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8年元大都的被攻占和明帝国的宣布成立，标志着朱元璋从1352年作战以来又一个重大的战争变化。他不再是要为争取政治生存和个人性命而战争了（像在1363年以前那样），也不再需要拼全力来征服中国本部的土地了。战事虽然仍旧很重要，但它越来越多地限于在边境作战，而其他与军事有关的问题都突出起来了。它们包括这样一些问题：使朱元璋的帝位能得到他的军队的完全承认；建立一个允许经济运转的和平时期的军事体制，但要避免大规模复员所带来的社会紧张。自然，新皇帝这个时期最关心组织一个有效的文官政府的许多复杂的问题（像第3章所讨论的那样）。
尽管有这些要关心的其他事情，可是在1368年到1372年之间仍有军事行动，它将大大地影响明朝未来历史的进程。有三个省已被征服：山西、陕西（包括甘肃走廊）和四川。在反对蒙古人的斗争中，明朝在被打败之后被迫接受军事对峙和接受建立一个永久的边境卫戍制度的必要性。的确出现了军人们在和平时期的姿态：军事贵族和军官阶级开始向日益增长的文官体系发挥他们的文职作用。
山西和陕西的征服，1368—1370年
攻占北京以后，明军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清除元人在山西、陕西及其附近地区的存在。新登极的明朝皇帝在1368年9月命令明军进犯山西。为了保证后方的安全，常遇春首先攻克了保定和真定（在今河北省，北京的西南），冯胜和汤和则拿下了怀庆（开封之西），从并南方进犯山西。1369年1月，徐达从东面进入山西，在3月间攻取了太原。4月份，明朝的将军们横扫了渭水流域。扩廓帖木儿没有能够有效地抵抗明军对山西的进犯，于是带领他的军队退入了甘肃北部。山西的军人们至死拒绝与扩廓合作，因此这时他们一个个地被徐达歼灭；大多数陕西的府城都在年底以前被徐达所攻破。
明军的战斗行动又一次得天之助，因为名义上都是元朝的军队仍然不能彼此协同作战。扩廓帖木儿在秋冬之时猛烈地进犯明朝的边境，但是尽管如此努力，明军对山西和陕西的征服使得逃亡去内蒙应昌路（在达来诺尔附近，位于北京正北230英里处）的元朝廷更加容易受到攻击。它也使得元朝的残余份子更难驰援四川和云南的独立政权，如果明军一旦想要来征服它们的话。
1370年，明军从两个方向对元军发动了大攻势。李文忠（1369年8月常遇春死后他接手了常遇春军队的指挥权）和冯胜率领一支军队从北京经过长城上的居庸关去攻打元帝，另一支由徐达、邓俞和汤和带领的军队则从西安攻打扩廓帖木儿。
李文忠的军队占领了兴和并由此奔察罕湖，他们又在这里打败并俘虏了大量的蒙古军队。元帝妥懽贴睦尔在1370年5月23日死于应昌路，他的儿子爱猷识里达腊接位。正在这时，李文忠率军以他通常的速度和战术抵达应昌，给它以突袭，并在6月10日发起猛攻。爱猷识里达腊逃掉，经过戈壁逃往外蒙古，仅有一小股随从陪侍。他的儿子买的里八剌和5000多勇士一起被俘。李文忠的捷报奏折中的骄慢语气使他的做皇帝的舅舅很不痛快，但是李文忠对他的胜利的高度评价是对的，因为它使明朝在内蒙古东部占有30多年的军事优势。
徐达的军队在搜寻扩廓帖木儿，并于5月3日在今天甘肃东部的巩昌附近的定西发现了他。蒙古军队的人数比预料的多，明军采取了守势，即他们的阵地一部分以河流作屏障，一部分则有兵士构筑的野战工事做掩护。蒙古人猛烈进攻，并包围了明军的西南翼。那里的明军左丞胡德济失去了控制人马的能力。在徐达个人干预之后才制止了士兵的恐惧和混乱：他免去了胡德济的指挥职务，还给他上了镣铐。次日，明军反攻得手，大获全胜。扩廓逃跑了，但据说损失了86000名士兵。正像徐达在1372年所惋惜地意识到的那样，扩廓后来成了沙漠上的霸王，但定西之战确立了明朝对陕西和甘肃走廊农业地区的统治。徐达利用那一季的其余时间打扫战场。
四川的征服，1370—1371年
