是基于铁火强权和刀锋下的强制。除元初忽必烈时代交钞尚有基本信用外，这种基本上没有准备金的纸币政策只能说明一个事实：蒙元政权贪淫暴政下肆无忌惮的掠夺。老皇帝忽必烈死后，元朝的通货膨胀一天比一天加剧。红巾乱起后，军费支出增剧，元廷只能天天拼命赶印纸币，最终使得这些“通货”形同废纸。即使是在所谓的“和平年代”，蒙元凭这种纸币形式不断地掠夺人民的资产，除支付军费、征服开支以及维持官僚机构运行外，都是套取现货输往海外，换来一船又一船、一车又一车价值连城的宝石、美酒、金银器、地毯等骇人听闻的奢侈品。所以，一部分东西方蒙元史家夸夸其谈的横跨欧亚的帝国交通线，最初的本来目的就是便于运输这些帝王贵族的“必需”之物以及能够更快更准确地把帝国军队派往每一处角落镇压任何可能的反抗。至于后世所谓的“加强了世界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并非蒙元统治者的原意，他们至死（甚至元朝灭亡），也没什么人会想到这样的“积极意义”。而且，设驿站、铺道路、开漕运的所有这些“方便”，无不是建立在汉族人民的血汗之上。报应分早晚，元朝的崩溃，最后很大程度上也源自这小小的片纸钞币，财政崩垮后，再想维持统治，难比登天。
工商业方面，一反宋代普及化、平民化的高度精细，元代分成极端的两极：宫廷、贵族所使用之物精益求精，一般人民所使用的器皿粗滥不堪。我们现在如果进入博物给参观，看那些分朝代阵列的器具，人们会立刻发现元代时期出现工艺方面的惊人倒退。当然，蒙元统治者在一开始就对工匠无比“重视”，每到一个地屠城，“幸免”只有工匠和具有“特异功能”的巫祝等类人，他们需要这些“工奴”为自己生产制作高端消费品。统一全国后，元廷把几乎几十万户工匠全部聚集在大都，建立工匠“集中营”，日以继夜地为宫廷和贵族生产精细用品，而“工奴”们得到只是仅够活命的口粮和食水。在这种条件下，工匠天才的创造力和积极主动性几乎无从谈起。所以，相比宋代那种独立手工业和工匠雇佣制度，元代的手工业也仍然倒退为奴隶制水平。如此，手工业的严重退化，商业肯定也随之倒退（色目人放高利贷以及那种巧取豪夺的“商业”活动不包括在内）。
施行如此残暴而无人性的统治，在冷兵器时代，元朝的灭亡就成为必然。
身为天下至尊，元顺帝整日与十个“倚纳”宠臣在宫中群交滥交，性活动的过程扑朔迷离，骇人心目：各人赤身裸体，脑袋上都戴顶高色黄帽，上缀黄金打制的“佛”字，手执念珠，光屁股列队在大殿内边行走边念咒语。同时，殿内有美女数百人，身穿璎珞流苏遍体的奇装异服，按弦品萧，玉肉横陈，高唱《金字经》，四下蹦跃，大跳“雁儿”舞。顺帝等人，又饮酒又服食春药，心醉神迷，大有一日快活敌千年的极乐之感。不仅自己快乐，顺帝表示“太子苦不晓秘密佛法，此秘戏可以延年益寿呵”，于是他又让秃鲁帖木儿教太子有样学样，“未几，太子亦惑溺于邪道也。”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淫暴如秦始皇、齐显祖、隋炀帝、金海陵，都是自身宣淫，对下一代储君太子皆付名师硕儒教诲，从未听说上述几个爷们让人教儿子也“学坏”的。这一点，元顺帝为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个向儿子传授性学苦怪大法的皇帝。
除“大喜乐”以外，元顺帝又是个天才木工设计师。凡是他左右喜欢的宦官在宫外建宅院，元顺帝皆亲自动手，设计出屋宅的模型。当然，模型并非明清宫廷建筑师用夹纸板制作的立体“烫样”，而是按比例缩小的真材实料的模型，其中满嵌黄金珠宝点缀。元顺帝自画屋样，自削木构，制作模型宫房皆高尺余，栋梁楹榱宛转如真，然后把模型交付匠人，嘱咐照此构建，为此，京师人戏称顺帝为“鲁班天子”。
侍侯顺帝左右的宦者们贪财，当皇帝向他们询问对自己“作品”的意见时，这些人常常拨郎鼓一样摇脑袋，不是说样子不好看，就是说城内已经有类似样式建筑。顺帝在“艺术”方向很执着，立即自己动手猛抡一斧子，把辛苦构制数十天的模型砸毁，重新构思另建。待他转身离开，内侍们便哄抢被弃模型上镶嵌的珍宝，皆是价值连城的宝物。
元顺帝不仅仅是有双鲁般一样的巧手，他在工程力学和设计构造学上造诣独特，《元史》中列举他自造龙船和宫漏（报时装置）二事，从中可以窥见这位皇帝建造学方面的“天份”：
（元顺）帝于内苑造龙船，委内官供奉少监塔思不花监工。（顺）帝自制其样，船首尾长一百二十尺，广二十尺，前瓦帘棚、穿廊、两暖阁，后吾殿楼子，龙身并殿宇用五彩金妆，前有两爪。（船）上用水手二十四人，身衣紫衫，金荔枝带，四带头巾，于船两旁下各执篙一。自后宫至前宫山下海子内，往来游戏。（龙船）行时，其龙首眼口爪尾皆动。又自制宫漏（古代报时器），约高六七尺，广半之，造木为匮，阴藏诸壶其中，运水上下。匮上设西方三圣殿，匮腰立玉女捧时刻筹，时至，辄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一悬钟，一悬钲，夜则神人自能按更而击，无分毫差。当钟钲之鸣，狮凤在侧者皆翔舞。匮之西东有日月宫，飞仙六人立宫前，遇子午时，飞仙自能耦进，度仙桥，达三圣殿，已而复退立如前。其精巧绝出，人谓前代所鲜有。
巨大龙船的精巧自不必说，顺帝所造报时器的精密、复杂和有趣程度，如果西洋毛子们见过这位爷的设计和真品，估计清朝时他们再不敢把自鸣钟等“奇技淫巧”拿到北京卖给乾隆爷大骗银子。元顺帝几百年前的设计，其精绝程度，甚至超乎现代人的想象。而且，现在的大头头们奠基、剪彩等事都是象征性地挖几锹土，动一下手中金剪（金剪刀其实也是高级行贿品），元顺帝从图纸到构件，皆亲力亲为，没有一丝掺假，从一点上，可说是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皇帝的勤劳与智慧”。无独有偶，明朝的熹宗皇帝也是个“木匠皇帝”，但那哥们只喜欢操斧运锯干体力活儿，设计方面的天赋远远逊于这位元顺帝。
眼见元顺帝在宫内制作不息，皇后奇氏也心急，一次，趁顺帝高兴，她挽衣谏道：“陛下岁数不小了，太子也大了，希望您不要再天天埋头于造殿搭屋，应该稍事休息。后宫嫔妃众多，足可侍奉陛下，请陛下勿再沉迷于那些天魔舞女之辈，要爱惜身体啊。”
顺帝最听不得劝，闻言勃然大怒：“古往今来，就有一人如此吗！”言毕，他拂袖而去，两个月不到奇氏宫中。为此，皇后奇氏日后再也不敢逆拂“圣意”。
奇氏皇帝有些“善举”，并非证明她是什么好人。由于自己是端茶倒水的低贱高丽宫女出身，奇氏刚刚当上皇后时很“低调”，没事就捧本蒙文的《孝女经》苦读，遍阅史书，很想以历代皇后有贤行者为榜样，给人以“贤后”的印象。各地贡献奇珍美味，她马上选取其中最好吃的，遣使荐送太庙，然后自己才尝鲜。这一点有些做作，庙里的死人牌位又吃不了好东西，完全是演戏。但真的好事，这位奇后也做过，至正十八年，京都附近闹饥荒，奇氏自己出钱，让官员在城内设粥厂，救了不少人命。同时，她还让太监以她的名义安葬饿死者尸体有十余万之多（这也见出元朝末期社会动荡的严重性，仅京城附近就能饿死那么多人）。当然，越往后，皇太子渐长，奇氏皇后腰杆越硬。不仅她本人发生变化，在高丽国内的奇氏家族，也都怙势骄横。一向狼心狗肺的高丽王族也不再象元朝中前期那么软弱可欺，高丽王大怒之下，把奇氏一族杀得一个不剩。至正二十三年，奇氏向时为皇太子的爱猷识理达腊哭诉：“你已经长大，怎样不为我母家报仇！”于是，元廷下诏立在大都居住的高丽王族人为王，又以仅剩的奇氏一族男子三宝奴（元朝好多人叫这名字）为“元子”（王世子），此后，皇太子派遣一名大将率一万多精兵，并秘密联络倭人，准备夹击高丽。倭人奸滑，根本未发一兵一卒，观望伺机而已。元军刚过鸭绿江，高丽军伏兵四起，杀得一万多元军最终只剩十七个人逃还，为此，奇氏皇后大惭，再也不提这档子事。高丽蕞尔小邦，自尊心反而过旺，他们常常言及明成皇后什么的，很少有人拿出奇氏皇后显摆，其实，元朝是高丽人最值得显摆的光荣往昔：世代国王为大元驸马，还有一位高丽血统的皇太子差点成为大元皇帝（爱猷识理达腊）。从这一点上，也可见出三韩民族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奇氏母子再显贵，毕竟是引倭夹攻“祖国”的敌人。
