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法律 第一节 五代的法律 司法机构
五代沿唐制，尚书省刑部为最高司法政务机构，掌管司法政令及司法行政事务，复核大理寺审结的案件及州、郡徒刑以上案件；大理寺为最高审判机构，并重审刑部复核移送的死刑案件，死刑要报“中书门下”（宰相府）审核；御史台参与审理重要案件，大案由御史中丞（或大夫）、刑部侍郎（或尚书）、大理卿（或少卿）会审，称大三司；次要案件由刑部郎中（员外郎）、侍御史、大理司直（评事）联合审讯，称小三司。后唐长兴四年（933），又定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三司官，每推断案牍时特与免朝，恐滞推覆”，“公事毕日，朝参如常”。同年，大理寺又设立“议狱”制度，“凡断公事，并集法官详议”，“法（大理）寺议狱，宜于（大理）寺卿厅内”举行，以辨雪冤案；“天下州府（判案）有疑者”，亦令“判官集议”，都给予奖励②。
审理案件是各级地方长官的主要职责之一，各级地方官府虽都沿唐制设立司法职能部门，各道节度使以副使、推官、判官掌刑法，州（府）设司法参军，县设司法佐、史。但各州（府）的刑法主要掌握在马步院（司），置马步狱，节度使以牙校任马步都虞候为马步院长官；而以亲随为“镇将”，“与县令抗礼，公事专达于州”①，县的刑法也大多为镇将掌管。
制定法律
五代时虽然战乱不断，但各朝朝廷都重视法律的制定，以符合各自统治的需要，后梁开平四年（910）编定《大梁新定格式律令》103卷，这是后梁删改唐律条文，增加新条文所成，相对于唐律是“删改事条，或重货财，轻入人命；或自徇枉过，滥加刑罚”，明显较唐律为重。同时，还有李保殷编《刑律总要》。后梁为了推行新律，下令将各道所存唐朝法律书籍焚毁。
后唐同光元年（923）时，已是“今见在三司（御史台、刑部、大理寺）收贮刑书，并是伪廷（后梁）删改者”①。诸道中也只有定州（今属河北）保有唐朝律令格式共286卷，进呈朝廷后，成为后唐法律的依据。次年编集《同光刑律统类》13卷。后唐初年，“格”却仍行“后梁新格”，天成元年（926），决定实行以记载刑狱为主的唐《开成格》。清泰二年（935），又将元年以前十一年内的制敕选396道，编为《清泰编敕》30卷。
后晋初，行后唐明宗朝法制及清泰元年的“编敕”。天福四年（939），将后唐明宗朝已“编集”及编余而“封锁”不行的敕文，重新选386道，编成《天福编敕》31卷。
后周广顺元年（951）正月，新建立的后周决定“并依后晋天福元年以前（后唐）条制施行”①，随即于同年六月，将后晋、后汉及后周有关刑法的敕文，选择26件编为《大周续编敕》2卷。世宗显德四年（957）时，“朝廷之行用者”《（唐）律》一十二卷、《（唐）律疏》三十卷、《（唐）式》二十卷、《（唐）令》三十卷、《开成（详定）格》一十卷、《大中（刑律）统类》一十二卷，及皇朝制敕等”②，但是，律令文辞古质已难以详明含义，加上格敕条目繁多不便检阅。世宗命删繁就简，改正互相矛盾、轻重失当，选择适用于当代的律文，“其所编集者，用律为主，辞旨之有难解者，释以疏义；义理之易了者，略其疏文”。“至于朝廷之禁令、州县之常科，各以类分，悉令编附”①。显德五年编成《大周刑统》20卷，另目录1卷，史称《显德刑统》。
“十国”亦编集法令，如南唐（江南）《刑律统类》10卷、《格令条》80卷，《（后）蜀杂制敕》3卷、《（后蜀）令式》等。
枉法酷刑
五代所编集的法律，有些也较为平允，尤其是后唐明宗时所编法律，名义上还为后晋、后汉、后周所沿用，而后周《显德刑统》更是选编审慎，简明易解，但实际上大多并不执行，除后唐明宗时期以外，枉法酷刑，时有所闻。五代时，不仅各道节度使几乎全是武将，各州长官刺史、各县令也多由武官担任，加上实际掌握司法的各州马步院、各镇将，也都是节度使的牙校、亲随担任。草营人命，判处死刑后也不依例申报刑部复勘，后晋天福三年（938）卢灿进策：“诸道决狱，若关人命，即刑部不合不知”。因此下诏凡断死罪后，要“具录案款事节”申报刑部，如果“案内情曲不圆”，刑部要进行复勘。