1370年的胜利使明军能在第二年征服四川，而不怕蒙古人的干扰。明玉珍控制了四川之后未能如愿地扩张新领土——特别是进犯云南，因此也就心甘情愿地坐守四川了。他曾在1360年拒绝拥戴陈友谅为帝，反而拒陈友谅之兵于三峡之外；后来他又自己称帝，国号夏。朱元璋1363年鄱阳湖之战胜利以后，两个政权之间曾互派使节，他们两人在信函中必然把自己比做3世纪的刘备和孙权。这位四川领袖以此为喻是又一次证明，他没有能够看清明军的胜利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
1366年明玉珍死了——也可能是被杀害的，他的幼子明昇继位，充当夏国的傀儡皇帝，而由母后听政。摇摇欲坠的夏国开始分崩离析，因为各地方的将领试图自治。与此同时，朱元璋的明军正把蒙古人赶出华北，所以他在1370年才计划既从北面、又从东面的天险三峡侵入四川。明朝皇帝派了自从1365年起就做湖广行省平章的杨璟入川，并随身携带了一道有优厚条件的招降诏书，但是夏政府迄未答复。
朱元璋在部署1371年战役的时候，命令徐达本人留驻北京，指挥所留下的部队以守卫北方边境。邓俞被派往襄阳办理沿汉水而上进入陕西的军需运输问题；在陕西，傅友德正调兵准备从北面进入四川。汤和和廖永忠则计划率领水军通过长江三峡进入四川。
北面的入侵事实上进行得比较容易，但是，长江地区的进军受挫。夏初，傅友德进军迅速；他拿下了阶州（今甘肃东南）和几处地方，然后南下至嘉陵江流域。夏军大部分集中在长江前线，他们希望会在这里打主力战。尽管他们在最后一分钟还在重新部署兵力，傅友德的军队在7月13日攻下了汉州（成都以北25英里处）。在长江方面，夏军在四川东部边境的瞿塘峡上安了吊桥，吊桥上又装了石弩，可以攻打企图通过的船只（以及拉纤的水手）。夏军的抵抗如此激烈，以致汤和在头一次攻击不顺利的情况下就拒绝再发动攻击了。廖永忠最后终于用炮火摧毁了吊桥，然后强攻瞿塘峡阵地，再西上攻占了附近的夔州。当明朝的联合水军于8月3日到达重庆时，明昇的政府便投降了。一个月以后，傅友德完成了北路作战任务，占领了成都。四川变成了明王朝的一个省，明昇则被送往南京，和陈友谅的幼子陈理一起同过寓公生活，他们两人后来都被放逐到朝鲜。
和蒙古人的战争，1370—1372年
平定四川后，明军便能转过身来重新对付蒙古人了。明军在1370年对蒙古人的胜利特别具有决定性意义，它使中国人自10世纪初以来第一次恢复了直至长城的统治。此后，明府政即对蒙古的元军残余势力采取外交攻势。其目标是要蒙古人承认明朝继承了天命，言外之意是元朝曾经合法地承受过天命。在这方面的最初步骤是马上准备编纂《元史》（1369年）；它对察罕帖木儿的阿谀之词显然是说给仍然强大的扩廓听的。俘获爱猷识里达腊的嗣子买的里八剌之举，使得明政府有可能把他当作反对元朝新帝的有用的杠杆。明朝廷在1370年有两次送信给爱猷识里达腊劝他归顺新皇朝，并威胁说，如果他不听话就要侵入蒙古。这两次外交活动都没有取得成效。扩廓过去就瞧不起爱猷识里达腊，但是他不想背弃对元王朝本身的忠诚，因此爱猷识里达腊甚至没有给予答复。在拿下四川以后，明帝于1372年发动了一系列军事行动，以期摧毁蒙古人。
号称有10万人的扩廓帖木儿的军队这一次成了主要的攻击目标。令人望而生畏的、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徐达调集了15万骑兵，并且奉皇帝之命出山西之雁门关，再向西北行军750英里跨越戈壁沙漠径趋哈尔和林。另有两支较小的军队交给了冯胜和李文忠带领。冯胜的任务是去平息至今尚未归顺的甘肃走廊西部诸府。李文忠则是从应昌前去降服还留在内蒙和满洲的更多的蒙古人。为了支持李文忠的军事行动，吴禛被派负责经海路运给养到辽东半岛。
徐达的军队在初春季节横穿了戈壁，在外蒙古搜寻扩廓帖木儿的部队。4月23日，青年英俊的都督蓝玉的部队在土剌河附近找到了一部分蒙古军队，并打败了他们。扩廓在以后一个多月避免作战。当这两军在6月7日相遇决战时，徐达遭到惨败，损失军队“无虑数千万”。史料未细谈这次战斗或准备这次战斗的部队调动情况，但是按情况可以知道，蒙古人的取胜是照他们的传统打法打的：即让敌人搞无效果的行军来消耗敌人，然后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打响战斗。徐达匆匆忙忙地从外蒙古撤退了他的残余军队。
