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江左的征兵和募兵
世兵制度既衰，江左政权重新以征、募兵制为主要集兵制度。《晋书·庾亮传附弟庚翼传》：“康帝即位，翼欲率众北伐，上疏曰：‘贼季尤年已六十，奢淫理尽，丑类怨叛……臣所以辄发良人，不顾忿咎。……’于是并发所统六州奴及车牛驴马，百姓嗟怨。”庾翼欲北伐，良民、奴僮并发，前者为征发之兵，后者则补为兵户。《宋书·五行志》：“晋孝武帝太元四年六月……北府发三州民配何谦救（戴）遁。”同书《沈攸之传》：“元嘉二十七年索虏南寇，发三吴民丁，攸之亦被发。”《南齐书·沈文季传》：“（唐）寓之向富阳，抄略人民，县令何洵告鱼浦子逻主从系公，发鱼浦村男丁防县。”同书《蛮传》：“建元二年，虏侵豫、司、蛮中传虏已近，又闻官尽发民丁，南襄城蛮秦远以郡县无备，寇潼阳，县令焦文度战死。”《梁书·刘季连传》：“其年（永元元年）九月，季连因聚会，发人丁五千人，声以讲武，遂遣中兵参军宋买率之以袭中水。”《南史·郭祖深传》称“梁兴以来，发人征役，号为三五。”征民为兵号为“三五”其实不始于梁。刘宋末江淹为萧道成草拟征发徐州民丁的文告称：“所统郡县，便普三五，咸依旧格，以赴戎麾，主者飞火施行。”（《全梁文》卷35引《江淹集》）《资治通鉴》卷125文帝元嘉二十七年称文帝欲大举北伐，“悉发青、冀、徐、豫、二兖六州三五民丁。”胡三省注：“三五者、三丁发其一，五丁发其二。”所谓三五发丁之“旧格”，至少在西晋初就已经开始形成。《文馆词林》卷622载《晋武帝伐吴诏》：“今调诸士家，有二丁三丁取一人，四丁取二人，六丁以上三人，限年十六以上，至五十以还，先取有妻息者。其武勇、散将家亦取如此比。”武勇散将不是士家①，亦按此比例调发。此后，十六国时期的慕客、石虎、苻坚都曾采用过三五发丁的方式②。
东晋以降，江左门第等级制度恶性发展，“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宋书·王弘传》），社会俗尚中等级意识十分强烈，兵户身份贱如仆隶，平民亦羞与兵户同列。为了使征、募而来的平民有别于低贱的世兵，刘宋以后，往往因出身于平民的兵士其身未隶兵籍，而称之为“自丁”，以示区别③。《宋书·沈攸之传》：元嘉二十七年，攸之被发，“既至京都，诣领军将军刘遵考，求补白丁队主。”同书《邓琬传》载，刘予勋反叛失败，部下“（阮）道预、邵宰即与刘道宪解遣白丁，遣使归罪。”《南齐书·沈文季传》：“（唐）寓之遂陷富阳，会稽郡丞张思祖遣台使孔矜、王万岁、张繇等配以器杖将吏白丁，防卫永兴等十属。”
东晋末孙恩、卢循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士族兼并势力，土地占有关系得到一定的调整。刘宋武帝、文帝之世，重视抑制士族豪强，集权朝廷，巩固自耕小农阶层，致有“元嘉之治”的出现。由于自耕小农户的地位暂时得到稳定，刘宋政权才敢于大量解免徒具其名，而无多少实际军事价值的兵户，代之以征兵为主要集兵方式。但是，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只是受到暂时遏阻，很快又恢复了它急速发展的势头。士族豪强地主不仅拼命兼并已开垦的耕地，“名山大川，往往占固”（《宋书·孝武帝纪》），加之以人丁为本的沉重租赋徭役的重压，迫使江南自耕农经济继续衰退，自耕小农阶层日益萎缩；以自耕农户为主要征发对象的征兵制，推行起来十分困难，而朝廷和各军阀集团为了应付眼前急难，往往无暇顾及长远，采用竭泽而渔的方式，征发民众为兵。《宋书·沈攸之传》载，萧道成声讨沈攸之说：“又攸之践荆以来，恒用好数，即欲发兵，宜有因假，遂乃蹙迫群蛮，骚扰山谷，扬声讨代，尽户发上，蚁聚郭邑，伺国盛衰，从来积年，永不解甲。遂使四野百县，路无男人，耕田载租，皆驱女弱。”为了使自己控制的军队不至减少员额，将领们不惜使用种种扰民手段驱民为兵。