奇氏皇后虽无理国大略，却很有些怀恩施惠的小谋。她本人在大都蓄养成千的高丽美女，凡是大臣有当权者，奇氏则以高丽美女赐之。一时之间，京城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郎，然后才敢自炫为名家。这些经过精心培训的高丽女孩婉媚有心机，她们本来入达官家是以侍妾身份，不久皆因宠得嫡，夺去正妻的位子。而且，自至正年间以来，皇宫中的女官大多为高丽人，所以当时的大都及周边地区，衣服、鞋帽、器物，都依仿高丽式样。由此思之，早在数百年前的元朝，“韩流”已经来袭过中国。由于不少大臣知道忽必烈说过“我誓不与高丽共事”这样的话，见高丽女人充斥京师，他们深以为忧。
当元顺帝浸沉于歌舞享乐的时候，元朝的“叛逆”们力量越来越大。
刘福通于1355年（至正十五年）在亳州立韩林儿为帝建“宋”后，先是打败元朝的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答失不都鲁，并生俘其子孛罗帖木儿。但不久元军发动忽袭，又抢回了孛罗帖木儿（此人日后还有“大故事”可说）。同时，元廷调察罕帖木儿等军进攻“宋”军。
刘福通才略不凡，他以进为退，以攻为守，在1356年秋发动三路北伐：李武、崔德率西路军出潼关，直奔晋南；赵均用、毛贵统东路军，由海道攻山东；关铎和潘诚领中路军跨越太行山进攻山西。刘福通本人则率大军转战冀南、豫北地区，大败答失八都鲁。这位元将有勇能战，刘福通又使计，四处派人放出风声，说答失八都鲁与自己暗中讲和。元廷侦之愤怒，下诏严责答失八都鲁，这位骁将竟“忧愤而死”，其子孛罗帖木儿接替他的职位。
刘福通趁元军内部混乱之际，于1358年攻克汴梁。这是一座政治含义极浓的城市，刘福通终于可以以之为都城，想以昔日北宋的首都当招牌，想真正来重开“大宋之天”。
三路北伐军方面，西路军在攻凤翔时失利，一战溃散，诸将散走；东路军开始连连得胜，几乎占据整个山东，并挥师北上，直逼大都。当时，山西的两部元军察罕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正因争地盘窝里斗，打得不可开交。毛贵、赵均用二人如果抓住有利时机，稳扎稳打，很可能一举攻下大都。由于内部不和加上轻敌，红巾军在柳林大败，溃退回济南。不久，内哄发生，赵均用杀毛贵；又过一阵子，赵均用又被毛贵手下杀掉。如此一来，本来是统一部队的山东红巾军分裂成数股散贼；中路军本想进入山西后驰援毛贵进攻大都，中途被元军阻挡，在河北南部战斗一阵，就忽然转攻晋北。
1357年，这只行踪飘忽的中路红巾军竟然一举攻破元朝两都之一的上都，把宫阙尽数焚毁。然后，他们又进攻辽阳。至正十九年，关铎等人又率大军攻入高丽，并攻占高丽都城，高丽王本人使出他们祖辈以来最擅长的功夫：“跑”，一溜烟跑到耽罗躲避。这一只红巾军虽然神勇，可他们的首领皆长着猪脑子，就知道四处指挥兵士辗转征杀，没有任何坚定的政治理念和终极目标。
高丽王逃跑，其手下大臣很贼，重演“装孙子”的好戏，一大帮人跪迎红巾军，纷纷献出自己的女儿、姐妹，分配给红巾军各级将领为妻。上行下效，红巾军士们纷纷娶高丽女人为大小老婆，恣情往来。转战多年的红巾军乍入温柔乡，天天偎红倚翠吃泡菜，一下子丧失了革命斗志和警惕性，数万人挤在高丽王城中，成日醉了睡，睡了醉。
见时机差不多，一天晚上，在京的高丽大臣和平民忽然接到高丽王命令：立刻进攻，王京内只要是不讲高丽话的，立刻攻杀，一个不留！事起苍猝，红巾军上下本来都把这些天天把他们伺侯周到的高丽男女当成亲人，不时还亲热地“前辘轱不转后辘轱转”跟倒茶递水的阿妈妮来几句，忽然之间，石头代替了泡菜缸，大刀片子代替了高丽参，惊愕之余，“革命”战士们脑袋纷纷搬家，主将关铎等人及数万兵士皆一夕被杀，惟独悼号“破头潘”的潘诚手下一名偏将左李命大，驻守城外，最终率一万不到的兵马逃回鸭绿江，向元军投降。
大概交待了刘福通等“红军”和元顺帝，回来再讲朱元璋。
出外走动三年，乞讨三年，阅尽人生冷暖。此时的朱元璋，身在皇觉寺，心在众山间。外间动乱四起，“红军”到处拉杆子占城池，元军打不过“红军”，整日杀掠良民百姓邀赏请功，世道间怎一个乱字了得。于是，和尚更思人间事，小朱在佛前掷卜三次，终于为自己出去做“贼”找到了心理凭依。至正十二年三月十五日，朱元璋穿件破烂僧服，直抵濠州城下，要见当时占据此城的“城大王”郭子兴。
郭子兴，原籍曹州。其父乃一走方郎中兼算命师付，年青时为谋生在定远一带转悠，最后，他娶县中一老财瞎而胖的闺女为妻，家财益饶。腰中有了钱不算，瞎老婆还为老郭生下三个儿子，其中老二就是日后的郭子兴。有个混混爹，郭老二肯定也是棵土豪的苗子，长大后，任侠好施，喜延宾客。如此的惹事精，赶上乱世，定为一方英雄。乱起之时，郭子兴聚数千青年人，一举攻克濠州（今安徽凤阳），一时间声名大震。与郭子兴同为事头的，还有郭德崖等四个人，五位爷各称“元师”，这些人谁都不服谁。郭子兴本人土豪出身，另外四位百分百流氓无产者，粗鲁野蛮，日行剽掠，郭子兴很看不起他们。四人不悦，合谋想搞掉郭子兴。
濠州门兵见朱元璋这样一个粗头大脸的怪和尚要见元师，以为是间谍，立刻把他五花大绑通禀郭子兴。结果，郭子兴见来人状貌奇伟，聊了几句，很投脾气，大悦之下，把和尚任命为自己的贴身亲兵，立刻就让朱和尚当上十夫长。日后，凡有攻伐，皆让朱元璋打头阵。小朱运气不错，往往旗开得胜。由于当时郭子兴与四师倾轧，正需贴身卖命的心腹，他很快就把自己的义女马姑娘嫁给朱元璋为妻，正式为他起名为朱元璋，字国瑞。成为郭元师的乘龙快婿后，朱元璋在军中地位日益提高，人皆呼之为“朱公子”。至于他的老婆马氏，乃郭子兴老友宿州人马公之女，十余岁时父死，入郭家为义女。
“朱公子”个人事业有成，但当时“红军”的大形势却一派大坏：十月间，元朝丞相脱脱亲率兵马，在徐州大败义军“芝麻李”。赵均用、彭早住两部人马也被击溃，一起窜入濠州。赵彭二人喧宾夺主，入濠州后反而成为郭子兴等“五帅”的首长。“五帅”见风使舵，郭子兴尊礼彭早住（彭大），孙德崖等人拥推赵均用，各自拉帮结派。城外，脱脱派贾鲁（治河那位爷）率大批元军，把濠州围个水泄不通。
大乱当前，濠州城内诸人互相算计。孙德崖挑拨赵均用，说他眼中只有彭大。赵均用愤怒，设计诱执郭子兴，捆起来准备杀掉。朱元璋当时正在淮北带兵，闻讯大急，忙回濠州向彭大诉怨。彭大也怒，拍胸脯说：“有我在，你岳父肯定无事！”于是，两个人拥兵而行，直冲入赵均用府邸，把浑身枷索的郭子兴放出。麻杆打狼两头怕，赵均用没敢吱声。只有孙德崖心中暗恨没杀成郭子兴。
还好，濠州被围七个多月后，元军主将贾鲁病死，围解。城内的赵均用和彭大来了精神，一个称永义王，一个称永淮王，关起门当起王爷来。
朱元璋处于“创业”期，很注意招募人才，陆续得淮西二十四将为自己效力，这些人的名字一定要记住，除汤和外，再除去明朝建国前战死的，其余皆在功成后被朱元璋整族诛除。他们是：徐达、汤和、吴良、吴祯、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郑遇春、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谢成、李新材、张赫、周铨、周德兴。带着这些人，朱元璋南攻定远，软硬兼施，连蒙带骗，收降附近占山据寨的“红军”近三万人，“军威大振”。
不久，定远人冯国用、冯国胜（又名冯胜）兄弟也率众来投。与其他若大仇深穷棒子不同，冯氏兄弟地主出身，读过书，特别是冯国用，很有政治头脑，向朱元璋建议道：“金陵虎踞龙盘，帝王之都。您应该先拨金陵，定鼎之后，命将四出，救生灵于水火，施仁义于远近，切勿贪妇子玉帛之小利，如此，天下不难定也！”
朱元璋闻言大悦。
继冯氏兄弟之后，定远儒生李善长也来投靠。此人与朱元璋一见倾心，气味相投，马上就被任命为“掌书记”，军政大事，皆咨之而后行。红红火火之际，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和外甥李文忠也来归。当时李文忠年才十二，牵着二舅的衣服不放，朱元璋感动：“外甥见舅如见母呵。”就把他和沐英等少年兵皆“赐”姓朱，养为义子。每逢大乱之世，诸将皆喜养“义子”自固。日后，朱元璋有“义子”二十余人，有名的除李文忠、沐英外，还有朱文刚、平保儿等人。这些“义子”并非只是充任朱元璋保镖那么简单，日后老朱“生意”做大，义子们又兼“监军”之用，在各大“军区”当政委，监视诸将。朱元璋庄稼汉出身，统驳人才很有一手。除“义子”外，他攻下金陵后又实施主将留家眷当“人质”的作法，逐渐成为制度，以防将领叛变。而且，冯氏兄弟、李善长等“知识分子”给予他很大启发，为防止手下大将身边也有“诸葛亮”出谋划策，朱元璋严禁诸将手下置儒生，只允设办事员一类的“吏”来处理公务。
