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五代、宋的宗教 佛 教
自唐会昌五年（845）“禁佛”以后，虽自大中元年（947）起，大力恢复佛教，但佛教已元气大伤，加上唐末农民战争，佛教寺院经济受到沉重打击。自五代开始，战乱频繁，官府管理僧寺的制度松弛，不少僧尼戒律荡然，到后唐时，“僧尼寺院多有故违条法，衷私度人（为僧尼）”，“妄称圣（佛）教，或僧尼不辨，或男女混居”，因而于天成二年（927）规定，志愿出家为僧尼者必须经官府准允，还要考试念经文，“不得私受戒法”，否则处罪。僧尼除规定的“官中斋会行香”等外，“僧尼不得辄有相过，如敢故违”，“画时擒捉，并准奸非例处断”。僧侣不能在尼寺开讲，除斋月开讲时外，“坊界及诸营士女”，“不得过僧舍”，僧侣也不能公然住在民户家中。后晋天福二年（937），也严申出家为僧尼的规定，如果“州府不遵敕命，衷私剃度（僧尼）”，也要受到惩处。但是，五代时不仅朝代更迭频繁，而且常常是政令不畅，到后周时，私自建造佛寺、剃度僧尼、熔铜钱铸佛像，全无法度，罪犯与逃兵也往往乘机削发为僧以逃避惩罚，而“缁徒（僧侣）犯法，盖无科禁，遂至尤违”，不仅有碍社会治安，加上僧尼寺院享有免税、免役特权，因而也严重影响了后周的赋税与兵役。世宗决心对佛教进行整治并加以限制，显德二年（955）下诏，凡是无“敕额寺院”，全部停废；边远州郡而无敕额寺院的；可保留僧、尼寺院各二所；县城及常住居民200户以上的军、镇，又没有敕额寺院的，允许保留僧、尼寺院各一所，如无尼则只保留僧寺一所。凡志愿出家，不仅要得到父母、祖父母（如已丧则由同居伯、叔、兄）同意，男15岁以上，女13岁以上，还须念读经文考试合格，只在首都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大名府、京兆府及青州设立戒坛进行剃度③。共废寺院30336所；保留2694所，系籍的僧尼6.12万人。同年九月，为了解决钱荒，世宗决定除保留必需的铜器及存留寺院的铜佛像外，所有“民间铜器、佛像”全部用于铸铜钱，为了消除人们的疑虑，指出铜像并不是佛，“佛在利人”，“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表明限制佛教发展的决心，此举受到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的高度赞扬：“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①北方的佛教发展受到限制，周世宗此举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代武帝一起被列入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禁佛”，也称“三武一宗法难”①。
佛教在“十国”则并未受到打击，吴僧祖肩以阴阳五行之术佐吴王杨行密，权臣徐温之礼遇石头大师；前蜀王建为诗僧贯休建龙华道场；荆南高季兴之慰留诗僧齐己，可见“十国”帝王礼敬佛教之一斑，而吴越、闽、南唐、南汉的佛教因得到帝王的倡导而尤为兴盛。
吴越王钱镠、钱镠（弘俶）先后尊僧昭、德韶为国师。德韶为法眼宗第二代法嗣，法眼宗遂大盛。法眼宗僧人延寿后修净土宗成为净土宗大师。天台宗义寂向吴越王钱镠提出天台宗佛经因“安史之乱”及会昌禁佛时焚毁，向高丽取经，钱俶即遣使求取，“高丽君乃命国僧谛观报聘，以天台教部还归于我”（《宋高僧传》作通过德韶“嘱人泛舟于日本国购获”），通过义寂的传法，天台宗遂复盛②。佛教其他各宗也都得到发展。
唐末王潮、王审知据福建，提倡佛教。禅宗雪峰义存禅师，王审知“时则迎而馆之于府之东西甲第，每将俨油幢聆法论，未尝不移时”，义存死时已是后梁开平二年（908），义“存之行化四十余年，四方之僧争趋法席者不可胜算矣”50000531_1022_1③，闽国佛教由是大盛。闽国末年，大将李仁达曾一度拥立僧卓岩明为帝。
佛教禅宗至唐代晚期，神秀北宗已衰亡，慧能南宗独盛，弟子南岳怀让门下已形成沩山灵祐及弟子仰山慧寂的“沩仰宗”、临济义玄的“临济宗”；慧能另一弟子青原行思门下也形成洞山良山与弟子曹山本寂的“曹洞宗”。僧文益是青原行思门下七世（义存系）漳州罗汉院桂深的弟子，南唐诸帝崇尚佛教，文益被迎住金陵报恩禅院，号净慧禅师，后迁往清凉寺，弘扬禅宗，死后谥大法眼禅师，其所创宗派，号称“法眼宗”。
南汉前主刘隐、中主刘岩敬重韶州灵树院僧如敏，“署为知圣大师”，僧文偃受知于禅宗青原行思门下五世闽雪峰义存，义存禅师“密以宗印授焉”，文偃后到灵树院为首座，南汉中主“大加欣赏，文偃倡导灵树、云门凡三十年”①，创云门宗，云门宗首先盛行于南汉。
宋朝建立，宋太祖崇佛而有所节制，停止了周世宗的毁寺打击佛教的活动，但“建隆初，诏佛寺已废（者），不得再兴”②。“岁度千人”为僧，在平定诸国前共有僧尼六万七千多人，略多于后周时。欧阳修《归田录》记载：“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现）在佛不拜过去佛。’……适会上意，故微笑而颔之，以为定制。”赞宁是太宗时随吴越王钱镠归宋，故此僧可能并非赞宁。太祖“亲征太原，道经潞州麻衣和尚院，躬祷于佛前”③，宋太祖对于佛教态度于此二者可见。宋“太宗崇尚释教”①，于宋代诸帝中为最甚。太平兴国五年（980），宣召在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译经的法天来京，于太平兴国寺西侧兴建译经院，太宗亲为译经作序。真宗、仁宗时续有译经，宋代译经多属小部。宋代重视佛经的刻印，益州官刻本自开宝四年（971）起到太平兴国四年刻成，称《开宝藏》。以后由寺院刊刻的有福州东禅寺觉院版，崇宁三年（1104）刻成，称《崇宁藏》；两宋之际的开元寺版，称《毗卢藏》；南宋时，湖州思溪圆觉禅院（《思溪藏》、《圆觉藏》）、安吉县（今安吉北）资福禅寺（《资福藏》）、平江府碛沙延圣禅寺（《碛沙藏》），也陆续刊刻《大藏经》，促进了宋代佛教的传播。