李文忠的远征也进行得不顺手，虽然不那么引人注意。李文忠在7月初到达外蒙古。中国军队在土剌河附近与蛮子哈剌章的蒙古军遭遇，明军追至鄂尔浑河时，蒙古人突然掉头抗击，并且出奇兵迎战。明军士兵屠宰了他们带来作为口粮的牲口，在临时筑起的防御工事中抵抗了三天。后来蒙古人撤退了，李文忠才把他的部队撤回中国。李文忠照样大言不惭地吹嘘他的胜利，但他舅父对他甚至比1370年时更不感兴趣了。8月份，这时作为李文忠部下的汤和也被打败了。
在甘肃，冯胜进军远至敦煌，打了许多胜仗，俘获了许多牲口。甘肃走廊从此一直归明王朝统治。
虽然在永乐时期，明帝曾率领规模大得多的远征军进入外蒙古，但1372年的这次失败的战役在明朝这方面的努力中实在是最重要的一次。从外交意义上看很明显的是，朱元璋在1372年企图使自己成为整个元朝政治传统的继承人，即他既要继承游牧区，也要继承汉人聚居地区。可以这样认为，这是保护中国本部不受草原攻击的唯一办法；后来的清王朝诸帝便很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1372年的失败使朱元璋的雄心受到抑制，放弃了并吞外蒙古的目标。在后来的15年中，明朝对北方边境的政策是在当地取守势，偶尔在长城附近搞点报复活动。甚至在1387年重新挑起大规模战斗时，也并无迹象表明它要永久统治外蒙。1374年，朱元璋把买的里八剌王子从他备受优遇的南京遣回到了他父亲身边。可是，当爱猷识里达腊1378年死去以后，继承人却是他的兄弟脱忽思帖木儿，而不是这位颇具亲明倾向的年轻王子。元朝统治者一直坚持他们是中国蒙尘的皇帝，但是在此期间，他们对外蒙古部落社会的实际控制正在不断地削弱。［1］
军事体制的稳定
尽管14世纪70年代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持续不断，但这10年明朝军事制度却出现了很明显的“草创后”的态势；这时军队事实上不再是与明政权平起平坐的结构，而是变成了它的组成部分，虽然它仍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分析，可以说这个过程有三个突出的方面。在基层的卫所方面，由于精心地兴办了军屯制，军队越来越能自给自足了。在行省一级和地方政府方面，随着文官职能的扩大，军队支配一切的状况走到了尽头。在最高层方面，军事指挥精英阶层因建立了贵族继承制而正式形成。
在王朝的建国战争时期，明军因吸收战败敌人的军队而得到扩大。1364年改编军队时建立了卫所制度，这是因为需要建立一种正常的制度来处理这种来源的大量军队。由于明军吞并的领土越来越多，新军事单位的建立是为了戍守的目的，所以卫所的总数据称在1393年有326个卫和 65个独立所。 1368年以后明帝国可能拥有超过需要的士兵，但是，要复员这么大量丧失了原来生计的士兵从社会意义上说是不适宜的。朱元璋在整个内战的危急时期曾经试验过用屯田来解决兵食的问题。城市的戍守部队甚至在战争进行时也能用部分时间经营屯田，有些部队能够既供应自己的需要，也生产些剩余粮食。
1364年改编以后，每一个新卫所在建制时都分配有军用农田。在正常情况下，每支军队约70％的士兵应该搞耕种，其余30％则执行军事任务。在汉唐时代，士兵耕种的军屯是边防的重要因素，但在辽、金、元时代，被一般农民耕种的国有农地则为其成员一般是非汉人的军事部队提供给养。明代的军事体制借鉴了这两种传统，但又大大不同于其中的任何一种。在14世纪70年代及其以后的时期，军队是由服现役的各种不同的卫所部队组成，让其余的部队放手耕种。士兵有世袭的服兵役义务。他们单独立军籍，其中每家每户必须由每一代出一个丁壮服兵役。这种把世袭军官、世袭士兵和军事管理下的农田结合起来的办法是不适合中国社会的性质的，而且在军事上也是无效率的。它到头来摧毁了这整个制度的军事性质，但它在15世纪30年代以前一直运行得相当好。
