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是中国哲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着作。自从董仲舒治公羊，明天人相感之说，以为天是有意志的，与人的意识相感应。大小夏侯、眭孟、京房、翼奉、李寻、刘向等都推演其说。儒家到了此时，内部起了质的变化，披着巫祝图谶的外衣，把天说得太神秘，太聪明，人的行动，是要受他的裁判，这就是一班汉儒所说的阴阳灾异的理论。
这种荒谬的迷信的理论，把儒家改装成为带有宗教性的儒教，自汉武帝时起到光武时止，一直支持了一百多年，才能有小小的反动：即郑兴、尹敏、桓谭一班人。但他们只知道攻击图谶的荒谬，对这些儒教徒所持天人感应说的原理，还不能根本上击破，或者还相信这原理。到了仲任，才大胆的有计画的作正式的攻击，用道家的自然主义攻击这儒教的天人感应说，使中古哲学史上揭开一大波澜。
论衡全书就是披露这天人感应说的妄诞。用自然主义为其理论的出发点。现在把论衡全书，就他的思想体系，列为六组：
第一组是说性命的。
甲、性命说所依据的理论：
物势十四。
乙、说性的：
本性十三。率性八。
丙、说命的：
初禀十二。无形七。偶会十。命禄三。气寿四。命义六。逢遇一。累害二。幸偶五。吉验六。
丁、性和命在骨体上的表征：
骨相十一。
〔注〕物势篇说：“天地合气，人偶自生。”此为仲任以性命定于初禀自然之气（初禀篇语。）所据之理。骨相篇说：“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是仲任的意思：性命禀于自然，现于骨法。各篇排列的顺序，不依原书目次，是以其理论的体系之先后为据。
第二组是说天人的关系。
甲、天人关系说所依据的理论：
自然五四。
乙、评当时儒家阴阳灾异天人感应诸说违天道自然之义：
寒温四一。谴告四二。变动四三。招致四四。阙。感类五五。
丙、论当时灾异变动：
明雩四五。顺鼓四六。乱龙四七。遭虎四八。商虫四九。
丁、论当时瑞应：
治期五三。齐世五六。讲瑞五十。指瑞五一。是应五二。宣汉五七。恢国五八。验符五九。须颂六十。佚文六一。
〔注〕仲任说灾变符瑞，以“适偶”代替“感应”，以自然主义为宗。
第三组论人鬼关系及当时禁忌。
甲、论人鬼关系：
论死六二。死伪六二。纪妖六四。订鬼六五。言毒六六。薄葬六七。祀义七六。祭意七七。
乙、论当时禁忌：
四讳六八。●时六九。讥日七十。卜筮七一。辨祟七二。难岁七三。诘术七四。解除七五。
〔注〕人禀天地自然之气，偶适而生，（见物势、初禀、无形等篇。）人死则精气灭，（论死篇语。）故人死不能为鬼。无鬼，则祭祀只缘生事死而已，无歆享之义。（祀义、祭意篇语。）吉凶祸福，皆遭适偶然，（偶会篇语。）故不信一切禁忌。
第四组论书传中关于感应之说违自然之义和虚妄之言。
甲、评书传中关于天人感应说的：
变虚十七。异虚十八。感虚十九。福虚二十。祸虚二一。龙虚二二。雷虚二三。
乙、评书传中虚妄之言：
奇怪十五。书虚十六。道虚二四。语增二五。儒增二六。艺增二七。问孔二八。非韩二九。刺孟三十。谈天三一。说日三二。实知七八。知实七九。定贤八十。正说八一。书解八二。案书八三。
第五组是程量贤佞才知的。
答佞三三。程材三四。量知三五。谢短三六。效力三七。别通三八。超奇三九。状留四十。
第六组当作自序和自传的。
对作八四。自纪八五。
这八十五篇书，今缺招致一篇。反复诘辩，不离其宗，真是一部有体系的着作。可惜这部大着，宋以后的人就忽略它了。
从汉到现在，大家对于这部书的认识，可以分作三期：
一．从汉到唐 如谢夷吾、蔡邕、王朗、虞翻、抱朴子、刘知几等，都认为是一代的伟着。详后旧评。
二．宋 带着道学的习气，认为论衡是一部离经叛道的书。如晁公武、高似孙、陈振孙、王应麟、葛胜仲、吕南公、黄震等是。详后旧评。
三．明、清 取其辩博，但对于问孔、刺孟仍沿宋人成见，骂他是非圣无法。如熊伯龙、无何集。沈云楫、虞淳熙、阎光表、施庄、刘光斗、傅严、见后旧序。刘熙载、陈鳣、周广业、章太炎先生见后旧评。都是极力表张此书。四库全书目录提要、干隆读论衡跋、谭宗浚、王鸣盛、梁玉绳等见后旧评。皆诋訾此书，或毁誉参半。
对论衡有真正的认识，还是最近二十多年的事。因为诸子是研究思想史的宝藏，研究诸子的兴趣，不减于经史。治诸子的人，尽革前儒一孔之见，实事求是，作体系的历史的探讨。不因为他问了孔子，刺了孟子，就减轻他的价值。或者在现代人看来，还要增高他的价值。
四库全书目录和刘盼遂先生据自纪篇以为论衡当在百篇以外。见后版本卷帙考。近人张右源据佚文篇云“论衡篇以十数”，疑原本论衡的篇数没有今本这样多，认为今本是混合其所着讥俗节义、政务、养性三书而成。（见东南大学国学丛刊二卷三期。）其说非也。佚文篇“十数”为“百数”之误。我以为仲任的手定稿，或者有百篇，但抱朴子、见后旧评。后汉书本传都只着录八十五篇，盖论衡最初传世，是由蔡邕、王朗两人，据抱朴子、袁山松书。见后旧评。他两人入吴，都得着百篇全稿。虞翻说：“王充着书垂藻，络绎百篇。”足为当时尚存百篇之证。后来因为蔡邕所得者，被人捉取数卷持去，据抱朴子。故只剩八十五篇。见存的论衡，大概就是根源于蔡邕所存的残本，史通鉴识篇：“若论衡之未遇伯喈，逝将烟烬火灭，泥沈雨绝，安有殁而不朽，扬名于后世者乎？”所以葛洪、范晔都只能见到八十五篇。刘盼遂先生所引类书中佚文，似乎都只是八十五篇的佚文，未必在八十五篇之外。因为唐、宋人所见的不能超出范晔、葛洪之外。
自从后汉书着录八十五篇之后，只缺招致一篇。至于各篇的先后排列，大致保存本来面目。据今本各篇的排列与全书理论的体系，及篇中所载的史事的先后，并相符合，可以为证。那么，这部书传到现在，好像是没有经过后人的改编。
未经后人改编，固然保存当时篇章排列顺次的本来面目，但流传到现在一千多年，还没有人加以整理或注释。近人刘盼遂论衡集解，有自序见古史辩第四集，全书惜未经见。其说见采入者，皆据古史辩。刘叔雅先生三余札记二论衡斠补云：“校理论衡既毕，付之剞厥，刻垂成矣。”曾面询之，据云：“全稿存在安庆。”故未获睹。杨树达云：“曾校注数卷，以事中辍。”章士钊云：“有意整理笺释。”（见甲寅周刊一卷四十期四十一期。）梁玉绳认为论衡有注，乃是误说。瞥记一云：“礼记经解引易‘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孙奕示儿编谓王充论衡注云：‘出易纬之文。’”按示儿编一云：“经解引易曰：‘差若豪厘，缪以千里。’乃出易纬之文也。”自注云：“王充论注，详见‘豪厘’。”卷四“豪厘”条云：“按王充论注，乃易纬之文。”徐鲲曰：“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论章怀注引易纬曰：‘差以毫厘，失之千里。’此省文作‘王充论注’。”据此，则梁氏谓出于论衡注，非也。孙蜀丞先生也认为有旧注，见乱龙篇、卷十六，页六九五。指瑞篇、卷十七，页七四八。死伪篇。卷二十一，页八九五。但据我的意见，前两者乃是正文，后者乃是两本异文误合，不是注语。说具本篇。御览引旧音一，别通篇卷十三，页五九一。旧注五。逢遇篇卷一，页七。儒增篇卷八，页三六五。变动篇卷十五，页六五０。乱龙篇卷十六，页七０二。是应篇卷十七，页七六三。篇中衍文，推知其为旧校者二，儒增篇卷八，页三七六。艺增篇卷八，页三九一。似出于旧注者十七。命义篇卷二，页五二。吉验篇卷二，页九五，又九六。骨相篇卷三，页一二三。本性篇卷三，页一三五。物势篇卷三，页一五二。书虚篇卷四，页一八三。道虚篇卷七，页三二九。儒增篇卷八，页三七六。刺孟篇卷十，页四六六。说日篇卷十一，页五０四。答佞篇卷十一，页五一九。效力篇卷十三，页五八二。乱龙篇卷十六，页六九四。自然篇卷十八，页七八一。感类篇卷十八，页七九七。纪妖篇卷二十二，页九二九。但这些，我都疑为是读者随手旁注，不像是出于正式的注文。理由是：若是曾经有人正式的注释过，不当把许多需要注释的地方都抹杀去，反来注这些不经意的地方，甚至于不须注的。
