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是继《史记》而问世的一部史学名著。它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先例，记事详赡得体，大一统和正统思想浓重，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一）
&《汉书》主要的作者班固（公元32—公元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他出身于汉代显贵和儒学之家，受家学影响很大。
班固的祖先于秦汉之际在北方从事畜牧业致富。后来世代从政，并受儒学熏陶。曾祖父况，举孝廉为郎，成帝时为越骑校尉，况女被成帝选入宫中为婕妤。大伯祖父伯，受儒学，以“沈湎于酒”谏成帝，官至水衡都尉，二伯祖父斿，博学，官至右曹中郎将，曾与刘向校理秘书。祖父稚，官至广平相，被王莽排挤而为延陵园郎。
其父班彪（公元3—公元54），幼年从兄班嗣一同游学，结交很广。二十多岁时，农民起义失败，群雄割据，隗嚣拥众割据于天水，因避难而从之。隗嚣问以世务，班彪对答：周秦以来。统一代替分裂，势之必然。并说：“汉家承秦之制，并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国嗣三绝，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故王氏之贵，倾擅朝延，能窃位号，而不根于民。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余年间，外内骚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而同辞。方今雄杰，带州域者，皆无七国世业之资。今民皆讴吟思汉，向仰刘氏，已可知矣。”意思是说，刘氏政权，深入人心，外戚窃权，众所反对，百姓思念刘氏复汉。这个说法，虽然含有正统思想，但还是反映了当时实际情况的。隗嚣不同意这个看法，认为群雄逐鹿，强者称雄，不信“汉家复兴”之说。为了充分表达己见，班彪乃著《王命论》，他认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深入民心，不可动摇，“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故百姓起事失败，王莽窃权诛灭。“穷达有命，吉凶由人”，陈婴之母知项氏必亡，王陵之母知刘氏必兴，可谓懂得祸福之机。同时还论说刘邦兴汉，有“帝尧之苗裔”，“体貌多奇异”，“神武有徵应”，“宽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等五大特点，天命加以人事，才能造成帝业。所以识世务者，应当“拒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不可妄图富贵而贻笑天下。
因隗嚣固执己见，顽固地割据称雄，班彪只能离去，投奔河西窦融，颇受窦融器重，任为从事。他为窦融划策，归顺刘秀政权，总西河以拒隗嚣。这对东汉统一是有功的。光武帝（刘秀）闻知其才，召见了他，举茂材，任为县的长官，又为司徒掾。班彪时有奏言，对时政多所建议，如《复护羌校尉疏》、《上言选置东宫及诸王国官属》、《奏议答北匈奴》等。
班彪专心于史学，尤好汉代史。汉武帝时，司马迁撰写了一部史书（后来称《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写到当代汉武帝，后事缺而无录。后来褚少孙、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位学者都曾缀集时事，或补或续之。班彪认为续作“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司马迁之书。于是继续采集西汉遗事，又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此书是续《史记》之作，但“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
《后传》原书已佚，其内容想已多为《汉书》汲取，只是无法辨认清楚了。今《汉书》的元帝、成帝二纪及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的《赞》，还保留有班彪的史论文字。《元帝纪赞》“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成帝纪赞》“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其中的“臣”，为班彪自称，“外祖”是金敞，“婕妤”即况女班婕妤。《元帝纪赞》称元帝“多材艺”，“少而好儒”，即位后任用儒生，“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迭为宰相”，而元帝“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这是讥元帝懦而不才，掌权无能，从此汉朝走了下坡路。《成帝纪赞》先称成帝“善修容仪”，“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似乎是予以表扬；但笔锋陡然转变，“然湛（耽）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於邑。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这是指责成帝荒淫，大权旁落于外戚，终于有王莽篡权的悲剧。此论与其答隗嚣问以及《王命论》的含意是一致的。《翟方进传赞》肯定翟义起义反对王莽是“怀忠愤发”；但又哀叹他“义不量力”而失败，弦外之音是只有刘秀得天人之助，才能诛灭王莽。《元后传赞》总结历来“女宠”的危害，同时指出王莽依恃元后（王政君，王莽之姑）而逐渐窃取大权。所谓“位号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犹握一玺，不欲以授莽，妇人之仁，悲夫！”实乃讽刺元后是一个被王莽斯诳玩弄的非常可怜的愚弱老妇。
《元后传》记述，平帝死后，孺子婴尚未立之时，汉朝传国玺藏于长乐宫元后之处。“及莽即位，请玺，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阳侯舜谕指。舜素谨敕，太后雅爱信之。舜既见，太后知其为莽求玺，怒骂之曰：‘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投，受人弧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恩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余，天下岂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柜符命为新皇帝，变更正朔服制，亦当自更作玺，传之万世，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而欲求之？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终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侧长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谓太后：‘臣等已无可言者。莽必欲得传国玺，太后宁能终不与邪！’太后闻舜语切，恐莽欲胁之，乃出汉传国玺，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灭也！’舜既得传国玺，奏之，莽大说，乃为太后置酒未央宫渐台，大纵众乐。”此段写元后握玺授玺的言行情态，生动传神。如果可以说《元后传》是班彪所作；那么，也就可以肯定班彪的史传文字是很出色的。
