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朱元璋［1］ 在1368年1月在中央王国称帝的时候，他在朝廷的主要顾问和支持者包括他在前一年封的三个公爵：即徐达将军和常遇春将军，以及文官李善长。［2］ 徐达是安徽濠州人，1353年投效朱元璋军营。他和其他因饥馑和疾疫而无家可归的几千人一起开始反抗元政权的当局。常遇春也是濠州人，原为一介武夫，于1355年归附了朱元璋。李善长为安徽定远人，出身于地主，于1354年跟从了朱元璋。这三个人是朱元璋在开国之后不久最受宠信的助手。他们三人组成了开创新王朝的安徽帮核心。
在这个安徽帮形成以后的年代，朱元璋也吸引了其他许多人物到他的麾下，其中有文武两方面的人物。在文人方面，没有人得到像朱元璋给予武人那样的赏识、身份和俸禄。虽然他致力于建立以传统的礼仪和天命为基础的可靠的文官政权，但在开国的初年军人还拥有比文人更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明王朝的建立是以下几方面的结果：它用武力赶走了蒙古统治者；它要在中国本部建立一个新的政权结构；它要统一汉族对由敌对的非汉族居住的中国西部、西南部和南方广大领土的统治。
1368年，中国被一群互争雄长的军人们弄得扰攘不宁。元帝妥懽贴睦尔仍然作为可汗稳坐在大都（今北京）的天子宝座上。占据四川国号夏的小明王明昇仍未被打败，同时，另外一些次要的割据自雄的人物也准备用武力抗拒国家的统一。朱元璋不顾这些地方割据政权的继续存在，他在1367年，即吴元年，开始为建立大一统的帝国打下基础。他的选择这个新年号清楚地表明他要摆脱红巾军的叛乱背景，以及使之作为建立全中央王国的统一政权的准备步骤。在1367年，主要的学者们也帮他仔细地起草了治国的礼仪活动的规定。宫殿已有所规划，有些并且已经建立起来；律令已草就并已印行；制定了文武科取士之法；设立了翰林院和国子监。城外则修建了天坛和地坛——这是联系王朝命运的主要宗教中心；在起兵征讨华北平原、山东和湖广的同时为皇帝以前的四代祖先兴建了太庙。拟订了大统历，颁行了法典的通俗的解释。
称为吴王的朱元璋这时给江河神灵奉献了祭礼，后来又祭祀了上帝。吴元年（1367年）阴历的最后一个月在祭祀上帝时，朱元璋恳求神明昭示祭祀之日是晴明还是阴霾之天，以便据以看他配不配做全帝国的统治者。他说，大臣们都竭力劝进，让他即天子位，他只得勉强同意。祀天之日选在新年初四。
朱元璋——现在称为洪武帝——登极的礼仪预先拟定了细节，并记载于洪武朝的实录中。它们包含这些活动的几个阶段，意在给统治者树立威严高大的形象。皇帝的态度据说是叫学者们不要泥于古代模式，其措施应该因时制宜。可是，学者们在拟定登极礼仪时总是走繁文缛礼的路子。
登极大典于1368年1月23日举行。［3］ 礼仪的开始是由皇帝在郊区的祭坛分别向天地献祭。登极的文告上达给神明，然后宣布王朝的国号为大明。皇帝接着登上宝座。李善长率领着百官和国宾敬献正式的贺辞，接着是皇帝率亲随前往太庙献上表文和玉玺，追尊他的前四代祖先。［4］
穿着皇帝长袍和帽子的皇帝现在前往他新的禁城内的奉天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经过精心安排，形式非常隆重。
登极典礼把皇帝的两种身份在一次正式仪式中结合了起来。皇帝是皇族的头目，他凭着这一出生的权利要统治皇族到亿万世。因此，他要去为此目的而特别建造的太庙给祖先们上祭和表示孝道。他同时又是官僚政制的头目和对天地而言的帝国的代表。这个典礼可以让官员和皇帝象征性地体现出他们各自的关系。象征帝权合法性的这些方面在登极文告中自始至终均细心地记录在卷，登极以后又往东亚诸邻邦发送这道文告；这份皇帝的诏书说：
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海内土疆，豪杰分争。朕本淮右〔即安徽〕庶民，荷上天眷顾，祖宗之灵，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贤于左右。凡两淮、两浙、江东、江西、湖、湘、汉、沔、闽、广、山东及西南诸郡蛮夷，各处寇攘，屡命大将军与诸将校奋扬威武，四方戡定，民安田里。
今文武大臣百司众庶合辞劝进，尊朕为皇帝，以主黔黎。
勉循众请，于吴二年正月四日[1368年1月23日]告祭天地于钟山之阳，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恭诣太庙，追尊四代考妣为皇帝皇后。立大社大稷于京师。册封马氏为皇后，立世子标为皇太子。
布告天下，咸使闻知。_0121_0［5］
在这篇文告中，皇帝首先被刻画为全体人民的最高祭司，由他祭告万物创造者的天和地。第二，他被加冕为地上的世俗君王。第三，他是按照最高尚的人的方式来崇祀他的祖先的孝子。第四，最后一点，即他是人民生计来源的护卫者，因为他祭告了农业之神。
在这篇文告及其相伴随的礼仪中我们可看到这样的证据，即是自觉地利用合法化的象征以提高新统治者的地位。礼仪必须搞得这么隆重，部分原因是要抵销那些尚忠于大都的元蒙政权的人们的疑虑。这样做的效果远远不是立竿见影的。比如，朝鲜人就有10多年之久继续认为元朝是中央王国的合法统治者。
皇帝登上宝座以后，他封他的妻子为皇后，封他的长子朱标（1355—1392年）为皇太子。［6］ 朱标还很年轻，所以已经给他选派了几个最好的儒家学者做他的老师和顾问。其中最著名的是浙江金华的饱学的儒家学者宋濂（l310—1381年），他是在1360年参加朱元璋的队伍的。［7］ 皇帝不惜用很高代价来使太子受教育和培养他为人之君，因此他即位不久就派了他最重要的伙伴们来监管太子的称之为东宫的王府的家务。徐达、李善长和常遇春被任命为教师。这只是名义上的任命，因为徐达和常遇春那时正在北方搞军事活动，即准备对大都的蒙古人发动进攻。但是，这表明皇帝很重视让太子能得到诱导，至少在象征性的意义上是这样的。
1368年初春，常遇春和徐达率军进入山东以巩固北方的领土。皇帝的幼年朋友汤和（1326—1395年）［8］ 和另一个安徽老乡廖永忠（1323—1375年）［9］ ，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已经率水军从宁波开往福建，此时奉命折回宁波，以监督这次北伐战争中的海上供应线。1368年3月1日，常遇春拿下了山东西北运河岸上的东昌（今聊城），两个星期以后徐达又拿下了山东中部的乐安（今广饶）。在往后的两个月中，整个山东都归明军所掌握，5月10日在山东建立了行中书省。江苏北部的学者汪广洋（1380年死）曾举元朝进士，他于1355年参加了朱元璋的队伍，这时他从江西调来，短暂地受理山东行省方面的职务。［10］ 在此期间，常遇春和徐达又进军河南，在4月16日攻下了汴梁（今开封）。到了5月8日，河南已告平定，因此皇帝准备视察开封，以便制定最后制服北方的计划。
4月11日，皇帝从应天（南京）出发，留李善长和学者刘基（1311—1375年）看守京师。刘基是皇帝第一批学者-顾问中的一个，他在1360年和宋濂及其他重要文人一起投奔了朱元璋的营垒。［11］ 他在这个时候官任儒学提举，同时兼任东宫顾问。他是浙江人，在元代任过职，直到他认为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注定要垮台时为止。从他1360年进入朱元璋幕府时起，他作为学者-顾问、预言者和谋略家，是成绩卓著的。从刘基那个时代直到本世纪，他的业迹在民间著作中被夸张地神化了。
经过了26天的旅程，皇帝于6月6日到达汴梁。他把汴梁改名为开封，又召集他的将领徐达、常遇春和冯宗异（约1300—1395年）开会商讨战略。冯宗异后名冯胜（人们常用这后来的名字），本籍安徽定远，在1355年参加了朱元璋部队。［12］ 他在平定河南和于5月13日拿下潼关的战斗中是徐达和常遇春的助手。6月9日，皇帝宣布设行中书省于开封，并以山西太原人杨宪主管其事（杨宪后来在1370年被处死）。徐达和皇帝一起花了三天时间来检查北伐计划。作战方案完全是皇帝制定的；他在开封一直逗留到8月11日。与此同时，他命令浙江、江西和江南诸城市备粮300万担来支持这次讨伐蒙古人的战争。8月6日当皇帝准备返回南京时，徐达在开封最后见了他一面。皇帝对于大都城破之日如何对待大都人民的问题作了指示。徐达于8月15日离开开封，率军北上。
