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九十年代始,我社的《中国六大史学名著丛书》陆续出版,这是一件有益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功及子孙后代的好事。现在,继《史记全本新注》出版之后,《汉书新注》又将与读者见面,使人鼓舞,令人兴奋。今年是《汉书》作者班固诞生一千九百六十周年[班固生于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暨逝世一千九百周年[班固于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死于狱中],我们出版这部《汉书新注》,也是对家乡这位伟大史学家的最好纪念。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我国是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泱泱古国。中国不仅以四大发明饮誉世界,其传统史学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也是独树一帜的,无论是希腊、意大利,还是巴比伦、埃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保存下来如此系统、如此完整的历史记录。人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诗歌发达的国度,应该说,中国同样也是一个史书丰富的国度。
我国的历史文献,包括经史子集,浩如烟海,即以传统的正史来说,一般人也难以卒读,很有必要选出一批代表作供人们研习。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其《史通》开篇中便以《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为史学“六家”。这个说法在当时不无道理,但到了今天,则显是得不够妥当了。《尚书》早已残缺不全,今存之二十八篇不及全书的三分之一。《春秋》经失之过简,人称其“《经》(指《春秋》)而无《传》(指《左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桓谭《新论》)。《国语》言多事少,且叙述各国间史实很不协调,清代学者崔东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左传》之文,每月井井,事多实录,而《国语》荒唐诬妄,自相矛盾者甚多”(《洙泗考信录·余录》)。
我认为,在众多的史学典籍中,真正最具代表性的主要史书仍为六部,其中包括刘知几提到的三部:即传为春秋时左丘明(一说为孔子)所编撰的《左传》(亦称《春秋左氏传》)、西汉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东汉班固著的《汉书》。另外三部则应为刘宋范晔著的《后汉书》、晋陈寿著的《三国志》,以及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
《左传》堪称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第一部编年史。《春秋》虽有三传,但《公羊传》、《榖梁传》,均不能出《左传》之右,当代学者杨伯峻先生认为:“《公羊传》、《榖梁传》不是空话,便是怪话,极少具体的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春秋左传注·前言》)。《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经传体通史,开二十四史之先河;《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历来被后代修史者奉为楷模;世称“史氏自迁(司马迁)、固(班固)作传,始以品汇相从”(《史通·品藻》),其开创之功不可没。范晔的《后汉书》博采众长,自成一家之言,近代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说:“蔚宗(范晔字)之为《后汉书》,体大思精,信称良史。”现在,与《后汉书》同时存世的记载东汉历史的八家史书(其中包括官修的《东观汉书》)均已亡佚,而只有范书流传下来,可见优胜劣汰。陈寿的《三国志》虽然亦属断代史,但陈寿采取了将三国史事分成三书(《魏书》、《吴书》、《蜀书》)的述史方法,适应了三国史的具体需要,在断代史中别具一格;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刘宋裴松之为《三国志》所作的注,多出正文三倍,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裴注亦为《三国志》添色增辉。《资治通鉴》是我国史书中述史时间跨度最长、体例最周详完备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影响很大,“世称绝作”(《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序》),记得六十年代南开大学郑天挺教授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选》,即以上述之六部史书入选,可谓独具只眼。
上述六大史学名著自面世以来,注疏者代有其人,传世书不胜枚举,此不赘述。建国以后,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点校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标点本《资治通鉴》,以及《春秋左传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春秋左传集解》等,版本精良,点校亦佳,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美中不足的是,注文多采旧注,如《史记》用刘宋裴骃(裴松之之子)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等三家注;《汉书》用唐颜师古注:《资治通鉴》用元胡三省音注等。古注系文言文,多数注者距今时代久远,加之用繁体字,不少读者感到不便接受,特别是历年来的有关研究成果,包括清代学者的考据成果及多年来的考古发现成果,无法吸收进去,因而较难出新,较难普及。
我社聘请全国各地科研机构及大专院校的著名学者,同心协力,编辑出版《中国六大史学名著丛书》,一是力求出新,努力将历年来,尤其是建国以来的有关研究成果汇集起来,供学术界研讨;二是力求普及,本丛书采用简体字横排,注释采用通俗的白话文,有的还准备全译,以供莘莘学子读书之需,以便让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人都能读懂读通。记得东汉学者王充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刘子政(即西汉经学家刘向)玩弄《左氏》(即《左传》),童仆妻子皆呻吟之”(《论衡·案书篇》)。封建社会的“童仆”尚能读懂《左传》,难道我们今天的广大群众反倒被关在史学大门之外吗?让六大史学名著普及到群众中去!让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之花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开放得更加鲜艳夺目!