班彪曾作《前史略论》，详论以往的史学得失，实为撰写《后传》有所借鉴和改进。他简要地追述了先秦秦汉之际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评论司马迁所著《史记》的内容、体裁、体例和思想。他说：“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然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充分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但又评道：“其论述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贱；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这对司马迁的异端思想极尽讽刺，表明了他的正宗观点，自然也是他写《后传》的指导思想。《前史略论》是中国古代较早的一篇史学论文，可谓儒家正统史学观点的代表，在中国史学理论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班彪的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对班固和《汉书》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检阅班固《汉书》述论西汉盛衰兴亡及撰写儒林、游侠、货殖等的旨趣，就可了然。
&（二）
&班固一生的主要精力和成就，都表现于著述《汉书》。
班固自幼在其父班彪教育下，受儒学熏陶，九岁能写文章、诵诗斌。十六岁至二十三岁在洛阳太学读书，博览儒学经籍及诸子百家之言，并广泛探究。治学不拘于章句，着重领略大义。这为著述《汉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建武三十年（公元54），班彪病死，留下了遗作《后传》。班固离开太学，返乡为父守丧，并阅读其父《后传》的手稿。从此以后，他感到其父“所续前史未详”，于是反复思考，欲继承和发展前人的史学事业，自永平（公元58—75）初年起，着手编撰《汉书》，专写西汉一代二百三十年的历史。这是适应大一统的时代需要而编撰的。自司马迁撰《史记》之后，统一的西汉皇朝由盛而衰，经绿林、赤眉起义和王莽篡权，西汉灭亡，东汉又随之兴起。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封建统治阶级，一方面总结历史经验，在政治上作出对策；另方面又借助思想文化，加强思想统治。史学为适应历史需要，只是补续《史记》，接连着写明史事，这是远远不够的，就是班彪的《王命论》和《后传》也只是适应一时之需，临时性的应付，未能完全承担起时代需求的使命。班固写西汉全史，给统一的西汉皇朝以突出的历史地位；总结它的兴亡盛衰及政治上的成败得失，才完全适应了历史的需要。
就在班固着手编撰《汉书》不久，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改作国史”，皇帝下诏收捕，班固被关进了京兆监狱，家中的书籍也被查抄。其弟班超担心他受屈而难以自明，便赶往京都上书，在汉明帝面前申说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将其书稿送到朝廷。汉明帝了解情况后，很欣赏班固的才学，召他到校书部，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朝收藏图书的地方，专设官员管理和校定图书。兰台的令史共有六名，秩百石，掌管和校定图书是其职责。这个工作，对读书和治学极为有利，对著书立说提供了宝贵的物质条件；对于班固著述《汉书》当然也是有利的。
班固做了兰台令史，便和陈宗、尹敏、孟冀等人共同撰成《世祖本纪》，这是写汉光武创立帝业的历史。班固因此升迁为郎，“典校秘书”。他又撰写开创东汉的功臣列传以及平林、新市、公孙述载记共二十八篇，送呈朝廷。这些著述，都被后来官修的《东观汉纪》所采用。完成上述著作后，他又在汉明帝指使下继续撰写《汉书》。他在散文赋《答宾戏》中表示决心，“专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先后历时“二十余年”，到“建初（公元76—公元83）中，完成了大部分的著述任务，受到社会重视，“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
班固自为郎之后，与皇帝接触的机会多了，“遂见亲近”。当时东汉建都洛阳，而关中耆老犹望迁都长安。班固乃作《两都赋》，呈给汉明帝，“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西都赋》和《东都赋》两者都是宏篇巨制。及汉章帝雅好文章，班固更加“得幸”，多次入宫与皇帝论学。据说“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建初三年（公元78），班固升任玄武司马，秩比千石，掌管守卫玄武门。次年，章帝于洛阳北宫 白虎观召集诸儒，讲论《五经》异同。班固担任纪录，会后奉命根据纪录编纂成《白虎通义》（又名《白虎通德论》或《白虎通》）。这书的思想，是董仲舒以来今文学派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哲学的延伸和扩大，是今文经学政治学说的提要，可谓当时封建统治思想的纲领性文件。这对班固著述《汉书》也是有严重的思想影响的。
元和元年（公元84），北匈奴愿与汉人“合市”（《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并要求“和亲”，章帝诏问群臣。议者意见不一，或以为匈奴“变诈”，不予理睬。班固发议：根据历史经验，应当通使修好，“上可继五凤、甘露致远人之会，下不失建武、永平羁縻之义”。章帝允许北匈奴前来“与汉贾客交易”，地方官府“赏赐待遇之”（同上）。这大概与班固的建议有关。
永元元年（公元89），南匈奴单于向汉请兵征伐天灾人祸频仍的北匈奴。窦宪因罪惧诛，自求讨伐北匈奴以赎罪，窦太后乃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出征北匈奴。班固为中护军，参与谋议。汉军与南匈奴兵大胜，出塞三千余里，追至燕山（今蒙古境内的杭爱山）。班固应窦宪之命，刻石勒功，记汉威德。次年，北匈奴单于遣使向汉请求和亲，窦宪奏请派遣班固行中郎将事，带领数百骑出居延塞迎接北匈奴单于。适值北匈奴单于被南匈奴击败逃走，班固到了私渠海（今杭爱山南）闻知对方情况，只好返回。
永元四年（公元92），窦宪因外戚专权而被和帝夺了兵柄，被迫自杀。班固也由于和窦宪关系密切而受牵累罢了官。班家奴仆以往曾仗势侮辱洛阳令种兢。种兢起初因畏惧窦宪而含怒未发，待至窦宪垮台及班固失势，便落井下石，将班固逮捕，关进了监狱。不久，班固死于狱中。他死时六十一岁（以上所述及引文，主要依据于《汉书·叙传》及《后汉书·班彪附固传》）。
班固几十年中断断续续著述《汉书》，临终竟然功亏一篑，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完成。汉和帝命令其妹班昭就东观藏书阁续成之。班昭续成八表，《天文志》由马续奉诏完成。
可以说，传世至今的《汉书》，是经由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四人撰写，历时数十年才完成的；当然，最主要还是班固几十年心力的结晶。
班固除编撰《汉书》外，还写了很多诗赋和文章，明代张溥曾辑了《班兰台集》，近人丁福保辑有《班孟坚集》。
为了了解其书，当先认识其人，故这里稍详细地介绍了《汉书》作者班固的一生。
&（三）
&《汉书》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史学名著，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此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有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共一百篇（后人析为一百二十卷），主要记述汉高帝元年（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二百三十年的史事，个别篇章贯通古今数千年（如《古今人表》及十志）。全书八十余万字。它承袭了《史记》的体例而有所变化，《史记》是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汉书》则是纪、表、志、传四体，改“书”为“志”，舍弃“世家”，体例较为严整。最大的特点是纪传体断代史。它为我国“正史”定下了格局，遂为后世正史不祧之宗。我国传世的“二十四史”，除《史记》和《南史》《北史》外，都是沿用《汉书》的纪传体断代史的体例。
