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藩镇兵的兴盛 安史之乱以前的边防兵 唐初集兵权于中央，推行府兵制，“及府兵坏而方镇（藩镇）盛”。“所谓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于边将之屯防者”。这里所说的边将，就是节度使的前身——大部督，屯防的军队，就是受其统辖的边防兵。
唐代疆域辽阔，除海疆外，自东北至西南，长达数万里，唐于沿边设立据点戍守。“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曰道。”唐初，戍边兵卒主要以府兵充任，三年一代，不足则就地招募。府兵制衰落后，则以招募为主，号为“长征兵”。
自高祖武德年间于沿边设立戍守据点，以后陆续增加，“其军、城、镇、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将一人，曰大总管，已而更曰大部督。至太宗时，行军征讨曰大总管，其在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者，始谓之节度使，然犹未以名官。（睿宗）景云二年，以贺拔延嗣为都督、河西节度使。自此而后，接乎开元，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于是，边防军遂一变而为节度使之兵，军、守捉、城、镇诸使也随之成为节度使之将了。
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分全国为十五道：京畿、都畿、关内、河南、河东、河西、陇右、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剑南、淮南、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岭南。每道置采访使，“检查非法，如汉刺史之职”。从职责上说，与太宗贞观元年（627）所分十道（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大致相同；但与节度使相比，不仅职责截然不同，而且辖区也不一样，不能把它们混淆起来。
玄宗天宝元年（742），在沿边一带设置安西（约在今新疆天山以北地区，并辖巴什喀什以西以南各都督府、羁糜州，节度使、都护驻龟兹，今属新疆）、北庭（约在今新疆天山以南地区，并辖葱岭以西、西南各都督府、羁縻州，节度使、都护驻庭州，今新疆奇台西）、朔方（约在今宁夏及内蒙西部，并辖大漠以北至贝加尔湖以东以西一带，节度使驻灵武，今宁夏灵武南）、河西（今甘肃西部北部及宁夏西北部，节度使驻凉州，今甘肃武威）、河东（今山西及内蒙呼和浩特以南，节度使驻太原，今属山西）、范阳（今河北及内蒙东部，节度使驻幽州，今北京）、平卢军（今辽宁及河北东部，并辖松花江、黑龙江流域及其以北各都督府、羁縻州，节度使驻营州，今辽宁朝阳）、陇右（今甘肃东部、南部及青海东部，节度使驻鄯州，今青海乐都）、剑南（今四川、云南及贵州大部，节度使驻成都，今属四川）、岭南（今广东广西及越南东部南部沿海一带，节度使驻广州，今属广东）十节度使。另外，在沿海地区设置长乐（今福建福州东南）经略使，由福州刺史兼任；设置东莱（今山东掖县）守捉使和东牟（今山东牟平）守捉使，分别由莱州刺史和登州刺史兼任之。
当时各节镇所设驻防据点和兵马数目的分布情况如下：朔方节度 辖有经略军（驻灵武），兵二万零七百人，马三千匹；丰安军（今宁夏灵武南），兵八千人，马一千三百匹；定远军（城，今宁夏平罗），兵七千人，马三千匹；西受降城（今年蒙五原西北），兵七千人，马一千七百匹；东受降城（今内蒙托克托南），兵七千人，马一千七百匹；安北都护（今蒙古哈尔和林东北），兵六千人，马二千匹；单于都护（今内蒙呼和浩特南），兵九千人，马一千六百匹。总共驻防据点八处，兵六万四千七百人，马一万四千三百匹。
河东节度 辖有天兵军（驻太原），兵二万人，马五千五百匹；大同军（今山西朔县东），兵九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匹；横野军（今山西蔚县），兵三千人，马一千八百匹；苛岚军（今山西苛岚），兵一千人；云中（今内蒙土默特右旗），兵七千人，马一千二百匹；忻州（今山西忻县），兵七千八百人；代州（今山西代县），兵三千人；岚州（今山西岚县），兵三千人。总共驻防据点8处，兵五万五千人，马一万四千匹。
范阳节度 辖有经略军（驻幽州），兵三万人，马五千四百匹；威武军（今河北密云），兵一万人，马三百匹；清夷军（今河北怀来东南），兵一万人，马三百匹；静塞军（今河北蓟县），兵一万一千人，马三百匹；恒阳军（今河北正定），兵六千人；北平军（今河北正定），兵六千人；高阳军（今河北易县），兵六千人；唐兴军（今河北保定东），兵六千人；横海军（今河北沧州东南），兵六千人。总共驻防据点9处，兵九万一千人，马六千五百匹。
安西节度 总共兵二万四千人，马二千七百匹。
北窿节度 辖有瀚海军（驻庭州，今新疆奇台西），兵一万二千人，马四千二百匹；天山军（驻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兵五千人，马五百匹；伊吾军（驻伊州，今新疆哈密），兵三千人，马三百匹。总共驻防据点三处，兵二万人，马四千二百匹。
河西节度 辖有赤水军（驻凉州），兵三万三千人，马一万三千匹；大斗军（今甘肃永昌西），兵七千五百人，马四千四百匹；建康军（今甘肃高台东南），兵五千三百人，马五百匹；宁寇军（今甘肃武威东北），兵八千五百人，马一百匹；玉门军（今甘肃玉门北），兵五千二百人，马六百匹；墨离军（今甘肃安西东南），兵五千人，马六百匹；豆卢军（今甘肃敦煌），兵四千三百人，马四百匹：新泉军（今甘肃景泰），兵一千人；张掖守捉（今甘肃天祝西），兵五百人；交城守捉（今甘肃永昌西北），兵一千人；白亭守捉（今甘肃民勤东北），兵一千七百人。总共驻防据点十一处，兵七万三千人，马一万九千四百匹。
陇右节度 辖有临洮军（驻鄯州），兵一万五千人，马八千四百匹；河源军（今青海西宁），兵一万四千人，马六百五十匹；白水军（今青海大通西），兵四千人，马五百匹；安人军（今青海湟源西），兵一万人，马三百五十匹；振威军（今甘肃乐都西二百里），兵一千人；威戎军（今甘肃大通北），兵一千人，马五十匹；漠门军（今甘肃临潭附近），兵五千五百人，马二百匹；宁塞军（今青海化隆西），兵五百人，马五十匹；积石军（今青海湟中南），兵七千人，马一百匹；镇西军（今甘肃临夏），兵一万二千人，马三百匹；绥和守捉（今青海贵德北），兵一千人；合川守捉（今青海乐都南），兵一千人；平夷守捉（今青海和政西），兵三千人。总共驻防据点十三处，兵七万五千人，马一万零六百匹。
剑南节度 辖有益州团结营（驻成都），兵一万人，马一千八百匹；天宝军（今四川理县西北），兵一千人；平戎军（今四川理县西），兵一千人；昆明军（今四川越西东北），兵五千二百人，马二百匹；宁远军（今四川盐源），兵五百人；澄川军（今云南姚安以东五百里），兵二千人；南江军，兵二千人；翼州（今四川茂汶自治县西北），兵五百人；茂州（今四川茂汶自治县），兵三百人；维州（今四川汶川西北），兵五百人；柘州（今四川黑水南），兵五百人；松州（今四川松潘），兵二千八百人；当州（今四川黑水），兵五百人；雅州（今四川雅安），兵四百人；黎州（今四川汉源北），兵一千人；姚州（云南郡，今云南姚安），兵二千三百人；悉州（今四川黑水东南），兵四百人。总共驻防据点十七处，兵三万零九百人，马二千匹。
