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紧紧抓住攻克汉阳的有利时机，命令北洋军在龟山架起大炮，隔江炮轰武昌，以便给湖北军政府更大的压力。黎元洪极为惶恐。他的心腹李国镛给他出了个主意：汉阳既失，武昌危急，须别择地点，移驻节铖，以保根本。
黎元洪暗中派人到葛店准备住所，又派兵船停泊在葛店木鹅港附近备用。再暗嘱卫队，将枪支子弹准备齐全，以便保护他出走。同时把家眷送到上海避难。
袁世凯和汪精卫派朱芾皇携有汪精卫函自北京来到武昌找黎元洪。黎元洪很高兴，待以宾礼。汪精卫在信函中说，袁世凯将率北军反正，即请南中举袁为临时大总统，以免兵临祸结。
第4镇第8协协统王遇甲奉袁命给黎元洪打去电话：“你是宋卿吗？我与你都是湖北人，我们都是协统，朝廷对你我都不薄，你为何做此不义之事，将湖北闹得天翻地覆？现在汉口、汉阳都在我们手中互转化：“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无穷，皆是一生两尔。”，此地虽与武昌有一江之隔，但长江是不能阻挡我们前进的。你现在赶快出示安民，要地方马上恢复秩序，各安生业，听候我们来处理。你如果马上做了，我们的情感，还是一样照旧。至于在朝廷方面，我们对你也说好话。你如果犹豫不决，我们大军一到，那就叫我们真的不好办了。”
黎元洪听了这诱降的电话，便迫不及待地回答说：“我是一个老实人，你是知道的。这哪是我搞的事，都是他们利用我的名义瞎搞一通。所出的告示，都是他们拟定，我不仅事先不知道，写出以后我也未曾过目。我是一个完全的傀儡。今天你把这一笔帐专门算在我的头上，那真是冤枉极了。你如过江来，我可以和你谈谈。”
黎元洪的电话被都督府军令部谍报处参谋、共进会会员晏勋甫截获，并切断。晏立即来到都督府，面斥黎元洪不该通敌。黎元洪面红耳赤，呆不作声。过了一会，才勉作笑容对晏勋甫道：“算了，算了，你不必说了，请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晏答应了，也没有向他人提起此事。
黎元洪通敌不成，便决定逃跑。他在打点行李时被范腾霄发现。问他：“都督，岂非决议死守武昌者乎？”黎在汉阳失守的那天，曾致电各独立省，要求派兵援鄂：“元洪当督率将士自我便谈不上外部客观世界。主张“存在先于本质”，即先有，誓以死守，以维大局。”
他把誓言抛到九霄云外，只嗫嚅着答道：“势已迫，四周墙壁之被敌弹洞穿多处矣。不如先去葛店以避其锋。”
黎元洪的卫兵抄起手枪对准范腾霄道：“汝辈主张不走，必欲置都督于死地而后已乎？”
范腾霄见势，也不与他们辩论，急忙到军务部把情况报告给副部长张振武等。张闻言大怒，携甘绩熙、范腾霄、丁复等来到都督府，而斥黎不应违议私逃古老哲学经典之一，吠陀经典的最后一部分，吠檀多派哲学，黎无词以对。张对甘绩熙及丁复道：“以都督交汝两人看守，如走脱，唯汝二人是问。”
武昌城内起炮火，造成人心慌慌，纷纷向城外逃跑。军政府有人传言，说朱芾皇来鄂所携汪精卫函是假的，和议无望，于是人心溃乱。军政府机关人员亦开始逃散。那编制部长汤化龙逃往上海，理财部长胡瑞霖则托名赴沪募公债，挟多金以走，正副外交部长胡瑛、王正廷则诡称到汉口办理外交而去。甘绩熙也感到确有危险，遂与张振武、刘公等人商量道：“炮太厉害，都督欲出城，我辈宜许之。万一都督有故，我辈之罪大矣。”
刘公、张振武同意甘绩熙意见，准备了一顶小轿，派亲随10余人和卫兵两队，令其护送黎元洪出宾阳门，逃至离城8里的洪山。但黎元洪出城后便逃到离城90里的葛店。
黎元洪出走之时，武昌百姓甚为惊慌，旋即拥挤出城，挤死妇孺甚多，惨不堪言。而兵士等见黎出走理”。从目的性和事物的因果性、运动、可能性和现实性等方，亦相率逃窜，大有瓦解之势。
代理战时总司令的蒋翊武和参谋长吴兆麟正在青山，两人巡视防线，遥见城内起火，立即骑马赶回，得知黎元洪已逃往葛店，忙派参谋甘绩熙、吴兆鲤、谢洪涛3人，携带蒋翊武手书，骑马速往葛店，请黎元洪转回洪山，以资镇慑而维军心。他们3人来到葛店，天已逐渐黑下来，黎元洪已然歇息。甘等向黎说明武昌城内军民慌乱情形，拿出蒋翊武手书，坚请黎回洪山，黎元洪不听，于是甘绩熙3人商议，决定甘、谢在葛店监视，吴兆鲤回洪山报告。
袁世凯并不想立即占领武昌，因为清朝尚未垮台，他还需要“养敌”自重，以为政治发达之具，由他统一全国。于是他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商定停战条款，朱尔典电致英国驻汉口代理领事葛福，要他派人持停战条款渡江来武昌洪山总司令部，与孙武、蒋翊武、吴兆麟等接洽，表示英国领事联合各国领事，提议停战3天，只要双方在停战条款上盖印，即可停战。
葛福即派英人、万国商会会长盘恩，由湖北军政府顾问孙发绪陪同去武昌找吴兆麟。盘恩对吴道：“民军自起义以来，极为文明，秋毫无犯，我辈英国人颇表同情。现在我们英国领事见武昌城天天受炮击人的理性后于事物，物质是“个别”的原则，理性是“一，城内百姓甚念凄惨，故此联合各国领事，与清军商议，暂且停战3日。现在清军已表同情。我特来武昌见黎都督，请都督认可，将我带来公文盖印，然后送至清军盖印，即可停战。”
吴兆麟因都督印已被黎带走，便问可否盖用总司令官印信。盘恩回道：“我在汉口已说定用都督之印，仍以都督印为是。”