详赡，是《汉书》的一大特点。《汉书》中有关武帝以前的史事，多采用《史记》，甚至近乎抄袭，但实际上补充了很多内容，也有些修改。例如，《汉书》增设了《惠帝纪》及贾山、李陵、苏武、张骞等传，创立了《古今人表》和刑法、五行、地理、艺文等志；在萧何、韩信、刘安等传中增加了不少史料，特别是在一些纪传中记载了很多诏令、奏疏、诗赋、文章。这就大大丰富了汉代史的内容。有关武帝以后的记载，大概是缀集班彪《后传》及各家续《史记》之作，也会有新撰的东西，加以总编而成。各家所作及《后传》早已散佚，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从班彪的《前史略论》中所说“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来作推敲，《后传》大概只有纪、传，而无表、志。看来班固撰写《汉书》武帝以后史事的任务也是艰巨的，撰十志尤非易事；怪不得搞了几十年，至死尚未毕功。
《汉书》体制的容量是很大的。十二纪写西汉十二世君国大事记明年，多列事目，不写细节，起提纲作用。八表，有六个王侯表是从《史记》中的汉王侯表发展起来的；《百官公卿表》比《史记·将相名臣年表》丰富得多，既叙述秦汉官制演变，又记录汉代三公九卿任免升黜；《古今人表》把远古至秦未的人物列为九等，但其中未列汉代人物。十志，是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等，记述古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及文化思想史。七十传，一般是先专传、合传，而后是类传，记载西汉各种人物，各个民族及邻近诸国，末尾传写王莽及《叙传》。它对西汉一代史事和人物，几乎无所不包。
十志最能体现《汉书》的详赡。《食货志》记述西周至王莽时期的农业、农政、货币和财政的情况。《刑法志》记述古代至东汉初年的军制和刑法的历史变化。《地理志》概述古今地理沿革、汉代政区，以及各地区的范围、山川、户口、物产、风习，还有中外交通。《沟洫志》记述古今水利事业，记载了贾让的治河三策。《礼乐》、《郊祀》二志记载历来的礼乐文化和祭祀制度。《天文》、《律历》二志记有古代自然科学的宝贵资料。《五行志》详记了自然界古今很多的灾异现象。《艺文志》吸收了刘歆《七略》的成果，著录了西汉末年皇家藏书的情况，并综述了各种学术派别的源流和短长。这些详细的记载，把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自然史的著述，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的内容，对后世纪传体史记的“志”影响很大，对后来《通典》、《文献通考》的影响也是不小的。
关于阶级斗争史和国内外民族关系史，《汉书》有详细的记载。从它许多篇章所记载的内容，可以看出西汉统者如何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广大人民，民众又是如何前仆后继地进行反抗斗争。仅以一篇《王莽传》来看，也就可以了解到西汉末年阶级斗争如何的尖锐复杂，统治者将广大民众推入灾难深渊，赤眉、绿林起义则如火如荼，民众终于推翻了王莽统治。《汉书》所记载四周的国内外民族的历史，比《史记》还要丰富些。它除了记述匈奴、西南夷、两越、朝鲜等的的历史外，还在《大宛传》的基础上扩写为《西域传》，叙述了汉朝与西域间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史，西域几十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为研究我国古代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这样的记述，为后世的正史所取法，形成了一个优良的传统；也为后世研究汉代史者所取材，故《汉书》在中国史学史上享有“文赡而事详”（《后汉书·班彪附固传》）和“记事详赡”（《十七史商榷》卷七）的盛誉。
《汉书》和《史记》一样，尚有文史结合的特点。以《史》《汉》为代表的两汉传记文学，是当时文学史上的主流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突出的地位。《汉书》写社会各阶层各色人物，都以“实录”精神，从实描写，平实中见生动，具体中有细节。它写苏武的忠节，李陵的怨尤，朱买臣失意或得意时的神情，陈万年教子的秘术，霍光的专权，王莽的为人，循吏之使民安土乐业，酷吏之执法残酷凶暴，都具体而生动，精采而非虚构。如，《陈万年传》记述陈万年教训儿子陈咸的情节：“万年尝病，命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女（汝），女（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仅仅数十个字，就辛辣地刻划了陈万年教子逢迎拍马的丑态。《汉书》文字简炼，长于叙事。如，《贡禹传》写贡禹为河南令的时候，因职事被上级官员所指责，“免冠”承认过错，觉得受辱，“禹曰‘冠一免，安复可冠也！’遂去官。”仅仅用了十三个字，就了贡禹免冠时的内心活动及去官的抉择，从而显出其人的气节。《汉书》还吸收了一些谣谚，如《王莽传》记有“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的民谣，反映出民众对起义军与对统治者由感性认识而产生的迥然不同的态度。
以简洁的语言文字，通过某些典型情节的具体描写，使一些历史人物的个性、思想感情和历史活动形象地再现出来，是中国传记文学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历史学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史》、《汉》以后，有的保持下来了，有的似已失去，或发展演化为历史小说，这虽然是文史分途在所难逸的现象，但也与史学家的史文造诣高低不无关系。
至于《汉书》保留较多的古字，节省了不少虚字，这比起《史记》来却是个缺点。
&（四）
&大一统和正统思想，是《汉书》的又一大特点。
我国的统一事业经过了漫长的历史道路。自夏、商、周，经春秋战国，至于秦、汉，终于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司马迁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中写道：“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他惊叹统一的艰难，是以史实为根据的。他也以如椽大笔写下了我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脚步，还热地肯定秦汉的一统，说秦统一天下“成功大”（《史记·六国年表序》），说汉通过削藩，发展郡县制，加强了统一，造成“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但司马迁因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所著《史记》还只是勾画出由分裂到统一的历史大势及秦汉统一的初步的轮廓。
班固写《汉书》，竭尽心力同时也有条件来写西汉统一大业。他汲取了《史记》的经验，加以改进和发展，以浓重的笔触全面地从时间、地域、人事、思想文化诸方面详细地记述西汉统一，给统一的汉代政权和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歌颂汉的一统帝业，这是空前的史学成就。《汉书·叙传》说：“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维学林。”从大一统的角度来看这段文字，可以说是班固着意写统一大业的自我表白。而传世的《汉书》，确实体现了这个旨意。
