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编 序说 第一章 文献资料 第一节 基本史籍 《史 记》
《史记》，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撰。司马迁（约前145或前135—？），本卷丁编别有传。
《史记》全书五十二万言，上起传说中的五帝，下迄汉武帝末年。记述了三千余年的历史。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
《史记》的史料来源十分广泛，既有取自先秦文献和政府档案，也有作者司马迁自己游历的所见所闻。书中有些汉代人物的事迹，甚至是司马迁亲身交往所了解的。司马迁在此基础上，考信择善，当书则书，秉正不阿，疑则存疑，或缺略不论。刘向、扬雄等汉代知名学者都服其有良史之才，以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作为一部规模宏大的通史，《史记》的内容非常丰富。举凡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典章制度和重大事件，以及天文地理、风俗民情、民族关系，乃至东亚、东南亚、中亚诸邻国的社会情状，都在书中得到了反映。其所记载的历史人物，上自帝王将相，下及游侠、商贾、医卜、俳优等等，大都栩栩如生，构成了色彩斑斓的社会生活的图景。
《史记》在流传过程中，有亡缺也有续补。最先提出《史记》有缺的是东汉卫宏。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谓《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时张晏胪举亡缺十篇的篇目，即《景帝纪》、《武帝纪》、《礼书》、《乐书》、《兵书》（按：当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等篇。他还指出《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是元、成间博士褚少孙补作。后人对张晏的说法有不同意见。一般认为，十篇并非全佚，褚少孙所补也并非四篇，凡今本中标“褚先生曰”者皆是，其所补虽缺乏史识及文采。其他续补者尚有刘向、刘歆、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所补内容，已无从稽考。
最早为《史记》作注的，是东汉人延笃，撰《史记音义》一卷，早亡。此后，晋徐广，刘宋裴骃，梁邹诞生，唐许子儒、王元感、陈伯宣、徐坚、李镇、刘伯庄、窦群、裴安时、司马贞、张守节等人都曾为《史记》作注，而能留传至今的唯有裴骃《史记集解》八十卷，司马贞《史记索隐》三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三十卷，号称“三家注”。裴注重于释义，司马注音义并重而长于音，张注则最为精审，尤详于地理。三家注本各自单行，至北宋时始分隶于《史记》正文之下，形成今本模样，为研读者带来不少的方便。然而在此过程中，误引误删而失原貌的也不少，尤以张守节《正义》最为严重。
有关《史记》的考订校补之作甚多，详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编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也可参阅载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的陈乃乾《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他们所举较为重要的有：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和《考史拾遗》。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
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近人陈直之作，则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因所著《汉书新证》成书在前，《史记新证》稿中关于汉武帝以前西汉史之考证与之重复者，均已删去。
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引三家注外中国有关考订之作一百余种，日人之作二十余种，汇为一编，考校得失，颇有便于读者。其后水泽利忠又作《史记会注考证校补》，集世所罕见的宋本和日本古抄本、古校本，作为校记，为洞悉《史记》古本原貌，作出了贡献。《考证》辑录《正义》一千多条，省略出处，《校补》为之一一注明，又增辑《正义》佚文二百多条。虽二书中出于己者而“坚壁不可撼”之精说不多，有些注文过于繁琐，对考古资料的利用也不足，但不失为研究《史记》的重要参考书。
又《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对读《史记》诸表有较高参考价值，其中以汪越、徐克范《读史记十表》和卢文弨《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校补》较为重要。
《史记》的版本，现存最早的善本是南宋黄善夫刻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华书局标点校勘本以同治金陵书局刻本为底本，兼取百衲本。二本在传目编排和文字上均有差异，互有短长。