今天中国本部的省区地图仍然保持着14世纪60年代明王朝建国时的模样。它以元代为范本，每一次重大征服之后就建一个行省，置于高级将领的控制之下。从理论上说，每一个行省拥有全省的军事指挥机构，称为行枢密院；它在1369年改名为都卫。可是在实际上，军人在整个明王朝建国时期的省政府内都拥有最高级的名义上的文职职务。这种情况在14世纪70年代有了变化，那时正常的办法是把南京六部的尚书提升到行省政府的领导职务。这就让都卫指挥使变成了每一省的最高军职，他们的时间就越来越多地用来处理卫所的行政工作，而不是用来指挥实际的野战。1380年，都卫改名为都指挥使司，但职能方面毫无变动。
1370年，明政权的34名主要将领被授予世袭的公爵或侯爵，这些爵位都在正制九品之上，拥有这些爵位的人有在战时指挥军队的专门任务。这些人之所以这样受尊崇是因为他们是朱元璋在内战年代中的主要合作者。名次最高的6公和14侯都是朱元璋最初24名兵士中的幸存者，或者是在这第一批人之后不久的归附者。它下面的5侯是巢湖海盗集团的领袖，他们在1355年的投顺才使得明军有渡江的可能。剩下的9侯原来都是敌方将领，他们投降于关键时刻，因此有助于明王朝的事业。1380年以前又加封了14名侯爵，其出身与上面所叙述者相同。公爵和侯爵都接受了与其地位相当的土地（但不实际控制）和俸禄，但不像汉代初期那样拥有分封的采邑。当命将出征时，以一名贵族统领全军而以其余诸人协助，通常还要另派一人来负责给养的运输事宜。打了胜仗的将军们都指望能以战功跻身于贵族之林。［2］
1372年虽然不是明代历史上最有戏剧性的转折的一年，但是确切地说，它标志着王朝建立时期军事阶段的结束。在北方边境上尤其如此。在1372年的战败以前，朱元璋似乎要进而征服整个元帝国，其中包括长城以北的大草原和沙漠地带。1372年以后，明王朝对内蒙古主要是在其变化不大的边境取守势，而以新整修的长城为依托。中国人的优越火器技术使得明朝永远地利刃在手——至少在防守方面是这样——来对付还在拘守13世纪骑兵战术的蒙古军队。在长城的北面，边境防御体系还辅之以境外的戍守部队和外交活动：这两者都是为了防止蒙古人结成敌对的联盟。1387年恢复对蒙古人的进攻并不意味着又打算达到把蒙古置于明王朝统治之下的目的，永乐初期撤消了境外的指挥所，结果是大大地缩小了中国人在那里的存在。
在中国的南部和西部，征服四川使明朝获得最后一块领土，此事可以正确地理解为收回了中国文化地区的一部分。对四川的征服并没有在南部和西部开创一个新的和平时代；相反地，明军马上对该地区的非汉族诸民族发动了一系列绥靖战役。云南在1381—1382年被明军攻占时的人口主要是非汉族，但明朝统治下的广大汉人殖民区是把云南永久并入中国的重要因素。反之，越南在永乐时期被征服以后又于1427年最终予以放弃。这两件事，再加上在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地方性小规模战争应该看作是确定与东南亚诸非汉族民族接壤的中国边疆的过程的一部分努力；这个过程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如果加以分析，它与明王朝的建立是不同的。
1372年以后，军事问题已不是朱元璋主要关心的所在，而吸收和扩大文职官员就为发挥政策的主动性创建了一个新的主要制度。在创建明王朝阶段中曾经推动明政权工作的军事领袖们逐渐降低了作用，虽然还处于重要的地位。很久以后，明王朝可能变成中国历史上文官最占统治地位的政权之一。这一发展和其他的发展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1355—1372年朱元璋和他的将军们在战胜他们的对手们和建立巩固的边境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1］ 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71—76页。
