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宋孝宗虞允文 第一节 宋孝宗 孝宗之立

　　后周显德七年（960）正月，赵匡胤发动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但在开宝九年（976）十月，为其二弟赵光义所杀，帝位从此传入宋太宗后裔一系。北宋为金所灭，赵构重建宋朝，史称南宋，但仍在金军的追击下狼狈逃窜，几无宁日。建炎三年（1129）二月，金军奔袭扬州（今属江苏），宋高宗突受惊恐，从此丧失生育能力，再未生一男半女。同年七月，独子赵旉又病死。南宋朝野认为是太祖的帝位为太宗所夺，太祖子孙“仅同民庶”，所以“艺祖（太祖）在上，莫肯顾歆”，以致北宋为金所灭，南宋政权也朝不保夕，应选太祖后裔为嗣子继承帝位，南宋才能稳固。①高宗后于绍兴二年（1132）选了宋太祖后裔赵伯琮、赵伯浩养于宫中，五月间，又选定赵伯琮由婕妤张氏抚养，但并未确认为皇子，实际上仍期望自己生子。赵伯琮（1127—1194），即赵眘，是宋太祖七世孙，秦王赵德芳的后裔。父赵子偁，舍试合格，时任嘉兴县丞，母张氏。绍兴三年二月，赵伯琮赐名瑗，初除和州防御使。但宋高宗得宠的才人吴氏（后封皇后），也请育一子。于是在绍兴四年五月，又选了一个年已5岁的宋太祖后裔赵伯玖，由吴才人抚养，引起了大臣们的不安。次年五月，宋高宗以“朕年二十九未有子”，不肯封赵瑗为王，只是依皇子例，进授赵瑗为保庆军节度使、封建国公，仍不确认为皇子①。绍兴六年正月，赵伯玖赐名璩，初除也是和州防御使，因而中外议论纷纷。绍兴八年八月，宋高宗以御笔想封赵璩为国公、节度使，使其名位与赵瑗相等，遭到左相赵鼎和执政王庶、刘大中等的反对而暂时作罢，但赵鼎、王庶、刘大中随后被罢宰执而出任地方官。在秦桧独相后的绍兴九年三月，赵璩终于被进为保大军节度使、封崇国公，地位和礼遇又与赵瑗相等。在这场赵瑗、赵璩争夺皇子地位的斗争中，岳飞也参与其间，据说他还见过赵瑗，说过“中兴基本，其在是乎。”并向宋高宗秘密奏请立赵瑗为皇子，宋高宗却对岳飞说：“卿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与也”。这也是岳飞后来被处死的原因之一②。

　　绍兴十二年二月，养育赵瑗的张氏死，赵瑗也归吴氏抚养。吴氏与张氏争宠与争着抚养未来皇子的斗争，虽因张氏之死而结束，赵瑗也随后进为检校少保、封普安郡王，但还是不立为皇子。相反地，绍兴十五年二月赵璩也进为检校少保、封恩平郡王。两人礼遇仍然相同，号称东、西府，直到绍兴三十年二月，赵瑗被收养已30年，宋高宗对自己生子也已失去信心。在金宋战争迫在眉睫的形势下，普安郡王赵瑗被赐名玮，字元瑰，进为宁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又进封为建王，终于确立了皇子的地位，赵璩随后也明确为皇侄。

　　绍兴三十一年九月，金军渡淮南犯，两淮很快失守。十一月的“采石之战”，宋军粉碎了金军渡江的企图，金帝完颜亮后也被部下杀死于扬州。南宋军民抗金呼声高涨，认为终归于和的宋高宗急于禅位，想将处理抗金还是求和的责任，推给皇子赵玮，并想立即禅位，在臣下提出只有先立赵玮为太子，然后再禅位为宜。于是，绍兴三十二年（1362）五月，立赵玮为皇太子，改名眘、字元永。六月，赵眘即位，是为宋孝宗。高宗退位为太上皇、吴皇后为太上皇后，南宋帝位从此归属于宋太祖的后裔。