有关《史记》的工具书，以前述《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最为有用。索引内容，包括版本、目录、题解、关于《史记》全书及各个部分的研究、司马迁生平事迹及其学术贡献的研究、稿本和未见传本目录、有关《史记》的非专门著作日录、唐宋元明笔记中有关《史记》的文字条目、外国研究论文和专著目录等，甚为详备。此外，尚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的《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黄福銮《史记索引》、钟华《史记人名索引》、段书安《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等书。其中黄福銮《史记索引》对查索《史记》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词汇及习俗语，最为有用。
在纪传体史书中，《史记》是研究秦史的最基本的典籍。有关秦史，还应注意下列诸书：清孙楷的《秦会要》，从先秦诸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太平御览》诸书中摘取有关秦典章制度的资料，分入世系、礼、乐、舆服、学校、历数、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四裔等十四门，使零散的材料条理清晰地整理出来，颇有益于学人。近人徐复又钩稽群籍，逐条予以斠正，并续有增补，成《秦会要订补》一书，也颇利于用。
近人马非百之《秦集史》，略仿纪传体史书成例，材料丰富，兼有考证，既可补二十四史无“秦史”之憾，又可省却读者许多翻检之劳。惜与作者原计划相较，尚有漏略。涉及秦史的文物考古资料也欠完备。
此外，有关秦汉典章制度的材料，还应参阅唐杜佑《通典》，其中《食货》、《选举》、《职官》三典尤为重要，不可不读。
《汉书》
《汉书》，一百二十卷，东汉班固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班固（32—92），本卷丁编别有传。
《汉书》在吸取《史记》成果的基础上，纠偏补缺。如补立《惠帝纪》，补叙了当时有影响的制度和法令。又增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诸传，还将张骞事迹从《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抽出，加以扩充，设立专传。此外，于贾谊、晁错、韩安国等传中，增补了不少诏令奏疏。其中，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为著名。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
班固于志书和史表的撰作中，多有突破，显示其博学贯通的特点。如《百官公卿表》是现存最早的秦汉官制大纲，虽事略不详，但极为精要。它如《刑法》、《地理》、《五行》、《艺文》、《食货》五志，独具匠心，是探讨秦汉法制、地理沿革、天文气象和生物变异、先秦秦汉典籍源流、财政经济状况的必读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对汉武帝以后的历史，班固除参据班彪所著《史记后传》外，也利用了刘向、刘歆、扬雄、冯商等人的研究成果。如《高祖纪》径用刘向《高祖颂》，《艺文志》脱胎于刘歆《七略》，《郊祀志》部分袭用扬雄补作的《封禅书》，《张汤传赞》则引用了冯商的案语。内容丰富，叙事极具条理。《王莽传》更是研究新朝史的最基本的史料，对照《东观汉记》和《后汉书》有意无意地美化刘秀贬斥王莽的情况，《汉书》此传，客观翔实，愈发显得可贵。
班固深受正统儒学的熏陶，恪守封建礼教的规范，又崇信天命图谶，不能像司马迁那样秉正直言，而多所避讳。但他又不能不受到史家直书的传统影响，因而不敢轻改《史记》已著的史实，并能曲折地反映西汉社会的种种腐败现象。这一矛盾的心理和作为，是阅读中必须留意的。
《汉书》多古字古训，较为难读。为此作注者甚多。据《汉书》注中引延笃说推测，延笃在撰《史记音义》时，同时撰有《汉书音义》。而现确知最早的《汉书》注，当推应劭、服虔两家。他们所作《汉书音义》虽均亡佚，但在唐颜师古注中颇多征引，可略窥其概。颜师古以其叔父游秦的《汉书决疑》为基础，集东汉以来二十三家之说，总为《汉书》注，较为精核，成为历代最流行的注本。今通行《汉书》诸本，均采用颜注。
有关《汉书》的重要考订之作，有如下数种：清王念孙《读汉书杂志》，清沈钦韩《汉书疏证》，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清钱大昭《汉书辨疑》，清朱一新《汉书管见》，清沈家本《汉书琐言》，近人杨树达《汉书窥管》，近人陈直《汉书新证》。
王、周之作，长于音训文义。二沈、钱、朱诸氏精于考证。杨树达之训诂校勘也颇有可取。惟陈直别开生面，系统利用居延和敦煌汉简、汉碑、秦汉铜器、漆器等古器物文字，秦汉印玺、封泥和瓦当等文字，以作新证，多所发明。其中对《百官公卿表》的发伏疏证，尤为精当。
此外，金少英《汉书食货志集释》是研究汉代经济的重要参考书。岑仲勉的《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则是研讨西域地名沿革的必读书。
清末王先谦集六十七家考订之作的精华，撰《汉书补注》。其个人发明虽不多，但综合抉择能力极强，成就斐然，至今无可替代，是阅读《汉书》最基本的参考书。其缺点是对钱大昭、周寿昌诸人之精说，采摭均有未备。所以清代学者的考订之书仍不可轻废，而近现代学者的新成果，更需格外重视。
清人有关《汉书》表志的校补之作甚多，成就亦较大。有代表性的佳作多收入《二十五史补编》及《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二书中。其中夏燮《校书八表》、梁玉绳《人表考》、杨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最为重要。
《汉书》版本，可看中华书局点校本，也应参考百衲本。
工具书首推黄福銮《汉书索引》，其次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所编《汉书及补注综合引得》、魏连科《汉书人名索引》等。
