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世兵制度的衰落
世兵制度形成、确立并有效地发挥国家军队主体的作用，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封建政权必须保证士家兵户的社会地位不低于一般民户。单纯依靠行政力量强制来建立世兵制度是无论如何也行不通的。
东汉国家军队由征、募的平民组成，战事完毕又复归民伍，故兵民本为一体，无等级上的差别：豪强地主的部曲私兵由“徒附”、“宾客”组成，他们强烈地依附于豪强地主，“奴事富人”、“历代为虏”，其社会地位自然低于具有独立经济的平民。东汉末各军阀以私家部曲为核心组建军队，因而兵士对将帅的人身依附与豪强地主田庄中，宾客徒附对豪强地主的人身依附性质完全相同。但是，如果脱离特定的历史环境，认定军阀部队的兵士社会地位低于平民，则欠妥当。在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的残酷斗争中，社会环境极其险恶，百姓被祸尤烈，传统的价值观念不能不作较大的改变，谋求生存成了人们最大的欲望。军队作为一个有严密组织的武装集团，其处境自然远较平民为优。《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故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民人相食，州里消条。”军队无粮，可以寇掠百姓；百姓无粮，只得“民人相食”，转死沟壑。兵士的境遇明显地优于平民。军队是政权的支柱；战乱之际更是非兵不立，军队的作用最为突出；加之部曲私兵与将帅，往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而将帅自然重视优先改善自己兵士的待遇，兵士的社会地位并不低于平民。此时形成的世兵制度，法定意义仅仅是把原先人人承担的兵役，集中起来主要由士家兵户来承担，如此而已。正是由于此时兵士的境遇优于平民，世兵制度才得以形成。
由于孙吴不断将郡县民，屯田户补为兵户，使得民户和兵户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严格；曹魏郡县民、屯田户、士家之间的界限划分比较严格，曹魏士家制是典型的世兵制度。一统天下的西晋承继曹魏之制，因而西晋甫朝的兵户制度与曹魏士家制一脉相承。研究世兵制度的变化应当从研究曹魏士家制度的变化着手。
曹氏政权将国家控制的人口编制成郡县民、屯田户、士家三部分，各有独立的领辖系统和单独的户籍。士家既然是一个法定的职业兵集团，自然要受到军纪军法的严格约束。曹魏有“士亡法”。据《三国志·魏志·高柔传》：“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旧法，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犹不息，更重其刑。”又称：“护军营士窦礼近出不还，营以为亡，表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为官奴婢。”但“士亡法”并非只针对士家而不及其余。《通典》卷149载曹操《步战令》：“卒逃归，斩之。一日家人弗捕执，及不言于吏，尽与同罪。”这道严酷的法令充分体现了士亡法的精神，但这显然是针对所有兵士及其家属颁布的。亡叛坐罪妻子之法，也适用于将领；将领领兵在外，必须向朝廷交出家属作为“质任”。如果将领亡叛不必坐罪家属，“质任”制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三国志·魏志·明帝纪》注引《魏略》载太和二年（228）诸葛亮兵围陈仓，使人招降守将郝昭。昭答曰：“魏家科法，卿所练也；我之为人，卿所知也。我受国恩多而门户重，卿无可言者，但有必死耳。”郝昭因“门户重”而顾及“魏家科法”严，足证将领亡叛会罪及妻子。三国承汉代刑制，多引经义决狱定刑。毛玠私下批评“罪人妻子没为官奴婢”的制度，被下狱治罪。钟繇在审讯毛玠时声称：“自古圣帝明王，罪及妻子。《书》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则孥戮女。’司寇之职，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豪。汉律，罪人妻子没为奴婢，黥面。”（《三国志·魏志·毛玠传》）足见当时一人犯罪妻子连坐之法，是通用于全社会的刑律，士亡罪及妻子，只是这一刑律的原则在军法上的体现，不具有专门针对士家的歧视性含义。
士家制度的巩固和有效地发挥作用，与士家所处社会地位关系极大；而士家社会地位的高低，很大程度取决于他们经济地位的优劣。这就需要将士家的经济地位同郡县民、屯田户进行比较。曹氏政权将国家控制的人口一分为三，力求保持三者之间各自承担义务的稳定性，使社会分工固定化，就必须使用经济手段进行调节①。在天下未定、人心未安、新的统治秩序尚未强化之时，如果三者负担畸轻畴重的现象过于严重，势必引起负担重的阶层民众向负担较轻的那个阶层流动，这是无法依靠行政法令来遏止的。这种人口流动一旦出现，就会打乱人口编制，破坏统治秩序，引起社会动乱，严重影响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曹氏政权在确定三者之间的负担时，对郡县民是轻其租调，由他们主要承担徭役。国有大役而常备兵不敷使用时，郡县民亦须应征或应募入伍，对屯田户则征收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高额田租，而免其兵徭役。“专以农桑为业”（《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以确保粮源的稳固。对士家则贵其“执干戈以卫社稷”，为国效死。郡县民、屯田户、士家向国家承担义务的形式虽然不同，但三者负担相对平均，经济地位不相上下，因而这样的人口编制方式经受住了社会实践的检验，对封建秩序的稳定和生产的恢复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让士家、郡县民、屯田户的经济地位大体一致，是曹氏政权决定经济剥削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但为了保持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朝廷又规定了不少优待兵士的具体政策。由于常备兵主要由士家组成，对兵士的种种优待措施的主要受益者自然是士家。
对士家的优待突出表现在保障士家婚配的问题上。东汉人陈蕃认为：“盗不过五女之门”（《颜氏家训·治家》）。汉季陋习，弃女婴之风很盛①；汉末大乱，民多弃子不养，更何况于女！因而汉末三国初，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男子求偶困难。曹魏士家的补充靠本阶层的人口增殖来实现；兵士连年征战，“怨旷积年”（《三国志·魏志·蒋济传》）若不积极解决兵士配偶问题，军心难以稳固。为此，朝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成兵士婚配问题的解决。《三国志·魏志·杜畿传》注引《魏略》：“初畿在（河东）郡，被书录寡妇。是时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书皆录夺，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赵伊代畿而所送多。文帝问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对曰：‘臣前所录亡者妻，今俨送生人妇也。’帝及左右顾而失色。”皇帝亲自督促录送寡妇抑配兵士，足见朝廷对士家婚配的重视。抑配寡妇之制虽然造成种种悲剧，但的确是一个有利于士家阶层的措施。同书《文德郭皇后传》：“后姊子孟武还乡里，求小妻，后止之。遂敕诸家曰：‘今世妇女少，当配将士，不得因缘取以为妾也。宜各自慎，无为罚首。’”这是朝廷采取的保障兵士婚配的又一措施。同书《明帝纪》注引《魏略》：“太子舍人张茂以吴蜀数动，诸将出征，而帝盛兴宫室，留意于玩饰，赐与无度，帑藏空竭；又录夺士女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乃上书谏曰：‘臣伏见诏书，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录夺，以配战士，斯诚权时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魏明帝这一权宜之举虽不够高明，但目的仍然是保护士家阶层的利益。后来晋武帝令“将士应已要者多，家有五女者给复”（《晋书·武帝纪》）。采取从经济上给予实惠的政策，鼓励人民多养女孩，以便从根本上改变兵士婚娶困难的状况，手段就高明得多了。又《晋书·牵秀传》：“（秀）与帝舅王恺素相轻侮，恺讽司隶荀恺奏秀夜在道中载高平国守士田兴妻。秀即表诉被诬，论恺秽行，文辞亢厉”。足见魏晋时大约还有保护兵士配偶的法规。
对阵亡之士家属的优待，也是朝廷优待兵士的又一具体表现。建安七年（202）曹操颁令：“其举义兵以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又将自己奉邑的租谷分与诸将掾属，并下令“宜差死事之孤，以租谷及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建安十四年（209）曹操又令对阵亡兵士之家“县官无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对阵亡将士追荐之礼，也是十分隆重的。建安三年（198），曹操兵临清水，“祠亡将士，歔欷流涕，众皆感动”（《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黄初元年（220），曹丕令：“诸将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敛，吾甚哀之；其告郡国给槥椟殡敛，送至其家，官为设祭。”（《三国志·魏志·文帝纪》）