《南史·郭祖深传》：“梁兴以来，发人征役……多有物故，辄刺叛亡，或有身殒战场，而名在叛目，监符下讨，称为逋叛，录质家丁，合家又叛，则取同籍，同籍又叛，则取比伍，比伍又叛，则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则合村皆空。”推行征兵制，已成促使国家控制下的小农户大量减耗的重要原因。小农户愈是减耗，正常的、规范化的征发制度就愈是难以维持，就不能不更加依赖以非常手段滥取民丁，反过来又促成小农户的加速减耗，陷入了恶性循环。民众视从征为畏途，甚至发展到“发召兵士，皆须锁械；不尔，便即逃散”（《魏书·岛夷萧衍传》）的严重地步，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十分低落。侯景为乱，渡江时“马数百匹，兵千人”（《梁书·侯景传》），便横行三吴，酿成“大盗移国”的一场浩劫。
曹魏建立规范化的集兵制度后，很少使用召募的方式组织军队。魏灭蜀、晋灭吴两次大的军事行动，都未大量募兵参战。
而《晋书·马隆传》：“凉州刺史杨欣失羌戎和……帝每有西顾之忧……隆曰：‘臣请募勇士三千人，无问所来，率之鼓行而西，禀陛下威德，丑虏何足灭哉！’帝许之，乃以隆为武威太守。公卿佥曰：‘六军既重，州郡兵多，但当用之，不宜横设赏募，以乱常典。
隆小将妄说，不可从也。’帝弗纳。隆募限腰引弩三十钧、弓四钧、立标简试，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马隆召募，并非因兵员不足，意在选取精勇。果然此军所向批靡，一举成功。惠帝以后，继有“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兵连祸结，以世兵为主体的国家常备兵消耗殆尽。在兵力单薄而又无法按原有常规渠道征兵的情况下，执政者除强制发奴为兵外，多用悬赏召募的方式集兵。《晋书·石苞传附孙石超传》：“（惠帝）西迁长安。河间王颙以超领北中郎将，使与颖共拒东海王越。超于荥阳募兵。”同书《荀晞传》：“晞单骑奔高平，收邸阁，募得数千人。”同书《祖巡传》：“（元）帝乃以逖为奋武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廪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召募。”同书《沈劲传》：“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时冠军将军陈祐守洛阳，众不过二千人，劲自表求配祐效力，因以劲补冠军长史，令自募壮士，得千余人，以助祐击贼。”同书《桓彝传附孙桓谦传》：“先是谯纵称藩于姚兴……乃表情谦共顺流东下。……谦于道召募，百姓感冲（桓谦父）遣惠，投者二万人。”
马隆召募时，公卿大臣指责马隆“横设赏格，以乱常典”；鲁褒《钱神论》称：“军无财，士不来。”足见募兵与世兵和征兵待遇不同。世兵和征兵向国家承担兵役，在理论上是为承担义务而来；募兵则不然，他们投军，不是为承担法定义务，而是以此为条件，以换取某种待遇。《晋书·陈頵传》：“初，赵王伦篡位，三王起义，制《己亥格》。其后论功虽小，亦皆依用。頵意谓不宜以为常式，驳之曰：‘……其起义以来，依格杂猥，道人为侯，或加兵伍，或出皁仆，金紫佩土卒之身，符策委庸隶之门，使天官降辱，王爵默贱，非所以正皇纲重名器之谓也。’”足见封建统治集因为解救眼前急难，常以十分优厚的条件悬赏募集军队。募兵有相当的人身自由，不同于征兵，更不同于世兵，战事完毕后应依约放遣。《晋书·成都王颖传》：“留义募将士既久，咸怨旷思归，或有辄去者，乃题邺城门云：‘大事解散蚕欲遽。请且归，赴时务。背以义来，今以义去。若复有急更相语。’颖知不可留，因遣之。”由于募兵基本上是将帅优礼相召，本人自愿投募，因而有较强的战斗力。《晋书·刘牢之传》：“太元初，谢玄北镇广陵。时苻坚方盛，玄多募劲勇……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敌人畏之。”淝水之战，北府兵以少击众，一战成功，取得了历史上罕见的大胜利。