8月18日，彰德（今河南北部的安阳）向徐达的军队投降了；这是向北进军大都的第一个大胜利。徐达沿着这条路线稳步前进：8月21日他攻占了河北南部的邯郸，三天以后又在山东西北运河岸上的临清与其他部队会师。常遇春已先期抵达更往北的运河线上的德州，并于8月27日占领了它。徐达已经开始沿运河运送给养和士卒，并在第二天到达德州。抵达大都前的主要中间目标是通州城，它位于大都的正东，在通向元朝京师的运河线上。徐达随身带了数百条给养船于9月7日来到通州，使元大都的守将不得不应战守城。守军被击败，元朝统治者妥懽贴睦尔即日逃离大都，希望在上都（开平，或多伦，在蒙古自治区境内）的离宫避难。9月10日通州失守，徐达的军队直逼元朝的京城。他们在9月14日开抵大都，开始堵塞齐化门外的护城河，并攀登城墙而上。大都迅速陷落，并易名为北平（即北方已经平定之意）；这个名称一直保持到永乐帝在50年后把它正式定为帝国的首都时为止。
当北伐正在进行时，在南方进行的军事活动使明朝的力量扩大到了广西。福建也在这时被李文忠（1339—1384年）——朱元璋的外甥和养子［13］ ——所平定；汤和先前的战斗为李文忠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应天（皇帝已给它更名为南京）和开封（现时被称为北京），皇帝着手整顿道教和佛教组织。在他登极的第一个月内，他就建立了两个宗教管理机构。这就是善世院和玄教院，每院由一名有学问的僧人或道士掌管。9月18日，他新封原来的天师张正常（1335—1378年）为大真人。［14］ 皇帝显然不喜欢一个宗教的领袖拥有超过天子的名号，现在这个封号实际上是把他贬损了。他坚持认为，“天师”的名字意指“上天的师傅”，所以这个称号被认为是目无君长的。
据认为，实际上有一个时期有人曾经想把开封当做北方的京都，所以关于明代的建都于何处的问题一直争论了20年。［15］ 1368年他第二次出巡到此地，于9月26日离开南京，10月7日到达开封。他在此地一直呆到11月11日，然后南返。他往后的北方之行没有越过开封，因此他生平也从未涉足于中国北方。这次开封之行是他要协调他的主要将领们征讨山西、陕西和蒙古的军事行动。他们的直接军事目标是山西的太原和大同：这个地区主要尚在忠于元室的扩廓帖木儿的统治之下。［16］ 扩廓帖木儿实际上是一个汉人，名王保保（1375年死），他由显赫的乃蛮家族当作蒙古人扶养长大，这时统带着大兵，足以威胁北京的安全。［17］ 由于他是元朝勤王军中最有威势的军人，他必须尽早被明军消灭。这是1368年皇帝开封之行的主要目的。
在皇帝离开南京的时候。有人在南京城外钟山上的大禅宗佛寺举行了法事活动。高僧梵琦（1296—1370年）参加了这项法事活动，其目的主要是超度在历次征战中归天的亡灵。这时也向活着的人们散发钱财。对于忠贞不屈的军人和一般平民因战祸之苦所受的冲击，皇帝是感同身受的。这是在洪武之年由皇帝倡导的几次大规模佛教法事活动的第一次；须知，皇帝本人原来就当过小行童。［18］
徐达和常遇春在1368年末积极投入战斗。常遇春在11月攻下了保定（今河北中部的新镇）和真定（今河北西部的正定）。同时，另一员安徽骁将傅友德（1394年死）于12月在徐达和常遇春的指挥之下也率军攻占了平定，它恰恰位于山西境内通往太原的干线上。虽然傅友德也是安徽人，但他从来不是圈子里面的人物，因为他从前为朱元璋的对手明玉珍和陈友谅出过力。［19］ 但是，他确实给皇帝立过很宝贵的军功。这一次的战斗就是为了征服扩廓帖木儿尚在盘据中的太原创造条件。徐达本人于12月13日离开北平前往保定，以监督入侵山西的军事活动。到了12月26日，他已通过真定并拿下了赵州（今石家庄东南之赵县）。两天以后，他派傅友德带兵前往平定。太原在1369年1月9日陷落，扩廓帖木儿逃往甘肃。山西被认为不久即可被平定，因为傅友德已派一支军队前往石州（今山西西部之离石），同时冯胜也向南开进了平阳。可是，山西北部的重镇大同直到1369年3月3日才被常遇春所攻占。
1369年初，皇帝采取步骤把皇帝的权力扩展到精神领域内。2月7日，他封赠了全帝国境内的所有城隍神灵。［20］ 这些被称为“城市之神”的神灵们都由皇帝授予封号，也有正式的朝廷品级。各地县令们都应该向这些神灵定期上供，以期能得到神明佑护，趋于繁荣昌盛。
在蒙古人的大都陷落时被明军俘获的元朝官员都被带到南京来朝见新主人，皇帝亲自接见了他们。这些官员中有在1364做过元朝翰林学士的江西人危素（1303—1372年），_0127_1［21］ 和也是翰林学士的福建人张以宁（1301—1370年）。［22］ 这两个人都被安置在南京的翰林院内。危素在抢救濒于湮没的元朝实录和把它们保存下来用于将来编修元史方面发挥了作用。作为一个文人，他很被洪武帝看重，所以皇帝要他给凤阳的皇陵撰写碑文。［23］ 与此同时，他又被轻蔑地看做是元朝的变节者，所以在1370年屈辱地被罢了官。他的情况表明，明朝的开国之君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有时是困难的。
1368年末，皇帝命令宋濂和金华的另一名文人王祎（1323—1374年）带领一些官员纂修元史；他们在1369年3月开始工作。［24］ 危素也参加了这个班子。这项工作匆忙地于1370年完成，其间有过短暂的停顿，因为编修者要等待把蒙古最后的统治者妥懽贴睦尔的完整的实录送来。
为了表示他的真诚，皇帝在1369年3月25日亲自去先农坛行籍田的祭典；先农是一位传说中的古代皇帝，被认为是农神。这个礼仪的程序和内容都是经过官员们详细讨论后制定的。犁地时用两把包裹着天青色粗丝织品的犁和四头披天青色布的牛。此后在他再度举行籍田礼时，他已经登上宝座20年了。这个礼仪在1369年举行时之所以这样受重视，部分原因是它曾在蒙古人统治时期被废弃过。［25］
1369年春，徐达仍留在北方统带准备进入陕西的部队；这个省在明代包括今天的甘肃在内。平凉、庆阳和宁州周围的地区位于今甘肃东部，在它和今西安以北的陕西地区的战事都打得很激烈，终洪武之世迄未完全平息。为了到达这两个地区，徐达在4月初统兵越黄河在蒲州（在今永济附近）进入陕西。他派常遇春和冯胜先进入西安，他本人则于4月12日抵达。尽管元朝勤王军在城破之时还进行着顽强的抵抗，但陕西从技术意义上说被认为已经平定。元朝在陕西的主要军事领袖是河南人李思齐（1323—1374年），他最后也归顺了明朝。皇帝写了一封信劝李思齐不要保卫蒙古异族；但是，李思齐最初对此置之不理，仍然效忠于元朝。他从西安逃到了陕西首府正西面的凤翔，但在这里被常遇春和冯胜所追击。4月18日他被赶出凤翔，把他的军队撤往临洮（在今甘肃甘州之南）。
徐达此时离开西安前往凤翔，把指挥权交给了耿炳文（约1335—1404年）；耿也是一个濠州老乡，很久以来就一直是朱元璋安徽帮中的一员。［26］ 耿炳文在1390年以前一直做陕西的秦王左相都督佥事，徐达沿渭水移师到巩昌（今陇西），所需粮秣由耿炳文从西安发送。巩昌正在临洮的东南，李思齐已在这里集中了他的军队。同时，冯胜军围临洮，在5月21日终于使李思齐投降。5月23日兰州也被徐达的一名部将所攻破，使徐达能放手改攻靖宁州（今平凉）。靖宁于6月8日失陷。在此后三个月时间中，徐达在今平凉附近的许多重要城市转战不休，其中包括北面环河河畔的庆阳。几座城市已被攻下，但它们后来都变成了已“投降”明朝的原来元朝官员的叛乱策源地。因此，它们又必须重新被攻取。但是到了9月22日，当徐达降伏了庆阳的时候，陕西大部分（包括今甘肃在内）已在某种形式下全归明朝所统治。
在徐达在陕西取得上述胜利之前，常遇春将军已经奉旨北进，参加攻打开平之役；此地是元朝夏宫上都的所在地，位于蒙古。1369年7月20日常遇春攻克上都，但他不久在8月9日去世，这使皇帝极感伤痛。常遇春没有捉住元朝统治者，后者逃往更远的北方，即蒙古旧都哈尔和林。但是，常遇春一直深入蒙古内地，后来率军往东追到日后被称为满洲的地方。他的死使皇帝很伤心，以致他在8月25日闻讯后为之辍朝。当常遇春的遗体运往南京实行国葬时，皇帝出城去龙江——长江上的船坞和京师的军港——以会合送葬的行列。10月10日，皇帝召唤徐达和汤和两位将军回南京参加常遇春的备极哀荣的丧礼。
扩廓帖木儿仍然是使朝廷严重关切陕西和山西的原因，因此当徐达和其他主要将领奉召回南京参加常遇春的葬礼时，扩廓帖木儿乘机骚扰平凉和兰州。兰州顶住了1370年1月末对它的围攻，因此扩廓帖木儿未收复尺寸之地。但是，这个地区还是极其不稳定。其结果是，皇帝在1370年不惜花费大量资财去摧毁扩廓帖木儿和元朝在西北的其他捍卫者。
在皇帝关于皇权的观念中，血缘亲王可以起关键性的作用。早在1369年他就命令编订一套节制诸亲王权力的条令，并指派他们在帝国的周边担任军事要职。这些条令称为《祖训录》［27］ ，是按照1369年5月皇帝的训谕制定出来的。这样做是为了为1370年册封诸王子做准备，虽然《祖训录》本文要到1373年才予以颁行。