从法定意义上说，士家是不废仕宦的。三国西晋时，士或士息通过各种途径脐身官场者不乏其人。《三国志·魏志·杨俊传》：“俊自少及长，以人伦自任，同郡审固、陈留卫恂皆本出自兵伍，俊资拔奖致，咸作佳士，后固历位郡守、恂御史、县令”；《晋书·刘卞传》：“刘卞字叔龙，东平须昌人也。本兵家子，质直少言……卞后从（县）令至洛，得入太学，试经为台四品吏……累迁散骑待郎，除并州刺史。入为左卫率。”士或士息不仅可以通过宦学立名为官，有一技之长者也可以被恩准除去“士名”，得到官职。《三国志·魏志·方技传》裴松之补注：“华城门夫人者，魏故司空涿郡卢公女也，得疾，连年不差。……有南征廏驺，当充甲卒，来诣卢公，占能治女郎……寻有效，即奏除驺名，以补太医。”不过，士或士息作为劳动者阶级中人，居于社会下层，仕进自然是十分困难的，往往需要权贵、名士提携；能否仕进在相当程度上要靠个人的机遇。《晋书·赵至传》记载土息赵至志在“宦学立名”，到了补兵年龄却无人识拔，于是不得不“阳狂”出走。但阳狂出走本身就构成了“士亡”之罪，要受到“士亡法”的惩治，因而只得改换名姓，远走辽东。赵至虽然踏入仕途，终因衣锦不敢还乡荣养父母而陷入极度痛苦之中，最后呕血而亡。
曹操将国家控制人口编制为郡县民、屯田户、士家时，完全是为了实行一定的社会分工，以求稳定封建秩序，有利于社会生产的迅速恢复发展，而非有意在他们中间划分出社会等级的高下。军队作为曹氏政权的主要支柱，封建国家注意对包括士家在内的所有兵士及其家属予以优待。因此，当时士家的地位不论在法定意义上，或是在实际生活中，都不低于郡县民和屯田户；以士家为主体的曹魏国家军队具有较强的战斗力，终于统一北方，并一直对吴、蜀保持着军事上的优势。
魏文帝即位后，士家的社会地位开始出现下降趋势。
早在曹操执政后期，曹氏政权在人口锐减、劳动力奇缺的条件下，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支持长期战争，尽量设法提高劳动力的使用率。《晋书·宣帝纪》载司马懿上言魏武：“昔箕子陈谋，以食为首。今天下不耕者盖二十余万，非经国远筹也。虽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司马懿建议利用二十余万常备兵屯田，为曹操首肯，带甲将士且耕且守，“务农积谷”（《晋书·宣帝纪》）形成定制，至此，曹魏国家控制下的人口中，郡县民、屯田户、常备兵士都直接投入生产，只有居于后方的士家（妇孺及尚未轮代的男丁）还在仰食国家。这些士家虽然有为官府服杂役的义务①，但毕竟没有投入有组织的社会生产，不能创造出大量物质财富。曹氏政权自然不会容许这种状况长期存在下去。文帝即位后，曹氏政权广泛实行了士家屯田②。这些士家成为屯田的‘田兵’而“出战入耕”（《晋书·食货志》），由消费者变成了直接的生产者，对发展经济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晋书·傅玄传》载玄上武帝书：“又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未久，众心安之。”傅玄所谓“施行未久”之制，显然指的是魏氏旧制；足见曹氏政权对屯田士家的剥削额，同于对屯田民的剥削额。这样，士家的身份和承担的义务发生了变化，他们不仅继续保存了原有的兵役主要承担者的身份，同时又成了封建国家高额地租剥削的对象。这就是士家“出战入耕”的严重意义。士家的负担因此而大大加重，处境十分艰难了。与此同时，郡县民的境遇却逐渐改善。曹魏郡县民租调较轻，他们向封建国家承担的主要义务是徭役。鼎立之初，曹魏抗对吴、蜀，征讨频仍，“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三国志·魏志·邓艾传》）。后勤补给任务十分艰巨，郡县民因此而徭役繁重。鼎足之势相对稳定之后，曹魏逐步确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在西线，根据地理特点，实行积极防御，使对手势阻于高山坚城之下，“空劳师旅”（《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述佐篇》），元气大伤。曹军则以逸待劳，避免了补给线的拉长，大大节省了民力。东线地区，则“广田蓄谷”（《三国志·魏志·邓艾传》），以为乘吴之资。朝廷采纳邓艾的建议，“令淮北屯三万人、淮南二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又“开广漕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三国志·魏志·邓艾传》）。这些措施，不仅加强了曹魏的经济、军事优势，同时也减轻了郡县民的徭役负担。作为其主要负担的谣役一旦减轻，郡县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生产而租调不变，他们的境遇当有较大的改善。这样，曹操执政时期郡县民、屯田户、士家三者负担相对平均的局面被打破了，士家的经济地位出现了相对下降的趋势。
曹魏统治集团本应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减轻士家的负担，防止其社会地位的下降。但是，明帝以降，朝政每况愈下，曹氏政权没有作出任何减轻士家负担的举动。西晋代魏，甚至把对田兵的剥削额改变为“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朝廷为了增加剥削收入，还强迫田兵盲目扩大种植面积，“日增其顷亩之课”，乃至造成“功不能修理，至亩数斛已还，或不足以偿种”（《晋书·傅玄传》）的严重局面。西晋皇朝对士家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使得士家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此时，士家除补兵外，屯田也是他们的又一法定义务，具有强制性的意义。这就等于封建国家使用行政权力强行将士家置于不断低落的经济地位上。由于士家负担既重于屯田户，特别是与郡县民经济地位的差距日益拉大，他们自然很难保持与平民相等的社会地位。士家社会地位的渐趋低落，并非统治者有意识地将他们作为一个低贱阶级加以歧视和限制所致；统治集团对于婚配等关系到士家切身利益的一些具体问题，仍然持积极的态度。但是，统治集团没有能够根据社会形势的改变及时调整政策，这种经济剥削政策的失调造成士家社会地位日趋低落是势不可免的。趋利避害乃小民之本性，士家社会地位下降的客观现实，必然会反映到人们的观念意识中来。合肥新城守士刘整、郑像死节后，镇东将军毋丘俭上言请求朝廷褒奖，说：“整、像为兵，能守义执节，子弟宜有差异。”（《三国志·魏志·少帝纪》）所谓“宜有差异”，就是解除其“士籍”。朝廷如其所请，诏除刘整、郑像的“士名”。除士名即改变士家身份为平民被作为一种褒赏手段，这就等于公开承认士家社会地位低于平民了。
西晋社会等级观念的强化趋势和皇朝经济政策的改变对士家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司马氏是世族地主的政治代表；司马氏执政，是世族势力复苏和发展在政治上的反映，也可以说是东汉世家大族势力的进一步延伸。司马氏统治集团承汉季陋习，十分重视门第阀阅，因而魏末以来门第等级观念便有强化之势①。晋武帝泰始八年（272）《己已诏书》申明律令：“诸士卒百工已上，所服乘皆不得违制。若一县一岁之中，有违犯者三家，洛阳十家已上，官长免。”（《晋书·李重传》）《晋令》有“士卒百工履色无过绿青”；“士卒百工都得著假髻”；“士卒百工不得服瑱珰”；“士卒百工不得服真珠珰珥”；“士卒百工不得服犀玳瑁”；“士卒百工不得服越迭”
（《全晋文》卷145引《太平御览》）诸条，晋皇朝在有关服制的规定中，把士卒百工单独划为一个等级，制定法令，反映出封建政权已开始从法律角度对士家的社会地位进行限制。
门第观念的强化趋势，肯定会对士家的社会地位产生不利影响；但门第观念强化在西晋时尚未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梁裴子野论门第制度的发展时指出：“迄于二汉，尊儒重道，朝廷州里，学行是先。虽名公子孙，还齐布衣之伍，士庶虽分，本无华素之隔。自晋以来，其流稍改，草泽之士，犹显清涂。降及季年，专限门阀，自是三公之子，做九棘之家；黄散之孙，蔑令长之室”
（《全梁文》卷53引《通典》卷一六》）。裴子野所谓“自晋以来，其流稍改”反映出门第观念强化经历了渐变的过程。西晋时士家子刘卞、王尼等都是由官僚、名士识拔而成名的；高门大族甚至有主动联姻士家的举动①，较之东晋南朝“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宋书·王弘传》）的社会风气，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西晋时期还一度出现了士家经济地位暂时回升的复杂历史现象。曹魏后期以来郡县民，屯田户、士家负担不均的现象，逐步引起统治集团的注意。咸熙元年（264），曹魏“罢屯田官以均政役”（《三国志·魏志·少帝纪》）；晋武帝即位次年，又重申“罢农官为郡县”（《晋书·武帝纪》）。足见执政者已着手调整政策。吴平以后，军屯也废止了。天下一统和军屯的废止并不意味着兵户制度的废除；西晋旧有士家是否有相当部分解免为民亦因史无佐证，难知其详。但是，仍然保留原有身份的士家，与平民同样实行占、课田，则是无疑义的②。战争状态的结束和经济政策的变化，使得士家的经济地位大为改观，与平民相比不会有太大的差别③。士家经济地位的明显回升，对于改善士家社会地位是有一定作用的。门第等级观念强化趋势对士家地位起不利作用，经济地位回升对士家地位的改善起有利作用，这两股相反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终西晋之世，士家大体勉强维持住了接近平民的社会地位。