晋末政乱，刘裕依凭北府兵为基干，“大开募赏”（《宋书·武帝纪》），组建起一支精锐军队，西征北讨，累建勋业，终于代晋建宋。此时，世兵制已衰，刘裕又需要争取士庶地主对刘宋政权的承认和支持，于是做出姿态，诏“先因军事所发奴僮，各还本主；若死亡及勋劳破免，亦依限还直”（《宋书·武帝纪》）。刘裕主要靠募兵成功，深知募兵的战斗力，对此种发奴充数的军队显然不感兴趣；再者，刘裕对司马元显征发“免奴为客”充兵激起的变乱记忆犹新，引为鉴戒。刘裕为开基之祖，此诏自被子孙奉为祖宗“故事”，因而宋兴以来，多用募兵。《宋书·黄回传》：“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中书舍人戴）明宝启太宗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假回宁朔将军、军主。”同书《柳元景传》：“殿中将军邓盛、幢主刘骖乱使人入荒田，招宜阳人刘宽虯率合义徒二千人，共攻金门隝，屠之。”同书《沈演之传附子沈勃传》：“时（宋明帝泰始中）欲北讨，使勃还乡里募人。”齐梁募兵更盛。《南齐书·垣崇祖传》：“景和世，（刘）道隆求出为梁州，启转崇祖为义阳王征北行参军，与道隆同行，使还下邳召募。”同书《萧赤斧传附子萧颖胄传》：“（颖胄）送山阳首于梁王，乃发教纂严，分部购募。”《梁书·韦叡传附族弟韦爱传》：“……魏兴太守颜僧都等据郡反，州内警扰、百姓携贰。爱……率募乡里，得千余人，与僧都等战于始平郡南，大破之，百姓乃安。”
宋齐之世，国家有事，往往征募并举。元嘉二十七年北伐，除三五发了外，“又募天下弩手，不同所从，若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有厚赏”（《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永明）十一年，遣露布并上书，称当南寇。世诅发扬州民丁，广设召募。”不过刘宋前期，仍以征兵为主要集兵方式，召募多为挑选精锐，如元嘉二十七年诏募弩手及“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宋明帝以后，除朝廷更加频繁地采用召募方式集兵外，将领们也滥行募兵。《南齐书·李安民传》：“宋泰始以来，内外频有贼寇，将帅以下，各募部曲，屯聚京师。”这当然不利于萧齐皇朝统治的巩固。于是，齐高帝萧道成建元元年（479）五月丁未下诏：“设募取将，悬赏购士，盖出权宜，非日恒制。顷世艰险，浸以成俗，且长逾逸，开罪山湖。是为黥刑不辱，亡窜无咎。自今以后，可断众募。”本为权宜的募召集兵此时却“浸以成俗”，虽经齐高帝明令禁断，却禁而不断，内外能战之兵，主要依赖召募。《南齐书·褚渊传》：“是年（建元二年）虏动，上欲发王公以下无官者为兵；渊谏以为无益实用，空致扰动，上乃止。”同书《竟陵王子良传》载萧子良谏伐交州说：“交州复绝一垂，实惟荒服，恃远后宾，固亦恒事……今县军远伐，经途万里，众寡事殊，客主势异，以逸待劳，全胜难必。又缘道调兵，以足军力，民丁乌合，事乖习锐。”足见南齐前期征兵的战斗力已相当衰弱，募兵成为常备兵的主要力量，募兵制成为主要集兵制度。
随着自耕农经济的继续衰颓，国家控制的编户数日减，征兵制衰微之势已不可免；萧衍起兵，就是以募兵为主力。《梁书·吕僧珍传》：“高祖颇召武猛、士庶响从，会者万余人。”萧衍即以此召募所得的万余精勇为主力，建牙誓师，讨伐东晋。侯景作乱，主要依靠募兵。萧梁勤王之师数十万，几乎也全是募兵①。至于陈朝，用兵则称“广募英奇”（《陈书·毛喜传》），不再提征兵、发丁了。
朝廷和将帅滥行募兵，反过来又加重了对小农经济的摧残。《宋书·沈演之传》称沈勃还乡里募人，“多受货贿”，听任投募者“委役还私，托注病叛，遂有数百”。如此众多的人口以投募为名，行逃役之实，他们应负担的摇役就转嫁到其他小农户身上。《梁典·高祖事论》：“梁氏有国，少汉之一大郡。太半之人并为部曲。不耕而食，不蚕而衣，或事王侯，或依将帅。携带妻累，随逐东西。与藩镇共侵渔，助守宰为蝥贼。收缚无罪，逼迫善人，民盖（疑为“尽”字）流离，邑皆毁荒。”（《文苑英华》卷七五四）大族豪强却利用募兵的机会，扩充私人武力，大大加强了他们对抗中央政权的力量。