宋仁宗庆历五年，杨文昌刻本序说：“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又得史馆本二，各三十卷。改正涂注，凡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字。”现在的各本，都根源于杨刻本。那么，今本校语，是出自宋杨文昌之手。在杨校之后，展转刊行，当又加添不少的校语。如问孔篇卷九第四一一页。“子曰予所鄙者”，“鄙”下旧校曰：“一作否。”宋、元本并无此三字，则此注语当出自明人。但这班翻刻古书的人，不都是通人，不见得备具校勘董理的学力和方法。如无形篇卷二第六一页。“化为黄能”，旧校曰“能音奴来反”，朱校元本同。及上面所引问孔篇的校语“鄙”一作“否”，都是显着的讹误。说见本篇。
清儒，尤其是干、嘉时代，校勘古书是一代的伟迹。但对于论衡，如卢文弨、王念孙等，都是手校群书二三十种的人，而没有一及此书。莫友芝说：“抱经有校宋本。”未见。因为他们只把论衡当作一种治汉儒今古文说的材料看。俞樾虽然是校正数十条，想是以余力致此，所以不像所校他书那样精当。孙诒让、孙蜀丞先生对这部书，用力比较多些，諟正若干条，才使这部书稍稍可读。
我整理这部书，把校勘和解释分成两部工作。在校的方面，因为流传的善本不多，连类书的援引及见于他书的地方也很稀少。在释的方面，因为此书用事沉晦，好多是不经见的故实，加以今古文说的纠纷－－这两方面，都使我经过相当的困难，感觉学力的更贫乏。
论衡的版本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元刊明正德补修本，累害篇不缺一页，是由庆历本、干道本、至元本直传下来的。一个是由成化本到通津本，到程、何诸本所构成的系统，从成化本起，累害篇并缺一页。参看论衡版本卷帙考列表于次：
宋庆历五年 宋干道三年 元至元七年 元刊明正德修本
┌─→ ──→ ──→杨文昌刻本│ 洪适刻本 宋文瓒刻本 （累害篇不缺）（1）
│
│
│ ┌ 程本
│ │ 何本
│ 宋光宗时刻本 宋刊明成化 嘉靖时通津 │ 钱本
└─→ ──→修本（累害 ┌─→ ├ 黄本
（二十五卷）（2）篇脱一页）
│ 草堂刻本 │ 郑本
│ │ 王本
│ └ 崇文本
│
│
│ 天启六年
└─→刘光斗刻本（3）
〔注〕一。叶德辉说，正德本累害篇脱一页，不对。
二。宋光宗时刻本二十五卷，见存日本，疑是根源庆历本。
三。天启本的序说，据杨文昌本刻。我想不是直接依据。因为天启本也脱去累害篇一页。明正德补修本是杨文昌本的四传的本子，还没有脱此一页，则知其所谓据杨本，不足信。疑出自成化补修本。
我所用的本子，是以通津本作底本。所见宋本，只是十四卷到十七卷的残卷。其余的所谓宋、元本，都是借用别人的校录。其中以朱宗莱校元本为最精详，杨守敬校宋本太粗疏。我想，一定忽略了一些好的材料。
胡适之先生在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序上说：
校勘之学，无处不靠善本：必须有善本互校，方才可知谬误；必须依据善本，方才可以改正谬误；必须有古本的依据，方才可以证实所改的是非。……王念孙、段玉裁用他们过人的天才与功力，其最大的成就只是一种推理的校勘学而已。推理之最精者，往往可以补版本的不足，但校雠的本义在于用本子互勘，离开本子的搜求，而费精力于推敲，终不是校勘学的正轨。……推理的校勘，不过是校勘学的一个支流，其用力甚勤，而所得终甚微细。
当然，版本是作校勘的唯一的凭依。但是论衡这部书所保存的善本是这样少，要整理这部书，只靠版本是不够的。势必于版本之外，另找方法，即取证于本书、他书、类书、古书注的四种方法。
孙诒让在他的札移序上说：
其諟正文字讹舛，或求之于本书，或旁证之它籍，及援引之类书，而以声音通转为其錧键，故能发疑正读，奄若合符。
本书、它籍、类书，这是揭举校勘学在离开版本的凭藉时的三大途径。陈援庵垣。先生元典章校补释例说得更详细。他举出校法有四：
一。对校法 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
二。本校法 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
三。他校法 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
四。理校法 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
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
第一种对校法，是用两本相比，是最容易的工作。只要有相当的学力，就能判断“某本作某是对的”。第二种本校法，即孙氏所谓求之于本书。第三种他校法，即孙氏所谓旁证之它籍及援引之类书。有时凭据他书注的引用，也属于此法。第四种理校法，即胡先生所谓推理的校勘。
在没有古本凭依的时候，想对于某一部书，发现它的谬误，改正它的谬误，证实所改正的是非，用本校法和他校法，即取证于本书、它书、类书、古书注的四种方法，是有相当征实性的方法。因为它的客观性是与凭藉版本差不多。如唐、宋人的类书或古书注的引用，就可大致的见到唐、宋时这部书的本子。胡先生告诉我说：“依据类书或古书注，也就大致等于依凭古本。”
取证于本书、他书、类书及古书注，这四种方法，在运用时，应当各有相当的精细和警戒，兹就本书举例于下：
一、取证本书的方法，是求本篇的上下文义，或把本篇与他篇作一种归纳的比较，找出他的句例常语，以相諟正。
例一－－据上下文义
高祖诏叔孙通制作仪品，十六篇何在？而复定（仪）礼〔仪〕？谢短篇卷十二，第五六一页。
此谓礼经十六篇何在，而庸叔孙通再定仪品也。后汉书曹褒传论：“汉初朝制无文，叔孙通颇采礼经，参酌秦法，有救崩弊。先王容典，盖多阙矣。”张揖上广雅疏曰：“叔孙通撰制礼制，文不违古。”是仪品本于礼经，故仲任诘之曰时“十六篇何在”也。礼仪即谓仪品，司马迁传、刘歆移太常博士书、儒林传、礼乐志、本书率性篇并可证。此作“仪礼”，字误倒也。程树德汉律考，以“叔孙通制作仪品十六篇”为句，（前汉书礼乐志考证，齐召南读同。”则以“仪礼”为礼经，非也。据曹褒传，叔孙通所作，只十二篇，未云“十六”。且此文屡云“礼经十六篇”，则此“十六篇何在”五字为句，以指礼经，明矣。此句既谓礼经，则下句又云“仪礼”，于义难通。且礼经有仪礼之名，始见后汉书郑玄传，（吴丞仕经典释文序录讲疏谓始自晋书荀菘传。）仲任未及称也。
例二－－本篇与他篇句例的比较
今鲁所获麟戴角，即后所见麟未必戴角也。如用鲁所获麟，求知世间之麟，则必不能知也。何则？毛羽骨角不合同也。假令不（合）同，或时似类，未必真是。讲瑞篇卷十六，页七二二。
“不同”当作“合同”，涉上文误也。此反承上文。仲任意：即有合同者，不过体貌相似，实性自别。下文即申此义。奇怪篇云：“空虚之象，不必实有。假令有之，或时熊罴先化为人，乃生二卿。”是应篇云：“屈轶之草，或时实有而虚言能指。假令能指，或时草性见人而动，则言能指。”句例正同。