平卢节度 辖有平卢军（驻营州），兵一万六千人，马四千二百匹；卢龙军（驻平州，今河北卢龙），兵一万人，马五百匹；榆关守捉（今河北山海关），兵三千人，马一百匹；安东都护（今辽宁沈阳北），兵八千五百人，马七百匹。总共驻防据点四处，兵三万七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匹。
岭南经略 辖有经略军（驻广州），兵五千四百人；清海军（今广东思平），兵二千人；桂管（今广西桂林一带），兵一千人；容管（今广西容县一带），兵一千一百人；邕管（今广西南宁一带），兵一千七百人；安南府（今越南东部南部沿海一带），兵四千二百人。总共驻防据点六处，兵一万五千四百人。
长乐经略 （今福建福州东南），兵一千五百人。
东莱守捉 （今山东掖县），兵一千人。
东牟守捉 （今山东牟平），兵一千人。
以上沿边十节镇共辖驻防据点八十处，加上沿海三处，总共八十三处。后来随着边防的日趋紧张，驻防据点也陆续增加，其中守捉和城、镇增加最多，《新唐书·兵志》中所载沿边戍守据点的增多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自从天宝元年设置十节度以后，随着边防戌所的日益增多，边防军数量和军费开支也相继猛增，如《旧唐书·地理志》所说：“大凡镇兵四十九万人，戎马八万余匹。每岁经费，衣赐则千二十万匹段，军食则百九十万石，大凡千二百一十万。开元以前，每年边用不过二百万，天宝中至于是数。”庞大的军费，加上统治集团的奢侈浪费，到了天宝末年，在国家财政经济上便陷入了府库空虚、民生凋敝的困境。
与此同时，在政治上军事上也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天宝末年，唐玄宗在生活上更加腐朽，在政治上也更加昏愦，终日迷恋声色，寻欢逐乐，把政事交与利欲薰心的权臣李林甫、杨国忠，把镇守北方三镇的兵权交与野心勃勃的佞臣安禄山。他们既狼狈为奸，蒙蔽主上；又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玄宗对此不仅熟视无睹，反而把他们视为大大的忠臣。由于安禄山素有骁勇之名，而且机智、诙谐，貌似忠厚，善于奉承，所以深得玄宗欢心，对他尤为宠信，极力加以提拔，从小将擢升为大将。天宝元年设置十节度时，任用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过了两年又命他兼任全国最大节镇范阳节度使，到了天宝十载（751），又命他兼任何东节度使，于是，一身兼三节度，手握雄兵近十九万，约占边防军总数的百分之四十；而且所部都是强兵悍将。同时还任命他兼任河北道采访处置大使，集军权政权财权于一身，开日后节度使包揽地方各项权力的先例，从而出现外重年轻、尾大不掉的局面，终于导致唐朝由盛而衰的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兵 安史之乱前后经过八年（755—763）始告平息。经过长期战乱，中原地区满目疮痍，唐朝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元气大伤；尤为严重的，在平叛的过程中和平叛之后，由于唐朝统治者在政策上的错误，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割据势力，出现了长期藩镇割据的局面。从此以后，兵连祸结，从唐中叶经过五代十国直到北宋初年将近二百年之久，才又恢复统一的局面，作为藩镇割据势力支柱的藩镇兵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关于唐代藩镇兵的概况，分以下几个问题叙述之。
一、姑息政策与藩镇兵的兴起 藩镇兵是藩镇割据的支柱。唐代藩镇割据，起于玄宗的宠信奸佞、措施失当，成于肃宗、代宗的姑息养奸。
姑息政策在肃宗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肃宗乾元元年（758），平卢节度使王志玄病死，部下裨将李怀玉擅自杀掉王志玄之子，煽动军士们鼓噪，推举其表兄侯希逸为节度使。肃宗不仅不问其擅杀和聚众要挟朝廷之罪，反而答应其无理要求，任命侯希逸继位为节度使，开藩镇将士拥立节度使的先例，大大地损伤了朝廷的威信，助长了藩镇专横跋扈的歪风。因此李怀玉更加有恃无恐，永泰元年（765），又唆使部下驱逐了侯希逸，不出所料，这位悍将的野心终于得到满足，当了平卢淄青节度使，朝廷的威信完全扫地。
代宗继位后，进一步发展了肃宗的姑息政策。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对安史降将如何处理的问题了。代宗宝应二年（763）正月，唐朝平叛军节节胜利，向安史叛军巢穴合围，史朝义走投无路，穷蹙自杀，部下残兵败将已成瓮中之鳖，纷纷乞降。以代宗为首的唐朝君臣本应除恶务尽，趁此良机一举扫平安史余党；即使允许他们投降，也应解除其武装，收回其土地，永除后患；但是目光短浅的代宗君臣却贪图一时苟安，不顾百年大计，竟然答应安史余党通过平叛军副统帅仆固怀恩提出的投降条件，分过去为安禄山、史恩明窃据的河北地区为幽州（后改卢龙，今北京市及河北东北部，治所幽州，今北京市）、成德（今河北中部正定一带，治所恒州，今河北正定）、魏博（今河北南部及山东东北部，治所魏州，今河北大名）、相卫（今河北西南部及河南东北部，治所相州，今河南安阳）四镇，任命安史降将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一切权力如安禄山时，朝廷所得只是名义上的统一而已。代宗君臣那里知道仆固怀恩怀有二心，深恐“飞鸟尽，良弓藏”，图谋挟安史降将以自重，从中渔利，所以极力为之保存实力，争取优厚条件，代宗贪图一时苟安，竟然采纳怀恩建议，对于束手待缚的安史降将，赐以高官厚禄，授以土地人民，其姑息养奸、养痈贻患达到了极点，如《新唐书·藩镇传》所说：“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乱人乘之，遂擅置吏，以赋税自私，不献于朝廷。……以土地传子孙……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
代宗对于河北安史降将虽然一味姑息，百般抚慰，但他们并未感恩戴德，反而视为软弱可欺。代宗时，首先倡乱、抗拒朝廷的，就是“河朔三镇”（指卢龙、成德、魏博，相卫节度使薛嵩死后，土地大部为魏博兼并）。他们“收安史余党，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与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及正己皆结为婚姻，互相表里。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名虽藩臣，羁縻而已”。“初（李）宝臣与李正己（即李怀玉，代宗赐名正己）、田承嗣、梁崇义相结，期以土地传之子孙，故承嗣之死，宝臣力为之请于朝，使以节授田悦，代宗从之。”不久，淄青（今山东东部、北部一带）、横海（今河北沧州一带）、淮蔡（今河南汝南一带）各镇相继效尤，所以代宗时藩镇割据已成定局。