同时，《汉书》推崇汉为正统。《高帝纪》写道：“汉承尧远，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尚）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这是神化刘邦兴汉符合天命。同时又否定被汉取代的秦朝及篡汉的王莽政权之历史地位，《王莽传》说西汉承尧继周，而后是东汉，秦朝和新莽都不符天命，只是“余分闰位”，没有合法的历史地位。这与《史记》肯定秦朝统一“成功大”相比，显然有严重的以汉为正统的思想。这种封建正统观念，是非历史主义的。它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故后世封建史学家有纷纷的正闰论之争。它又卑视非汉的政权和非帝系的人物。秦末农民大起义，对于汉之代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是铁的史实，故《史记》将揭竿起义，起了使秦垮台“首事”作用的陈涉列于“世家”，把统帅诸侯灭秦而又曾号令天下的项羽列于“本纪”，给予较高的历史地位；还明确地指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凤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史记·太史公自序》）而《汉书》则将陈涉和项羽一律列于“传”；虽然记载的史实大致上照旧，但评论的调子改变了，说什么：“上嫚下暴，惟盗是伐，胜、广熛起，梁、籍扇烈。赫赫炎炎，遂焚咸阳，宰割诸夏，命立侯王，诛婴放怀，诈虐以亡。”（《汉书·叙传》）陈涉和项羽推动历史的作用不提了。王莽建立过政权，也曾号令天下，且不论其政治得失，就体例而言，如按照《史记》之例似乎应当入“纪”，而《汉书》只列之于“传”，并讥其“余分闰位”。这种体例上的安排及对人物的评论，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的正统思想。
当然，《汉书》的大一统和正统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今应当审慎地予以分析批判。对大一统和正统思想应当区别对待。就是对正统思想也可作具体分析。
与正统思想有关，《汉书》独尊儒学的思想是很突出的。《叙传》提到“纬《六经》，缀道纲”，意思是要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司马迁传》批评司马迁与《史记》曰：“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这是班固继承了乃父班彪的思想，表明以“圣人”的是非为准则；而所谓圣人之“是非”，实即儒家的正统思想。《汉书》独尊儒学和《六经》，把诸子、诗赋等等视为“《六经》之支与流裔”（《艺文志》）。它把凡是结宾客、广交游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势力的人都称之为游侠，斥其为“背公私党”（《游侠传》）。它谈谋生之道，也强调封建等级，说“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要求百姓“贵谊（义）而贱利”（《货殖传》）。这种与司马迁《史记》对立的观点，确是宣扬封建专制主义的正宗思想。
《汉书》还染有一些神学色彩。汉代统治者有意宣扬天人感应论和五行灾异说，故使得全社会和学术界都程度不等地受了影响，《汉书》作者也难幸免，故其在记述史事之中，往往夹杂这种思想和说教。如讲汉和“天统”，汉为“火德”，讲五行灾异，天变与人事符应，等等，不仅见之《天文志》和《五行志》，也渗透于全书。像这种思想意识，不管作者有意或无意，写得多或少，实际上是在起了一定的宣扬天人感应论和五行灾异说的作用，消极性的一百是不可低估的。
应当承认，《汉书》思想是复杂的，既不糟粕，又有精华。它记事从实，讲势论时，注意民心，关心民生，维护多民族统一，坚持正面说教。故它写出了曲折复杂的历史，歌颂苏武的忠贞节操，肯定贾谊言社会治乱，同情百姓被迫起义，揭露某些统治者的罪恶，反映了国家的职能，社会的安危，民生的苦乐，志士的气节，士子的思想，流露出一定的爱国爱民的思想倾向。就是它的正统思想，一方面固然是为封建统治服务，另方面也多多少少对巩固国家统一，促进传统文化起着积极的历史作用。后人读《汉书》，接受历史传统思想的教育，往往受其思想所感染，油然而生爱国爱民之心，不能不说是爱了它的民主性精华的熏陶。故可以说《汉书》民主性的精华，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更有积极的意义。
还有一点。《汉书》史学经世的思想也不可忽视。我国史学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左传》、《史记》等名著在这方面都很突出。《汉书》继承了这个传统，一方面，注意记述经世之业。如，写《沟洫志》，申明治河修渠乃“国之利害，故备论其事”；写《贾谊传》，“掇其切于世事者于传”，不切世事者就从略了；写《晁错传》，“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未施行之语一定抛开了；写《董仲舒传》，“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有些不切当世、未施朝廷者就不写了。所谓“切于世事”、“施行之语”、“切当世、施朝廷”者，就是经世致用；《汉书》掇之、论之，就是记载经世之业。又一方面，《汉书》还很注意究世变，“明监（鉴）戒”（《诸候王表序》）；通古今，以“备温故知新义”（《百官公卿表序》）；更有宣扬伦理教化，标榜劝善惩恶，等等，无一不是经世而讲求功用的。这对后来的正史，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五）
&《汉书》因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与意义，深为后世学者所重视，历来研究它的学者甚众，对汉书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就《汉书》的注释来说，历来的注家及著作也是很的，古代有颜师古的《汉书注》、周寿昌的《汉书注校补》等名家的名著，近世有王先谦的《汉书补注》、杨树达的《汉书窥管》、陈直的《汉书新证》、施之勉的《汉书补注辩证》、吴恂的《汉书注商》等学者的专著。还有不少有关注释的著作，可谓硕果累累。中华书局的《汉书》点校本，更是一大成果。这些都是我们的主要参考书。
《汉书》的研究与汉书学的发展，以及对《汉书》的注释，还有待于今后深入地开展工作。以《汉书》的全注工作来说，现在社会上通用的《汉书》注本，是颜师古注的本子。颜师古（公元581—645）生于隋唐之际。他以当时的学识，对《汉书》的地理、人物、史事、官制及语言文字所作的注释，对于时隔一千三百多年的今天的读者，实在不大适用；如果读者使用颜注，解释它的难度往往不亚于注解《汉书》。王先谦的《汉书补注》也是全注本。王先谦（公元1842—1917）的注本初刻于1900年。他广泛地征引资料以注《汉书》，故此注本引用资料较为丰富，考证也较翔实，但显得烦碎而不简要，且其书是以清末的学识和古文以注《汉书》，距今已九十多年，实不便于如今广大读者使用。自王先谦以来，注释《汉书》者虽不乏其人注释成果也不秒，但迄今尚无一个全注本。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有必要先搞一个简要而较为全面的《汉书》新注本，以适应当代精神建设和弘扬传统文化的需要，既提供给广大读者一个可读的本子，又可备作研究工作者的参考。
我们于1987年冬，开始组织了十多位学者做这项注释工作，计划二三年内完成，但因历时较久，诸位身心与工作也随之而有不同程度的变化，故承提这项工作也有所变动。最后是由五人完成这项工作：姚守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承担了部分注释及审校工作；赵生群（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提供了八表部分一些校注的条文；翟清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了资料工作、校对工作，及提供部分注释的材料；路远（对外经济贸易部）于前期做了一些信息与资料工作；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搞了部分注释，承担了全通稿工作，并总其成。因人力和学识有限，所做工作难免有缺点错误，恳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施& 丁1990年春于北京昌运宫