例三－－本篇与他篇常语的比较
占因将且入国邑，气寒，则将且怒；温，则将喜。变动篇卷十五，第六五五页。
据下文“未入界，未见吏民，是非未察”，则州刺史、郡太守之事，非谓大将军也。“将”谓州牧、郡守，本书屡见，当时常语。“大”字盖后人不明“将”字之义而妄加者。累害篇：“进者争位，见将相毁。”又曰：“将吏异好，清浊殊操。”答佞篇：“佞人毁人于将前。”程材篇：“职判功立，将尊其能。”又云：“将有烦疑，不能效力。”超奇篇：“周长生在州为刺史任安举奏，在郡为太守孟观上书，事解忧除，州郡无事，二将以全。”齐世篇：“郡将挝杀非辜。”诸“将”字并与此同。
二、取证他书的方法，是就本书文句出于他书，或本书文句与他书互见的，及被他书征引的，而为比较的考察。
例一－－本书文句出于他书
齐詹（侯）问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也若何？”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詹曰：“列地而予之，疏爵而贵之，君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定贤篇卷二十七，第一一一０页。
“齐詹”当作“齐侯”，“侯”一作“□”，与“詹”形近而误。此事见晏子春秋问上。晏子作“景公问于晏子”，说苑臣术篇作“齐侯问于晏子”，是其证。下文“詹曰”，亦当作“齐侯曰”。“侯”讹为“詹”又脱“齐”字。晏子作“公不说曰”，说苑作“君曰”。
例二－－本书文句与他书互见
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人（文）弥明。书解篇卷二十八，第一一四九页。
“人”当作“文”。上下文俱论“文德”，不得转入“人”也。“人”“文”形近之误。说苑修文篇“德弥盛者文弥缛，中弥理者文弥章”，句意正同，是其证。
例三－－本书文句被他书征引
广汉杨翁仲（伟）〔能〕听鸟兽之音，乘蹇马之野〔而〕田间有放（眇）马〔者〕，相去〔数里〕，鸣声相闻。翁仲（伟）谓其御曰：“彼放马（知此马而）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骂此辕中马蹇，此马亦骂之眇。”其御不信，往视之，目竟眇焉。实知篇卷二十六，页一０七九。
高似孙纬略一引“仲”并作“伟”，“听”上有“能”字，“田间有放眇马”作“而田间有放马者”，“相去”下有“数里”二字，“彼放马知此马而目眇”作“彼放马目眇”，“目竟眇焉”作“马目竟眇”。类聚九三、御览八九七引亦正同。并是也，当据正。
取证于他书的方法，是最艰难而最精当的方法。刘先生告诉我说：“取证于他书的方法，才能够发挥校勘学最大的效能。”校勘学的本义，固然是赖于版本的比校，但版本本身有两个缺陷，即：一、版本本身的错误。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本子，不外唐写本、宋刊本，但遇着这样事实，在唐、宋以前就已经错了，则虽有版本，也不能据正。二、善本流传到现在，委实有限，若必待于版本而后校书，则有些书必致无法去校。取证于他书的方法，正能补救这两种缺陷。这方法能使用校勘的材料有三，即：一、上溯本书所援据者。二、旁搜本书与他书互见者。三、下及本书被后人引用者。因为这方法取材的方面这样多，又没有版本的那两种缺陷，所以这方法能够发挥校勘学最大的效能。如荀子尧问篇：“子贡问于孔子曰：‘赐为人下而未知也。’”杨倞注：“下、谦下也。子贡问欲为人下，未知其益也。”按：“而未知”下当有“为人下之道”五字。说苑臣术篇：“赐为人下而未知所以为臣下之道也。”韩诗外传七：“请问为人下之道。”家语困誓篇：“赐既为人下矣，而未知为人下之道。”并其证。注：“下、谦下也。”是所见本已脱此五字，而望文生义加“谦”字释之。这就是取证于他书能救版本之穷之明证。
但取证于他书时，当注意到家法的不同。因为今古文的章句文字是不一样的。如别通篇“犹吾大夫高子”，是用鲁论，不当据今本论语改“高”作“崔”。气寿篇“舜征二十岁在位”，今本作“三十”，即由浅人据伪孔本妄改，而不知仲任是习欧阳尚书的。潜夫论班禄篇引诗皇矣“此惟予度”亦见本书初禀篇。是三家诗，王谟本据毛诗改“度”作“宅”，也是由于不明家法的原故。
三、取证于类书的方法，是不可过信。因为类书漏引节引，与原书时有出入。要是善于运用，它是最好的材料，因为它能够使我们的推理得着更确实的证明。最好不信赖类书中一两条的孤证，能够把类书所引的归纳得数条以上，那就能够使今本比较的近古。且举孙蜀丞先生误援类书的例子如次：
例一
立春东耕，为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锄；或立土牛。〔象人土牛，〕未必能耕也。乱龙篇卷十六，第七０二页。
孙曰：“立土牛”当作“立土象牛”，与上文“为土象人”句意相同，此脱“象”字；“未必能耕也”当作“土牛未必能耕也”，又脱“土牛”二字，故文义不明。类聚三十九、御览五百三十八（当作七。）并引作“或立土牛象人，土牛未毕能耕也”。“土牛”二字未脱。“或立土牛”作“或立土牛象人”，亦非也。惟事类赋四（当作五。）引作“或立土象牛”，不误，当从之。晖按：类聚、御览引作：“或立土牛，（句）象人土牛，未毕而耕也。”（御览二十引同。）当据补“象人土牛”句。“未必能耕也”，是承“为土象人”、“或立土牛”两层为文，言土人与土牛并不能耕。下文“与立土人、土牛，同一义也”，亦以“人”“牛”并举。“象人土牛”，“象人”即承“为土象人”，“土牛”即承“或立土牛”，类聚、御览所引不误。今本脱去“象人土牛”四字耳。孙误以“或立土牛象人”句绝，而信事类赋之孤证，非也。
例二
杨子云作法言，蜀富〔贾〕人□钱千（十）万，愿载于书。子云不听，〔曰〕：“夫富无仁义之行，〔犹〕圈中之鹿，栏中之牛也。安得妄载？”佚文篇卷二十，第八六九页。
孙曰：初学记十八、御览四百七十二引此文“富”下并有“贾”字，“千万”作“十万”，“听”下有“曰”字，“之行”二字作“犹”，皆是也。今本脱误，当据补正。晖按：孙补“贾”字、“曰”字，改“千”作“十”，是也。御览八二九又八三六引亦有“贾”字，“千”作“十”。又朱校元本、事文类聚别集二引亦作“十”。孙谓“之行”二字当作“犹”，非也。御览八二九引“之行”下有“正如”二字，又八三六引“之行”下有“犹”字。事文类聚引同。则“之行”二字不误，当据补“犹”字。
四、取证于古书注的方法，即就唐、宋人注他书时所引本书以与今本两相比勘，往往可以补缺正误。如感虚篇：“尧时五十之民击壤于涂。”卷五，页二四五。文选注、路史注引“尧时”下有“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九字，则知今本脱落。言毒篇：“火困而气热，血毒盛，故食走马之肝杀人。”卷二十三，页九五三。史记儒林传正义引“血毒盛”作“气热而毒盛”，则知今本脱“气热”二字，“血”为“而”字形讹。
我对此书解释的工作，是用归纳和分类的方法。
关于字义的解释，是用归纳法。王氏父子就是运用这个方法得着绝大的成功，在经传释词上可以表现。王引之经传释词序说：“凡此者其为古之语词，较然可着。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虽旧说所无，可以心知其意者也。”没有旧说的根据，为什么他能心知其意呢？就是因为他用的方法正确。归纳各书中同样的字，找出共通的意义，所以能够“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试将本书“嫌”字的用法，归纳于下：