《中国六大史学名著丛书》是作者和出版者通力合作的产物,尤其是全体作者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劳动,在丛书陆续出版之际,我再次向作者表示衷心地感谢。在丛书编辑出版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得到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各级领导的指导和支持,可以说,没有上级的关怀和帮助,这套丛书是不可能以如此快的速度问世的。
令人高兴的是,《中国六大史学名著丛书》已经列入新闻出版署“八五”重点选题规划和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定的新的古籍整理重点选题规划,丛书本身得到了肯定和支持,我们有决心,高速度、高质量地完成全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同时,编辑出版《中国六大史学名著丛书》也是一种新的尝试,我们的经验还很缺乏,学识也很不足,一定会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出。
抛砖引玉,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能促进更多的高质量普及型史学读物的出版,让更多好书到更广泛的群众中去,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如果这套丛书出版后,还能多少引一些有识之士的重视的话,我们将感到十分欣慰。
&周鹏飞1992年元月于逍遥斋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我国是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泱泱古国。中国不仅以四大发明饮誉世界,其传统史学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也是独树一帜的,无论是希腊、意大利,还是巴比伦、埃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保存下来如此系统、如此完整的历史记录。人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诗歌发达的国度,应该说,中国同样也是一个史书丰富的国度。
我国的历史文献,包括经史子集,浩如烟海,即以传统的正史来说,一般人也难以卒读,很有必要选出一批代表作供人们研习。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其《史通》开篇中便以《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为史学“六家”。这个说法在当时不无道理,但到了今天,则显是得不够妥当了。《尚书》早已残缺不全,今存之二十八篇不及全书的三分之一。《春秋》经失之过简,人称其“《经》(指《春秋》)而无《传》(指《左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桓谭《新论》)。《国语》言多事少,且叙述各国间史实很不协调,清代学者崔东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左传》之文,每月井井,事多实录,而《国语》荒唐诬妄,自相矛盾者甚多”(《洙泗考信录·余录》)。
我认为,在众多的史学典籍中,真正最具代表性的主要史书仍为六部,其中包括刘知几提到的三部:即传为春秋时左丘明(一说为孔子)所编撰的《左传》(亦称《春秋左氏传》)、西汉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东汉班固著的《汉书》。另外三部则应为刘宋范晔著的《后汉书》、晋陈寿著的《三国志》,以及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
《左传》堪称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第一部编年史。《春秋》虽有三传,但《公羊传》、《榖梁传》,均不能出《左传》之右,当代学者杨伯峻先生认为:“《公羊传》、《榖梁传》不是空话,便是怪话,极少具体的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春秋左传注·前言》)。《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经传体通史,开二十四史之先河;《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历来被后代修史者奉为楷模;世称“史氏自迁(司马迁)、固(班固)作传,始以品汇相从”(《史通·品藻》),其开创之功不可没。范晔的《后汉书》博采众长,自成一家之言,近代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说:“蔚宗(范晔字)之为《后汉书》,体大思精,信称良史。”现在,与《后汉书》同时存世的记载东汉历史的八家史书(其中包括官修的《东观汉书》)均已亡佚,而只有范书流传下来,可见优胜劣汰。陈寿的《三国志》虽然亦属断代史,但陈寿采取了将三国史事分成三书(《魏书》、《吴书》、《蜀书》)的述史方法,适应了三国史的具体需要,在断代史中别具一格;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刘宋裴松之为《三国志》所作的注,多出正文三倍,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裴注亦为《三国志》添色增辉。《资治通鉴》是我国史书中述史时间跨度最长、体例最周详完备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影响很大,“世称绝作”(《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序》),记得六十年代南开大学郑天挺教授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选》,即以上述之六部史书入选,可谓独具只眼。
上述六大史学名著自面世以来,注疏者代有其人,传世书不胜枚举,此不赘述。建国以后,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点校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标点本《资治通鉴》,以及《春秋左传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春秋左传集解》等,版本精良,点校亦佳,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美中不足的是,注文多采旧注,如《史记》用刘宋裴骃(裴松之之子)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等三家注;《汉书》用唐颜师古注:《资治通鉴》用元胡三省音注等。古注系文言文,多数注者距今时代久远,加之用繁体字,不少读者感到不便接受,特别是历年来的有关研究成果,包括清代学者的考据成果及多年来的考古发现成果,无法吸收进去,因而较难出新,较难普及。
我社聘请全国各地科研机构及大专院校的著名学者,同心协力,编辑出版《中国六大史学名著丛书》,一是力求出新,努力将历年来,尤其是建国以来的有关研究成果汇集起来,供学术界研讨;二是力求普及,本丛书采用简体字横排,注释采用通俗的白话文,有的还准备全译,以供莘莘学子读书之需,以便让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人都能读懂读通。记得东汉学者王充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刘子政(即西汉经学家刘向)玩弄《左氏》(即《左传》),童仆妻子皆呻吟之”(《论衡·案书篇》)。封建社会的“童仆”尚能读懂《左传》,难道我们今天的广大群众反倒被关在史学大门之外吗?让六大史学名著普及到群众中去!让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之花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开放得更加鲜艳夺目!
《中国六大史学名著丛书》是作者和出版者通力合作的产物,尤其是全体作者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劳动,在丛书陆续出版之际,我再次向作者表示衷心地感谢。在丛书编辑出版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得到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各级领导的指导和支持,可以说,没有上级的关怀和帮助,这套丛书是不可能以如此快的速度问世的。
令人高兴的是,《中国六大史学名著丛书》已经列入新闻出版署“八五”重点选题规划和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定的新的古籍整理重点选题规划,丛书本身得到了肯定和支持,我们有决心,高速度、高质量地完成全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同时,编辑出版《中国六大史学名著丛书》也是一种新的尝试,我们的经验还很缺乏,学识也很不足,一定会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出。
抛砖引玉,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能促进更多的高质量普及型史学读物的出版,让更多好书到更广泛的群众中去,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如果这套丛书出版后,还能多少引一些有识之士的重视的话,我们将感到十分欣慰。
&周鹏飞1992年元月于逍遥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