宋真宗以后，道教高于佛教，宋徽宗于宣和元年（1119）废佛入道，改寺院为道观，改佛、菩萨为金仙、仙人、大士，和尚为德士、尼为女德等，但次年即恢复佛教。五代北宋初，“东南之俗，连村跨邑去为僧者，盖慵稼穑而避徭役耳”②。雍熙二年（985），“诏自今经业精熟者，方许系籍”③，“系籍”即有“度牒”，以控制僧侣的数量。僧尼数量才逐步减少，天禧五年（1021）为近46万，景祐元年（1034）为43万多，庆历二年（1042）为39万多，熙宁元年（1068）为25万、十年为23万人，主要是自然减员，每年死1万人左右。
宋代对佛道二教实行“度牒”制度，由朝廷每年限量颁发以控制僧、道的数量，宋神宗时开始出卖空名度牒。度牒是僧、道的身份证明，如丢失须取保经官府验证后出给“公凭”，否则还俗。出家者须经父母等同意，无过犯、文身，男19岁以下、女14岁以下，佛教男称“行者”、女称“尼童”（道教称“道童”，男为道士童子，女为女冠童子），“童行”是道佛两教出家者未剃（披）度前道童与行者的合称。行者（18岁）、尼童（15岁）经考试读经等方可“剃度”（道童须经“披度”，合称“披剃”）受戒才给度牒，才能享受免赋役的特权。宋朝廷发放“度牒”的数量，自“嘉祐（元年，1056）至治平（四年，1067）总十三（二）年，给七万八千余道，熙宁（元年，1068）至今（八年，1075）八年，给八万九千余道”①，前期每年为6500多道，后期为11100多道。通常“行童”十人中每年许一人“剃（披）度”，有时采取每僧百人、尼五十人、道士·女冠二十人“披剃”“童行一人”，由于数量限制，以致有的已三四十岁但仍为“童行”②。
宋代佛教禅宗、净土宗最为流行，其次为天台宗、华严宗、律宗。禅宗自唐末五代分为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宗，到宋初，已只有临济、云门二宗盛行，其他各宗逐渐衰落。云门宗怀澄门人慧南，后师临济宗潭州石霜崇胜寺楚圆（慈明）禅师，北宋景祐三年（1036），在洪州黄龙山宣扬禅宗，创“黄龙派”，亦称“黄龙宗”，禅法兴盛。慧南的同门方会禅师“辞（楚圆）归九峰，后道俗迎居杨岐（属袁州，今江西宜春）”山，宣扬禅宗，也称杨岐禅师，创“杨岐派”，亦称杨岐宗，庆历六年（1046）移住潭州云山海会寺。杨岐、黄龙合前五宗，合称“五家七宗”，也称“五宗七家”。
南宋时，禅宗只有临济宗兴盛，黄龙派于淳熙十四年（1187）后由日僧荣西传往日本，此后黄龙派日渐衰落；杨岐派也于庆元五年（1199）后由日僧俊芿、辨圆先后传往日本，南宋后期的临济宗实即是杨岐宗。宋代禅宗最盛，其徒先后撰有《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南宋末淳祐十二年（1252）释普济对五书删繁就简，编为《五灯会元》，为唐宋禅宗史与语录集。
净土宗，五代末吴越禅宗法眼宗延寿禅师，后住杭州永明寺，创禅宗、净土宗合行说，著《万善同归集》，前后度弟子1700人。宋开宝七年（974，时吴越尚未归宋）入天台山，度戒约万余人。杭州昭庆寺净土宗省常于宋太宗末年在西湖边结莲社（后改易行社），入社的信众百余人、僧众达千余人；此后佛教结社念佛遂成风气。宋代净土宗常依附于禅宗、天台宗、律宗。
天台宗自五代时吴越义寂再兴后，义寂同门杭州慈光院志因的弟子晤恩，于北宋初著书否定《金光明玄义》是智■的真作，而义寂的再传弟子知礼也著书驳斥，知礼的弟子遂自称为“山家”，而贬称晤恩的弟子为“山外”，斥为不纯，“山外”派不久即衰，南宋天台宗（山家）僧志磐于咸淳五年（1269）完成以天台宗（山家）为主的佛教史《佛祖统纪》。
律宗自分为南山宗、相部宗和东塔宗三家后，到五代、宋代已只有南山宗单传，吴越末北宋初著名的律师赞宁专习南山律，有“律虎”之称，奉诏于宋端拱元年（988）撰成《大宋高僧传》，主要录唐（高宗时起）、五代及北宋初各宗僧人，是重要的佛教传记著作。宋仁宗时律师允堪在杭州大昭庆寺、苏州开元寺、秀州（今浙江嘉兴）精严寺建戒坛度僧，律宗复兴，著有《会正记》，后称“会正宗”。再传弟子元照活跃于北宋后期，他原是天台宗，采取天台宗说讲律，著《资持记》，后称“资持宗”，后此宗独盛，还东传日本，南宋理宗时有著名律师临安闻思。
华严宗，因是唐代贤首（法藏）所创，也称贤首宗，唐末五代衰微，北宋神宗时，杭州慧因禅院净源传播华严宗。元祐元年（1086），原高丽王子义天师承净源，带来久已散失的经疏多种，元祐三年回国，华严宗遂传往高丽。同年，慧因禅院改为教院，弘扬华严宗，时称净源为“中兴教主”。其后，有道亭著《义苑疏》、观复著《折薪记》、师会著《焚薪》与《复古记》、希迪著《集成记》，以注解《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史称宋代华严四大家。
吐蕃地区在唐代中叶以前传播的佛教，史称前弘期，基本上是印度佛教的教义与形式，相当于唐开成三年（828），达玛（达磨）赞普即位，不久即灭佛，除边远地区外，佛教基本被消灭。到相当于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具有吐蕃本教特色的佛教复兴，后世称为“藏传佛教”（喇嘛教），史称“后弘期”，有“噶当（甘丹）派”、“萨迦（萨思迦）派”、“噶举派”以及佛教密宗“宁玛派”和接受佛教影响的本地原始宗教“本教”（钵教、黑教）等。
道 教