许由让天下，不嫌贪封侯。
季子能让吴位，何嫌贪地遗金？
弃其宝剑，何嫌一叱生人取金于地？以上并见书虚篇。
人生于天，何嫌天无气？谈天篇。
能至门庭，何嫌不窥园菜？儒增篇。
材能以其文为功于人，何嫌不能营卫其身？书解篇。
上列各“嫌”字，并当训作“得”。刘盼遂先生训为“贪”，则不能“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了。说详书虚篇卷四，页一六八。
又归纳全书“起”字，审其用法，可以得一通训。
一、云雨感龙，龙亦起云而升天。龙虚篇卷六，页二九一。
二、禹问难之，浅言复深，略指复分，盖起问难●说，激而深切，觞而着明也。问孔篇卷九，页三九七。
三、盖起宰予昼寝，更知人之术也。页四０六。
四、今孔子起宰予昼寝，……页四０七。
五、孔子欲之九夷者，何起乎？页四一六。
六、起道不行于中国，故欲之九夷。页四一六。
七、仓颉何感而作书？奚仲何起而作车？谢短篇卷十二，页五七七。
八、天至明矣，人君失政，不以他气谴告变易，反随其误，就起其气。谴告篇卷十四，页六三九。
九、夏末蜻●鸣，寒螀啼，感阴气也；雷动而雉惊，发蛰而蛇出，起阳气也。变动篇卷十五，页六五０。
十、人君起气而以赏罚。页六五一。
十一、夫喜怒起气而发。页六五五。
十二、起水动作，鱼以为真，并来聚会。乱龙篇卷十九，页七００。
十三、且瑞物皆起和气而生。讲瑞篇卷十六，页七三０。
十四、奚仲感飞蓬，而仓颉起鸟迹也。感类篇卷十八，页八００。
十五、皆起盛德，为圣王瑞。验符篇卷十九，页八三九。
十六、虎狼之来，应政失也；盗贼之至，起世乱也，然则鬼神之集，为命绝也。解除篇卷二五，页一０四二。
十七、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定贤篇卷二七，页一一二一。
十八、如周道不弊，孔子不作者，未必无孔子之才；无所起也。页一一二一。
十九、周道弊，孔子起而作之。页一一二二。
二十、设孔子不作，犹有遗言；言必有起，犹文之必有为也。页一一二二。
二一、观文之是非，不顾作之所起，世间为文者众矣。页一一二二。
二二、儒者不知秦燔书所起，故不审燔书之实。正说篇卷二八，页一一二六。
二三、感伪起妄，源流气烝。书解篇卷二八，页一一五三。
二四、有鸿材欲作而无起，无细知以闲而能记。页一一五四。
二五、故夫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对作篇卷二九，页一一七八。
二六、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页一一七九。
二七、故论衡者，……其本皆起人间有非。页一一七九。
以上二十七则。二五、“起”与“因”字互用，十六、“起”与“应”字互用，十六、二十、“起”与“为”字互用；一、七、九、十四、二三、“起”与“感”字互用。据此，这二十七处的“起”字，有“因”、“为”、“应”、“感”等字的意思。这是不见于字书，而可以由归纳的结果，证明这种解释是不会错误的。
再者，仲任惯用“何等”二字，归纳于下：
一、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感虚篇卷五，页二五三。
二、实黄帝者，何等也？道虚篇卷七，页三一四。
三、所谓尸解者，何等也？页三三一。
四、今言男女□，相逐其间，何等洁者？语增篇卷七，页三五０。
五、此何等民者？犹能知之。艺增篇卷八，页三八八。
六、年五十击壤于路，与竖子未成人者为伍，何等贤者？页三八九。
七、夫法度之功者，谓何等也？非韩篇卷十，页四三六。
八、名世者谓何等也？刺孟篇卷十，页四六０。
九、所谓十日者，何等也？诘术篇卷二五，页一０三一。
“何等”二字当是汉时常语。孟子公孙丑篇：“敢问夫子恶乎长？”赵注：“丑问孟子才志所长何等？”吕氏春秋爱类篇：“其故何也？”高注：“为何等故也。”都是以“何等”连文，犹今言“什么”。
上列“嫌”、“起”、“何等”三例，都是以归纳法来解释字义的。虽无旧说可凭，但若玩其本文，参之他卷，自觉其为适当的解释。
全书故实，也用同样的归纳法，以便于与其所根据的他书及本书各篇前后互见的相参照。如汉高祖的母亲，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见吉验、奇怪、雷虚、感类等篇，此事出史、汉高纪。王鸣盛说，“遇”是“构精”的意思。据奇怪、雷虚，谓“遇”是龙施气，则知汉人的意思与王鸣盛说同，而仲任则谓“遇”是“遇会”。又如汤遭大旱，祷于桑林，见感虚、明雩、感类等篇。明雩、感类并说“汤以五过自责”，而感虚篇则说以“六过”，与荀子、说苑、帝王世纪等书正合。则知仲任本云“以六过自责”，其说无异，而一作“五过”者，是出于误记，未必仲任另有所据而云然。说详感虚篇。卷五，页二四五。又如桑榖之异，见无形、变虚、异虚、恢国、感类、顺鼓等篇。这件故事，有书系之高宗武丁，有书系之中宗太戊，仲任于无形、变虚、异虚、恢国作高宗，于感类作太戊，于顺鼓并存两说。则知这个故事相承有如此异说，不关于今古文说的不同，故仲任随意出之。说详无形篇。卷二，页六四。
关于本书援引群经的地方的解释，是用分类法。陈奂诗毛氏传疏序说：
初放尔雅编作义类，分别部居，各为探索。久乃□除条例章句，揉成作疏。
可见陈奂作诗毛氏传疏事前准备的工作，将全书拆开，分成若干类，会集材料，然后会通成书。我也用这种分类的方法。不过陈氏就山川名物学尔雅那样分类，我则就所引群经，将各经作一单位，分别抄集，然后再参照各经的各种注释，求其家法，探其义蕴。如本书所见论语的地方，都辑为一类，以便于与本书各篇前后参照，及博征旧说，以求合于本书的原义。如论语雍也篇：“伯牛有疾，孔子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见幸偶、命义、祸虚、问孔、刺孟等篇。据问孔篇，卷九，页四０九。知“亡”字读作有无之“无”，不当如集解读死亡之“亡”。又据祸虚、刺孟，知所谓“恶疾”，所谓“有疾”，是“被厉”。又如语增篇引论语：“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卷七，页三四０。仲任的意思，“与”是读“参与”之“与”。但旧说“与”字的意思有四种。具见本篇。结果，可以发现分类的好处：一、就仲任的意思以相解释，不致前后相违。二、博考旧说，取其当于本书的原义，不致于只凭旧注，使正文与注义不相吻合。
我整理这部书，前后凡七年。在三年前，只就文选李注所引本书及本书见于他书者，互相比勘，成论衡校录若干卷，王充年谱一卷，就正于刘叔雅先生，幸蒙许为精当。去年，胡适之先生也以为我的论衡校录有些是处，所以愿意出其手校本和杨守敬校宋本借给我。今年，马幼渔裕藻。先生借给我朱宗莱校元本，吴检斋先生借给我手校本。因为增加了这些新的材料，校录的内容也就扩张了。计校释的时间凡五年，全稿写定凡二年。其中一部分的稿子，曾经胡先生和高阆仙步瀛。先生看过，改正好多地方。全书既成，友人齐燕铭举其论衡札记稿本相饷，又抉取约二十余条。－－这些都是帮助我这书能够有成功的人。谨志其始末，以申谢意。
