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纺织

　　纺织业是隋唐时期的主要生产部门之一，以丝、麻（大麻）、芒（芒麻）、葛、毛、棉等为原料的纺织品，丰富多采，门类齐全，尤其是丝、毛织品的产量和花色品种有明显的增长，棉织品也有向内地发展的趋势。当时朝廷还设有专门的织造作坊，产品除供应皇室、贵族和各级官吏制做服饰外，也用于国际贸易和交往。

　　如唐初染织署下设作坊二十五处，绫织坊有巧儿三百六十五人。还有其他工匠二百多人，分工明确，规模很大。私营纺织业也相当发达，如定州（今属河北）富商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驱使织工日夜劳作，并开设旅店，专门招袜各地客商。纺织品在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岑参等的诗词文赋中常有描述，如白居易《新乐府》的《红线毯》和《缭绫》就是其中的名篇，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纺织生产和纺织技术的发展情况。

　　隋代的一些锦、绫、绢等纺织品非常精良。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了一批隋代丝织品，有连珠花锦、彩条锦、棋间锦、连珠圈环团花绮、连珠套环菱纹绮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隋代织造技术的水平。

　　唐代纺织技术特别是在织物组织和显花技术方面有了更大的进步，如出现了斜纹组织向正规的缎纹组织的过渡，织物结构上的“三原组织”（平纹、斜纹和缎纹）至此已臻完备。而纬线显花技术则大大地提高了织品的艺术表现手段。唐代一般纺织品，图案花纹大多布局均衡对称，质朴中显得妩媚，有些纺织精品则精美绝伦，蜚声中外，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水平。

　　唐代的丝织品，以绞、锦为最重要。绫是以斜纹或变形斜纹为地起斜纹花而织成的织物。唐代是绫织物生产的全盛时期，除花色繁多的一般产品外，还开始追求大花纹的艺术形式，出现了浙江名产“缭绫”，其中“可幅盘绦缭绫”，花回循环与整个门幅相等，花纹复杂，交织点少，视感、手感和光泽都非常好。唐代的锦，以纬线显花的纬锦为主。纬线提花的发明，使锦纹的配色和图案更丰富多采，同时也表明当时的束综提花机已相当完善，并得到了一定的推广。由经线提花到纬线提花是中国纺织工艺的重大进步。在新疆陆续发现了不少纬锦，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织锦水平。最典型的是在阿斯塔那出土的大历十二年（778）的锦鞋，鞋面用八种不同颜色的丝线织成，图案为红地五彩花，以大小花朵组成团花为中心，绕以禽鸟行云和零散小花，外侧又杂置折枝花和山石远树；近锦边处，还织出宽三厘米的宝蓝地五彩花卉带状花边。整个锦面构图较复杂，形象生动，配色鲜丽，组织密致，即使与现代丝织物相比，也毫不逊色。阿斯塔那第206号唐墓还出土女舞俑的一件短衫，它是由双面锦制成的。这种锦的锦地为沉香色显白色变体方胜四叶纹图案，它的织法是白色经与纬、沉香色经与纬各自相交织成两层乎纹织物，较大的花纹部分呈“袋状”，可以明显地看出它的双层组织。据此推断，至少在唐垂拱年间（685—688），中国已开始织造这种双面锦。缂丝，又称刻丝、克丝和缂丝等，是一种采用通经回纬织法，以彩色纬丝显花的丝织工艺品。通经回纬织法起源较早，但主要应用于毛织，已发现有一些汉代以来的缂毛织物。缂丝技术创始于隋唐。它是以本色丝作经，彩色丝作纬，在织物的经线已经织成后，再根据画稿中图案花型色彩，用装有各种颜色丝线的专用小梭按纬向色段逐次织入纬丝，因而织物上的花纹轮廓常会留下纬丝转向时的断痕，但图案表里相同，层次分明，犹如雕镂而成，有很强的立体感和很好的艺术效果。在新疆曾发现一些唐代缂丝织物，日本正仓院也保存有唐代缂丝残片。缂丝技术在宋代大为盛行，至今仍留存了不少精美的宋代缂丝作品。

　　隋唐时期在印花工艺上的成就也是比较突出的。使用镂空 型板夹缬印染法生产的彩花纺织品，在隋代深受上层人物的喜爱。唐代绞缬、夹缬、蜡缬和介质印花等印花工艺有了更大的发展。如绞缬属于防染印花工艺，是用线把坯料紧紧扎成或缝成多种纹样的小花，然后再行浸染。由于扎结或缝引方式不同，且这些部分染液不能正常渗透，因而拆线后即可形成不同的纹样图案。史书记载，唐代妇女流行的衣装是穿“青碧缬”，着“平头小花草履”，指的就是这种绞缬纺织品。另外，新疆等地近年出土的唐代纺织品，其色彩仍十分鲜艳，也说明这一时期的印染技术已经相当完善和成熟。

　　介质印花是唐代在印染技术上的最主要成就，是古代印染技术上的一大进步。它是以助剂为印染原料，根据染料的性能进行浸染，而不能直接印染。介质印花有三种方式：碱剂印花，媒染剂印花和清除媒染剂印花。据分析，碱性印浆可能是由石灰水和草木灰水合成的混合液，媒染剂浆可能是用明矾的溶液和糊料合成的。阿斯塔那出土的印花纱，地色处丝束抱合紧密，手感较硬，色泽较暗，花纹处丝束松散，手感柔和，富有丝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原色地白花的“原地印花纱”、“黄地花树对鸟纱”和“绛地白花纱”等，均有特殊的手感和外观。这类印花纱都属于介质印花的制品。

　　我国古代，棉花多产在西域和河西走廊一带。唐代西州（今吐鲁番）的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已十分发达，产品不断输入中原。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的唐墓里，出土了用棉条做成的灯捻。哈拉和卓2号唐墓里，出土一条长四十八厘米，宽二十四厘米的棉布口袋。哈什地区也发展了棉纺织业，在巴楚县脱库孜沙来遗址的晚唐地层中，发现了棉布及花纹精美的蓝地白花纬线显花棉织物，且质地粗重。晚唐时，棉布输入中原更多，中原人穿用棉布的已为数不少。

　　隋唐时期，中国丝织品的输出也达到了高潮。除近邻日本、朝鲜外，中国丝织品还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大量地输往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北非和欧洲地中海沿岸国家，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与日本、西亚以及其他国家的纺织技术交流。《隋书·何稠传》记载，当时掌管并精通工程技术的高级官员何稠，曾奉命仿制“组织殊丽”的波斯丝织品，结果仿制成功，其质量甚至超过了波斯锦。中国的一些丝织技术也传到了波斯、大食。杜佑《通典·边防·大食》引杜环《经行记》提到，杜环曾在大食首都亚俱罗（今伊拉克巴格达南面幼发拉底河西岸的库法）见到唐朝的织造工匠乐、吕礼，显然当时的织造技术已通过这些工匠传入阿拉伯国家并对当地丝织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中国的纺织品和纺织技术很早就传入了日本。据日本《正仓院刊》记载，唐代输入的彩色印花的锦、绫、夹缬等高级织物数量更多，并使日本的丝织、漂印等技术获得发展，如镂空板印花技术就是在这一时期传入日本的。六世纪中叶，印度僧人曾把蚕种从新疆带到罗马帝国。脚踏织机也在六世纪时传入欧洲，此后欧洲才开始了丝绸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