南宋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七十卷，取资《史》、《汉》，将西汉典章制度的有关资料，分隶于帝系、礼、乐、舆服、学校、运历、祥异、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番夷等十五门凡三百六十七事。虽便于翻检，但取材狭隘，重要资料仍有遗漏，引文节略过甚，时有错误，使用时皆当核查原文，不可直接引用。
《后汉书》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398—445）撰。《续汉志》，三十卷，西晋司马彪（？—约306）撰。范晔、司马彪，本书第五卷丁编别有传。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范晔已完成《后汉书》纪传的写作，并同谢俨撰成《礼乐》、《舆服》、《五行》、《天文》、《州郡》五志。《州郡志》实包括百官于内。南齐檀超作十志，其《百官》即依范晔而合于《州郡》。范晔下狱那天，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志稿，使范书残而不全。
在范书之前，有关东汉的史作不下十部，即《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薛莹《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华峤《汉后书》、谢沈《后汉书》、张莹《后汉南记》、袁山松《后汉书》、袁宏《后汉纪》、张璠《后汉纪》等。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采撷诸家书之长，删繁补缺，整齐故事，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书取代《东观汉记》残本，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而东观诸史除袁宏纪外相继散亡。于是范书成为研究东汉史最主要的史籍。
范晔《后汉书》以“正一代之得失”为宗旨，多用合传形成，以明褒贬。如列王充、王符、仲长统为一传，表彰三位思想家以布衣针贬朝政的事迹。又列郭泰、符融、许劭为一传，以突出三名士的识人之鉴。又并邓彪、张禹、徐防、张敏、胡广为一传，以讥刺这五位庸碌圆滑官僚的苟合因循。又别立《孝义》、《党锢》、《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宦者》诸类传，分述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类型的代表人物，从不同角度刻画了东汉社会的面貌。由于范书重文采，求简要，也造成一些历史事件和典章制度具体事实隐而未彰，这些欠缺需从《后汉纪》和东观诸佚史的佚文来作些订补。
司马彪的《续汉书》，是在谯周《东观汉记》删改稿的基础上，重加整理，特别对安顺二帝以下东汉史事，补阙尤多。永嘉乱后，《续汉书》纪传部分陆续散亡，唯八志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成为今后《后汉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续汉志》中，以《百官》、《舆服》、《郡国》三志最为重要。《百官志》可补《汉书·百官公卿表》略而不详之弊，以刘秀定制为准，以上公、将军、诸卿、郡国官属为序，将各级主吏、属吏的员数、职掌和源流，条理爬梳，并附百官受俸例，是研究秦汉官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唯略于秦官之沿革，可取沈约《宋书·百官志》以为弥补。《郡国志》则可与《汉书·地理志》相对照，以明地理沿革。《舆服志》为《史》、《汉》所无，源出于《东观汉记·车服意》，是研究秦汉服饰、车舆制度的主要依据，对于研究秦汉文化史和社会史具有特殊的意义。但是司马彪未志《食货》及《艺文》，使一代经济制度和文史典籍都未能得到反映。
自范书问世后不久，南朝梁人刘昭为之作注，并选取《续汉书》八志，析为三十卷，注以并行。至唐代，章怀太子李贤再为范书作注，因《续汉志》非范晔所作，弃而不注，一时风行天下。于是范书又单行于世，而刘注则随之大部散亡。到了北宋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孙奭建议把李贤所注范书纪传和刘昭所注《续汉志》（佚《天文志》卷下注及《五行志》卷四注）合并成书。此后，《后汉书》就形成今天通行的一百二十卷的本子。
李贤注，重于诠释文句，疏于史实考辨，又成于众人之手，匆匆成书后复无暇整理，繁复错讹之处时有所见，以至《南匈奴传》等注令人不可卒读。刘昭注详于史实的订补和考辨，广征博引，多为今日亡佚之书，史料价值较高。清代惠栋作《后汉书补注》，多正李、刘二注之失，又引《后汉纪》和诸旧史佚文以订补范史。王先谦在惠氏《补注》基础上，综合清人数十家之成说，以作《后汉书集解》，颇有益于学者。但王氏不仅对钱大昕、钱大昭、沈钦韩、周寿昌等人之精说脱遗甚多，而且如李慈铭《后汉书札记》竟被忽略不用。所以此书远不及《后汉书补注》精审。《集解》书未完成，王氏去世。后门人黄山等代为总校，延请柳从辰、马与龙、李祖楺等人以助其役，始成完书。黄山等别作《校补》，附于各卷之后。其说时有可取，然终不赅博。因此，阅读《后汉书》除参考《集解》外，还应参考下列诸书：宋刘攽《东汉书刊误》，清沈钦韩《后汉书疏证》，清李慈铭《后汉书札记》，清沈家本《后汉书琐言》、《续汉志琐言》，近人刘盼遂《后汉书校笺》，近人杨树达《读后汉书札记》，近人张森楷《后汉书校勘记》，今人施之勉《后汉书集解补》，诸书中又以李慈铭、张森楷、施之勉之作创获较多。
范书无表，清人补作较多。其主要著作分见《二十五史补编》及《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其中钱大昭《后汉书补表》、万斯同所补七表、徐绍桢《后汉书朔闰考》、黄大华《汉志郡国沿革考》、姚振宗《后汉艺文志》较为特出。又近人苏诚鉴之《后汉食货志长编》，可补《续汉志》之缺。
关于《后汉书》的工具书，有哈佛燕京学社编《后汉书》及注释综合引得、李裕民《后汉书人名索引》、王天良《后汉书地名索引》三种。
关于《后汉书》的版本，可选用中华书局点校本。
