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军进入北平的那一天，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等人乘飞机来到石家庄机场，然后乘吉普车来到西柏坡，车子直接开到毛泽东住所的院子大门口，毛泽东热情地迎了上去，握着客人们的手高兴地说：“欢迎！欢迎！”
周恩来请米高扬等脱下大衣，并让警卫员把大衣上的尘土打扫干净。客人们在院子内洗了脸，然后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坐下喝茶休息。
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都来了，周恩来向米高扬等一一作了介绍，接着就亲切地交谈起来，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担任翻译，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任生活翻译。米高扬说：
“斯大林同志讲，毛泽东同志和其他的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艰难的岁月里，在残酷的战争中，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研究。，在短短的两三年内，打了这么多的大胜仗，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真是为你们的胜利高兴，向你们祝贺，向你们致敬！”
毛泽东说：“谢谢斯大林同志的关心！谢谢斯大林同志派你们来和我们一起研究我们的意见。我们很想同苏联同志谈谈，以便使你们能很好地了解我们的情况，我们也听听你们宝贵的意见，这样一定会有好处的。”
米高扬说：“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意见，希望大家谅解。”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同米高扬等共会谈了3次。
在交谈中，毛泽东重点谈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的问题、将革命进行到底问题、当前战争形势问题、土地改革问题等。
米高扬等要启程回国，临别时毛泽东亲切地和米高扬等握手告别，希望以后在北平再见面，并请他们转告向斯大林同志和苏共中央领志同志的问候。
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机关食堂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中央候补委员19人，重要工作人员12人。
毛泽东特别高兴，他穿上新棉衣，迈着稳健的步伐，面带笑容地走进会场，代表们看他进来，热烈地鼓起掌来。五大书记在主席台上就坐之后，毛泽东便开始作重要报告。
在军事战略方面，毛泽东说，解决残余的100多万国民党军队，有天津、北京、绥远3种方式。所谓天津方式，就是用战斗去解决敌人；所谓北平方式，就是迫使敌人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所谓绥远方式，就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暂时不动它，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革命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人民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主力的主要部分，尔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但是，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仍然是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战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
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必须是一个工作队。200万野战军必须准备参加解放城市和在广大农村建立和掌握政权的工作，来解决新解放区干部不足问题。在乡村中，要肃清残余的反动势力，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土地改革；在城市中，要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所有这些，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彻底打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国家机器，取得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为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创造前提。
毛泽东说明了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
毛泽东说，要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为了适应这种需要，要求我们的同志们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学习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为了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腐蚀，防止骄傲自满，防止个人崇拜，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6条规定：（1）不做寿；（2）不送礼；（3）少敬酒；（4）少拍掌；（5）不以个人名字作地名；（6）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
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找部队领导人谈了关于解放军渡江问题。会议结束后，五大书记同代表们握手告别。
毛泽东握着彭德怀的手说：“彭老总很辛苦，第一野战军是能吃苦的，苦中有乐嘛。希望你不断传来胜利的消息，早一点从新疆凯旋归来。”
彭德怀表示：“我们一定再接再厉，夺取更大的胜利！”
在送别邓小平、陈毅时，毛泽东说：“打败蒋介石，不需要再费多大力气了，不要花更多的时间了。现在部队要修整一下，然后准备渡江。要研究分几路大军，如何前进的问题。”