①《晋书·马隆传》：泰始中，将兴伐吴之役，丁诏曰：“吴会未平，宜得猛士以 济武功。虽旧有荐举之法，未足以尽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壮勇秀异才力杰 出者，皆以名闻……”同书《张昌传》：“会壬午诏书发武勇以赴益土，号曰‘壬 午兵’。”
②《晋书·石季龙载记》：“季龙将讨慕客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 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邺城旧军满五十万……”同书《慕容载记》：“于是复图入寇，兼欲经略关西，乃令州郡校阅见丁，精复隐漏，率户留一丁，余悉发之……武邑刘贵上书极谏……乃改为三五占兵……”同书《苻坚载 记》称，苻坚灭代，“散其部落于汉郡边故地，立尉、监行事，官僚领押，课之治 业营生，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税租。”
③ [清]郝懿行《晋宋书故》：“……此者白丁盖如今之乡勇，身虽丁壮，以其未隶 伍籍，故曰之白丁耳。”以清之乡勇比类东晋南朝之白丁虽不合适，但“以未 隶伍籍”而称白丁的解释，是十分正确的。
①《梁书·徐文盛传》：“太清二年，闻国难，乃召得数万人来赴。世租嘉之。”同书《任孝恭传》：“太清二年，侯景寇逼，孝恭启募兵，隶肖正德，屯南岸。”《陈书·侯安都传》：“侯安都……梁始兴内史肖子范辟为主簿。侯景之乱，招集兵甲至三千人。”同书《袁泌传》：“梁简文板泌东宫领直，令往吴中召募士卒。及（侯）景围台城，泌率所领赴援，”同书《章昭达传》：“侯景之乱，昭达率募乡人援台城。”
世兵制度既衰，江左政权重新以征、募兵制为主要集兵制度。《晋书·庾亮传附弟庚翼传》：“康帝即位，翼欲率众北伐，上疏曰：‘贼季尤年已六十，奢淫理尽，丑类怨叛……臣所以辄发良人，不顾忿咎。……’于是并发所统六州奴及车牛驴马，百姓嗟怨。”庾翼欲北伐，良民、奴僮并发，前者为征发之兵，后者则补为兵户。《宋书·五行志》：“晋孝武帝太元四年六月……北府发三州民配何谦救（戴）遁。”同书《沈攸之传》：“元嘉二十七年索虏南寇，发三吴民丁，攸之亦被发。”《南齐书·沈文季传》：“（唐）寓之向富阳，抄略人民，县令何洵告鱼浦子逻主从系公，发鱼浦村男丁防县。”同书《蛮传》：“建元二年，虏侵豫、司、蛮中传虏已近，又闻官尽发民丁，南襄城蛮秦远以郡县无备，寇潼阳，县令焦文度战死。”《梁书·刘季连传》：“其年（永元元年）九月，季连因聚会，发人丁五千人，声以讲武，遂遣中兵参军宋买率之以袭中水。”《南史·郭祖深传》称“梁兴以来，发人征役，号为三五。”征民为兵号为“三五”其实不始于梁。刘宋末江淹为萧道成草拟征发徐州民丁的文告称：“所统郡县，便普三五，咸依旧格，以赴戎麾，主者飞火施行。”（《全梁文》卷35引《江淹集》）《资治通鉴》卷125文帝元嘉二十七年称文帝欲大举北伐，“悉发青、冀、徐、豫、二兖六州三五民丁。”胡三省注：“三五者、三丁发其一，五丁发其二。”所谓三五发丁之“旧格”，至少在西晋初就已经开始形成。《文馆词林》卷622载《晋武帝伐吴诏》：“今调诸士家，有二丁三丁取一人，四丁取二人，六丁以上三人，限年十六以上，至五十以还，先取有妻息者。其武勇、散将家亦取如此比。”武勇散将不是士家①，亦按此比例调发。此后，十六国时期的慕客、石虎、苻坚都曾采用过三五发丁的方式②。