濠州方面，彭大、赵均用二人裹挟郭子兴等人，窜往泗州。其间，彭、赵二人争权，士卒内斗，彭大本人竟中箭而死，没牺牲于“革命”阵上，竟亡于自己人之手。由此，赵均用一技独大，兼并彭大手下部伍，狼戾益甚，开始又打郭子兴算盘，时刻想整死他。
在外掠地的朱元璋闻之，遣人劝解：“赵王您当年落魄趋濠州，倘若郭公闭门不纳，必死无疑。入城后，赵王您又踞位其上，以势凌之。郭公乃无大略之人，容易对付，所可虑者，乃郭公手下驻滁州将领。”
赵均用思之，甚觉有理，加上收受朱元璋大笔金宝孝敬，便放郭子兴去滁州。
郭子兴人到滁州，朱元璋立刻率两、三万人马来归。老郭感觉很好，也想过下当王爷的瘾，想立刻称王。朱元璋劝阻：“滁州四面皆山，舟楫商旅不通，非求安立国之地。”郭子兴悻悻，但不得不听。
老郭的为人，枭悍善斗，本性刚强不容人，待人寡恩。每俟事急，老郭总召朱元璋谋议，亲信如左右手一样；事解，则马上轻信人言，戒备这位屡立大功的朱女婿。入滁州才一个多月，老郭听信谗言，剥夺朱元璋一切兵权，并要召朱女婿的文胆李善长为自己做事。老李厚道人，“涕泣不行。”
在这种危险情势下，朱元璋发挥其天性中的“大奸似忠”品质，对老丈人“事之愈恭”。更重要的是，朱元璋妻子马氏从家中拿出大把金银珠宝往自己干妈那里送。枕边风最硬，郭子兴老婆天天在老公面前说干女儿、干女婿的好话，终究使得朱元璋免于被杀的命运。
至正十四年（1354年）冬，元朝丞相脱脱率大军进攻高邮的张士诚，分兵围六合。六合守将心慌，遣人来求郭子兴出手相援。
张士诚本人不是“红军”系出身，郭子兴与六合守将大有旧怨，根本不愿发兵。朱元璋劝说：“唇亡齿寒，六合一破，滁州不能独完，奈何因小而忘大事！”郭子兴醒过味，连连称是，询问诸将谁愿领兵救六合。当时，元军号称百万，众人皆畏，无一人愿往。
朱元璋自告奋勇，提数千人东去，坚守瓦梁垒。元军势大，不久攻下六合，直逼滁州，朱元璋赶忙回防。其间，朱元璋用计，命部将耿再成佯败，引元兵来攻。元兵追击，朱元璋忽然反击，反戈一击，埋伏的兵马四起，滁州兵又冲出，大败了元军一仗。得胜后，朱元璋忙派人把缴获的马匹悉数还与元军，送酒送牛慰劳，表示说滁州城内皆是大元良民，目的是完城自保，对官军没有恶意。
元军有了面子，又攻不下滁州，就上报说“招安”了滁州，径直参与高邮围城战，放了郭子兴、朱元璋一马。
可笑的是，高邮城内张士诚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之时，元廷内哄，顺帝一张诏书解除丞相脱脱兵权，散罢其兵。一时间，高邮围解。
朱元璋方面，又得到虹县壮士胡大海入伙，此人长身铁面，智力过人，立即被任命为先锋将。归附人马日多，滁州乏粮，朱元璋就建议郭子兴南攻和州。郭子兴同意。于是，朱元璋派胡大海领兵，一鼓而下和州。郭子兴大喜，命朱元璋为总兵官，镇守和州。至此，十夫长变成了“总兵官”，朱元璋终于有了发家的大本钱在手。为了经营“根据地”，朱元璋整肃军纪，严禁掠人妻女，于是附近百姓大悦，都把他的军队当成人民的队伍。
刚刚消停了几十天，濠州“五师”之一的孙德崖率部下涌至和州就食。朱元璋见老上司来，不敢不让他进城，连忙热情招待。身在滁州的郭子兴闻讯大怒，率众兵前往和州，想与老对头孙德崖火拼。老孙听说老郭气汹汹而来，心里也惊，忙指挥人马往外撤。
朱元璋觉得过意不去，亲自送部队出城，并让老孙率军殿后，镇抚已军，免得与老郭的入城先头部队发生冲突。不料想，郭子兴怒气冲冲来得快，正赶上孙德岸往城外走。仇人见面，分红眼红，两只友军登时交手，杀得你死我活，孙德崖被郭子兴活捉。
朱元璋闻变，策马欲逃，被孙德崖手下军将一棍子打落下马，捆个结实，拥之而行。半路，众人遇见孙德崖弟弟，一起商量，准备杀掉朱元璋泄愤。彼时，日后的朱皇帝命悬一线，只要有哪位急红眼的孙德崖兵上前给他一刀，日后所有的中国历史会全然改观。关键时刻，孙部中有一位张姓将领全力上前阻止杀人，认为现在还不知道孙德崖死活，如果杀掉朱元璋，主帅也必死无疑。
和州城内，郭子兴正高兴逮住孙德崖，准备千刀万剐了这个“老战友”以泄愤。忽听女婿朱元璋被对方生擒，老郭快乐顿成郁闷，顿感如失左右手，立即派徐达为“人质”换回朱元璋。又是那位张姓将领力争，孙部兵将释放了朱元璋。无奈之下，郭子兴只能放掉了孙德崖，不久汤和也从孙部得归。
此次遭遇，险过剃头，如无那位张姓将领，老朱早就被砍掉人头。可叹的是，这位张姓将领并未留下名字，日后再无出现于史书之中，一是可能在混战中死亡，二是可能隐姓埋名。否则，老朱就会和他儿子朱棣一样，也有一个“恩张”了。（事见朱棣传）
值得一表的是，作为堂堂一方统领，郭子兴因放走孙德崖一事郁闷至极，终日咬牙切齿，自己和自己叫劲。三个月后，老哥们酒后越想越气，一下子脑溢血，喀崩一下，死了。
当时，“红军”中势力最大的刘福通拥立韩林儿为皇帝，号“小明王”，改元“龙凤”。自然，刘福通以“大龙头”自居，行檄天下，也派使者到和州招抚，任郭子兴之子郭天叙为都元师（郭子兴有三子，长子战死；次子郭天叙，三子郭天爵），以张天佑和朱元璋为副元帅。张天佑是郭子兴小舅子。《明史》和《实录》等书上讲，太祖（朱元璋）慨然曰：“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即拒绝接受刘福通的“任命”，“然念（韩）林儿势盛，可倚藉，乃用其年号以令军中”，这种讲话完全是日后朱元璋“阔”了翻脸不认人。当时接到这种任命，几个人乐得屁颠屁颠。与方国珍、张士诚不同，那些人有与同元朝讲条件受招安的“本钱”，而朱元璋等人当时的身份是“群贼”，翻来翻去想找一只粗腿来抱。他们巴结不上大元，好歹先靠上一个韩林儿这样的“皇帝”，混个名号，心里上也好受些，四处攻掠更有借口和凭恃。
郭子兴这两个儿子，从前在滁州时见干妹夫声名日盛，当时就想以毒酒害死朱元璋。老朱当时不说穿，按期与二人一起赴宴，中途忽然勒马跃起，往复再三，仰头向天空喃喃自语，煞有介事似在与“神人”谈话。而后，朱元璋变脸大骂：“我怎么对不起你们两个人，空中神人告诉我，你俩要用毒酒杀我！”这两人智商低，不察是消息泄漏，真以为有神灵佑护干妹夫，骇汗浃背，自此再不敢对朱元璋盟生害意。后来，郭天叙与另一个副元师张天佑均死于陈野先之叛。郭天爵被韩林儿任为中书右丞。朱元璋得势后，找个借口把这位干小舅子杀掉，由此，他干老丈人郭子兴就成了绝户。不过，郭子兴有一妾生女，后被朱元璋享用，封为“惠妃”，还生下蜀王、谷王、代王三个儿子。这样讲的话，老郭也有幸使血脉得延。洪武三年，朱皇帝追封老上司郭子兴为“滁阳王”，终于了却老郭当王爷的耿耿“宿愿”。
势之在起，人人从龙。虹县人邓愈、怀远人常遇春两位神勇之将即来投附。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很有政治权谋和驭人手腕。他知道常遇春乃武装头目刘聚手下，便说：“汝因部队无粮来归，然汝故主在，吾安得夺之。”
常遇春顿首泣诉：“刘聚剽掠盗贼，胸无大志。如能效力于您，虽死犹生！”
当时，朱元璋正要渡江发展，便激言道：“能相从渡江乎？取太平之后，归我未晚也。”
本来，朱元璋坐屯和州，一直想渡江开辟新领地，却找不到渡船。之所以忙着渡江，重要原因之一是军粮问题。虽只一江之隔，对面的太平路周围皆是产米区，鱼米之乡，如果部队得进，吃穿不愁，那日后的发展肯定就是硬道理了。恰在此时，廖永安、俞廷玉一伙人，率领一帮人马船只泊于巢湖结水寨自保，遣使向朱元璋表示投附之意。朱元帅大喜，“此天意也，机不可失”，亲自率兵至巢湖与廖永安等人会合。接着，他登舟前行，在黄墩大败元军水师蛮子海牙军队，打通了通向长江的水路。
1355年夏七月，朱元璋集结大军，直攻采石。常遇春身先士卒，在牛渚矶大显神威，单人持戈跃上岸边，所向披靡，攻克采石。大军乘胜，径冲太平（今安徽当涂）。元朝太平路平章完者不花等人弃城遁逃。