邓小平说：“在淮海前线，各个战场有力的配合下，把一块硬骨头啃下来了。大军渡江还需要各路野战军的有力配合。”
3月23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分别乘坐吉普车，少数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警卫团的手枪连等乘坐卡车，离开西柏坡，经唐县的淑闾村、保定到涿县，然后改乘火车去北平。
临行时，五大书记兴奋地谈笑着。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赶考！”
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道：“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3月25日，他们在涿县换乘火车，叶剑英由北平赶来迎接他们。毛泽东在火车上深有感慨地说：
“我以前也到过北平，到现在整整30年了。那时，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遇到了一个大好人，那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后来才算成了马列主义者。可惜呀，李大钊同志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呀！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火车开进北平清华园站，聂荣臻、彭真、李克农等在那里迎接。他们便改乘汽车前往颐和园休息。周恩来没有休息即去西苑机场，准备下午举行入城式的工作。
下午接近5时，毛泽东等乘坐小卧车来到西苑机场休息室，稍微休息一下，叶剑英、聂荣臻陪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分别乘敞篷吉普车开始检阅部队，受检阅的大约有一个炮兵师、一个装甲坦克师、一个步兵师，共3万人。毛泽东频频向指战员招手，并向他们问好。
检阅部队后，毛泽东等又来到北平市1万多名群众代表跟前，亲切地接见他们。然后乘坐吉普车向100多名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所站之处驶去。
毛泽东等都下了车，同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领导人亲切握手，热烈问候。在这些人中，大部分是毛泽东以前见过面的，如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郭沫若等。毛泽东这次见到他们，真是老友重逢，倍感亲切。有些不熟悉的人士，周恩来、叶剑英、彭真就一一向毛泽东介绍。毛泽东握着他们的手，称他们老先生、老朋友。他们称赞毛泽东是伟大人物。毛泽东等同他们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亲切交谈。
周恩来看了看手表，对大家说：“朋友们，先生们，谢谢大家到这里来欢迎毛主席、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天快黑了，请诸位先生早些回去休息吧，以后有机会再谈，以后见面的机会多得很。”
告别之后，毛泽东等和中央机关移住香山，对外称“劳动大学”。后来毛泽东等搬进了中南海。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搬到了北平，有利于和平谈判的活动。4月2日晚，毛泽东接见了李宗仁、白崇禧的秘密谈判代表刘仲容。李济深等以第三者资格派出神秘人物朱蕴山、李民欣、刘子衡3人由北平飞往南京。中共方面的代表和国民党和谈代表团成员进行了个别交谈。周恩来同张治中谈，叶剑英同黄绍竑谈，林伯渠同章士钊谈，李维汉同邵力子谈，聂荣臻同李蒸谈，林彪同刘斐谈。
毛泽东通过刘仲容、黄启汉以及朱蕴山、李民欣、刘子衡等转告李宗仁、白崇禧，如果他们接受真正的和平条件，那么：
（1）关于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当他的代总统。
（2）如果谈判成功，欢迎李宗仁、白崇禧到北平来，也欢迎何应钦来。将来组织联合政府，毛泽东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都愿支持李宗仁担任联合政府副主席。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不出击，我们也不动他，等到将来再具体商量。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出击，不阻碍中共渡江，由李先生作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
（3）关于国家统一问题，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果李宗仁出席，那么我们对等，毛泽东也出席；如果李不愿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也可以，中共方面则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谈判地点在北平。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以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至那时，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了。
毛泽东又谈到了白崇禧，说：“只要白崇禧先生放弃企图在美国支持下与中共划江而治、维持江南半壁河山的幻想，不要再打维持不住整个江南‘大局面’、就维持广西‘小局面’的算盘，我们在军事方面可考虑给予白先生以较大的让步。但是，解放军不过江不行。如果白同意谈判，那就在武汉不要动，我们可以绕开走，还可以考虑将河南信阳到湖北武汉一线地区及安庆一带已被我军包围的蒋军予以解围。如果白崇禧要撤退，我们可以不追击。他可以退到长沙甚至退到衡、宝一线再看。如果他要退到广西，也行，我们可以3年不进攻广西。你白先生喜欢带兵，将来国防部成立了，给你带五六十万人，做个大统帅好不好？白先生要解放军不过江，这办不到，也阻挡不住。”
李济深也转告李宗仁，要其当机立断，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决裂，向人民靠拢。
周恩来要黄启汉转告李宗仁、白崇禧：不应再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不应再对蒋介石留恋或恐惧，应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坚决向人民靠拢，只有这样才是他们唯一的光明出路。为李宗仁先生安全考虑，可先调桂系一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到来支援了。