吴兆麟便嘱办饭款待盘恩，请总司令蒋翊武奉陪。自己暗与孙发绪商议，都督印在葛店，一时亦来不及，不如照样刻一个印盖了完事。孙发绪深以为然。于是吴兆麟即电话军务部孙武：“请速令刻字工人照样刻之，愈速愈妙，一俟盘恩饭毕，即来军务部盖印。”
孙武闻停战3日，欣慰之至，当派高楚欢督令城内刻字工人，照都督印样速刻。约一时许，电告已刻完好。那盘恩饭毕。吴兆麟即备肩舆数乘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第七部，遂谓盘恩曰：“都督印在城内军务部，请乘轿往军务部盖印可也。”于是盘恩和吴兆麟、孙发绪同到军务部盖印后，当晚渡江回汉口。
吴兆鲤由葛店赶来，向蒋翊武、吴兆麟等报告黎元洪在葛店坚不肯回城之事。蒋、吴又派2人随吴兆鲤仍返回葛店，携带蒋、吴2人手书，并手抄停战条件送呈黎元洪，要他们转告黎元洪：“停战后，武昌即转危为安，一切交涉，非都督接洽办理不可。”
黎元洪闻已停战，喜出望外，答应回刘家祠。他在吴兆麟派出的马队迎护下，转回洪山附近的刘氏祠堂。次日又迁入武昌城内，将县华林高等小学旧址改为都督府。
湖北军政府并没有去认真分析全国和武汉的有利形势，各省的起义和独立，都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汉阳虽然失守，但海军仍在民军手中即主体”，亦即绝对精神。，可以回击清军。他们也没有看清袁世凯的窃国阴谋，以及“和谈”圈套。汉阳一失，便陷入惊慌失措之中，对袁世凯表示妥协。
在黎元洪的导引下，湖北军政府已不惜背弃革命党“创立民国”的原则，准备接受现行君主立宪的体制，向袁世凯完全屈服。但是，上海的革命党人认为黎元洪之忠诚可疑，因此坚决反对他与清朝代表协商的任何协议。接着南京光复，革命军士气高昂，全国民心振奋，各省援鄂军队陆续到达，这使黎元洪向革命方面倾斜。湖北革命党人，甚至连黎的最忠诚的学生、参谋长吴兆麟，对他擅自逃离武昌的行为也予严厉批评，总监察刘公、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甚至主张对黎通电劾之，因吴兆麟、蔡济民等劝阻，方才作罢。
黎元洪羞涩尴尬，不敢再公开附和君主立宪的调子。稍后，他才以向世界各报馆发表呼吁的方式声明：广州、南京、上海向武昌增援，革命党联合起来，坚决反对保留皇朝，他赞成共和，收回他在汉阳失守后明确表示过的接受君主立宪的主张。
但是，黎元洪对革命党人的态度，因为袁世凯和帝国主义对他的推重和扶掖，在议和的过程中变得生硬起来。英国人送停战条款给军政府时，一定要“面谒黎都督”自发的辩证法者。但古代的辩证法带有自发的朴素的性质。只，吴兆麟问可否加盖代理总司令的印章，回答乃是“定用都督之印”。黎元洪知道此事后，便有恃无恐，表现出一种急转直下的骄傲态度，对革命党人更是看不起。当甘绩熙等问他何以逃离武昌，请他不要轻听人言，随便他往。黎元洪居然怒斥甘绩熙：
“你青年人屡次说激烈话，实属不成事体。大家举我为都督，就要服从，勿得任意说不道德之言。”
黎元洪一步步地脱离革命，倒向袁世凯那边。
清朝隆裕太后懿旨：“现在南北停战，应派员讨论大局，着袁世凯为全权大臣，由该大臣委托代表人驰赴南方，切实讨论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定大局，钦此。”
袁世凯奉旨后，委任唐绍仪为全权大臣总代表，严修、杨士琦为代表，汪精卫、魏宸组、杨度为参赞，并以在京每省1人为各省代表，其中有：直隶刘若曾、山东周自齐、山西渠本翘、陕西于邦华、江苏许鼎霖、浙江章宗祥、安徽孙多森、江西朱益藩、湖北张国淦、湖南郑沅、四川傅增湘、福建严复、广东冯耿光等。袁世凯约代表们谈话，道：
“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本人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他。”
袁世凯反复推论至数十分钟，语极沉痛。有些代表以为袁要坚持君主立宪制度，喜形于色，殊为瞢瞢。
唐绍仪等便乘车南下，准备在汉口同南方代表开议。
南方11省军政府的代表组成代表团，公举伍廷芳为南方议和总代表。伍廷芳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人，生于新加坡。留学于英国，后回香港担任律师，为香港法官兼立法局议员。1896年被清廷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1902年回国，先后任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职。1907年再赴驻美国、墨西哥、秘鲁和古巴公使。武昌起义后，宣布赞成共和，并与陈其美、张謇等在上海发起组织“共和统一会。”
由于汉口陷入北洋军之手，伍廷芳致电黎元洪，告诉他们不能到汉口谈判，请转告唐绍仪等来上海开议。唐绍仪等从汉口赴上海，黎元洪派王正廷和他们同行。
袁世凯的议和，不过是他准备攫取全国最高权力的一种手段。他在派代表南下议和的同时，便派重兵向北方已宣布独立的山西、陕西两省发动猛攻，力图把北方完全置在他的控制之下。