［2］ 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76—87页。
尽管有这些要关心的其他事情，可是在1368年到1372年之间仍有军事行动，它将大大地影响明朝未来历史的进程。有三个省已被征服：山西、陕西（包括甘肃走廊）和四川。在反对蒙古人的斗争中，明朝在被打败之后被迫接受军事对峙和接受建立一个永久的边境卫戍制度的必要性。的确出现了军人们在和平时期的姿态：军事贵族和军官阶级开始向日益增长的文官体系发挥他们的文职作用。
山西和陕西的征服，1368—1370年
攻占北京以后，明军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清除元人在山西、陕西及其附近地区的存在。新登极的明朝皇帝在1368年9月命令明军进犯山西。为了保证后方的安全，常遇春首先攻克了保定和真定（在今河北省，北京的西南），冯胜和汤和则拿下了怀庆（开封之西），从并南方进犯山西。1369年1月，徐达从东面进入山西，在3月间攻取了太原。4月份，明朝的将军们横扫了渭水流域。扩廓帖木儿没有能够有效地抵抗明军对山西的进犯，于是带领他的军队退入了甘肃北部。山西的军人们至死拒绝与扩廓合作，因此这时他们一个个地被徐达歼灭；大多数陕西的府城都在年底以前被徐达所攻破。
明军的战斗行动又一次得天之助，因为名义上都是元朝的军队仍然不能彼此协同作战。扩廓帖木儿在秋冬之时猛烈地进犯明朝的边境，但是尽管如此努力，明军对山西和陕西的征服使得逃亡去内蒙应昌路（在达来诺尔附近，位于北京正北230英里处）的元朝廷更加容易受到攻击。它也使得元朝的残余份子更难驰援四川和云南的独立政权，如果明军一旦想要来征服它们的话。
1370年，明军从两个方向对元军发动了大攻势。李文忠（1369年8月常遇春死后他接手了常遇春军队的指挥权）和冯胜率领一支军队从北京经过长城上的居庸关去攻打元帝，另一支由徐达、邓俞和汤和带领的军队则从西安攻打扩廓帖木儿。
李文忠的军队占领了兴和并由此奔察罕湖，他们又在这里打败并俘虏了大量的蒙古军队。元帝妥懽贴睦尔在1370年5月23日死于应昌路，他的儿子爱猷识里达腊接位。正在这时，李文忠率军以他通常的速度和战术抵达应昌，给它以突袭，并在6月10日发起猛攻。爱猷识里达腊逃掉，经过戈壁逃往外蒙古，仅有一小股随从陪侍。他的儿子买的里八剌和5000多勇士一起被俘。李文忠的捷报奏折中的骄慢语气使他的做皇帝的舅舅很不痛快，但是李文忠对他的胜利的高度评价是对的，因为它使明朝在内蒙古东部占有30多年的军事优势。
徐达的军队在搜寻扩廓帖木儿，并于5月3日在今天甘肃东部的巩昌附近的定西发现了他。蒙古军队的人数比预料的多，明军采取了守势，即他们的阵地一部分以河流作屏障，一部分则有兵士构筑的野战工事做掩护。蒙古人猛烈进攻，并包围了明军的西南翼。那里的明军左丞胡德济失去了控制人马的能力。在徐达个人干预之后才制止了士兵的恐惧和混乱：他免去了胡德济的指挥职务，还给他上了镣铐。次日，明军反攻得手，大获全胜。扩廓逃跑了，但据说损失了86000名士兵。正像徐达在1372年所惋惜地意识到的那样，扩廓后来成了沙漠上的霸王，但定西之战确立了明朝对陕西和甘肃走廊农业地区的统治。徐达利用那一季的其余时间打扫战场。
四川的征服，1370—1371年
1370年的胜利使明军能在第二年征服四川，而不怕蒙古人的干扰。明玉珍控制了四川之后未能如愿地扩张新领土——特别是进犯云南，因此也就心甘情愿地坐守四川了。他曾在1360年拒绝拥戴陈友谅为帝，反而拒陈友谅之兵于三峡之外；后来他又自己称帝，国号夏。朱元璋1363年鄱阳湖之战胜利以后，两个政权之间曾互派使节，他们两人在信函中必然把自己比做3世纪的刘备和孙权。这位四川领袖以此为喻是又一次证明，他没有能够看清明军的胜利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