在太平，朱元璋定下取金陵方略，又得儒士陶安、汪广洋等人，开帅府，立规模，移文仍用龙凤年号，“旗帜战衣皆红色”，俨然一支超正规的红巾军。但是，太平一点不太平，城四周元朝军队密布，元将蛮子海牙等人以巨舰拦截采石，中闭姑孰口。元朝地方民兵武装头领陈野先进攻最积极，与其将康茂才水陆分道，充当元军先锋，直杀太平城下。岂料，朱元璋早有准备，命徐达、邓愈出奇兵突出其后，在襄阳桥设下伏兵，一举生俘了陈野先。
朱元璋释之不杀，陈野先表示降附，但他心中仍然想帮元朝灭红巾。于是，他写信给蛮子海牙等部以及屯于集庆路附近的元军“招降”，表面上是招降之辞，实则阴地激之，想激发这些人的血气和斗志反攻。不料，各路元军心怀贰志，见到这位陈猛将都投降了，略无斗志，一时间真有许多人前往太平向朱元璋投降。
自悔失计之余，陈野先阴嘱其老部下，待红巾军攻集庆时不要卖命，并声称自己有机得脱的话，一定复归元军。朱元璋闻之，也不强留，纵之使还。溧阳、句容、芜湖等地，皆在朱元璋掌握之中。
陈野先被朱元璋释放后，纠集旧部，在秦淮河附近集结，暗中与元军集庆主将福寿联络。此时，郭子兴儿子郭天叙与舅舅张天佑两人均领兵，先于朱元璋之前对集庆展开进攻。攻了几日，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陈野先部根本不卖力，郭天叙和张天佑手下又无猛将，双方在集庆呈胶着状态。
陈野先以商议军事为名，请都元师郭天叙和副元师张天佑来自己营中饮酒。二人不知是计，欣然前往。刚一落座，大刀横飞，两位主师前后脚进地府报到。
陈野先与元将福寿立刻对红巾军败军猛打，边杀边追，一直追击到溧阳。岂料想，溧阳的元朝地方武装只知道陈野先投降的事情，认定他是“贼”，听说有人打着他的旗号来，立刻准备上好的埋伏圈，正好把陈野先侯个正着。见到迎前的一伙人皆元军装束，陈野先还没在意，刚要张口打招呼，对方箭飞枪掷，老陈自己被弄成血蜂窝，死于马下。
即使有了陈野先的“前鉴”，朱元璋仍旧礼待元朝官员。太平陷落后，元朝贵族哈纳出（木华黎后人）被俘，天天郁郁不乐。朱元璋对他说：“人臣各为其主，何况你又有父母妻子，还是放你回去吧。”这些小伎俩，日后证明效果奇佳。
1356年春，大将常遇春又出奇兵，在水上大败元朝蛮子海牙的水军，自此，元军“扼江之势遂衰”。四月，朱元璋率领诸将，水陆并进，向集庆发动猛攻。朱元璋部下勇猛，又无陈野先这样的人诈降与城内里应外合，一下子就把驻守城外的元军陈兆先部打得大败投降，得数万降卒为已用。为了表示自己宽宏大度，朱元璋故意从这数万降兵中挑出五百精壮之士为自己的护卫，并在夜间解甲而寝，安睡达旦，以示不疑。此计管用，新降兵士疑惧顿消，铁定心要为朱元璋卖命。
几天休整后，红巾军尽力攻城，冯国用将五百兵为先锋，在蒋山大败元军，直抵城下，诸军拨栅竞进。元将福寿督兵力战，终于不敌，兵败身死，集庆最后落入朱元璋之手。
元将康茂才率部投降，蛮子海牙逃归张士诚。
有了集庆（今南京）这块风水宝地，朱元璋终于为帝业奠定了最稳固的地基，不仅获形胜之地，又凭添兵民五十万。于是，他改集庆路为应天府，并设天兴、建康翼元帅府，以廖永安为统军元帅。上报韩林儿“党中央”后，“朝廷”升任朱元璋为“枢密院同佥”（国防部副部长），不久索性让老朱做了“江南行中书省平章”，诸将不少人也获封为“元帅”。
此时，元朝大军正和刘福通诸部周旋，所以朱元璋暂时还很安全。当然，应天府周围，东有元将定定，西有徐寿辉，南有元将八思尔不花，北有元朝地方武装“青衣军”，而且东南还有张士诚势力，皆虎视眈眈，想不居安思危都不行。
早岁已知世事艰：濠梁起兵
读过宋史、元史的人都知道，元朝的武力之盛，自古罕匹，亚欧大陆，无数帝王、国王、部落酋长，皆在蒙古铁蹄下颠抖。然而，这些黄金家族的爷们统治中国才几十年，由于蒙古人“马上得之”，继而“马上治之”，致使国祚日衰。昔日赫赫雄武，竟沦变为不堪一击。特别是元顺帝继位以来，天灾人祸不断，自广州朱光卿和汝宁的“棒胡”造反以后，全国动乱峰起，按下葫芦又起瓢，最终闹出了刘福通等人的“红军”，一时间忽变为燎原之态，元朝灭亡，已成必然之势。
朱元璋，这个名字是他投附郭子兴后由郭爷取的，他原名叫朱重八。朱重八的父亲，也不叫朱世珍，原名朱五四。朱元璋的妈妈，叫陈二娘；朱元璋的大哥叫朱重四，二哥叫朱重六，他本人排行老三，所以叫朱重八。看见这么多“数字”，我们当代人可能奇怪，这老朱家难道是“数学世家”，咋起名字都是按数码排列？老朱家当然不是数学世家，数代都是土生土长庄稼汉。清朝人俞椒春在他的《春在堂随笔中》写道：“元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此于《元史》无征，然证以明高皇（朱元璋）所称其兄之名，正是如此”。他又举当时绍兴乡间为例：“如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命为四十六，生子即名‘四六’；夫年二十三，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五，生子即名‘五九”，五九相乘，四十五也。据老俞钩沉，明朝大将常遇春的曾祖父叫常四三，爷爷叫常重五，父亲叫常六六；大将汤和的曾祖叫汤五一，爷爷叫汤六一，父亲叫汤七一，等等，皆为佐证。猫三狗四，日后皆成为人中龙虎。
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淮河大灾，水旱蝗灾祸不单行，活人一个个倒下变成死人，速度快得不及掩埋，就当然爆发传染病。老朱家虽然在朱重八小时候夜夜“冒光”，此时却无任何“异兆”，与常人凡家无异。几天内，朱元璋的父亲、母亲、幼弟均病死，贫不能殓，只得用草席一裹随便挖坑埋掉。又过几天，朱元璋二哥朱重六也染病而亡。无奈之下，年仅十七岁的小朱只得就近入皇觉寺为僧。他并非信佛，只图有口饭吃。仅仅一月刚过，庙里粮食被僧人食尽。树倒猢狲散，小朱重八只得身着僧服，步行西至合肥，在光州、固州、汝州等处辗转流浪，化斋乞食。
三年下来，天天辛勤奔走，只为饱腹活命，朱元璋熬过人生一大劫难，终得不死。
大饥荒之际，淮西地区动乱的种子已经遍布。当地最活跃的“革命家”，当属游方僧出身的彭莹玉，人称“彭和尚”。此人到处散播“弥勒教”，以烧香拜佛为名，奉“弥勒佛”和“明王”为大神，称为“明教”。彭和尚属“明教”南宗一系。北宗一系是家在河北栾城的韩山童。韩家几代人皆为白莲教教主，世为土豪，一直想趁天下大乱时机成王成帝，便也称“明王”要出世，暗中加紧准备。
明教，其实最早叫“摩尼教”，乃波斯人摩尼在公元三世纪创立的一种揉合佛教、袄教、基督教为一体的混合宗教，武则天时代传至中国，一度在汉人与回鹘地区大盛，信众人数颇多。唐武宗时期毁佛，顺便也把“明教”禁了。转入地下后，本来就是大杂烩的“明教”很能适应地方生活，道教及民间淫祀诸神和原始传说日益添入其中，最终形成了类似会道门的邪教组织。北宋时期，明教一度大盛，特别是江南地区，明教斋堂比比皆是，其中供奉摩尼和耶酥（夷数）的画像。由于明教人戒吃乳葱，以菜为食，又供“魔鬼像”（当地当时的百姓见画像中人皆黄毛绿睛，以为是鬼），不在教的人就称明教为“吃菜事魔”。但凡邪教发展到一定地步，都会和政府叫板。日后，明教与白莲教合流，在缺少经济联系的广大农时地区如火如荼发展，多次起事，也多次被镇压。元顺帝时，天灾频频，人心思乱，正是邪教流出手之机，于是信徒们纷纷暗中串连，号称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蠢蠢欲动。1337年，陈州人胡闰儿（棒胡）起事，就是“明教”规模很大的一次暴动。1338年，彭和尚的弟子周子旺在惠州起事，自称“周王”，率众五千人造反，但很快被元朝平灭。彭和尚由于擅用符水“治病”，为当地民众掩蔽逃走，跑到淮西潜伏起来。
元末大乱，除了各种政治、经济原因以外（可以参见拙作《帝国如风》），导火索是黄河水灾。时任元朝宰相的脱脱知难而进，非要起国内几十万人工治理黄河。他在至正十一年初夏发调民工，开河二百八十里，以贾鲁主持河政，勒黄河入故道。此举此行，“利在千秋”，患在元朝。一直寻摸起事机会的韩山童得到消息后，暗中凿刻了个一只眼睛的石头巨人，派人埋于黄陵岗开河必经之地，并派遣徒众四处散布谶谣：“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于是，韩山童以及得力助手刘福通、杜遵道等人四处活动，大肆宣传“明王”出世的消息，开始打起复兴宋朝的旗号。