本书今古文说，大致能说得清楚，是孙星衍、陈乔纵、皮锡瑞一班人的功绩。俞樾、孙诒让和孙蜀丞先生都对此书费些精力，我平易的援用，应当铭感。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八月二十日，黄晖序于北平。
这种荒谬的迷信的理论，把儒家改装成为带有宗教性的儒教，自汉武帝时起到光武时止，一直支持了一百多年，才能有小小的反动：即郑兴、尹敏、桓谭一班人。但他们只知道攻击图谶的荒谬，对这些儒教徒所持天人感应说的原理，还不能根本上击破，或者还相信这原理。到了仲任，才大胆的有计画的作正式的攻击，用道家的自然主义攻击这儒教的天人感应说，使中古哲学史上揭开一大波澜。
论衡全书就是披露这天人感应说的妄诞。用自然主义为其理论的出发点。现在把论衡全书，就他的思想体系，列为六组：
第一组是说性命的。
甲、性命说所依据的理论：
物势十四。
乙、说性的：
本性十三。率性八。
丙、说命的：
初禀十二。无形七。偶会十。命禄三。气寿四。命义六。逢遇一。累害二。幸偶五。吉验六。
丁、性和命在骨体上的表征：
骨相十一。
〔注〕物势篇说：“天地合气，人偶自生。”此为仲任以性命定于初禀自然之气（初禀篇语。）所据之理。骨相篇说：“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是仲任的意思：性命禀于自然，现于骨法。各篇排列的顺序，不依原书目次，是以其理论的体系之先后为据。
第二组是说天人的关系。
甲、天人关系说所依据的理论：
自然五四。
乙、评当时儒家阴阳灾异天人感应诸说违天道自然之义：
寒温四一。谴告四二。变动四三。招致四四。阙。感类五五。
丙、论当时灾异变动：
明雩四五。顺鼓四六。乱龙四七。遭虎四八。商虫四九。
丁、论当时瑞应：
治期五三。齐世五六。讲瑞五十。指瑞五一。是应五二。宣汉五七。恢国五八。验符五九。须颂六十。佚文六一。
〔注〕仲任说灾变符瑞，以“适偶”代替“感应”，以自然主义为宗。
第三组论人鬼关系及当时禁忌。
甲、论人鬼关系：
论死六二。死伪六二。纪妖六四。订鬼六五。言毒六六。薄葬六七。祀义七六。祭意七七。
乙、论当时禁忌：
四讳六八。●时六九。讥日七十。卜筮七一。辨祟七二。难岁七三。诘术七四。解除七五。
〔注〕人禀天地自然之气，偶适而生，（见物势、初禀、无形等篇。）人死则精气灭，（论死篇语。）故人死不能为鬼。无鬼，则祭祀只缘生事死而已，无歆享之义。（祀义、祭意篇语。）吉凶祸福，皆遭适偶然，（偶会篇语。）故不信一切禁忌。
第四组论书传中关于感应之说违自然之义和虚妄之言。
甲、评书传中关于天人感应说的：
变虚十七。异虚十八。感虚十九。福虚二十。祸虚二一。龙虚二二。雷虚二三。
乙、评书传中虚妄之言：
奇怪十五。书虚十六。道虚二四。语增二五。儒增二六。艺增二七。问孔二八。非韩二九。刺孟三十。谈天三一。说日三二。实知七八。知实七九。定贤八十。正说八一。书解八二。案书八三。
第五组是程量贤佞才知的。
答佞三三。程材三四。量知三五。谢短三六。效力三七。别通三八。超奇三九。状留四十。
第六组当作自序和自传的。
对作八四。自纪八五。
这八十五篇书，今缺招致一篇。反复诘辩，不离其宗，真是一部有体系的着作。可惜这部大着，宋以后的人就忽略它了。
从汉到现在，大家对于这部书的认识，可以分作三期：
一．从汉到唐 如谢夷吾、蔡邕、王朗、虞翻、抱朴子、刘知几等，都认为是一代的伟着。详后旧评。
二．宋 带着道学的习气，认为论衡是一部离经叛道的书。如晁公武、高似孙、陈振孙、王应麟、葛胜仲、吕南公、黄震等是。详后旧评。
三．明、清 取其辩博，但对于问孔、刺孟仍沿宋人成见，骂他是非圣无法。如熊伯龙、无何集。沈云楫、虞淳熙、阎光表、施庄、刘光斗、傅严、见后旧序。刘熙载、陈鳣、周广业、章太炎先生见后旧评。都是极力表张此书。四库全书目录提要、干隆读论衡跋、谭宗浚、王鸣盛、梁玉绳等见后旧评。皆诋訾此书，或毁誉参半。
对论衡有真正的认识，还是最近二十多年的事。因为诸子是研究思想史的宝藏，研究诸子的兴趣，不减于经史。治诸子的人，尽革前儒一孔之见，实事求是，作体系的历史的探讨。不因为他问了孔子，刺了孟子，就减轻他的价值。或者在现代人看来，还要增高他的价值。
四库全书目录和刘盼遂先生据自纪篇以为论衡当在百篇以外。见后版本卷帙考。近人张右源据佚文篇云“论衡篇以十数”，疑原本论衡的篇数没有今本这样多，认为今本是混合其所着讥俗节义、政务、养性三书而成。（见东南大学国学丛刊二卷三期。）其说非也。佚文篇“十数”为“百数”之误。我以为仲任的手定稿，或者有百篇，但抱朴子、见后旧评。后汉书本传都只着录八十五篇，盖论衡最初传世，是由蔡邕、王朗两人，据抱朴子、袁山松书。见后旧评。他两人入吴，都得着百篇全稿。虞翻说：“王充着书垂藻，络绎百篇。”足为当时尚存百篇之证。后来因为蔡邕所得者，被人捉取数卷持去，据抱朴子。故只剩八十五篇。见存的论衡，大概就是根源于蔡邕所存的残本，史通鉴识篇：“若论衡之未遇伯喈，逝将烟烬火灭，泥沈雨绝，安有殁而不朽，扬名于后世者乎？”所以葛洪、范晔都只能见到八十五篇。刘盼遂先生所引类书中佚文，似乎都只是八十五篇的佚文，未必在八十五篇之外。因为唐、宋人所见的不能超出范晔、葛洪之外。
自从后汉书着录八十五篇之后，只缺招致一篇。至于各篇的先后排列，大致保存本来面目。据今本各篇的排列与全书理论的体系，及篇中所载的史事的先后，并相符合，可以为证。那么，这部书传到现在，好像是没有经过后人的改编。
未经后人改编，固然保存当时篇章排列顺次的本来面目，但流传到现在一千多年，还没有人加以整理或注释。近人刘盼遂论衡集解，有自序见古史辩第四集，全书惜未经见。其说见采入者，皆据古史辩。刘叔雅先生三余札记二论衡斠补云：“校理论衡既毕，付之剞厥，刻垂成矣。”曾面询之，据云：“全稿存在安庆。”故未获睹。杨树达云：“曾校注数卷，以事中辍。”章士钊云：“有意整理笺释。”（见甲寅周刊一卷四十期四十一期。）梁玉绳认为论衡有注，乃是误说。瞥记一云：“礼记经解引易‘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孙奕示儿编谓王充论衡注云：‘出易纬之文。’”按示儿编一云：“经解引易曰：‘差若豪厘，缪以千里。’乃出易纬之文也。”自注云：“王充论注，详见‘豪厘’。”卷四“豪厘”条云：“按王充论注，乃易纬之文。”徐鲲曰：“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论章怀注引易纬曰：‘差以毫厘，失之千里。’此省文作‘王充论注’。”据此，则梁氏谓出于论衡注，非也。孙蜀丞先生也认为有旧注，见乱龙篇、卷十六，页六九五。指瑞篇、卷十七，页七四八。死伪篇。卷二十一，页八九五。但据我的意见，前两者乃是正文，后者乃是两本异文误合，不是注语。说具本篇。御览引旧音一，别通篇卷十三，页五九一。旧注五。逢遇篇卷一，页七。儒增篇卷八，页三六五。变动篇卷十五，页六五０。乱龙篇卷十六，页七０二。是应篇卷十七，页七六三。篇中衍文，推知其为旧校者二，儒增篇卷八，页三七六。艺增篇卷八，页三九一。似出于旧注者十七。命义篇卷二，页五二。吉验篇卷二，页九五，又九六。骨相篇卷三，页一二三。本性篇卷三，页一三五。物势篇卷三，页一五二。书虚篇卷四，页一八三。道虚篇卷七，页三二九。儒增篇卷八，页三七六。刺孟篇卷十，页四六六。说日篇卷十一，页五０四。答佞篇卷十一，页五一九。效力篇卷十三，页五八二。乱龙篇卷十六，页六九四。自然篇卷十八，页七八一。感类篇卷十八，页七九七。纪妖篇卷二十二，页九二九。但这些，我都疑为是读者随手旁注，不像是出于正式的注文。理由是：若是曾经有人正式的注释过，不当把许多需要注释的地方都抹杀去，反来注这些不经意的地方，甚至于不须注的。