德宗在位时，颇有振作之意，不许藩镇世袭，引起河朔三镇以及淄青、淮蔡各镇的反对。他们串通一气，联合出兵抗拒朝廷，互相称王称帝，德宗命禁军和拥护朝廷各节镇兴师讨伐，结果以失败告终，对于一些藩镇的世袭问题，只得不了了之。藩镇更加专横跋扈。
德宗之孙宪宗是中唐晚唐时期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在削藩问题上态度非常坚决，即位后，立即罢免主张姑息政策的守旧派官僚韦贯之、萧俛、钱徽等，任用主张削藩的大臣李绛、裴度、杜黄裳等为相，在削藩方面曾经取得很大的成功。这时，藩镇中积极拥护朝廷的藩帅田弘正奏清朝廷委派官吏接管魏博军政，宰相李绛劝宪宗对田弘正和魏博将士厚加赏赐；另一方面，集中兵力打击最跋扈的强藩，首先从当时势力最强也最跋扈的淮西（淮蔡）节镇开刀，由宰相裴度率领大将李愬等各路大军，经过三年征战终于平定淮西。这种恩威并施的策略取得很大的成功，一些跋扈的强藩如成德藩帅王承宗、卢龙藩帅刘总等纷纷归顺，负隅顽抗的淄青藩帅李师道等也因孤立无援被擒，于是，在强藩统治下六十余年的河朔三镇宣告恢复，四分五裂的唐朝暂时出现了中兴的气象。
然而功业易堕，好景不长。宪宗被宦官杀害后，昏庸的穆宗继位，终日饮酒作乐，不理国事，所用宰相崔植、杜元颖等人又多是庸碌无能、苟且偷安之辈，于是，姑息政策重新抬头，藩镇又纷纷背叛，来之不易的削藩成果遂付诸东流，堕于一旦。长庆元年（821），卢龙兵变，大将朱克融作乱，驱逐朝廷任命的节度使张弘靖。朝廷本应遵守宪宗时的成规不予承认，以免宪宗已经革除的由藩镇擅自逐帅立帅的积弊死灰复燃，不可收拾；但苟且偷安的穆宗君臣竟然承认既成事实，任命朱克融为卢龙节度使。本来刘总归顺朝廷时曾经把朱克融等一伙骄兵悍将送到京师，任凭朝廷处理，但穆宗听信崔植、杜元颖的错误主张，把他们送回幽州，不久就发生了兵变事件，兵变后又予以姑息，一错再错。
朝廷的姑息，引起了连锁反应，接着成德也爆发了镇州（即恒州，避穆宗讳改为镇州）兵变，节度使田弘正被害。当幽州兵变时，镇州军情不稳，朝廷调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田弘正带领一部分魏博将士前往作为防卫；但必须由朝廷拨给军粮，度支使崔夓秉承宰相崔植等的旨意，刁难不与，结果魏博兵撤走后，成德大将玉廷凑发动兵变，田弘正被杀害。朝廷兴兵问罪，因担任监军的宦官瞎指挥并把精兵留在身边保护自己，以致遭到挫败，未能把讨伐继续下去。转而又采取姑息的办法，任命王廷凑为成德节度使，后来又把公主许配其子，表示妥协。穆宗君臣对悍将的如此厚爱，竟然达到了忠奸不分、功过颠倒的程度，当时有识之士无不为之愤恨，著名诗人、兵学家社牧在所著《樊川文集》中就十分愤慨地批评当时的姑息政策，认为姑息不过是“提区区之有，塞无涯之争”，只能“使逆辈益横，终倡患祸”。果然不出所料，姑息结果只能助长割据势力的骄横。长庆二年（822），魏博节度也相继发生了兵变，逼迫节度使田布（田弘正之子）背叛朝廷，田布自杀，朝廷不能讨，任命倡乱的大将史宪诚为节度使。于是河朔三镇尽失，终唐之世，不能复取。宪宗中兴给唐朝带来的一线生机，终于完全彼灭。
当时朝廷牛李党争兴起，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主张削藩，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则主张姑息。文宗太和五年（831），卢龙发生兵变，节度使李载义为部下大将杨志诚所逐。李载义系唐朝宗室，为卢龙将。朱克融死后，他乘机杀其子，以卢龙归于朝廷，敬宗大悦，即授以节度使之职。这年，卢龙大将杨志诚逐李载义而自立，文宗欲兴师问罪，宰相牛僧孺劝阻说：“安史之乱，范阳非国家所有。前时刘总向化，朝廷约用钱八十万贯……而未尝得范阳尺布斗粟。……且范阳，国家所赖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则爪牙之用，固不计于逆顺。”意思是留着杨志诚充当节度使为国家抵御突厥，这种说法非常荒谬可笑，目的就是要对杨志诚采取姑息政策。姑息叛藩以御外患，其懦弱无能可想而知。与牛僧孺对立的李德裕曾辅佐武宗平定泽潞刘稹的叛乱，正欲复兴宪宗中兴功业；但不久武宗病死，宣宗继位，重用牛党，李德裕贬死崖州（今海南三亚）。从此削藩之议日益消沉，藩镇势力更加嚣张，腐朽的唐皇朝终于一蹶不振。
二、骄兵与悍将 藩镇兵是一伙骄兵悍将。节度使是藩镇兵的首领，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专横跋扈、争权夺位、兴兵作乱、祸国殃民，对于天子来说，他们是悍将。但是在他们手下有许多大将、小将，其中也有一些凶悍的悍将，还有骄兵。有时史书不分将和士，把节度使手下的将领和士兵笼统地称为骄兵，只把那些凶悍的节度使称为悍将。
那些凶悍的节度使所以专横跋扈，无非是拥兵自重，以武力要挟天子；久而久之，他们部下的将士相继效尤，凭借武力要挟主帅、拥立主帅、驱逐主帅，甚至杀害主帅，稍失控制，危害立至。如《旧唐书·罗弘信传附子威传》所云：“魏（魏博节度）之牙中兵者，自至德（唐肃宗年号）中田承嗣盗据相（相州，今河南安阳）、魏（魏州，今河北大名）、澶（澶州，今河北清丰）、博（博州，今山东聊城）、卫（卫州，今河南新乡）、贝（贝州、今河北清河）等六州，召募军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为号，皆丰给厚赐，不胜骄宠，年代寝远，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其凶戾者，强买豪夺，逾法犯令，长吏不能禁。变易主帅，如同儿戏，如史宪诚、何进滔、韩君雄、乐彦祯，皆为其所立，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害。”因而兵变常常发生，如赵翼《廿二史札记》所说：“藩帅（节度使）既不守臣节，无怪乎其下从而效之，逐帅、杀帅，视为常事。”以河朔三镇为例，从安史之乱至唐朝末年，三镇五十四名节度使中，由唐朝中央政府主动任命者，仅有张弘靖、田弘正、田布和李愬四人，为部下所逐所杀者达二十二人之多。在中央政府任命的四人中，张弘靖被逐，田弘正、田布父子被杀，李想因病回到京师才幸免于难。虽然发生多次兵变，但朝廷对于由将士拥立或是子袭父位未经朝廷任命的，不闻不问，即授以节度使职位，甚至对于逐帅杀帅的也是如此。比如代宗时，卢龙将朱希彩擅杀节度使李怀仙，自称留后，朝廷即授以节度使职位；成德将王廷凑聚众哗变杀害节度使田弘正，也是自称留后，其结果也同卢龙一样，作乱者最后也是如愿以偿，获得节度职位。唐政府这种对骄兵悍将的姑息政策，不仅未能制止藩镇叛乱，改善骄兵悍将同朝廷的关系，缓和藩镇内部骄兵悍将之间的矛盾，恰好相反，姑息就是纵容骄兵悍将为非作歹，助长了他们的贪欲，其结果加深了朝廷与藩镇及其骄兵悍将之间以及藩镇内部骄兵悍将之间的矛盾，使之更加复杂化尖锐化。
由于藩镇内部节度使与将士间或是骄兵悍将间矛盾的尖锐化，唐哀帝天祐年间（904—907）曾经发生过节度使联合外军将其部下牙军（衙兵）全部杀死的严重事件。发动这次事件的就是魏博节度使罗威。