结果，石人挖出，数万黄河挑夫、兵士亲眼所见，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本来就遭受元朝重重压迫的汉人百姓均闻言思乱。
于是，韩山童自称宋徽宗八世孙，刘福通自称宋将刘光世后人，大家齐推韩山童为“明王”，聚众起事。不料，人多嘴杂，消息泄露。元朝地方政府派出几百人，在“开幕式”上把韩山童逮个正着，押住这个邪教头子立马送县府开斩。刘福通、韩山童之妻杨氏与其子韩林儿好不容易才得脱。
依理讲，擒贼先擒王，韩山童都被杀掉，大事应该不成才对。但刘福通有勇有谋，振臂一呼，旬日之间，得河工数万人为兵。这些人均头缠红巾，一哄而起，杀掉元朝监工，四处攻掠。由于红巾军很快攻下朱皋这个大粮仓（今河南固始），开仓放米，马上吸引饥民十余万来入军。这样一来，江南大震，义军四起。
彭和尚闻讯，当然不会闲着，推徐寿辉为主，拉起队伍，攻克沔阳、武昌、江陵、江西等多处府郡。几个月时间内，数支“红军”几乎占领了西至汉水、东至淮水之间的所有土地，成为元朝的“国中之国”。
元末士人叶子奇在其笔记《草木子》中，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元末社会的图景：
“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各目，新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官吏们）漫不知忠君爱民为何事也。”
当然，这种景象并非元末才有，实际上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元代，只不过“发展”到末期，“名目”得到更细的划分。
政治上自不必讲，元朝“四种人”的划分，是毫无遮掩的民族压迫。经济方面，蒙元的破坏可谓“馨竹难书”。北方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最为悲惨，几个世纪以来，契丹、女真、蒙古，一次又一次浩劫，人口锐减不说，大部分良田变成荒地，昔日衣冠之邦，长久沦为豺狼异域。蒙古人成为中原大地的主人以后，不仅“继承”了宋、金留下来的大片“官田”和“公田”，把战争中死亡人户的有主土地划为“官田”，还强行侵夺当地汉人正在耕种的良田，没为“公田”。然后，慷慨至极的蒙古大汗和皇帝们很快把这些田地分赐给宗王、贵族以及寺庙。这些奴隶主领主，各拥赐地，俨然是独立王国的土皇帝，大的“分地”（蒙古贵族在“赐田”以外还有“分地管辖权”），可广达方圆三千里，户数可达二十万之多。由于“分地”有免役特权，寺庙又免纳租赋，最后一切沉重的负担，均转嫁到所谓的自由民身上。特别在初期，蒙元贵族不喜欢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上万顷的土地被故意抛荒，使之成为他们思慕梦想中故乡的“草原”，以供放牧之用。而在其间，供他们残酷役使的“驱丁”，则完全是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奴隶。在中国南方，除大量人口被掳掠卖到北方做奴隶以外，当地汉族人民要忍受与蒙元上层相勾结的汉族“功臣”或投附地主的压迫。这些人并不因为自己一直身处南方而在剥削方面稍显温情，他们甚至仿效北方那种压榨“驱丁”的方式盘剥佃户。元朝的佃户与前后朝代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整家整家地可以被田主任意典卖，他们所生的后代仍是男为奴仆女为婢，完全是农奴制的一种另类表现形式。即使在大罗网中星星点点分散些少量的自耕农，仍旧被蒙元沉重的徭役和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无奈之下，他们常常又跌入另一种万劫不复的深渊：向官府以及与官府勾结的色目人借高利贷，即骇人听闻的“翰脱钱”，这种高利贷的利息有个听上去好听的名字：羊羔儿息：一锭银本，十年后即飞翻至一千零二十四锭：比现在入矿股的官员分的息还要多出数倍。在此情况下，自耕农的破产与逃亡，成为元代社会的常态。
对蒙元帝国大唱赞歌的人们，总是炫耀地声称元代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商品货币关系：纸币交钞是大元帝国惟一合法的通货，在欧亚大陆诸多地区畅行无阻。但是，这种“畅行无阻”，是基于铁火强权和刀锋下的强制。除元初忽必烈时代交钞尚有基本信用外，这种基本上没有准备金的纸币政策只能说明一个事实：蒙元政权贪淫暴政下肆无忌惮的掠夺。老皇帝忽必烈死后，元朝的通货膨胀一天比一天加剧。红巾乱起后，军费支出增剧，元廷只能天天拼命赶印纸币，最终使得这些“通货”形同废纸。即使是在所谓的“和平年代”，蒙元凭这种纸币形式不断地掠夺人民的资产，除支付军费、征服开支以及维持官僚机构运行外，都是套取现货输往海外，换来一船又一船、一车又一车价值连城的宝石、美酒、金银器、地毯等骇人听闻的奢侈品。所以，一部分东西方蒙元史家夸夸其谈的横跨欧亚的帝国交通线，最初的本来目的就是便于运输这些帝王贵族的“必需”之物以及能够更快更准确地把帝国军队派往每一处角落镇压任何可能的反抗。至于后世所谓的“加强了世界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并非蒙元统治者的原意，他们至死（甚至元朝灭亡），也没什么人会想到这样的“积极意义”。而且，设驿站、铺道路、开漕运的所有这些“方便”，无不是建立在汉族人民的血汗之上。报应分早晚，元朝的崩溃，最后很大程度上也源自这小小的片纸钞币，财政崩垮后，再想维持统治，难比登天。
工商业方面，一反宋代普及化、平民化的高度精细，元代分成极端的两极：宫廷、贵族所使用之物精益求精，一般人民所使用的器皿粗滥不堪。我们现在如果进入博物给参观，看那些分朝代阵列的器具，人们会立刻发现元代时期出现工艺方面的惊人倒退。当然，蒙元统治者在一开始就对工匠无比“重视”，每到一个地屠城，“幸免”只有工匠和具有“特异功能”的巫祝等类人，他们需要这些“工奴”为自己生产制作高端消费品。统一全国后，元廷把几乎几十万户工匠全部聚集在大都，建立工匠“集中营”，日以继夜地为宫廷和贵族生产精细用品，而“工奴”们得到只是仅够活命的口粮和食水。在这种条件下，工匠天才的创造力和积极主动性几乎无从谈起。所以，相比宋代那种独立手工业和工匠雇佣制度，元代的手工业也仍然倒退为奴隶制水平。如此，手工业的严重退化，商业肯定也随之倒退（色目人放高利贷以及那种巧取豪夺的“商业”活动不包括在内）。
施行如此残暴而无人性的统治，在冷兵器时代，元朝的灭亡就成为必然。
身为天下至尊，元顺帝整日与十个“倚纳”宠臣在宫中群交滥交，性活动的过程扑朔迷离，骇人心目：各人赤身裸体，脑袋上都戴顶高色黄帽，上缀黄金打制的“佛”字，手执念珠，光屁股列队在大殿内边行走边念咒语。同时，殿内有美女数百人，身穿璎珞流苏遍体的奇装异服，按弦品萧，玉肉横陈，高唱《金字经》，四下蹦跃，大跳“雁儿”舞。顺帝等人，又饮酒又服食春药，心醉神迷，大有一日快活敌千年的极乐之感。不仅自己快乐，顺帝表示“太子苦不晓秘密佛法，此秘戏可以延年益寿呵”，于是他又让秃鲁帖木儿教太子有样学样，“未几，太子亦惑溺于邪道也。”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淫暴如秦始皇、齐显祖、隋炀帝、金海陵，都是自身宣淫，对下一代储君太子皆付名师硕儒教诲，从未听说上述几个爷们让人教儿子也“学坏”的。这一点，元顺帝为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个向儿子传授性学苦怪大法的皇帝。
除“大喜乐”以外，元顺帝又是个天才木工设计师。凡是他左右喜欢的宦官在宫外建宅院，元顺帝皆亲自动手，设计出屋宅的模型。当然，模型并非明清宫廷建筑师用夹纸板制作的立体“烫样”，而是按比例缩小的真材实料的模型，其中满嵌黄金珠宝点缀。元顺帝自画屋样，自削木构，制作模型宫房皆高尺余，栋梁楹榱宛转如真，然后把模型交付匠人，嘱咐照此构建，为此，京师人戏称顺帝为“鲁班天子”。