1366年明玉珍死了——也可能是被杀害的，他的幼子明昇继位，充当夏国的傀儡皇帝，而由母后听政。摇摇欲坠的夏国开始分崩离析，因为各地方的将领试图自治。与此同时，朱元璋的明军正把蒙古人赶出华北，所以他在1370年才计划既从北面、又从东面的天险三峡侵入四川。明朝皇帝派了自从1365年起就做湖广行省平章的杨璟入川，并随身携带了一道有优厚条件的招降诏书，但是夏政府迄未答复。
朱元璋在部署1371年战役的时候，命令徐达本人留驻北京，指挥所留下的部队以守卫北方边境。邓俞被派往襄阳办理沿汉水而上进入陕西的军需运输问题；在陕西，傅友德正调兵准备从北面进入四川。汤和和廖永忠则计划率领水军通过长江三峡进入四川。
北面的入侵事实上进行得比较容易，但是，长江地区的进军受挫。夏初，傅友德进军迅速；他拿下了阶州（今甘肃东南）和几处地方，然后南下至嘉陵江流域。夏军大部分集中在长江前线，他们希望会在这里打主力战。尽管他们在最后一分钟还在重新部署兵力，傅友德的军队在7月13日攻下了汉州（成都以北25英里处）。在长江方面，夏军在四川东部边境的瞿塘峡上安了吊桥，吊桥上又装了石弩，可以攻打企图通过的船只（以及拉纤的水手）。夏军的抵抗如此激烈，以致汤和在头一次攻击不顺利的情况下就拒绝再发动攻击了。廖永忠最后终于用炮火摧毁了吊桥，然后强攻瞿塘峡阵地，再西上攻占了附近的夔州。当明朝的联合水军于8月3日到达重庆时，明昇的政府便投降了。一个月以后，傅友德完成了北路作战任务，占领了成都。四川变成了明王朝的一个省，明昇则被送往南京，和陈友谅的幼子陈理一起同过寓公生活，他们两人后来都被放逐到朝鲜。
和蒙古人的战争，1370—1372年
平定四川后，明军便能转过身来重新对付蒙古人了。明军在1370年对蒙古人的胜利特别具有决定性意义，它使中国人自10世纪初以来第一次恢复了直至长城的统治。此后，明府政即对蒙古的元军残余势力采取外交攻势。其目标是要蒙古人承认明朝继承了天命，言外之意是元朝曾经合法地承受过天命。在这方面的最初步骤是马上准备编纂《元史》（1369年）；它对察罕帖木儿的阿谀之词显然是说给仍然强大的扩廓听的。俘获爱猷识里达腊的嗣子买的里八剌之举，使得明政府有可能把他当作反对元朝新帝的有用的杠杆。明朝廷在1370年有两次送信给爱猷识里达腊劝他归顺新皇朝，并威胁说，如果他不听话就要侵入蒙古。这两次外交活动都没有取得成效。扩廓过去就瞧不起爱猷识里达腊，但是他不想背弃对元王朝本身的忠诚，因此爱猷识里达腊甚至没有给予答复。在拿下四川以后，明帝于1372年发动了一系列军事行动，以期摧毁蒙古人。
号称有10万人的扩廓帖木儿的军队这一次成了主要的攻击目标。令人望而生畏的、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徐达调集了15万骑兵，并且奉皇帝之命出山西之雁门关，再向西北行军750英里跨越戈壁沙漠径趋哈尔和林。另有两支较小的军队交给了冯胜和李文忠带领。冯胜的任务是去平息至今尚未归顺的甘肃走廊西部诸府。李文忠则是从应昌前去降服还留在内蒙和满洲的更多的蒙古人。为了支持李文忠的军事行动，吴禛被派负责经海路运给养到辽东半岛。
徐达的军队在初春季节横穿了戈壁，在外蒙古搜寻扩廓帖木儿的部队。4月23日，青年英俊的都督蓝玉的部队在土剌河附近找到了一部分蒙古军队，并打败了他们。扩廓在以后一个多月避免作战。当这两军在6月7日相遇决战时，徐达遭到惨败，损失军队“无虑数千万”。史料未细谈这次战斗或准备这次战斗的部队调动情况，但是按情况可以知道，蒙古人的取胜是照他们的传统打法打的：即让敌人搞无效果的行军来消耗敌人，然后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打响战斗。徐达匆匆忙忙地从外蒙古撤退了他的残余军队。
李文忠的远征也进行得不顺手，虽然不那么引人注意。李文忠在7月初到达外蒙古。中国军队在土剌河附近与蛮子哈剌章的蒙古军遭遇，明军追至鄂尔浑河时，蒙古人突然掉头抗击，并且出奇兵迎战。明军士兵屠宰了他们带来作为口粮的牲口，在临时筑起的防御工事中抵抗了三天。后来蒙古人撤退了，李文忠才把他的部队撤回中国。李文忠照样大言不惭地吹嘘他的胜利，但他舅父对他甚至比1370年时更不感兴趣了。8月份，这时作为李文忠部下的汤和也被打败了。