宋仁宗庆历五年，杨文昌刻本序说：“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又得史馆本二，各三十卷。改正涂注，凡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字。”现在的各本，都根源于杨刻本。那么，今本校语，是出自宋杨文昌之手。在杨校之后，展转刊行，当又加添不少的校语。如问孔篇卷九第四一一页。“子曰予所鄙者”，“鄙”下旧校曰：“一作否。”宋、元本并无此三字，则此注语当出自明人。但这班翻刻古书的人，不都是通人，不见得备具校勘董理的学力和方法。如无形篇卷二第六一页。“化为黄能”，旧校曰“能音奴来反”，朱校元本同。及上面所引问孔篇的校语“鄙”一作“否”，都是显着的讹误。说见本篇。
清儒，尤其是干、嘉时代，校勘古书是一代的伟迹。但对于论衡，如卢文弨、王念孙等，都是手校群书二三十种的人，而没有一及此书。莫友芝说：“抱经有校宋本。”未见。因为他们只把论衡当作一种治汉儒今古文说的材料看。俞樾虽然是校正数十条，想是以余力致此，所以不像所校他书那样精当。孙诒让、孙蜀丞先生对这部书，用力比较多些，諟正若干条，才使这部书稍稍可读。
我整理这部书，把校勘和解释分成两部工作。在校的方面，因为流传的善本不多，连类书的援引及见于他书的地方也很稀少。在释的方面，因为此书用事沉晦，好多是不经见的故实，加以今古文说的纠纷－－这两方面，都使我经过相当的困难，感觉学力的更贫乏。
论衡的版本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元刊明正德补修本，累害篇不缺一页，是由庆历本、干道本、至元本直传下来的。一个是由成化本到通津本，到程、何诸本所构成的系统，从成化本起，累害篇并缺一页。参看论衡版本卷帙考列表于次：
宋庆历五年 宋干道三年 元至元七年 元刊明正德修本
┌─→ ──→ ──→杨文昌刻本│ 洪适刻本 宋文瓒刻本 （累害篇不缺）（1）
│
│
│ ┌ 程本
│ │ 何本
│ 宋光宗时刻本 宋刊明成化 嘉靖时通津 │ 钱本
└─→ ──→修本（累害 ┌─→ ├ 黄本
（二十五卷）（2）篇脱一页）
│ 草堂刻本 │ 郑本
│ │ 王本
│ └ 崇文本
│
│
│ 天启六年
└─→刘光斗刻本（3）
〔注〕一。叶德辉说，正德本累害篇脱一页，不对。
二。宋光宗时刻本二十五卷，见存日本，疑是根源庆历本。
三。天启本的序说，据杨文昌本刻。我想不是直接依据。因为天启本也脱去累害篇一页。明正德补修本是杨文昌本的四传的本子，还没有脱此一页，则知其所谓据杨本，不足信。疑出自成化补修本。
我所用的本子，是以通津本作底本。所见宋本，只是十四卷到十七卷的残卷。其余的所谓宋、元本，都是借用别人的校录。其中以朱宗莱校元本为最精详，杨守敬校宋本太粗疏。我想，一定忽略了一些好的材料。
胡适之先生在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序上说：
校勘之学，无处不靠善本：必须有善本互校，方才可知谬误；必须依据善本，方才可以改正谬误；必须有古本的依据，方才可以证实所改的是非。……王念孙、段玉裁用他们过人的天才与功力，其最大的成就只是一种推理的校勘学而已。推理之最精者，往往可以补版本的不足，但校雠的本义在于用本子互勘，离开本子的搜求，而费精力于推敲，终不是校勘学的正轨。……推理的校勘，不过是校勘学的一个支流，其用力甚勤，而所得终甚微细。
当然，版本是作校勘的唯一的凭依。但是论衡这部书所保存的善本是这样少，要整理这部书，只靠版本是不够的。势必于版本之外，另找方法，即取证于本书、他书、类书、古书注的四种方法。
孙诒让在他的札移序上说：
其諟正文字讹舛，或求之于本书，或旁证之它籍，及援引之类书，而以声音通转为其錧键，故能发疑正读，奄若合符。
本书、它籍、类书，这是揭举校勘学在离开版本的凭藉时的三大途径。陈援庵垣。先生元典章校补释例说得更详细。他举出校法有四：
一。对校法 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
二。本校法 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
三。他校法 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
四。理校法 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
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
第一种对校法，是用两本相比，是最容易的工作。只要有相当的学力，就能判断“某本作某是对的”。第二种本校法，即孙氏所谓求之于本书。第三种他校法，即孙氏所谓旁证之它籍及援引之类书。有时凭据他书注的引用，也属于此法。第四种理校法，即胡先生所谓推理的校勘。
在没有古本凭依的时候，想对于某一部书，发现它的谬误，改正它的谬误，证实所改正的是非，用本校法和他校法，即取证于本书、它书、类书、古书注的四种方法，是有相当征实性的方法。因为它的客观性是与凭藉版本差不多。如唐、宋人的类书或古书注的引用，就可大致的见到唐、宋时这部书的本子。胡先生告诉我说：“依据类书或古书注，也就大致等于依凭古本。”
取证于本书、他书、类书及古书注，这四种方法，在运用时，应当各有相当的精细和警戒，兹就本书举例于下：
一、取证本书的方法，是求本篇的上下文义，或把本篇与他篇作一种归纳的比较，找出他的句例常语，以相諟正。
例一－－据上下文义
高祖诏叔孙通制作仪品，十六篇何在？而复定（仪）礼〔仪〕？谢短篇卷十二，第五六一页。
此谓礼经十六篇何在，而庸叔孙通再定仪品也。后汉书曹褒传论：“汉初朝制无文，叔孙通颇采礼经，参酌秦法，有救崩弊。先王容典，盖多阙矣。”张揖上广雅疏曰：“叔孙通撰制礼制，文不违古。”是仪品本于礼经，故仲任诘之曰时“十六篇何在”也。礼仪即谓仪品，司马迁传、刘歆移太常博士书、儒林传、礼乐志、本书率性篇并可证。此作“仪礼”，字误倒也。程树德汉律考，以“叔孙通制作仪品十六篇”为句，（前汉书礼乐志考证，齐召南读同。”则以“仪礼”为礼经，非也。据曹褒传，叔孙通所作，只十二篇，未云“十六”。且此文屡云“礼经十六篇”，则此“十六篇何在”五字为句，以指礼经，明矣。此句既谓礼经，则下句又云“仪礼”，于义难通。且礼经有仪礼之名，始见后汉书郑玄传，（吴丞仕经典释文序录讲疏谓始自晋书荀菘传。）仲任未及称也。
例二－－本篇与他篇句例的比较
今鲁所获麟戴角，即后所见麟未必戴角也。如用鲁所获麟，求知世间之麟，则必不能知也。何则？毛羽骨角不合同也。假令不（合）同，或时似类，未必真是。讲瑞篇卷十六，页七二二。
“不同”当作“合同”，涉上文误也。此反承上文。仲任意：即有合同者，不过体貌相似，实性自别。下文即申此义。奇怪篇云：“空虚之象，不必实有。假令有之，或时熊罴先化为人，乃生二卿。”是应篇云：“屈轶之草，或时实有而虚言能指。假令能指，或时草性见人而动，则言能指。”句例正同。
例三－－本篇与他篇常语的比较
占因将且入国邑，气寒，则将且怒；温，则将喜。变动篇卷十五，第六五五页。