1369年对明王朝建都于何地的问题进行了大辩论。10月中旬，决定应以皇帝的故乡临濠县（今安徽北部的凤阳）为帝国的中都。它位于淮河南侧，据信它可以成为主要能从长江下游吸取财富的帝国的要地。南京位于它南面约100英里。大规模的建设施工在临濠进行，以使这个城市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都城，但在1375年把它定为中都的计划被放弃了，建筑工程也因而停止。从此以后直到永乐皇帝迁都北方为止，南京是明代中国唯一的真正首都。
1369年秋，皇帝想劝说云南的元朝统治者和四川夏国国君投降于他。他发出劝谕公文，特选的使节分送各该领袖。［28］ 事实证明这种努力未取得成效，对这两个政权的征讨势在必行。
1369年12月皇帝叫他的学者-专家们修订皇帝祭告天地的礼仪，从而表现了他对礼仪加以革新和交通的态度。他定在那一年阴历十一月十四日行祭天之礼，这一天是月圆的前夕，即阳历12月13日。在这个仪式上，皇帝的父亲——庙号仁祖——被尊为配享者。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样尊崇皇帝的父亲，因此这个礼仪实际上把皇帝的家族抬高到了空前的地位。在这些传统的重要仪式之外，另给皇帝在坛的正南方建了一座特殊殿堂，使他在恶劣天气下能躲避风雨。礼部尚书崔亮是湖北中部的人，从前是元朝官吏，约在1360年时投降了明朝；是他援引了宋元时代的前例为证，虽然似有出典，但未必令人信服。［29］
1370年初，皇帝草拟了最后北伐的计划，目的在清除蒙古政权。1370年1月30日，他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即讨伐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汤和、李文忠、冯胜和邓俞（1337—1377年）——邓俞也是安徽帮的军事领袖之一［30］ ——等将领均是徐达的部将。北伐的主要目的是要清除扩廓帖木儿在陕西的军事威胁，并歼灭草原上的元朝皇帝。
皇帝的策略是兵分两路。一路大军由徐达和邓俞率领，从西安出发，经过今甘肃巩昌之北的定西，直趋扩廓帖木儿在陕西的部队。另一路大军由李文忠率领北上，通过北京附近长城上的居庸关，准备横跨戈壁沙漠，追击元朝统治者。用这种办法，很可能使元朝君主与扩廓帖木儿彼此不能相救。邓俞因此直接开向在巩昌附近扎营的扩廓帖木儿的部队，并一举击溃了他们。扩廓帖木儿未被抓获，他逃到了沙漠以北之地，但是据说邓俞军队俘获了约人；这次胜利大大减少了西北地区亲元部队的潜在威胁。邓俞于是更向西进，沿黄河上游地区显示明军的威力。
在这同时，李文忠也北上，直趋山西之北的蒙古境内的兴和。他然后进兵远至开平，即从前的元朝北都——元上都——的旧址；但是，元朝统治者已北遁至应昌。他于1370年5月23日就在应昌死去，马上由他的32岁的儿子爱猷识里达腊继位。［31］ 李文忠终于追上了元朝朝廷，并在6月10日拿下了应昌城。爱猷识里达腊已设法逃走，但是李文忠捕获了他的皇后、他的儿子买的里八刺、许多蒙古贵族以及元帝的玉玺。爱猷识里达腊逃往漠北，仍被李文忠的部队紧追不舍。他设法摆脱追兵，到了哈尔和林才感到比较安全，他在这里跟扩廓帖木儿的军队会合了。
皇帝是笃信道教的。1370年，他征召江西龙虎山的道教祖师张正常和道教法师周元真到南京，向他们询问鬼神之理。张正常和周元真在光禄寺受到隆重的接待。对皇帝来说，另一个重要的道教法师和占卜者为张中，此人在1363年反对陈友谅的大战中的关键时刻曾经帮助过朱元璋。皇帝的学者顾问宋濂此时在翰林院供职，1370年应皇帝之请写了一篇张中的传记，他利用了1364年以来被皇帝保存的札记。［32］ 皇帝很重视周元真的情况，我们也是从宋濂给这个道士写的传记中了解到的。［33］
1370年5月，皇帝授予他的10个儿子中的9个儿子——太子除外——以亲王的头衔和藩国。虽然诸王子有几年没有就国，但朱元璋要使他们担负重大的国防责任的计划已是日益清楚的了。他的诸子中主要的是次子、三子和四子：即秦王朱樉（1356—1395年）、晋王朱?（1358—1398年）和燕王朱樉（1360—1424年）；他们的首府分别在西安、太原和北京。［34］ 当这些王子10年以后成年之后，他们奉父皇之命镇守边疆，与蒙古人相持以兵。他们都是很有能耐的人。
1370年6月，皇帝命令重开文官的科举考试。在这一年以前，主要吸收文官的途径是由政府中的个别官员加以荐举。但是，这个制度为政府举用合格人才的人数显然是太少了，因此皇帝要恢复传统的科举制度，以便为公职提供有才之士。1370年6月5日的一道诏旨宣布，是年阴历8月将开征科考。［35］ 皇帝指示，考试应该包括开始的三场：（1）经义和《四书》一道；（2）论一道；（3）策一道。考试后之第五天，中式者还要经过箭术、马术、书法、算术以及律的知识的测试。皇帝显然强烈地坚持箭术的重要性，因为他在发布诏旨的几天以后又命令国子学生和州县学生都应该对它勤加练习。［36］
皇帝把他作为天子这一角色的精神义务看得非常严肃认真。1370年的大早使他采取了斋戒沐浴三天的非常措施求神灵降雨。1370年6月24日，他命令太子朱标及其他王子也斋戒尽礼。正好在黎明前之第四更时候，皇帝穿着素色长袍和草鞋步行去宫外的岳渎坛。他铺上一张席子坐下，然后在烈日中曝晒一整天。皇后和妃子在这一活动中准备了农民的粗粝之食，她们还亲自为此目的下厨。皇帝搞了三天的曝晒仪式，后来又回宫继续斋戒。据记载，五天以后，即6月29日，阴云密布，次日便沛然降雨了。［37］
皇帝虽然自己表演了祈雨师的角色，但他又采取步骤限制人民的宗教活动。1370年末，他下令禁止一切非正统的宗教教门，尤其严禁白莲教和明教（摩尼教）。他甚至禁止帝国境内所有人民祭告天地，宣布人民的这种活动为“非法”；他说，只有天子本人才能奉祀天地。平民百姓只准在年终祭拜祖先和灶神；农村中的农民则只准在春秋两季拜土地神。［38］
当前元朝统治者的孙子买的里八刺于1370年7月到达南京时，明太祖给了他祖父一个庙号，称为顺帝，这是指这样一个事实：已故中国的元朝君主已顺从天命离开了中国。在正式入宫朝见皇帝时，买的里八刺也被授予封号，并赐第于南京。1370年7月12日，皇帝在南郊郊坛把他战胜元朝之事祭告于天；次日，他又在太庙祭告此事。
1370年夏，旨在恢复受严重战祸之害的地区的经济政策正在贯彻之中。这时推行了开中法，把粮食分配到山西这个萧条和贫困的地区。这是一种颁发凭证的制度，给商人提供了利润的刺激；它诱使商人用自己的资财运粮食到西北去。为了酬报商人水运的粮食，商人们被授以盐引，从而能从政府处买回食盐，然后又在零售市场销售获利。经营积极性很高的商人们发现，他们可以雇佣农民在边境地区种植粮食，因此节省了从内地运输粮食的费用。他们照旧收取盐引：盐引是按照距离边境的远近和交纳谷物的质量来计算的。这个制度刺激了边境的农业生产，也为洪武时期提供了平稳的粮价。［39］
1370年政府还采取了另一个措施来整顿帝国的资源。皇帝命令户部要求全国所有户口在当地政府注籍并领取官方的户帖，户帖上面开列成年男子的名字、年龄以及财产。安徽徽州祁门县在1371年的一份现存户帖就载明，该户主有耕地0.854亩，一间草屋和一头黄牛。因此，户帖制度要求提供和记录国家为制订财政计划而感兴趣的详细的资料。［40］
为了重新搞活他的家乡——安徽凤阳——的经济，1370年7月皇帝命令长江下游地区的苏州、松江、杭州、湖州和嘉兴等县的约4000户迁移到那里去。这些户在本籍都无田地，他们在凤阳分配到了田地。凤阳在14世纪40年代曾遭受一系列时疫的打击，本已人口凋零，在其后的20年中又因红巾军的战争而使人口继续下降。
1370年秋，北伐胜利军的将领们班师回南京受封。徐达和李文忠于11月25日抵达南京，皇帝亲迎于城外的龙江地方，以示极大的尊宠。皇帝在南郊按惯例把凯旋之事告天之后，他要宋濂等文人学士详细讨论以一种新贵族制度来酬庸报功；这是皇帝所希望建立的制度。宋濂和皇帝在大本堂——这是举行礼仪和教导太子的殿堂——对这个新制度商讨了一整个夜晚。［41］ 11月29日，皇帝细心地给徐达、李善长、李文忠、冯胜、邓俞和其他许多领袖们颁授了贵族爵衔。［42］ 位列第三的李文忠负责大都督府，这个职位在南京拥有很大的权势。
或许，皇帝在1370年最重要的创举是在皇城东边的宫门内建造了奉先殿。皇帝曾经询问他的学者-顾问们关于皇族奉祀的问题，同时指明已为此目的建立了太庙。但是他认为，在太庙献祭得严格遵守前人的先例，这就不可能每天作家祭活动。他询问，怎样能在阴历每月朔望之际的晨昏行祭拜之礼。他要当时在礼部供职的临海（浙江）学者陶凯找出能做这种祭祀活动的古代先例。陶凯只能找到宋代有此先例，那时曾经修建了一个钦先孝思殿。根据这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出处，皇帝就命令兴建了这个奉先殿。这个新殿里供奉着明太祖的四世祖考。除每天烧香之外，每月朔望还要给祖先的神灵换上新祭品。在祖先们的生日和忌日都要上供，一切“如家人礼”地办理。有些礼仪从太庙移到了奉先殿履行。［43］