在甘肃，冯胜进军远至敦煌，打了许多胜仗，俘获了许多牲口。甘肃走廊从此一直归明王朝统治。
虽然在永乐时期，明帝曾率领规模大得多的远征军进入外蒙古，但1372年的这次失败的战役在明朝这方面的努力中实在是最重要的一次。从外交意义上看很明显的是，朱元璋在1372年企图使自己成为整个元朝政治传统的继承人，即他既要继承游牧区，也要继承汉人聚居地区。可以这样认为，这是保护中国本部不受草原攻击的唯一办法；后来的清王朝诸帝便很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1372年的失败使朱元璋的雄心受到抑制，放弃了并吞外蒙古的目标。在后来的15年中，明朝对北方边境的政策是在当地取守势，偶尔在长城附近搞点报复活动。甚至在1387年重新挑起大规模战斗时，也并无迹象表明它要永久统治外蒙。1374年，朱元璋把买的里八剌王子从他备受优遇的南京遣回到了他父亲身边。可是，当爱猷识里达腊1378年死去以后，继承人却是他的兄弟脱忽思帖木儿，而不是这位颇具亲明倾向的年轻王子。元朝统治者一直坚持他们是中国蒙尘的皇帝，但是在此期间，他们对外蒙古部落社会的实际控制正在不断地削弱。［1］
军事体制的稳定
尽管14世纪70年代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持续不断，但这10年明朝军事制度却出现了很明显的“草创后”的态势；这时军队事实上不再是与明政权平起平坐的结构，而是变成了它的组成部分，虽然它仍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分析，可以说这个过程有三个突出的方面。在基层的卫所方面，由于精心地兴办了军屯制，军队越来越能自给自足了。在行省一级和地方政府方面，随着文官职能的扩大，军队支配一切的状况走到了尽头。在最高层方面，军事指挥精英阶层因建立了贵族继承制而正式形成。
在王朝的建国战争时期，明军因吸收战败敌人的军队而得到扩大。1364年改编军队时建立了卫所制度，这是因为需要建立一种正常的制度来处理这种来源的大量军队。由于明军吞并的领土越来越多，新军事单位的建立是为了戍守的目的，所以卫所的总数据称在1393年有326个卫和 65个独立所。 1368年以后明帝国可能拥有超过需要的士兵，但是，要复员这么大量丧失了原来生计的士兵从社会意义上说是不适宜的。朱元璋在整个内战的危急时期曾经试验过用屯田来解决兵食的问题。城市的戍守部队甚至在战争进行时也能用部分时间经营屯田，有些部队能够既供应自己的需要，也生产些剩余粮食。
1364年改编以后，每一个新卫所在建制时都分配有军用农田。在正常情况下，每支军队约70％的士兵应该搞耕种，其余30％则执行军事任务。在汉唐时代，士兵耕种的军屯是边防的重要因素，但在辽、金、元时代，被一般农民耕种的国有农地则为其成员一般是非汉人的军事部队提供给养。明代的军事体制借鉴了这两种传统，但又大大不同于其中的任何一种。在14世纪70年代及其以后的时期，军队是由服现役的各种不同的卫所部队组成，让其余的部队放手耕种。士兵有世袭的服兵役义务。他们单独立军籍，其中每家每户必须由每一代出一个丁壮服兵役。这种把世袭军官、世袭士兵和军事管理下的农田结合起来的办法是不适合中国社会的性质的，而且在军事上也是无效率的。它到头来摧毁了这整个制度的军事性质，但它在15世纪30年代以前一直运行得相当好。
今天中国本部的省区地图仍然保持着14世纪60年代明王朝建国时的模样。它以元代为范本，每一次重大征服之后就建一个行省，置于高级将领的控制之下。从理论上说，每一个行省拥有全省的军事指挥机构，称为行枢密院；它在1369年改名为都卫。可是在实际上，军人在整个明王朝建国时期的省政府内都拥有最高级的名义上的文职职务。这种情况在14世纪70年代有了变化，那时正常的办法是把南京六部的尚书提升到行省政府的领导职务。这就让都卫指挥使变成了每一省的最高军职，他们的时间就越来越多地用来处理卫所的行政工作，而不是用来指挥实际的野战。1380年，都卫改名为都指挥使司，但职能方面毫无变动。