东晋以降，江左门第等级制度恶性发展，“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宋书·王弘传》），社会俗尚中等级意识十分强烈，兵户身份贱如仆隶，平民亦羞与兵户同列。为了使征、募而来的平民有别于低贱的世兵，刘宋以后，往往因出身于平民的兵士其身未隶兵籍，而称之为“自丁”，以示区别③。《宋书·沈攸之传》：元嘉二十七年，攸之被发，“既至京都，诣领军将军刘遵考，求补白丁队主。”同书《邓琬传》载，刘予勋反叛失败，部下“（阮）道预、邵宰即与刘道宪解遣白丁，遣使归罪。”《南齐书·沈文季传》：“（唐）寓之遂陷富阳，会稽郡丞张思祖遣台使孔矜、王万岁、张繇等配以器杖将吏白丁，防卫永兴等十属。”
东晋末孙恩、卢循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士族兼并势力，土地占有关系得到一定的调整。刘宋武帝、文帝之世，重视抑制士族豪强，集权朝廷，巩固自耕小农阶层，致有“元嘉之治”的出现。由于自耕小农户的地位暂时得到稳定，刘宋政权才敢于大量解免徒具其名，而无多少实际军事价值的兵户，代之以征兵为主要集兵方式。但是，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只是受到暂时遏阻，很快又恢复了它急速发展的势头。士族豪强地主不仅拼命兼并已开垦的耕地，“名山大川，往往占固”（《宋书·孝武帝纪》），加之以人丁为本的沉重租赋徭役的重压，迫使江南自耕农经济继续衰退，自耕小农阶层日益萎缩；以自耕农户为主要征发对象的征兵制，推行起来十分困难，而朝廷和各军阀集团为了应付眼前急难，往往无暇顾及长远，采用竭泽而渔的方式，征发民众为兵。《宋书·沈攸之传》载，萧道成声讨沈攸之说：“又攸之践荆以来，恒用好数，即欲发兵，宜有因假，遂乃蹙迫群蛮，骚扰山谷，扬声讨代，尽户发上，蚁聚郭邑，伺国盛衰，从来积年，永不解甲。遂使四野百县，路无男人，耕田载租，皆驱女弱。”为了使自己控制的军队不至减少员额，将领们不惜使用种种扰民手段驱民为兵。《南史·郭祖深传》：“梁兴以来，发人征役……多有物故，辄刺叛亡，或有身殒战场，而名在叛目，监符下讨，称为逋叛，录质家丁，合家又叛，则取同籍，同籍又叛，则取比伍，比伍又叛，则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则合村皆空。”推行征兵制，已成促使国家控制下的小农户大量减耗的重要原因。小农户愈是减耗，正常的、规范化的征发制度就愈是难以维持，就不能不更加依赖以非常手段滥取民丁，反过来又促成小农户的加速减耗，陷入了恶性循环。民众视从征为畏途，甚至发展到“发召兵士，皆须锁械；不尔，便即逃散”（《魏书·岛夷萧衍传》）的严重地步，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十分低落。侯景为乱，渡江时“马数百匹，兵千人”（《梁书·侯景传》），便横行三吴，酿成“大盗移国”的一场浩劫。
曹魏建立规范化的集兵制度后，很少使用召募的方式组织军队。魏灭蜀、晋灭吴两次大的军事行动，都未大量募兵参战。
而《晋书·马隆传》：“凉州刺史杨欣失羌戎和……帝每有西顾之忧……隆曰：‘臣请募勇士三千人，无问所来，率之鼓行而西，禀陛下威德，丑虏何足灭哉！’帝许之，乃以隆为武威太守。公卿佥曰：‘六军既重，州郡兵多，但当用之，不宜横设赏募，以乱常典。
隆小将妄说，不可从也。’帝弗纳。隆募限腰引弩三十钧、弓四钧、立标简试，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马隆召募，并非因兵员不足，意在选取精勇。果然此军所向批靡，一举成功。惠帝以后，继有“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兵连祸结，以世兵为主体的国家常备兵消耗殆尽。在兵力单薄而又无法按原有常规渠道征兵的情况下，执政者除强制发奴为兵外，多用悬赏召募的方式集兵。《晋书·石苞传附孙石超传》：“（惠帝）西迁长安。河间王颙以超领北中郎将，使与颖共拒东海王越。超于荥阳募兵。”同书《荀晞传》：“晞单骑奔高平，收邸阁，募得数千人。”同书《祖巡传》：“（元）帝乃以逖为奋武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廪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召募。”同书《沈劲传》：“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时冠军将军陈祐守洛阳，众不过二千人，劲自表求配祐效力，因以劲补冠军长史，令自募壮士，得千余人，以助祐击贼。”同书《桓彝传附孙桓谦传》：“先是谯纵称藩于姚兴……乃表情谦共顺流东下。……谦于道召募，百姓感冲（桓谦父）遣惠，投者二万人。”