东晋以降，世兵之家已统称兵户。兵户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发生在南渡之后。东晋社会等级阶梯的严格划分和门第观念的强化，以及东晋兵户组成成分的改变，是造成兵户社会地位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
江左政权草创时，南渡的北方士族政治、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都远远不能和江右时期相比。孙吴时期迅速发展起来的江南大族势力，已成盘根错节之势。昔日北方士族凌驾于江南大族之上所凭借的各种条件，此时除门第阀阅尚可依恃外，余皆不复存在了。北方士族与江南大族抗衡时，自然要自矜门户，尽量利用门第观念的广泛社会影响，在抗衡中争得一分优势。因此，东晋统治集团的当权派有意识地强化门第等级观念。据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家谱。”所谓百家“从龙之臣”，为了造成本集团的特殊地位，努力把这百家的门第抬到高不可攀的地步。《晋书·杨佺期传》：“杨佺期，弘农华阴人，汉太尉震之后也。……而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官失类，每排抑之。”弘农杨氏本为北方首屈一指的高门，由于过江稍晚，竟然饱受白眼；西晋大功臣杜预的后人也“直以南渡不早，便以荒枪赐隔”（《宋书·杜骇传》）。足见江左门第等级观念已恶性发展到十分荒谬的地步。东晋统治集团利用门第观念对国家制度的深刻影响，不仅把统治集团内部的等级阶梯划分得更加严密，而且还运用户口编制、徭役规定等制度法令，有意识地在普通民众中造成门第等级的差别，把门第与社会地位、经济利益密切联系起来，力图造成一个浸透等级意识的社会秩序，从而使士族地主高踞于全社会之上的地位固定化、永久化。江左社会等级阶梯的严格划分和门第观念的强化，对兵户社会地位的跌落起了严重的作用。
大乱之后的东晋兵户已非累世旧军，其组成成分发生了根本改变。西晋灭吴，似乎并未有计划地收编孙吴军队，纳入西晋国家军队编制，就地戍守；而是从北方抽调大批军队驻守江南。
《晋书·刘颂传》载颂上武帝疏：“且自吴平以来，东南六州将士更守江表，此时之三患也。又内兵外守，吴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壮主以镇抚之，使内外各安其旧。……今得长王以临其国，随才授任，文武并叙，士卒百役不出其乡，求富贵者取之于国内。内兵得散，新邦又安，两获其所，于事为宜。”西晋政权显然是对江南大族势力控制的孙吴旧军不放心，故以“普减州郡兵”（晋书·陶璜传》）为借口，将其瓦解；然后“内兵外守”，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控制。西晋政权既然不保留孙吴旧军，也不征发南人补充军队（刘颂正是建议以长王临其国、就地征兵的），孙吴兵户的兵籍保留就失去了意义。这样，西晋平吴后保留兵户身份者，仍然只是原有的魏晋旧军。
西晋末大乱，中原地区兵连祸结，西晋旧军消耗殆尽。与此同时，胡族入主中原，大量北方士民或南渡江南，或避入河西、辽东。经过这场空前的社会剧变，江左司马睿集团完全丧失了对旧有兵户的控制，兵源无着落，军队难以补充，只得空设军校，“有名无兵”（《历代兵制》卷三》）。东晋皇朝欲外拒北方少数族、内抗强藩，必须尽快扩充兵力，重建一支象样的国家军队。这就要求朝廷根据现有条件，重新将一定数量的人口编制成兵户，使国家控制住一部分固定兵源，确保军队的补充。为此，东晋政权采用了调发奴客、谪补罪人家属、隐实户口、料简速亡等手段重组兵户。
发奴为兵始于西晋末。“八王之乱”中，河间、成都二王兵围京师；挟持天子与二王抗争的长沙王又固守京城，“发奴助兵，号为四部司马”（《晋书·惠帝纪》）。晋元帝太兴四年（321）五月庚申诏，“昔汉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时，涼州覆败，诸为奴婢亦皆复籍，此累代成规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晋书·元帝纪》）同书《王敦传》：“帝以刘隗为镇北将军，戴若思为征西将军，悉发扬州奴为兵，外以讨胡，实御敦也。”同书《刁协传》：“以奴为兵，取将吏客使转运，皆协所建也。”晋康帝时，庚翼欲大举北伐，“于是并发所统六州奴及车牛驴马”（《晋书·庾翼传》）。同书《会稽王道子传附子元显传》：“（元显）又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以充兵役。”
为了确保兵户的补充，东晋皇朝采用了秦汉的谪兵制度。《晋书·王羲之传》载王右军遗尚韦仆射谢安书：“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反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调困，莫知所出。……又有百工医寺，死亡绝没，家户空尽，差代无所……谓自今诸死罪原轻者及五岁刑，可以充此，其减死者，可长充兵役，五岁者，可充杂工医寺，皆令移其家以实都邑。”虽无从判定王右军的建议是否立即被采纳，但大量史料证明，东晋兵户及百工医寺确有谪补之制。《晋书·范汪传》附子《范宁传》：“官制谪兵，不相袭代。顷者小事，便以补役，一愆之违，辱及累世，亲戚傍支，罹其祸毒。”从范宁之议来看，似乎法律规定罪犯补兵仅“谪止一身”；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往往“辱及累世”并连染亲戚傍支。《宋书·武帝纪》载帝永初罩年（421）十月丁酉诏：“兵制峻重，务在得宜。役身死叛，辄考傍亲，流迁弥广，未见其极……宜革以弘泰，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兵合举户从役者，便付营押领。其有户统及滴止一身者，不得复侵滥服亲，以相连染。”刘裕意在革除东晋谪兵制度中的弊端，以示宽惠。由此可知，东晋谪兵，有“谪止一身”与“举户从役”之别。前者指罪犯补兵后，终身被甲而不连染他人；后者则是合家补兵，世代相袭，成为典型的兵户之家。
料简速逃和不著籍的“无名”补兵，是东晋谪兵的又一种形式。《晋书·毛宝传附孙毛璩传》：“海陵县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泽，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璩建议率千人讨之。时大旱，璩因放火，菰葑尽然，亡户窘迫，悉出诣璩自首，近有万户，皆以补兵，朝廷嘉之。”同书《庾冰传》，冰出刺扬州，“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人以充军充”。在东晋统治者看来，这些“威令不能及”的亡户和不著籍的“无名”，均不在良民之列，故使用种种手段谪其补兵。
由于东晋兵户主要由调发的奴客，料简出的亡户、脱籍的“无名”、罪犯及其亲属组成①，较之曹操时期形成的士家的成分，已有很大的改变。曹魏士家系由曹氏集团的部曲私兵演化而成；部曲私兵与将帅之间的紧密依存关系，在曹魏国家军队中继续有所体现。东晋兵户的组成成分均非良民，他们是由封建政权强制补兵的；从形成之日起，他们就处于与封建国家尖锐对立的状态，由于东晋社会已经形成了严格的等级秩序，这些由低贱的社会阶层组成的兵户，自然也被视为低贱。
东晋政权使用调发奴客补兵等方式与士庶地主争夺人口，而士庶地主则利用自己的权势，对国家控制下的人口实行巧取豪夺。分割国家的兵户就是其中的一种手段。《晋书·范汪传附子范宁传》载宁陈时政，称：“又方镇去官，皆割精兵器杖以为送故……送兵多者至有千余家，少者数十户。既力入私门，复资官廪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谓送故之格宜为节制，以三年为断。”豪门权贵以“送故”的名义，使国家的兵户朝私门流动，变为私家控制的依附人口，这在东晋似乎已成定制，故范宁有“送故之格”的称谓。这样，国家调发士庶地主的奴客补充兵户，士庶地主侵吞国家的兵户，使之变为私家的依附人口，形成了这个被压迫阶层人口编制上的特殊循环方式；在循环的整个过程中，他们始终处在低贱的社会地位上。
东晋兵户的经济地位十分低下，这也是造成他们社会地位低贱的一个重要因素。东晋兵户之家既然被封建政权强行迁徙“以实都邑”、“付营押领”，处于严格的集中管领之下，很难建立独立的私人经济，势必仰食国家；朝廷却以贱民遇之，故其劳役沉重，凛赐微薄。《宋书·自叙》载沈亮启宋文帝陈府事：“伏见西府兵士，或年几八十，而犹伏隶；或年始七岁，而已从役。衰耗之体，气用湮微，儿弱之躯，肌肤未实，而伏勤昏稚，骛苦倾晚，于理既薄，为益实轻。”虽然事在刘宋元嘉（424—453年）中，但刘裕代晋并采取了一些改善兵户境遇的措施之后，兵户的处境尚且如此恶劣，可见东晋兵户的生活是何等悲惨了。兵户战时身当矢石之危，平时受朝廷役使，形如仆隶，老幼所不能免，确确实实沦为一个贱民阶层了。
由于兵户社会地位急剧低落，民众自然以兵户为低贱，视充当兵户为畏途。这样一来，兵户制度日趋衰落势不可免，这不是能够用行政力量所能遏阻的。世兵制的衰落主要表现为兵户的补充不足以抵偿其消耗；世兵缺乏战斗力，在军事上的作用日益削弱。
江左政权所用调发奴客、料简逋亡、谪发罪人及其家属，隐实户口等补充兵户的手段，很受客观条件的局限。谪发罪人及其家属充兵的数量不会有太多；料简逋亡并非轻而易举之事；调发奴客、隐实户口均受到士庶地主的顽强阻扰，实施起来困难重重。然而，兵户的损耗却通过多种途径急速进行，其势不可遏止。
死亡。首先是作战的伤亡。东晋南朝征战频仍，不论是抗对北敌或是内部争夺权力的战争，都是异常激烈的，每次战争，兵士阵亡者众，其中相当部分是世兵。兵户地位低下，生活困苦，死亡率很高。沈亮向宋文帝陈府事，称兵户七岁始从役，八十犹伏隶。统治集团如此残酷地役使兵户，老幼均不能免，兵户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甚至被迫“断截支体，产子不养”（《宋书·徐豁传》）。死亡率如此之高，兵户阶层的人口增殖大受影响。