徐天麟《东汉会要》四十卷，为《西汉会要》的姊妹篇，体例大体一致，分十五门三百八十四事，唯《学校》、《运历》、《祥异》三门，被《文学》、《历数》、《封建》三门所取代。取材以《后汉书》为主，兼及《东观汉记》、《续汉书》、《汉旧仪》、《汉官仪》等。书有残缺。其第三十七、三十八两卷全佚，第三十六、三十九两卷各佚半卷。清蒋光煦《斠补偶录》（见《涉闻梓旧》）为书校误补残之作，可资参考。
《三国志》
《三国志》，六十五卷，西晋陈寿（233—297）撰。陈寿，本书第五卷丁编别有传。
《三国志》包括《魏书》（有帝纪，以示正统）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对汉末史事有不少记载，而大量记载三国时史事。本书第五卷甲编别有题解。
《汉 纪》
《汉纪》，三十卷，东汉荀悦（148—209）撰，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
荀悦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于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奉汉献帝之命，按《左传》体例，删略《汉书》，历时二年而成书。时称此书“辞约事详，论辨多美”，又“省约易习，有便于用”。唐人开科取士，一度以《史记》、《汉书》、《汉纪》为一科。自《资治通鉴》问世后，其影响日小，几致消亡。
《汉纪》共十八万字，所用史料，《汉书》以外采录极少，故史料价值不高。但《汉纪》将《汉书》的精华大体吸收进来，以年系事，条理清晰，头尾连贯，重点突出，不失为一部西汉历史的简明大事记，可作研讨西汉史的入门书来读。此外，荀悦立意“劝善惩恶”，于《汉纪》中撰写了大量的论赞，约占全书二十分之一的篇幅，其中不乏佳论。如对汉文帝十三年诏除民田租一事的评论，尖锐指出当时“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输其赋太半”，“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的严酷事实。这一史论至今仍为史家所重视。因此利用《汉纪》应以研究荀悦史论为重点，并与其所著《申鉴》相联系。同时对《汉纪》补正个别史实之处，予以留意，以尽其用。
此书以《四部丛刊》本为佳。
《后汉纪》
《后汉纪》，三十卷，东晋袁宏（328—376）撰。袁宏，本书第五卷丁编别有传。
与《汉纪》删节《汉书》不同，袁纪成书早于范书，所纪有不少材料更接近原始资料，所以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袁纪精实之语，也有不少范书尚未吸取之处，往往可以订补范书的错误和不足。如岑宏《乐成王苌罪议》、张酺《荐太子侍从疏》、张衡和马融的阳嘉二年（公元133年）京师地震对策、鲁丕的《举贤良方正对策》、尚敏的《陈兴广学校疏》，都不见于范书。以上诸奏疏，对了解东汉中后期政治混乱、经学堕废的情况，颇有助益。即使是同一奏疏，袁、范二书引用时，取舍也有不同，可互为补充。如袁纪卷二十八载朱穆上梁冀奏记所说河内横征暴敛的情况及其恶果，就较范书所载详而具体。
《后汉纪》论赞之多，几占全书十二分之一，为历代史书所仅见。有些内容虽然也可供治史者参考，但袁宏务饰玄言，不乏迂腐的说教，其价值低于荀纪。
阅读此书，可用周天游《后汉纪校注》本。
除上述二纪外，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秦汉部分，亦不可忽视，其史料虽基本出自前四史及两汉纪，但简明扼要，是初学者提纲絜领地熟悉秦汉史的入门之书。而胡三省注，音义兼备，考辨精当，地理尤详，兼有史评，是研究者的重要参考资料。
《三辅黄图》
《三辅黄图》，作者佚名。《隋志》称其为一卷，《郡斋读书志》作三卷，《直斋书录解题》作二卷。今本为六卷，疑南宋苗昌言校刻时所分析，且有后人所增补。作者一般指为六朝人，而陈直以为是中唐以后人。
本书载秦汉时期咸阳、长安地区的地理沿革、城市布局、宫廷苑囿、离宫别馆、汉陵面貌、祭祀礼仪等内容，是研究秦汉咸阳、长安地区历史地理的宝贵资料。
此书以陈直《三辅黄图校证》本为佳。
《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十二卷，东晋常璩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
此书一至四卷，总述梁、益、宁三州历史地理的沿革，以地理为主。五至九卷以编年体形式分述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蜀汉、成汉四个割据政权的历史，以及西晋统一时期巴蜀的历史。十至十二卷为三州由西汉至东晋初的“贤士列女”传。书中有关秦汉的部分，多为纪传体史书所不载。如卷一《巴志》所载刘邦为汉王时，纳范目之策，募发賨民，共定秦地，奠定统一天下的基础一事，即不见于《史记》、《汉书》。所以此书是研究秦汉历史地理和巴蜀地方史不可多得的重要典籍。
此书整理本有二：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前者校勘、补佚、考辨、注释，颇见功力，且配有大量插图，体现旧学“左图右史”的传统，价值较高。后者以史实的注释和考证为主，言简意赅，于疑义多有论断。书后附示意图五幅，另《华阳国志梁益宁三州地名族名索引》，颇便于用。
《水经注》
《水经注》，四十卷，北魏郦道元撰。
此书在汉桑钦《水经》记载的基础上，广为订补，详述了河流水道一千二百五十二条，兼论水道流经地区的山川、城邑、关津的地理状况和历史沿革，以及古代建筑、碑刻石阙、人物故事、民间歌谣、神话传说，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不乏有关秦汉历史、地理、民俗的记述，可与纪传体史书相参照，订谬补遗。郦道元注中引书多达四百余种，包括一批秦汉佚史，为研究秦汉史保存了珍贵的史料。
本书以王先谦《合校水经注》成就较高。王国维《水经注校》用力甚深，惜点校质量较差，用时不得不慎。注中所载秦汉碑刻，可利用《水经注研究二集》所载陈桥驿《水经注·金石录》。
