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留日学生有好几百人，加入同盟会的也有百十人。他们归国后，大多数分散在省城和各县任职，并在地方有一定的声望。四川省的第一个同盟会组织，是1906年春，由邓家彦在成都建立的分会。几个月后，同盟会总部委派熊克武、谢奉琦、黄树中为川省主盟人。他们奔走成都、重庆、泸州、叙府、屏山、井研、永宁、永安等府县，在学界、新军和会党中积极发展同盟会组织，策划革命活动。1907年和1908年，先后发动江安、泸州之役、成都之役、叙府之役、广安之役、嘉定之役等五次武装起义。虽然这些起义都失败了。但同盟会在四川的影响却不断扩大，同会党的联系更加紧密。
1911年5月，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导致了全省范围的武装起义。
5月9日，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引起铁路股东和民众的反对。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奏请朝廷暂缓接收川汉铁路，遭到朝廷申斥：“铁路国有既经定为政策，决无反讦之理，”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已横下一条心，要蛮干下去，他们所谓的铁路国有，其实是要卖路，要把铁路置于外国的控制之下。这更加激怒了四川人民。
6月17日，成都成立了保路同志会，谘议局议员江三乘任总务部长，《蜀报》主笔邓孝可任文牍部长，谘议局议员程莹度任讲演部长自古之可忧者。”《宋史》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谘议局副议长罗纶任交涉部长。
保路同志会便发宣言书，出《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专载四川保路运动的消息和评论。保路同志分会在全川各地纷纷成立，数日省内签名已逾10万。各州县成立分会的，达64个。
7月2日，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欢送代表刘声元赴京请愿。
刘声元在台上，向台下众人鞠躬道：
“声元此去，守定本会宗旨，作奏庭七日之哭，冀朝廷有悔，以达破约保路之旨。约不破，声元有去而无生还。”
台上台下，无不痛哭失声。无数乡间老农，握其半收之伞，向台上连连作揖，且咽且言曰：
“我们感激你！我们感激你！”
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一再为四川商民代奏，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那腐败的清政府多次申斥王人文，并命手握重兵的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为署理四川总督，要他兼程去成都赴任，制止保路运动。
8月3日，赵尔丰赶到成都接任。王人文交卸离省。王去赵来，更增人民愤懑不平之情。成都几万人送王于北门外。
在双方形成剑拔弩张的尖锐对峙局面之中，川汉铁路公司股东特别大会，由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等人发起，在成都召开。8月3日，各地股东代表陆续到成都。保路同志会召开万人大会欢迎480余位各地代表，罗纶代表同志会致欢迎词。各地代表推出南充代表张澜致答词。张澜年近40，中过秀才，去日本留过学，回国后先后担任过顺庆府中学堂和成都东文学堂学监。张在答词中称：
“吾辈为爱国而来，今爱吾国，必破约以保路。故能赞吾人破约保路则爱吾国者，虽仇亦亲之；不赞成吾破约保路则国之贼也，虽吾亲亦仇之。”
张之答词，显出侃侃明秀的精神，遂博得不断的热烈掌声。
代表们投票选举颜楷为川汉铁路股东特别会会长，张澜为副会长。颜楷是翰林出身，能随时拜会总督。
端方得知成都召开股东代表大会，发来恫吓的“佳电”。大会闻知“佳电”，顿时会场声如沸鼎，一片认请拿办声，认死声、哭声、喊声喧沸至极，众情愤极。
股东代表同清朝政府争论20多天，政府坚持：“国家政策既定，必宜坚持到底，稍一游移，必致不可收拾，各项号令皆将不信于民。在内在外，均宜恪守谕旨办法。”股东代表总结斗争经验，认识到：以前总一再请川督代奏朝廷，结果却毫无实效，不能再用这套办法，应依靠自己力量去做。很多人道：
“政府要硬抢铁路了，要打四川了，大家快要死了，还做什么生意！应该决议罢市！非争回铁路决不开市。”
8月24日，保路同志会宣布成都罢市、学生罢课。
罢市罢课一个星期，毫无结果。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又决议：“自本日起，即实行不纳正粮，不纳捐输，已解者不上兑，未解者不必解。”四川是中国西部最富庶的省份，每年上缴朝廷达二千数百万两，一旦抗纳粮捐，势必对清政府造成更大的威胁。
原来曾担任过湖广总督、直隶总督等显赫要职，后失宠免职的端方，行贿数十万，仅获川粤汉铁路督办，闲居武汉、早就垂涎四川总督这块肥缺，致电内阁，请代奏参劾赵尔丰，要求明降谕旨，特派重臣赴川查办。朝廷果然颁发谕旨，派端方赴川查办。又对赵尔丰传旨申斥，命其切实弹压：“致滋事端，定治该署督以应得之罪。”
端方曾任湖广总督，便带鄂军一个标由武昌启程赴川。他认为，鄂军军官是他所拔用之人，可以指挥如意。端方率军经宜昌、万县、重庆，11月18日来到资川。这支队伍中有不少是革命党人。11月26日，革命党人陈镇藩等20多人，到资川郊外秘密集会，决定杀端方起义。1000余人的新军队伍，不到3个小时，除标统之外，都剪去了辫子。次日，新军鸣号整队，把端方和他弟弟端锦押往上宫，在戏楼下，将他们两人杀死，整个队伍返往武昌。