皇帝很有决心在祭祀之日实行斋戒，作为表率。为了推动这种努力，他命令陶凯铸造一个铜人，手执竹笏，上面刻有“斋戒”二字。他告诉臣下，这个铜像要在他斋戒之日展示在他面前，使之起到提示者的作用。［44］
［1］ 关于朱元璋的传记，见吴晗：《朱元璋传》[587]（1949年；修订版，1965年；1979年北京重印）；富路特和房兆楹编：《明人传记辞典》[191]（纽约与伦敦，1976年），第381—392页。
［2］ 分别见于《明人传记辞典》[191]中他们各自的传记，第602—608页；见张廷玉等编：《明史》[41]（1736年；1974年北京重印），125，第3723—3732页；《明人传记辞典》，第115—120页；《明史》，125，第3732—3738页；以及《明人传记辞典》，第850—854页和《明史》，127，第3769—3773页。
［3］ 关于登极仪式的详细情况，见《明实录·太祖实录》[380]（1418年；1961年台北重印），28上，第433—438页；29，第477—482页。
［4］ 他们的真实名字他是并不知道的，因为他出身于一个贫寒和无文化的家庭他往后就前往社稷坛献祭。
［5］ 王崇武：《明本纪校注》[542]（上海，1948年；摹印本，香港，1967年），第107—108页。这一篇更早的文告应该与《明实录》[380]上的文字作一参校，见《太祖实录》，29，第482—483页。
［6］ 关于皇后和太子的传记，分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23—1026页，以及《明史》[41]，113，第3505—3508页；另见《明人传记辞典》，第346—348页。
［7］ 他们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25—1231页；《明史》[41]，128，第3784—3788页。
［8］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中的传记，第1248—1251页；《明史》[41]，126，第3751—3756页。
［9］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中的传记，第909—910页；《明史》[41]，129，第3804—3808页。
［10］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89—1392页；《明史》[41]，127，3773—3774页。
［11］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932—938页；《明史》[41]，128，3777—3783页。
［12］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53—455页；《明史》[41]，129，第3795—3799页。
［13］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81—887页；《明史》[41]，126，第3741—3746页。
［14］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4—45页；《明史》[41]，299，第7654—7656页。
［15］ 见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6年），第40—42页以下。
［16］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24—728页。
［17］ 又见本书第1章有关段落。
［18］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23—425页。
［19］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66—471页；《明史》[41]，129，第3799—3803页。
［20］ 泰勒：《明太祖和城隍神》[504]，载《明代研究》，4（1977年），第31—49页。
［21］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464—1467页，《明史》[41]，第7314—7315页。
［22］ 见《明史》[41]本传，285，第7315—7316页。
［23］ 危素的《皇陵碑》，见郎瑛（1487年生）的《七修类稿》[304]（1566年以后撰，重印本，北京，1961年），第114—116页。皇帝后来不喜欢这篇碑文，把它重新改写了一遍。后一种碑文见《七修类稿》，第117—119页。
［24］ 关于王祎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444—1447页；《明史》[41]，129，第7414—7415页。
［25］ 龙文彬：《明会要》[364]（1887年；重印本，北京，1956年），1，第122—123页。
［26］ 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13—718页；《明史》[41]，130，第3818——3820页。
［27］ 依字面上说，这就是开国皇帝的训示的记录。
［28］ 谈迁编：《国榷》[498]（约在1653年；重印本，北京，1958年），1、3，第39—40、401页。
［29］ 龙文彬：《明会要》[364]，1，第90—91页。
［30］ 关于邓俞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77—1280页；《明史》[41]，126，第3748—3751页。
［31］ 关于妥懽贴睦尔和爱猷识里达腊的传记，分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90—1293页，以及《明人传记辞典》，第15—17页。
［32］ 宋濂：《宋文宪公全集》[488]（明初版；重印本载《四部备要》，台北，1970年），3，第16—17页。陈学霖：《张中和他的预言：一位明初道士的传奇的传播》[21]，载《远东》，20，1（1973年7月），第65—102页。
［33］ 宋濂：《宋文宪公全集》[488]，9，第14—15页。
［34］ 《明史》[41]，116，第3560—3565页有关于朱樉和朱?的记述。关于朱棣，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55—365页。关于诸王在洪武受封的情况，见后文第一表（《蓝玉案件》节内）。
［35］ 《国榷》，[498]，4，第415—416页。
［36］ 复燮编：《明通鉴》[210]（约1870年；重印本，北京，1959年），1，第247页。
［37］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53，第1033页。
［38］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53，第1037页；塚本俊孝：《洪武帝与佛道二教》[515]，载《岐阜大学研究报告（人文科学）》，14（1966年3月），第36页。
［39］ 见王崇武：《明代的商屯制度》[543]，载《禹贡》，5，12（1936年8月），第1—15页。
［40］ 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560]（北京，1961年），第19页。
［41］ 陈鹤：《明纪》[53]（1871年；重印本见《四部备要》，台北，1965年），3，第134页。
［42］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85页；《国榷》[498]，4，第428—431页；泰勒：《明太祖与勋贵》[505]，载《明代研究》，2（1976年），第57—69页。
［43］ 《明会要》[364]，1，第152—153页。关于陶凯的传记，见《明史》[41]，136，第3954—3955页。
［44］ 《国榷》[498]，4，第436页。
