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规万叶,作鉴于后"
《宋书》是列入"二十四史"之中的一部纪传体史书。全书共百卷,包括本纪10卷,列传60卷,志30卷。记事始于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迄于宋顺帝升明三年(479年),记载了南朝刘宋政权60年的史事。
《宋书》的作者沈约(441-513年),字休文,吴兴郡武康县(今浙江德清)人。他历经宋、齐、梁三朝,是南朝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坛领袖。沈约出身于江东世族,家族父祖辈有多人在政治斗争中丧生。梁武帝代齐时,他参与谋议,立下了大功,被拜为尚书仆射,并得到封侯。后来与武帝关系恶化,忧惧而死,得谥曰"隐",后世因此称他为沈隐侯。
沈约学术渊博,才华出众。他20岁左右开始史学工作,在几十年的撰史生涯中,写作了《晋书》110卷。《宋书》100卷,《齐纪》20卷及《梁武纪》和《新定官品》等史书。他的文学著作主要有:《四声谱》、《文章志》和自己的文集等。现在他的著作大多亡佚,只有《宋书》和文集现仍存世。
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年)春,沈约奉命修撰《宋节》,次年二月完成纪、传部分,梁初写成30卷的志,全书告成。他以凝聚了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徐爱诸人心血的65卷本《定书》为基础,进行增删、订补工作,所以才在短时间内修完了这部卷帙浩繁的历史著作。
《宋书》写刘宋历史,有一些独到之处。它概述南朝著名的"元嘉之治"的盛况:"自元熙十一年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宋书》卷54《孔羊沈传论》)这个概括是很能抓住要害的。对于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繁荣富饶的经济状况,沈约也做了比较准确的记述。《宋书。谢灵运传论》叙述了自屈原以后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以及沈约的评论和他关于诗文用声律的主张,这是研究六朝文学史的珍贵材料。《宋书》在《蛮夷传》中记录了宋朝与亚洲邻国的交往,是对我国与这些国家关系史的珍贵记录。在《天竺迦毗黎国传》中,记述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当时南方的传播情况,以及佛教与政治和儒家的关系,反映了佛教被中国封建统治者接受和初步改造的过程,是研究我国佛教史的重要材料。
《宋书》的志有八个门类,包括《律历志》、《礼志》、《乐志》、《天文志》、《符瑞志》、《五行志》、《州郡志》、《百官志》,号称《宋书》八书,分量几乎占全书的一半,是书中的精华所在。《律历志》详录杨伟《景初历》、何承天《元嘉历》和祖冲之《大明历》原文。它和《天文志》颇能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平,是难得的科学史文献。《乐志》记载乐器演变情况,汇集了汉魏晋宋的乐章、歌词、舞曲,在各史乐志中有独特的风格。《州郡志》记晋宋间州郡分合、户口消长及侨置州郡县的分布情况,对于考察这一时期的地理沿革,具有珍贵的价值,等等。记事能超出刘宋历史范围,进行通贯古今的历史考察,这是沈约有历史见识的体现。八志上包魏晋,弥补了《三国志》无志的不足,使它们的价值更为突出。
但《宋书》缺少食货、刑法、艺文三志不无遗憾之处。
《宋书》列传多为合传或类传,传目大都因袭前史。在写法上,它大量使用了带叙法。带叙法就是在一些列传中,将相关人物的简历、事迹,在传主行事的记叙中夹带写出。在《卢陵孝献王义真传》中,写义真慎守关中时,怀疑僚佐王脩欲反而杀掉王脩,顺便介绍王脩的生平。写义真逃离关中途中,遇见段宏单骑来寻,又插入关于段宏身世的一段文字,接着再叙义真事迹。这是使用带叙法的典型例子。使用带叙法,"既省多立传,又不没其人,此诚作史良法。"(赵翼《廿二史札记》卷9《宋齐书带叙法》)这是沈约叙事得宜之处。
《宋书》纪传中,多载诏策奏疏和时人辞赋文章,保存了不少文献材料。《武帝纪》载《禁淫祠诏》,《何承天传》载《谏北伐表》,《王徽传》载《与江敩辞官书》,《顾觊之传》载《定命论》等,都是当时重要的思想、政治文献。《宋书》收录时人文章,虽使篇幅冗长了一些,却为人们了解当时历史情况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对此是不应轻易否定的。沈约是当时的大文学家,行文比较优美流畅,也是《宋书》的优点之一。