赵尔丰也是狗急跳墙，他在9月5日接到谕旨后，明知“懔遵谕旨”会出大乱子，他顾不得这些，便拿在川汉铁路公司股东特别大会会场门口向股东代表散发《川人自保商榷书》一事开刀，抓住“自保”两字做文章，把“自保”说成就是独立，把罪名栽到保路同志会、铁路公司头上。赵尔丰在给清朝政府的电报中写道：
川人此次以路事鼓动人民，风靡全省，气焰嚣张，遂图独立。竟敢明目张胆，始则杭粮抗捐，继则刊散四川自保传单，俨然共和政府之势，晓谕不听，解散不从，逆谋日炽。
赵尔丰调集多兵护卫治城，调外邑巡防军数百人到督署保护，又分拨各军，将铁路总公司、铁路学堂围守，将交通督署各路口用兵扎住。托辞“北京来电有好消息立待磋商”，诱骗保路同志会、谘议局、铁路公司负责人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鼓芬、邓孝可、江三乘等到督署议事。这些人刚到督署，就被逮捕。每个被捕者有砍刀一柄随于后，手枪两支伺于旁。
消息传出，全城震动。传言罗纶盛气抵抗，立被枪杀，余人皆锤镣丢监。民众听了这些传言，更是义愤填膺，不约而同地各捧光绪皇帝灵牌，到督院衙门去请愿。1000余人拥入辕门，要求释放被捕之人。赵尔丰命人阻拦，无效，便下令开枪，当场死难的群众有30余人，年龄最长者73岁，最幼者15岁。受伤的群众更多。赴南院求情之市民、商民被枪击毙者众尸累累，横卧地上，犹紧抱光绪帝牌位在手不放。其幼尸仅13岁。
当天下起雨来，是夜雨更大，众百姓各人一手执稻草一束，一手捧着先皇神牌，沿街哀哭。大雨淋漓，人在水中，天翻地覆，鬼哭神嚎。
赵尔丰下令三日内不准收尸。次日大雨竟日，众尸被大雨冲后腹胀如鼓。城外附近居民闻此凶耗，人人首裹白布示哀，徒手冒雨赴城下。守城官兵问其来意，众人答曰：“如罗纶、蒲殿俊等人已死，则来吊唁，未死则来求情。”
赵尔丰又命官兵开枪，击毙十余人。城外妇女居民遭难投河者尤无数。
赵尔丰见众情仍愤噪，复勒令被枪毙之亲属，领恤银数十两。只有一家，因极贫无知，前去照领。余皆云宁饿死而不遵。
赵尔丰下令屠杀四川人民的惨案，是在新历9月7日，旧历7月15日，历史上称作“七·一五”惨案。时人以“赵屠户”称赵尔丰。
四川人民决定以暴还暴，同盟会四川组织是武装起义的领导者。
同盟会的秘密机关，设在成都地方偏僻的四圣祠法政专科学堂。这所学堂，是从日本返回的早稻田大学毕业生、同盟会会员龙鸣剑创办的。龙鸣剑又被推举为省谘议局议员。他联络川西南哥老会领袖秦载赓、张达三、张捷先、罗子舟、胡朗和等人参加了同盟会。
早在6月17日，龙鸣剑和来成都参加股东代表会议的同盟会会员朱之洪、曹笃、方潮珍、肖参、张颐、刘裕光以及新军中的党人密议，策划武装起义。朱之洪提出：“争路者日与政府言法律，辩是非，政府终不悔悟，不如激扬民气，导以革命。然成都自丁未事败，清吏防革命甚严，党人无兵力可恃，即发难亦无所济，惟有各道同时发动，而成都乘时响应，庶可济事。”众人赞成，遂决议联络各地会党，准备武装起义。
于是，他们便从省城分道四出：朱之洪返回重庆，曹笃返自流井，方潮珍返井研，张颐则去青神、仁寿、井研、荣县、自贡，刘裕光则去荣县、盛远、富顺，策划部署。
8月4日，龙鸣剑和秦载赓等商定，以秦的名义用鸡毛信通知各地，召集各路哥老会领袖到资中罗泉井举行“攒堂大会”。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王天杰、陈孔伯以及有同盟会身份的各路哥老会领袖秦载赓、罗子舟、胡朗和、张达三、胡重义、张泽沛、侯国治等到会，看哨放出一二十里以外。研究决定：秦载赓、侯宝斋主持川东、川南的起义工作；张达三、侯国治等负责川西北的起义工作。起义军一律称同志军，严肃军纪。
“七·一五”惨案刚发生，龙鸣剑、朱国琛、曹笃等同盟会会员，在城南裁成木板数百片，书写“赵尔丰先捕蒲、罗诸公，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然后将木板涂以桐油，投入河中。让木板顺着四通八达的河流漂去，下游的人见到木板，便知道成都发来的消息，同志军便纷纷揭竿而起。这写字的木板被称为“水电报”。
成都很快被四路同志军包围，第一路是东路同志军秦载赓、王天杰、龙鸣剑部；第二路是南路同志军侯宝斋、周鸿勋部；第三路是西路同志军张达三、张捷先、姚宝珊、张国藩、刘丽村、杨萤阶部；第四路是北路同志军侯国治部。
秦载赓是华阳人。从其祖父辈起，秦家便以侠义著名，四方豪杰多归之。秦载赓膂力绝伦，18岁便被举为华阳哥老会总团长，又经龙鸣剑介绍加入同盟会。9月8日他率数千同志军抵成都东门外，遭到清军抵抗，不能入城。两日后，附近各路同志军万余人前来相会。秦载赓亲率大队攻城，失利。向南退至田铺，同王天杰、龙鸣剑率领的荣县同志军会合，成立东路民军，秦载赓为统领，王云杰为副统领，龙鸣剑为参谋长。
王天杰和龙鸣剑都是荣县人，又都是同盟会在四川的骨干分子。龙鸣剑从成都返回荣县，和王天杰一起发动起义，并率领1000余人同志军准备出发攻成都。是时，老同盟会会员吴玉章从日本回到荣县，龙鸣剑、王天杰便把后方事宜委托给吴玉章主持，龙鸣剑击剑发誓：
“此行不捷，吾不复入此门矣！”
秦载赓部、王天杰、龙鸣剑部会合后，同清军发生激烈战斗，历时数日，大小战役20余次，战况不利，乃分路转进。
王天杰、龙鸣剑部准备攻取嘉定。途中得知，胡重义率同志军5000人正准备攻取嘉定，王天杰便率部回师荣县。龙鸣剑进军途中病重离军，11月27日不幸病死，年仅34岁。
荣县知县和土豪劣绅听到王天杰回师的消息，便都逃走了。王天杰、吴玉章等人商议，立即宣布独立，自理县政。因吴玉章不久将离开荣县，推举同盟会会员蒲询主持县政。于是荣县9月25日宣布独立。
秦载赓所部又与陈孔白、范燮、方潮珍、胡良辅等同志军会师，先后占领资阳、井研、富顺，并围攻自贡。
秦载赓闻井研虽经收复，一切新政多为官绅把持，便单骑驰往调查，被反动绅商派出的歹徒邓大兴从马后暗算牺牲。
南路同志军侯宝斋等部，于9月8日挺进成都南效，与清军激战于红牌楼。