当朱元璋［1］ 在1368年1月在中央王国称帝的时候，他在朝廷的主要顾问和支持者包括他在前一年封的三个公爵：即徐达将军和常遇春将军，以及文官李善长。［2］ 徐达是安徽濠州人，1353年投效朱元璋军营。他和其他因饥馑和疾疫而无家可归的几千人一起开始反抗元政权的当局。常遇春也是濠州人，原为一介武夫，于1355年归附了朱元璋。李善长为安徽定远人，出身于地主，于1354年跟从了朱元璋。这三个人是朱元璋在开国之后不久最受宠信的助手。他们三人组成了开创新王朝的安徽帮核心。
在这个安徽帮形成以后的年代，朱元璋也吸引了其他许多人物到他的麾下，其中有文武两方面的人物。在文人方面，没有人得到像朱元璋给予武人那样的赏识、身份和俸禄。虽然他致力于建立以传统的礼仪和天命为基础的可靠的文官政权，但在开国的初年军人还拥有比文人更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明王朝的建立是以下几方面的结果：它用武力赶走了蒙古统治者；它要在中国本部建立一个新的政权结构；它要统一汉族对由敌对的非汉族居住的中国西部、西南部和南方广大领土的统治。
1368年，中国被一群互争雄长的军人们弄得扰攘不宁。元帝妥懽贴睦尔仍然作为可汗稳坐在大都（今北京）的天子宝座上。占据四川国号夏的小明王明昇仍未被打败，同时，另外一些次要的割据自雄的人物也准备用武力抗拒国家的统一。朱元璋不顾这些地方割据政权的继续存在，他在1367年，即吴元年，开始为建立大一统的帝国打下基础。他的选择这个新年号清楚地表明他要摆脱红巾军的叛乱背景，以及使之作为建立全中央王国的统一政权的准备步骤。在1367年，主要的学者们也帮他仔细地起草了治国的礼仪活动的规定。宫殿已有所规划，有些并且已经建立起来；律令已草就并已印行；制定了文武科取士之法；设立了翰林院和国子监。城外则修建了天坛和地坛——这是联系王朝命运的主要宗教中心；在起兵征讨华北平原、山东和湖广的同时为皇帝以前的四代祖先兴建了太庙。拟订了大统历，颁行了法典的通俗的解释。
称为吴王的朱元璋这时给江河神灵奉献了祭礼，后来又祭祀了上帝。吴元年（1367年）阴历的最后一个月在祭祀上帝时，朱元璋恳求神明昭示祭祀之日是晴明还是阴霾之天，以便据以看他配不配做全帝国的统治者。他说，大臣们都竭力劝进，让他即天子位，他只得勉强同意。祀天之日选在新年初四。
朱元璋——现在称为洪武帝——登极的礼仪预先拟定了细节，并记载于洪武朝的实录中。它们包含这些活动的几个阶段，意在给统治者树立威严高大的形象。皇帝的态度据说是叫学者们不要泥于古代模式，其措施应该因时制宜。可是，学者们在拟定登极礼仪时总是走繁文缛礼的路子。
登极大典于1368年1月23日举行。［3］ 礼仪的开始是由皇帝在郊区的祭坛分别向天地献祭。登极的文告上达给神明，然后宣布王朝的国号为大明。皇帝接着登上宝座。李善长率领着百官和国宾敬献正式的贺辞，接着是皇帝率亲随前往太庙献上表文和玉玺，追尊他的前四代祖先。［4］
穿着皇帝长袍和帽子的皇帝现在前往他新的禁城内的奉天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经过精心安排，形式非常隆重。
登极典礼把皇帝的两种身份在一次正式仪式中结合了起来。皇帝是皇族的头目，他凭着这一出生的权利要统治皇族到亿万世。因此，他要去为此目的而特别建造的太庙给祖先们上祭和表示孝道。他同时又是官僚政制的头目和对天地而言的帝国的代表。这个典礼可以让官员和皇帝象征性地体现出他们各自的关系。象征帝权合法性的这些方面在登极文告中自始至终均细心地记录在卷，登极以后又往东亚诸邻邦发送这道文告；这份皇帝的诏书说：
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海内土疆，豪杰分争。朕本淮右〔即安徽〕庶民，荷上天眷顾，祖宗之灵，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贤于左右。凡两淮、两浙、江东、江西、湖、湘、汉、沔、闽、广、山东及西南诸郡蛮夷，各处寇攘，屡命大将军与诸将校奋扬威武，四方戡定，民安田里。
今文武大臣百司众庶合辞劝进，尊朕为皇帝，以主黔黎。
勉循众请，于吴二年正月四日[1368年1月23日]告祭天地于钟山之阳，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恭诣太庙，追尊四代考妣为皇帝皇后。立大社大稷于京师。册封马氏为皇后，立世子标为皇太子。
布告天下，咸使闻知。_0121_0［5］
在这篇文告中，皇帝首先被刻画为全体人民的最高祭司，由他祭告万物创造者的天和地。第二，他被加冕为地上的世俗君王。第三，他是按照最高尚的人的方式来崇祀他的祖先的孝子。第四，最后一点，即他是人民生计来源的护卫者，因为他祭告了农业之神。
在这篇文告及其相伴随的礼仪中我们可看到这样的证据，即是自觉地利用合法化的象征以提高新统治者的地位。礼仪必须搞得这么隆重，部分原因是要抵销那些尚忠于大都的元蒙政权的人们的疑虑。这样做的效果远远不是立竿见影的。比如，朝鲜人就有10多年之久继续认为元朝是中央王国的合法统治者。
皇帝登上宝座以后，他封他的妻子为皇后，封他的长子朱标（1355—1392年）为皇太子。［6］ 朱标还很年轻，所以已经给他选派了几个最好的儒家学者做他的老师和顾问。其中最著名的是浙江金华的饱学的儒家学者宋濂（l310—1381年），他是在1360年参加朱元璋的队伍的。［7］ 皇帝不惜用很高代价来使太子受教育和培养他为人之君，因此他即位不久就派了他最重要的伙伴们来监管太子的称之为东宫的王府的家务。徐达、李善长和常遇春被任命为教师。这只是名义上的任命，因为徐达和常遇春那时正在北方搞军事活动，即准备对大都的蒙古人发动进攻。但是，这表明皇帝很重视让太子能得到诱导，至少在象征性的意义上是这样的。
1368年初春，常遇春和徐达率军进入山东以巩固北方的领土。皇帝的幼年朋友汤和（1326—1395年）［8］ 和另一个安徽老乡廖永忠（1323—1375年）［9］ ，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已经率水军从宁波开往福建，此时奉命折回宁波，以监督这次北伐战争中的海上供应线。1368年3月1日，常遇春拿下了山东西北运河岸上的东昌（今聊城），两个星期以后徐达又拿下了山东中部的乐安（今广饶）。在往后的两个月中，整个山东都归明军所掌握，5月10日在山东建立了行中书省。江苏北部的学者汪广洋（1380年死）曾举元朝进士，他于1355年参加了朱元璋的队伍，这时他从江西调来，短暂地受理山东行省方面的职务。［10］ 在此期间，常遇春和徐达又进军河南，在4月16日攻下了汴梁（今开封）。到了5月8日，河南已告平定，因此皇帝准备视察开封，以便制定最后制服北方的计划。
4月11日，皇帝从应天（南京）出发，留李善长和学者刘基（1311—1375年）看守京师。刘基是皇帝第一批学者-顾问中的一个，他在1360年和宋濂及其他重要文人一起投奔了朱元璋的营垒。［11］ 他在这个时候官任儒学提举，同时兼任东宫顾问。他是浙江人，在元代任过职，直到他认为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注定要垮台时为止。从他1360年进入朱元璋幕府时起，他作为学者-顾问、预言者和谋略家，是成绩卓著的。从刘基那个时代直到本世纪，他的业迹在民间著作中被夸张地神化了。
经过了26天的旅程，皇帝于6月6日到达汴梁。他把汴梁改名为开封，又召集他的将领徐达、常遇春和冯宗异（约1300—1395年）开会商讨战略。冯宗异后名冯胜（人们常用这后来的名字），本籍安徽定远，在1355年参加了朱元璋部队。［12］ 他在平定河南和于5月13日拿下潼关的战斗中是徐达和常遇春的助手。6月9日，皇帝宣布设行中书省于开封，并以山西太原人杨宪主管其事（杨宪后来在1370年被处死）。徐达和皇帝一起花了三天时间来检查北伐计划。作战方案完全是皇帝制定的；他在开封一直逗留到8月11日。与此同时，他命令浙江、江西和江南诸城市备粮300万担来支持这次讨伐蒙古人的战争。8月6日当皇帝准备返回南京时，徐达在开封最后见了他一面。皇帝对于大都城破之日如何对待大都人民的问题作了指示。徐达于8月15日离开开封，率军北上。
8月18日，彰德（今河南北部的安阳）向徐达的军队投降了；这是向北进军大都的第一个大胜利。徐达沿着这条路线稳步前进：8月21日他攻占了河北南部的邯郸，三天以后又在山东西北运河岸上的临清与其他部队会师。常遇春已先期抵达更往北的运河线上的德州，并于8月27日占领了它。徐达已经开始沿运河运送给养和士卒，并在第二天到达德州。抵达大都前的主要中间目标是通州城，它位于大都的正东，在通向元朝京师的运河线上。徐达随身带了数百条给养船于9月7日来到通州，使元大都的守将不得不应战守城。守军被击败，元朝统治者妥懽贴睦尔即日逃离大都，希望在上都（开平，或多伦，在蒙古自治区境内）的离宫避难。9月10日通州失守，徐达的军队直逼元朝的京城。他们在9月14日开抵大都，开始堵塞齐化门外的护城河，并攀登城墙而上。大都迅速陷落，并易名为北平（即北方已经平定之意）；这个名称一直保持到永乐帝在50年后把它正式定为帝国的首都时为止。