&（一）
&《汉书》主要的作者班固（公元32—公元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他出身于汉代显贵和儒学之家，受家学影响很大。
班固的祖先于秦汉之际在北方从事畜牧业致富。后来世代从政，并受儒学熏陶。曾祖父况，举孝廉为郎，成帝时为越骑校尉，况女被成帝选入宫中为婕妤。大伯祖父伯，受儒学，以“沈湎于酒”谏成帝，官至水衡都尉，二伯祖父斿，博学，官至右曹中郎将，曾与刘向校理秘书。祖父稚，官至广平相，被王莽排挤而为延陵园郎。
其父班彪（公元3—公元54），幼年从兄班嗣一同游学，结交很广。二十多岁时，农民起义失败，群雄割据，隗嚣拥众割据于天水，因避难而从之。隗嚣问以世务，班彪对答：周秦以来。统一代替分裂，势之必然。并说：“汉家承秦之制，并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国嗣三绝，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故王氏之贵，倾擅朝延，能窃位号，而不根于民。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余年间，外内骚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而同辞。方今雄杰，带州域者，皆无七国世业之资。今民皆讴吟思汉，向仰刘氏，已可知矣。”意思是说，刘氏政权，深入人心，外戚窃权，众所反对，百姓思念刘氏复汉。这个说法，虽然含有正统思想，但还是反映了当时实际情况的。隗嚣不同意这个看法，认为群雄逐鹿，强者称雄，不信“汉家复兴”之说。为了充分表达己见，班彪乃著《王命论》，他认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深入民心，不可动摇，“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故百姓起事失败，王莽窃权诛灭。“穷达有命，吉凶由人”，陈婴之母知项氏必亡，王陵之母知刘氏必兴，可谓懂得祸福之机。同时还论说刘邦兴汉，有“帝尧之苗裔”，“体貌多奇异”，“神武有徵应”，“宽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等五大特点，天命加以人事，才能造成帝业。所以识世务者，应当“拒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不可妄图富贵而贻笑天下。
因隗嚣固执己见，顽固地割据称雄，班彪只能离去，投奔河西窦融，颇受窦融器重，任为从事。他为窦融划策，归顺刘秀政权，总西河以拒隗嚣。这对东汉统一是有功的。光武帝（刘秀）闻知其才，召见了他，举茂材，任为县的长官，又为司徒掾。班彪时有奏言，对时政多所建议，如《复护羌校尉疏》、《上言选置东宫及诸王国官属》、《奏议答北匈奴》等。
班彪专心于史学，尤好汉代史。汉武帝时，司马迁撰写了一部史书（后来称《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写到当代汉武帝，后事缺而无录。后来褚少孙、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位学者都曾缀集时事，或补或续之。班彪认为续作“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司马迁之书。于是继续采集西汉遗事，又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此书是续《史记》之作，但“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
《后传》原书已佚，其内容想已多为《汉书》汲取，只是无法辨认清楚了。今《汉书》的元帝、成帝二纪及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的《赞》，还保留有班彪的史论文字。《元帝纪赞》“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成帝纪赞》“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其中的“臣”，为班彪自称，“外祖”是金敞，“婕妤”即况女班婕妤。《元帝纪赞》称元帝“多材艺”，“少而好儒”，即位后任用儒生，“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迭为宰相”，而元帝“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这是讥元帝懦而不才，掌权无能，从此汉朝走了下坡路。《成帝纪赞》先称成帝“善修容仪”，“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似乎是予以表扬；但笔锋陡然转变，“然湛（耽）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於邑。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这是指责成帝荒淫，大权旁落于外戚，终于有王莽篡权的悲剧。此论与其答隗嚣问以及《王命论》的含意是一致的。《翟方进传赞》肯定翟义起义反对王莽是“怀忠愤发”；但又哀叹他“义不量力”而失败，弦外之音是只有刘秀得天人之助，才能诛灭王莽。《元后传赞》总结历来“女宠”的危害，同时指出王莽依恃元后（王政君，王莽之姑）而逐渐窃取大权。所谓“位号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犹握一玺，不欲以授莽，妇人之仁，悲夫！”实乃讽刺元后是一个被王莽斯诳玩弄的非常可怜的愚弱老妇。
《元后传》记述，平帝死后，孺子婴尚未立之时，汉朝传国玺藏于长乐宫元后之处。“及莽即位，请玺，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阳侯舜谕指。舜素谨敕，太后雅爱信之。舜既见，太后知其为莽求玺，怒骂之曰：‘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投，受人弧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恩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余，天下岂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柜符命为新皇帝，变更正朔服制，亦当自更作玺，传之万世，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而欲求之？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终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侧长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谓太后：‘臣等已无可言者。莽必欲得传国玺，太后宁能终不与邪！’太后闻舜语切，恐莽欲胁之，乃出汉传国玺，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灭也！’舜既得传国玺，奏之，莽大说，乃为太后置酒未央宫渐台，大纵众乐。”此段写元后握玺授玺的言行情态，生动传神。如果可以说《元后传》是班彪所作；那么，也就可以肯定班彪的史传文字是很出色的。