侯宝斋名邦富，新津人，是哥老会著名首领。幼年在码头混饭，做过刀手，后入新津总爷衙门当差。他风尚侠义，凡告贷者，无亲疏多倾囊相助，江湖游士无不知其名。1904年，侯宝斋召四路哥老数千人集会，九府哥老皆派人参加，故秘密结合九成团体。
9月4日，侯宝斋聚集众人，首攻五津镇清军营房，放火烧毁营房。9日，他率部同双流、温江等地同志军会合，进攻成都南门，前锋直抵武侯祠，与清军激战。各属应召而来的同志军越集越多，声势大振。歼灭驻武侯祠之部分清军，后因物资供应不足，于26日南撤，回新津同周鸿勋所率的清军巡防营起义部队会合。
周鸿勋是四川郫县人，早年因事被通缉，逃往云南，回四川后入川边巡防营，驻防邛州，升至巡防营第八营书记。以哥老会结纳同营，同营士兵以周马首是瞻。8月29日，邛州城内外贴出标语：“为争路权，全川罢市，人心不齐，不如娼妓。”随之邛城罢市，周鸿勋乘机鼓动，群情激动，杀营管带，全营160余官兵，公推周鸿勋为营长，宣布起义。整队由邛州出发，开往新津，这是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正规军，增长了起义军的实力和声势。
侯、周部会合，共推侯宝斋为川南军统领，周鸿勋为副统领。附近各地起义部队纷纷前来会合，号称十万。
赵尔丰十分惊恐，命新军第17镇统制朱庆澜和四川提督田振帮，领新军和巡防营由成都向新津扑来，与同志军隔新津河对峙，开始了激烈的新津争夺战。
但是，新军中有不少军官是同盟会会员，如方声涛、姜登选、程潜、张次方、陈锦江等，新军士兵多数对保路运动持同情态度，因此，作战并不出力。姜登选率炮兵开炮数百发，皆暗取其信管，炮口射向他处。方声涛为东路指挥，兵抵秦皇寺不进，诡称：“敌众我寡。”两军处于相持状态。
但同志军不知内情。10月初，陈锦江率一个连新军，在温江三渡水渡河时，遭到预先埋伏的吴庆熙、孙泽沛部同志军突然袭击，陈锦江和100多新军士兵被枪杀。姜登选闻讯大怒，便用猛烈的炮火向同志军进攻，新军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强行渡河，占领新津县城。
侯宝斋、周鸿勋率部退出新津。19日，侯宝斋不幸被叛徒杀害。周鸿勋加入同盟会，率队向南转战。
同盟会会员方潮珍指挥同志军驻青神，写信与方声涛、姜登选联系，双方约定，方声涛兵至籍田铺，姜登选兵至新津，皆按兵不动。方潮珍、曹笃等得以从容布置，使同志军在川南继续向前发展，取数十州县为根据地。
西路同志军领导人张达三、张捷先两人，都是哥老会首领。张达三是郫县新场总舵把子，张捷先是灌县崇义辅总舵把子，他们在袍哥界的声誉，深入西陲，并达滇黔秦陇和长江中上游。二人互相标榜为房谋杜断，辅车相依。1910年，同盟会成都分会派人到郫县、灌县，找到他们，介绍他们加入同盟会，他们又号召各地哥老会尽力支持同盟会。
张达三参加“攒堂大会”之后，回到郫县，会集各路起义军，编为5路和1个学生军。张达三任各路总指挥，并第1路大统领，张捷先为第2路大统领，姚宝珊为第3路大统领，张国藩为第4路大统领，刘丽林为第5路大统领，杨萱阶为学生军统领。
西路同志军最初仅由有武器的哥老组成，群众要求加入，自带武装，自备伙食。于是，同志军骤然形成数十万众。这支大军，许多人奇装异服。有绾结成道装者，有束发为绺者，有披头散发者，有剪长辫为短发者。他们的武器，绝大多数是明火枪，有前膛枪者为利器，不少人持戈矛刀叉。
西路军先后向成都西郊出发，同清军发生战斗。由于赵尔丰将主要兵力调去同侯宝斋、周鸿勋部作战，无法再顾及其他方面，因此，西路同志军没有遇到强大的敌军，队伍迅速扩大。
同志军不但包围了成都，而且成都通往各地的所有通讯都被切断，几百里路的电线杆被砍倒弄走。
赵尔丰急调驻打箭炉、沪定、宁远一带的精兵1万人增援成都。赵尔丰原任川滇边务大臣，这些军队原属他统领，赵署川督后，由傅华封统领。这支部队如能回援成都，对同志军威胁极大，必将对四川政局产生重大影响。但这支部队返师成都，必须经过雅安、荣经等城镇。
雅安哥老会首领罗子舟集合雅安附近同志军，阻截傅华封军队返师。
罗子舟是雅安县上坝乡人，自幼不好读书，尚武术，尤精于少林拳法，与人角力，三五人不能敌。结纳江湖，从事袍哥活动。武功过人，好打不平，不畏权势，逐渐成为雅安义字旗袍哥领袖，闻名于嘉定、雅安两府。孙中山曾派同盟会会员、川南著名哥老会首领佘英回川准备武装起义，佘又派人与罗子舟联系，被清廷侦悉，下令通缉。罗避居峨嵋山金顶寺庙内，被清兵围困。罗带随身卫士两人，跳入数十丈悬崖，两卫士摔死，罗落谷底荆棘丛中，受轻伤而脱逃。因大难不死，被人称为“罗八千岁”。
罗子舟参加“攒堂大会”，返回雅安组织同志军，全军2万人口，罗任川南同志军水陆全军统领。9月17日攻破雅安城。
雅安西南90华里的荣经，西有天险大相岭，是军事要地，又是傅华封部援成都必经之道。荣经同志军首领李永忠遣人送信，向罗子舟求援。罗子舟把雅安事交人临时主持，自带同志军往援。罗军各持火枪，以草纸一叠，捆于胸腹，御枪弹。罗子舟缠头亦足，口衔朴刀，手提独子毛瑟枪，率队奔向荣县，并派所部赶往大相岭各要隘设防，狙击清军返援。与傅华封部前锋相遇，清军数千人发动强攻，屡次冲锋，均不得逞。双方相持达40余日，清军不能越过大关一步。傅华封部苦于鞭长莫及，难以返师。
四川重要城市重庆，是四川同盟会活动的最重要基地，早在1906年，同盟会就在重庆设立了支部。1910年，重庆府中学堂监督杨庶堪（沧白）、学监张培爵，教员周国琛、向楚、熊兆飞、黄圣库，川东师范学堂监督杨霖、学监朱之洪等，均是同盟会会员，同盟会重庆支部即设重庆府中学堂，杨庶堪是支部总负责人。
11月5日夜，新军驻龙泉68标3营3队督队官夏之时，联络新军230余人，在龙泉驿附近的土地庙誓师起义，杀清军东路卫戌司令魏楚藩，推夏之时为革命军总指挥，连夜率兵东下。夏之时原是从日本东斌学校步兵科毕业，在日本加入同盟会。
夏之时率队渡沱江，绕道北路东下，沿途加入起义军的士兵近千人，声势大振。从潼南经水路，抵达重庆江北的黄梅树。