当北伐正在进行时，在南方进行的军事活动使明朝的力量扩大到了广西。福建也在这时被李文忠（1339—1384年）——朱元璋的外甥和养子［13］ ——所平定；汤和先前的战斗为李文忠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应天（皇帝已给它更名为南京）和开封（现时被称为北京），皇帝着手整顿道教和佛教组织。在他登极的第一个月内，他就建立了两个宗教管理机构。这就是善世院和玄教院，每院由一名有学问的僧人或道士掌管。9月18日，他新封原来的天师张正常（1335—1378年）为大真人。［14］ 皇帝显然不喜欢一个宗教的领袖拥有超过天子的名号，现在这个封号实际上是把他贬损了。他坚持认为，“天师”的名字意指“上天的师傅”，所以这个称号被认为是目无君长的。
据认为，实际上有一个时期有人曾经想把开封当做北方的京都，所以关于明代的建都于何处的问题一直争论了20年。［15］ 1368年他第二次出巡到此地，于9月26日离开南京，10月7日到达开封。他在此地一直呆到11月11日，然后南返。他往后的北方之行没有越过开封，因此他生平也从未涉足于中国北方。这次开封之行是他要协调他的主要将领们征讨山西、陕西和蒙古的军事行动。他们的直接军事目标是山西的太原和大同：这个地区主要尚在忠于元室的扩廓帖木儿的统治之下。［16］ 扩廓帖木儿实际上是一个汉人，名王保保（1375年死），他由显赫的乃蛮家族当作蒙古人扶养长大，这时统带着大兵，足以威胁北京的安全。［17］ 由于他是元朝勤王军中最有威势的军人，他必须尽早被明军消灭。这是1368年皇帝开封之行的主要目的。
在皇帝离开南京的时候。有人在南京城外钟山上的大禅宗佛寺举行了法事活动。高僧梵琦（1296—1370年）参加了这项法事活动，其目的主要是超度在历次征战中归天的亡灵。这时也向活着的人们散发钱财。对于忠贞不屈的军人和一般平民因战祸之苦所受的冲击，皇帝是感同身受的。这是在洪武之年由皇帝倡导的几次大规模佛教法事活动的第一次；须知，皇帝本人原来就当过小行童。［18］
徐达和常遇春在1368年末积极投入战斗。常遇春在11月攻下了保定（今河北中部的新镇）和真定（今河北西部的正定）。同时，另一员安徽骁将傅友德（1394年死）于12月在徐达和常遇春的指挥之下也率军攻占了平定，它恰恰位于山西境内通往太原的干线上。虽然傅友德也是安徽人，但他从来不是圈子里面的人物，因为他从前为朱元璋的对手明玉珍和陈友谅出过力。［19］ 但是，他确实给皇帝立过很宝贵的军功。这一次的战斗就是为了征服扩廓帖木儿尚在盘据中的太原创造条件。徐达本人于12月13日离开北平前往保定，以监督入侵山西的军事活动。到了12月26日，他已通过真定并拿下了赵州（今石家庄东南之赵县）。两天以后，他派傅友德带兵前往平定。太原在1369年1月9日陷落，扩廓帖木儿逃往甘肃。山西被认为不久即可被平定，因为傅友德已派一支军队前往石州（今山西西部之离石），同时冯胜也向南开进了平阳。可是，山西北部的重镇大同直到1369年3月3日才被常遇春所攻占。
1369年初，皇帝采取步骤把皇帝的权力扩展到精神领域内。2月7日，他封赠了全帝国境内的所有城隍神灵。［20］ 这些被称为“城市之神”的神灵们都由皇帝授予封号，也有正式的朝廷品级。各地县令们都应该向这些神灵定期上供，以期能得到神明佑护，趋于繁荣昌盛。
在蒙古人的大都陷落时被明军俘获的元朝官员都被带到南京来朝见新主人，皇帝亲自接见了他们。这些官员中有在1364做过元朝翰林学士的江西人危素（1303—1372年），_0127_1［21］ 和也是翰林学士的福建人张以宁（1301—1370年）。［22］ 这两个人都被安置在南京的翰林院内。危素在抢救濒于湮没的元朝实录和把它们保存下来用于将来编修元史方面发挥了作用。作为一个文人，他很被洪武帝看重，所以皇帝要他给凤阳的皇陵撰写碑文。［23］ 与此同时，他又被轻蔑地看做是元朝的变节者，所以在1370年屈辱地被罢了官。他的情况表明，明朝的开国之君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有时是困难的。
1368年末，皇帝命令宋濂和金华的另一名文人王祎（1323—1374年）带领一些官员纂修元史；他们在1369年3月开始工作。［24］ 危素也参加了这个班子。这项工作匆忙地于1370年完成，其间有过短暂的停顿，因为编修者要等待把蒙古最后的统治者妥懽贴睦尔的完整的实录送来。
为了表示他的真诚，皇帝在1369年3月25日亲自去先农坛行籍田的祭典；先农是一位传说中的古代皇帝，被认为是农神。这个礼仪的程序和内容都是经过官员们详细讨论后制定的。犁地时用两把包裹着天青色粗丝织品的犁和四头披天青色布的牛。此后在他再度举行籍田礼时，他已经登上宝座20年了。这个礼仪在1369年举行时之所以这样受重视，部分原因是它曾在蒙古人统治时期被废弃过。［25］
1369年春，徐达仍留在北方统带准备进入陕西的部队；这个省在明代包括今天的甘肃在内。平凉、庆阳和宁州周围的地区位于今甘肃东部，在它和今西安以北的陕西地区的战事都打得很激烈，终洪武之世迄未完全平息。为了到达这两个地区，徐达在4月初统兵越黄河在蒲州（在今永济附近）进入陕西。他派常遇春和冯胜先进入西安，他本人则于4月12日抵达。尽管元朝勤王军在城破之时还进行着顽强的抵抗，但陕西从技术意义上说被认为已经平定。元朝在陕西的主要军事领袖是河南人李思齐（1323—1374年），他最后也归顺了明朝。皇帝写了一封信劝李思齐不要保卫蒙古异族；但是，李思齐最初对此置之不理，仍然效忠于元朝。他从西安逃到了陕西首府正西面的凤翔，但在这里被常遇春和冯胜所追击。4月18日他被赶出凤翔，把他的军队撤往临洮（在今甘肃甘州之南）。
徐达此时离开西安前往凤翔，把指挥权交给了耿炳文（约1335—1404年）；耿也是一个濠州老乡，很久以来就一直是朱元璋安徽帮中的一员。［26］ 耿炳文在1390年以前一直做陕西的秦王左相都督佥事，徐达沿渭水移师到巩昌（今陇西），所需粮秣由耿炳文从西安发送。巩昌正在临洮的东南，李思齐已在这里集中了他的军队。同时，冯胜军围临洮，在5月21日终于使李思齐投降。5月23日兰州也被徐达的一名部将所攻破，使徐达能放手改攻靖宁州（今平凉）。靖宁于6月8日失陷。在此后三个月时间中，徐达在今平凉附近的许多重要城市转战不休，其中包括北面环河河畔的庆阳。几座城市已被攻下，但它们后来都变成了已“投降”明朝的原来元朝官员的叛乱策源地。因此，它们又必须重新被攻取。但是到了9月22日，当徐达降伏了庆阳的时候，陕西大部分（包括今甘肃在内）已在某种形式下全归明朝所统治。
在徐达在陕西取得上述胜利之前，常遇春将军已经奉旨北进，参加攻打开平之役；此地是元朝夏宫上都的所在地，位于蒙古。1369年7月20日常遇春攻克上都，但他不久在8月9日去世，这使皇帝极感伤痛。常遇春没有捉住元朝统治者，后者逃往更远的北方，即蒙古旧都哈尔和林。但是，常遇春一直深入蒙古内地，后来率军往东追到日后被称为满洲的地方。他的死使皇帝很伤心，以致他在8月25日闻讯后为之辍朝。当常遇春的遗体运往南京实行国葬时，皇帝出城去龙江——长江上的船坞和京师的军港——以会合送葬的行列。10月10日，皇帝召唤徐达和汤和两位将军回南京参加常遇春的备极哀荣的丧礼。
扩廓帖木儿仍然是使朝廷严重关切陕西和山西的原因，因此当徐达和其他主要将领奉召回南京参加常遇春的葬礼时，扩廓帖木儿乘机骚扰平凉和兰州。兰州顶住了1370年1月末对它的围攻，因此扩廓帖木儿未收复尺寸之地。但是，这个地区还是极其不稳定。其结果是，皇帝在1370年不惜花费大量资财去摧毁扩廓帖木儿和元朝在西北的其他捍卫者。
在皇帝关于皇权的观念中，血缘亲王可以起关键性的作用。早在1369年他就命令编订一套节制诸亲王权力的条令，并指派他们在帝国的周边担任军事要职。这些条令称为《祖训录》［27］ ，是按照1369年5月皇帝的训谕制定出来的。这样做是为了为1370年册封诸王子做准备，虽然《祖训录》本文要到1373年才予以颁行。
1369年对明王朝建都于何地的问题进行了大辩论。10月中旬，决定应以皇帝的故乡临濠县（今安徽北部的凤阳）为帝国的中都。它位于淮河南侧，据信它可以成为主要能从长江下游吸取财富的帝国的要地。南京位于它南面约100英里。大规模的建设施工在临濠进行，以使这个城市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都城，但在1375年把它定为中都的计划被放弃了，建筑工程也因而停止。从此以后直到永乐皇帝迁都北方为止，南京是明代中国唯一的真正首都。