袁世凯命毅军统领、总兵赵倜率部攻占陕西门户潼关，革命军张钫、刘镇华部退华州。次日，北洋第3镇统制曹锟、协统卢永祥又率部攻占山西的门户娘子关。这自然激起革命党人极大的愤慨。
双方代表的第一次会议，伍廷芳便提出：“今日来开议以前，有一事先提出解决，双方定约于19日起，一律停战，而日来迭接山西、陕西、安徽、山东等处报告，知清军已入境攻战。似此违约，何能议和？故今所当先解者，须请贵代表电致袁内阁，饬令各处一律停战。得确实承诺回电后，始可开议。”
唐绍仪立刻推托说是革命军先行开仗。
伍廷芳道：“谁先开仗，虽费调查，惟有一办法：凡停战期间违约进占之地点，应饬清军先行退还，如娘子关、潼关等处，是最著者，此外地点，应悉退出，应符初意。”
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由双方总代表致电各方实行停战。
南北会谈，逐渐被袁世凯操纵。唐绍仪南下前，袁世凯就面嘱他到上海后，先晤张謇探其意旨。张謇早已被袁世凯拉拢。唐绍仪第一次晤张謇，先代袁世凯致殷拳之意，并询问整个局面，应如何措理，愿听张的指示。唐绍仪露出口风：
若推举袁世凯为总统，则清室退位，不成问题。
张謇回道：“所谓南北议和者，依照现在形势，乃是袁项城与同盟会要人之谈判；与苏、浙两省，并无多大关系。苏、浙之独立，乃被动而非主动，目的只在不遭战争。尤其是苏省各地军队复杂，号称都督者有8人之多，若不拥戴程德全，不知如何收拾。因此原因，对于项城根本无所要求。但我只能代表苏、浙两省人民贡献意见，而不能保证同盟会之必能听从。此事全仗你的手腕及能力如何。”
唐绍仪听后，道：“先生所说，开门见山。我当听从指示，尽力为之。”
唐绍仪在上海同北京的邮传部次长梁士诒密电联系，梁士诒实际上是袁世凯的秘书长。
唐绍仪收到北京来的密电，有时只让两三个北方的代表看看。北方的代表人数很多，但他们都成了局外人。唐绍仪看过电报，并不去同伍廷芳商量，而是去找赵凤昌和张謇。伍廷芳名义上是南方总代表，实际上作不出什么决定，真正代表南方意见、能当事决断的倒是张謇和赵凤昌。
赵凤昌与张謇交情笃厚。张謇曾推荐赵到沪举办洋务，接触江浙两省的时人很多。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以及南方其他几个都督，同赵凤昌都有交情。张謇是提倡实业救国的新人物。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陈其美等对张謇不仅慕名，而且很佩服很重视。他们为了熟悉情形，有不少事要请教于张，而张謇往往趋而谋于赵凤昌。因赵长年病足，不能下楼，大家就常常到上海南阳路私邸惜阴堂赵凤昌家里去会见或开会。在和议的过程中，程德全、汤寿潜、张謇、汪精卫、陈其美等，每星期总要有1、2天在赵家聚会。赵成了众望所归、洞悉全盘局势的南方策士。唐绍仪几乎天天同赵凤昌通话。
张謇、汤寿潜、程德全原来都是立宪派或比较开明的旧官僚，现在又看到要求实行民主共和的浪潮，已不可遏制，所以转到了独立省一边。如果清室能够退位，实行民主共和的政体，又有素来受到他们信任的袁世凯掌握最高权力，这正是他们求之已久的。这与袁世凯、唐绍仪自然相当合拍。
但是，南方革命党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持有相当激烈的态度，他们佥以为和议万不可恃，非接续准备进行战斗不可。这些党人激于义愤，认为流血独多，抛掷头颅，牺牲财产，无非为共和代价，以谋同胞无穷幸福，倘功亏一篑，决不甘心。那上海革命党人追悼革命先烈，莅会者不下万人，有女子军事团，捧诵诔词，声泪俱下。士女演说，无不痛憾袁内阁以汉杀汉，此次议和，务先杜绝君主，誓达共和目的，以慰诸先烈在天之灵。人心感动，势力为之一振。又有广东北伐队3000人抵沪，主张激烈，认为那袁世凯一面议和，一面进攻秦、晋；指民军为土匪，进兵皖北，为远交近攻之计，其居心险诈，决无诚心。各报纸宣传尤烈：吾宁亡国亡种，绝对不认君主政体，有背此主义者，吾党当以颈血溅之。
对于革命党人的反抗，袁世凯早已预料，他除了拉拢并利用汪精卫之外，又通过各种渠道与黄兴沟通。袁世凯派北京红十字会会长夏浚贻和陆军小学堂总办廖宇春来到上海，通过南京选锋队联队长朱葆诚的介绍，找到同黄兴关系比较密切的苏军总参谋长顾忠琛和元帅府秘书官俞仲还等人，经过深谈后，顾忠琛表示：“二君之希望和平，关系大体，深可钦佩，安得项城亦同此心理。总之，项城赞成共和则中国存，项城保持君主则中国亡。存亡中国之权，悉系于项城之手。项城而以保皇为重也，必出于战，项城而以保国为重也，须归于和。和战之机，实惟项城操之。现在反正者十余省，联军北伐者数十万，决无屈服君主问题之理，项城果能颠覆清廷，为民造福，则大总统一席，南军愿以相属。”
夏浚贻直截了当说道：“项城只可居于被动地位，其主动须由北军将士合力行之。所幸北军中人，近来赞成共和，颇不乏人。顾不能无所疑虑者，正恐南军所举总统为何如人。倘有畛域之分，将来即难免于冲突，是以观望不前，苟公推项城，吾知天与人归，北军定当乐于从事，特迟延非计，应速请廖君宇春北旋，密为运动，但得各方面之同意，则大事谐矣。”
