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这是《中国通史》第四卷。本卷所要论述的是中国中古时代成长时期，约略相当于秦汉皇朝统治时期的历史。所谓中古时代，是指以封建制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同时还有别种生产方式存在的时代。秦汉皇朝统治时期，上限起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下限到公元196年汉迁都许昌。迁都许昌后，汉仍保持着它作为一个朝代的称号，但实际上大权已归曹操掌握，历史已进入另外一个时期了。

　　依照第三卷体例，本卷设序说、综述、典志、传记等四编，分上、下两册。前三编为上册，由白寿彝、高敏、安作璋主编；第四编为下册，由白寿彝、廖德清、施丁主编。

　　序说，由周天游同志撰写第一章；黄展岳同志撰写第二章；唐赞功同志撰写第三章。周天游同志，1944年生于浙江省诸暨县。1967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1978年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由陈直先生指导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秦汉史方向硕士学位。1981年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并在西北大学历史系秦汉史研究室任职。现任西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兼文博学院古籍整理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中国社会史研究会、陕西省历史学会等理事。主要撰述有《八家后汉书辑注》、《史略校笺》、《七家后汉书》、《后汉纪校注》、《秦汉史研究概要》及秦汉史论文多篇。黄展岳同志，1926年生于福建省南安县。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7年考取中国科学院副博士研究生，在导师夏鼐先生指导下从事秦汉考古研究。从1954—1983年，先后参加了洛阳中州路东周墓、洛阳汉河南县城、陕县七里铺遗址、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群、广州南越王墓的发掘和黄河水库渭南段考古调查、西安汉长安城的勘查等项重要的田野考古工作，并多次担任发掘队队长或副队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报》副主编，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兼职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理事。参加集体撰写的重要编著有《洛阳沟汉墓》、《新中国的考古收获》、《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西汉南越王墓》和《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专著）及有关论文多篇。唐赞功同志，1934年生于江苏铜山县。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即留系任教，现为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并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北京史学会理事。对秦汉史和秦简及汉代封国史有较深入的研究，主要撰述有《汉初“布衣将相”浅论》、《云梦秦简官私奴婢问题试探》、《吴楚七国之乱与汉初封国》等多篇论文。

　　综述，由吕名中同志撰写第一章、第七章、第八章；邹贤俊同志撰写第二章、第三章；陈其泰同志撰写第四章、第五章；许殿才同志撰写第六章；刘家和同志撰写第九章。吕名中同志，1932年出生于湖南省城步县儒林镇。195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长期在中南民族学院历史系工作。现为历史系教授，研究生指导教师。在学术研究上，侧重于秦汉至隋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史，特别是南方民族关系史。主要论著有《试论汉魏西晋时期北方各族的内迁》、《汉代奴婢的阶级地位问题》、《汉族南迁与岭南百越地区的早期开发》、《百越民族对祖国经济文化的重要贡献》等。主编《南方民族古史书录》。邹贤俊同志，1932年生于湖北天门。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及副秘书长，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中国郭沫若研究会、湖北省中国史学会理事。长期从事中国史学史与秦汉史研究，主要编著有《中国古代史学史纲》、《中国古代史提要》、《中国史学史论稿》等，并撰有《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军功地主的统治与秦末农民起义》、《秦末农民起义与秦汉之际的地主阶级》等秦汉史论文。陈其泰同志，1939年生于广东丰顺县。196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史学史专业。1981年获硕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曾参加白寿彝教授主编《史学概论》和本书第一卷的编写工作。主要著作有《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并发表论文多篇。许殿才同志，1953年生于辽宁省绥中县。1982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1987年获硕士学位，1990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撰有《汉书的成就》等多篇论文。

　　典志，由本书科技史组撰写第一章和第四章；高敏、安作璋、廖德清和我撰写了第二章；高敏同志撰写了第三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安作璋同志撰写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高敏同志，1927年生于湖南桃江县。1958年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导师唐长孺教授。以后，历任郑州师院、郑州大学历史系教职。现任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秦汉史学会副会长，河南省史学会副会长等职。著有《云梦秦简初探》、《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秦汉史论集》、《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等书，先后发表有关秦汉史论文多篇。安作璋同志，1928年生于山东曹县。1951年毕业于齐鲁大学历史系。现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主要编著有《汉史初探》、《两汉与西域关系史》、《班固与汉书》、《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秦汉官制史稿》、《中国史简编》、《刘邦评传》等书及论文多篇。廖德清同志，1923年生于四川省成都市。解放前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解放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部。历任四川大学历史系助教，沈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教员，辽宁大学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兼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著有《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史地图集》、《二十六史述略》等书及论文多篇。另，典志第二章《土地制度和阶级结构》章有一部分原稿“地主阶级的构成及其演变”、第十二章《朝廷、郡县和封国》、第十三章《官吏的选用、考核及其他制度》、第十四章《兵制》、第十五瘴《刑法》以及附录《礼俗》，分别由逢振镐、张汉东、庄春波、陈乃华、刘德增等同志执笔，安作璋同志修改定稿。