李宗仁仍幻想“划江而治”，白崇禧手下有几十万华中部队的实力，对防守武汉及西南半壁江山尚坚具信心，当他得知解放军一定要渡江时，当即表示：“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下去不可，还要谈什么？”白崇禧的态度直接制约和影响着李宗仁。4月7日，李宗仁和他的智囊团研究后，给毛泽东发去“卯阳”电：
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心谋和，悱恻之忱，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谅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现已遵邀莅平，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8条为基础。宗仁懔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已饥已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愿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之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再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悃，诸希亮察。
李宗仁的“卯阳”电，话中有软有硬，软硬兼施，其实质乃是拒绝中共方面的某些和谈条件。毛泽东立即给李宗仁复电：
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本年1月14日声明。
贵方既然同意8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8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的而奋斗。
经过几天的紧张讨论，双方代表团多次交换意见，至4月13日举行第一次会谈。周恩来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作了详细说明。对于这个8条24款的草案，南京代表团提出了40余处修改意见，中共代表团对南京代表团提出的凡是有利于推进和平事业的意见，都尽量采纳了。中共并对草案作了20多处重要修改，作出了重大让步。但南京方面仍坚持“就地停战”和“划江而治”两点，中共方面认为不能再作让步。
15日，第二次正式谈判中，周恩来将《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交给了南京政府代表团，规定4月20日为最后签字的日期，要求南京代表团是否愿意在协定上签字，须于20日前作出表示。
南京代表团张治中等一致认为，尽管中共的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力接受失败，则对国家、对人民、对国民党保全者实多，总比顽固到底、失败到底好。因此，他们表示只有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为是。
16日，国民党和谈代表黄绍竑和顾问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乘专机回南京，劝李宗仁、何应钦接受。李宗仁此时已完全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既不敢擅作主张接受协定，也不敢断然回绝。于是，他接受何应钦的建议，立即派人把《协定》，送到溪口给蒋介石过目。
蒋介石看到《协定》，击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他又对亲信们说：“可恶之极！我恨透了那批脓包！当年他们两万几千里行军，我们动员全国力量，竟不能把他们消灭干净，好，今天该让我们伤脑筋啦！”蒋介石要国民党机构举行会议，作出绝不接受《协定》的声明。
李宗仁更加进退维谷。黄绍竑对李十分恼火，认为和议到决定关头，李不去向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咨询，反而庸碌迟疑，甘愿听命溪口，作茧自缚，不智孰甚。
李宗仁召集桂系主要成员白崇禧、黄绍竑、黄旭初、李品仙、夏威、程思远、邱昌渭、韦永成等人，举行秘密会议，黄绍竑首先向众人介绍了北平和谈内情，解释了《国内和平协定》内容。并说：
“当前在军事上既不能保持均势，在政治上，也就不可能取得绝对平等地位，吾人迫于形势，决不能同蒋介石同呼吸、共命运。蒋还可以退守台湾，我们形格势禁，无路可走，唯有和局，才足以自保。”
白崇禧不以为然，他看了《协定》后，怒气冲冲地对黄绍竑说：“亏难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和谈代表团北上时，政府是有‘腹案’的，代表团没有坚持我们的基本立场，实有负付托之重，至于所谓两广在近期内不至于有大变动，那也不过时间迟早问题。这种和局，好像吃鸡一样，好的部分先吃，其后鸡头鸡脚也要吃光。”
黄绍竑还要解释，白崇禧不耐卒听，甩袖而去，会议不欢而散。李宗仁则始终沉默无言，面部没有表情。黄绍竑对白崇禧此举十分不满。白走后，黄从公事包里掏出一张古色古香的信笺，上面有他在飞机上写的一道词《好事近》，给李宗仁看：
翘首睇长天，人定淡烟笼碧，
待晚一弦新月，欲问几时圆得？
昨宵小睡梦江南，野火烧寒食，
幸有一番风送，报燕云消息。
北国正花开，已是江南花落。
剩有墙边红杏，客里漫愁寂寞。
此时遇着这冤家，误了寻春药，
但祝东君仔细，莫任多飘泊！
李宗仁看后苦笑道：“今日之下，我已经没有心情吟诗作赋了，你到底想说什么，愿闻其详。”
黄绍竑：“据我看来，蒋先生的的确确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我们广西人士应另辟求生之道，再也不该替蒋先生效犬马之劳，否则糟不可言！广西如果在这个时候再失去机会，那昔日一番辛苦，今后全付流水，没法补偿！中共的条件虽然苛些，但不是不可接受，何况代总统已经答应以8项条件为基础了！”
李宗仁面色如土，沉吟良久，尔后说：“难呀！即便这个协定签了字，没有蒋介石的认可，还是一张废纸呀！”
此时，桂系内部已产生严重分歧，白崇禧的态度又毫无商洽余地，而白的态度对李至关重要，没有白的赞同，李宗仁即使签了和议，也不能保证贯彻。李宗仁已别无选择，他依从了白崇禧的主张，打消了接受《协定》的想法。
4月19日，李宗仁召集“和谈指导委员会”开会，作出决议：电请中共延长签字期限，使双方仍可就若干基本问题继续进行商谈。中共方面早就识破了南京政府所玩弄的花招。20日晚，南京首席代表张治中以长途电话通知李宗仁：“中共中央拒绝延期签字的要求，决定今夜发出进军江南的命令。”当日深夜，李宗仁、白崇禧复电张治中并各代表，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至此，和谈完全破裂。