是时，重庆附近的长寿、涪陵、南川、江津、合江，在同盟会人策动下，先后宣布独立。
重庆同盟会派朱之洪前往黄梅树与夏之时联络，共同议定：夏军经浮图关进入重庆。夏军入城后，即宣布重庆起义。
朱之洪返回重庆，将同夏军接洽的情况向杨庶堪等报告。支部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采取和平方式发动重庆独立。
夏之时部于11月22日进抵重庆。重庆知府钮传善闻讯，急忙命令关闭9门，宣布戒严。朱之洪、张颐从城墙低处缘梯出城，来到夏之时部。巴县中学监督朱蕴章同体育学堂学生来到城门，喝退守兵，打开城门，夏军整队入城。
此时，同盟会在重庆城内的朝天观城议事会会址，组织各方数千人集会。会上，张培爵宣布重庆独立。
知府钮传善被挟持到会。他平时善言词，今慑于群众威势，畏缩气阻，瞠目结古，低头表示投降，跪在地下，剪去辫子，缴出伪印，亲书“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誓词，当众宣读。随即由党人挟之游街。
当晚，宣布成立蜀军政府，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设蜀军政府于原巡警署。杨庶堪、朱之洪担任军政府高等顾问。军政府各部院的部、院长，绝大多数是同盟会会员。
川北军政府也在广安成立。同盟会会员、大竹孝义会首领李绍伊于9月中旬率数千人起义，攻破大竹县城。同盟会会员曾省斋招集民军，得到李绍伊部支持，占领垫江县城，又于11月21日攻下广安州城，召开全民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曾省斋为大汉蜀北军政府都督，当地会党首领张雅南为副都督。蜀北军政府成立后，分兵三路出征，先后攻下十多座城镇。在川南，同盟会会员杨兆蓉、席乾生、邓西林等人策动南路防军士兵起义，逼迫泸州永宁道刘朝望反正。刘迫于形势，剪去辫子，宣布反正。于是成立川南军政府，以刘朝望为都督，举人温翰桢为副都督。重庆的蜀军政府见川南军政府没有革命党人参加，认为是假独立，便准备派兵进攻。刘朝望只得通知川南25州县派代表到泸州，改举同盟会会员但懋辛为副都督。不久，川南军政府撤销都督名号，由刚从成都出狱的黄方任总司令，王树槐任副司令。温翰桢改任枢密院院长，但他不常上班，杨兆容、邓西林为副院长，负实际责任。川南军政府也为同盟会人掌握，并听命于蜀军政府。
素以“赵屠户”著称的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已处在完全孤立的境地。成都自9月中旬以来，兵团相持两月余，交通阻塞、金融混滞，军无官饷可发，大清银行存款均已借空，各兑号不能放帐，所有各局所军营人员，均给半饷。驻省陆军千余人，月饷不济，大有怨言，军心异常惶乱。统制朱庆澜得耗，与各标统出以善言开导，几欲下泪，云准限3日发饷，然军心不为之所动。
11月14日，赵尔丰在难以支撑的局势下，释放被囚禁70余天的蒲殿俊、罗纶等7人。
蒲、罗等人被释后，便公开发表《哀告全川叔伯兄弟》一文，要求各路起义军“息事归农，力挽和平”，充当“赵屠户”之说客：
“若犹冒进不止，必至使祸毒日延日广，大局日坏日甚，川人身家之灾，愈久亦愈惨，则岂当初之宗旨哉！此不肖等所以哀告我伯叔兄弟，而愿急急回头者也。约既废，路既保，保路同志会之事已完，则斯会可以终止；危身家，害性命，非保路国志会之宗旨，则兵戈亟宜罢休者，此义甚明，我伯叔兄弟不可不熟思而审处之。若夫保路同志会其名，而家破亡身者其实，此道甚误，我伯叔兄弟不可不明辩而慎择之。”
许多成都市民为要求释放蒲、罗等人，而暴尸街头，但他们被释放后，却把人民起义称为“祸毒”，要求人民“回头”，让赵屠户继续压迫人民，这不免令人齿冷。然各道民军挟义反正，非蒲、罗等所能动。
赵尔丰见大势已去，而蒲殿俊等已变成他的走狗，便将政权暂交给他们，让他们当作挡箭牌，以便把自己的实力保存下来，伺机再起。他同蒲殿俊等达成协议：四川独立自治，设军政府，举都督为机关，赵尔丰等部署军旅就绪后，出关任边务。
11月27日，大汉四川独立军政府在成都成立，蒲殿俊任都督，新军统制朱庆澜任副都督。但军权仍由朱庆澜掌握。
赵尔丰暗中挑唆成都纪律废弛的巡防军营官兵，向军政府索饷闹事。12月8日，蒲殿俊、朱庆澜在东较场阅兵。新军在前，巡防军在后。蒲、朱出立阅兵台，训话甫数语，后队枪声忽作。蒲、朱等台上之人，即首先下台四窜。后队见正副都督逃窜，更枪声四起。前队新军即张惶四顾，那带队军官亦随台上之人逃之不见，全场秩序大乱。
于是，巡防军变兵开始大肆抢掠，先抢大清银行、浚川源银行，随后延及各银行票号，傍晚抢藩库、商业场、东大街各商铺，当夜抢劫各街铺和私宅，火光四起冲天。公私财产损失不下1000万元。
担任军政府陆军部长的尹昌衡便挺身而出维持成都治安。
尹昌衡是四川天彭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同盟会会员，回国后曾在广西新军任职，后进川任陆军小学堂监督，在四川新军中威望较高。
尹昌衡先率领陆军小学堂学生占领成都北门一带，又赴凤凰山，号召留营新军数营经北门进城平乱，又召成都附近的同志军吴庆熙、孙泽沛、侯国治等部入城。变兵饱掠财物后，满载离成都而去，城内秩序渐见安定。
大汉四川独立军政府在兵变中解体。新军将领彭光烈等、同盟会会员张澜等，以及士绅徐炯等人，在北较场开会，改推尹昌衡为四川军政府都督，罗纶为副都督，重建军政府。尹昌衡将各路同志军改编为川军第2镇，彭光烈为统制，张捷先为参谋长，张达三、孙泽沛、吴庆熙、侯国治等分任标统。
赵尔丰密召驻打箭炉的边军傅华封开来成都，先头部队已抵达雅安州府。
尹昌衡见势，当机立断，先利用哥老会分化赵尔丰卫队，然后围攻总督衙门，将赵尔丰捕获，枭首示众。
傅华封见赵尔丰已死，自愿去职将军队交出。可谓树倒猢狲散。