据下文“未入界，未见吏民，是非未察”，则州刺史、郡太守之事，非谓大将军也。“将”谓州牧、郡守，本书屡见，当时常语。“大”字盖后人不明“将”字之义而妄加者。累害篇：“进者争位，见将相毁。”又曰：“将吏异好，清浊殊操。”答佞篇：“佞人毁人于将前。”程材篇：“职判功立，将尊其能。”又云：“将有烦疑，不能效力。”超奇篇：“周长生在州为刺史任安举奏，在郡为太守孟观上书，事解忧除，州郡无事，二将以全。”齐世篇：“郡将挝杀非辜。”诸“将”字并与此同。
二、取证他书的方法，是就本书文句出于他书，或本书文句与他书互见的，及被他书征引的，而为比较的考察。
例一－－本书文句出于他书
齐詹（侯）问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也若何？”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詹曰：“列地而予之，疏爵而贵之，君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定贤篇卷二十七，第一一一０页。
“齐詹”当作“齐侯”，“侯”一作“□”，与“詹”形近而误。此事见晏子春秋问上。晏子作“景公问于晏子”，说苑臣术篇作“齐侯问于晏子”，是其证。下文“詹曰”，亦当作“齐侯曰”。“侯”讹为“詹”又脱“齐”字。晏子作“公不说曰”，说苑作“君曰”。
例二－－本书文句与他书互见
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人（文）弥明。书解篇卷二十八，第一一四九页。
“人”当作“文”。上下文俱论“文德”，不得转入“人”也。“人”“文”形近之误。说苑修文篇“德弥盛者文弥缛，中弥理者文弥章”，句意正同，是其证。
例三－－本书文句被他书征引
广汉杨翁仲（伟）〔能〕听鸟兽之音，乘蹇马之野〔而〕田间有放（眇）马〔者〕，相去〔数里〕，鸣声相闻。翁仲（伟）谓其御曰：“彼放马（知此马而）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骂此辕中马蹇，此马亦骂之眇。”其御不信，往视之，目竟眇焉。实知篇卷二十六，页一０七九。
高似孙纬略一引“仲”并作“伟”，“听”上有“能”字，“田间有放眇马”作“而田间有放马者”，“相去”下有“数里”二字，“彼放马知此马而目眇”作“彼放马目眇”，“目竟眇焉”作“马目竟眇”。类聚九三、御览八九七引亦正同。并是也，当据正。
取证于他书的方法，是最艰难而最精当的方法。刘先生告诉我说：“取证于他书的方法，才能够发挥校勘学最大的效能。”校勘学的本义，固然是赖于版本的比校，但版本本身有两个缺陷，即：一、版本本身的错误。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本子，不外唐写本、宋刊本，但遇着这样事实，在唐、宋以前就已经错了，则虽有版本，也不能据正。二、善本流传到现在，委实有限，若必待于版本而后校书，则有些书必致无法去校。取证于他书的方法，正能补救这两种缺陷。这方法能使用校勘的材料有三，即：一、上溯本书所援据者。二、旁搜本书与他书互见者。三、下及本书被后人引用者。因为这方法取材的方面这样多，又没有版本的那两种缺陷，所以这方法能够发挥校勘学最大的效能。如荀子尧问篇：“子贡问于孔子曰：‘赐为人下而未知也。’”杨倞注：“下、谦下也。子贡问欲为人下，未知其益也。”按：“而未知”下当有“为人下之道”五字。说苑臣术篇：“赐为人下而未知所以为臣下之道也。”韩诗外传七：“请问为人下之道。”家语困誓篇：“赐既为人下矣，而未知为人下之道。”并其证。注：“下、谦下也。”是所见本已脱此五字，而望文生义加“谦”字释之。这就是取证于他书能救版本之穷之明证。
但取证于他书时，当注意到家法的不同。因为今古文的章句文字是不一样的。如别通篇“犹吾大夫高子”，是用鲁论，不当据今本论语改“高”作“崔”。气寿篇“舜征二十岁在位”，今本作“三十”，即由浅人据伪孔本妄改，而不知仲任是习欧阳尚书的。潜夫论班禄篇引诗皇矣“此惟予度”亦见本书初禀篇。是三家诗，王谟本据毛诗改“度”作“宅”，也是由于不明家法的原故。
三、取证于类书的方法，是不可过信。因为类书漏引节引，与原书时有出入。要是善于运用，它是最好的材料，因为它能够使我们的推理得着更确实的证明。最好不信赖类书中一两条的孤证，能够把类书所引的归纳得数条以上，那就能够使今本比较的近古。且举孙蜀丞先生误援类书的例子如次：
例一
立春东耕，为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锄；或立土牛。〔象人土牛，〕未必能耕也。乱龙篇卷十六，第七０二页。
孙曰：“立土牛”当作“立土象牛”，与上文“为土象人”句意相同，此脱“象”字；“未必能耕也”当作“土牛未必能耕也”，又脱“土牛”二字，故文义不明。类聚三十九、御览五百三十八（当作七。）并引作“或立土牛象人，土牛未毕能耕也”。“土牛”二字未脱。“或立土牛”作“或立土牛象人”，亦非也。惟事类赋四（当作五。）引作“或立土象牛”，不误，当从之。晖按：类聚、御览引作：“或立土牛，（句）象人土牛，未毕而耕也。”（御览二十引同。）当据补“象人土牛”句。“未必能耕也”，是承“为土象人”、“或立土牛”两层为文，言土人与土牛并不能耕。下文“与立土人、土牛，同一义也”，亦以“人”“牛”并举。“象人土牛”，“象人”即承“为土象人”，“土牛”即承“或立土牛”，类聚、御览所引不误。今本脱去“象人土牛”四字耳。孙误以“或立土牛象人”句绝，而信事类赋之孤证，非也。
例二
杨子云作法言，蜀富〔贾〕人□钱千（十）万，愿载于书。子云不听，〔曰〕：“夫富无仁义之行，〔犹〕圈中之鹿，栏中之牛也。安得妄载？”佚文篇卷二十，第八六九页。
孙曰：初学记十八、御览四百七十二引此文“富”下并有“贾”字，“千万”作“十万”，“听”下有“曰”字，“之行”二字作“犹”，皆是也。今本脱误，当据补正。晖按：孙补“贾”字、“曰”字，改“千”作“十”，是也。御览八二九又八三六引亦有“贾”字，“千”作“十”。又朱校元本、事文类聚别集二引亦作“十”。孙谓“之行”二字当作“犹”，非也。御览八二九引“之行”下有“正如”二字，又八三六引“之行”下有“犹”字。事文类聚引同。则“之行”二字不误，当据补“犹”字。
四、取证于古书注的方法，即就唐、宋人注他书时所引本书以与今本两相比勘，往往可以补缺正误。如感虚篇：“尧时五十之民击壤于涂。”卷五，页二四五。文选注、路史注引“尧时”下有“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九字，则知今本脱落。言毒篇：“火困而气热，血毒盛，故食走马之肝杀人。”卷二十三，页九五三。史记儒林传正义引“血毒盛”作“气热而毒盛”，则知今本脱“气热”二字，“血”为“而”字形讹。
我对此书解释的工作，是用归纳和分类的方法。
关于字义的解释，是用归纳法。王氏父子就是运用这个方法得着绝大的成功，在经传释词上可以表现。王引之经传释词序说：“凡此者其为古之语词，较然可着。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虽旧说所无，可以心知其意者也。”没有旧说的根据，为什么他能心知其意呢？就是因为他用的方法正确。归纳各书中同样的字，找出共通的意义，所以能够“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试将本书“嫌”字的用法，归纳于下：
许由让天下，不嫌贪封侯。
季子能让吴位，何嫌贪地遗金？
弃其宝剑，何嫌一叱生人取金于地？以上并见书虚篇。
人生于天，何嫌天无气？谈天篇。
能至门庭，何嫌不窥园菜？儒增篇。