周恩来请米高扬等脱下大衣，并让警卫员把大衣上的尘土打扫干净。客人们在院子内洗了脸，然后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坐下喝茶休息。
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都来了，周恩来向米高扬等一一作了介绍，接着就亲切地交谈起来，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担任翻译，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任生活翻译。米高扬说：
“斯大林同志讲，毛泽东同志和其他的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艰难的岁月里，在残酷的战争中，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研究。，在短短的两三年内，打了这么多的大胜仗，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真是为你们的胜利高兴，向你们祝贺，向你们致敬！”
毛泽东说：“谢谢斯大林同志的关心！谢谢斯大林同志派你们来和我们一起研究我们的意见。我们很想同苏联同志谈谈，以便使你们能很好地了解我们的情况，我们也听听你们宝贵的意见，这样一定会有好处的。”
米高扬说：“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意见，希望大家谅解。”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同米高扬等共会谈了3次。
在交谈中，毛泽东重点谈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的问题、将革命进行到底问题、当前战争形势问题、土地改革问题等。
米高扬等要启程回国，临别时毛泽东亲切地和米高扬等握手告别，希望以后在北平再见面，并请他们转告向斯大林同志和苏共中央领志同志的问候。
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机关食堂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中央候补委员19人，重要工作人员12人。
毛泽东特别高兴，他穿上新棉衣，迈着稳健的步伐，面带笑容地走进会场，代表们看他进来，热烈地鼓起掌来。五大书记在主席台上就坐之后，毛泽东便开始作重要报告。
在军事战略方面，毛泽东说，解决残余的100多万国民党军队，有天津、北京、绥远3种方式。所谓天津方式，就是用战斗去解决敌人；所谓北平方式，就是迫使敌人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所谓绥远方式，就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暂时不动它，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革命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人民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主力的主要部分，尔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但是，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仍然是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战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
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必须是一个工作队。200万野战军必须准备参加解放城市和在广大农村建立和掌握政权的工作，来解决新解放区干部不足问题。在乡村中，要肃清残余的反动势力，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土地改革；在城市中，要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所有这些，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彻底打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国家机器，取得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为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创造前提。
毛泽东说明了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
毛泽东说，要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为了适应这种需要，要求我们的同志们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学习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为了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腐蚀，防止骄傲自满，防止个人崇拜，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6条规定：（1）不做寿；（2）不送礼；（3）少敬酒；（4）少拍掌；（5）不以个人名字作地名；（6）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
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找部队领导人谈了关于解放军渡江问题。会议结束后，五大书记同代表们握手告别。
毛泽东握着彭德怀的手说：“彭老总很辛苦，第一野战军是能吃苦的，苦中有乐嘛。希望你不断传来胜利的消息，早一点从新疆凯旋归来。”
彭德怀表示：“我们一定再接再厉，夺取更大的胜利！”
在送别邓小平、陈毅时，毛泽东说：“打败蒋介石，不需要再费多大力气了，不要花更多的时间了。现在部队要修整一下，然后准备渡江。要研究分几路大军，如何前进的问题。”
邓小平说：“在淮海前线，各个战场有力的配合下，把一块硬骨头啃下来了。大军渡江还需要各路野战军的有力配合。”
3月23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分别乘坐吉普车，少数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警卫团的手枪连等乘坐卡车，离开西柏坡，经唐县的淑闾村、保定到涿县，然后改乘火车去北平。