顾忠琛等说：“吾党欲公举项城，正苦无阶，此事全仗廖君毅力行之，可造中国无穷之福也。”
廖宇春不放心，便提出：“吾辈私相计议，恐不足以取信于人，倘得黄元帅与程都督之同意，颁一纸证书，以为凭信，并订立草约，携之以归，则进言较易，而实行可期。”
两日后，顾忠琛与廖宇春等再次会面。顾忠琛道：“黄元帅与程都督均极赞成廖君之手续，可以保全中国，并可以消释两军已往之嫌，善莫大焉。元帅且云：前次各省推举某为临时总统，某所以坚辞不受者，正虚此席以待项城耳。”
顾忠琛即将黄兴给廖宇春的委任状交付。双方议定的条约是：确定共和政体，袁若能先推翻清廷，便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优待清室；南北满汉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同时组织临时会议，恢复各省秩序。
廖宇春、顾忠琛彼此在条约上签名画押，互换，欣然而别。
黄兴也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奸黠狡诈、敢作敢为的人。但由于没有足够的力量与袁世凯抗衡，对袁世凯的武力恫吓又存有相当大的恐惧，便以满足袁世凯的欲望，使袁对清室无所顾惜，从而实现清室退位及民主共和制度的理想目标。否则，他怕袁世凯像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那样，来搞垮革命。只要袁世凯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河山奉还汉族，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
由于黄兴有这些美好的愿望和设想，他在武汉督师时，就曾写信给袁世凯，表示只要袁世凯能使清室退位，那么非但湘鄂人民戴袁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局亦无不拱手听命。他的这种幼稚的想法，必然给革命带来悲剧。
这幕后的活动，已把南北议和的基调定了下来。第二次议和会议，唐绍仪道：“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
伍廷芳曰：“甚善。”
唐绍义接着说：“但此为同胞之事，今日若无清廷，即可实行，则我等欲为共和立宪，必须完全无缺之共和立宪，方为妥善。黄兴有电致袁内阁云：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此电由汪君转杨度代达袁氏，袁氏谓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是袁氏亦赞成，不过不能出口耳。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等汉人无不赞成。不过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
伍廷芳一再追问：袁氏宗旨如何？对于民主共和之宗旨如何？
唐绍仪先以“和平解决”四字回之，后在伍氏追问下，才亮出底牌：“昨夜见黄兴，当以告君。自武昌起事之后，我曾拟一折，请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服从多数之取决，清廷不允。现时我尚持此宗旨，盖此办法，对于袁氏非此法不行也。其军队必如此乃可解散。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窃以为和平解决之法，无逾于此也。”
唐绍仪与袁世凯利用空中信道，商定向清廷施加压力。唐在电致袁世凯，请代奏清廷的奏议中说：“民军代表伍廷芳坚称，人民志愿以改建共和政体为目的。”
隆裕太后果颁发懿旨：“予惟我国今日于君主立宪、共和立宪二者以何为宜？此为对内对外实际利害问题，固非一部分人民所得而私，亦非朝廷一方面所能专决，自应召集临时国会，付之公决。着内阁即以此意电令唐绍仪转告民军代表，预为宣示。一面由内阁迅速将选举法妥拟，协定施行，克期召集国会。并妥商伍廷芳，彼此先行罢兵。”
袁世凯的计谋，着着得手。
第二次议和会议之后，又开了第三、四、五次会议，商定了召集国民会议的具体办法，以及国民会议地点等具体问题。
不料，袁世凯突然电告唐绍仪：“会议各名称，未先与本大臣商明，遽行签定，本大臣以其中有必须声明及碍难实行各节。”
唐绍仪只得电请辞职。
袁世凯随即电告伍廷芳，称唐绍仪一再来电请辞代表之任，已请旨准其辞任，今后应商事件，由伍直接同我往返电商。
袁世凯这样做，是因为他得知孙中山从欧洲抵达香港，广东都督胡汉民前往迎接，孙中山偕胡汉民由港至沪。又有在南京的17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尽管孙中山打电报给袁世凯，他只是暂时担任组织政府之责，望袁早定大计。但素性多疑的袁世凯并不放心，生怕孙中山早先一步担任临时大总统，万一后来不愿拱手相让，他岂非落了个空？于是，袁世凯便用非常手段，推倒唐绍仪秉承他的意旨同南方所达成的协议，为自己下一步行动留下可进可退的余地，使形势继续朝着他所期望的方向发展。