逃亡。《宋书·志序》载：“魏晋以来，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桂士，夕为庐、九之民”，大量民众“迁徙去来，公违土断”（《南齐书·虞玩之传》）。行政区划的混乱和封建政权对民众控制力的削弱，这就为兵户以逃亡的方式摆脱世兵身份提供了条件。《晋书·五行志》载，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春，“发江州兵营甲士二千人，家口六七千，配护军及东宫，后寻散亡殆尽。”同书《孔愉传附从子孔坦传》：“（坦）迁吴兴内史……募江，淮流人为军，有殿中兵因乱东还，来应坦募，坦不知而纳之。或讽朝廷，以坦藏台叛兵，遂坐免。”东晋南朝常有强藩抗命，割据一方之事；兵户利用事实上的割据局面，逃到另一势力所辖区域，谎报身份，这是无法查究的。如刘宋沈攸之专制一方，“叛亡入境，辄加拥护”（《宋书·沈攸之传》），朝廷对此亦无可奈何。投奔士族地主以求庇护，这也是摆脱兵籍的一个途径。《南史·齐本纪·东昏侯纪》：“先是，诸郡役人。多依士人为附隶，谓之属名……凡属名多不合役。”此种属名中当混有不少兵户。《陈书·褚玠传》：“除戎昭将军，山阴令。县民张次的、王休达等与诸猾吏贿赂通奸，全丁大户，类多隐没。玠乃锁次的等，具状启台。高宗手敕慰劳，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军民八百余户。”东晋南朝佛教兴盛、寺院林立；佛门弟子均有免役特权。大量民众为躲避徭役而托身寺院，造成“避役锺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的严重局面（《全晋文》卷119引《弘明集》）。范缜斥责“浮屠害政，桑门蠹俗……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梁书·范缜传》）。兵户托身为僧尼或“自徒”、“养女”者当不在少数。
改籍。户籍管理紊乱，一直是江左政权的一大弊病。“簿籍不存，寻校无所”（《南齐书·高帝纪》），这就为户籍作弊大开了方便之门。齐高帝建元二年（480）诏称：“自顷泯俗巧伪，为日已久，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增损三状，贸袭万端。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托死叛，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编户齐家，少不如此。”（《南齐书·虞玩之传》）百姓“凡粗有衣食者，奠不互相因依，竟行奸货，落除卑注，更书新籍”（《通典》卷3）。兵户亦利用各种手段“落除卑注”。《宋书·王僧达传》：“初，僧达为太子洗马，在东宫，爰念军人朱灵宝，及出为宣城，灵宝已长，僧达诈列死亡，寄宣城左永之籍，注以为己子，改名无序。”
私家分割。《宋书·江夏土义恭传》称，刘义恭加领中书监，孝武帝“以崇艺、昭武、永化三营合四百三十七户给府。”同书《王弘传》：王弘辞司徒，降卫将军，帝优诏褒扬，“割二千人配府”。江左政权承袭孙吴“领兵复客”传统，常将兵户割配功臣显贵，使其变成私家支配的人口。功臣权贵离任时，还利用“送故”的名义，将一部分国家兵户合法地转变为自己的依附人口。《宋书·萧思话传》：萧思话由雍州刺史征为吏部尚书，“思话以去州无复事力，倩府军身九人。太祖戏之曰：‘丈人终不为田父千里闾，何应无人使邪？’”名曰“倩府军身九人”，实际上仍为割配之意。像萧思话那样只求“倩”九人，是非常不贪的了。
解免。魏晋时已开始将解免兵户身份作为赏功的手段。东晋末以来，这种手段运用更加频繁。《宋书·黄回传》：“黄回，竟陵郡军人也。出身充郡府杂役，稍至传教。臧质为郡，转斋帅……质讨元凶，回随从有功，免军户。”同书《孝武帝纪》载孝武帝元嘉三十年（453）八月诏“武皇帝旧役军身，尝在斋内，人身犹存者，普赐解户。”朝廷或军阀为诱使世兵力战，往往许诺事成之后，解免参战兵户的身份。《宋书·元凶传》：“邵闻义师大起，悉聚诸王及大臣于城内……自永初元年以前，相国府入斋、传教，给使、免军户……邵并焚京都军籍，置立郡县，悉属司隶为民。”同书《刘粹传附弟刘道济传》：“蜀士侨旧，翕然并反。道济惶惧，乃免吴兵三十六营为平民，分立宋兴，宋宁二郡……婴城自守。”《南齐书·和帝纪》：（永元二年十一月乙卯）教曰：“吾躬率晋阳，剪比凶孽，戎事方勤，宜覃泽惠。……凡诸杂役见在诸军带甲之身，克定之后，悉免为民。其功效赏报，别有科条。”刘宋初，解免兵户为民的数量相当多。《宋书·州郡志》南徐州南彭城邵条：“蕃令、义旗初，免军户立遂诚县。武帝永初元年，改从旧名。”“薛令，义旗初，免军户为建熙县，永初元年，改从旧名。”同书《州郡志》益州条载宋宁、宋兴二郡，均系免营侨立。像宋初以来那样大量解免兵户，是没有先例的：特别是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年）正月王戌诏称：“先帝灵命初兴，龙飞西楚，岁纪浸远，感往缠心。奉迎文武，情深常隶。思弘殊泽，以申永怀。吏身可赐爵一级，军户免为平民。”这实际上是放免现存所有兵户的恩诏。在内乱初平而南北继续对峙的情况下，朝廷居然敢于将兵户统统放免为民，说明到孝武帝时，世兵人数所存不多，且无战斗力可言，在国家武装力量中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放免旧有兵户并不等于废除世兵制度。《南齐书·百官志》起部尚书条：“右丞一人。掌兵士百工补役死叛考代年老疾病解遣”条中所言“兵士百工”之兵士，所指即世兵。《梁书·武帝纪》：“（天监十六年八月）诏以兵驺、奴婢，男年登六十，女年登五十，免为平民。”《陈书·宣帝纪》：（太建二年八月甲申）诏：“军士年登六十，悉许放还。”《隋书·刑法志》载梁律有“劫身皆斩，妻子补兵”的条款：《陈书·张贵妃传》：“后主张贵妃名丽华，兵家女也。”足见终南朝之世，世兵制度依然存而不废。东晋以降，世兵缺乏战斗力，在国家武装力量中居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何以江左政权还要继续保留世兵制度呢？世兵制虽已衰微，但多少还保留了一点“使封建国家掌握固定兵源”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谪补兵户已经作为一种惩治犯法者的法律手段而存在，用以维护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这才是江左世兵制垂而不死的主要原因。
①如何调节三者之间的负担，曹氏政权显然是经过一番摸索的。这种摸索在 确定对屯田户的剥削量的问题上反映得最具体。《三国志·魏志·袁涣 传》：“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涣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迁， 不可卒变，易以顺行，难以逆劝，宜顺其意，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太祖 从之，百姓大悦。”这段史料恐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行政强制不能达到广 开屯田的目的；消极地依靠“乐之者乃取，不欲吉勿强”的怀柔政策，也绝不 能收到短期内屯田事业大发展，“五年中仓廪丰实”（《三国志·魏志·国渊 传》）的效果。国渊典屯田，除“相士处民、计明置吏”，完善屯田的组织营领系统之外，还做到“明功课之法”（《国渊传》）。这里的“明功课之法”，当包含有确定一种较恰当的剥削率的内容，方才使得“百姓竟劝乐业”。最后采纳枣祗建议，“执分田之术”（《曹操集·加枣祗子处中封爵并祀祗令》），屯田剥削额最后确定，于官民两利，顺利通过计会实践检验。由此可见，屯田事业的发展，更多地依靠经济手段来推动；欲求郡县民，屯田户、士家社会分工固定化，也必须用经济手段来调节。
①《太平经》卷39：“今天下一家杀一女，天下几亿家哉！乃有一家杀十数女者……其气冤结上动天。” ①《三国志·魏志·高柔传》：“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给官，主者奏尽杀之。”给官，即“给事于官”。士家为官府服杂役，体现了封建政府对士家的支配权。
②参阅日本学者越智重明著《魏晋南朝の屯田》《史学杂志》第70卷第3号，1961年3月）；黄惠贤《试论曹魏西晋时期军屯的两种类型》刊《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 4期。 ①《三国志·魏志·夏侯玄传》称，玄以臣民之服物车器，屡乱尊卑之分，建议“改服制”，车舆服章皆应“准度古法……以为礼度”。《晋书·刑罚志》称，泰始四年所颁新律有《违制》之篇，规定：“服物车器有贵贱之差，令不僭拟以乱尊卑。”（《晋书·李重传》）反映出魏末以来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有强化趋势。
①《世说新语·贤媛》：“王浑妻锺氏生女令淑，武子（王济）为妹求简美对而未 得。有兵家子有俊才，欲以妹妻之……”
②参阅越智重明《魏晋南朝の屯田》），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二章第二节。
③干宝《晋纪总论》：“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 民乐其生，百代之一时矣。”此论虽不乏溢美之辞，但太康时经济取得较大发 展则是可信的。如果数量众多的士家经济地位未能改善，生产积极性继续 受到严重压抑的话，太康时的社会经济是不可能取得如此显著的发展的。 ①《文馆词林》卷667引晋孝武帝《霆震大赦诏》：“……其夏口戍人，年既周，各复其本，不得以一时充役，遂染军名。主者明承此诏，以为永制。”（此条史料转引自日本学者滨口重国《两晋南朝的兵户及其身份》一文，载《史学杂志》第52卷第3号1941年版。国内《文馆词林》辑本阙。）足见虽有将被征入伍的平民横蛮地变成兵户的事例，但是这种作法被认为不合制度。