临行时，五大书记兴奋地谈笑着。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赶考！”
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道：“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3月25日，他们在涿县换乘火车，叶剑英由北平赶来迎接他们。毛泽东在火车上深有感慨地说：
“我以前也到过北平，到现在整整30年了。那时，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遇到了一个大好人，那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后来才算成了马列主义者。可惜呀，李大钊同志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呀！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火车开进北平清华园站，聂荣臻、彭真、李克农等在那里迎接。他们便改乘汽车前往颐和园休息。周恩来没有休息即去西苑机场，准备下午举行入城式的工作。
下午接近5时，毛泽东等乘坐小卧车来到西苑机场休息室，稍微休息一下，叶剑英、聂荣臻陪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分别乘敞篷吉普车开始检阅部队，受检阅的大约有一个炮兵师、一个装甲坦克师、一个步兵师，共3万人。毛泽东频频向指战员招手，并向他们问好。
检阅部队后，毛泽东等又来到北平市1万多名群众代表跟前，亲切地接见他们。然后乘坐吉普车向100多名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所站之处驶去。
毛泽东等都下了车，同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领导人亲切握手，热烈问候。在这些人中，大部分是毛泽东以前见过面的，如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郭沫若等。毛泽东这次见到他们，真是老友重逢，倍感亲切。有些不熟悉的人士，周恩来、叶剑英、彭真就一一向毛泽东介绍。毛泽东握着他们的手，称他们老先生、老朋友。他们称赞毛泽东是伟大人物。毛泽东等同他们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亲切交谈。
周恩来看了看手表，对大家说：“朋友们，先生们，谢谢大家到这里来欢迎毛主席、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天快黑了，请诸位先生早些回去休息吧，以后有机会再谈，以后见面的机会多得很。”
告别之后，毛泽东等和中央机关移住香山，对外称“劳动大学”。后来毛泽东等搬进了中南海。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搬到了北平，有利于和平谈判的活动。4月2日晚，毛泽东接见了李宗仁、白崇禧的秘密谈判代表刘仲容。李济深等以第三者资格派出神秘人物朱蕴山、李民欣、刘子衡3人由北平飞往南京。中共方面的代表和国民党和谈代表团成员进行了个别交谈。周恩来同张治中谈，叶剑英同黄绍竑谈，林伯渠同章士钊谈，李维汉同邵力子谈，聂荣臻同李蒸谈，林彪同刘斐谈。
毛泽东通过刘仲容、黄启汉以及朱蕴山、李民欣、刘子衡等转告李宗仁、白崇禧，如果他们接受真正的和平条件，那么：
（1）关于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当他的代总统。
（2）如果谈判成功，欢迎李宗仁、白崇禧到北平来，也欢迎何应钦来。将来组织联合政府，毛泽东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都愿支持李宗仁担任联合政府副主席。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不出击，我们也不动他，等到将来再具体商量。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出击，不阻碍中共渡江，由李先生作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
（3）关于国家统一问题，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果李宗仁出席，那么我们对等，毛泽东也出席；如果李不愿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也可以，中共方面则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谈判地点在北平。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以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至那时，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了。
毛泽东又谈到了白崇禧，说：“只要白崇禧先生放弃企图在美国支持下与中共划江而治、维持江南半壁河山的幻想，不要再打维持不住整个江南‘大局面’、就维持广西‘小局面’的算盘，我们在军事方面可考虑给予白先生以较大的让步。但是，解放军不过江不行。如果白同意谈判，那就在武汉不要动，我们可以绕开走，还可以考虑将河南信阳到湖北武汉一线地区及安庆一带已被我军包围的蒋军予以解围。如果白崇禧要撤退，我们可以不追击。他可以退到长沙甚至退到衡、宝一线再看。如果他要退到广西，也行，我们可以3年不进攻广西。你白先生喜欢带兵，将来国防部成立了，给你带五六十万人，做个大统帅好不好？白先生要解放军不过江，这办不到，也阻挡不住。”
李济深也转告李宗仁，要其当机立断，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决裂，向人民靠拢。
周恩来要黄启汉转告李宗仁、白崇禧：不应再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不应再对蒋介石留恋或恐惧，应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坚决向人民靠拢，只有这样才是他们唯一的光明出路。为李宗仁先生安全考虑，可先调桂系一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到来支援了。
李宗仁仍幻想“划江而治”，白崇禧手下有几十万华中部队的实力，对防守武汉及西南半壁江山尚坚具信心，当他得知解放军一定要渡江时，当即表示：“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下去不可，还要谈什么？”白崇禧的态度直接制约和影响着李宗仁。4月7日，李宗仁和他的智囊团研究后，给毛泽东发去“卯阳”电：