《史记》，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撰。司马迁（约前145或前135—？），本卷丁编别有传。
《史记》全书五十二万言，上起传说中的五帝，下迄汉武帝末年。记述了三千余年的历史。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
《史记》的史料来源十分广泛，既有取自先秦文献和政府档案，也有作者司马迁自己游历的所见所闻。书中有些汉代人物的事迹，甚至是司马迁亲身交往所了解的。司马迁在此基础上，考信择善，当书则书，秉正不阿，疑则存疑，或缺略不论。刘向、扬雄等汉代知名学者都服其有良史之才，以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作为一部规模宏大的通史，《史记》的内容非常丰富。举凡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典章制度和重大事件，以及天文地理、风俗民情、民族关系，乃至东亚、东南亚、中亚诸邻国的社会情状，都在书中得到了反映。其所记载的历史人物，上自帝王将相，下及游侠、商贾、医卜、俳优等等，大都栩栩如生，构成了色彩斑斓的社会生活的图景。
《史记》在流传过程中，有亡缺也有续补。最先提出《史记》有缺的是东汉卫宏。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谓《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时张晏胪举亡缺十篇的篇目，即《景帝纪》、《武帝纪》、《礼书》、《乐书》、《兵书》（按：当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等篇。他还指出《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是元、成间博士褚少孙补作。后人对张晏的说法有不同意见。一般认为，十篇并非全佚，褚少孙所补也并非四篇，凡今本中标“褚先生曰”者皆是，其所补虽缺乏史识及文采。其他续补者尚有刘向、刘歆、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所补内容，已无从稽考。
最早为《史记》作注的，是东汉人延笃，撰《史记音义》一卷，早亡。此后，晋徐广，刘宋裴骃，梁邹诞生，唐许子儒、王元感、陈伯宣、徐坚、李镇、刘伯庄、窦群、裴安时、司马贞、张守节等人都曾为《史记》作注，而能留传至今的唯有裴骃《史记集解》八十卷，司马贞《史记索隐》三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三十卷，号称“三家注”。裴注重于释义，司马注音义并重而长于音，张注则最为精审，尤详于地理。三家注本各自单行，至北宋时始分隶于《史记》正文之下，形成今本模样，为研读者带来不少的方便。然而在此过程中，误引误删而失原貌的也不少，尤以张守节《正义》最为严重。
有关《史记》的考订校补之作甚多，详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编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也可参阅载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的陈乃乾《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他们所举较为重要的有：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和《考史拾遗》。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
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近人陈直之作，则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因所著《汉书新证》成书在前，《史记新证》稿中关于汉武帝以前西汉史之考证与之重复者，均已删去。
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引三家注外中国有关考订之作一百余种，日人之作二十余种，汇为一编，考校得失，颇有便于读者。其后水泽利忠又作《史记会注考证校补》，集世所罕见的宋本和日本古抄本、古校本，作为校记，为洞悉《史记》古本原貌，作出了贡献。《考证》辑录《正义》一千多条，省略出处，《校补》为之一一注明，又增辑《正义》佚文二百多条。虽二书中出于己者而“坚壁不可撼”之精说不多，有些注文过于繁琐，对考古资料的利用也不足，但不失为研究《史记》的重要参考书。
又《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对读《史记》诸表有较高参考价值，其中以汪越、徐克范《读史记十表》和卢文弨《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校补》较为重要。
《史记》的版本，现存最早的善本是南宋黄善夫刻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华书局标点校勘本以同治金陵书局刻本为底本，兼取百衲本。二本在传目编排和文字上均有差异，互有短长。
有关《史记》的工具书，以前述《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最为有用。索引内容，包括版本、目录、题解、关于《史记》全书及各个部分的研究、司马迁生平事迹及其学术贡献的研究、稿本和未见传本目录、有关《史记》的非专门著作日录、唐宋元明笔记中有关《史记》的文字条目、外国研究论文和专著目录等，甚为详备。此外，尚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的《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黄福銮《史记索引》、钟华《史记人名索引》、段书安《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等书。其中黄福銮《史记索引》对查索《史记》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词汇及习俗语，最为有用。