班彪曾作《前史略论》，详论以往的史学得失，实为撰写《后传》有所借鉴和改进。他简要地追述了先秦秦汉之际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评论司马迁所著《史记》的内容、体裁、体例和思想。他说：“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然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充分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但又评道：“其论述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贱；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这对司马迁的异端思想极尽讽刺，表明了他的正宗观点，自然也是他写《后传》的指导思想。《前史略论》是中国古代较早的一篇史学论文，可谓儒家正统史学观点的代表，在中国史学理论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班彪的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对班固和《汉书》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检阅班固《汉书》述论西汉盛衰兴亡及撰写儒林、游侠、货殖等的旨趣，就可了然。
&（二）
&班固一生的主要精力和成就，都表现于著述《汉书》。
班固自幼在其父班彪教育下，受儒学熏陶，九岁能写文章、诵诗斌。十六岁至二十三岁在洛阳太学读书，博览儒学经籍及诸子百家之言，并广泛探究。治学不拘于章句，着重领略大义。这为著述《汉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建武三十年（公元54），班彪病死，留下了遗作《后传》。班固离开太学，返乡为父守丧，并阅读其父《后传》的手稿。从此以后，他感到其父“所续前史未详”，于是反复思考，欲继承和发展前人的史学事业，自永平（公元58—75）初年起，着手编撰《汉书》，专写西汉一代二百三十年的历史。这是适应大一统的时代需要而编撰的。自司马迁撰《史记》之后，统一的西汉皇朝由盛而衰，经绿林、赤眉起义和王莽篡权，西汉灭亡，东汉又随之兴起。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封建统治阶级，一方面总结历史经验，在政治上作出对策；另方面又借助思想文化，加强思想统治。史学为适应历史需要，只是补续《史记》，接连着写明史事，这是远远不够的，就是班彪的《王命论》和《后传》也只是适应一时之需，临时性的应付，未能完全承担起时代需求的使命。班固写西汉全史，给统一的西汉皇朝以突出的历史地位；总结它的兴亡盛衰及政治上的成败得失，才完全适应了历史的需要。
就在班固着手编撰《汉书》不久，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改作国史”，皇帝下诏收捕，班固被关进了京兆监狱，家中的书籍也被查抄。其弟班超担心他受屈而难以自明，便赶往京都上书，在汉明帝面前申说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将其书稿送到朝廷。汉明帝了解情况后，很欣赏班固的才学，召他到校书部，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朝收藏图书的地方，专设官员管理和校定图书。兰台的令史共有六名，秩百石，掌管和校定图书是其职责。这个工作，对读书和治学极为有利，对著书立说提供了宝贵的物质条件；对于班固著述《汉书》当然也是有利的。
班固做了兰台令史，便和陈宗、尹敏、孟冀等人共同撰成《世祖本纪》，这是写汉光武创立帝业的历史。班固因此升迁为郎，“典校秘书”。他又撰写开创东汉的功臣列传以及平林、新市、公孙述载记共二十八篇，送呈朝廷。这些著述，都被后来官修的《东观汉纪》所采用。完成上述著作后，他又在汉明帝指使下继续撰写《汉书》。他在散文赋《答宾戏》中表示决心，“专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先后历时“二十余年”，到“建初（公元76—公元83）中，完成了大部分的著述任务，受到社会重视，“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
班固自为郎之后，与皇帝接触的机会多了，“遂见亲近”。当时东汉建都洛阳，而关中耆老犹望迁都长安。班固乃作《两都赋》，呈给汉明帝，“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西都赋》和《东都赋》两者都是宏篇巨制。及汉章帝雅好文章，班固更加“得幸”，多次入宫与皇帝论学。据说“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建初三年（公元78），班固升任玄武司马，秩比千石，掌管守卫玄武门。次年，章帝于洛阳北宫 白虎观召集诸儒，讲论《五经》异同。班固担任纪录，会后奉命根据纪录编纂成《白虎通义》（又名《白虎通德论》或《白虎通》）。这书的思想，是董仲舒以来今文学派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哲学的延伸和扩大，是今文经学政治学说的提要，可谓当时封建统治思想的纲领性文件。这对班固著述《汉书》也是有严重的思想影响的。
元和元年（公元84），北匈奴愿与汉人“合市”（《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并要求“和亲”，章帝诏问群臣。议者意见不一，或以为匈奴“变诈”，不予理睬。班固发议：根据历史经验，应当通使修好，“上可继五凤、甘露致远人之会，下不失建武、永平羁縻之义”。章帝允许北匈奴前来“与汉贾客交易”，地方官府“赏赐待遇之”（同上）。这大概与班固的建议有关。
永元元年（公元89），南匈奴单于向汉请兵征伐天灾人祸频仍的北匈奴。窦宪因罪惧诛，自求讨伐北匈奴以赎罪，窦太后乃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出征北匈奴。班固为中护军，参与谋议。汉军与南匈奴兵大胜，出塞三千余里，追至燕山（今蒙古境内的杭爱山）。班固应窦宪之命，刻石勒功，记汉威德。次年，北匈奴单于遣使向汉请求和亲，窦宪奏请派遣班固行中郎将事，带领数百骑出居延塞迎接北匈奴单于。适值北匈奴单于被南匈奴击败逃走，班固到了私渠海（今杭爱山南）闻知对方情况，只好返回。
永元四年（公元92），窦宪因外戚专权而被和帝夺了兵柄，被迫自杀。班固也由于和窦宪关系密切而受牵累罢了官。班家奴仆以往曾仗势侮辱洛阳令种兢。种兢起初因畏惧窦宪而含怒未发，待至窦宪垮台及班固失势，便落井下石，将班固逮捕，关进了监狱。不久，班固死于狱中。他死时六十一岁（以上所述及引文，主要依据于《汉书·叙传》及《后汉书·班彪附固传》）。
班固几十年中断断续续著述《汉书》，临终竟然功亏一篑，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完成。汉和帝命令其妹班昭就东观藏书阁续成之。班昭续成八表，《天文志》由马续奉诏完成。
可以说，传世至今的《汉书》，是经由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四人撰写，历时数十年才完成的；当然，最主要还是班固几十年心力的结晶。
班固除编撰《汉书》外，还写了很多诗赋和文章，明代张溥曾辑了《班兰台集》，近人丁福保辑有《班孟坚集》。
为了了解其书，当先认识其人，故这里稍详细地介绍了《汉书》作者班固的一生。
&（三）
&《汉书》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史学名著，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此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有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共一百篇（后人析为一百二十卷），主要记述汉高帝元年（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二百三十年的史事，个别篇章贯通古今数千年（如《古今人表》及十志）。全书八十余万字。它承袭了《史记》的体例而有所变化，《史记》是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汉书》则是纪、表、志、传四体，改“书”为“志”，舍弃“世家”，体例较为严整。最大的特点是纪传体断代史。它为我国“正史”定下了格局，遂为后世正史不祧之宗。我国传世的“二十四史”，除《史记》和《南史》《北史》外，都是沿用《汉书》的纪传体断代史的体例。