黎元洪暗中派人到葛店准备住所，又派兵船停泊在葛店木鹅港附近备用。再暗嘱卫队，将枪支子弹准备齐全，以便保护他出走。同时把家眷送到上海避难。
袁世凯和汪精卫派朱芾皇携有汪精卫函自北京来到武昌找黎元洪。黎元洪很高兴，待以宾礼。汪精卫在信函中说，袁世凯将率北军反正，即请南中举袁为临时大总统，以免兵临祸结。
第4镇第8协协统王遇甲奉袁命给黎元洪打去电话：“你是宋卿吗？我与你都是湖北人，我们都是协统，朝廷对你我都不薄，你为何做此不义之事，将湖北闹得天翻地覆？现在汉口、汉阳都在我们手中互转化：“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无穷，皆是一生两尔。”，此地虽与武昌有一江之隔，但长江是不能阻挡我们前进的。你现在赶快出示安民，要地方马上恢复秩序，各安生业，听候我们来处理。你如果马上做了，我们的情感，还是一样照旧。至于在朝廷方面，我们对你也说好话。你如果犹豫不决，我们大军一到，那就叫我们真的不好办了。”
黎元洪听了这诱降的电话，便迫不及待地回答说：“我是一个老实人，你是知道的。这哪是我搞的事，都是他们利用我的名义瞎搞一通。所出的告示，都是他们拟定，我不仅事先不知道，写出以后我也未曾过目。我是一个完全的傀儡。今天你把这一笔帐专门算在我的头上，那真是冤枉极了。你如过江来，我可以和你谈谈。”
黎元洪的电话被都督府军令部谍报处参谋、共进会会员晏勋甫截获，并切断。晏立即来到都督府，面斥黎元洪不该通敌。黎元洪面红耳赤，呆不作声。过了一会，才勉作笑容对晏勋甫道：“算了，算了，你不必说了，请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晏答应了，也没有向他人提起此事。
黎元洪通敌不成，便决定逃跑。他在打点行李时被范腾霄发现。问他：“都督，岂非决议死守武昌者乎？”黎在汉阳失守的那天，曾致电各独立省，要求派兵援鄂：“元洪当督率将士自我便谈不上外部客观世界。主张“存在先于本质”，即先有，誓以死守，以维大局。”
他把誓言抛到九霄云外，只嗫嚅着答道：“势已迫，四周墙壁之被敌弹洞穿多处矣。不如先去葛店以避其锋。”
黎元洪的卫兵抄起手枪对准范腾霄道：“汝辈主张不走，必欲置都督于死地而后已乎？”
范腾霄见势，也不与他们辩论，急忙到军务部把情况报告给副部长张振武等。张闻言大怒，携甘绩熙、范腾霄、丁复等来到都督府，而斥黎不应违议私逃古老哲学经典之一，吠陀经典的最后一部分，吠檀多派哲学，黎无词以对。张对甘绩熙及丁复道：“以都督交汝两人看守，如走脱，唯汝二人是问。”
武昌城内起炮火，造成人心慌慌，纷纷向城外逃跑。军政府有人传言，说朱芾皇来鄂所携汪精卫函是假的，和议无望，于是人心溃乱。军政府机关人员亦开始逃散。那编制部长汤化龙逃往上海，理财部长胡瑞霖则托名赴沪募公债，挟多金以走，正副外交部长胡瑛、王正廷则诡称到汉口办理外交而去。甘绩熙也感到确有危险，遂与张振武、刘公等人商量道：“炮太厉害，都督欲出城，我辈宜许之。万一都督有故，我辈之罪大矣。”
刘公、张振武同意甘绩熙意见，准备了一顶小轿，派亲随10余人和卫兵两队，令其护送黎元洪出宾阳门，逃至离城8里的洪山。但黎元洪出城后便逃到离城90里的葛店。
黎元洪出走之时，武昌百姓甚为惊慌，旋即拥挤出城，挤死妇孺甚多，惨不堪言。而兵士等见黎出走理”。从目的性和事物的因果性、运动、可能性和现实性等方，亦相率逃窜，大有瓦解之势。
代理战时总司令的蒋翊武和参谋长吴兆麟正在青山，两人巡视防线，遥见城内起火，立即骑马赶回，得知黎元洪已逃往葛店，忙派参谋甘绩熙、吴兆鲤、谢洪涛3人，携带蒋翊武手书，骑马速往葛店，请黎元洪转回洪山，以资镇慑而维军心。他们3人来到葛店，天已逐渐黑下来，黎元洪已然歇息。甘等向黎说明武昌城内军民慌乱情形，拿出蒋翊武手书，坚请黎回洪山，黎元洪不听，于是甘绩熙3人商议，决定甘、谢在葛店监视，吴兆鲤回洪山报告。
袁世凯并不想立即占领武昌，因为清朝尚未垮台，他还需要“养敌”自重，以为政治发达之具，由他统一全国。于是他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商定停战条款，朱尔典电致英国驻汉口代理领事葛福，要他派人持停战条款渡江来武昌洪山总司令部，与孙武、蒋翊武、吴兆麟等接洽，表示英国领事联合各国领事，提议停战3天，只要双方在停战条款上盖印，即可停战。
葛福即派英人、万国商会会长盘恩，由湖北军政府顾问孙发绪陪同去武昌找吴兆麟。盘恩对吴道：“民军自起义以来，极为文明，秋毫无犯，我辈英国人颇表同情。现在我们英国领事见武昌城天天受炮击人的理性后于事物，物质是“个别”的原则，理性是“一，城内百姓甚念凄惨，故此联合各国领事，与清军商议，暂且停战3日。现在清军已表同情。我特来武昌见黎都督，请都督认可，将我带来公文盖印，然后送至清军盖印，即可停战。”
吴兆麟因都督印已被黎带走，便问可否盖用总司令官印信。盘恩回道：“我在汉口已说定用都督之印，仍以都督印为是。”
吴兆麟便嘱办饭款待盘恩，请总司令蒋翊武奉陪。自己暗与孙发绪商议，都督印在葛店，一时亦来不及，不如照样刻一个印盖了完事。孙发绪深以为然。于是吴兆麟即电话军务部孙武：“请速令刻字工人照样刻之，愈速愈妙，一俟盘恩饭毕，即来军务部盖印。”