侍侯顺帝左右的宦者们贪财，当皇帝向他们询问对自己“作品”的意见时，这些人常常拨郎鼓一样摇脑袋，不是说样子不好看，就是说城内已经有类似样式建筑。顺帝在“艺术”方向很执着，立即自己动手猛抡一斧子，把辛苦构制数十天的模型砸毁，重新构思另建。待他转身离开，内侍们便哄抢被弃模型上镶嵌的珍宝，皆是价值连城的宝物。
元顺帝不仅仅是有双鲁般一样的巧手，他在工程力学和设计构造学上造诣独特，《元史》中列举他自造龙船和宫漏（报时装置）二事，从中可以窥见这位皇帝建造学方面的“天份”：
（元顺）帝于内苑造龙船，委内官供奉少监塔思不花监工。（顺）帝自制其样，船首尾长一百二十尺，广二十尺，前瓦帘棚、穿廊、两暖阁，后吾殿楼子，龙身并殿宇用五彩金妆，前有两爪。（船）上用水手二十四人，身衣紫衫，金荔枝带，四带头巾，于船两旁下各执篙一。自后宫至前宫山下海子内，往来游戏。（龙船）行时，其龙首眼口爪尾皆动。又自制宫漏（古代报时器），约高六七尺，广半之，造木为匮，阴藏诸壶其中，运水上下。匮上设西方三圣殿，匮腰立玉女捧时刻筹，时至，辄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一悬钟，一悬钲，夜则神人自能按更而击，无分毫差。当钟钲之鸣，狮凤在侧者皆翔舞。匮之西东有日月宫，飞仙六人立宫前，遇子午时，飞仙自能耦进，度仙桥，达三圣殿，已而复退立如前。其精巧绝出，人谓前代所鲜有。
巨大龙船的精巧自不必说，顺帝所造报时器的精密、复杂和有趣程度，如果西洋毛子们见过这位爷的设计和真品，估计清朝时他们再不敢把自鸣钟等“奇技淫巧”拿到北京卖给乾隆爷大骗银子。元顺帝几百年前的设计，其精绝程度，甚至超乎现代人的想象。而且，现在的大头头们奠基、剪彩等事都是象征性地挖几锹土，动一下手中金剪（金剪刀其实也是高级行贿品），元顺帝从图纸到构件，皆亲力亲为，没有一丝掺假，从一点上，可说是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皇帝的勤劳与智慧”。无独有偶，明朝的熹宗皇帝也是个“木匠皇帝”，但那哥们只喜欢操斧运锯干体力活儿，设计方面的天赋远远逊于这位元顺帝。
眼见元顺帝在宫内制作不息，皇后奇氏也心急，一次，趁顺帝高兴，她挽衣谏道：“陛下岁数不小了，太子也大了，希望您不要再天天埋头于造殿搭屋，应该稍事休息。后宫嫔妃众多，足可侍奉陛下，请陛下勿再沉迷于那些天魔舞女之辈，要爱惜身体啊。”
顺帝最听不得劝，闻言勃然大怒：“古往今来，就有一人如此吗！”言毕，他拂袖而去，两个月不到奇氏宫中。为此，皇后奇氏日后再也不敢逆拂“圣意”。
奇氏皇帝有些“善举”，并非证明她是什么好人。由于自己是端茶倒水的低贱高丽宫女出身，奇氏刚刚当上皇后时很“低调”，没事就捧本蒙文的《孝女经》苦读，遍阅史书，很想以历代皇后有贤行者为榜样，给人以“贤后”的印象。各地贡献奇珍美味，她马上选取其中最好吃的，遣使荐送太庙，然后自己才尝鲜。这一点有些做作，庙里的死人牌位又吃不了好东西，完全是演戏。但真的好事，这位奇后也做过，至正十八年，京都附近闹饥荒，奇氏自己出钱，让官员在城内设粥厂，救了不少人命。同时，她还让太监以她的名义安葬饿死者尸体有十余万之多（这也见出元朝末期社会动荡的严重性，仅京城附近就能饿死那么多人）。当然，越往后，皇太子渐长，奇氏皇后腰杆越硬。不仅她本人发生变化，在高丽国内的奇氏家族，也都怙势骄横。一向狼心狗肺的高丽王族也不再象元朝中前期那么软弱可欺，高丽王大怒之下，把奇氏一族杀得一个不剩。至正二十三年，奇氏向时为皇太子的爱猷识理达腊哭诉：“你已经长大，怎样不为我母家报仇！”于是，元廷下诏立在大都居住的高丽王族人为王，又以仅剩的奇氏一族男子三宝奴（元朝好多人叫这名字）为“元子”（王世子），此后，皇太子派遣一名大将率一万多精兵，并秘密联络倭人，准备夹击高丽。倭人奸滑，根本未发一兵一卒，观望伺机而已。元军刚过鸭绿江，高丽军伏兵四起，杀得一万多元军最终只剩十七个人逃还，为此，奇氏皇后大惭，再也不提这档子事。高丽蕞尔小邦，自尊心反而过旺，他们常常言及明成皇后什么的，很少有人拿出奇氏皇后显摆，其实，元朝是高丽人最值得显摆的光荣往昔：世代国王为大元驸马，还有一位高丽血统的皇太子差点成为大元皇帝（爱猷识理达腊）。从这一点上，也可见出三韩民族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奇氏母子再显贵，毕竟是引倭夹攻“祖国”的敌人。
奇氏皇后虽无理国大略，却很有些怀恩施惠的小谋。她本人在大都蓄养成千的高丽美女，凡是大臣有当权者，奇氏则以高丽美女赐之。一时之间，京城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郎，然后才敢自炫为名家。这些经过精心培训的高丽女孩婉媚有心机，她们本来入达官家是以侍妾身份，不久皆因宠得嫡，夺去正妻的位子。而且，自至正年间以来，皇宫中的女官大多为高丽人，所以当时的大都及周边地区，衣服、鞋帽、器物，都依仿高丽式样。由此思之，早在数百年前的元朝，“韩流”已经来袭过中国。由于不少大臣知道忽必烈说过“我誓不与高丽共事”这样的话，见高丽女人充斥京师，他们深以为忧。
当元顺帝浸沉于歌舞享乐的时候，元朝的“叛逆”们力量越来越大。
刘福通于1355年（至正十五年）在亳州立韩林儿为帝建“宋”后，先是打败元朝的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答失不都鲁，并生俘其子孛罗帖木儿。但不久元军发动忽袭，又抢回了孛罗帖木儿（此人日后还有“大故事”可说）。同时，元廷调察罕帖木儿等军进攻“宋”军。
刘福通才略不凡，他以进为退，以攻为守，在1356年秋发动三路北伐：李武、崔德率西路军出潼关，直奔晋南；赵均用、毛贵统东路军，由海道攻山东；关铎和潘诚领中路军跨越太行山进攻山西。刘福通本人则率大军转战冀南、豫北地区，大败答失八都鲁。这位元将有勇能战，刘福通又使计，四处派人放出风声，说答失八都鲁与自己暗中讲和。元廷侦之愤怒，下诏严责答失八都鲁，这位骁将竟“忧愤而死”，其子孛罗帖木儿接替他的职位。
刘福通趁元军内部混乱之际，于1358年攻克汴梁。这是一座政治含义极浓的城市，刘福通终于可以以之为都城，想以昔日北宋的首都当招牌，想真正来重开“大宋之天”。
三路北伐军方面，西路军在攻凤翔时失利，一战溃散，诸将散走；东路军开始连连得胜，几乎占据整个山东，并挥师北上，直逼大都。当时，山西的两部元军察罕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正因争地盘窝里斗，打得不可开交。毛贵、赵均用二人如果抓住有利时机，稳扎稳打，很可能一举攻下大都。由于内部不和加上轻敌，红巾军在柳林大败，溃退回济南。不久，内哄发生，赵均用杀毛贵；又过一阵子，赵均用又被毛贵手下杀掉。如此一来，本来是统一部队的山东红巾军分裂成数股散贼；中路军本想进入山西后驰援毛贵进攻大都，中途被元军阻挡，在河北南部战斗一阵，就忽然转攻晋北。
1357年，这只行踪飘忽的中路红巾军竟然一举攻破元朝两都之一的上都，把宫阙尽数焚毁。然后，他们又进攻辽阳。至正十九年，关铎等人又率大军攻入高丽，并攻占高丽都城，高丽王本人使出他们祖辈以来最擅长的功夫：“跑”，一溜烟跑到耽罗躲避。这一只红巾军虽然神勇，可他们的首领皆长着猪脑子，就知道四处指挥兵士辗转征杀，没有任何坚定的政治理念和终极目标。
高丽王逃跑，其手下大臣很贼，重演“装孙子”的好戏，一大帮人跪迎红巾军，纷纷献出自己的女儿、姐妹，分配给红巾军各级将领为妻。上行下效，红巾军士们纷纷娶高丽女人为大小老婆，恣情往来。转战多年的红巾军乍入温柔乡，天天偎红倚翠吃泡菜，一下子丧失了革命斗志和警惕性，数万人挤在高丽王城中，成日醉了睡，睡了醉。
见时机差不多，一天晚上，在京的高丽大臣和平民忽然接到高丽王命令：立刻进攻，王京内只要是不讲高丽话的，立刻攻杀，一个不留！事起苍猝，红巾军上下本来都把这些天天把他们伺侯周到的高丽男女当成亲人，不时还亲热地“前辘轱不转后辘轱转”跟倒茶递水的阿妈妮来几句，忽然之间，石头代替了泡菜缸，大刀片子代替了高丽参，惊愕之余，“革命”战士们脑袋纷纷搬家，主将关铎等人及数万兵士皆一夕被杀，惟独悼号“破头潘”的潘诚手下一名偏将左李命大，驻守城外，最终率一万不到的兵马逃回鸭绿江，向元军投降。