世兵制度形成、确立并有效地发挥国家军队主体的作用，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封建政权必须保证士家兵户的社会地位不低于一般民户。单纯依靠行政力量强制来建立世兵制度是无论如何也行不通的。
东汉国家军队由征、募的平民组成，战事完毕又复归民伍，故兵民本为一体，无等级上的差别：豪强地主的部曲私兵由“徒附”、“宾客”组成，他们强烈地依附于豪强地主，“奴事富人”、“历代为虏”，其社会地位自然低于具有独立经济的平民。东汉末各军阀以私家部曲为核心组建军队，因而兵士对将帅的人身依附与豪强地主田庄中，宾客徒附对豪强地主的人身依附性质完全相同。但是，如果脱离特定的历史环境，认定军阀部队的兵士社会地位低于平民，则欠妥当。在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的残酷斗争中，社会环境极其险恶，百姓被祸尤烈，传统的价值观念不能不作较大的改变，谋求生存成了人们最大的欲望。军队作为一个有严密组织的武装集团，其处境自然远较平民为优。《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故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民人相食，州里消条。”军队无粮，可以寇掠百姓；百姓无粮，只得“民人相食”，转死沟壑。兵士的境遇明显地优于平民。军队是政权的支柱；战乱之际更是非兵不立，军队的作用最为突出；加之部曲私兵与将帅，往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而将帅自然重视优先改善自己兵士的待遇，兵士的社会地位并不低于平民。此时形成的世兵制度，法定意义仅仅是把原先人人承担的兵役，集中起来主要由士家兵户来承担，如此而已。正是由于此时兵士的境遇优于平民，世兵制度才得以形成。
由于孙吴不断将郡县民，屯田户补为兵户，使得民户和兵户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严格；曹魏郡县民、屯田户、士家之间的界限划分比较严格，曹魏士家制是典型的世兵制度。一统天下的西晋承继曹魏之制，因而西晋甫朝的兵户制度与曹魏士家制一脉相承。研究世兵制度的变化应当从研究曹魏士家制度的变化着手。
曹氏政权将国家控制的人口编制成郡县民、屯田户、士家三部分，各有独立的领辖系统和单独的户籍。士家既然是一个法定的职业兵集团，自然要受到军纪军法的严格约束。曹魏有“士亡法”。据《三国志·魏志·高柔传》：“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旧法，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犹不息，更重其刑。”又称：“护军营士窦礼近出不还，营以为亡，表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为官奴婢。”但“士亡法”并非只针对士家而不及其余。《通典》卷149载曹操《步战令》：“卒逃归，斩之。一日家人弗捕执，及不言于吏，尽与同罪。”这道严酷的法令充分体现了士亡法的精神，但这显然是针对所有兵士及其家属颁布的。亡叛坐罪妻子之法，也适用于将领；将领领兵在外，必须向朝廷交出家属作为“质任”。如果将领亡叛不必坐罪家属，“质任”制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三国志·魏志·明帝纪》注引《魏略》载太和二年（228）诸葛亮兵围陈仓，使人招降守将郝昭。昭答曰：“魏家科法，卿所练也；我之为人，卿所知也。我受国恩多而门户重，卿无可言者，但有必死耳。”郝昭因“门户重”而顾及“魏家科法”严，足证将领亡叛会罪及妻子。三国承汉代刑制，多引经义决狱定刑。毛玠私下批评“罪人妻子没为官奴婢”的制度，被下狱治罪。钟繇在审讯毛玠时声称：“自古圣帝明王，罪及妻子。《书》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则孥戮女。’司寇之职，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豪。汉律，罪人妻子没为奴婢，黥面。”（《三国志·魏志·毛玠传》）足见当时一人犯罪妻子连坐之法，是通用于全社会的刑律，士亡罪及妻子，只是这一刑律的原则在军法上的体现，不具有专门针对士家的歧视性含义。
士家制度的巩固和有效地发挥作用，与士家所处社会地位关系极大；而士家社会地位的高低，很大程度取决于他们经济地位的优劣。这就需要将士家的经济地位同郡县民、屯田户进行比较。曹氏政权将国家控制的人口一分为三，力求保持三者之间各自承担义务的稳定性，使社会分工固定化，就必须使用经济手段进行调节①。在天下未定、人心未安、新的统治秩序尚未强化之时，如果三者负担畸轻畴重的现象过于严重，势必引起负担重的阶层民众向负担较轻的那个阶层流动，这是无法依靠行政法令来遏止的。这种人口流动一旦出现，就会打乱人口编制，破坏统治秩序，引起社会动乱，严重影响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曹氏政权在确定三者之间的负担时，对郡县民是轻其租调，由他们主要承担徭役。国有大役而常备兵不敷使用时，郡县民亦须应征或应募入伍，对屯田户则征收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高额田租，而免其兵徭役。“专以农桑为业”（《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以确保粮源的稳固。对士家则贵其“执干戈以卫社稷”，为国效死。郡县民、屯田户、士家向国家承担义务的形式虽然不同，但三者负担相对平均，经济地位不相上下，因而这样的人口编制方式经受住了社会实践的检验，对封建秩序的稳定和生产的恢复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让士家、郡县民、屯田户的经济地位大体一致，是曹氏政权决定经济剥削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但为了保持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朝廷又规定了不少优待兵士的具体政策。由于常备兵主要由士家组成，对兵士的种种优待措施的主要受益者自然是士家。
对士家的优待突出表现在保障士家婚配的问题上。东汉人陈蕃认为：“盗不过五女之门”（《颜氏家训·治家》）。汉季陋习，弃女婴之风很盛①；汉末大乱，民多弃子不养，更何况于女！因而汉末三国初，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男子求偶困难。曹魏士家的补充靠本阶层的人口增殖来实现；兵士连年征战，“怨旷积年”（《三国志·魏志·蒋济传》）若不积极解决兵士配偶问题，军心难以稳固。为此，朝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成兵士婚配问题的解决。《三国志·魏志·杜畿传》注引《魏略》：“初畿在（河东）郡，被书录寡妇。是时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书皆录夺，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赵伊代畿而所送多。文帝问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对曰：‘臣前所录亡者妻，今俨送生人妇也。’帝及左右顾而失色。”皇帝亲自督促录送寡妇抑配兵士，足见朝廷对士家婚配的重视。抑配寡妇之制虽然造成种种悲剧，但的确是一个有利于士家阶层的措施。同书《文德郭皇后传》：“后姊子孟武还乡里，求小妻，后止之。遂敕诸家曰：‘今世妇女少，当配将士，不得因缘取以为妾也。宜各自慎，无为罚首。’”这是朝廷采取的保障兵士婚配的又一措施。同书《明帝纪》注引《魏略》：“太子舍人张茂以吴蜀数动，诸将出征，而帝盛兴宫室，留意于玩饰，赐与无度，帑藏空竭；又录夺士女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乃上书谏曰：‘臣伏见诏书，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录夺，以配战士，斯诚权时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魏明帝这一权宜之举虽不够高明，但目的仍然是保护士家阶层的利益。后来晋武帝令“将士应已要者多，家有五女者给复”（《晋书·武帝纪》）。采取从经济上给予实惠的政策，鼓励人民多养女孩，以便从根本上改变兵士婚娶困难的状况，手段就高明得多了。又《晋书·牵秀传》：“（秀）与帝舅王恺素相轻侮，恺讽司隶荀恺奏秀夜在道中载高平国守士田兴妻。秀即表诉被诬，论恺秽行，文辞亢厉”。足见魏晋时大约还有保护兵士配偶的法规。
对阵亡之士家属的优待，也是朝廷优待兵士的又一具体表现。建安七年（202）曹操颁令：“其举义兵以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又将自己奉邑的租谷分与诸将掾属，并下令“宜差死事之孤，以租谷及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建安十四年（209）曹操又令对阵亡兵士之家“县官无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对阵亡将士追荐之礼，也是十分隆重的。建安三年（198），曹操兵临清水，“祠亡将士，歔欷流涕，众皆感动”（《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黄初元年（220），曹丕令：“诸将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敛，吾甚哀之；其告郡国给槥椟殡敛，送至其家，官为设祭。”（《三国志·魏志·文帝纪》）