成都局面稳定后，成渝两军政府酝酿合并，双方达成协议，推出尹昌衡为四川军政府都督，张培爵为副都督，罗纶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夏之时为重庆镇抚府总长。四川完成了统一。
1911年5月，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导致了全省范围的武装起义。
5月9日，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引起铁路股东和民众的反对。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奏请朝廷暂缓接收川汉铁路，遭到朝廷申斥：“铁路国有既经定为政策，决无反讦之理，”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已横下一条心，要蛮干下去，他们所谓的铁路国有，其实是要卖路，要把铁路置于外国的控制之下。这更加激怒了四川人民。
6月17日，成都成立了保路同志会，谘议局议员江三乘任总务部长，《蜀报》主笔邓孝可任文牍部长，谘议局议员程莹度任讲演部长自古之可忧者。”《宋史》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谘议局副议长罗纶任交涉部长。
保路同志会便发宣言书，出《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专载四川保路运动的消息和评论。保路同志分会在全川各地纷纷成立，数日省内签名已逾10万。各州县成立分会的，达64个。
7月2日，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欢送代表刘声元赴京请愿。
刘声元在台上，向台下众人鞠躬道：
“声元此去，守定本会宗旨，作奏庭七日之哭，冀朝廷有悔，以达破约保路之旨。约不破，声元有去而无生还。”
台上台下，无不痛哭失声。无数乡间老农，握其半收之伞，向台上连连作揖，且咽且言曰：
“我们感激你！我们感激你！”
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一再为四川商民代奏，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那腐败的清政府多次申斥王人文，并命手握重兵的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为署理四川总督，要他兼程去成都赴任，制止保路运动。
8月3日，赵尔丰赶到成都接任。王人文交卸离省。王去赵来，更增人民愤懑不平之情。成都几万人送王于北门外。
在双方形成剑拔弩张的尖锐对峙局面之中，川汉铁路公司股东特别大会，由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等人发起，在成都召开。8月3日，各地股东代表陆续到成都。保路同志会召开万人大会欢迎480余位各地代表，罗纶代表同志会致欢迎词。各地代表推出南充代表张澜致答词。张澜年近40，中过秀才，去日本留过学，回国后先后担任过顺庆府中学堂和成都东文学堂学监。张在答词中称：
“吾辈为爱国而来，今爱吾国，必破约以保路。故能赞吾人破约保路则爱吾国者，虽仇亦亲之；不赞成吾破约保路则国之贼也，虽吾亲亦仇之。”
张之答词，显出侃侃明秀的精神，遂博得不断的热烈掌声。
代表们投票选举颜楷为川汉铁路股东特别会会长，张澜为副会长。颜楷是翰林出身，能随时拜会总督。
端方得知成都召开股东代表大会，发来恫吓的“佳电”。大会闻知“佳电”，顿时会场声如沸鼎，一片认请拿办声，认死声、哭声、喊声喧沸至极，众情愤极。
股东代表同清朝政府争论20多天，政府坚持：“国家政策既定，必宜坚持到底，稍一游移，必致不可收拾，各项号令皆将不信于民。在内在外，均宜恪守谕旨办法。”股东代表总结斗争经验，认识到：以前总一再请川督代奏朝廷，结果却毫无实效，不能再用这套办法，应依靠自己力量去做。很多人道：
“政府要硬抢铁路了，要打四川了，大家快要死了，还做什么生意！应该决议罢市！非争回铁路决不开市。”
8月24日，保路同志会宣布成都罢市、学生罢课。
罢市罢课一个星期，毫无结果。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又决议：“自本日起，即实行不纳正粮，不纳捐输，已解者不上兑，未解者不必解。”四川是中国西部最富庶的省份，每年上缴朝廷达二千数百万两，一旦抗纳粮捐，势必对清政府造成更大的威胁。
原来曾担任过湖广总督、直隶总督等显赫要职，后失宠免职的端方，行贿数十万，仅获川粤汉铁路督办，闲居武汉、早就垂涎四川总督这块肥缺，致电内阁，请代奏参劾赵尔丰，要求明降谕旨，特派重臣赴川查办。朝廷果然颁发谕旨，派端方赴川查办。又对赵尔丰传旨申斥，命其切实弹压：“致滋事端，定治该署督以应得之罪。”
端方曾任湖广总督，便带鄂军一个标由武昌启程赴川。他认为，鄂军军官是他所拔用之人，可以指挥如意。端方率军经宜昌、万县、重庆，11月18日来到资川。这支队伍中有不少是革命党人。11月26日，革命党人陈镇藩等20多人，到资川郊外秘密集会，决定杀端方起义。1000余人的新军队伍，不到3个小时，除标统之外，都剪去了辫子。次日，新军鸣号整队，把端方和他弟弟端锦押往上宫，在戏楼下，将他们两人杀死，整个队伍返往武昌。
赵尔丰也是狗急跳墙，他在9月5日接到谕旨后，明知“懔遵谕旨”会出大乱子，他顾不得这些，便拿在川汉铁路公司股东特别大会会场门口向股东代表散发《川人自保商榷书》一事开刀，抓住“自保”两字做文章，把“自保”说成就是独立，把罪名栽到保路同志会、铁路公司头上。赵尔丰在给清朝政府的电报中写道：
川人此次以路事鼓动人民，风靡全省，气焰嚣张，遂图独立。竟敢明目张胆，始则杭粮抗捐，继则刊散四川自保传单，俨然共和政府之势，晓谕不听，解散不从，逆谋日炽。