《宋书》的思想体系,基本属于正宗儒家系统。书中宣传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沈约声称"圣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纪,盖所以神明宝位,幽赞祯符,欲使逐鹿弭谋,窥凯不作"。把符命、祥瑞当成了麻痹民众、维护皇权的工具。
沈约既提倡忠君,又主张机变,反映了当时朝代更迭频繁特有政治状况下的社会伦理观念。他说:"辟运创基,非机变无以通其务;世及继体,非忠贞无以守其业。辟运之君,千载一有,世及之主,无乏于时,口口须机变之用短,资忠贞之路长也。"(《宋书》卷89《袁粲传论》)他认为天下已定,须强调忠贞以守其业;改朝换代,则运用机变以通其务。他把忠贞与机变这两种互为矛盾的观念调和在一起,随时而用,各得其所,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伦理观念。
书中还提出一些诸如广开言路,听纳谏言;持法公平,不徇私情;选用良吏,久居其任;宽刑缓政,减免役税;亲近贤臣,斥远小人等等改善政治的主张,并用历史实例论证了实施这些措施的利处和暴政虐民的严重后果,这对于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也是有利的。
《宋书》中的民族思想比较复杂。它一方面存在着大汉族主义的偏见;另一方面又承认民族区域划分的现实,反对民族间的征伐战争,认为处理民族关系应以羁縻和防御为主。这反映了当时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趋势已经被人们所认可,也反映了当时南方士族的衰落,无所作为。
《宋书》的缺点除思想倾向比较保守落后而外,最突出的是对政权鼎革之际史实的记载多所回护,歪曲和掩盖了很多历史事件的真相。
《宋书》到北宋时已有很多缺失。后人杂取《高氏小史》、《南史》等书作了增补。现在的《宋书》虽仍为百卷,但有些篇章已非原帙。
《宋书》是列入"二十四史"之中的一部纪传体史书。全书共百卷,包括本纪10卷,列传60卷,志30卷。记事始于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迄于宋顺帝升明三年(479年),记载了南朝刘宋政权60年的史事。
《宋书》的作者沈约(441-513年),字休文,吴兴郡武康县(今浙江德清)人。他历经宋、齐、梁三朝,是南朝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坛领袖。沈约出身于江东世族,家族父祖辈有多人在政治斗争中丧生。梁武帝代齐时,他参与谋议,立下了大功,被拜为尚书仆射,并得到封侯。后来与武帝关系恶化,忧惧而死,得谥曰"隐",后世因此称他为沈隐侯。
沈约学术渊博,才华出众。他20岁左右开始史学工作,在几十年的撰史生涯中,写作了《晋书》110卷。《宋书》100卷,《齐纪》20卷及《梁武纪》和《新定官品》等史书。他的文学著作主要有:《四声谱》、《文章志》和自己的文集等。现在他的著作大多亡佚,只有《宋书》和文集现仍存世。
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年)春,沈约奉命修撰《宋节》,次年二月完成纪、传部分,梁初写成30卷的志,全书告成。他以凝聚了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徐爱诸人心血的65卷本《定书》为基础,进行增删、订补工作,所以才在短时间内修完了这部卷帙浩繁的历史著作。
《宋书》写刘宋历史,有一些独到之处。它概述南朝著名的"元嘉之治"的盛况:"自元熙十一年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宋书》卷54《孔羊沈传论》)这个概括是很能抓住要害的。对于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繁荣富饶的经济状况,沈约也做了比较准确的记述。《宋书。谢灵运传论》叙述了自屈原以后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以及沈约的评论和他关于诗文用声律的主张,这是研究六朝文学史的珍贵材料。《宋书》在《蛮夷传》中记录了宋朝与亚洲邻国的交往,是对我国与这些国家关系史的珍贵记录。在《天竺迦毗黎国传》中,记述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当时南方的传播情况,以及佛教与政治和儒家的关系,反映了佛教被中国封建统治者接受和初步改造的过程,是研究我国佛教史的重要材料。