1369年秋，皇帝想劝说云南的元朝统治者和四川夏国国君投降于他。他发出劝谕公文，特选的使节分送各该领袖。［28］ 事实证明这种努力未取得成效，对这两个政权的征讨势在必行。
1369年12月皇帝叫他的学者-专家们修订皇帝祭告天地的礼仪，从而表现了他对礼仪加以革新和交通的态度。他定在那一年阴历十一月十四日行祭天之礼，这一天是月圆的前夕，即阳历12月13日。在这个仪式上，皇帝的父亲——庙号仁祖——被尊为配享者。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样尊崇皇帝的父亲，因此这个礼仪实际上把皇帝的家族抬高到了空前的地位。在这些传统的重要仪式之外，另给皇帝在坛的正南方建了一座特殊殿堂，使他在恶劣天气下能躲避风雨。礼部尚书崔亮是湖北中部的人，从前是元朝官吏，约在1360年时投降了明朝；是他援引了宋元时代的前例为证，虽然似有出典，但未必令人信服。［29］
1370年初，皇帝草拟了最后北伐的计划，目的在清除蒙古政权。1370年1月30日，他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即讨伐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汤和、李文忠、冯胜和邓俞（1337—1377年）——邓俞也是安徽帮的军事领袖之一［30］ ——等将领均是徐达的部将。北伐的主要目的是要清除扩廓帖木儿在陕西的军事威胁，并歼灭草原上的元朝皇帝。
皇帝的策略是兵分两路。一路大军由徐达和邓俞率领，从西安出发，经过今甘肃巩昌之北的定西，直趋扩廓帖木儿在陕西的部队。另一路大军由李文忠率领北上，通过北京附近长城上的居庸关，准备横跨戈壁沙漠，追击元朝统治者。用这种办法，很可能使元朝君主与扩廓帖木儿彼此不能相救。邓俞因此直接开向在巩昌附近扎营的扩廓帖木儿的部队，并一举击溃了他们。扩廓帖木儿未被抓获，他逃到了沙漠以北之地，但是据说邓俞军队俘获了约人；这次胜利大大减少了西北地区亲元部队的潜在威胁。邓俞于是更向西进，沿黄河上游地区显示明军的威力。
在这同时，李文忠也北上，直趋山西之北的蒙古境内的兴和。他然后进兵远至开平，即从前的元朝北都——元上都——的旧址；但是，元朝统治者已北遁至应昌。他于1370年5月23日就在应昌死去，马上由他的32岁的儿子爱猷识里达腊继位。［31］ 李文忠终于追上了元朝朝廷，并在6月10日拿下了应昌城。爱猷识里达腊已设法逃走，但是李文忠捕获了他的皇后、他的儿子买的里八刺、许多蒙古贵族以及元帝的玉玺。爱猷识里达腊逃往漠北，仍被李文忠的部队紧追不舍。他设法摆脱追兵，到了哈尔和林才感到比较安全，他在这里跟扩廓帖木儿的军队会合了。
皇帝是笃信道教的。1370年，他征召江西龙虎山的道教祖师张正常和道教法师周元真到南京，向他们询问鬼神之理。张正常和周元真在光禄寺受到隆重的接待。对皇帝来说，另一个重要的道教法师和占卜者为张中，此人在1363年反对陈友谅的大战中的关键时刻曾经帮助过朱元璋。皇帝的学者顾问宋濂此时在翰林院供职，1370年应皇帝之请写了一篇张中的传记，他利用了1364年以来被皇帝保存的札记。［32］ 皇帝很重视周元真的情况，我们也是从宋濂给这个道士写的传记中了解到的。［33］
1370年5月，皇帝授予他的10个儿子中的9个儿子——太子除外——以亲王的头衔和藩国。虽然诸王子有几年没有就国，但朱元璋要使他们担负重大的国防责任的计划已是日益清楚的了。他的诸子中主要的是次子、三子和四子：即秦王朱樉（1356—1395年）、晋王朱?（1358—1398年）和燕王朱樉（1360—1424年）；他们的首府分别在西安、太原和北京。［34］ 当这些王子10年以后成年之后，他们奉父皇之命镇守边疆，与蒙古人相持以兵。他们都是很有能耐的人。
1370年6月，皇帝命令重开文官的科举考试。在这一年以前，主要吸收文官的途径是由政府中的个别官员加以荐举。但是，这个制度为政府举用合格人才的人数显然是太少了，因此皇帝要恢复传统的科举制度，以便为公职提供有才之士。1370年6月5日的一道诏旨宣布，是年阴历8月将开征科考。［35］ 皇帝指示，考试应该包括开始的三场：（1）经义和《四书》一道；（2）论一道；（3）策一道。考试后之第五天，中式者还要经过箭术、马术、书法、算术以及律的知识的测试。皇帝显然强烈地坚持箭术的重要性，因为他在发布诏旨的几天以后又命令国子学生和州县学生都应该对它勤加练习。［36］
皇帝把他作为天子这一角色的精神义务看得非常严肃认真。1370年的大早使他采取了斋戒沐浴三天的非常措施求神灵降雨。1370年6月24日，他命令太子朱标及其他王子也斋戒尽礼。正好在黎明前之第四更时候，皇帝穿着素色长袍和草鞋步行去宫外的岳渎坛。他铺上一张席子坐下，然后在烈日中曝晒一整天。皇后和妃子在这一活动中准备了农民的粗粝之食，她们还亲自为此目的下厨。皇帝搞了三天的曝晒仪式，后来又回宫继续斋戒。据记载，五天以后，即6月29日，阴云密布，次日便沛然降雨了。［37］
皇帝虽然自己表演了祈雨师的角色，但他又采取步骤限制人民的宗教活动。1370年末，他下令禁止一切非正统的宗教教门，尤其严禁白莲教和明教（摩尼教）。他甚至禁止帝国境内所有人民祭告天地，宣布人民的这种活动为“非法”；他说，只有天子本人才能奉祀天地。平民百姓只准在年终祭拜祖先和灶神；农村中的农民则只准在春秋两季拜土地神。［38］
当前元朝统治者的孙子买的里八刺于1370年7月到达南京时，明太祖给了他祖父一个庙号，称为顺帝，这是指这样一个事实：已故中国的元朝君主已顺从天命离开了中国。在正式入宫朝见皇帝时，买的里八刺也被授予封号，并赐第于南京。1370年7月12日，皇帝在南郊郊坛把他战胜元朝之事祭告于天；次日，他又在太庙祭告此事。
1370年夏，旨在恢复受严重战祸之害的地区的经济政策正在贯彻之中。这时推行了开中法，把粮食分配到山西这个萧条和贫困的地区。这是一种颁发凭证的制度，给商人提供了利润的刺激；它诱使商人用自己的资财运粮食到西北去。为了酬报商人水运的粮食，商人们被授以盐引，从而能从政府处买回食盐，然后又在零售市场销售获利。经营积极性很高的商人们发现，他们可以雇佣农民在边境地区种植粮食，因此节省了从内地运输粮食的费用。他们照旧收取盐引：盐引是按照距离边境的远近和交纳谷物的质量来计算的。这个制度刺激了边境的农业生产，也为洪武时期提供了平稳的粮价。［39］
1370年政府还采取了另一个措施来整顿帝国的资源。皇帝命令户部要求全国所有户口在当地政府注籍并领取官方的户帖，户帖上面开列成年男子的名字、年龄以及财产。安徽徽州祁门县在1371年的一份现存户帖就载明，该户主有耕地0.854亩，一间草屋和一头黄牛。因此，户帖制度要求提供和记录国家为制订财政计划而感兴趣的详细的资料。［40］
为了重新搞活他的家乡——安徽凤阳——的经济，1370年7月皇帝命令长江下游地区的苏州、松江、杭州、湖州和嘉兴等县的约4000户迁移到那里去。这些户在本籍都无田地，他们在凤阳分配到了田地。凤阳在14世纪40年代曾遭受一系列时疫的打击，本已人口凋零，在其后的20年中又因红巾军的战争而使人口继续下降。
1370年秋，北伐胜利军的将领们班师回南京受封。徐达和李文忠于11月25日抵达南京，皇帝亲迎于城外的龙江地方，以示极大的尊宠。皇帝在南郊按惯例把凯旋之事告天之后，他要宋濂等文人学士详细讨论以一种新贵族制度来酬庸报功；这是皇帝所希望建立的制度。宋濂和皇帝在大本堂——这是举行礼仪和教导太子的殿堂——对这个新制度商讨了一整个夜晚。［41］ 11月29日，皇帝细心地给徐达、李善长、李文忠、冯胜、邓俞和其他许多领袖们颁授了贵族爵衔。［42］ 位列第三的李文忠负责大都督府，这个职位在南京拥有很大的权势。
或许，皇帝在1370年最重要的创举是在皇城东边的宫门内建造了奉先殿。皇帝曾经询问他的学者-顾问们关于皇族奉祀的问题，同时指明已为此目的建立了太庙。但是他认为，在太庙献祭得严格遵守前人的先例，这就不可能每天作家祭活动。他询问，怎样能在阴历每月朔望之际的晨昏行祭拜之礼。他要当时在礼部供职的临海（浙江）学者陶凯找出能做这种祭祀活动的古代先例。陶凯只能找到宋代有此先例，那时曾经修建了一个钦先孝思殿。根据这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出处，皇帝就命令兴建了这个奉先殿。这个新殿里供奉着明太祖的四世祖考。除每天烧香之外，每月朔望还要给祖先的神灵换上新祭品。在祖先们的生日和忌日都要上供，一切“如家人礼”地办理。有些礼仪从太庙移到了奉先殿履行。［43］