详赡，是《汉书》的一大特点。《汉书》中有关武帝以前的史事，多采用《史记》，甚至近乎抄袭，但实际上补充了很多内容，也有些修改。例如，《汉书》增设了《惠帝纪》及贾山、李陵、苏武、张骞等传，创立了《古今人表》和刑法、五行、地理、艺文等志；在萧何、韩信、刘安等传中增加了不少史料，特别是在一些纪传中记载了很多诏令、奏疏、诗赋、文章。这就大大丰富了汉代史的内容。有关武帝以后的记载，大概是缀集班彪《后传》及各家续《史记》之作，也会有新撰的东西，加以总编而成。各家所作及《后传》早已散佚，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从班彪的《前史略论》中所说“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来作推敲，《后传》大概只有纪、传，而无表、志。看来班固撰写《汉书》武帝以后史事的任务也是艰巨的，撰十志尤非易事；怪不得搞了几十年，至死尚未毕功。
《汉书》体制的容量是很大的。十二纪写西汉十二世君国大事记明年，多列事目，不写细节，起提纲作用。八表，有六个王侯表是从《史记》中的汉王侯表发展起来的；《百官公卿表》比《史记·将相名臣年表》丰富得多，既叙述秦汉官制演变，又记录汉代三公九卿任免升黜；《古今人表》把远古至秦未的人物列为九等，但其中未列汉代人物。十志，是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等，记述古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及文化思想史。七十传，一般是先专传、合传，而后是类传，记载西汉各种人物，各个民族及邻近诸国，末尾传写王莽及《叙传》。它对西汉一代史事和人物，几乎无所不包。
十志最能体现《汉书》的详赡。《食货志》记述西周至王莽时期的农业、农政、货币和财政的情况。《刑法志》记述古代至东汉初年的军制和刑法的历史变化。《地理志》概述古今地理沿革、汉代政区，以及各地区的范围、山川、户口、物产、风习，还有中外交通。《沟洫志》记述古今水利事业，记载了贾让的治河三策。《礼乐》、《郊祀》二志记载历来的礼乐文化和祭祀制度。《天文》、《律历》二志记有古代自然科学的宝贵资料。《五行志》详记了自然界古今很多的灾异现象。《艺文志》吸收了刘歆《七略》的成果，著录了西汉末年皇家藏书的情况，并综述了各种学术派别的源流和短长。这些详细的记载，把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自然史的著述，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的内容，对后世纪传体史记的“志”影响很大，对后来《通典》、《文献通考》的影响也是不小的。
关于阶级斗争史和国内外民族关系史，《汉书》有详细的记载。从它许多篇章所记载的内容，可以看出西汉统者如何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广大人民，民众又是如何前仆后继地进行反抗斗争。仅以一篇《王莽传》来看，也就可以了解到西汉末年阶级斗争如何的尖锐复杂，统治者将广大民众推入灾难深渊，赤眉、绿林起义则如火如荼，民众终于推翻了王莽统治。《汉书》所记载四周的国内外民族的历史，比《史记》还要丰富些。它除了记述匈奴、西南夷、两越、朝鲜等的的历史外，还在《大宛传》的基础上扩写为《西域传》，叙述了汉朝与西域间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史，西域几十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为研究我国古代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这样的记述，为后世的正史所取法，形成了一个优良的传统；也为后世研究汉代史者所取材，故《汉书》在中国史学史上享有“文赡而事详”（《后汉书·班彪附固传》）和“记事详赡”（《十七史商榷》卷七）的盛誉。
《汉书》和《史记》一样，尚有文史结合的特点。以《史》《汉》为代表的两汉传记文学，是当时文学史上的主流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突出的地位。《汉书》写社会各阶层各色人物，都以“实录”精神，从实描写，平实中见生动，具体中有细节。它写苏武的忠节，李陵的怨尤，朱买臣失意或得意时的神情，陈万年教子的秘术，霍光的专权，王莽的为人，循吏之使民安土乐业，酷吏之执法残酷凶暴，都具体而生动，精采而非虚构。如，《陈万年传》记述陈万年教训儿子陈咸的情节：“万年尝病，命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女（汝），女（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仅仅数十个字，就辛辣地刻划了陈万年教子逢迎拍马的丑态。《汉书》文字简炼，长于叙事。如，《贡禹传》写贡禹为河南令的时候，因职事被上级官员所指责，“免冠”承认过错，觉得受辱，“禹曰‘冠一免，安复可冠也！’遂去官。”仅仅用了十三个字，就了贡禹免冠时的内心活动及去官的抉择，从而显出其人的气节。《汉书》还吸收了一些谣谚，如《王莽传》记有“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的民谣，反映出民众对起义军与对统治者由感性认识而产生的迥然不同的态度。
以简洁的语言文字，通过某些典型情节的具体描写，使一些历史人物的个性、思想感情和历史活动形象地再现出来，是中国传记文学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历史学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史》、《汉》以后，有的保持下来了，有的似已失去，或发展演化为历史小说，这虽然是文史分途在所难逸的现象，但也与史学家的史文造诣高低不无关系。
至于《汉书》保留较多的古字，节省了不少虚字，这比起《史记》来却是个缺点。
&（四）
&大一统和正统思想，是《汉书》的又一大特点。
我国的统一事业经过了漫长的历史道路。自夏、商、周，经春秋战国，至于秦、汉，终于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司马迁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中写道：“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他惊叹统一的艰难，是以史实为根据的。他也以如椽大笔写下了我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脚步，还热地肯定秦汉的一统，说秦统一天下“成功大”（《史记·六国年表序》），说汉通过削藩，发展郡县制，加强了统一，造成“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但司马迁因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所著《史记》还只是勾画出由分裂到统一的历史大势及秦汉统一的初步的轮廓。
班固写《汉书》，竭尽心力同时也有条件来写西汉统一大业。他汲取了《史记》的经验，加以改进和发展，以浓重的笔触全面地从时间、地域、人事、思想文化诸方面详细地记述西汉统一，给统一的汉代政权和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歌颂汉的一统帝业，这是空前的史学成就。《汉书·叙传》说：“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维学林。”从大一统的角度来看这段文字，可以说是班固着意写统一大业的自我表白。而传世的《汉书》，确实体现了这个旨意。