《宋书》的志有八个门类,包括《律历志》、《礼志》、《乐志》、《天文志》、《符瑞志》、《五行志》、《州郡志》、《百官志》,号称《宋书》八书,分量几乎占全书的一半,是书中的精华所在。《律历志》详录杨伟《景初历》、何承天《元嘉历》和祖冲之《大明历》原文。它和《天文志》颇能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平,是难得的科学史文献。《乐志》记载乐器演变情况,汇集了汉魏晋宋的乐章、歌词、舞曲,在各史乐志中有独特的风格。《州郡志》记晋宋间州郡分合、户口消长及侨置州郡县的分布情况,对于考察这一时期的地理沿革,具有珍贵的价值,等等。记事能超出刘宋历史范围,进行通贯古今的历史考察,这是沈约有历史见识的体现。八志上包魏晋,弥补了《三国志》无志的不足,使它们的价值更为突出。
但《宋书》缺少食货、刑法、艺文三志不无遗憾之处。
《宋书》列传多为合传或类传,传目大都因袭前史。在写法上,它大量使用了带叙法。带叙法就是在一些列传中,将相关人物的简历、事迹,在传主行事的记叙中夹带写出。在《卢陵孝献王义真传》中,写义真慎守关中时,怀疑僚佐王脩欲反而杀掉王脩,顺便介绍王脩的生平。写义真逃离关中途中,遇见段宏单骑来寻,又插入关于段宏身世的一段文字,接着再叙义真事迹。这是使用带叙法的典型例子。使用带叙法,"既省多立传,又不没其人,此诚作史良法。"(赵翼《廿二史札记》卷9《宋齐书带叙法》)这是沈约叙事得宜之处。
《宋书》纪传中,多载诏策奏疏和时人辞赋文章,保存了不少文献材料。《武帝纪》载《禁淫祠诏》,《何承天传》载《谏北伐表》,《王徽传》载《与江敩辞官书》,《顾觊之传》载《定命论》等,都是当时重要的思想、政治文献。《宋书》收录时人文章,虽使篇幅冗长了一些,却为人们了解当时历史情况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对此是不应轻易否定的。沈约是当时的大文学家,行文比较优美流畅,也是《宋书》的优点之一。
《宋书》的思想体系,基本属于正宗儒家系统。书中宣传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沈约声称"圣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纪,盖所以神明宝位,幽赞祯符,欲使逐鹿弭谋,窥凯不作"。把符命、祥瑞当成了麻痹民众、维护皇权的工具。
沈约既提倡忠君,又主张机变,反映了当时朝代更迭频繁特有政治状况下的社会伦理观念。他说:"辟运创基,非机变无以通其务;世及继体,非忠贞无以守其业。辟运之君,千载一有,世及之主,无乏于时,口口须机变之用短,资忠贞之路长也。"(《宋书》卷89《袁粲传论》)他认为天下已定,须强调忠贞以守其业;改朝换代,则运用机变以通其务。他把忠贞与机变这两种互为矛盾的观念调和在一起,随时而用,各得其所,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伦理观念。
书中还提出一些诸如广开言路,听纳谏言;持法公平,不徇私情;选用良吏,久居其任;宽刑缓政,减免役税;亲近贤臣,斥远小人等等改善政治的主张,并用历史实例论证了实施这些措施的利处和暴政虐民的严重后果,这对于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也是有利的。
《宋书》中的民族思想比较复杂。它一方面存在着大汉族主义的偏见;另一方面又承认民族区域划分的现实,反对民族间的征伐战争,认为处理民族关系应以羁縻和防御为主。这反映了当时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趋势已经被人们所认可,也反映了当时南方士族的衰落,无所作为。
《宋书》的缺点除思想倾向比较保守落后而外,最突出的是对政权鼎革之际史实的记载多所回护,歪曲和掩盖了很多历史事件的真相。
《宋书》到北宋时已有很多缺失。后人杂取《高氏小史》、《南史》等书作了增补。现在的《宋书》虽仍为百卷,但有些篇章已非原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