皇帝很有决心在祭祀之日实行斋戒，作为表率。为了推动这种努力，他命令陶凯铸造一个铜人，手执竹笏，上面刻有“斋戒”二字。他告诉臣下，这个铜像要在他斋戒之日展示在他面前，使之起到提示者的作用。［44］
［1］ 关于朱元璋的传记，见吴晗：《朱元璋传》[587]（1949年；修订版，1965年；1979年北京重印）；富路特和房兆楹编：《明人传记辞典》[191]（纽约与伦敦，1976年），第381—392页。
［2］ 分别见于《明人传记辞典》[191]中他们各自的传记，第602—608页；见张廷玉等编：《明史》[41]（1736年；1974年北京重印），125，第3723—3732页；《明人传记辞典》，第115—120页；《明史》，125，第3732—3738页；以及《明人传记辞典》，第850—854页和《明史》，127，第3769—3773页。
［3］ 关于登极仪式的详细情况，见《明实录·太祖实录》[380]（1418年；1961年台北重印），28上，第433—438页；29，第477—482页。
［4］ 他们的真实名字他是并不知道的，因为他出身于一个贫寒和无文化的家庭他往后就前往社稷坛献祭。
［5］ 王崇武：《明本纪校注》[542]（上海，1948年；摹印本，香港，1967年），第107—108页。这一篇更早的文告应该与《明实录》[380]上的文字作一参校，见《太祖实录》，29，第482—483页。
［6］ 关于皇后和太子的传记，分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23—1026页，以及《明史》[41]，113，第3505—3508页；另见《明人传记辞典》，第346—348页。
［7］ 他们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25—1231页；《明史》[41]，128，第3784—3788页。
［8］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中的传记，第1248—1251页；《明史》[41]，126，第3751—3756页。
［9］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中的传记，第909—910页；《明史》[41]，129，第3804—3808页。
［10］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89—1392页；《明史》[41]，127，3773—3774页。
［11］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932—938页；《明史》[41]，128，3777—3783页。
［12］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53—455页；《明史》[41]，129，第3795—3799页。
［13］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81—887页；《明史》[41]，126，第3741—3746页。
［14］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4—45页；《明史》[41]，299，第7654—7656页。
［15］ 见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6年），第40—42页以下。
［16］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24—728页。
［17］ 又见本书第1章有关段落。
［18］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23—425页。
［19］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66—471页；《明史》[41]，129，第3799—3803页。
［20］ 泰勒：《明太祖和城隍神》[504]，载《明代研究》，4（1977年），第31—49页。
［21］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464—1467页，《明史》[41]，第7314—7315页。
［22］ 见《明史》[41]本传，285，第7315—7316页。
［23］ 危素的《皇陵碑》，见郎瑛（1487年生）的《七修类稿》[304]（1566年以后撰，重印本，北京，1961年），第114—116页。皇帝后来不喜欢这篇碑文，把它重新改写了一遍。后一种碑文见《七修类稿》，第117—119页。
［24］ 关于王祎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444—1447页；《明史》[41]，129，第7414—7415页。
［25］ 龙文彬：《明会要》[364]（1887年；重印本，北京，1956年），1，第122—123页。
［26］ 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13—718页；《明史》[41]，130，第3818——3820页。
［27］ 依字面上说，这就是开国皇帝的训示的记录。
［28］ 谈迁编：《国榷》[498]（约在1653年；重印本，北京，1958年），1、3，第39—40、401页。
［29］ 龙文彬：《明会要》[364]，1，第90—91页。
［30］ 关于邓俞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77—1280页；《明史》[41]，126，第3748—3751页。
［31］ 关于妥懽贴睦尔和爱猷识里达腊的传记，分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90—1293页，以及《明人传记辞典》，第15—17页。
［32］ 宋濂：《宋文宪公全集》[488]（明初版；重印本载《四部备要》，台北，1970年），3，第16—17页。陈学霖：《张中和他的预言：一位明初道士的传奇的传播》[21]，载《远东》，20，1（1973年7月），第65—102页。
［33］ 宋濂：《宋文宪公全集》[488]，9，第14—15页。
［34］ 《明史》[41]，116，第3560—3565页有关于朱樉和朱?的记述。关于朱棣，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55—365页。关于诸王在洪武受封的情况，见后文第一表（《蓝玉案件》节内）。
［35］ 《国榷》，[498]，4，第415—416页。
［36］ 复燮编：《明通鉴》[210]（约1870年；重印本，北京，1959年），1，第247页。
［37］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53，第1033页。
［38］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53，第1037页；塚本俊孝：《洪武帝与佛道二教》[515]，载《岐阜大学研究报告（人文科学）》，14（1966年3月），第36页。
［39］ 见王崇武：《明代的商屯制度》[543]，载《禹贡》，5，12（1936年8月），第1—15页。
［40］ 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560]（北京，1961年），第19页。
［41］ 陈鹤：《明纪》[53]（1871年；重印本见《四部备要》，台北，1965年），3，第134页。
［42］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85页；《国榷》[498]，4，第428—431页；泰勒：《明太祖与勋贵》[505]，载《明代研究》，2（1976年），第57—69页。
［43］ 《明会要》[364]，1，第152—153页。关于陶凯的传记，见《明史》[41]，136，第3954—3955页。
［44］ 《国榷》[498]，4，第4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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