唐朝奉老子为始祖，崇奉道教，尊老子为圣祖、玄元皇帝，后梁代唐，道教宫观“例多毁废”。后唐代梁，以继承唐朝自居，亦以老子为圣祖、玄元皇帝，于都城洛阳建有圣祖玄元庙。明宗天成二年（927），以“天下宫观，久失崇修”，以及“有玄元皇帝（老子）宫殿处”，一一进行修复。后晋高祖也是“素尚玄元”，多次召见道士张荐明“礼之为师”，赐号通玄先生，天福五年（940）刻印《道德经》颁行。后周世宗于显德三年（956）召见华州道士陈抟，六年又于都城开封“新修太清观”，并将濮州一大钟移置观内。五代皇帝除后梁外，大多崇奉道教③。
五代、宋代的汉族上自帝王下至百姓，大多兼信佛、道二教，而在佛教传入与道教创立以前所崇拜的诸神，在道教创立以后大多归入为道教诸神。道教并不断创造新的道教神仙，举凡天、地、风、雨、名山大川、湖海，直至城隍、土地、山神、门神、灶神，无不有神。而名人义士也不断变为神仙，民间信奉的“八仙”，就是新创造的道教神仙，其中除张果老（张果）、韩湘子（韩湘）是唐代创造，其他都是五代、宋代创造的①。
五代时战乱不断，不少士人隐遁山林，道教成为他们的归宿，中原著名的道士除张荐明、陈抟外，还有道士郑遨（云叟）、李道殷、罗隐之，“世目以为三高士”①。被后世尊为道家“八仙”之一的吕（岩）洞宾，原是唐末五代的隐士，与陈抟交游。八仙之二的汉钟离，原名钟离权，据说原是后晋的武将，后入道，也与陈抟交往，俗称汉钟离，当是后汉时“得道”而称汉钟离，但存在不到五年的后汉为后代道徒“遗忘”，而附会为秦汉时的汉代。八仙之三蓝采和，乃指南唐洪州西山隐士陈陶，他“以修养烧炼为事”，宋初于市上歌唱“蓝采和，蓝采和，尘世纷纷事更多”，后世以为蓝采和即是陈陶①。钟、吕二人后被全真道列入北五祖。
“十国”帝王也大都礼遇或重用道士，如唐末歙州南山道士聂师道，郡守时咨以郡政，名其山为问政山，时人称之为问政先生，其地归吴后他得到吴王杨行密的宠信。泉州道士谭紫霄，先后受到闽帝王继鹏、南唐后主李煜礼遇。吴越王钱镠为道士闾邱方远、朱霄外，分别建或修太极宫、栖霞宫道观。此外，前蜀王建重用道士杜光庭，北汉刘崇重用道士郭无为、闽帝王鏻重用道士陈守元。
北宋皇朝建立，宋太祖对佛、道采取兼容政策。宋太宗利用道士张守真、方士马韶为其夺取帝位乃是神和上天的意志制造舆论，宋太宗随后即为张守真在终南山建造北帝宫，起用马韶为官。宋太宗还召见陈抟、丁少微、赵自然等著名道士，或赐道号、紫衣，或修道观，并命整理道教典籍。宋真宗在“澶渊之盟”后，为了向崇奉天帝的辽朝表明宋朝是受命于天，以掩盖其处理宋辽关系的无能，景德五年（1008）正月，遂利用道教在朝元殿建道场，制造神人降“天书”《大中祥符》，于是改当年为大中祥符，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又制造道教的九天司命天神是赵宋皇族的始祖赵玄朗，降临宋廷，追尊之为圣祖；后又亲赴亳州太清宫，祭祀被尊为道教教祖的老子李耳，并加封为太上老君混元皇帝。道教宫观相继修建，祭祀活动频繁进行，道教得到空前的尊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②，直至宋真宗死，以“天书”随葬而告平息。道士总人数自真宗末的天禧五年（1021）以后，均略多于2万人（含女冠，下同），熙宁元年（1068）以后降为1.9万多人。
政和三年（1113）十一月郊祀时，徽宗等君臣见到空中楼阁（如是事实，当是海市蜃楼），遂制造天神降临，掀起了又一次崇奉道教的高潮，于是访求道教经典，建“道学”，修建道教宫观，塑造老子圣像。七年，道士林灵素又宣说宋徽宗是上帝的长子下凡，奸臣蔡京、王黼、童贯等都是仙吏下凡，昏君徽宗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③。宣和元年（1119），又罢佛教归入道教，次年恢复佛教，但崇道活动仍旧进行。靖康元年（1126），当面对金兵围城之际，钦宗命方士郭京率“六甲”神兵出击金兵，郭京的出城逃跑直接导致了北宋灭亡。
“龙虎宗”，五代、北宋的道教符箓派分为龙虎宗、茅山宗（上清派）和閤皂宗（灵宝派）。龙虎宗是张道陵后裔在唐代创建，以龙虎山（今江西贵溪西南）为中心的道教主要宗派，亦称天师道、正一道。天圣八年（1030）赐天师道张乾曜为虚靖（一作澄素）先生，“仍令世袭先生号”①。北宋末徽宗时，又升龙虎山上清观为上清正一宫。
“茅山宗”创自南齐道士陶弘景，上承上清派，逐渐成为道教的主流，直至北宋末。哲宗绍圣四年（1097），召茅山（今江苏句容东南）道士刘混康到首都开封主持上清储祥宫道观，赐号洞元通妙大师；元符元年（1098），他在茅山所居庵旁的殿宇赐名为元符观；次年复归茅山。徽宗时，茅山宗达到全盛时期，“其徒倚为奸利，夺民苇场，强市庐舍，词讼到（江宁）府，吏观望不敢治”②。
“閤皂宗”亦称灵宝派，创立于北宋，以閤皂山（今江西新干北）为中心。哲宗时，閤皂宗（灵宝箓），与龙虎宗（正一箓）、茅山宗（上清箓）已同为符箓派三宗之一。
南宋时符箓旧派三宗仍是道教的主流，理宗嘉熙三年（1239），敕命龙虎宗的三十五代天师张大可为提举三山（龙虎山、茅山、閤皂山）符箓兼御前诸宫观教门公事，龙虎宗遂成为各道派之首。开庆元年（1259）忽必烈围攻鄂州，曾派使密访张大可，这是对张大可是南宋道教首领的认同，元初任命龙虎宗嗣天师主领江南道教①。
此外，符箓派还有临川（今属江西）人饶洞天创于北宋淳化五年（994）的天心派，行天心正法；北宋徽宗时南丰（今属江西）王文卿创立的神霄派，行神霄雷法；形成于两宋之际的东华派和理宗时的清微派等，以及何真公创自南宋高宗时强调忠孝主张三教融合，实为儒道合流的净明道，也称净明忠孝道，这些都属符箓新派。