1370年，明政权的34名主要将领被授予世袭的公爵或侯爵，这些爵位都在正制九品之上，拥有这些爵位的人有在战时指挥军队的专门任务。这些人之所以这样受尊崇是因为他们是朱元璋在内战年代中的主要合作者。名次最高的6公和14侯都是朱元璋最初24名兵士中的幸存者，或者是在这第一批人之后不久的归附者。它下面的5侯是巢湖海盗集团的领袖，他们在1355年的投顺才使得明军有渡江的可能。剩下的9侯原来都是敌方将领，他们投降于关键时刻，因此有助于明王朝的事业。1380年以前又加封了14名侯爵，其出身与上面所叙述者相同。公爵和侯爵都接受了与其地位相当的土地（但不实际控制）和俸禄，但不像汉代初期那样拥有分封的采邑。当命将出征时，以一名贵族统领全军而以其余诸人协助，通常还要另派一人来负责给养的运输事宜。打了胜仗的将军们都指望能以战功跻身于贵族之林。［2］
1372年虽然不是明代历史上最有戏剧性的转折的一年，但是确切地说，它标志着王朝建立时期军事阶段的结束。在北方边境上尤其如此。在1372年的战败以前，朱元璋似乎要进而征服整个元帝国，其中包括长城以北的大草原和沙漠地带。1372年以后，明王朝对内蒙古主要是在其变化不大的边境取守势，而以新整修的长城为依托。中国人的优越火器技术使得明朝永远地利刃在手——至少在防守方面是这样——来对付还在拘守13世纪骑兵战术的蒙古军队。在长城的北面，边境防御体系还辅之以境外的戍守部队和外交活动：这两者都是为了防止蒙古人结成敌对的联盟。1387年恢复对蒙古人的进攻并不意味着又打算达到把蒙古置于明王朝统治之下的目的，永乐初期撤消了境外的指挥所，结果是大大地缩小了中国人在那里的存在。
在中国的南部和西部，征服四川使明朝获得最后一块领土，此事可以正确地理解为收回了中国文化地区的一部分。对四川的征服并没有在南部和西部开创一个新的和平时代；相反地，明军马上对该地区的非汉族诸民族发动了一系列绥靖战役。云南在1381—1382年被明军攻占时的人口主要是非汉族，但明朝统治下的广大汉人殖民区是把云南永久并入中国的重要因素。反之，越南在永乐时期被征服以后又于1427年最终予以放弃。这两件事，再加上在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地方性小规模战争应该看作是确定与东南亚诸非汉族民族接壤的中国边疆的过程的一部分努力；这个过程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如果加以分析，它与明王朝的建立是不同的。
1372年以后，军事问题已不是朱元璋主要关心的所在，而吸收和扩大文职官员就为发挥政策的主动性创建了一个新的主要制度。在创建明王朝阶段中曾经推动明政权工作的军事领袖们逐渐降低了作用，虽然还处于重要的地位。很久以后，明王朝可能变成中国历史上文官最占统治地位的政权之一。这一发展和其他的发展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1355—1372年朱元璋和他的将军们在战胜他们的对手们和建立巩固的边境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1］ 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71—76页。
［2］ 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76—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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