各地常不依法审判，非法拷掠，打死后以病死申报。后唐长兴二年开始设“病囚院”，待治愈后依法判决。至于拖延判决，更是屡禁不止。自唐大中六年（852）后，剺耳喊冤的一律决杖流配，虽有理也不受理，后晋天福五年改为据所陈诉理由审理，而剺耳之罪则另行处理。
唐制死刑有绞、斩二等，五代沿袭。后唐天成三年（928），改为“决重杖一顿处死”，以代替绞、斩，后晋又恢复为绞、斩。后晋开运三年（946）时，“外地不守通规，肆率情性，或以长钉贯簪人手足，或以短刀脔割人肌肤，乃至累朝半生半死”②，虽明令禁止，重申只能判处绞、斩，但并无效果。“短刀脔割人肌肤”，实是后晋为后代创设的死刑中的“凌迟”。
各地节度使、刺史法外行刑，视民命如草芥。后晋时，刘知远任北京（今山西太原西南）留守、河东节度使，命节度判官苏逢吉“静狱以祈福祐”，原意应是及时审理积案，而苏“逢吉尽杀禁囚以报”。后周初，隰州刺史许迁“或钉磔贼人，令部下脔割”。随意杀人以代刑法的事各地多有，首都开封在后汉时，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都辖禁军，警卫都邑”，也“不问罪之轻重，理之所在，但云有犯，便处极刑”，“其他断舌、决口、斫筋、折足者，仅无虚日”，根本无所谓法律。动辄全家乃至全族被杀，亦常见不鲜，如后汉时郓州捕贼使臣张令柔“尽杀平阴县十七村民”③。
②俱见《金史·章宗纪》。
①《金史》卷12《章宗纪》。
①《五代会要》卷16《刑部》《大理寺》；《旧五代史》卷147《刑法志》。
①孙逢吉：《职官分纪》卷43《镇将》。
②《旧五代史·刑法志》。
①《册府元龟》卷613《刑法部·定律令》五。
②《五代会要》卷9《定格令》。
③《旧五代史·刑法志》。
五代沿唐制，尚书省刑部为最高司法政务机构，掌管司法政令及司法行政事务，复核大理寺审结的案件及州、郡徒刑以上案件；大理寺为最高审判机构，并重审刑部复核移送的死刑案件，死刑要报“中书门下”（宰相府）审核；御史台参与审理重要案件，大案由御史中丞（或大夫）、刑部侍郎（或尚书）、大理卿（或少卿）会审，称大三司；次要案件由刑部郎中（员外郎）、侍御史、大理司直（评事）联合审讯，称小三司。后唐长兴四年（933），又定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三司官，每推断案牍时特与免朝，恐滞推覆”，“公事毕日，朝参如常”。同年，大理寺又设立“议狱”制度，“凡断公事，并集法官详议”，“法（大理）寺议狱，宜于（大理）寺卿厅内”举行，以辨雪冤案；“天下州府（判案）有疑者”，亦令“判官集议”，都给予奖励②。
审理案件是各级地方长官的主要职责之一，各级地方官府虽都沿唐制设立司法职能部门，各道节度使以副使、推官、判官掌刑法，州（府）设司法参军，县设司法佐、史。但各州（府）的刑法主要掌握在马步院（司），置马步狱，节度使以牙校任马步都虞候为马步院长官；而以亲随为“镇将”，“与县令抗礼，公事专达于州”①，县的刑法也大多为镇将掌管。
制定法律
五代时虽然战乱不断，但各朝朝廷都重视法律的制定，以符合各自统治的需要，后梁开平四年（910）编定《大梁新定格式律令》103卷，这是后梁删改唐律条文，增加新条文所成，相对于唐律是“删改事条，或重货财，轻入人命；或自徇枉过，滥加刑罚”，明显较唐律为重。同时，还有李保殷编《刑律总要》。后梁为了推行新律，下令将各道所存唐朝法律书籍焚毁。
后唐同光元年（923）时，已是“今见在三司（御史台、刑部、大理寺）收贮刑书，并是伪廷（后梁）删改者”①。诸道中也只有定州（今属河北）保有唐朝律令格式共286卷，进呈朝廷后，成为后唐法律的依据。次年编集《同光刑律统类》13卷。后唐初年，“格”却仍行“后梁新格”，天成元年（926），决定实行以记载刑狱为主的唐《开成格》。清泰二年（935），又将元年以前十一年内的制敕选396道，编为《清泰编敕》30卷。