唐昭宗光化元年（898），罗威继承其父罗弘信官爵为魏博节度使。他少年时就多次听说过魏博牙军（节度使直辖的军队）凶悍异常，自安史之乱以来曾经多次擅自废立节度使，驱逐节度使，杀害节度使，堪称骄兵中的骄兵。威“惩其往弊，虽以货赂姑息，而心甚衔之”。他继位以后，虽也像朝廷姑息藩镇那样姑息自己部下将士，经常赐以财帛，但仍然坐卧不安，心怀危惧。
天祐二年（905）七月十三日夜，魏博牙军掉将李公佺作乱，图谋取罗威而代之；但这次兵变没有成功，公佺出奔沧州（今属河北）。罗威虽然幸免于难，更加恐惧不安，急忙派人星夜前往汴梁（今河南开封），求救于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朱温），请其派兵助他消灭部下牙军。朱全忠与罗威素来友好，又是儿女亲家，立即派部下长直军校马继勋挑选精兵千人，协同威夹攻魏博牙军。不久，马继勋率部到达魏州，会同罗威把驻守魏州牙城（环绕节度使内衙之城）的魏博牙军一千人全部杀光，随后又把所有牙军家属八千家全部屠杀。其余驻在魏博各地的牙军也在朱全忠的协助下，经过几月时间把他们全部消灭掉。当然用这种办法对付骄兵，只能快意于一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骄兵悍将作乱的问题。到了宋初解除节度使兵权，绵延二百年之久的骄兵悍将之患才得到解决。
三、藩镇兵的几个组成部分 唐代藩镇兵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为牙军和亲军。
藩镇节度使治所所在州（如卢龙节度使治所在幽州）的驻军为藩镇直辖部队，称为牙军，又称衙军，是当地藩镇兵的主力，因为驻扎在节度使所居内衙的牙城，故称为牙军；另外，还有一部分牙军分别驻扎在治所州城内外和藩镇所辖其他各州县商业繁华和地形险要等各要害地区。由于这一部分军队人数较多、装备较好，也比较精锐，故为藩军主力，有左右藩镇局势的雄厚力量，成为藩帅要挟朝廷、兴兵作乱和图谋割据的重要资本，因而受到藩帅的重视和优待，如驾驭无方，一味姑息，久而久之，遂养成骄兵悍将，经常要挟藩帅，废立藩帅，驱逐藩帅，甚至杀害藩帅。于是，在牙兵之外，有些节度使往往另设一支贴身卫队——亲军，以防牙军哗变。如晚唐时，“魏博节度使乐彦祯骄奢不法，发六州（魏博管辖六州）民，人苦其役。其子从训尤凶险，既杀王铎，魏人恶之。从训聚亡命五百余人，谓之子将，牙兵疑之，籍籍不安”。文下胡注云：“魏博牙兵始于田承嗣，废除主帅率由之。今乐从训复置亲兵，牙兵疑其见图，故不安。”
亲军经常住宿藩帅（节度使）内宅，“出入卧内”，故又称为“后院兵”、“后楼兵”，是一支保护藩帅的侍从卫队。这支卫队少则数百人，多至数千人，由带有兵马使衔的大将统率，如《资治通鉴》卷二四八武宗会昌四年闰七月所云：当时泽潞（今山西长治、晋城一带）留后刘稹召见部下都知兵马使郭谊，“谊拜谢稹已，出见诸将，稹治装于内厅。李士贵闻之，率后院兵数千人攻谊”。当时李士贵的职位，就是后院兵马使。《资治通鉴》卷二五六信宗光启三年七月又云：“镇海（今浙江西部杭州一带）节度使周保募亲军千人，号后楼兵，禀给借于镇海军；镇海军皆怨，而后楼兵寖骄不可制。”但是这些用厚禄养起来的骄兵并不完全可靠，后来镇海军作乱时，后楼兵也相继造反了。
第二部分为藩镇所属沿边各驻防据点（戍所）军、守捉、城、镇的驻军（戍兵）。
唐时除在节度使治所设置军外，其他要害地区也设有军、守捉、城、镇等驻防据点，有大量的驻军戍守。以卢龙为例，除直辖的经略军三万三千人驻防节度使治所幽州充当牙军外，其他驻防据点尚有威武、静塞等八军，每军人数多者万余人，少者数千人，个别最少的仅有数百人，各军的驻防长官由大将担任，称为军使或大使。每军军官的编制，据《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四年记载：“每军大将一人，别奏一人，傔十六人，副二人，分掌军务。奏、傔减大将半。判官三人，典四人。总管四人，二主左右虞侯，二主左右押衙，傔各五人，子将（即小将）八人，资其分行阵。办金鼓及卫署，傔各二人。”这是安史之乱以前的情况。安史之乱以后的情况，如代宗大历十一年《妒神颂》所记：承天军（属河东节度使）设有：承天军节度副使、前水平军节度右厢兵马使、同山南东道副使一人，副使同经略副使一人，游奕副使一人，都虞侯一人，将三人，散将三人，判官、节度逐要官三人，节度随身官一人，副将三人，衙官二人，总官三人。当时藩镇治所所在地的军使皆由节度使兼任，其他的军使则多带节度副使的官衔。
第三部分是各支州（或支郡）兵。藩镇所属各支州都有一些地方军队。代宗大历年间“又定诸州兵，皆有常数”。支州兵由州刺史统辖，安史乱后的州刺史大都带有团练使、防御使、镇遏使、团练守使等官衔，如宪宗元和十四年诏令所说：“如刺史带本州团练、防御、镇遏等使，其兵马额便隶本使，如无别使属军事。”
刺史统辖本州地方军队，其下设有专管军事的副使，协助刺史处理一切事务。如《金石萃编》卷九八《八关斋会报德记》所载：宋州（今河南商丘）刺史本州团练守捉使等“设八关大会，饭千僧”。“州县官吏苗藏实等设一千五百人为一会，镇遏团练官健副使孙琳等设五百人为一会”。由此可见副使孙琳是协助刺史主管地方军务的将官。副使之下，还设有判兵马案、军粮案、甲仗案等处理具体事务的官员。支州刺史和统辖兵马的大将往往兼带藩镇军职，如节度副使、同节度副使以及节度押衙等职务，如唐末杨行密任庐州（今安徽合肥）刺史时，节度使高骈曾任命他为淮南节度府的押衙。
第四部分为县镇兵。县镇兵又称镇兵，系藩镇所属各县地方部队。按照唐皇朝的规定：各县县令不得兼任县镇的镇遏使，无统辖镇兵之权，与州刺史得以统辖支州兵完全相反。但安史之乱以后，不服从唐朝廷法令的藩帅却各行其是，由县令兼管本县镇兵，如《册府元龟》卷一六五《帝王部·招怀》所载：宪宗元和十四年（819）五月：“淄青伪署海州阳县令兼镇遏使梁洞，以县降于楚州刺史李聪”，即其例证。其在县中军事上或经济上占重要地位的县镇驻防部队则由各州或节度使直接管理。县镇兵于镇将之下，设有副将、押衙、虞侯、将虞侯、军判官、粮料官等。《金石续编》卷十一《河东节度高壁镇新建通济桥记》中曾记载了这些职位。在记中除记载以镇将为首的军事人员外，还有以县令为首的行政人员，说明县令并未兼任军事主管人员。这是因为河东虽是藩镇，但它长期隶属朝廷遵守朝廷规定的缘故。
关于唐代藩镇军将的职级，从《李文饶文集》卷十六《请准兵部式依开元格置跳荡及第一第二功状》中可以略见其端倪。状文说： 开元格：每获一生，酬获人绢十匹。
右缘并无军将、官健等第，稍似不备。今请：获贼都头，赏绢三百匹；获贼正兵马使，赏绢一百五十匹；获副兵马使、都虞侯，赏绢一百匹。（都）虞侯己上，仍并别酬官爵，如是官健，仍优与职名；获贼十将，赏绢七十匹；获贼副将，赏绢三十匹；获贼赤头郎及刘稹新召宅内突将，赏绢十匹；获贼长行，赏绢三匹。如是土团乡夫之类，不在此例。
这是武宗会昌年间（841—846）朝廷讨伐泽潞叛将刘稹时，宰相李德裕奏请对俘获叛军将士的有功之臣应予论功行赏的状文。状文首先指出：开元以来的赏格太粗，一律按人头计算，不足以激励士气。然后提出应当根据被俘叛军职级高低定军功大小，赏赐厚薄，从中可以窥见唐代藩镇军将职级梗概：都头、正副兵马使、都虞侯是由大将担任的高级军职，都虞以下的十将、副将等则是中下级军职。其余长行官健为一般士兵，赤头郎、宅内突将则是刘稹临时召集的兵将，土团乡夫也不是正规部队，不应计算在内。