道教金丹派（亦称丹鼎派）外丹学派，在唐代因道士想通过服食“仙丹”成仙而中毒死亡之事屡屡发生，故外丹学派到唐末已衰落。五代、北宋初的钟离权、吕洞宾、陈抟等内丹学派兴起。北宋中叶张伯端著《悟真篇》，是内丹学派的重要著作。张伯端，号紫阳，亦称张紫阳，后被奉为全真道南宗始祖。张伯端传石泰，石泰传薛道光，薛道光传南宋人陈楠，陈楠传白玉蟾，已是南宋中叶。白玉蟾打破此前单传的传统，广收门徒，终于形成道派，称建宗传法之所为“靖”，白玉蟾称碧芝靖、其徒彭耜称鹤林靖、彭耜之徒林伯谦称紫光靖。南宗受符箓派影响，自陈楠起兼行雷法。而以精、气、神为核心的南宗内丹学亦影响了符箓派，神霄、清微、净明等新道派，也都主张兼行“内炼成丹”。而同源的北方金朝王喆（重阳子）创立的全真道也吸收了南宗内丹学派理论。南宗到元初与北方全真道（北宗）逐渐合流，元代被称为全真道南宗，张伯端、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被尊为南五祖②。内丹学的发展也促进气功学及相关医学的发展，对“宋学（理学派等）”的形成与发展也有一定影响。
民间信仰的道教人物“八仙”中的何仙姑、李铁拐（铁拐李）、曹国舅，传说都是宋代人。北宋时有永州（今湖南零陵）女子能知人祸福，南宋末《混元仙派图》中，吕洞宾有女弟子赵仙姑，元代人又说她姓赵名何，赵仙姑就成了何仙姑；北宋太宗时有“跛仙”
遇吕洞宾于君山（今湖南岳阳西），到《混元仙派图》中，有了吕洞宾的弟子李铁拐、曹国舅。曹国舅“并云其为北宋丞相曹彬之子，曹皇后之弟，故称国舅”。武将曹彬确有孙女（但不是女儿）为仁宗皇后，皇后弟曹佾曾以使相兼景灵宫使③，景灵宫原是宋真宗制造的赵姓始祖道教尊神赵玄朗的奉祀宫观，这些或许是后世道徒制造曹国舅为神仙的依据。五代的汉钟离、吕洞宾、蓝采和，宋代的何仙姑、李铁拐、曹国舅，再加上唐玄宗时已“得道”的张果（张果老）、韩愈的侄子韩湘（韩湘子）也已于唐宪宗时“得道”，在宋元之际形成为道教的“八仙”。
伊斯兰教、犹太教、摩尼教
喀喇汗王朝，驻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的博格拉汗萨图克在相当于中原五代时，已接受伊斯兰教，其子又定为国教，今日中国的新疆西部地区最早拥有大量伊斯教信徒，到宋建隆元年（960）时，已有20万帐牧民信奉伊斯兰教。
五代、宋代的东南沿海港口城市广州（今属广东）、泉州（今属福建）、扬州（今属江苏），有不少阿拉伯商人，他们在当地建有伊斯兰教寺院，最早的是广州怀圣寺，世传建于唐代，南宋岳珂记他在绍熙三年（1192）时在广州所见番商的寺院，当即是怀圣寺。泉州有建于宋真宗时的圣友寺和南宋高宗时的清净寺，南宋末在扬州也建有礼拜寺等伊斯兰教寺院，都是来宋经商及侨居的阿拉伯商人为进行宗教活动而建①。
北宋首都开封曾聚居了相当多的犹太人，到金代时仍有不少，据明弘治二年（1489）《重建清真寺记》所记，犹太人建造该犹太教寺院，是始于宋隆兴元年（1163），这是金世宗大定三年，其时已是金南京开封府。
摩尼教自唐代传入后，在唐武宗禁佛时也遭到打击，遂在民间流传，宋代东南沿海地区流传较广，被称为“吃菜事魔”教，也称“明教”，北宋末年两浙路方腊起义时，摩尼教徒曾参加起义，因而受到打击，但仍在民间流传，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十月时，陆游所说的，“两浙谓之牟尼教”、“福建谓之明教”，即是①。
③参据《东京梦华录》卷6至10；《梦梁录》卷1至6；陈元靓：《岁时广记》。
①《五代会要》卷12《燃灯》。
①《五代会要》卷12《寺》、《杂录》。
②《资治通鉴》卷292，后周显德二年九月。
③《中国佛教》（一），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①吴任臣：《十国春秋》卷89《僧义寂传》；赞宁：《宋高僧传》卷7《义寂传》。
②《宋高僧传》卷12《义存传》。
③《十国春秋》卷66《僧如敏传》、《僧文偃传》。
①《宋会要辑稿》道释1之15。
②《宋朝事实类苑》卷1。
③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63《财用门·鬻僧类》。
①《宋朝事实》卷7《道释》。
②《宋会要辑稿》道释1之14。
③《山堂考索·后集》卷63《财用门·鬻僧类》。
①行者、尼童受十戒剃度为沙弥、沙弥尼，再受大戒（具足戒）为比丘（和尚）、比丘尼（尼姑）。
①《册府元龟》卷54《帝王部·尚黄老》二。
①参考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第1卷，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
②《新五代史》卷34《郑遨传》。
③《十国春秋》卷29《陈陶传》。
①《宋史》卷8《真宗纪·赞》。
②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32，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书局本。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9，天圣八年五月甲寅。
②《宋史》卷356《薛静传》。
③《元史》卷202《释老传·正一天师》。
①为便于叙述此处即称张伯端一系为南宗。北宗五祖为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喆。南宗始祖张伯端为刘海蟾弟子。北宗高于南宗。
①《中国道教史》第十一章，四“曹国舅”。曹佾为保平军节度使、同平章事、景灵宫使，按：节度使兼同平章事（侍中、中书令）称为“使相”，只有丞相的礼遇而无丞相的职权。曹彬曾以节度使兼同平章事，也只是“使相”而非丞相。