马隆召募时，公卿大臣指责马隆“横设赏格，以乱常典”；鲁褒《钱神论》称：“军无财，士不来。”足见募兵与世兵和征兵待遇不同。世兵和征兵向国家承担兵役，在理论上是为承担义务而来；募兵则不然，他们投军，不是为承担法定义务，而是以此为条件，以换取某种待遇。《晋书·陈頵传》：“初，赵王伦篡位，三王起义，制《己亥格》。其后论功虽小，亦皆依用。頵意谓不宜以为常式，驳之曰：‘……其起义以来，依格杂猥，道人为侯，或加兵伍，或出皁仆，金紫佩土卒之身，符策委庸隶之门，使天官降辱，王爵默贱，非所以正皇纲重名器之谓也。’”足见封建统治集因为解救眼前急难，常以十分优厚的条件悬赏募集军队。募兵有相当的人身自由，不同于征兵，更不同于世兵，战事完毕后应依约放遣。《晋书·成都王颖传》：“留义募将士既久，咸怨旷思归，或有辄去者，乃题邺城门云：‘大事解散蚕欲遽。请且归，赴时务。背以义来，今以义去。若复有急更相语。’颖知不可留，因遣之。”由于募兵基本上是将帅优礼相召，本人自愿投募，因而有较强的战斗力。《晋书·刘牢之传》：“太元初，谢玄北镇广陵。时苻坚方盛，玄多募劲勇……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敌人畏之。”淝水之战，北府兵以少击众，一战成功，取得了历史上罕见的大胜利。
晋末政乱，刘裕依凭北府兵为基干，“大开募赏”（《宋书·武帝纪》），组建起一支精锐军队，西征北讨，累建勋业，终于代晋建宋。此时，世兵制已衰，刘裕又需要争取士庶地主对刘宋政权的承认和支持，于是做出姿态，诏“先因军事所发奴僮，各还本主；若死亡及勋劳破免，亦依限还直”（《宋书·武帝纪》）。刘裕主要靠募兵成功，深知募兵的战斗力，对此种发奴充数的军队显然不感兴趣；再者，刘裕对司马元显征发“免奴为客”充兵激起的变乱记忆犹新，引为鉴戒。刘裕为开基之祖，此诏自被子孙奉为祖宗“故事”，因而宋兴以来，多用募兵。《宋书·黄回传》：“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中书舍人戴）明宝启太宗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假回宁朔将军、军主。”同书《柳元景传》：“殿中将军邓盛、幢主刘骖乱使人入荒田，招宜阳人刘宽虯率合义徒二千人，共攻金门隝，屠之。”同书《沈演之传附子沈勃传》：“时（宋明帝泰始中）欲北讨，使勃还乡里募人。”齐梁募兵更盛。《南齐书·垣崇祖传》：“景和世，（刘）道隆求出为梁州，启转崇祖为义阳王征北行参军，与道隆同行，使还下邳召募。”同书《萧赤斧传附子萧颖胄传》：“（颖胄）送山阳首于梁王，乃发教纂严，分部购募。”《梁书·韦叡传附族弟韦爱传》：“……魏兴太守颜僧都等据郡反，州内警扰、百姓携贰。爱……率募乡里，得千余人，与僧都等战于始平郡南，大破之，百姓乃安。”
宋齐之世，国家有事，往往征募并举。元嘉二十七年北伐，除三五发了外，“又募天下弩手，不同所从，若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有厚赏”（《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永明）十一年，遣露布并上书，称当南寇。世诅发扬州民丁，广设召募。”不过刘宋前期，仍以征兵为主要集兵方式，召募多为挑选精锐，如元嘉二十七年诏募弩手及“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宋明帝以后，除朝廷更加频繁地采用召募方式集兵外，将领们也滥行募兵。