唐代疆域辽阔，除海疆外，自东北至西南，长达数万里，唐于沿边设立据点戍守。“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曰道。”唐初，戍边兵卒主要以府兵充任，三年一代，不足则就地招募。府兵制衰落后，则以招募为主，号为“长征兵”。
自高祖武德年间于沿边设立戍守据点，以后陆续增加，“其军、城、镇、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将一人，曰大总管，已而更曰大部督。至太宗时，行军征讨曰大总管，其在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者，始谓之节度使，然犹未以名官。（睿宗）景云二年，以贺拔延嗣为都督、河西节度使。自此而后，接乎开元，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于是，边防军遂一变而为节度使之兵，军、守捉、城、镇诸使也随之成为节度使之将了。
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分全国为十五道：京畿、都畿、关内、河南、河东、河西、陇右、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剑南、淮南、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岭南。每道置采访使，“检查非法，如汉刺史之职”。从职责上说，与太宗贞观元年（627）所分十道（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大致相同；但与节度使相比，不仅职责截然不同，而且辖区也不一样，不能把它们混淆起来。
玄宗天宝元年（742），在沿边一带设置安西（约在今新疆天山以北地区，并辖巴什喀什以西以南各都督府、羁糜州，节度使、都护驻龟兹，今属新疆）、北庭（约在今新疆天山以南地区，并辖葱岭以西、西南各都督府、羁縻州，节度使、都护驻庭州，今新疆奇台西）、朔方（约在今宁夏及内蒙西部，并辖大漠以北至贝加尔湖以东以西一带，节度使驻灵武，今宁夏灵武南）、河西（今甘肃西部北部及宁夏西北部，节度使驻凉州，今甘肃武威）、河东（今山西及内蒙呼和浩特以南，节度使驻太原，今属山西）、范阳（今河北及内蒙东部，节度使驻幽州，今北京）、平卢军（今辽宁及河北东部，并辖松花江、黑龙江流域及其以北各都督府、羁縻州，节度使驻营州，今辽宁朝阳）、陇右（今甘肃东部、南部及青海东部，节度使驻鄯州，今青海乐都）、剑南（今四川、云南及贵州大部，节度使驻成都，今属四川）、岭南（今广东广西及越南东部南部沿海一带，节度使驻广州，今属广东）十节度使。另外，在沿海地区设置长乐（今福建福州东南）经略使，由福州刺史兼任；设置东莱（今山东掖县）守捉使和东牟（今山东牟平）守捉使，分别由莱州刺史和登州刺史兼任之。
当时各节镇所设驻防据点和兵马数目的分布情况如下：朔方节度 辖有经略军（驻灵武），兵二万零七百人，马三千匹；丰安军（今宁夏灵武南），兵八千人，马一千三百匹；定远军（城，今宁夏平罗），兵七千人，马三千匹；西受降城（今年蒙五原西北），兵七千人，马一千七百匹；东受降城（今内蒙托克托南），兵七千人，马一千七百匹；安北都护（今蒙古哈尔和林东北），兵六千人，马二千匹；单于都护（今内蒙呼和浩特南），兵九千人，马一千六百匹。总共驻防据点八处，兵六万四千七百人，马一万四千三百匹。
河东节度 辖有天兵军（驻太原），兵二万人，马五千五百匹；大同军（今山西朔县东），兵九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匹；横野军（今山西蔚县），兵三千人，马一千八百匹；苛岚军（今山西苛岚），兵一千人；云中（今内蒙土默特右旗），兵七千人，马一千二百匹；忻州（今山西忻县），兵七千八百人；代州（今山西代县），兵三千人；岚州（今山西岚县），兵三千人。总共驻防据点8处，兵五万五千人，马一万四千匹。
范阳节度 辖有经略军（驻幽州），兵三万人，马五千四百匹；威武军（今河北密云），兵一万人，马三百匹；清夷军（今河北怀来东南），兵一万人，马三百匹；静塞军（今河北蓟县），兵一万一千人，马三百匹；恒阳军（今河北正定），兵六千人；北平军（今河北正定），兵六千人；高阳军（今河北易县），兵六千人；唐兴军（今河北保定东），兵六千人；横海军（今河北沧州东南），兵六千人。总共驻防据点9处，兵九万一千人，马六千五百匹。
安西节度 总共兵二万四千人，马二千七百匹。
北窿节度 辖有瀚海军（驻庭州，今新疆奇台西），兵一万二千人，马四千二百匹；天山军（驻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兵五千人，马五百匹；伊吾军（驻伊州，今新疆哈密），兵三千人，马三百匹。总共驻防据点三处，兵二万人，马四千二百匹。
河西节度 辖有赤水军（驻凉州），兵三万三千人，马一万三千匹；大斗军（今甘肃永昌西），兵七千五百人，马四千四百匹；建康军（今甘肃高台东南），兵五千三百人，马五百匹；宁寇军（今甘肃武威东北），兵八千五百人，马一百匹；玉门军（今甘肃玉门北），兵五千二百人，马六百匹；墨离军（今甘肃安西东南），兵五千人，马六百匹；豆卢军（今甘肃敦煌），兵四千三百人，马四百匹：新泉军（今甘肃景泰），兵一千人；张掖守捉（今甘肃天祝西），兵五百人；交城守捉（今甘肃永昌西北），兵一千人；白亭守捉（今甘肃民勤东北），兵一千七百人。总共驻防据点十一处，兵七万三千人，马一万九千四百匹。
陇右节度 辖有临洮军（驻鄯州），兵一万五千人，马八千四百匹；河源军（今青海西宁），兵一万四千人，马六百五十匹；白水军（今青海大通西），兵四千人，马五百匹；安人军（今青海湟源西），兵一万人，马三百五十匹；振威军（今甘肃乐都西二百里），兵一千人；威戎军（今甘肃大通北），兵一千人，马五十匹；漠门军（今甘肃临潭附近），兵五千五百人，马二百匹；宁塞军（今青海化隆西），兵五百人，马五十匹；积石军（今青海湟中南），兵七千人，马一百匹；镇西军（今甘肃临夏），兵一万二千人，马三百匹；绥和守捉（今青海贵德北），兵一千人；合川守捉（今青海乐都南），兵一千人；平夷守捉（今青海和政西），兵三千人。总共驻防据点十三处，兵七万五千人，马一万零六百匹。
剑南节度 辖有益州团结营（驻成都），兵一万人，马一千八百匹；天宝军（今四川理县西北），兵一千人；平戎军（今四川理县西），兵一千人；昆明军（今四川越西东北），兵五千二百人，马二百匹；宁远军（今四川盐源），兵五百人；澄川军（今云南姚安以东五百里），兵二千人；南江军，兵二千人；翼州（今四川茂汶自治县西北），兵五百人；茂州（今四川茂汶自治县），兵三百人；维州（今四川汶川西北），兵五百人；柘州（今四川黑水南），兵五百人；松州（今四川松潘），兵二千八百人；当州（今四川黑水），兵五百人；雅州（今四川雅安），兵四百人；黎州（今四川汉源北），兵一千人；姚州（云南郡，今云南姚安），兵二千三百人；悉州（今四川黑水东南），兵四百人。总共驻防据点十七处，兵三万零九百人，马二千匹。