在纪传体史书中，《史记》是研究秦史的最基本的典籍。有关秦史，还应注意下列诸书：清孙楷的《秦会要》，从先秦诸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太平御览》诸书中摘取有关秦典章制度的资料，分入世系、礼、乐、舆服、学校、历数、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四裔等十四门，使零散的材料条理清晰地整理出来，颇有益于学人。近人徐复又钩稽群籍，逐条予以斠正，并续有增补，成《秦会要订补》一书，也颇利于用。
近人马非百之《秦集史》，略仿纪传体史书成例，材料丰富，兼有考证，既可补二十四史无“秦史”之憾，又可省却读者许多翻检之劳。惜与作者原计划相较，尚有漏略。涉及秦史的文物考古资料也欠完备。
此外，有关秦汉典章制度的材料，还应参阅唐杜佑《通典》，其中《食货》、《选举》、《职官》三典尤为重要，不可不读。
《汉书》
《汉书》，一百二十卷，东汉班固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班固（32—92），本卷丁编别有传。
《汉书》在吸取《史记》成果的基础上，纠偏补缺。如补立《惠帝纪》，补叙了当时有影响的制度和法令。又增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诸传，还将张骞事迹从《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抽出，加以扩充，设立专传。此外，于贾谊、晁错、韩安国等传中，增补了不少诏令奏疏。其中，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为著名。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
班固于志书和史表的撰作中，多有突破，显示其博学贯通的特点。如《百官公卿表》是现存最早的秦汉官制大纲，虽事略不详，但极为精要。它如《刑法》、《地理》、《五行》、《艺文》、《食货》五志，独具匠心，是探讨秦汉法制、地理沿革、天文气象和生物变异、先秦秦汉典籍源流、财政经济状况的必读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对汉武帝以后的历史，班固除参据班彪所著《史记后传》外，也利用了刘向、刘歆、扬雄、冯商等人的研究成果。如《高祖纪》径用刘向《高祖颂》，《艺文志》脱胎于刘歆《七略》，《郊祀志》部分袭用扬雄补作的《封禅书》，《张汤传赞》则引用了冯商的案语。内容丰富，叙事极具条理。《王莽传》更是研究新朝史的最基本的史料，对照《东观汉记》和《后汉书》有意无意地美化刘秀贬斥王莽的情况，《汉书》此传，客观翔实，愈发显得可贵。
班固深受正统儒学的熏陶，恪守封建礼教的规范，又崇信天命图谶，不能像司马迁那样秉正直言，而多所避讳。但他又不能不受到史家直书的传统影响，因而不敢轻改《史记》已著的史实，并能曲折地反映西汉社会的种种腐败现象。这一矛盾的心理和作为，是阅读中必须留意的。
《汉书》多古字古训，较为难读。为此作注者甚多。据《汉书》注中引延笃说推测，延笃在撰《史记音义》时，同时撰有《汉书音义》。而现确知最早的《汉书》注，当推应劭、服虔两家。他们所作《汉书音义》虽均亡佚，但在唐颜师古注中颇多征引，可略窥其概。颜师古以其叔父游秦的《汉书决疑》为基础，集东汉以来二十三家之说，总为《汉书》注，较为精核，成为历代最流行的注本。今通行《汉书》诸本，均采用颜注。
有关《汉书》的重要考订之作，有如下数种：清王念孙《读汉书杂志》，清沈钦韩《汉书疏证》，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清钱大昭《汉书辨疑》，清朱一新《汉书管见》，清沈家本《汉书琐言》，近人杨树达《汉书窥管》，近人陈直《汉书新证》。
王、周之作，长于音训文义。二沈、钱、朱诸氏精于考证。杨树达之训诂校勘也颇有可取。惟陈直别开生面，系统利用居延和敦煌汉简、汉碑、秦汉铜器、漆器等古器物文字，秦汉印玺、封泥和瓦当等文字，以作新证，多所发明。其中对《百官公卿表》的发伏疏证，尤为精当。
此外，金少英《汉书食货志集释》是研究汉代经济的重要参考书。岑仲勉的《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则是研讨西域地名沿革的必读书。
清末王先谦集六十七家考订之作的精华，撰《汉书补注》。其个人发明虽不多，但综合抉择能力极强，成就斐然，至今无可替代，是阅读《汉书》最基本的参考书。其缺点是对钱大昭、周寿昌诸人之精说，采摭均有未备。所以清代学者的考订之书仍不可轻废，而近现代学者的新成果，更需格外重视。
清人有关《汉书》表志的校补之作甚多，成就亦较大。有代表性的佳作多收入《二十五史补编》及《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二书中。其中夏燮《校书八表》、梁玉绳《人表考》、杨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最为重要。
《汉书》版本，可看中华书局点校本，也应参考百衲本。
工具书首推黄福銮《汉书索引》，其次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所编《汉书及补注综合引得》、魏连科《汉书人名索引》等。
南宋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七十卷，取资《史》、《汉》，将西汉典章制度的有关资料，分隶于帝系、礼、乐、舆服、学校、运历、祥异、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番夷等十五门凡三百六十七事。虽便于翻检，但取材狭隘，重要资料仍有遗漏，引文节略过甚，时有错误，使用时皆当核查原文，不可直接引用。