赵尔丰调集多兵护卫治城，调外邑巡防军数百人到督署保护，又分拨各军，将铁路总公司、铁路学堂围守，将交通督署各路口用兵扎住。托辞“北京来电有好消息立待磋商”，诱骗保路同志会、谘议局、铁路公司负责人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鼓芬、邓孝可、江三乘等到督署议事。这些人刚到督署，就被逮捕。每个被捕者有砍刀一柄随于后，手枪两支伺于旁。
消息传出，全城震动。传言罗纶盛气抵抗，立被枪杀，余人皆锤镣丢监。民众听了这些传言，更是义愤填膺，不约而同地各捧光绪皇帝灵牌，到督院衙门去请愿。1000余人拥入辕门，要求释放被捕之人。赵尔丰命人阻拦，无效，便下令开枪，当场死难的群众有30余人，年龄最长者73岁，最幼者15岁。受伤的群众更多。赴南院求情之市民、商民被枪击毙者众尸累累，横卧地上，犹紧抱光绪帝牌位在手不放。其幼尸仅13岁。
当天下起雨来，是夜雨更大，众百姓各人一手执稻草一束，一手捧着先皇神牌，沿街哀哭。大雨淋漓，人在水中，天翻地覆，鬼哭神嚎。
赵尔丰下令三日内不准收尸。次日大雨竟日，众尸被大雨冲后腹胀如鼓。城外附近居民闻此凶耗，人人首裹白布示哀，徒手冒雨赴城下。守城官兵问其来意，众人答曰：“如罗纶、蒲殿俊等人已死，则来吊唁，未死则来求情。”
赵尔丰又命官兵开枪，击毙十余人。城外妇女居民遭难投河者尤无数。
赵尔丰见众情仍愤噪，复勒令被枪毙之亲属，领恤银数十两。只有一家，因极贫无知，前去照领。余皆云宁饿死而不遵。
赵尔丰下令屠杀四川人民的惨案，是在新历9月7日，旧历7月15日，历史上称作“七·一五”惨案。时人以“赵屠户”称赵尔丰。
四川人民决定以暴还暴，同盟会四川组织是武装起义的领导者。
同盟会的秘密机关，设在成都地方偏僻的四圣祠法政专科学堂。这所学堂，是从日本返回的早稻田大学毕业生、同盟会会员龙鸣剑创办的。龙鸣剑又被推举为省谘议局议员。他联络川西南哥老会领袖秦载赓、张达三、张捷先、罗子舟、胡朗和等人参加了同盟会。
早在6月17日，龙鸣剑和来成都参加股东代表会议的同盟会会员朱之洪、曹笃、方潮珍、肖参、张颐、刘裕光以及新军中的党人密议，策划武装起义。朱之洪提出：“争路者日与政府言法律，辩是非，政府终不悔悟，不如激扬民气，导以革命。然成都自丁未事败，清吏防革命甚严，党人无兵力可恃，即发难亦无所济，惟有各道同时发动，而成都乘时响应，庶可济事。”众人赞成，遂决议联络各地会党，准备武装起义。
于是，他们便从省城分道四出：朱之洪返回重庆，曹笃返自流井，方潮珍返井研，张颐则去青神、仁寿、井研、荣县、自贡，刘裕光则去荣县、盛远、富顺，策划部署。
8月4日，龙鸣剑和秦载赓等商定，以秦的名义用鸡毛信通知各地，召集各路哥老会领袖到资中罗泉井举行“攒堂大会”。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王天杰、陈孔伯以及有同盟会身份的各路哥老会领袖秦载赓、罗子舟、胡朗和、张达三、胡重义、张泽沛、侯国治等到会，看哨放出一二十里以外。研究决定：秦载赓、侯宝斋主持川东、川南的起义工作；张达三、侯国治等负责川西北的起义工作。起义军一律称同志军，严肃军纪。
“七·一五”惨案刚发生，龙鸣剑、朱国琛、曹笃等同盟会会员，在城南裁成木板数百片，书写“赵尔丰先捕蒲、罗诸公，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然后将木板涂以桐油，投入河中。让木板顺着四通八达的河流漂去，下游的人见到木板，便知道成都发来的消息，同志军便纷纷揭竿而起。这写字的木板被称为“水电报”。
成都很快被四路同志军包围，第一路是东路同志军秦载赓、王天杰、龙鸣剑部；第二路是南路同志军侯宝斋、周鸿勋部；第三路是西路同志军张达三、张捷先、姚宝珊、张国藩、刘丽村、杨萤阶部；第四路是北路同志军侯国治部。
秦载赓是华阳人。从其祖父辈起，秦家便以侠义著名，四方豪杰多归之。秦载赓膂力绝伦，18岁便被举为华阳哥老会总团长，又经龙鸣剑介绍加入同盟会。9月8日他率数千同志军抵成都东门外，遭到清军抵抗，不能入城。两日后，附近各路同志军万余人前来相会。秦载赓亲率大队攻城，失利。向南退至田铺，同王天杰、龙鸣剑率领的荣县同志军会合，成立东路民军，秦载赓为统领，王云杰为副统领，龙鸣剑为参谋长。
王天杰和龙鸣剑都是荣县人，又都是同盟会在四川的骨干分子。龙鸣剑从成都返回荣县，和王天杰一起发动起义，并率领1000余人同志军准备出发攻成都。是时，老同盟会会员吴玉章从日本回到荣县，龙鸣剑、王天杰便把后方事宜委托给吴玉章主持，龙鸣剑击剑发誓：
“此行不捷，吾不复入此门矣！”
秦载赓部、王天杰、龙鸣剑部会合后，同清军发生激烈战斗，历时数日，大小战役20余次，战况不利，乃分路转进。
王天杰、龙鸣剑部准备攻取嘉定。途中得知，胡重义率同志军5000人正准备攻取嘉定，王天杰便率部回师荣县。龙鸣剑进军途中病重离军，11月27日不幸病死，年仅34岁。
荣县知县和土豪劣绅听到王天杰回师的消息，便都逃走了。王天杰、吴玉章等人商议，立即宣布独立，自理县政。因吴玉章不久将离开荣县，推举同盟会会员蒲询主持县政。于是荣县9月25日宣布独立。
秦载赓所部又与陈孔白、范燮、方潮珍、胡良辅等同志军会师，先后占领资阳、井研、富顺，并围攻自贡。
秦载赓闻井研虽经收复，一切新政多为官绅把持，便单骑驰往调查，被反动绅商派出的歹徒邓大兴从马后暗算牺牲。
南路同志军侯宝斋等部，于9月8日挺进成都南效，与清军激战于红牌楼。
侯宝斋名邦富，新津人，是哥老会著名首领。幼年在码头混饭，做过刀手，后入新津总爷衙门当差。他风尚侠义，凡告贷者，无亲疏多倾囊相助，江湖游士无不知其名。1904年，侯宝斋召四路哥老数千人集会，九府哥老皆派人参加，故秘密结合九成团体。
9月4日，侯宝斋聚集众人，首攻五津镇清军营房，放火烧毁营房。9日，他率部同双流、温江等地同志军会合，进攻成都南门，前锋直抵武侯祠，与清军激战。各属应召而来的同志军越集越多，声势大振。歼灭驻武侯祠之部分清军，后因物资供应不足，于26日南撤，回新津同周鸿勋所率的清军巡防营起义部队会合。