孙武闻停战3日，欣慰之至，当派高楚欢督令城内刻字工人，照都督印样速刻。约一时许，电告已刻完好。那盘恩饭毕。吴兆麟即备肩舆数乘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第七部，遂谓盘恩曰：“都督印在城内军务部，请乘轿往军务部盖印可也。”于是盘恩和吴兆麟、孙发绪同到军务部盖印后，当晚渡江回汉口。
吴兆鲤由葛店赶来，向蒋翊武、吴兆麟等报告黎元洪在葛店坚不肯回城之事。蒋、吴又派2人随吴兆鲤仍返回葛店，携带蒋、吴2人手书，并手抄停战条件送呈黎元洪，要他们转告黎元洪：“停战后，武昌即转危为安，一切交涉，非都督接洽办理不可。”
黎元洪闻已停战，喜出望外，答应回刘家祠。他在吴兆麟派出的马队迎护下，转回洪山附近的刘氏祠堂。次日又迁入武昌城内，将县华林高等小学旧址改为都督府。
湖北军政府并没有去认真分析全国和武汉的有利形势，各省的起义和独立，都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汉阳虽然失守，但海军仍在民军手中即主体”，亦即绝对精神。，可以回击清军。他们也没有看清袁世凯的窃国阴谋，以及“和谈”圈套。汉阳一失，便陷入惊慌失措之中，对袁世凯表示妥协。
在黎元洪的导引下，湖北军政府已不惜背弃革命党“创立民国”的原则，准备接受现行君主立宪的体制，向袁世凯完全屈服。但是，上海的革命党人认为黎元洪之忠诚可疑，因此坚决反对他与清朝代表协商的任何协议。接着南京光复，革命军士气高昂，全国民心振奋，各省援鄂军队陆续到达，这使黎元洪向革命方面倾斜。湖北革命党人，甚至连黎的最忠诚的学生、参谋长吴兆麟，对他擅自逃离武昌的行为也予严厉批评，总监察刘公、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甚至主张对黎通电劾之，因吴兆麟、蔡济民等劝阻，方才作罢。
黎元洪羞涩尴尬，不敢再公开附和君主立宪的调子。稍后，他才以向世界各报馆发表呼吁的方式声明：广州、南京、上海向武昌增援，革命党联合起来，坚决反对保留皇朝，他赞成共和，收回他在汉阳失守后明确表示过的接受君主立宪的主张。
但是，黎元洪对革命党人的态度，因为袁世凯和帝国主义对他的推重和扶掖，在议和的过程中变得生硬起来。英国人送停战条款给军政府时，一定要“面谒黎都督”自发的辩证法者。但古代的辩证法带有自发的朴素的性质。只，吴兆麟问可否加盖代理总司令的印章，回答乃是“定用都督之印”。黎元洪知道此事后，便有恃无恐，表现出一种急转直下的骄傲态度，对革命党人更是看不起。当甘绩熙等问他何以逃离武昌，请他不要轻听人言，随便他往。黎元洪居然怒斥甘绩熙：
“你青年人屡次说激烈话，实属不成事体。大家举我为都督，就要服从，勿得任意说不道德之言。”
黎元洪一步步地脱离革命，倒向袁世凯那边。
清朝隆裕太后懿旨：“现在南北停战，应派员讨论大局，着袁世凯为全权大臣，由该大臣委托代表人驰赴南方，切实讨论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定大局，钦此。”
袁世凯奉旨后，委任唐绍仪为全权大臣总代表，严修、杨士琦为代表，汪精卫、魏宸组、杨度为参赞，并以在京每省1人为各省代表，其中有：直隶刘若曾、山东周自齐、山西渠本翘、陕西于邦华、江苏许鼎霖、浙江章宗祥、安徽孙多森、江西朱益藩、湖北张国淦、湖南郑沅、四川傅增湘、福建严复、广东冯耿光等。袁世凯约代表们谈话，道：
“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本人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他。”
袁世凯反复推论至数十分钟，语极沉痛。有些代表以为袁要坚持君主立宪制度，喜形于色，殊为瞢瞢。
唐绍仪等便乘车南下，准备在汉口同南方代表开议。
南方11省军政府的代表组成代表团，公举伍廷芳为南方议和总代表。伍廷芳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人，生于新加坡。留学于英国，后回香港担任律师，为香港法官兼立法局议员。1896年被清廷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1902年回国，先后任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职。1907年再赴驻美国、墨西哥、秘鲁和古巴公使。武昌起义后，宣布赞成共和，并与陈其美、张謇等在上海发起组织“共和统一会。”
由于汉口陷入北洋军之手，伍廷芳致电黎元洪，告诉他们不能到汉口谈判，请转告唐绍仪等来上海开议。唐绍仪等从汉口赴上海，黎元洪派王正廷和他们同行。
袁世凯的议和，不过是他准备攫取全国最高权力的一种手段。他在派代表南下议和的同时，便派重兵向北方已宣布独立的山西、陕西两省发动猛攻，力图把北方完全置在他的控制之下。
袁世凯命毅军统领、总兵赵倜率部攻占陕西门户潼关，革命军张钫、刘镇华部退华州。次日，北洋第3镇统制曹锟、协统卢永祥又率部攻占山西的门户娘子关。这自然激起革命党人极大的愤慨。