自唐会昌五年（845）“禁佛”以后，虽自大中元年（947）起，大力恢复佛教，但佛教已元气大伤，加上唐末农民战争，佛教寺院经济受到沉重打击。自五代开始，战乱频繁，官府管理僧寺的制度松弛，不少僧尼戒律荡然，到后唐时，“僧尼寺院多有故违条法，衷私度人（为僧尼）”，“妄称圣（佛）教，或僧尼不辨，或男女混居”，因而于天成二年（927）规定，志愿出家为僧尼者必须经官府准允，还要考试念经文，“不得私受戒法”，否则处罪。僧尼除规定的“官中斋会行香”等外，“僧尼不得辄有相过，如敢故违”，“画时擒捉，并准奸非例处断”。僧侣不能在尼寺开讲，除斋月开讲时外，“坊界及诸营士女”，“不得过僧舍”，僧侣也不能公然住在民户家中。后晋天福二年（937），也严申出家为僧尼的规定，如果“州府不遵敕命，衷私剃度（僧尼）”，也要受到惩处。但是，五代时不仅朝代更迭频繁，而且常常是政令不畅，到后周时，私自建造佛寺、剃度僧尼、熔铜钱铸佛像，全无法度，罪犯与逃兵也往往乘机削发为僧以逃避惩罚，而“缁徒（僧侣）犯法，盖无科禁，遂至尤违”，不仅有碍社会治安，加上僧尼寺院享有免税、免役特权，因而也严重影响了后周的赋税与兵役。世宗决心对佛教进行整治并加以限制，显德二年（955）下诏，凡是无“敕额寺院”，全部停废；边远州郡而无敕额寺院的；可保留僧、尼寺院各二所；县城及常住居民200户以上的军、镇，又没有敕额寺院的，允许保留僧、尼寺院各一所，如无尼则只保留僧寺一所。凡志愿出家，不仅要得到父母、祖父母（如已丧则由同居伯、叔、兄）同意，男15岁以上，女13岁以上，还须念读经文考试合格，只在首都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大名府、京兆府及青州设立戒坛进行剃度③。共废寺院30336所；保留2694所，系籍的僧尼6.12万人。同年九月，为了解决钱荒，世宗决定除保留必需的铜器及存留寺院的铜佛像外，所有“民间铜器、佛像”全部用于铸铜钱，为了消除人们的疑虑，指出铜像并不是佛，“佛在利人”，“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表明限制佛教发展的决心，此举受到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的高度赞扬：“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①北方的佛教发展受到限制，周世宗此举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代武帝一起被列入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禁佛”，也称“三武一宗法难”①。
佛教在“十国”则并未受到打击，吴僧祖肩以阴阳五行之术佐吴王杨行密，权臣徐温之礼遇石头大师；前蜀王建为诗僧贯休建龙华道场；荆南高季兴之慰留诗僧齐己，可见“十国”帝王礼敬佛教之一斑，而吴越、闽、南唐、南汉的佛教因得到帝王的倡导而尤为兴盛。
吴越王钱镠、钱镠（弘俶）先后尊僧昭、德韶为国师。德韶为法眼宗第二代法嗣，法眼宗遂大盛。法眼宗僧人延寿后修净土宗成为净土宗大师。天台宗义寂向吴越王钱镠提出天台宗佛经因“安史之乱”及会昌禁佛时焚毁，向高丽取经，钱俶即遣使求取，“高丽君乃命国僧谛观报聘，以天台教部还归于我”（《宋高僧传》作通过德韶“嘱人泛舟于日本国购获”），通过义寂的传法，天台宗遂复盛②。佛教其他各宗也都得到发展。
唐末王潮、王审知据福建，提倡佛教。禅宗雪峰义存禅师，王审知“时则迎而馆之于府之东西甲第，每将俨油幢聆法论，未尝不移时”，义存死时已是后梁开平二年（908），义“存之行化四十余年，四方之僧争趋法席者不可胜算矣”50000531_1022_1③，闽国佛教由是大盛。闽国末年，大将李仁达曾一度拥立僧卓岩明为帝。
佛教禅宗至唐代晚期，神秀北宗已衰亡，慧能南宗独盛，弟子南岳怀让门下已形成沩山灵祐及弟子仰山慧寂的“沩仰宗”、临济义玄的“临济宗”；慧能另一弟子青原行思门下也形成洞山良山与弟子曹山本寂的“曹洞宗”。僧文益是青原行思门下七世（义存系）漳州罗汉院桂深的弟子，南唐诸帝崇尚佛教，文益被迎住金陵报恩禅院，号净慧禅师，后迁往清凉寺，弘扬禅宗，死后谥大法眼禅师，其所创宗派，号称“法眼宗”。
南汉前主刘隐、中主刘岩敬重韶州灵树院僧如敏，“署为知圣大师”，僧文偃受知于禅宗青原行思门下五世闽雪峰义存，义存禅师“密以宗印授焉”，文偃后到灵树院为首座，南汉中主“大加欣赏，文偃倡导灵树、云门凡三十年”①，创云门宗，云门宗首先盛行于南汉。
宋朝建立，宋太祖崇佛而有所节制，停止了周世宗的毁寺打击佛教的活动，但“建隆初，诏佛寺已废（者），不得再兴”②。“岁度千人”为僧，在平定诸国前共有僧尼六万七千多人，略多于后周时。欧阳修《归田录》记载：“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现）在佛不拜过去佛。’……适会上意，故微笑而颔之，以为定制。”赞宁是太宗时随吴越王钱镠归宋，故此僧可能并非赞宁。太祖“亲征太原，道经潞州麻衣和尚院，躬祷于佛前”③，宋太祖对于佛教态度于此二者可见。宋“太宗崇尚释教”①，于宋代诸帝中为最甚。太平兴国五年（980），宣召在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译经的法天来京，于太平兴国寺西侧兴建译经院，太宗亲为译经作序。真宗、仁宗时续有译经，宋代译经多属小部。宋代重视佛经的刻印，益州官刻本自开宝四年（971）起到太平兴国四年刻成，称《开宝藏》。以后由寺院刊刻的有福州东禅寺觉院版，崇宁三年（1104）刻成，称《崇宁藏》；两宋之际的开元寺版，称《毗卢藏》；南宋时，湖州思溪圆觉禅院（《思溪藏》、《圆觉藏》）、安吉县（今安吉北）资福禅寺（《资福藏》）、平江府碛沙延圣禅寺（《碛沙藏》），也陆续刊刻《大藏经》，促进了宋代佛教的传播。