周鸿勋是四川郫县人，早年因事被通缉，逃往云南，回四川后入川边巡防营，驻防邛州，升至巡防营第八营书记。以哥老会结纳同营，同营士兵以周马首是瞻。8月29日，邛州城内外贴出标语：“为争路权，全川罢市，人心不齐，不如娼妓。”随之邛城罢市，周鸿勋乘机鼓动，群情激动，杀营管带，全营160余官兵，公推周鸿勋为营长，宣布起义。整队由邛州出发，开往新津，这是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正规军，增长了起义军的实力和声势。
侯、周部会合，共推侯宝斋为川南军统领，周鸿勋为副统领。附近各地起义部队纷纷前来会合，号称十万。
赵尔丰十分惊恐，命新军第17镇统制朱庆澜和四川提督田振帮，领新军和巡防营由成都向新津扑来，与同志军隔新津河对峙，开始了激烈的新津争夺战。
但是，新军中有不少军官是同盟会会员，如方声涛、姜登选、程潜、张次方、陈锦江等，新军士兵多数对保路运动持同情态度，因此，作战并不出力。姜登选率炮兵开炮数百发，皆暗取其信管，炮口射向他处。方声涛为东路指挥，兵抵秦皇寺不进，诡称：“敌众我寡。”两军处于相持状态。
但同志军不知内情。10月初，陈锦江率一个连新军，在温江三渡水渡河时，遭到预先埋伏的吴庆熙、孙泽沛部同志军突然袭击，陈锦江和100多新军士兵被枪杀。姜登选闻讯大怒，便用猛烈的炮火向同志军进攻，新军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强行渡河，占领新津县城。
侯宝斋、周鸿勋率部退出新津。19日，侯宝斋不幸被叛徒杀害。周鸿勋加入同盟会，率队向南转战。
同盟会会员方潮珍指挥同志军驻青神，写信与方声涛、姜登选联系，双方约定，方声涛兵至籍田铺，姜登选兵至新津，皆按兵不动。方潮珍、曹笃等得以从容布置，使同志军在川南继续向前发展，取数十州县为根据地。
西路同志军领导人张达三、张捷先两人，都是哥老会首领。张达三是郫县新场总舵把子，张捷先是灌县崇义辅总舵把子，他们在袍哥界的声誉，深入西陲，并达滇黔秦陇和长江中上游。二人互相标榜为房谋杜断，辅车相依。1910年，同盟会成都分会派人到郫县、灌县，找到他们，介绍他们加入同盟会，他们又号召各地哥老会尽力支持同盟会。
张达三参加“攒堂大会”之后，回到郫县，会集各路起义军，编为5路和1个学生军。张达三任各路总指挥，并第1路大统领，张捷先为第2路大统领，姚宝珊为第3路大统领，张国藩为第4路大统领，刘丽林为第5路大统领，杨萱阶为学生军统领。
西路同志军最初仅由有武器的哥老组成，群众要求加入，自带武装，自备伙食。于是，同志军骤然形成数十万众。这支大军，许多人奇装异服。有绾结成道装者，有束发为绺者，有披头散发者，有剪长辫为短发者。他们的武器，绝大多数是明火枪，有前膛枪者为利器，不少人持戈矛刀叉。
西路军先后向成都西郊出发，同清军发生战斗。由于赵尔丰将主要兵力调去同侯宝斋、周鸿勋部作战，无法再顾及其他方面，因此，西路同志军没有遇到强大的敌军，队伍迅速扩大。
同志军不但包围了成都，而且成都通往各地的所有通讯都被切断，几百里路的电线杆被砍倒弄走。
赵尔丰急调驻打箭炉、沪定、宁远一带的精兵1万人增援成都。赵尔丰原任川滇边务大臣，这些军队原属他统领，赵署川督后，由傅华封统领。这支部队如能回援成都，对同志军威胁极大，必将对四川政局产生重大影响。但这支部队返师成都，必须经过雅安、荣经等城镇。
雅安哥老会首领罗子舟集合雅安附近同志军，阻截傅华封军队返师。
罗子舟是雅安县上坝乡人，自幼不好读书，尚武术，尤精于少林拳法，与人角力，三五人不能敌。结纳江湖，从事袍哥活动。武功过人，好打不平，不畏权势，逐渐成为雅安义字旗袍哥领袖，闻名于嘉定、雅安两府。孙中山曾派同盟会会员、川南著名哥老会首领佘英回川准备武装起义，佘又派人与罗子舟联系，被清廷侦悉，下令通缉。罗避居峨嵋山金顶寺庙内，被清兵围困。罗带随身卫士两人，跳入数十丈悬崖，两卫士摔死，罗落谷底荆棘丛中，受轻伤而脱逃。因大难不死，被人称为“罗八千岁”。
罗子舟参加“攒堂大会”，返回雅安组织同志军，全军2万人口，罗任川南同志军水陆全军统领。9月17日攻破雅安城。
雅安西南90华里的荣经，西有天险大相岭，是军事要地，又是傅华封部援成都必经之道。荣经同志军首领李永忠遣人送信，向罗子舟求援。罗子舟把雅安事交人临时主持，自带同志军往援。罗军各持火枪，以草纸一叠，捆于胸腹，御枪弹。罗子舟缠头亦足，口衔朴刀，手提独子毛瑟枪，率队奔向荣县，并派所部赶往大相岭各要隘设防，狙击清军返援。与傅华封部前锋相遇，清军数千人发动强攻，屡次冲锋，均不得逞。双方相持达40余日，清军不能越过大关一步。傅华封部苦于鞭长莫及，难以返师。
四川重要城市重庆，是四川同盟会活动的最重要基地，早在1906年，同盟会就在重庆设立了支部。1910年，重庆府中学堂监督杨庶堪（沧白）、学监张培爵，教员周国琛、向楚、熊兆飞、黄圣库，川东师范学堂监督杨霖、学监朱之洪等，均是同盟会会员，同盟会重庆支部即设重庆府中学堂，杨庶堪是支部总负责人。
11月5日夜，新军驻龙泉68标3营3队督队官夏之时，联络新军230余人，在龙泉驿附近的土地庙誓师起义，杀清军东路卫戌司令魏楚藩，推夏之时为革命军总指挥，连夜率兵东下。夏之时原是从日本东斌学校步兵科毕业，在日本加入同盟会。
夏之时率队渡沱江，绕道北路东下，沿途加入起义军的士兵近千人，声势大振。从潼南经水路，抵达重庆江北的黄梅树。
是时，重庆附近的长寿、涪陵、南川、江津、合江，在同盟会人策动下，先后宣布独立。
重庆同盟会派朱之洪前往黄梅树与夏之时联络，共同议定：夏军经浮图关进入重庆。夏军入城后，即宣布重庆起义。
朱之洪返回重庆，将同夏军接洽的情况向杨庶堪等报告。支部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采取和平方式发动重庆独立。