双方代表的第一次会议，伍廷芳便提出：“今日来开议以前，有一事先提出解决，双方定约于19日起，一律停战，而日来迭接山西、陕西、安徽、山东等处报告，知清军已入境攻战。似此违约，何能议和？故今所当先解者，须请贵代表电致袁内阁，饬令各处一律停战。得确实承诺回电后，始可开议。”
唐绍仪立刻推托说是革命军先行开仗。
伍廷芳道：“谁先开仗，虽费调查，惟有一办法：凡停战期间违约进占之地点，应饬清军先行退还，如娘子关、潼关等处，是最著者，此外地点，应悉退出，应符初意。”
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由双方总代表致电各方实行停战。
南北会谈，逐渐被袁世凯操纵。唐绍仪南下前，袁世凯就面嘱他到上海后，先晤张謇探其意旨。张謇早已被袁世凯拉拢。唐绍仪第一次晤张謇，先代袁世凯致殷拳之意，并询问整个局面，应如何措理，愿听张的指示。唐绍仪露出口风：
若推举袁世凯为总统，则清室退位，不成问题。
张謇回道：“所谓南北议和者，依照现在形势，乃是袁项城与同盟会要人之谈判；与苏、浙两省，并无多大关系。苏、浙之独立，乃被动而非主动，目的只在不遭战争。尤其是苏省各地军队复杂，号称都督者有8人之多，若不拥戴程德全，不知如何收拾。因此原因，对于项城根本无所要求。但我只能代表苏、浙两省人民贡献意见，而不能保证同盟会之必能听从。此事全仗你的手腕及能力如何。”
唐绍仪听后，道：“先生所说，开门见山。我当听从指示，尽力为之。”
唐绍仪在上海同北京的邮传部次长梁士诒密电联系，梁士诒实际上是袁世凯的秘书长。
唐绍仪收到北京来的密电，有时只让两三个北方的代表看看。北方的代表人数很多，但他们都成了局外人。唐绍仪看过电报，并不去同伍廷芳商量，而是去找赵凤昌和张謇。伍廷芳名义上是南方总代表，实际上作不出什么决定，真正代表南方意见、能当事决断的倒是张謇和赵凤昌。
赵凤昌与张謇交情笃厚。张謇曾推荐赵到沪举办洋务，接触江浙两省的时人很多。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以及南方其他几个都督，同赵凤昌都有交情。张謇是提倡实业救国的新人物。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陈其美等对张謇不仅慕名，而且很佩服很重视。他们为了熟悉情形，有不少事要请教于张，而张謇往往趋而谋于赵凤昌。因赵长年病足，不能下楼，大家就常常到上海南阳路私邸惜阴堂赵凤昌家里去会见或开会。在和议的过程中，程德全、汤寿潜、张謇、汪精卫、陈其美等，每星期总要有1、2天在赵家聚会。赵成了众望所归、洞悉全盘局势的南方策士。唐绍仪几乎天天同赵凤昌通话。
张謇、汤寿潜、程德全原来都是立宪派或比较开明的旧官僚，现在又看到要求实行民主共和的浪潮，已不可遏制，所以转到了独立省一边。如果清室能够退位，实行民主共和的政体，又有素来受到他们信任的袁世凯掌握最高权力，这正是他们求之已久的。这与袁世凯、唐绍仪自然相当合拍。
但是，南方革命党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持有相当激烈的态度，他们佥以为和议万不可恃，非接续准备进行战斗不可。这些党人激于义愤，认为流血独多，抛掷头颅，牺牲财产，无非为共和代价，以谋同胞无穷幸福，倘功亏一篑，决不甘心。那上海革命党人追悼革命先烈，莅会者不下万人，有女子军事团，捧诵诔词，声泪俱下。士女演说，无不痛憾袁内阁以汉杀汉，此次议和，务先杜绝君主，誓达共和目的，以慰诸先烈在天之灵。人心感动，势力为之一振。又有广东北伐队3000人抵沪，主张激烈，认为那袁世凯一面议和，一面进攻秦、晋；指民军为土匪，进兵皖北，为远交近攻之计，其居心险诈，决无诚心。各报纸宣传尤烈：吾宁亡国亡种，绝对不认君主政体，有背此主义者，吾党当以颈血溅之。
对于革命党人的反抗，袁世凯早已预料，他除了拉拢并利用汪精卫之外，又通过各种渠道与黄兴沟通。袁世凯派北京红十字会会长夏浚贻和陆军小学堂总办廖宇春来到上海，通过南京选锋队联队长朱葆诚的介绍，找到同黄兴关系比较密切的苏军总参谋长顾忠琛和元帅府秘书官俞仲还等人，经过深谈后，顾忠琛表示：“二君之希望和平，关系大体，深可钦佩，安得项城亦同此心理。总之，项城赞成共和则中国存，项城保持君主则中国亡。存亡中国之权，悉系于项城之手。项城而以保皇为重也，必出于战，项城而以保国为重也，须归于和。和战之机，实惟项城操之。现在反正者十余省，联军北伐者数十万，决无屈服君主问题之理，项城果能颠覆清廷，为民造福，则大总统一席，南军愿以相属。”
夏浚贻直截了当说道：“项城只可居于被动地位，其主动须由北军将士合力行之。所幸北军中人，近来赞成共和，颇不乏人。顾不能无所疑虑者，正恐南军所举总统为何如人。倘有畛域之分，将来即难免于冲突，是以观望不前，苟公推项城，吾知天与人归，北军定当乐于从事，特迟延非计，应速请廖君宇春北旋，密为运动，但得各方面之同意，则大事谐矣。”
顾忠琛等说：“吾党欲公举项城，正苦无阶，此事全仗廖君毅力行之，可造中国无穷之福也。”
廖宇春不放心，便提出：“吾辈私相计议，恐不足以取信于人，倘得黄元帅与程都督之同意，颁一纸证书，以为凭信，并订立草约，携之以归，则进言较易，而实行可期。”