宋真宗以后，道教高于佛教，宋徽宗于宣和元年（1119）废佛入道，改寺院为道观，改佛、菩萨为金仙、仙人、大士，和尚为德士、尼为女德等，但次年即恢复佛教。五代北宋初，“东南之俗，连村跨邑去为僧者，盖慵稼穑而避徭役耳”②。雍熙二年（985），“诏自今经业精熟者，方许系籍”③，“系籍”即有“度牒”，以控制僧侣的数量。僧尼数量才逐步减少，天禧五年（1021）为近46万，景祐元年（1034）为43万多，庆历二年（1042）为39万多，熙宁元年（1068）为25万、十年为23万人，主要是自然减员，每年死1万人左右。
宋代对佛道二教实行“度牒”制度，由朝廷每年限量颁发以控制僧、道的数量，宋神宗时开始出卖空名度牒。度牒是僧、道的身份证明，如丢失须取保经官府验证后出给“公凭”，否则还俗。出家者须经父母等同意，无过犯、文身，男19岁以下、女14岁以下，佛教男称“行者”、女称“尼童”（道教称“道童”，男为道士童子，女为女冠童子），“童行”是道佛两教出家者未剃（披）度前道童与行者的合称。行者（18岁）、尼童（15岁）经考试读经等方可“剃度”（道童须经“披度”，合称“披剃”）受戒才给度牒，才能享受免赋役的特权。宋朝廷发放“度牒”的数量，自“嘉祐（元年，1056）至治平（四年，1067）总十三（二）年，给七万八千余道，熙宁（元年，1068）至今（八年，1075）八年，给八万九千余道”①，前期每年为6500多道，后期为11100多道。通常“行童”十人中每年许一人“剃（披）度”，有时采取每僧百人、尼五十人、道士·女冠二十人“披剃”“童行一人”，由于数量限制，以致有的已三四十岁但仍为“童行”②。
宋代佛教禅宗、净土宗最为流行，其次为天台宗、华严宗、律宗。禅宗自唐末五代分为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宗，到宋初，已只有临济、云门二宗盛行，其他各宗逐渐衰落。云门宗怀澄门人慧南，后师临济宗潭州石霜崇胜寺楚圆（慈明）禅师，北宋景祐三年（1036），在洪州黄龙山宣扬禅宗，创“黄龙派”，亦称“黄龙宗”，禅法兴盛。慧南的同门方会禅师“辞（楚圆）归九峰，后道俗迎居杨岐（属袁州，今江西宜春）”山，宣扬禅宗，也称杨岐禅师，创“杨岐派”，亦称杨岐宗，庆历六年（1046）移住潭州云山海会寺。杨岐、黄龙合前五宗，合称“五家七宗”，也称“五宗七家”。
南宋时，禅宗只有临济宗兴盛，黄龙派于淳熙十四年（1187）后由日僧荣西传往日本，此后黄龙派日渐衰落；杨岐派也于庆元五年（1199）后由日僧俊芿、辨圆先后传往日本，南宋后期的临济宗实即是杨岐宗。宋代禅宗最盛，其徒先后撰有《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南宋末淳祐十二年（1252）释普济对五书删繁就简，编为《五灯会元》，为唐宋禅宗史与语录集。
净土宗，五代末吴越禅宗法眼宗延寿禅师，后住杭州永明寺，创禅宗、净土宗合行说，著《万善同归集》，前后度弟子1700人。宋开宝七年（974，时吴越尚未归宋）入天台山，度戒约万余人。杭州昭庆寺净土宗省常于宋太宗末年在西湖边结莲社（后改易行社），入社的信众百余人、僧众达千余人；此后佛教结社念佛遂成风气。宋代净土宗常依附于禅宗、天台宗、律宗。
天台宗自五代时吴越义寂再兴后，义寂同门杭州慈光院志因的弟子晤恩，于北宋初著书否定《金光明玄义》是智■的真作，而义寂的再传弟子知礼也著书驳斥，知礼的弟子遂自称为“山家”，而贬称晤恩的弟子为“山外”，斥为不纯，“山外”派不久即衰，南宋天台宗（山家）僧志磐于咸淳五年（1269）完成以天台宗（山家）为主的佛教史《佛祖统纪》。
律宗自分为南山宗、相部宗和东塔宗三家后，到五代、宋代已只有南山宗单传，吴越末北宋初著名的律师赞宁专习南山律，有“律虎”之称，奉诏于宋端拱元年（988）撰成《大宋高僧传》，主要录唐（高宗时起）、五代及北宋初各宗僧人，是重要的佛教传记著作。宋仁宗时律师允堪在杭州大昭庆寺、苏州开元寺、秀州（今浙江嘉兴）精严寺建戒坛度僧，律宗复兴，著有《会正记》，后称“会正宗”。再传弟子元照活跃于北宋后期，他原是天台宗，采取天台宗说讲律，著《资持记》，后称“资持宗”，后此宗独盛，还东传日本，南宋理宗时有著名律师临安闻思。
华严宗，因是唐代贤首（法藏）所创，也称贤首宗，唐末五代衰微，北宋神宗时，杭州慧因禅院净源传播华严宗。元祐元年（1086），原高丽王子义天师承净源，带来久已散失的经疏多种，元祐三年回国，华严宗遂传往高丽。同年，慧因禅院改为教院，弘扬华严宗，时称净源为“中兴教主”。其后，有道亭著《义苑疏》、观复著《折薪记》、师会著《焚薪》与《复古记》、希迪著《集成记》，以注解《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史称宋代华严四大家。
吐蕃地区在唐代中叶以前传播的佛教，史称前弘期，基本上是印度佛教的教义与形式，相当于唐开成三年（828），达玛（达磨）赞普即位，不久即灭佛，除边远地区外，佛教基本被消灭。到相当于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具有吐蕃本教特色的佛教复兴，后世称为“藏传佛教”（喇嘛教），史称“后弘期”，有“噶当（甘丹）派”、“萨迦（萨思迦）派”、“噶举派”以及佛教密宗“宁玛派”和接受佛教影响的本地原始宗教“本教”（钵教、黑教）等。
道 教