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心谋和，悱恻之忱，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谅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现已遵邀莅平，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8条为基础。宗仁懔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已饥已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愿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之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再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悃，诸希亮察。
李宗仁的“卯阳”电，话中有软有硬，软硬兼施，其实质乃是拒绝中共方面的某些和谈条件。毛泽东立即给李宗仁复电：
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本年1月14日声明。
贵方既然同意8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8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的而奋斗。
经过几天的紧张讨论，双方代表团多次交换意见，至4月13日举行第一次会谈。周恩来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作了详细说明。对于这个8条24款的草案，南京代表团提出了40余处修改意见，中共代表团对南京代表团提出的凡是有利于推进和平事业的意见，都尽量采纳了。中共并对草案作了20多处重要修改，作出了重大让步。但南京方面仍坚持“就地停战”和“划江而治”两点，中共方面认为不能再作让步。
15日，第二次正式谈判中，周恩来将《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交给了南京政府代表团，规定4月20日为最后签字的日期，要求南京代表团是否愿意在协定上签字，须于20日前作出表示。
南京代表团张治中等一致认为，尽管中共的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力接受失败，则对国家、对人民、对国民党保全者实多，总比顽固到底、失败到底好。因此，他们表示只有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为是。
16日，国民党和谈代表黄绍竑和顾问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乘专机回南京，劝李宗仁、何应钦接受。李宗仁此时已完全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既不敢擅作主张接受协定，也不敢断然回绝。于是，他接受何应钦的建议，立即派人把《协定》，送到溪口给蒋介石过目。
蒋介石看到《协定》，击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他又对亲信们说：“可恶之极！我恨透了那批脓包！当年他们两万几千里行军，我们动员全国力量，竟不能把他们消灭干净，好，今天该让我们伤脑筋啦！”蒋介石要国民党机构举行会议，作出绝不接受《协定》的声明。
李宗仁更加进退维谷。黄绍竑对李十分恼火，认为和议到决定关头，李不去向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咨询，反而庸碌迟疑，甘愿听命溪口，作茧自缚，不智孰甚。
李宗仁召集桂系主要成员白崇禧、黄绍竑、黄旭初、李品仙、夏威、程思远、邱昌渭、韦永成等人，举行秘密会议，黄绍竑首先向众人介绍了北平和谈内情，解释了《国内和平协定》内容。并说：
“当前在军事上既不能保持均势，在政治上，也就不可能取得绝对平等地位，吾人迫于形势，决不能同蒋介石同呼吸、共命运。蒋还可以退守台湾，我们形格势禁，无路可走，唯有和局，才足以自保。”
白崇禧不以为然，他看了《协定》后，怒气冲冲地对黄绍竑说：“亏难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和谈代表团北上时，政府是有‘腹案’的，代表团没有坚持我们的基本立场，实有负付托之重，至于所谓两广在近期内不至于有大变动，那也不过时间迟早问题。这种和局，好像吃鸡一样，好的部分先吃，其后鸡头鸡脚也要吃光。”
黄绍竑还要解释，白崇禧不耐卒听，甩袖而去，会议不欢而散。李宗仁则始终沉默无言，面部没有表情。黄绍竑对白崇禧此举十分不满。白走后，黄从公事包里掏出一张古色古香的信笺，上面有他在飞机上写的一道词《好事近》，给李宗仁看：
翘首睇长天，人定淡烟笼碧，
待晚一弦新月，欲问几时圆得？
昨宵小睡梦江南，野火烧寒食，
幸有一番风送，报燕云消息。
北国正花开，已是江南花落。
剩有墙边红杏，客里漫愁寂寞。
此时遇着这冤家，误了寻春药，
但祝东君仔细，莫任多飘泊！
李宗仁看后苦笑道：“今日之下，我已经没有心情吟诗作赋了，你到底想说什么，愿闻其详。”
黄绍竑：“据我看来，蒋先生的的确确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我们广西人士应另辟求生之道，再也不该替蒋先生效犬马之劳，否则糟不可言！广西如果在这个时候再失去机会，那昔日一番辛苦，今后全付流水，没法补偿！中共的条件虽然苛些，但不是不可接受，何况代总统已经答应以8项条件为基础了！”
李宗仁面色如土，沉吟良久，尔后说：“难呀！即便这个协定签了字，没有蒋介石的认可，还是一张废纸呀！”
此时，桂系内部已产生严重分歧，白崇禧的态度又毫无商洽余地，而白的态度对李至关重要，没有白的赞同，李宗仁即使签了和议，也不能保证贯彻。李宗仁已别无选择，他依从了白崇禧的主张，打消了接受《协定》的想法。
4月19日，李宗仁召集“和谈指导委员会”开会，作出决议：电请中共延长签字期限，使双方仍可就若干基本问题继续进行商谈。中共方面早就识破了南京政府所玩弄的花招。20日晚，南京首席代表张治中以长途电话通知李宗仁：“中共中央拒绝延期签字的要求，决定今夜发出进军江南的命令。”当日深夜，李宗仁、白崇禧复电张治中并各代表，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至此，和谈完全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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