从法定意义上说，士家是不废仕宦的。三国西晋时，士或士息通过各种途径脐身官场者不乏其人。《三国志·魏志·杨俊传》：“俊自少及长，以人伦自任，同郡审固、陈留卫恂皆本出自兵伍，俊资拔奖致，咸作佳士，后固历位郡守、恂御史、县令”；《晋书·刘卞传》：“刘卞字叔龙，东平须昌人也。本兵家子，质直少言……卞后从（县）令至洛，得入太学，试经为台四品吏……累迁散骑待郎，除并州刺史。入为左卫率。”士或士息不仅可以通过宦学立名为官，有一技之长者也可以被恩准除去“士名”，得到官职。《三国志·魏志·方技传》裴松之补注：“华城门夫人者，魏故司空涿郡卢公女也，得疾，连年不差。……有南征廏驺，当充甲卒，来诣卢公，占能治女郎……寻有效，即奏除驺名，以补太医。”不过，士或士息作为劳动者阶级中人，居于社会下层，仕进自然是十分困难的，往往需要权贵、名士提携；能否仕进在相当程度上要靠个人的机遇。《晋书·赵至传》记载土息赵至志在“宦学立名”，到了补兵年龄却无人识拔，于是不得不“阳狂”出走。但阳狂出走本身就构成了“士亡”之罪，要受到“士亡法”的惩治，因而只得改换名姓，远走辽东。赵至虽然踏入仕途，终因衣锦不敢还乡荣养父母而陷入极度痛苦之中，最后呕血而亡。
曹操将国家控制人口编制为郡县民、屯田户、士家时，完全是为了实行一定的社会分工，以求稳定封建秩序，有利于社会生产的迅速恢复发展，而非有意在他们中间划分出社会等级的高下。军队作为曹氏政权的主要支柱，封建国家注意对包括士家在内的所有兵士及其家属予以优待。因此，当时士家的地位不论在法定意义上，或是在实际生活中，都不低于郡县民和屯田户；以士家为主体的曹魏国家军队具有较强的战斗力，终于统一北方，并一直对吴、蜀保持着军事上的优势。
魏文帝即位后，士家的社会地位开始出现下降趋势。
早在曹操执政后期，曹氏政权在人口锐减、劳动力奇缺的条件下，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支持长期战争，尽量设法提高劳动力的使用率。《晋书·宣帝纪》载司马懿上言魏武：“昔箕子陈谋，以食为首。今天下不耕者盖二十余万，非经国远筹也。虽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司马懿建议利用二十余万常备兵屯田，为曹操首肯，带甲将士且耕且守，“务农积谷”（《晋书·宣帝纪》）形成定制，至此，曹魏国家控制下的人口中，郡县民、屯田户、常备兵士都直接投入生产，只有居于后方的士家（妇孺及尚未轮代的男丁）还在仰食国家。这些士家虽然有为官府服杂役的义务①，但毕竟没有投入有组织的社会生产，不能创造出大量物质财富。曹氏政权自然不会容许这种状况长期存在下去。文帝即位后，曹氏政权广泛实行了士家屯田②。这些士家成为屯田的‘田兵’而“出战入耕”（《晋书·食货志》），由消费者变成了直接的生产者，对发展经济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晋书·傅玄传》载玄上武帝书：“又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未久，众心安之。”傅玄所谓“施行未久”之制，显然指的是魏氏旧制；足见曹氏政权对屯田士家的剥削额，同于对屯田民的剥削额。这样，士家的身份和承担的义务发生了变化，他们不仅继续保存了原有的兵役主要承担者的身份，同时又成了封建国家高额地租剥削的对象。这就是士家“出战入耕”的严重意义。士家的负担因此而大大加重，处境十分艰难了。与此同时，郡县民的境遇却逐渐改善。曹魏郡县民租调较轻，他们向封建国家承担的主要义务是徭役。鼎立之初，曹魏抗对吴、蜀，征讨频仍，“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三国志·魏志·邓艾传》）。后勤补给任务十分艰巨，郡县民因此而徭役繁重。鼎足之势相对稳定之后，曹魏逐步确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在西线，根据地理特点，实行积极防御，使对手势阻于高山坚城之下，“空劳师旅”（《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述佐篇》），元气大伤。曹军则以逸待劳，避免了补给线的拉长，大大节省了民力。东线地区，则“广田蓄谷”（《三国志·魏志·邓艾传》），以为乘吴之资。朝廷采纳邓艾的建议，“令淮北屯三万人、淮南二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又“开广漕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三国志·魏志·邓艾传》）。这些措施，不仅加强了曹魏的经济、军事优势，同时也减轻了郡县民的徭役负担。作为其主要负担的谣役一旦减轻，郡县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生产而租调不变，他们的境遇当有较大的改善。这样，曹操执政时期郡县民、屯田户、士家三者负担相对平均的局面被打破了，士家的经济地位出现了相对下降的趋势。
曹魏统治集团本应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减轻士家的负担，防止其社会地位的下降。但是，明帝以降，朝政每况愈下，曹氏政权没有作出任何减轻士家负担的举动。西晋代魏，甚至把对田兵的剥削额改变为“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朝廷为了增加剥削收入，还强迫田兵盲目扩大种植面积，“日增其顷亩之课”，乃至造成“功不能修理，至亩数斛已还，或不足以偿种”（《晋书·傅玄传》）的严重局面。西晋皇朝对士家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使得士家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此时，士家除补兵外，屯田也是他们的又一法定义务，具有强制性的意义。这就等于封建国家使用行政权力强行将士家置于不断低落的经济地位上。由于士家负担既重于屯田户，特别是与郡县民经济地位的差距日益拉大，他们自然很难保持与平民相等的社会地位。士家社会地位的渐趋低落，并非统治者有意识地将他们作为一个低贱阶级加以歧视和限制所致；统治集团对于婚配等关系到士家切身利益的一些具体问题，仍然持积极的态度。但是，统治集团没有能够根据社会形势的改变及时调整政策，这种经济剥削政策的失调造成士家社会地位日趋低落是势不可免的。趋利避害乃小民之本性，士家社会地位下降的客观现实，必然会反映到人们的观念意识中来。合肥新城守士刘整、郑像死节后，镇东将军毋丘俭上言请求朝廷褒奖，说：“整、像为兵，能守义执节，子弟宜有差异。”（《三国志·魏志·少帝纪》）所谓“宜有差异”，就是解除其“士籍”。朝廷如其所请，诏除刘整、郑像的“士名”。除士名即改变士家身份为平民被作为一种褒赏手段，这就等于公开承认士家社会地位低于平民了。
西晋社会等级观念的强化趋势和皇朝经济政策的改变对士家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司马氏是世族地主的政治代表；司马氏执政，是世族势力复苏和发展在政治上的反映，也可以说是东汉世家大族势力的进一步延伸。司马氏统治集团承汉季陋习，十分重视门第阀阅，因而魏末以来门第等级观念便有强化之势①。晋武帝泰始八年（272）《己已诏书》申明律令：“诸士卒百工已上，所服乘皆不得违制。若一县一岁之中，有违犯者三家，洛阳十家已上，官长免。”（《晋书·李重传》）《晋令》有“士卒百工履色无过绿青”；“士卒百工都得著假髻”；“士卒百工不得服瑱珰”；“士卒百工不得服真珠珰珥”；“士卒百工不得服犀玳瑁”；“士卒百工不得服越迭”
（《全晋文》卷145引《太平御览》）诸条，晋皇朝在有关服制的规定中，把士卒百工单独划为一个等级，制定法令，反映出封建政权已开始从法律角度对士家的社会地位进行限制。
门第观念的强化趋势，肯定会对士家的社会地位产生不利影响；但门第观念强化在西晋时尚未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梁裴子野论门第制度的发展时指出：“迄于二汉，尊儒重道，朝廷州里，学行是先。虽名公子孙，还齐布衣之伍，士庶虽分，本无华素之隔。自晋以来，其流稍改，草泽之士，犹显清涂。降及季年，专限门阀，自是三公之子，做九棘之家；黄散之孙，蔑令长之室”
（《全梁文》卷53引《通典》卷一六》）。裴子野所谓“自晋以来，其流稍改”反映出门第观念强化经历了渐变的过程。西晋时士家子刘卞、王尼等都是由官僚、名士识拔而成名的；高门大族甚至有主动联姻士家的举动①，较之东晋南朝“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宋书·王弘传》）的社会风气，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西晋时期还一度出现了士家经济地位暂时回升的复杂历史现象。曹魏后期以来郡县民，屯田户、士家负担不均的现象，逐步引起统治集团的注意。咸熙元年（264），曹魏“罢屯田官以均政役”（《三国志·魏志·少帝纪》）；晋武帝即位次年，又重申“罢农官为郡县”（《晋书·武帝纪》）。足见执政者已着手调整政策。吴平以后，军屯也废止了。天下一统和军屯的废止并不意味着兵户制度的废除；西晋旧有士家是否有相当部分解免为民亦因史无佐证，难知其详。但是，仍然保留原有身份的士家，与平民同样实行占、课田，则是无疑义的②。战争状态的结束和经济政策的变化，使得士家的经济地位大为改观，与平民相比不会有太大的差别③。士家经济地位的明显回升，对于改善士家社会地位是有一定作用的。门第等级观念强化趋势对士家地位起不利作用，经济地位回升对士家地位的改善起有利作用，这两股相反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终西晋之世，士家大体勉强维持住了接近平民的社会地位。
东晋以降，世兵之家已统称兵户。兵户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发生在南渡之后。东晋社会等级阶梯的严格划分和门第观念的强化，以及东晋兵户组成成分的改变，是造成兵户社会地位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