夏之时部于11月22日进抵重庆。重庆知府钮传善闻讯，急忙命令关闭9门，宣布戒严。朱之洪、张颐从城墙低处缘梯出城，来到夏之时部。巴县中学监督朱蕴章同体育学堂学生来到城门，喝退守兵，打开城门，夏军整队入城。
此时，同盟会在重庆城内的朝天观城议事会会址，组织各方数千人集会。会上，张培爵宣布重庆独立。
知府钮传善被挟持到会。他平时善言词，今慑于群众威势，畏缩气阻，瞠目结古，低头表示投降，跪在地下，剪去辫子，缴出伪印，亲书“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誓词，当众宣读。随即由党人挟之游街。
当晚，宣布成立蜀军政府，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设蜀军政府于原巡警署。杨庶堪、朱之洪担任军政府高等顾问。军政府各部院的部、院长，绝大多数是同盟会会员。
川北军政府也在广安成立。同盟会会员、大竹孝义会首领李绍伊于9月中旬率数千人起义，攻破大竹县城。同盟会会员曾省斋招集民军，得到李绍伊部支持，占领垫江县城，又于11月21日攻下广安州城，召开全民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曾省斋为大汉蜀北军政府都督，当地会党首领张雅南为副都督。蜀北军政府成立后，分兵三路出征，先后攻下十多座城镇。在川南，同盟会会员杨兆蓉、席乾生、邓西林等人策动南路防军士兵起义，逼迫泸州永宁道刘朝望反正。刘迫于形势，剪去辫子，宣布反正。于是成立川南军政府，以刘朝望为都督，举人温翰桢为副都督。重庆的蜀军政府见川南军政府没有革命党人参加，认为是假独立，便准备派兵进攻。刘朝望只得通知川南25州县派代表到泸州，改举同盟会会员但懋辛为副都督。不久，川南军政府撤销都督名号，由刚从成都出狱的黄方任总司令，王树槐任副司令。温翰桢改任枢密院院长，但他不常上班，杨兆容、邓西林为副院长，负实际责任。川南军政府也为同盟会人掌握，并听命于蜀军政府。
素以“赵屠户”著称的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已处在完全孤立的境地。成都自9月中旬以来，兵团相持两月余，交通阻塞、金融混滞，军无官饷可发，大清银行存款均已借空，各兑号不能放帐，所有各局所军营人员，均给半饷。驻省陆军千余人，月饷不济，大有怨言，军心异常惶乱。统制朱庆澜得耗，与各标统出以善言开导，几欲下泪，云准限3日发饷，然军心不为之所动。
11月14日，赵尔丰在难以支撑的局势下，释放被囚禁70余天的蒲殿俊、罗纶等7人。
蒲、罗等人被释后，便公开发表《哀告全川叔伯兄弟》一文，要求各路起义军“息事归农，力挽和平”，充当“赵屠户”之说客：
“若犹冒进不止，必至使祸毒日延日广，大局日坏日甚，川人身家之灾，愈久亦愈惨，则岂当初之宗旨哉！此不肖等所以哀告我伯叔兄弟，而愿急急回头者也。约既废，路既保，保路同志会之事已完，则斯会可以终止；危身家，害性命，非保路国志会之宗旨，则兵戈亟宜罢休者，此义甚明，我伯叔兄弟不可不熟思而审处之。若夫保路同志会其名，而家破亡身者其实，此道甚误，我伯叔兄弟不可不明辩而慎择之。”
许多成都市民为要求释放蒲、罗等人，而暴尸街头，但他们被释放后，却把人民起义称为“祸毒”，要求人民“回头”，让赵屠户继续压迫人民，这不免令人齿冷。然各道民军挟义反正，非蒲、罗等所能动。
赵尔丰见大势已去，而蒲殿俊等已变成他的走狗，便将政权暂交给他们，让他们当作挡箭牌，以便把自己的实力保存下来，伺机再起。他同蒲殿俊等达成协议：四川独立自治，设军政府，举都督为机关，赵尔丰等部署军旅就绪后，出关任边务。
11月27日，大汉四川独立军政府在成都成立，蒲殿俊任都督，新军统制朱庆澜任副都督。但军权仍由朱庆澜掌握。
赵尔丰暗中挑唆成都纪律废弛的巡防军营官兵，向军政府索饷闹事。12月8日，蒲殿俊、朱庆澜在东较场阅兵。新军在前，巡防军在后。蒲、朱出立阅兵台，训话甫数语，后队枪声忽作。蒲、朱等台上之人，即首先下台四窜。后队见正副都督逃窜，更枪声四起。前队新军即张惶四顾，那带队军官亦随台上之人逃之不见，全场秩序大乱。
于是，巡防军变兵开始大肆抢掠，先抢大清银行、浚川源银行，随后延及各银行票号，傍晚抢藩库、商业场、东大街各商铺，当夜抢劫各街铺和私宅，火光四起冲天。公私财产损失不下1000万元。
担任军政府陆军部长的尹昌衡便挺身而出维持成都治安。
尹昌衡是四川天彭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同盟会会员，回国后曾在广西新军任职，后进川任陆军小学堂监督，在四川新军中威望较高。
尹昌衡先率领陆军小学堂学生占领成都北门一带，又赴凤凰山，号召留营新军数营经北门进城平乱，又召成都附近的同志军吴庆熙、孙泽沛、侯国治等部入城。变兵饱掠财物后，满载离成都而去，城内秩序渐见安定。
大汉四川独立军政府在兵变中解体。新军将领彭光烈等、同盟会会员张澜等，以及士绅徐炯等人，在北较场开会，改推尹昌衡为四川军政府都督，罗纶为副都督，重建军政府。尹昌衡将各路同志军改编为川军第2镇，彭光烈为统制，张捷先为参谋长，张达三、孙泽沛、吴庆熙、侯国治等分任标统。
赵尔丰密召驻打箭炉的边军傅华封开来成都，先头部队已抵达雅安州府。
尹昌衡见势，当机立断，先利用哥老会分化赵尔丰卫队，然后围攻总督衙门，将赵尔丰捕获，枭首示众。
傅华封见赵尔丰已死，自愿去职将军队交出。可谓树倒猢狲散。
成都局面稳定后，成渝两军政府酝酿合并，双方达成协议，推出尹昌衡为四川军政府都督，张培爵为副都督，罗纶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夏之时为重庆镇抚府总长。四川完成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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