材能以其文为功于人，何嫌不能营卫其身？书解篇。
上列各“嫌”字，并当训作“得”。刘盼遂先生训为“贪”，则不能“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了。说详书虚篇卷四，页一六八。
又归纳全书“起”字，审其用法，可以得一通训。
一、云雨感龙，龙亦起云而升天。龙虚篇卷六，页二九一。
二、禹问难之，浅言复深，略指复分，盖起问难●说，激而深切，觞而着明也。问孔篇卷九，页三九七。
三、盖起宰予昼寝，更知人之术也。页四０六。
四、今孔子起宰予昼寝，……页四０七。
五、孔子欲之九夷者，何起乎？页四一六。
六、起道不行于中国，故欲之九夷。页四一六。
七、仓颉何感而作书？奚仲何起而作车？谢短篇卷十二，页五七七。
八、天至明矣，人君失政，不以他气谴告变易，反随其误，就起其气。谴告篇卷十四，页六三九。
九、夏末蜻●鸣，寒螀啼，感阴气也；雷动而雉惊，发蛰而蛇出，起阳气也。变动篇卷十五，页六五０。
十、人君起气而以赏罚。页六五一。
十一、夫喜怒起气而发。页六五五。
十二、起水动作，鱼以为真，并来聚会。乱龙篇卷十九，页七００。
十三、且瑞物皆起和气而生。讲瑞篇卷十六，页七三０。
十四、奚仲感飞蓬，而仓颉起鸟迹也。感类篇卷十八，页八００。
十五、皆起盛德，为圣王瑞。验符篇卷十九，页八三九。
十六、虎狼之来，应政失也；盗贼之至，起世乱也，然则鬼神之集，为命绝也。解除篇卷二五，页一０四二。
十七、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定贤篇卷二七，页一一二一。
十八、如周道不弊，孔子不作者，未必无孔子之才；无所起也。页一一二一。
十九、周道弊，孔子起而作之。页一一二二。
二十、设孔子不作，犹有遗言；言必有起，犹文之必有为也。页一一二二。
二一、观文之是非，不顾作之所起，世间为文者众矣。页一一二二。
二二、儒者不知秦燔书所起，故不审燔书之实。正说篇卷二八，页一一二六。
二三、感伪起妄，源流气烝。书解篇卷二八，页一一五三。
二四、有鸿材欲作而无起，无细知以闲而能记。页一一五四。
二五、故夫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对作篇卷二九，页一一七八。
二六、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页一一七九。
二七、故论衡者，……其本皆起人间有非。页一一七九。
以上二十七则。二五、“起”与“因”字互用，十六、“起”与“应”字互用，十六、二十、“起”与“为”字互用；一、七、九、十四、二三、“起”与“感”字互用。据此，这二十七处的“起”字，有“因”、“为”、“应”、“感”等字的意思。这是不见于字书，而可以由归纳的结果，证明这种解释是不会错误的。
再者，仲任惯用“何等”二字，归纳于下：
一、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感虚篇卷五，页二五三。
二、实黄帝者，何等也？道虚篇卷七，页三一四。
三、所谓尸解者，何等也？页三三一。
四、今言男女□，相逐其间，何等洁者？语增篇卷七，页三五０。
五、此何等民者？犹能知之。艺增篇卷八，页三八八。
六、年五十击壤于路，与竖子未成人者为伍，何等贤者？页三八九。
七、夫法度之功者，谓何等也？非韩篇卷十，页四三六。
八、名世者谓何等也？刺孟篇卷十，页四六０。
九、所谓十日者，何等也？诘术篇卷二五，页一０三一。
“何等”二字当是汉时常语。孟子公孙丑篇：“敢问夫子恶乎长？”赵注：“丑问孟子才志所长何等？”吕氏春秋爱类篇：“其故何也？”高注：“为何等故也。”都是以“何等”连文，犹今言“什么”。
上列“嫌”、“起”、“何等”三例，都是以归纳法来解释字义的。虽无旧说可凭，但若玩其本文，参之他卷，自觉其为适当的解释。
全书故实，也用同样的归纳法，以便于与其所根据的他书及本书各篇前后互见的相参照。如汉高祖的母亲，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见吉验、奇怪、雷虚、感类等篇，此事出史、汉高纪。王鸣盛说，“遇”是“构精”的意思。据奇怪、雷虚，谓“遇”是龙施气，则知汉人的意思与王鸣盛说同，而仲任则谓“遇”是“遇会”。又如汤遭大旱，祷于桑林，见感虚、明雩、感类等篇。明雩、感类并说“汤以五过自责”，而感虚篇则说以“六过”，与荀子、说苑、帝王世纪等书正合。则知仲任本云“以六过自责”，其说无异，而一作“五过”者，是出于误记，未必仲任另有所据而云然。说详感虚篇。卷五，页二四五。又如桑榖之异，见无形、变虚、异虚、恢国、感类、顺鼓等篇。这件故事，有书系之高宗武丁，有书系之中宗太戊，仲任于无形、变虚、异虚、恢国作高宗，于感类作太戊，于顺鼓并存两说。则知这个故事相承有如此异说，不关于今古文说的不同，故仲任随意出之。说详无形篇。卷二，页六四。
关于本书援引群经的地方的解释，是用分类法。陈奂诗毛氏传疏序说：
初放尔雅编作义类，分别部居，各为探索。久乃□除条例章句，揉成作疏。
可见陈奂作诗毛氏传疏事前准备的工作，将全书拆开，分成若干类，会集材料，然后会通成书。我也用这种分类的方法。不过陈氏就山川名物学尔雅那样分类，我则就所引群经，将各经作一单位，分别抄集，然后再参照各经的各种注释，求其家法，探其义蕴。如本书所见论语的地方，都辑为一类，以便于与本书各篇前后参照，及博征旧说，以求合于本书的原义。如论语雍也篇：“伯牛有疾，孔子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见幸偶、命义、祸虚、问孔、刺孟等篇。据问孔篇，卷九，页四０九。知“亡”字读作有无之“无”，不当如集解读死亡之“亡”。又据祸虚、刺孟，知所谓“恶疾”，所谓“有疾”，是“被厉”。又如语增篇引论语：“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卷七，页三四０。仲任的意思，“与”是读“参与”之“与”。但旧说“与”字的意思有四种。具见本篇。结果，可以发现分类的好处：一、就仲任的意思以相解释，不致前后相违。二、博考旧说，取其当于本书的原义，不致于只凭旧注，使正文与注义不相吻合。
我整理这部书，前后凡七年。在三年前，只就文选李注所引本书及本书见于他书者，互相比勘，成论衡校录若干卷，王充年谱一卷，就正于刘叔雅先生，幸蒙许为精当。去年，胡适之先生也以为我的论衡校录有些是处，所以愿意出其手校本和杨守敬校宋本借给我。今年，马幼渔裕藻。先生借给我朱宗莱校元本，吴检斋先生借给我手校本。因为增加了这些新的材料，校录的内容也就扩张了。计校释的时间凡五年，全稿写定凡二年。其中一部分的稿子，曾经胡先生和高阆仙步瀛。先生看过，改正好多地方。全书既成，友人齐燕铭举其论衡札记稿本相饷，又抉取约二十余条。－－这些都是帮助我这书能够有成功的人。谨志其始末，以申谢意。
本书今古文说，大致能说得清楚，是孙星衍、陈乔纵、皮锡瑞一班人的功绩。俞樾、孙诒让和孙蜀丞先生都对此书费些精力，我平易的援用，应当铭感。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八月二十日，黄晖序于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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