江左政权草创时，南渡的北方士族政治、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都远远不能和江右时期相比。孙吴时期迅速发展起来的江南大族势力，已成盘根错节之势。昔日北方士族凌驾于江南大族之上所凭借的各种条件，此时除门第阀阅尚可依恃外，余皆不复存在了。北方士族与江南大族抗衡时，自然要自矜门户，尽量利用门第观念的广泛社会影响，在抗衡中争得一分优势。因此，东晋统治集团的当权派有意识地强化门第等级观念。据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家谱。”所谓百家“从龙之臣”，为了造成本集团的特殊地位，努力把这百家的门第抬到高不可攀的地步。《晋书·杨佺期传》：“杨佺期，弘农华阴人，汉太尉震之后也。……而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官失类，每排抑之。”弘农杨氏本为北方首屈一指的高门，由于过江稍晚，竟然饱受白眼；西晋大功臣杜预的后人也“直以南渡不早，便以荒枪赐隔”（《宋书·杜骇传》）。足见江左门第等级观念已恶性发展到十分荒谬的地步。东晋统治集团利用门第观念对国家制度的深刻影响，不仅把统治集团内部的等级阶梯划分得更加严密，而且还运用户口编制、徭役规定等制度法令，有意识地在普通民众中造成门第等级的差别，把门第与社会地位、经济利益密切联系起来，力图造成一个浸透等级意识的社会秩序，从而使士族地主高踞于全社会之上的地位固定化、永久化。江左社会等级阶梯的严格划分和门第观念的强化，对兵户社会地位的跌落起了严重的作用。
大乱之后的东晋兵户已非累世旧军，其组成成分发生了根本改变。西晋灭吴，似乎并未有计划地收编孙吴军队，纳入西晋国家军队编制，就地戍守；而是从北方抽调大批军队驻守江南。
《晋书·刘颂传》载颂上武帝疏：“且自吴平以来，东南六州将士更守江表，此时之三患也。又内兵外守，吴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壮主以镇抚之，使内外各安其旧。……今得长王以临其国，随才授任，文武并叙，士卒百役不出其乡，求富贵者取之于国内。内兵得散，新邦又安，两获其所，于事为宜。”西晋政权显然是对江南大族势力控制的孙吴旧军不放心，故以“普减州郡兵”（晋书·陶璜传》）为借口，将其瓦解；然后“内兵外守”，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控制。西晋政权既然不保留孙吴旧军，也不征发南人补充军队（刘颂正是建议以长王临其国、就地征兵的），孙吴兵户的兵籍保留就失去了意义。这样，西晋平吴后保留兵户身份者，仍然只是原有的魏晋旧军。
西晋末大乱，中原地区兵连祸结，西晋旧军消耗殆尽。与此同时，胡族入主中原，大量北方士民或南渡江南，或避入河西、辽东。经过这场空前的社会剧变，江左司马睿集团完全丧失了对旧有兵户的控制，兵源无着落，军队难以补充，只得空设军校，“有名无兵”（《历代兵制》卷三》）。东晋皇朝欲外拒北方少数族、内抗强藩，必须尽快扩充兵力，重建一支象样的国家军队。这就要求朝廷根据现有条件，重新将一定数量的人口编制成兵户，使国家控制住一部分固定兵源，确保军队的补充。为此，东晋政权采用了调发奴客、谪补罪人家属、隐实户口、料简速亡等手段重组兵户。
发奴为兵始于西晋末。“八王之乱”中，河间、成都二王兵围京师；挟持天子与二王抗争的长沙王又固守京城，“发奴助兵，号为四部司马”（《晋书·惠帝纪》）。晋元帝太兴四年（321）五月庚申诏，“昔汉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时，涼州覆败，诸为奴婢亦皆复籍，此累代成规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晋书·元帝纪》）同书《王敦传》：“帝以刘隗为镇北将军，戴若思为征西将军，悉发扬州奴为兵，外以讨胡，实御敦也。”同书《刁协传》：“以奴为兵，取将吏客使转运，皆协所建也。”晋康帝时，庚翼欲大举北伐，“于是并发所统六州奴及车牛驴马”（《晋书·庾翼传》）。同书《会稽王道子传附子元显传》：“（元显）又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以充兵役。”
为了确保兵户的补充，东晋皇朝采用了秦汉的谪兵制度。《晋书·王羲之传》载王右军遗尚韦仆射谢安书：“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反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调困，莫知所出。……又有百工医寺，死亡绝没，家户空尽，差代无所……谓自今诸死罪原轻者及五岁刑，可以充此，其减死者，可长充兵役，五岁者，可充杂工医寺，皆令移其家以实都邑。”虽无从判定王右军的建议是否立即被采纳，但大量史料证明，东晋兵户及百工医寺确有谪补之制。《晋书·范汪传》附子《范宁传》：“官制谪兵，不相袭代。顷者小事，便以补役，一愆之违，辱及累世，亲戚傍支，罹其祸毒。”从范宁之议来看，似乎法律规定罪犯补兵仅“谪止一身”；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往往“辱及累世”并连染亲戚傍支。《宋书·武帝纪》载帝永初罩年（421）十月丁酉诏：“兵制峻重，务在得宜。役身死叛，辄考傍亲，流迁弥广，未见其极……宜革以弘泰，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兵合举户从役者，便付营押领。其有户统及滴止一身者，不得复侵滥服亲，以相连染。”刘裕意在革除东晋谪兵制度中的弊端，以示宽惠。由此可知，东晋谪兵，有“谪止一身”与“举户从役”之别。前者指罪犯补兵后，终身被甲而不连染他人；后者则是合家补兵，世代相袭，成为典型的兵户之家。
料简速逃和不著籍的“无名”补兵，是东晋谪兵的又一种形式。《晋书·毛宝传附孙毛璩传》：“海陵县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泽，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璩建议率千人讨之。时大旱，璩因放火，菰葑尽然，亡户窘迫，悉出诣璩自首，近有万户，皆以补兵，朝廷嘉之。”同书《庾冰传》，冰出刺扬州，“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人以充军充”。在东晋统治者看来，这些“威令不能及”的亡户和不著籍的“无名”，均不在良民之列，故使用种种手段谪其补兵。
由于东晋兵户主要由调发的奴客，料简出的亡户、脱籍的“无名”、罪犯及其亲属组成①，较之曹操时期形成的士家的成分，已有很大的改变。曹魏士家系由曹氏集团的部曲私兵演化而成；部曲私兵与将帅之间的紧密依存关系，在曹魏国家军队中继续有所体现。东晋兵户的组成成分均非良民，他们是由封建政权强制补兵的；从形成之日起，他们就处于与封建国家尖锐对立的状态，由于东晋社会已经形成了严格的等级秩序，这些由低贱的社会阶层组成的兵户，自然也被视为低贱。
东晋政权使用调发奴客补兵等方式与士庶地主争夺人口，而士庶地主则利用自己的权势，对国家控制下的人口实行巧取豪夺。分割国家的兵户就是其中的一种手段。《晋书·范汪传附子范宁传》载宁陈时政，称：“又方镇去官，皆割精兵器杖以为送故……送兵多者至有千余家，少者数十户。既力入私门，复资官廪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谓送故之格宜为节制，以三年为断。”豪门权贵以“送故”的名义，使国家的兵户朝私门流动，变为私家控制的依附人口，这在东晋似乎已成定制，故范宁有“送故之格”的称谓。这样，国家调发士庶地主的奴客补充兵户，士庶地主侵吞国家的兵户，使之变为私家的依附人口，形成了这个被压迫阶层人口编制上的特殊循环方式；在循环的整个过程中，他们始终处在低贱的社会地位上。
东晋兵户的经济地位十分低下，这也是造成他们社会地位低贱的一个重要因素。东晋兵户之家既然被封建政权强行迁徙“以实都邑”、“付营押领”，处于严格的集中管领之下，很难建立独立的私人经济，势必仰食国家；朝廷却以贱民遇之，故其劳役沉重，凛赐微薄。《宋书·自叙》载沈亮启宋文帝陈府事：“伏见西府兵士，或年几八十，而犹伏隶；或年始七岁，而已从役。衰耗之体，气用湮微，儿弱之躯，肌肤未实，而伏勤昏稚，骛苦倾晚，于理既薄，为益实轻。”虽然事在刘宋元嘉（424—453年）中，但刘裕代晋并采取了一些改善兵户境遇的措施之后，兵户的处境尚且如此恶劣，可见东晋兵户的生活是何等悲惨了。兵户战时身当矢石之危，平时受朝廷役使，形如仆隶，老幼所不能免，确确实实沦为一个贱民阶层了。
由于兵户社会地位急剧低落，民众自然以兵户为低贱，视充当兵户为畏途。这样一来，兵户制度日趋衰落势不可免，这不是能够用行政力量所能遏阻的。世兵制的衰落主要表现为兵户的补充不足以抵偿其消耗；世兵缺乏战斗力，在军事上的作用日益削弱。
江左政权所用调发奴客、料简逋亡、谪发罪人及其家属，隐实户口等补充兵户的手段，很受客观条件的局限。谪发罪人及其家属充兵的数量不会有太多；料简逋亡并非轻而易举之事；调发奴客、隐实户口均受到士庶地主的顽强阻扰，实施起来困难重重。然而，兵户的损耗却通过多种途径急速进行，其势不可遏止。
死亡。首先是作战的伤亡。东晋南朝征战频仍，不论是抗对北敌或是内部争夺权力的战争，都是异常激烈的，每次战争，兵士阵亡者众，其中相当部分是世兵。兵户地位低下，生活困苦，死亡率很高。沈亮向宋文帝陈府事，称兵户七岁始从役，八十犹伏隶。统治集团如此残酷地役使兵户，老幼均不能免，兵户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甚至被迫“断截支体，产子不养”（《宋书·徐豁传》）。死亡率如此之高，兵户阶层的人口增殖大受影响。