《南齐书·李安民传》：“宋泰始以来，内外频有贼寇，将帅以下，各募部曲，屯聚京师。”这当然不利于萧齐皇朝统治的巩固。于是，齐高帝萧道成建元元年（479）五月丁未下诏：“设募取将，悬赏购士，盖出权宜，非日恒制。顷世艰险，浸以成俗，且长逾逸，开罪山湖。是为黥刑不辱，亡窜无咎。自今以后，可断众募。”本为权宜的募召集兵此时却“浸以成俗”，虽经齐高帝明令禁断，却禁而不断，内外能战之兵，主要依赖召募。《南齐书·褚渊传》：“是年（建元二年）虏动，上欲发王公以下无官者为兵；渊谏以为无益实用，空致扰动，上乃止。”同书《竟陵王子良传》载萧子良谏伐交州说：“交州复绝一垂，实惟荒服，恃远后宾，固亦恒事……今县军远伐，经途万里，众寡事殊，客主势异，以逸待劳，全胜难必。又缘道调兵，以足军力，民丁乌合，事乖习锐。”足见南齐前期征兵的战斗力已相当衰弱，募兵成为常备兵的主要力量，募兵制成为主要集兵制度。
随着自耕农经济的继续衰颓，国家控制的编户数日减，征兵制衰微之势已不可免；萧衍起兵，就是以募兵为主力。《梁书·吕僧珍传》：“高祖颇召武猛、士庶响从，会者万余人。”萧衍即以此召募所得的万余精勇为主力，建牙誓师，讨伐东晋。侯景作乱，主要依靠募兵。萧梁勤王之师数十万，几乎也全是募兵①。至于陈朝，用兵则称“广募英奇”（《陈书·毛喜传》），不再提征兵、发丁了。
朝廷和将帅滥行募兵，反过来又加重了对小农经济的摧残。《宋书·沈演之传》称沈勃还乡里募人，“多受货贿”，听任投募者“委役还私，托注病叛，遂有数百”。如此众多的人口以投募为名，行逃役之实，他们应负担的摇役就转嫁到其他小农户身上。《梁典·高祖事论》：“梁氏有国，少汉之一大郡。太半之人并为部曲。不耕而食，不蚕而衣，或事王侯，或依将帅。携带妻累，随逐东西。与藩镇共侵渔，助守宰为蝥贼。收缚无罪，逼迫善人，民盖（疑为“尽”字）流离，邑皆毁荒。”（《文苑英华》卷七五四）大族豪强却利用募兵的机会，扩充私人武力，大大加强了他们对抗中央政权的力量。
①《晋书·马隆传》：泰始中，将兴伐吴之役，丁诏曰：“吴会未平，宜得猛士以 济武功。虽旧有荐举之法，未足以尽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壮勇秀异才力杰 出者，皆以名闻……”同书《张昌传》：“会壬午诏书发武勇以赴益土，号曰‘壬 午兵’。”
②《晋书·石季龙载记》：“季龙将讨慕客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 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邺城旧军满五十万……”同书《慕容载记》：“于是复图入寇，兼欲经略关西，乃令州郡校阅见丁，精复隐漏，率户留一丁，余悉发之……武邑刘贵上书极谏……乃改为三五占兵……”同书《苻坚载 记》称，苻坚灭代，“散其部落于汉郡边故地，立尉、监行事，官僚领押，课之治 业营生，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税租。”
③ [清]郝懿行《晋宋书故》：“……此者白丁盖如今之乡勇，身虽丁壮，以其未隶 伍籍，故曰之白丁耳。”以清之乡勇比类东晋南朝之白丁虽不合适，但“以未 隶伍籍”而称白丁的解释，是十分正确的。
①《梁书·徐文盛传》：“太清二年，闻国难，乃召得数万人来赴。世租嘉之。”同书《任孝恭传》：“太清二年，侯景寇逼，孝恭启募兵，隶肖正德，屯南岸。”《陈书·侯安都传》：“侯安都……梁始兴内史肖子范辟为主簿。侯景之乱，招集兵甲至三千人。”同书《袁泌传》：“梁简文板泌东宫领直，令往吴中召募士卒。及（侯）景围台城，泌率所领赴援，”同书《章昭达传》：“侯景之乱，昭达率募乡人援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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