　　传记，由吉书时、施丁、廖德清、刘雪英、孙开泰、季镇淮、许殿才、安作璋及科技史组等同志分头撰写。其中，有季镇淮同志与薄树人同志合写的《司马迁传》、《张衡传》，季镇淮同志与施丁同志合写的《班固传》；有廖德清同志撰写的《汉光武帝传》及中兴二十八将中的邓禹等十人传；有施丁同志撰写的《党锢传》和《宦者传》；有科技史组同志撰写的数学、天文学等七个学科的传记。施丁同志做了大量的修改工作。施丁同志，1933年生于江苏丹阳县。1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是后，曾先后在辽宁大学历史系任教，《历史研究》编辑部任编辑。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司马迁研究新论》（合著）、《中国史学简史》、《资治通鉴译注（战争卷）》等书及论文多篇。季镇淮同志，1913年生于江苏淮安市。1941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1944年肄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系主任、教授。五十年代，曾赴捷克斯洛伐克查理大学讲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鲁迅研究所作研究工作。主编《近代诗选》、《中国文学史》、《历代诗歌选》、《中国近代文学史》等，并著有《司马迁》、《闻朱年谱》、《来之文录》等书。吉书时同志，1932年生于河北巨鹿，196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班，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成果有《稽古录》点校和秦汉史论文多篇。

　　本卷的编写组织工作开始于1981年。这年6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举行了秦汉卷第一次编写工作会议，提出了编写的初步计划。1983年4月举行了第二次工作会议，提出了关于经济、政治制度的十六个篇目，总称为“别录”，后来改为“典志”，十六个篇目后来也不断有所调整。1987年9月举行第三次工作会议，明确了本卷的一些问题，促进了工作的进度。同年12月底，典志编预定各章全部完成，于1988年4月30日初步定稿。序说、综述和传记工作因多种主客观原因进展很慢。1992年3月上册完成，1993年8月7日下册完成。至此，全卷全部脱稿，距离第一次编写工作会议，已经十二年了。

　　序说编论述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内容翔实，对秦汉史研究概况也能举其大端。综述编勾划了秦汉时期历史进程的轮廓。典志编论述秦汉时期的生产力、生产状况、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相当广泛和深入，为通史撰述中所仅见。《土地制度和阶级结构》和《朝廷、郡县和封国》是其中很重要的两章，前者是关系秦汉时期的社会性质、社会结构的问题，也是史学界争论相当多的问题。作者在这里提出自己的观点，提出了封建土地等级所有制的看法和阶级中也有等级的看法。这种说法，对土地国有说和土地私有说的内容都可以概括进来，而对于秦汉阶级关系的分析也可以有进一步的深化。当然，这都还不能作为定论，提出来是希望大家讨论的。这一章原来是三篇文章。一篇是高敏同志的《土地制度》；一篇是安作璋同志的《地主阶级的形成及其发展》；一篇是廖德清同志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这三篇文章所论述的问题，相互间的关系特别密切，论述的内容有相当多的重复。经过商量，对这三篇进行了一些增删和局部的改写，把三篇合为一章。在这一章里，有的论点如同原作者平日所持见解不尽相同，并不等于对平日见解的放弃，这是应当说明的。传记编所收人物见于标目者有近百人，写出的稿子也都有他们的特点，但还不甚理想。撰写历史人物的传记，是我们史学工作中很薄弱的一环，还需要投入很大力量来改变这种情况。在本书中，我们很注意科技史方面的研究，在本卷的典制编和传记编中，都有相当精彩的作品发表，这都是有关各方面的专家的力作。何绍庚同志在组稿和稿件加工上出了很大的力气。

　　我们对于编撰这样的大型史书没有经验。我们的史学水平和表述水平都有限，因而书中不免有许多不足和缺点。就本卷来说，我们已发现的不足和缺点有很重要的三点：一是表述的方式多属于论文式的，还缺乏史书撰述特点的自觉；二是没有能够充分吸收国内外学者有关的研究成果；三是我们希望写出多民族的历史，但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写得很不够。这些问题的由来，非一朝一夕之故。要改变这些状况，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所能解决，但我们只要去努力，还是可以不断取得进展的。

　　为了全卷在观点上、体例上的一致，在表达上要求更可能的明确，我对一些稿件做了必要的修改、改写、补写和调整。这样的做法，有时也可能会不符作者的原意，有时也可能出现新的失误，尚请同志们指教。在全卷的结构上，虽有第三卷的成例可循，但在具体安排上，还有不少的困难，往往会遇见复杂的情况，处理未必得当，这是需要读者帮助解决的。

　　佟冬同志为本卷上册题字，杨向奎同志为本卷下册题字，增加了本卷的光彩，我们很感谢。

　　白寿彝1993年8月2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