大概交待了刘福通等“红军”和元顺帝，回来再讲朱元璋。
出外走动三年，乞讨三年，阅尽人生冷暖。此时的朱元璋，身在皇觉寺，心在众山间。外间动乱四起，“红军”到处拉杆子占城池，元军打不过“红军”，整日杀掠良民百姓邀赏请功，世道间怎一个乱字了得。于是，和尚更思人间事，小朱在佛前掷卜三次，终于为自己出去做“贼”找到了心理凭依。至正十二年三月十五日，朱元璋穿件破烂僧服，直抵濠州城下，要见当时占据此城的“城大王”郭子兴。
郭子兴，原籍曹州。其父乃一走方郎中兼算命师付，年青时为谋生在定远一带转悠，最后，他娶县中一老财瞎而胖的闺女为妻，家财益饶。腰中有了钱不算，瞎老婆还为老郭生下三个儿子，其中老二就是日后的郭子兴。有个混混爹，郭老二肯定也是棵土豪的苗子，长大后，任侠好施，喜延宾客。如此的惹事精，赶上乱世，定为一方英雄。乱起之时，郭子兴聚数千青年人，一举攻克濠州（今安徽凤阳），一时间声名大震。与郭子兴同为事头的，还有郭德崖等四个人，五位爷各称“元师”，这些人谁都不服谁。郭子兴本人土豪出身，另外四位百分百流氓无产者，粗鲁野蛮，日行剽掠，郭子兴很看不起他们。四人不悦，合谋想搞掉郭子兴。
濠州门兵见朱元璋这样一个粗头大脸的怪和尚要见元师，以为是间谍，立刻把他五花大绑通禀郭子兴。结果，郭子兴见来人状貌奇伟，聊了几句，很投脾气，大悦之下，把和尚任命为自己的贴身亲兵，立刻就让朱和尚当上十夫长。日后，凡有攻伐，皆让朱元璋打头阵。小朱运气不错，往往旗开得胜。由于当时郭子兴与四师倾轧，正需贴身卖命的心腹，他很快就把自己的义女马姑娘嫁给朱元璋为妻，正式为他起名为朱元璋，字国瑞。成为郭元师的乘龙快婿后，朱元璋在军中地位日益提高，人皆呼之为“朱公子”。至于他的老婆马氏，乃郭子兴老友宿州人马公之女，十余岁时父死，入郭家为义女。
“朱公子”个人事业有成，但当时“红军”的大形势却一派大坏：十月间，元朝丞相脱脱亲率兵马，在徐州大败义军“芝麻李”。赵均用、彭早住两部人马也被击溃，一起窜入濠州。赵彭二人喧宾夺主，入濠州后反而成为郭子兴等“五帅”的首长。“五帅”见风使舵，郭子兴尊礼彭早住（彭大），孙德崖等人拥推赵均用，各自拉帮结派。城外，脱脱派贾鲁（治河那位爷）率大批元军，把濠州围个水泄不通。
大乱当前，濠州城内诸人互相算计。孙德崖挑拨赵均用，说他眼中只有彭大。赵均用愤怒，设计诱执郭子兴，捆起来准备杀掉。朱元璋当时正在淮北带兵，闻讯大急，忙回濠州向彭大诉怨。彭大也怒，拍胸脯说：“有我在，你岳父肯定无事！”于是，两个人拥兵而行，直冲入赵均用府邸，把浑身枷索的郭子兴放出。麻杆打狼两头怕，赵均用没敢吱声。只有孙德崖心中暗恨没杀成郭子兴。
还好，濠州被围七个多月后，元军主将贾鲁病死，围解。城内的赵均用和彭大来了精神，一个称永义王，一个称永淮王，关起门当起王爷来。
朱元璋处于“创业”期，很注意招募人才，陆续得淮西二十四将为自己效力，这些人的名字一定要记住，除汤和外，再除去明朝建国前战死的，其余皆在功成后被朱元璋整族诛除。他们是：徐达、汤和、吴良、吴祯、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郑遇春、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谢成、李新材、张赫、周铨、周德兴。带着这些人，朱元璋南攻定远，软硬兼施，连蒙带骗，收降附近占山据寨的“红军”近三万人，“军威大振”。
不久，定远人冯国用、冯国胜（又名冯胜）兄弟也率众来投。与其他若大仇深穷棒子不同，冯氏兄弟地主出身，读过书，特别是冯国用，很有政治头脑，向朱元璋建议道：“金陵虎踞龙盘，帝王之都。您应该先拨金陵，定鼎之后，命将四出，救生灵于水火，施仁义于远近，切勿贪妇子玉帛之小利，如此，天下不难定也！”
朱元璋闻言大悦。
继冯氏兄弟之后，定远儒生李善长也来投靠。此人与朱元璋一见倾心，气味相投，马上就被任命为“掌书记”，军政大事，皆咨之而后行。红红火火之际，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和外甥李文忠也来归。当时李文忠年才十二，牵着二舅的衣服不放，朱元璋感动：“外甥见舅如见母呵。”就把他和沐英等少年兵皆“赐”姓朱，养为义子。每逢大乱之世，诸将皆喜养“义子”自固。日后，朱元璋有“义子”二十余人，有名的除李文忠、沐英外，还有朱文刚、平保儿等人。这些“义子”并非只是充任朱元璋保镖那么简单，日后老朱“生意”做大，义子们又兼“监军”之用，在各大“军区”当政委，监视诸将。朱元璋庄稼汉出身，统驳人才很有一手。除“义子”外，他攻下金陵后又实施主将留家眷当“人质”的作法，逐渐成为制度，以防将领叛变。而且，冯氏兄弟、李善长等“知识分子”给予他很大启发，为防止手下大将身边也有“诸葛亮”出谋划策，朱元璋严禁诸将手下置儒生，只允设办事员一类的“吏”来处理公务。
濠州方面，彭大、赵均用二人裹挟郭子兴等人，窜往泗州。其间，彭、赵二人争权，士卒内斗，彭大本人竟中箭而死，没牺牲于“革命”阵上，竟亡于自己人之手。由此，赵均用一技独大，兼并彭大手下部伍，狼戾益甚，开始又打郭子兴算盘，时刻想整死他。
在外掠地的朱元璋闻之，遣人劝解：“赵王您当年落魄趋濠州，倘若郭公闭门不纳，必死无疑。入城后，赵王您又踞位其上，以势凌之。郭公乃无大略之人，容易对付，所可虑者，乃郭公手下驻滁州将领。”
赵均用思之，甚觉有理，加上收受朱元璋大笔金宝孝敬，便放郭子兴去滁州。
郭子兴人到滁州，朱元璋立刻率两、三万人马来归。老郭感觉很好，也想过下当王爷的瘾，想立刻称王。朱元璋劝阻：“滁州四面皆山，舟楫商旅不通，非求安立国之地。”郭子兴悻悻，但不得不听。
老郭的为人，枭悍善斗，本性刚强不容人，待人寡恩。每俟事急，老郭总召朱元璋谋议，亲信如左右手一样；事解，则马上轻信人言，戒备这位屡立大功的朱女婿。入滁州才一个多月，老郭听信谗言，剥夺朱元璋一切兵权，并要召朱女婿的文胆李善长为自己做事。老李厚道人，“涕泣不行。”
在这种危险情势下，朱元璋发挥其天性中的“大奸似忠”品质，对老丈人“事之愈恭”。更重要的是，朱元璋妻子马氏从家中拿出大把金银珠宝往自己干妈那里送。枕边风最硬，郭子兴老婆天天在老公面前说干女儿、干女婿的好话，终究使得朱元璋免于被杀的命运。
至正十四年（1354年）冬，元朝丞相脱脱率大军进攻高邮的张士诚，分兵围六合。六合守将心慌，遣人来求郭子兴出手相援。
张士诚本人不是“红军”系出身，郭子兴与六合守将大有旧怨，根本不愿发兵。朱元璋劝说：“唇亡齿寒，六合一破，滁州不能独完，奈何因小而忘大事！”郭子兴醒过味，连连称是，询问诸将谁愿领兵救六合。当时，元军号称百万，众人皆畏，无一人愿往。
朱元璋自告奋勇，提数千人东去，坚守瓦梁垒。元军势大，不久攻下六合，直逼滁州，朱元璋赶忙回防。其间，朱元璋用计，命部将耿再成佯败，引元兵来攻。元兵追击，朱元璋忽然反击，反戈一击，埋伏的兵马四起，滁州兵又冲出，大败了元军一仗。得胜后，朱元璋忙派人把缴获的马匹悉数还与元军，送酒送牛慰劳，表示说滁州城内皆是大元良民，目的是完城自保，对官军没有恶意。
元军有了面子，又攻不下滁州，就上报说“招安”了滁州，径直参与高邮围城战，放了郭子兴、朱元璋一马。
可笑的是，高邮城内张士诚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之时，元廷内哄，顺帝一张诏书解除丞相脱脱兵权，散罢其兵。一时间，高邮围解。
朱元璋方面，又得到虹县壮士胡大海入伙，此人长身铁面，智力过人，立即被任命为先锋将。归附人马日多，滁州乏粮，朱元璋就建议郭子兴南攻和州。郭子兴同意。于是，朱元璋派胡大海领兵，一鼓而下和州。郭子兴大喜，命朱元璋为总兵官，镇守和州。至此，十夫长变成了“总兵官”，朱元璋终于有了发家的大本钱在手。为了经营“根据地”，朱元璋整肃军纪，严禁掠人妻女，于是附近百姓大悦，都把他的军队当成人民的队伍。
刚刚消停了几十天，濠州“五师”之一的孙德崖率部下涌至和州就食。朱元璋见老上司来，不敢不让他进城，连忙热情招待。身在滁州的郭子兴闻讯大怒，率众兵前往和州，想与老对头孙德崖火拼。老孙听说老郭气汹汹而来，心里也惊，忙指挥人马往外撤。