唐朝奉老子为始祖，崇奉道教，尊老子为圣祖、玄元皇帝，后梁代唐，道教宫观“例多毁废”。后唐代梁，以继承唐朝自居，亦以老子为圣祖、玄元皇帝，于都城洛阳建有圣祖玄元庙。明宗天成二年（927），以“天下宫观，久失崇修”，以及“有玄元皇帝（老子）宫殿处”，一一进行修复。后晋高祖也是“素尚玄元”，多次召见道士张荐明“礼之为师”，赐号通玄先生，天福五年（940）刻印《道德经》颁行。后周世宗于显德三年（956）召见华州道士陈抟，六年又于都城开封“新修太清观”，并将濮州一大钟移置观内。五代皇帝除后梁外，大多崇奉道教③。
五代、宋代的汉族上自帝王下至百姓，大多兼信佛、道二教，而在佛教传入与道教创立以前所崇拜的诸神，在道教创立以后大多归入为道教诸神。道教并不断创造新的道教神仙，举凡天、地、风、雨、名山大川、湖海，直至城隍、土地、山神、门神、灶神，无不有神。而名人义士也不断变为神仙，民间信奉的“八仙”，就是新创造的道教神仙，其中除张果老（张果）、韩湘子（韩湘）是唐代创造，其他都是五代、宋代创造的①。
五代时战乱不断，不少士人隐遁山林，道教成为他们的归宿，中原著名的道士除张荐明、陈抟外，还有道士郑遨（云叟）、李道殷、罗隐之，“世目以为三高士”①。被后世尊为道家“八仙”之一的吕（岩）洞宾，原是唐末五代的隐士，与陈抟交游。八仙之二的汉钟离，原名钟离权，据说原是后晋的武将，后入道，也与陈抟交往，俗称汉钟离，当是后汉时“得道”而称汉钟离，但存在不到五年的后汉为后代道徒“遗忘”，而附会为秦汉时的汉代。八仙之三蓝采和，乃指南唐洪州西山隐士陈陶，他“以修养烧炼为事”，宋初于市上歌唱“蓝采和，蓝采和，尘世纷纷事更多”，后世以为蓝采和即是陈陶①。钟、吕二人后被全真道列入北五祖。
“十国”帝王也大都礼遇或重用道士，如唐末歙州南山道士聂师道，郡守时咨以郡政，名其山为问政山，时人称之为问政先生，其地归吴后他得到吴王杨行密的宠信。泉州道士谭紫霄，先后受到闽帝王继鹏、南唐后主李煜礼遇。吴越王钱镠为道士闾邱方远、朱霄外，分别建或修太极宫、栖霞宫道观。此外，前蜀王建重用道士杜光庭，北汉刘崇重用道士郭无为、闽帝王鏻重用道士陈守元。
北宋皇朝建立，宋太祖对佛、道采取兼容政策。宋太宗利用道士张守真、方士马韶为其夺取帝位乃是神和上天的意志制造舆论，宋太宗随后即为张守真在终南山建造北帝宫，起用马韶为官。宋太宗还召见陈抟、丁少微、赵自然等著名道士，或赐道号、紫衣，或修道观，并命整理道教典籍。宋真宗在“澶渊之盟”后，为了向崇奉天帝的辽朝表明宋朝是受命于天，以掩盖其处理宋辽关系的无能，景德五年（1008）正月，遂利用道教在朝元殿建道场，制造神人降“天书”《大中祥符》，于是改当年为大中祥符，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又制造道教的九天司命天神是赵宋皇族的始祖赵玄朗，降临宋廷，追尊之为圣祖；后又亲赴亳州太清宫，祭祀被尊为道教教祖的老子李耳，并加封为太上老君混元皇帝。道教宫观相继修建，祭祀活动频繁进行，道教得到空前的尊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②，直至宋真宗死，以“天书”随葬而告平息。道士总人数自真宗末的天禧五年（1021）以后，均略多于2万人（含女冠，下同），熙宁元年（1068）以后降为1.9万多人。
政和三年（1113）十一月郊祀时，徽宗等君臣见到空中楼阁（如是事实，当是海市蜃楼），遂制造天神降临，掀起了又一次崇奉道教的高潮，于是访求道教经典，建“道学”，修建道教宫观，塑造老子圣像。七年，道士林灵素又宣说宋徽宗是上帝的长子下凡，奸臣蔡京、王黼、童贯等都是仙吏下凡，昏君徽宗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③。宣和元年（1119），又罢佛教归入道教，次年恢复佛教，但崇道活动仍旧进行。靖康元年（1126），当面对金兵围城之际，钦宗命方士郭京率“六甲”神兵出击金兵，郭京的出城逃跑直接导致了北宋灭亡。
“龙虎宗”，五代、北宋的道教符箓派分为龙虎宗、茅山宗（上清派）和閤皂宗（灵宝派）。龙虎宗是张道陵后裔在唐代创建，以龙虎山（今江西贵溪西南）为中心的道教主要宗派，亦称天师道、正一道。天圣八年（1030）赐天师道张乾曜为虚靖（一作澄素）先生，“仍令世袭先生号”①。北宋末徽宗时，又升龙虎山上清观为上清正一宫。
“茅山宗”创自南齐道士陶弘景，上承上清派，逐渐成为道教的主流，直至北宋末。哲宗绍圣四年（1097），召茅山（今江苏句容东南）道士刘混康到首都开封主持上清储祥宫道观，赐号洞元通妙大师；元符元年（1098），他在茅山所居庵旁的殿宇赐名为元符观；次年复归茅山。徽宗时，茅山宗达到全盛时期，“其徒倚为奸利，夺民苇场，强市庐舍，词讼到（江宁）府，吏观望不敢治”②。
“閤皂宗”亦称灵宝派，创立于北宋，以閤皂山（今江西新干北）为中心。哲宗时，閤皂宗（灵宝箓），与龙虎宗（正一箓）、茅山宗（上清箓）已同为符箓派三宗之一。
南宋时符箓旧派三宗仍是道教的主流，理宗嘉熙三年（1239），敕命龙虎宗的三十五代天师张大可为提举三山（龙虎山、茅山、閤皂山）符箓兼御前诸宫观教门公事，龙虎宗遂成为各道派之首。开庆元年（1259）忽必烈围攻鄂州，曾派使密访张大可，这是对张大可是南宋道教首领的认同，元初任命龙虎宗嗣天师主领江南道教①。
此外，符箓派还有临川（今属江西）人饶洞天创于北宋淳化五年（994）的天心派，行天心正法；北宋徽宗时南丰（今属江西）王文卿创立的神霄派，行神霄雷法；形成于两宋之际的东华派和理宗时的清微派等，以及何真公创自南宋高宗时强调忠孝主张三教融合，实为儒道合流的净明道，也称净明忠孝道，这些都属符箓新派。