平卢节度 辖有平卢军（驻营州），兵一万六千人，马四千二百匹；卢龙军（驻平州，今河北卢龙），兵一万人，马五百匹；榆关守捉（今河北山海关），兵三千人，马一百匹；安东都护（今辽宁沈阳北），兵八千五百人，马七百匹。总共驻防据点四处，兵三万七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匹。
岭南经略 辖有经略军（驻广州），兵五千四百人；清海军（今广东思平），兵二千人；桂管（今广西桂林一带），兵一千人；容管（今广西容县一带），兵一千一百人；邕管（今广西南宁一带），兵一千七百人；安南府（今越南东部南部沿海一带），兵四千二百人。总共驻防据点六处，兵一万五千四百人。
长乐经略 （今福建福州东南），兵一千五百人。
东莱守捉 （今山东掖县），兵一千人。
东牟守捉 （今山东牟平），兵一千人。
以上沿边十节镇共辖驻防据点八十处，加上沿海三处，总共八十三处。后来随着边防的日趋紧张，驻防据点也陆续增加，其中守捉和城、镇增加最多，《新唐书·兵志》中所载沿边戍守据点的增多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自从天宝元年设置十节度以后，随着边防戌所的日益增多，边防军数量和军费开支也相继猛增，如《旧唐书·地理志》所说：“大凡镇兵四十九万人，戎马八万余匹。每岁经费，衣赐则千二十万匹段，军食则百九十万石，大凡千二百一十万。开元以前，每年边用不过二百万，天宝中至于是数。”庞大的军费，加上统治集团的奢侈浪费，到了天宝末年，在国家财政经济上便陷入了府库空虚、民生凋敝的困境。
与此同时，在政治上军事上也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天宝末年，唐玄宗在生活上更加腐朽，在政治上也更加昏愦，终日迷恋声色，寻欢逐乐，把政事交与利欲薰心的权臣李林甫、杨国忠，把镇守北方三镇的兵权交与野心勃勃的佞臣安禄山。他们既狼狈为奸，蒙蔽主上；又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玄宗对此不仅熟视无睹，反而把他们视为大大的忠臣。由于安禄山素有骁勇之名，而且机智、诙谐，貌似忠厚，善于奉承，所以深得玄宗欢心，对他尤为宠信，极力加以提拔，从小将擢升为大将。天宝元年设置十节度时，任用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过了两年又命他兼任全国最大节镇范阳节度使，到了天宝十载（751），又命他兼任何东节度使，于是，一身兼三节度，手握雄兵近十九万，约占边防军总数的百分之四十；而且所部都是强兵悍将。同时还任命他兼任河北道采访处置大使，集军权政权财权于一身，开日后节度使包揽地方各项权力的先例，从而出现外重年轻、尾大不掉的局面，终于导致唐朝由盛而衰的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兵 安史之乱前后经过八年（755—763）始告平息。经过长期战乱，中原地区满目疮痍，唐朝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元气大伤；尤为严重的，在平叛的过程中和平叛之后，由于唐朝统治者在政策上的错误，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割据势力，出现了长期藩镇割据的局面。从此以后，兵连祸结，从唐中叶经过五代十国直到北宋初年将近二百年之久，才又恢复统一的局面，作为藩镇割据势力支柱的藩镇兵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关于唐代藩镇兵的概况，分以下几个问题叙述之。
一、姑息政策与藩镇兵的兴起 藩镇兵是藩镇割据的支柱。唐代藩镇割据，起于玄宗的宠信奸佞、措施失当，成于肃宗、代宗的姑息养奸。
姑息政策在肃宗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肃宗乾元元年（758），平卢节度使王志玄病死，部下裨将李怀玉擅自杀掉王志玄之子，煽动军士们鼓噪，推举其表兄侯希逸为节度使。肃宗不仅不问其擅杀和聚众要挟朝廷之罪，反而答应其无理要求，任命侯希逸继位为节度使，开藩镇将士拥立节度使的先例，大大地损伤了朝廷的威信，助长了藩镇专横跋扈的歪风。因此李怀玉更加有恃无恐，永泰元年（765），又唆使部下驱逐了侯希逸，不出所料，这位悍将的野心终于得到满足，当了平卢淄青节度使，朝廷的威信完全扫地。
代宗继位后，进一步发展了肃宗的姑息政策。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对安史降将如何处理的问题了。代宗宝应二年（763）正月，唐朝平叛军节节胜利，向安史叛军巢穴合围，史朝义走投无路，穷蹙自杀，部下残兵败将已成瓮中之鳖，纷纷乞降。以代宗为首的唐朝君臣本应除恶务尽，趁此良机一举扫平安史余党；即使允许他们投降，也应解除其武装，收回其土地，永除后患；但是目光短浅的代宗君臣却贪图一时苟安，不顾百年大计，竟然答应安史余党通过平叛军副统帅仆固怀恩提出的投降条件，分过去为安禄山、史恩明窃据的河北地区为幽州（后改卢龙，今北京市及河北东北部，治所幽州，今北京市）、成德（今河北中部正定一带，治所恒州，今河北正定）、魏博（今河北南部及山东东北部，治所魏州，今河北大名）、相卫（今河北西南部及河南东北部，治所相州，今河南安阳）四镇，任命安史降将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一切权力如安禄山时，朝廷所得只是名义上的统一而已。代宗君臣那里知道仆固怀恩怀有二心，深恐“飞鸟尽，良弓藏”，图谋挟安史降将以自重，从中渔利，所以极力为之保存实力，争取优厚条件，代宗贪图一时苟安，竟然采纳怀恩建议，对于束手待缚的安史降将，赐以高官厚禄，授以土地人民，其姑息养奸、养痈贻患达到了极点，如《新唐书·藩镇传》所说：“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乱人乘之，遂擅置吏，以赋税自私，不献于朝廷。……以土地传子孙……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
代宗对于河北安史降将虽然一味姑息，百般抚慰，但他们并未感恩戴德，反而视为软弱可欺。代宗时，首先倡乱、抗拒朝廷的，就是“河朔三镇”（指卢龙、成德、魏博，相卫节度使薛嵩死后，土地大部为魏博兼并）。他们“收安史余党，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与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及正己皆结为婚姻，互相表里。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名虽藩臣，羁縻而已”。“初（李）宝臣与李正己（即李怀玉，代宗赐名正己）、田承嗣、梁崇义相结，期以土地传之子孙，故承嗣之死，宝臣力为之请于朝，使以节授田悦，代宗从之。”不久，淄青（今山东东部、北部一带）、横海（今河北沧州一带）、淮蔡（今河南汝南一带）各镇相继效尤，所以代宗时藩镇割据已成定局。