逃亡。《宋书·志序》载：“魏晋以来，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桂士，夕为庐、九之民”，大量民众“迁徙去来，公违土断”（《南齐书·虞玩之传》）。行政区划的混乱和封建政权对民众控制力的削弱，这就为兵户以逃亡的方式摆脱世兵身份提供了条件。《晋书·五行志》载，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春，“发江州兵营甲士二千人，家口六七千，配护军及东宫，后寻散亡殆尽。”同书《孔愉传附从子孔坦传》：“（坦）迁吴兴内史……募江，淮流人为军，有殿中兵因乱东还，来应坦募，坦不知而纳之。或讽朝廷，以坦藏台叛兵，遂坐免。”东晋南朝常有强藩抗命，割据一方之事；兵户利用事实上的割据局面，逃到另一势力所辖区域，谎报身份，这是无法查究的。如刘宋沈攸之专制一方，“叛亡入境，辄加拥护”（《宋书·沈攸之传》），朝廷对此亦无可奈何。投奔士族地主以求庇护，这也是摆脱兵籍的一个途径。《南史·齐本纪·东昏侯纪》：“先是，诸郡役人。多依士人为附隶，谓之属名……凡属名多不合役。”此种属名中当混有不少兵户。《陈书·褚玠传》：“除戎昭将军，山阴令。县民张次的、王休达等与诸猾吏贿赂通奸，全丁大户，类多隐没。玠乃锁次的等，具状启台。高宗手敕慰劳，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军民八百余户。”东晋南朝佛教兴盛、寺院林立；佛门弟子均有免役特权。大量民众为躲避徭役而托身寺院，造成“避役锺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的严重局面（《全晋文》卷119引《弘明集》）。范缜斥责“浮屠害政，桑门蠹俗……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梁书·范缜传》）。兵户托身为僧尼或“自徒”、“养女”者当不在少数。
改籍。户籍管理紊乱，一直是江左政权的一大弊病。“簿籍不存，寻校无所”（《南齐书·高帝纪》），这就为户籍作弊大开了方便之门。齐高帝建元二年（480）诏称：“自顷泯俗巧伪，为日已久，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增损三状，贸袭万端。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托死叛，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编户齐家，少不如此。”（《南齐书·虞玩之传》）百姓“凡粗有衣食者，奠不互相因依，竟行奸货，落除卑注，更书新籍”（《通典》卷3）。兵户亦利用各种手段“落除卑注”。《宋书·王僧达传》：“初，僧达为太子洗马，在东宫，爰念军人朱灵宝，及出为宣城，灵宝已长，僧达诈列死亡，寄宣城左永之籍，注以为己子，改名无序。”
私家分割。《宋书·江夏土义恭传》称，刘义恭加领中书监，孝武帝“以崇艺、昭武、永化三营合四百三十七户给府。”同书《王弘传》：王弘辞司徒，降卫将军，帝优诏褒扬，“割二千人配府”。江左政权承袭孙吴“领兵复客”传统，常将兵户割配功臣显贵，使其变成私家支配的人口。功臣权贵离任时，还利用“送故”的名义，将一部分国家兵户合法地转变为自己的依附人口。《宋书·萧思话传》：萧思话由雍州刺史征为吏部尚书，“思话以去州无复事力，倩府军身九人。太祖戏之曰：‘丈人终不为田父千里闾，何应无人使邪？’”名曰“倩府军身九人”，实际上仍为割配之意。像萧思话那样只求“倩”九人，是非常不贪的了。
解免。魏晋时已开始将解免兵户身份作为赏功的手段。东晋末以来，这种手段运用更加频繁。《宋书·黄回传》：“黄回，竟陵郡军人也。出身充郡府杂役，稍至传教。臧质为郡，转斋帅……质讨元凶，回随从有功，免军户。”同书《孝武帝纪》载孝武帝元嘉三十年（453）八月诏“武皇帝旧役军身，尝在斋内，人身犹存者，普赐解户。”朝廷或军阀为诱使世兵力战，往往许诺事成之后，解免参战兵户的身份。《宋书·元凶传》：“邵闻义师大起，悉聚诸王及大臣于城内……自永初元年以前，相国府入斋、传教，给使、免军户……邵并焚京都军籍，置立郡县，悉属司隶为民。”同书《刘粹传附弟刘道济传》：“蜀士侨旧，翕然并反。道济惶惧，乃免吴兵三十六营为平民，分立宋兴，宋宁二郡……婴城自守。”《南齐书·和帝纪》：（永元二年十一月乙卯）教曰：“吾躬率晋阳，剪比凶孽，戎事方勤，宜覃泽惠。……凡诸杂役见在诸军带甲之身，克定之后，悉免为民。其功效赏报，别有科条。”刘宋初，解免兵户为民的数量相当多。《宋书·州郡志》南徐州南彭城邵条：“蕃令、义旗初，免军户立遂诚县。武帝永初元年，改从旧名。”“薛令，义旗初，免军户为建熙县，永初元年，改从旧名。”同书《州郡志》益州条载宋宁、宋兴二郡，均系免营侨立。像宋初以来那样大量解免兵户，是没有先例的：特别是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年）正月王戌诏称：“先帝灵命初兴，龙飞西楚，岁纪浸远，感往缠心。奉迎文武，情深常隶。思弘殊泽，以申永怀。吏身可赐爵一级，军户免为平民。”这实际上是放免现存所有兵户的恩诏。在内乱初平而南北继续对峙的情况下，朝廷居然敢于将兵户统统放免为民，说明到孝武帝时，世兵人数所存不多，且无战斗力可言，在国家武装力量中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放免旧有兵户并不等于废除世兵制度。《南齐书·百官志》起部尚书条：“右丞一人。掌兵士百工补役死叛考代年老疾病解遣”条中所言“兵士百工”之兵士，所指即世兵。《梁书·武帝纪》：“（天监十六年八月）诏以兵驺、奴婢，男年登六十，女年登五十，免为平民。”《陈书·宣帝纪》：（太建二年八月甲申）诏：“军士年登六十，悉许放还。”《隋书·刑法志》载梁律有“劫身皆斩，妻子补兵”的条款：《陈书·张贵妃传》：“后主张贵妃名丽华，兵家女也。”足见终南朝之世，世兵制度依然存而不废。东晋以降，世兵缺乏战斗力，在国家武装力量中居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何以江左政权还要继续保留世兵制度呢？世兵制虽已衰微，但多少还保留了一点“使封建国家掌握固定兵源”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谪补兵户已经作为一种惩治犯法者的法律手段而存在，用以维护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这才是江左世兵制垂而不死的主要原因。
①如何调节三者之间的负担，曹氏政权显然是经过一番摸索的。这种摸索在 确定对屯田户的剥削量的问题上反映得最具体。《三国志·魏志·袁涣 传》：“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涣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迁， 不可卒变，易以顺行，难以逆劝，宜顺其意，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太祖 从之，百姓大悦。”这段史料恐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行政强制不能达到广 开屯田的目的；消极地依靠“乐之者乃取，不欲吉勿强”的怀柔政策，也绝不 能收到短期内屯田事业大发展，“五年中仓廪丰实”（《三国志·魏志·国渊 传》）的效果。国渊典屯田，除“相士处民、计明置吏”，完善屯田的组织营领系统之外，还做到“明功课之法”（《国渊传》）。这里的“明功课之法”，当包含有确定一种较恰当的剥削率的内容，方才使得“百姓竟劝乐业”。最后采纳枣祗建议，“执分田之术”（《曹操集·加枣祗子处中封爵并祀祗令》），屯田剥削额最后确定，于官民两利，顺利通过计会实践检验。由此可见，屯田事业的发展，更多地依靠经济手段来推动；欲求郡县民，屯田户、士家社会分工固定化，也必须用经济手段来调节。
①《太平经》卷39：“今天下一家杀一女，天下几亿家哉！乃有一家杀十数女者……其气冤结上动天。” ①《三国志·魏志·高柔传》：“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给官，主者奏尽杀之。”给官，即“给事于官”。士家为官府服杂役，体现了封建政府对士家的支配权。
②参阅日本学者越智重明著《魏晋南朝の屯田》《史学杂志》第70卷第3号，1961年3月）；黄惠贤《试论曹魏西晋时期军屯的两种类型》刊《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 4期。 ①《三国志·魏志·夏侯玄传》称，玄以臣民之服物车器，屡乱尊卑之分，建议“改服制”，车舆服章皆应“准度古法……以为礼度”。《晋书·刑罚志》称，泰始四年所颁新律有《违制》之篇，规定：“服物车器有贵贱之差，令不僭拟以乱尊卑。”（《晋书·李重传》）反映出魏末以来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有强化趋势。
①《世说新语·贤媛》：“王浑妻锺氏生女令淑，武子（王济）为妹求简美对而未 得。有兵家子有俊才，欲以妹妻之……”
②参阅越智重明《魏晋南朝の屯田》），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二章第二节。
③干宝《晋纪总论》：“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 民乐其生，百代之一时矣。”此论虽不乏溢美之辞，但太康时经济取得较大发 展则是可信的。如果数量众多的士家经济地位未能改善，生产积极性继续 受到严重压抑的话，太康时的社会经济是不可能取得如此显著的发展的。 ①《文馆词林》卷667引晋孝武帝《霆震大赦诏》：“……其夏口戍人，年既周，各复其本，不得以一时充役，遂染军名。主者明承此诏，以为永制。”（此条史料转引自日本学者滨口重国《两晋南朝的兵户及其身份》一文，载《史学杂志》第52卷第3号1941年版。国内《文馆词林》辑本阙。）足见虽有将被征入伍的平民横蛮地变成兵户的事例，但是这种作法被认为不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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