道教金丹派（亦称丹鼎派）外丹学派，在唐代因道士想通过服食“仙丹”成仙而中毒死亡之事屡屡发生，故外丹学派到唐末已衰落。五代、北宋初的钟离权、吕洞宾、陈抟等内丹学派兴起。北宋中叶张伯端著《悟真篇》，是内丹学派的重要著作。张伯端，号紫阳，亦称张紫阳，后被奉为全真道南宗始祖。张伯端传石泰，石泰传薛道光，薛道光传南宋人陈楠，陈楠传白玉蟾，已是南宋中叶。白玉蟾打破此前单传的传统，广收门徒，终于形成道派，称建宗传法之所为“靖”，白玉蟾称碧芝靖、其徒彭耜称鹤林靖、彭耜之徒林伯谦称紫光靖。南宗受符箓派影响，自陈楠起兼行雷法。而以精、气、神为核心的南宗内丹学亦影响了符箓派，神霄、清微、净明等新道派，也都主张兼行“内炼成丹”。而同源的北方金朝王喆（重阳子）创立的全真道也吸收了南宗内丹学派理论。南宗到元初与北方全真道（北宗）逐渐合流，元代被称为全真道南宗，张伯端、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被尊为南五祖②。内丹学的发展也促进气功学及相关医学的发展，对“宋学（理学派等）”的形成与发展也有一定影响。
民间信仰的道教人物“八仙”中的何仙姑、李铁拐（铁拐李）、曹国舅，传说都是宋代人。北宋时有永州（今湖南零陵）女子能知人祸福，南宋末《混元仙派图》中，吕洞宾有女弟子赵仙姑，元代人又说她姓赵名何，赵仙姑就成了何仙姑；北宋太宗时有“跛仙”
遇吕洞宾于君山（今湖南岳阳西），到《混元仙派图》中，有了吕洞宾的弟子李铁拐、曹国舅。曹国舅“并云其为北宋丞相曹彬之子，曹皇后之弟，故称国舅”。武将曹彬确有孙女（但不是女儿）为仁宗皇后，皇后弟曹佾曾以使相兼景灵宫使③，景灵宫原是宋真宗制造的赵姓始祖道教尊神赵玄朗的奉祀宫观，这些或许是后世道徒制造曹国舅为神仙的依据。五代的汉钟离、吕洞宾、蓝采和，宋代的何仙姑、李铁拐、曹国舅，再加上唐玄宗时已“得道”的张果（张果老）、韩愈的侄子韩湘（韩湘子）也已于唐宪宗时“得道”，在宋元之际形成为道教的“八仙”。
伊斯兰教、犹太教、摩尼教
喀喇汗王朝，驻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的博格拉汗萨图克在相当于中原五代时，已接受伊斯兰教，其子又定为国教，今日中国的新疆西部地区最早拥有大量伊斯教信徒，到宋建隆元年（960）时，已有20万帐牧民信奉伊斯兰教。
五代、宋代的东南沿海港口城市广州（今属广东）、泉州（今属福建）、扬州（今属江苏），有不少阿拉伯商人，他们在当地建有伊斯兰教寺院，最早的是广州怀圣寺，世传建于唐代，南宋岳珂记他在绍熙三年（1192）时在广州所见番商的寺院，当即是怀圣寺。泉州有建于宋真宗时的圣友寺和南宋高宗时的清净寺，南宋末在扬州也建有礼拜寺等伊斯兰教寺院，都是来宋经商及侨居的阿拉伯商人为进行宗教活动而建①。
北宋首都开封曾聚居了相当多的犹太人，到金代时仍有不少，据明弘治二年（1489）《重建清真寺记》所记，犹太人建造该犹太教寺院，是始于宋隆兴元年（1163），这是金世宗大定三年，其时已是金南京开封府。
摩尼教自唐代传入后，在唐武宗禁佛时也遭到打击，遂在民间流传，宋代东南沿海地区流传较广，被称为“吃菜事魔”教，也称“明教”，北宋末年两浙路方腊起义时，摩尼教徒曾参加起义，因而受到打击，但仍在民间流传，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十月时，陆游所说的，“两浙谓之牟尼教”、“福建谓之明教”，即是①。
③参据《东京梦华录》卷6至10；《梦梁录》卷1至6；陈元靓：《岁时广记》。
①《五代会要》卷12《燃灯》。
①《五代会要》卷12《寺》、《杂录》。
②《资治通鉴》卷292，后周显德二年九月。
③《中国佛教》（一），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①吴任臣：《十国春秋》卷89《僧义寂传》；赞宁：《宋高僧传》卷7《义寂传》。
②《宋高僧传》卷12《义存传》。
③《十国春秋》卷66《僧如敏传》、《僧文偃传》。
①《宋会要辑稿》道释1之15。
②《宋朝事实类苑》卷1。
③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63《财用门·鬻僧类》。
①《宋朝事实》卷7《道释》。
②《宋会要辑稿》道释1之14。
③《山堂考索·后集》卷63《财用门·鬻僧类》。
①行者、尼童受十戒剃度为沙弥、沙弥尼，再受大戒（具足戒）为比丘（和尚）、比丘尼（尼姑）。
①《册府元龟》卷54《帝王部·尚黄老》二。
①参考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第1卷，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
②《新五代史》卷34《郑遨传》。
③《十国春秋》卷29《陈陶传》。
①《宋史》卷8《真宗纪·赞》。
②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32，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书局本。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9，天圣八年五月甲寅。
②《宋史》卷356《薛静传》。
③《元史》卷202《释老传·正一天师》。
①为便于叙述此处即称张伯端一系为南宗。北宗五祖为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喆。南宗始祖张伯端为刘海蟾弟子。北宗高于南宗。
①《中国道教史》第十一章，四“曹国舅”。曹佾为保平军节度使、同平章事、景灵宫使，按：节度使兼同平章事（侍中、中书令）称为“使相”，只有丞相的礼遇而无丞相的职权。曹彬曾以节度使兼同平章事，也只是“使相”而非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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