德宗在位时，颇有振作之意，不许藩镇世袭，引起河朔三镇以及淄青、淮蔡各镇的反对。他们串通一气，联合出兵抗拒朝廷，互相称王称帝，德宗命禁军和拥护朝廷各节镇兴师讨伐，结果以失败告终，对于一些藩镇的世袭问题，只得不了了之。藩镇更加专横跋扈。
德宗之孙宪宗是中唐晚唐时期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在削藩问题上态度非常坚决，即位后，立即罢免主张姑息政策的守旧派官僚韦贯之、萧俛、钱徽等，任用主张削藩的大臣李绛、裴度、杜黄裳等为相，在削藩方面曾经取得很大的成功。这时，藩镇中积极拥护朝廷的藩帅田弘正奏清朝廷委派官吏接管魏博军政，宰相李绛劝宪宗对田弘正和魏博将士厚加赏赐；另一方面，集中兵力打击最跋扈的强藩，首先从当时势力最强也最跋扈的淮西（淮蔡）节镇开刀，由宰相裴度率领大将李愬等各路大军，经过三年征战终于平定淮西。这种恩威并施的策略取得很大的成功，一些跋扈的强藩如成德藩帅王承宗、卢龙藩帅刘总等纷纷归顺，负隅顽抗的淄青藩帅李师道等也因孤立无援被擒，于是，在强藩统治下六十余年的河朔三镇宣告恢复，四分五裂的唐朝暂时出现了中兴的气象。
然而功业易堕，好景不长。宪宗被宦官杀害后，昏庸的穆宗继位，终日饮酒作乐，不理国事，所用宰相崔植、杜元颖等人又多是庸碌无能、苟且偷安之辈，于是，姑息政策重新抬头，藩镇又纷纷背叛，来之不易的削藩成果遂付诸东流，堕于一旦。长庆元年（821），卢龙兵变，大将朱克融作乱，驱逐朝廷任命的节度使张弘靖。朝廷本应遵守宪宗时的成规不予承认，以免宪宗已经革除的由藩镇擅自逐帅立帅的积弊死灰复燃，不可收拾；但苟且偷安的穆宗君臣竟然承认既成事实，任命朱克融为卢龙节度使。本来刘总归顺朝廷时曾经把朱克融等一伙骄兵悍将送到京师，任凭朝廷处理，但穆宗听信崔植、杜元颖的错误主张，把他们送回幽州，不久就发生了兵变事件，兵变后又予以姑息，一错再错。
朝廷的姑息，引起了连锁反应，接着成德也爆发了镇州（即恒州，避穆宗讳改为镇州）兵变，节度使田弘正被害。当幽州兵变时，镇州军情不稳，朝廷调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田弘正带领一部分魏博将士前往作为防卫；但必须由朝廷拨给军粮，度支使崔夓秉承宰相崔植等的旨意，刁难不与，结果魏博兵撤走后，成德大将玉廷凑发动兵变，田弘正被杀害。朝廷兴兵问罪，因担任监军的宦官瞎指挥并把精兵留在身边保护自己，以致遭到挫败，未能把讨伐继续下去。转而又采取姑息的办法，任命王廷凑为成德节度使，后来又把公主许配其子，表示妥协。穆宗君臣对悍将的如此厚爱，竟然达到了忠奸不分、功过颠倒的程度，当时有识之士无不为之愤恨，著名诗人、兵学家社牧在所著《樊川文集》中就十分愤慨地批评当时的姑息政策，认为姑息不过是“提区区之有，塞无涯之争”，只能“使逆辈益横，终倡患祸”。果然不出所料，姑息结果只能助长割据势力的骄横。长庆二年（822），魏博节度也相继发生了兵变，逼迫节度使田布（田弘正之子）背叛朝廷，田布自杀，朝廷不能讨，任命倡乱的大将史宪诚为节度使。于是河朔三镇尽失，终唐之世，不能复取。宪宗中兴给唐朝带来的一线生机，终于完全彼灭。
当时朝廷牛李党争兴起，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主张削藩，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则主张姑息。文宗太和五年（831），卢龙发生兵变，节度使李载义为部下大将杨志诚所逐。李载义系唐朝宗室，为卢龙将。朱克融死后，他乘机杀其子，以卢龙归于朝廷，敬宗大悦，即授以节度使之职。这年，卢龙大将杨志诚逐李载义而自立，文宗欲兴师问罪，宰相牛僧孺劝阻说：“安史之乱，范阳非国家所有。前时刘总向化，朝廷约用钱八十万贯……而未尝得范阳尺布斗粟。……且范阳，国家所赖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则爪牙之用，固不计于逆顺。”意思是留着杨志诚充当节度使为国家抵御突厥，这种说法非常荒谬可笑，目的就是要对杨志诚采取姑息政策。姑息叛藩以御外患，其懦弱无能可想而知。与牛僧孺对立的李德裕曾辅佐武宗平定泽潞刘稹的叛乱，正欲复兴宪宗中兴功业；但不久武宗病死，宣宗继位，重用牛党，李德裕贬死崖州（今海南三亚）。从此削藩之议日益消沉，藩镇势力更加嚣张，腐朽的唐皇朝终于一蹶不振。
二、骄兵与悍将 藩镇兵是一伙骄兵悍将。节度使是藩镇兵的首领，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专横跋扈、争权夺位、兴兵作乱、祸国殃民，对于天子来说，他们是悍将。但是在他们手下有许多大将、小将，其中也有一些凶悍的悍将，还有骄兵。有时史书不分将和士，把节度使手下的将领和士兵笼统地称为骄兵，只把那些凶悍的节度使称为悍将。
那些凶悍的节度使所以专横跋扈，无非是拥兵自重，以武力要挟天子；久而久之，他们部下的将士相继效尤，凭借武力要挟主帅、拥立主帅、驱逐主帅，甚至杀害主帅，稍失控制，危害立至。如《旧唐书·罗弘信传附子威传》所云：“魏（魏博节度）之牙中兵者，自至德（唐肃宗年号）中田承嗣盗据相（相州，今河南安阳）、魏（魏州，今河北大名）、澶（澶州，今河北清丰）、博（博州，今山东聊城）、卫（卫州，今河南新乡）、贝（贝州、今河北清河）等六州，召募军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为号，皆丰给厚赐，不胜骄宠，年代寝远，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其凶戾者，强买豪夺，逾法犯令，长吏不能禁。变易主帅，如同儿戏，如史宪诚、何进滔、韩君雄、乐彦祯，皆为其所立，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害。”因而兵变常常发生，如赵翼《廿二史札记》所说：“藩帅（节度使）既不守臣节，无怪乎其下从而效之，逐帅、杀帅，视为常事。”以河朔三镇为例，从安史之乱至唐朝末年，三镇五十四名节度使中，由唐朝中央政府主动任命者，仅有张弘靖、田弘正、田布和李愬四人，为部下所逐所杀者达二十二人之多。在中央政府任命的四人中，张弘靖被逐，田弘正、田布父子被杀，李想因病回到京师才幸免于难。虽然发生多次兵变，但朝廷对于由将士拥立或是子袭父位未经朝廷任命的，不闻不问，即授以节度使职位，甚至对于逐帅杀帅的也是如此。比如代宗时，卢龙将朱希彩擅杀节度使李怀仙，自称留后，朝廷即授以节度使职位；成德将王廷凑聚众哗变杀害节度使田弘正，也是自称留后，其结果也同卢龙一样，作乱者最后也是如愿以偿，获得节度职位。唐政府这种对骄兵悍将的姑息政策，不仅未能制止藩镇叛乱，改善骄兵悍将同朝廷的关系，缓和藩镇内部骄兵悍将之间的矛盾，恰好相反，姑息就是纵容骄兵悍将为非作歹，助长了他们的贪欲，其结果加深了朝廷与藩镇及其骄兵悍将之间以及藩镇内部骄兵悍将之间的矛盾，使之更加复杂化尖锐化。
由于藩镇内部节度使与将士间或是骄兵悍将间矛盾的尖锐化，唐哀帝天祐年间（904—907）曾经发生过节度使联合外军将其部下牙军（衙兵）全部杀死的严重事件。发动这次事件的就是魏博节度使罗威。
唐昭宗光化元年（898），罗威继承其父罗弘信官爵为魏博节度使。他少年时就多次听说过魏博牙军（节度使直辖的军队）凶悍异常，自安史之乱以来曾经多次擅自废立节度使，驱逐节度使，杀害节度使，堪称骄兵中的骄兵。威“惩其往弊，虽以货赂姑息，而心甚衔之”。他继位以后，虽也像朝廷姑息藩镇那样姑息自己部下将士，经常赐以财帛，但仍然坐卧不安，心怀危惧。