两日后，顾忠琛与廖宇春等再次会面。顾忠琛道：“黄元帅与程都督均极赞成廖君之手续，可以保全中国，并可以消释两军已往之嫌，善莫大焉。元帅且云：前次各省推举某为临时总统，某所以坚辞不受者，正虚此席以待项城耳。”
顾忠琛即将黄兴给廖宇春的委任状交付。双方议定的条约是：确定共和政体，袁若能先推翻清廷，便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优待清室；南北满汉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同时组织临时会议，恢复各省秩序。
廖宇春、顾忠琛彼此在条约上签名画押，互换，欣然而别。
黄兴也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奸黠狡诈、敢作敢为的人。但由于没有足够的力量与袁世凯抗衡，对袁世凯的武力恫吓又存有相当大的恐惧，便以满足袁世凯的欲望，使袁对清室无所顾惜，从而实现清室退位及民主共和制度的理想目标。否则，他怕袁世凯像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那样，来搞垮革命。只要袁世凯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河山奉还汉族，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
由于黄兴有这些美好的愿望和设想，他在武汉督师时，就曾写信给袁世凯，表示只要袁世凯能使清室退位，那么非但湘鄂人民戴袁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局亦无不拱手听命。他的这种幼稚的想法，必然给革命带来悲剧。
这幕后的活动，已把南北议和的基调定了下来。第二次议和会议，唐绍仪道：“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
伍廷芳曰：“甚善。”
唐绍义接着说：“但此为同胞之事，今日若无清廷，即可实行，则我等欲为共和立宪，必须完全无缺之共和立宪，方为妥善。黄兴有电致袁内阁云：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此电由汪君转杨度代达袁氏，袁氏谓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是袁氏亦赞成，不过不能出口耳。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等汉人无不赞成。不过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
伍廷芳一再追问：袁氏宗旨如何？对于民主共和之宗旨如何？
唐绍仪先以“和平解决”四字回之，后在伍氏追问下，才亮出底牌：“昨夜见黄兴，当以告君。自武昌起事之后，我曾拟一折，请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服从多数之取决，清廷不允。现时我尚持此宗旨，盖此办法，对于袁氏非此法不行也。其军队必如此乃可解散。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窃以为和平解决之法，无逾于此也。”
唐绍仪与袁世凯利用空中信道，商定向清廷施加压力。唐在电致袁世凯，请代奏清廷的奏议中说：“民军代表伍廷芳坚称，人民志愿以改建共和政体为目的。”
隆裕太后果颁发懿旨：“予惟我国今日于君主立宪、共和立宪二者以何为宜？此为对内对外实际利害问题，固非一部分人民所得而私，亦非朝廷一方面所能专决，自应召集临时国会，付之公决。着内阁即以此意电令唐绍仪转告民军代表，预为宣示。一面由内阁迅速将选举法妥拟，协定施行，克期召集国会。并妥商伍廷芳，彼此先行罢兵。”
袁世凯的计谋，着着得手。
第二次议和会议之后，又开了第三、四、五次会议，商定了召集国民会议的具体办法，以及国民会议地点等具体问题。
不料，袁世凯突然电告唐绍仪：“会议各名称，未先与本大臣商明，遽行签定，本大臣以其中有必须声明及碍难实行各节。”
唐绍仪只得电请辞职。
袁世凯随即电告伍廷芳，称唐绍仪一再来电请辞代表之任，已请旨准其辞任，今后应商事件，由伍直接同我往返电商。
袁世凯这样做，是因为他得知孙中山从欧洲抵达香港，广东都督胡汉民前往迎接，孙中山偕胡汉民由港至沪。又有在南京的17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尽管孙中山打电报给袁世凯，他只是暂时担任组织政府之责，望袁早定大计。但素性多疑的袁世凯并不放心，生怕孙中山早先一步担任临时大总统，万一后来不愿拱手相让，他岂非落了个空？于是，袁世凯便用非常手段，推倒唐绍仪秉承他的意旨同南方所达成的协议，为自己下一步行动留下可进可退的余地，使形势继续朝着他所期望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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