《后汉书》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398—445）撰。《续汉志》，三十卷，西晋司马彪（？—约306）撰。范晔、司马彪，本书第五卷丁编别有传。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范晔已完成《后汉书》纪传的写作，并同谢俨撰成《礼乐》、《舆服》、《五行》、《天文》、《州郡》五志。《州郡志》实包括百官于内。南齐檀超作十志，其《百官》即依范晔而合于《州郡》。范晔下狱那天，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志稿，使范书残而不全。
在范书之前，有关东汉的史作不下十部，即《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薛莹《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华峤《汉后书》、谢沈《后汉书》、张莹《后汉南记》、袁山松《后汉书》、袁宏《后汉纪》、张璠《后汉纪》等。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采撷诸家书之长，删繁补缺，整齐故事，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书取代《东观汉记》残本，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而东观诸史除袁宏纪外相继散亡。于是范书成为研究东汉史最主要的史籍。
范晔《后汉书》以“正一代之得失”为宗旨，多用合传形成，以明褒贬。如列王充、王符、仲长统为一传，表彰三位思想家以布衣针贬朝政的事迹。又列郭泰、符融、许劭为一传，以突出三名士的识人之鉴。又并邓彪、张禹、徐防、张敏、胡广为一传，以讥刺这五位庸碌圆滑官僚的苟合因循。又别立《孝义》、《党锢》、《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宦者》诸类传，分述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类型的代表人物，从不同角度刻画了东汉社会的面貌。由于范书重文采，求简要，也造成一些历史事件和典章制度具体事实隐而未彰，这些欠缺需从《后汉纪》和东观诸佚史的佚文来作些订补。
司马彪的《续汉书》，是在谯周《东观汉记》删改稿的基础上，重加整理，特别对安顺二帝以下东汉史事，补阙尤多。永嘉乱后，《续汉书》纪传部分陆续散亡，唯八志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成为今后《后汉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续汉志》中，以《百官》、《舆服》、《郡国》三志最为重要。《百官志》可补《汉书·百官公卿表》略而不详之弊，以刘秀定制为准，以上公、将军、诸卿、郡国官属为序，将各级主吏、属吏的员数、职掌和源流，条理爬梳，并附百官受俸例，是研究秦汉官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唯略于秦官之沿革，可取沈约《宋书·百官志》以为弥补。《郡国志》则可与《汉书·地理志》相对照，以明地理沿革。《舆服志》为《史》、《汉》所无，源出于《东观汉记·车服意》，是研究秦汉服饰、车舆制度的主要依据，对于研究秦汉文化史和社会史具有特殊的意义。但是司马彪未志《食货》及《艺文》，使一代经济制度和文史典籍都未能得到反映。
自范书问世后不久，南朝梁人刘昭为之作注，并选取《续汉书》八志，析为三十卷，注以并行。至唐代，章怀太子李贤再为范书作注，因《续汉志》非范晔所作，弃而不注，一时风行天下。于是范书又单行于世，而刘注则随之大部散亡。到了北宋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孙奭建议把李贤所注范书纪传和刘昭所注《续汉志》（佚《天文志》卷下注及《五行志》卷四注）合并成书。此后，《后汉书》就形成今天通行的一百二十卷的本子。
李贤注，重于诠释文句，疏于史实考辨，又成于众人之手，匆匆成书后复无暇整理，繁复错讹之处时有所见，以至《南匈奴传》等注令人不可卒读。刘昭注详于史实的订补和考辨，广征博引，多为今日亡佚之书，史料价值较高。清代惠栋作《后汉书补注》，多正李、刘二注之失，又引《后汉纪》和诸旧史佚文以订补范史。王先谦在惠氏《补注》基础上，综合清人数十家之成说，以作《后汉书集解》，颇有益于学者。但王氏不仅对钱大昕、钱大昭、沈钦韩、周寿昌等人之精说脱遗甚多，而且如李慈铭《后汉书札记》竟被忽略不用。所以此书远不及《后汉书补注》精审。《集解》书未完成，王氏去世。后门人黄山等代为总校，延请柳从辰、马与龙、李祖楺等人以助其役，始成完书。黄山等别作《校补》，附于各卷之后。其说时有可取，然终不赅博。因此，阅读《后汉书》除参考《集解》外，还应参考下列诸书：宋刘攽《东汉书刊误》，清沈钦韩《后汉书疏证》，清李慈铭《后汉书札记》，清沈家本《后汉书琐言》、《续汉志琐言》，近人刘盼遂《后汉书校笺》，近人杨树达《读后汉书札记》，近人张森楷《后汉书校勘记》，今人施之勉《后汉书集解补》，诸书中又以李慈铭、张森楷、施之勉之作创获较多。
范书无表，清人补作较多。其主要著作分见《二十五史补编》及《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其中钱大昭《后汉书补表》、万斯同所补七表、徐绍桢《后汉书朔闰考》、黄大华《汉志郡国沿革考》、姚振宗《后汉艺文志》较为特出。又近人苏诚鉴之《后汉食货志长编》，可补《续汉志》之缺。
关于《后汉书》的工具书，有哈佛燕京学社编《后汉书》及注释综合引得、李裕民《后汉书人名索引》、王天良《后汉书地名索引》三种。
关于《后汉书》的版本，可选用中华书局点校本。
徐天麟《东汉会要》四十卷，为《西汉会要》的姊妹篇，体例大体一致，分十五门三百八十四事，唯《学校》、《运历》、《祥异》三门，被《文学》、《历数》、《封建》三门所取代。取材以《后汉书》为主，兼及《东观汉记》、《续汉书》、《汉旧仪》、《汉官仪》等。书有残缺。其第三十七、三十八两卷全佚，第三十六、三十九两卷各佚半卷。清蒋光煦《斠补偶录》（见《涉闻梓旧》）为书校误补残之作，可资参考。