朱元璋觉得过意不去，亲自送部队出城，并让老孙率军殿后，镇抚已军，免得与老郭的入城先头部队发生冲突。不料想，郭子兴怒气冲冲来得快，正赶上孙德岸往城外走。仇人见面，分红眼红，两只友军登时交手，杀得你死我活，孙德崖被郭子兴活捉。
朱元璋闻变，策马欲逃，被孙德崖手下军将一棍子打落下马，捆个结实，拥之而行。半路，众人遇见孙德崖弟弟，一起商量，准备杀掉朱元璋泄愤。彼时，日后的朱皇帝命悬一线，只要有哪位急红眼的孙德崖兵上前给他一刀，日后所有的中国历史会全然改观。关键时刻，孙部中有一位张姓将领全力上前阻止杀人，认为现在还不知道孙德崖死活，如果杀掉朱元璋，主帅也必死无疑。
和州城内，郭子兴正高兴逮住孙德崖，准备千刀万剐了这个“老战友”以泄愤。忽听女婿朱元璋被对方生擒，老郭快乐顿成郁闷，顿感如失左右手，立即派徐达为“人质”换回朱元璋。又是那位张姓将领力争，孙部兵将释放了朱元璋。无奈之下，郭子兴只能放掉了孙德崖，不久汤和也从孙部得归。
此次遭遇，险过剃头，如无那位张姓将领，老朱早就被砍掉人头。可叹的是，这位张姓将领并未留下名字，日后再无出现于史书之中，一是可能在混战中死亡，二是可能隐姓埋名。否则，老朱就会和他儿子朱棣一样，也有一个“恩张”了。（事见朱棣传）
值得一表的是，作为堂堂一方统领，郭子兴因放走孙德崖一事郁闷至极，终日咬牙切齿，自己和自己叫劲。三个月后，老哥们酒后越想越气，一下子脑溢血，喀崩一下，死了。
当时，“红军”中势力最大的刘福通拥立韩林儿为皇帝，号“小明王”，改元“龙凤”。自然，刘福通以“大龙头”自居，行檄天下，也派使者到和州招抚，任郭子兴之子郭天叙为都元师（郭子兴有三子，长子战死；次子郭天叙，三子郭天爵），以张天佑和朱元璋为副元帅。张天佑是郭子兴小舅子。《明史》和《实录》等书上讲，太祖（朱元璋）慨然曰：“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即拒绝接受刘福通的“任命”，“然念（韩）林儿势盛，可倚藉，乃用其年号以令军中”，这种讲话完全是日后朱元璋“阔”了翻脸不认人。当时接到这种任命，几个人乐得屁颠屁颠。与方国珍、张士诚不同，那些人有与同元朝讲条件受招安的“本钱”，而朱元璋等人当时的身份是“群贼”，翻来翻去想找一只粗腿来抱。他们巴结不上大元，好歹先靠上一个韩林儿这样的“皇帝”，混个名号，心里上也好受些，四处攻掠更有借口和凭恃。
郭子兴这两个儿子，从前在滁州时见干妹夫声名日盛，当时就想以毒酒害死朱元璋。老朱当时不说穿，按期与二人一起赴宴，中途忽然勒马跃起，往复再三，仰头向天空喃喃自语，煞有介事似在与“神人”谈话。而后，朱元璋变脸大骂：“我怎么对不起你们两个人，空中神人告诉我，你俩要用毒酒杀我！”这两人智商低，不察是消息泄漏，真以为有神灵佑护干妹夫，骇汗浃背，自此再不敢对朱元璋盟生害意。后来，郭天叙与另一个副元师张天佑均死于陈野先之叛。郭天爵被韩林儿任为中书右丞。朱元璋得势后，找个借口把这位干小舅子杀掉，由此，他干老丈人郭子兴就成了绝户。不过，郭子兴有一妾生女，后被朱元璋享用，封为“惠妃”，还生下蜀王、谷王、代王三个儿子。这样讲的话，老郭也有幸使血脉得延。洪武三年，朱皇帝追封老上司郭子兴为“滁阳王”，终于了却老郭当王爷的耿耿“宿愿”。
势之在起，人人从龙。虹县人邓愈、怀远人常遇春两位神勇之将即来投附。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很有政治权谋和驭人手腕。他知道常遇春乃武装头目刘聚手下，便说：“汝因部队无粮来归，然汝故主在，吾安得夺之。”
常遇春顿首泣诉：“刘聚剽掠盗贼，胸无大志。如能效力于您，虽死犹生！”
当时，朱元璋正要渡江发展，便激言道：“能相从渡江乎？取太平之后，归我未晚也。”
本来，朱元璋坐屯和州，一直想渡江开辟新领地，却找不到渡船。之所以忙着渡江，重要原因之一是军粮问题。虽只一江之隔，对面的太平路周围皆是产米区，鱼米之乡，如果部队得进，吃穿不愁，那日后的发展肯定就是硬道理了。恰在此时，廖永安、俞廷玉一伙人，率领一帮人马船只泊于巢湖结水寨自保，遣使向朱元璋表示投附之意。朱元帅大喜，“此天意也，机不可失”，亲自率兵至巢湖与廖永安等人会合。接着，他登舟前行，在黄墩大败元军水师蛮子海牙军队，打通了通向长江的水路。
1355年夏七月，朱元璋集结大军，直攻采石。常遇春身先士卒，在牛渚矶大显神威，单人持戈跃上岸边，所向披靡，攻克采石。大军乘胜，径冲太平（今安徽当涂）。元朝太平路平章完者不花等人弃城遁逃。
在太平，朱元璋定下取金陵方略，又得儒士陶安、汪广洋等人，开帅府，立规模，移文仍用龙凤年号，“旗帜战衣皆红色”，俨然一支超正规的红巾军。但是，太平一点不太平，城四周元朝军队密布，元将蛮子海牙等人以巨舰拦截采石，中闭姑孰口。元朝地方民兵武装头领陈野先进攻最积极，与其将康茂才水陆分道，充当元军先锋，直杀太平城下。岂料，朱元璋早有准备，命徐达、邓愈出奇兵突出其后，在襄阳桥设下伏兵，一举生俘了陈野先。
朱元璋释之不杀，陈野先表示降附，但他心中仍然想帮元朝灭红巾。于是，他写信给蛮子海牙等部以及屯于集庆路附近的元军“招降”，表面上是招降之辞，实则阴地激之，想激发这些人的血气和斗志反攻。不料，各路元军心怀贰志，见到这位陈猛将都投降了，略无斗志，一时间真有许多人前往太平向朱元璋投降。
自悔失计之余，陈野先阴嘱其老部下，待红巾军攻集庆时不要卖命，并声称自己有机得脱的话，一定复归元军。朱元璋闻之，也不强留，纵之使还。溧阳、句容、芜湖等地，皆在朱元璋掌握之中。
陈野先被朱元璋释放后，纠集旧部，在秦淮河附近集结，暗中与元军集庆主将福寿联络。此时，郭子兴儿子郭天叙与舅舅张天佑两人均领兵，先于朱元璋之前对集庆展开进攻。攻了几日，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陈野先部根本不卖力，郭天叙和张天佑手下又无猛将，双方在集庆呈胶着状态。
陈野先以商议军事为名，请都元师郭天叙和副元师张天佑来自己营中饮酒。二人不知是计，欣然前往。刚一落座，大刀横飞，两位主师前后脚进地府报到。
陈野先与元将福寿立刻对红巾军败军猛打，边杀边追，一直追击到溧阳。岂料想，溧阳的元朝地方武装只知道陈野先投降的事情，认定他是“贼”，听说有人打着他的旗号来，立刻准备上好的埋伏圈，正好把陈野先侯个正着。见到迎前的一伙人皆元军装束，陈野先还没在意，刚要张口打招呼，对方箭飞枪掷，老陈自己被弄成血蜂窝，死于马下。
即使有了陈野先的“前鉴”，朱元璋仍旧礼待元朝官员。太平陷落后，元朝贵族哈纳出（木华黎后人）被俘，天天郁郁不乐。朱元璋对他说：“人臣各为其主，何况你又有父母妻子，还是放你回去吧。”这些小伎俩，日后证明效果奇佳。
1356年春，大将常遇春又出奇兵，在水上大败元朝蛮子海牙的水军，自此，元军“扼江之势遂衰”。四月，朱元璋率领诸将，水陆并进，向集庆发动猛攻。朱元璋部下勇猛，又无陈野先这样的人诈降与城内里应外合，一下子就把驻守城外的元军陈兆先部打得大败投降，得数万降卒为已用。为了表示自己宽宏大度，朱元璋故意从这数万降兵中挑出五百精壮之士为自己的护卫，并在夜间解甲而寝，安睡达旦，以示不疑。此计管用，新降兵士疑惧顿消，铁定心要为朱元璋卖命。
几天休整后，红巾军尽力攻城，冯国用将五百兵为先锋，在蒋山大败元军，直抵城下，诸军拨栅竞进。元将福寿督兵力战，终于不敌，兵败身死，集庆最后落入朱元璋之手。
元将康茂才率部投降，蛮子海牙逃归张士诚。
有了集庆（今南京）这块风水宝地，朱元璋终于为帝业奠定了最稳固的地基，不仅获形胜之地，又凭添兵民五十万。于是，他改集庆路为应天府，并设天兴、建康翼元帅府，以廖永安为统军元帅。上报韩林儿“党中央”后，“朝廷”升任朱元璋为“枢密院同佥”（国防部副部长），不久索性让老朱做了“江南行中书省平章”，诸将不少人也获封为“元帅”。
此时，元朝大军正和刘福通诸部周旋，所以朱元璋暂时还很安全。当然，应天府周围，东有元将定定，西有徐寿辉，南有元将八思尔不花，北有元朝地方武装“青衣军”，而且东南还有张士诚势力，皆虎视眈眈，想不居安思危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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