同时，《汉书》推崇汉为正统。《高帝纪》写道：“汉承尧远，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尚）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这是神化刘邦兴汉符合天命。同时又否定被汉取代的秦朝及篡汉的王莽政权之历史地位，《王莽传》说西汉承尧继周，而后是东汉，秦朝和新莽都不符天命，只是“余分闰位”，没有合法的历史地位。这与《史记》肯定秦朝统一“成功大”相比，显然有严重的以汉为正统的思想。这种封建正统观念，是非历史主义的。它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故后世封建史学家有纷纷的正闰论之争。它又卑视非汉的政权和非帝系的人物。秦末农民大起义，对于汉之代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是铁的史实，故《史记》将揭竿起义，起了使秦垮台“首事”作用的陈涉列于“世家”，把统帅诸侯灭秦而又曾号令天下的项羽列于“本纪”，给予较高的历史地位；还明确地指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凤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史记·太史公自序》）而《汉书》则将陈涉和项羽一律列于“传”；虽然记载的史实大致上照旧，但评论的调子改变了，说什么：“上嫚下暴，惟盗是伐，胜、广熛起，梁、籍扇烈。赫赫炎炎，遂焚咸阳，宰割诸夏，命立侯王，诛婴放怀，诈虐以亡。”（《汉书·叙传》）陈涉和项羽推动历史的作用不提了。王莽建立过政权，也曾号令天下，且不论其政治得失，就体例而言，如按照《史记》之例似乎应当入“纪”，而《汉书》只列之于“传”，并讥其“余分闰位”。这种体例上的安排及对人物的评论，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的正统思想。
当然，《汉书》的大一统和正统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今应当审慎地予以分析批判。对大一统和正统思想应当区别对待。就是对正统思想也可作具体分析。
与正统思想有关，《汉书》独尊儒学的思想是很突出的。《叙传》提到“纬《六经》，缀道纲”，意思是要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司马迁传》批评司马迁与《史记》曰：“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这是班固继承了乃父班彪的思想，表明以“圣人”的是非为准则；而所谓圣人之“是非”，实即儒家的正统思想。《汉书》独尊儒学和《六经》，把诸子、诗赋等等视为“《六经》之支与流裔”（《艺文志》）。它把凡是结宾客、广交游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势力的人都称之为游侠，斥其为“背公私党”（《游侠传》）。它谈谋生之道，也强调封建等级，说“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要求百姓“贵谊（义）而贱利”（《货殖传》）。这种与司马迁《史记》对立的观点，确是宣扬封建专制主义的正宗思想。
《汉书》还染有一些神学色彩。汉代统治者有意宣扬天人感应论和五行灾异说，故使得全社会和学术界都程度不等地受了影响，《汉书》作者也难幸免，故其在记述史事之中，往往夹杂这种思想和说教。如讲汉和“天统”，汉为“火德”，讲五行灾异，天变与人事符应，等等，不仅见之《天文志》和《五行志》，也渗透于全书。像这种思想意识，不管作者有意或无意，写得多或少，实际上是在起了一定的宣扬天人感应论和五行灾异说的作用，消极性的一百是不可低估的。
应当承认，《汉书》思想是复杂的，既不糟粕，又有精华。它记事从实，讲势论时，注意民心，关心民生，维护多民族统一，坚持正面说教。故它写出了曲折复杂的历史，歌颂苏武的忠贞节操，肯定贾谊言社会治乱，同情百姓被迫起义，揭露某些统治者的罪恶，反映了国家的职能，社会的安危，民生的苦乐，志士的气节，士子的思想，流露出一定的爱国爱民的思想倾向。就是它的正统思想，一方面固然是为封建统治服务，另方面也多多少少对巩固国家统一，促进传统文化起着积极的历史作用。后人读《汉书》，接受历史传统思想的教育，往往受其思想所感染，油然而生爱国爱民之心，不能不说是爱了它的民主性精华的熏陶。故可以说《汉书》民主性的精华，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更有积极的意义。
还有一点。《汉书》史学经世的思想也不可忽视。我国史学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左传》、《史记》等名著在这方面都很突出。《汉书》继承了这个传统，一方面，注意记述经世之业。如，写《沟洫志》，申明治河修渠乃“国之利害，故备论其事”；写《贾谊传》，“掇其切于世事者于传”，不切世事者就从略了；写《晁错传》，“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未施行之语一定抛开了；写《董仲舒传》，“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有些不切当世、未施朝廷者就不写了。所谓“切于世事”、“施行之语”、“切当世、施朝廷”者，就是经世致用；《汉书》掇之、论之，就是记载经世之业。又一方面，《汉书》还很注意究世变，“明监（鉴）戒”（《诸候王表序》）；通古今，以“备温故知新义”（《百官公卿表序》）；更有宣扬伦理教化，标榜劝善惩恶，等等，无一不是经世而讲求功用的。这对后来的正史，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五）
&《汉书》因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与意义，深为后世学者所重视，历来研究它的学者甚众，对汉书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就《汉书》的注释来说，历来的注家及著作也是很的，古代有颜师古的《汉书注》、周寿昌的《汉书注校补》等名家的名著，近世有王先谦的《汉书补注》、杨树达的《汉书窥管》、陈直的《汉书新证》、施之勉的《汉书补注辩证》、吴恂的《汉书注商》等学者的专著。还有不少有关注释的著作，可谓硕果累累。中华书局的《汉书》点校本，更是一大成果。这些都是我们的主要参考书。
《汉书》的研究与汉书学的发展，以及对《汉书》的注释，还有待于今后深入地开展工作。以《汉书》的全注工作来说，现在社会上通用的《汉书》注本，是颜师古注的本子。颜师古（公元581—645）生于隋唐之际。他以当时的学识，对《汉书》的地理、人物、史事、官制及语言文字所作的注释，对于时隔一千三百多年的今天的读者，实在不大适用；如果读者使用颜注，解释它的难度往往不亚于注解《汉书》。王先谦的《汉书补注》也是全注本。王先谦（公元1842—1917）的注本初刻于1900年。他广泛地征引资料以注《汉书》，故此注本引用资料较为丰富，考证也较翔实，但显得烦碎而不简要，且其书是以清末的学识和古文以注《汉书》，距今已九十多年，实不便于如今广大读者使用。自王先谦以来，注释《汉书》者虽不乏其人注释成果也不秒，但迄今尚无一个全注本。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有必要先搞一个简要而较为全面的《汉书》新注本，以适应当代精神建设和弘扬传统文化的需要，既提供给广大读者一个可读的本子，又可备作研究工作者的参考。
我们于1987年冬，开始组织了十多位学者做这项注释工作，计划二三年内完成，但因历时较久，诸位身心与工作也随之而有不同程度的变化，故承提这项工作也有所变动。最后是由五人完成这项工作：姚守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承担了部分注释及审校工作；赵生群（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提供了八表部分一些校注的条文；翟清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了资料工作、校对工作，及提供部分注释的材料；路远（对外经济贸易部）于前期做了一些信息与资料工作；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搞了部分注释，承担了全通稿工作，并总其成。因人力和学识有限，所做工作难免有缺点错误，恳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施& 丁1990年春于北京昌运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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