《三国志》
《三国志》，六十五卷，西晋陈寿（233—297）撰。陈寿，本书第五卷丁编别有传。
《三国志》包括《魏书》（有帝纪，以示正统）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对汉末史事有不少记载，而大量记载三国时史事。本书第五卷甲编别有题解。
《汉 纪》
《汉纪》，三十卷，东汉荀悦（148—209）撰，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
荀悦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于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奉汉献帝之命，按《左传》体例，删略《汉书》，历时二年而成书。时称此书“辞约事详，论辨多美”，又“省约易习，有便于用”。唐人开科取士，一度以《史记》、《汉书》、《汉纪》为一科。自《资治通鉴》问世后，其影响日小，几致消亡。
《汉纪》共十八万字，所用史料，《汉书》以外采录极少，故史料价值不高。但《汉纪》将《汉书》的精华大体吸收进来，以年系事，条理清晰，头尾连贯，重点突出，不失为一部西汉历史的简明大事记，可作研讨西汉史的入门书来读。此外，荀悦立意“劝善惩恶”，于《汉纪》中撰写了大量的论赞，约占全书二十分之一的篇幅，其中不乏佳论。如对汉文帝十三年诏除民田租一事的评论，尖锐指出当时“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输其赋太半”，“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的严酷事实。这一史论至今仍为史家所重视。因此利用《汉纪》应以研究荀悦史论为重点，并与其所著《申鉴》相联系。同时对《汉纪》补正个别史实之处，予以留意，以尽其用。
此书以《四部丛刊》本为佳。
《后汉纪》
《后汉纪》，三十卷，东晋袁宏（328—376）撰。袁宏，本书第五卷丁编别有传。
与《汉纪》删节《汉书》不同，袁纪成书早于范书，所纪有不少材料更接近原始资料，所以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袁纪精实之语，也有不少范书尚未吸取之处，往往可以订补范书的错误和不足。如岑宏《乐成王苌罪议》、张酺《荐太子侍从疏》、张衡和马融的阳嘉二年（公元133年）京师地震对策、鲁丕的《举贤良方正对策》、尚敏的《陈兴广学校疏》，都不见于范书。以上诸奏疏，对了解东汉中后期政治混乱、经学堕废的情况，颇有助益。即使是同一奏疏，袁、范二书引用时，取舍也有不同，可互为补充。如袁纪卷二十八载朱穆上梁冀奏记所说河内横征暴敛的情况及其恶果，就较范书所载详而具体。
《后汉纪》论赞之多，几占全书十二分之一，为历代史书所仅见。有些内容虽然也可供治史者参考，但袁宏务饰玄言，不乏迂腐的说教，其价值低于荀纪。
阅读此书，可用周天游《后汉纪校注》本。
除上述二纪外，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秦汉部分，亦不可忽视，其史料虽基本出自前四史及两汉纪，但简明扼要，是初学者提纲絜领地熟悉秦汉史的入门之书。而胡三省注，音义兼备，考辨精当，地理尤详，兼有史评，是研究者的重要参考资料。
《三辅黄图》
《三辅黄图》，作者佚名。《隋志》称其为一卷，《郡斋读书志》作三卷，《直斋书录解题》作二卷。今本为六卷，疑南宋苗昌言校刻时所分析，且有后人所增补。作者一般指为六朝人，而陈直以为是中唐以后人。
本书载秦汉时期咸阳、长安地区的地理沿革、城市布局、宫廷苑囿、离宫别馆、汉陵面貌、祭祀礼仪等内容，是研究秦汉咸阳、长安地区历史地理的宝贵资料。
此书以陈直《三辅黄图校证》本为佳。
《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十二卷，东晋常璩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
此书一至四卷，总述梁、益、宁三州历史地理的沿革，以地理为主。五至九卷以编年体形式分述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蜀汉、成汉四个割据政权的历史，以及西晋统一时期巴蜀的历史。十至十二卷为三州由西汉至东晋初的“贤士列女”传。书中有关秦汉的部分，多为纪传体史书所不载。如卷一《巴志》所载刘邦为汉王时，纳范目之策，募发賨民，共定秦地，奠定统一天下的基础一事，即不见于《史记》、《汉书》。所以此书是研究秦汉历史地理和巴蜀地方史不可多得的重要典籍。
此书整理本有二：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前者校勘、补佚、考辨、注释，颇见功力，且配有大量插图，体现旧学“左图右史”的传统，价值较高。后者以史实的注释和考证为主，言简意赅，于疑义多有论断。书后附示意图五幅，另《华阳国志梁益宁三州地名族名索引》，颇便于用。
《水经注》
《水经注》，四十卷，北魏郦道元撰。
此书在汉桑钦《水经》记载的基础上，广为订补，详述了河流水道一千二百五十二条，兼论水道流经地区的山川、城邑、关津的地理状况和历史沿革，以及古代建筑、碑刻石阙、人物故事、民间歌谣、神话传说，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不乏有关秦汉历史、地理、民俗的记述，可与纪传体史书相参照，订谬补遗。郦道元注中引书多达四百余种，包括一批秦汉佚史，为研究秦汉史保存了珍贵的史料。
本书以王先谦《合校水经注》成就较高。王国维《水经注校》用力甚深，惜点校质量较差，用时不得不慎。注中所载秦汉碑刻，可利用《水经注研究二集》所载陈桥驿《水经注·金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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