天祐二年（905）七月十三日夜，魏博牙军掉将李公佺作乱，图谋取罗威而代之；但这次兵变没有成功，公佺出奔沧州（今属河北）。罗威虽然幸免于难，更加恐惧不安，急忙派人星夜前往汴梁（今河南开封），求救于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朱温），请其派兵助他消灭部下牙军。朱全忠与罗威素来友好，又是儿女亲家，立即派部下长直军校马继勋挑选精兵千人，协同威夹攻魏博牙军。不久，马继勋率部到达魏州，会同罗威把驻守魏州牙城（环绕节度使内衙之城）的魏博牙军一千人全部杀光，随后又把所有牙军家属八千家全部屠杀。其余驻在魏博各地的牙军也在朱全忠的协助下，经过几月时间把他们全部消灭掉。当然用这种办法对付骄兵，只能快意于一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骄兵悍将作乱的问题。到了宋初解除节度使兵权，绵延二百年之久的骄兵悍将之患才得到解决。
三、藩镇兵的几个组成部分 唐代藩镇兵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为牙军和亲军。
藩镇节度使治所所在州（如卢龙节度使治所在幽州）的驻军为藩镇直辖部队，称为牙军，又称衙军，是当地藩镇兵的主力，因为驻扎在节度使所居内衙的牙城，故称为牙军；另外，还有一部分牙军分别驻扎在治所州城内外和藩镇所辖其他各州县商业繁华和地形险要等各要害地区。由于这一部分军队人数较多、装备较好，也比较精锐，故为藩军主力，有左右藩镇局势的雄厚力量，成为藩帅要挟朝廷、兴兵作乱和图谋割据的重要资本，因而受到藩帅的重视和优待，如驾驭无方，一味姑息，久而久之，遂养成骄兵悍将，经常要挟藩帅，废立藩帅，驱逐藩帅，甚至杀害藩帅。于是，在牙兵之外，有些节度使往往另设一支贴身卫队——亲军，以防牙军哗变。如晚唐时，“魏博节度使乐彦祯骄奢不法，发六州（魏博管辖六州）民，人苦其役。其子从训尤凶险，既杀王铎，魏人恶之。从训聚亡命五百余人，谓之子将，牙兵疑之，籍籍不安”。文下胡注云：“魏博牙兵始于田承嗣，废除主帅率由之。今乐从训复置亲兵，牙兵疑其见图，故不安。”
亲军经常住宿藩帅（节度使）内宅，“出入卧内”，故又称为“后院兵”、“后楼兵”，是一支保护藩帅的侍从卫队。这支卫队少则数百人，多至数千人，由带有兵马使衔的大将统率，如《资治通鉴》卷二四八武宗会昌四年闰七月所云：当时泽潞（今山西长治、晋城一带）留后刘稹召见部下都知兵马使郭谊，“谊拜谢稹已，出见诸将，稹治装于内厅。李士贵闻之，率后院兵数千人攻谊”。当时李士贵的职位，就是后院兵马使。《资治通鉴》卷二五六信宗光启三年七月又云：“镇海（今浙江西部杭州一带）节度使周保募亲军千人，号后楼兵，禀给借于镇海军；镇海军皆怨，而后楼兵寖骄不可制。”但是这些用厚禄养起来的骄兵并不完全可靠，后来镇海军作乱时，后楼兵也相继造反了。
第二部分为藩镇所属沿边各驻防据点（戍所）军、守捉、城、镇的驻军（戍兵）。
唐时除在节度使治所设置军外，其他要害地区也设有军、守捉、城、镇等驻防据点，有大量的驻军戍守。以卢龙为例，除直辖的经略军三万三千人驻防节度使治所幽州充当牙军外，其他驻防据点尚有威武、静塞等八军，每军人数多者万余人，少者数千人，个别最少的仅有数百人，各军的驻防长官由大将担任，称为军使或大使。每军军官的编制，据《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四年记载：“每军大将一人，别奏一人，傔十六人，副二人，分掌军务。奏、傔减大将半。判官三人，典四人。总管四人，二主左右虞侯，二主左右押衙，傔各五人，子将（即小将）八人，资其分行阵。办金鼓及卫署，傔各二人。”这是安史之乱以前的情况。安史之乱以后的情况，如代宗大历十一年《妒神颂》所记：承天军（属河东节度使）设有：承天军节度副使、前水平军节度右厢兵马使、同山南东道副使一人，副使同经略副使一人，游奕副使一人，都虞侯一人，将三人，散将三人，判官、节度逐要官三人，节度随身官一人，副将三人，衙官二人，总官三人。当时藩镇治所所在地的军使皆由节度使兼任，其他的军使则多带节度副使的官衔。
第三部分是各支州（或支郡）兵。藩镇所属各支州都有一些地方军队。代宗大历年间“又定诸州兵，皆有常数”。支州兵由州刺史统辖，安史乱后的州刺史大都带有团练使、防御使、镇遏使、团练守使等官衔，如宪宗元和十四年诏令所说：“如刺史带本州团练、防御、镇遏等使，其兵马额便隶本使，如无别使属军事。”
刺史统辖本州地方军队，其下设有专管军事的副使，协助刺史处理一切事务。如《金石萃编》卷九八《八关斋会报德记》所载：宋州（今河南商丘）刺史本州团练守捉使等“设八关大会，饭千僧”。“州县官吏苗藏实等设一千五百人为一会，镇遏团练官健副使孙琳等设五百人为一会”。由此可见副使孙琳是协助刺史主管地方军务的将官。副使之下，还设有判兵马案、军粮案、甲仗案等处理具体事务的官员。支州刺史和统辖兵马的大将往往兼带藩镇军职，如节度副使、同节度副使以及节度押衙等职务，如唐末杨行密任庐州（今安徽合肥）刺史时，节度使高骈曾任命他为淮南节度府的押衙。
第四部分为县镇兵。县镇兵又称镇兵，系藩镇所属各县地方部队。按照唐皇朝的规定：各县县令不得兼任县镇的镇遏使，无统辖镇兵之权，与州刺史得以统辖支州兵完全相反。但安史之乱以后，不服从唐朝廷法令的藩帅却各行其是，由县令兼管本县镇兵，如《册府元龟》卷一六五《帝王部·招怀》所载：宪宗元和十四年（819）五月：“淄青伪署海州阳县令兼镇遏使梁洞，以县降于楚州刺史李聪”，即其例证。其在县中军事上或经济上占重要地位的县镇驻防部队则由各州或节度使直接管理。县镇兵于镇将之下，设有副将、押衙、虞侯、将虞侯、军判官、粮料官等。《金石续编》卷十一《河东节度高壁镇新建通济桥记》中曾记载了这些职位。在记中除记载以镇将为首的军事人员外，还有以县令为首的行政人员，说明县令并未兼任军事主管人员。这是因为河东虽是藩镇，但它长期隶属朝廷遵守朝廷规定的缘故。
关于唐代藩镇军将的职级，从《李文饶文集》卷十六《请准兵部式依开元格置跳荡及第一第二功状》中可以略见其端倪。状文说： 开元格：每获一生，酬获人绢十匹。
右缘并无军将、官健等第，稍似不备。今请：获贼都头，赏绢三百匹；获贼正兵马使，赏绢一百五十匹；获副兵马使、都虞侯，赏绢一百匹。（都）虞侯己上，仍并别酬官爵，如是官健，仍优与职名；获贼十将，赏绢七十匹；获贼副将，赏绢三十匹；获贼赤头郎及刘稹新召宅内突将，赏绢十匹；获贼长行，赏绢三匹。如是土团乡夫之类，不在此例。
这是武宗会昌年间（841—846）朝廷讨伐泽潞叛将刘稹时，宰相李德裕奏请对俘获叛军将士的有功之臣应予论功行赏的状文。状文首先指出：开元以来的赏格太粗，一律按人头计算，不足以激励士气。然后提出应当根据被俘叛军职级高低定军功大小，赏赐厚薄，从中可以窥见唐代藩镇军将职级梗概：都头、正副兵马使、都虞侯是由大将担任的高级军职，都虞以下的十将、副将等则是中下级军职。其余长行官健为一般士兵，赤头郎、宅内突将则是刘稹临时召集的兵将，土团乡夫也不是正规部队，不应计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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