后晋初，行后唐明宗朝法制及清泰元年的“编敕”。天福四年（939），将后唐明宗朝已“编集”及编余而“封锁”不行的敕文，重新选386道，编成《天福编敕》31卷。
后周广顺元年（951）正月，新建立的后周决定“并依后晋天福元年以前（后唐）条制施行”①，随即于同年六月，将后晋、后汉及后周有关刑法的敕文，选择26件编为《大周续编敕》2卷。世宗显德四年（957）时，“朝廷之行用者”《（唐）律》一十二卷、《（唐）律疏》三十卷、《（唐）式》二十卷、《（唐）令》三十卷、《开成（详定）格》一十卷、《大中（刑律）统类》一十二卷，及皇朝制敕等”②，但是，律令文辞古质已难以详明含义，加上格敕条目繁多不便检阅。世宗命删繁就简，改正互相矛盾、轻重失当，选择适用于当代的律文，“其所编集者，用律为主，辞旨之有难解者，释以疏义；义理之易了者，略其疏文”。“至于朝廷之禁令、州县之常科，各以类分，悉令编附”①。显德五年编成《大周刑统》20卷，另目录1卷，史称《显德刑统》。
“十国”亦编集法令，如南唐（江南）《刑律统类》10卷、《格令条》80卷，《（后）蜀杂制敕》3卷、《（后蜀）令式》等。
枉法酷刑
五代所编集的法律，有些也较为平允，尤其是后唐明宗时所编法律，名义上还为后晋、后汉、后周所沿用，而后周《显德刑统》更是选编审慎，简明易解，但实际上大多并不执行，除后唐明宗时期以外，枉法酷刑，时有所闻。五代时，不仅各道节度使几乎全是武将，各州长官刺史、各县令也多由武官担任，加上实际掌握司法的各州马步院、各镇将，也都是节度使的牙校、亲随担任。草营人命，判处死刑后也不依例申报刑部复勘，后晋天福三年（938）卢灿进策：“诸道决狱，若关人命，即刑部不合不知”。因此下诏凡断死罪后，要“具录案款事节”申报刑部，如果“案内情曲不圆”，刑部要进行复勘。
各地常不依法审判，非法拷掠，打死后以病死申报。后唐长兴二年开始设“病囚院”，待治愈后依法判决。至于拖延判决，更是屡禁不止。自唐大中六年（852）后，剺耳喊冤的一律决杖流配，虽有理也不受理，后晋天福五年改为据所陈诉理由审理，而剺耳之罪则另行处理。
唐制死刑有绞、斩二等，五代沿袭。后唐天成三年（928），改为“决重杖一顿处死”，以代替绞、斩，后晋又恢复为绞、斩。后晋开运三年（946）时，“外地不守通规，肆率情性，或以长钉贯簪人手足，或以短刀脔割人肌肤，乃至累朝半生半死”②，虽明令禁止，重申只能判处绞、斩，但并无效果。“短刀脔割人肌肤”，实是后晋为后代创设的死刑中的“凌迟”。
各地节度使、刺史法外行刑，视民命如草芥。后晋时，刘知远任北京（今山西太原西南）留守、河东节度使，命节度判官苏逢吉“静狱以祈福祐”，原意应是及时审理积案，而苏“逢吉尽杀禁囚以报”。后周初，隰州刺史许迁“或钉磔贼人，令部下脔割”。随意杀人以代刑法的事各地多有，首都开封在后汉时，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都辖禁军，警卫都邑”，也“不问罪之轻重，理之所在，但云有犯，便处极刑”，“其他断舌、决口、斫筋、折足者，仅无虚日”，根本无所谓法律。动辄全家乃至全族被杀，亦常见不鲜，如后汉时郓州捕贼使臣张令柔“尽杀平阴县十七村民”③。
②俱见《金史·章宗纪》。
①《金史》卷12《章宗纪》。
①《五代会要》卷16《刑部》《大理寺》；《旧五代史》卷147《刑法志》。
①孙逢吉：《职官分纪》卷43《镇将》。
②《旧五代史·刑法志》。
①《册府元龟》卷613《刑法部·定律令》五。
②《五代会要》卷9《定格令》。
③《旧五代史·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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