　　 隆兴北伐与和议

　　宋孝宗即位后，七月任命张浚为江淮宣抚使，又命副相汪沏视师湖北、京西，四川宣抚使吴璘兼陕西·河东路宣抚、招讨使；又为岳飞平反昭雪。战争也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互有胜负。隆兴元年（1163）三月，金朝索取被南宋占有绍兴和议以外的地区及贡赋，南宋则提出重划疆界与地位平等的要求，遭到拒绝。四月，孝宗召见已任枢密使兼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的张浚，商议出师北伐。五月，宋将李显忠先后攻占灵璧、虹县，又与邵宏渊攻占宿州。金左副元帅纥不烈志宁反攻宿州，宋主帅李显忠率部血战，而副帅邵宏渊按兵不动，邵宏渊子又率部南逃。李显忠不得已乘夜撤军南归，金军也因伤亡过重而未追击，宋军移师守淮。宿州治符离县，故此战史称“符离之战”。宋军战败后求和派势力抬头，奸相秦桧的党羽汤思退出任右相又升任左相，张浚虽升任右相，但汤思退在宋金和战问题上，竟然要宋孝宗“奏禀上皇而后从事”，尽管宋孝宗气愤地指出：“今日敌势非秦桧时，卿议论秦桧不若。”汤思退虽然也于隆兴二年十一月被罢相，且不久死于贬途中，但宋孝宗终于屈服，“朕以太上圣意，不敢重违”。于十二月以“正皇帝之称，为叔侄之国，岁币减十万之数，地界如绍兴之时”①，不再称臣，岁贡也改称岁币，订立和议，史称“隆兴和议”。

　　 注意发展经济和文化

　　发展经济，首先在于减轻人民负担。宋孝宗不仅屡次下诏减轻人民负担，而且注意实效。例如，南宋初年以来，经常提前征收本税季的田赋，称为“预催”。夏税虽然规定是八月半纳毕，而主管税收的户部却规定，七月底以前就要送到首都临安。到宋孝宗时，已提前到五月，甚至四月送到户部，各地必须三、四月就要征收，而此时的农作物根本没有成熟，虽然多次下诏禁止，但户部并不执行。因为，每年四、五月间指靠预催到的61万贯折帛钱供开支使用，若不预催，“恐至期缺误”。淳熙四年（1177），孝宗得知后就说：“既是违法病民，朝廷须别作措置，安可置而不问。”于是参知政事龚茂良提出，将户部原先每年八月向南库借的60万贯钱，提前到四月上旬借用，“户部自无缺用，可以禁止预催之弊”。宋孝宗随即下诏，此后必须按照规定时间收田赋，违者劾奏。拖延多年的预催问题，在宋孝宗亲自干涉下终于得到解决，至少在宋孝宗时期因而“民力少宽”①。又如地方官常以“羡余”名义进奉钱财，希望得到皇帝的恩宠，宋孝宗在乾道五年（1169）时就指出：“今日财赋安得有余”，并且表明不接受地方官进献的“羡余”。但到淳熙五年，绍兴知府张津，又将“本府支用剩钱四十万贯”作为羡余进献，宋孝宗诏令将此钱即作为“代纳今年和买、身丁（税钱）之半”，如有的人户今年已纳，则折算成明年应纳税钱之数，宋孝宗以之“警厉臣工，风动中外”②，规劝官员为民多办实事。

　　宋孝宗经常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勉农桑，尽地利”，指出“水利不修，失所以为旱备”③，而且注重水利的实效。如在淳熙二年（1175）时指出：“昨委诸路兴修水利，以备旱干，今岁灾伤，乃不见有灌溉之利，若非当来修筑灭裂，即是元申失实”，并对江东路失职官员给予降官以示惩罚。孝宗时“水利之兴，在在而有，其以功绩闻者既加之赏矣，否则罚亦必行，是以年谷屡登，田野加辟，虽有水旱，民无菜色”④，虽不无夸张，但大体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世界上最早由国家发行纸币（会子），还是高宗末绍兴三十年（1160）的事。此前的纸币（交子）是四川地方发行用于四川地区。会子是用楮木皮造的纸印制的，也称楮币，或只称楮。宋孝宗即位之初的隆兴元年（1163），即下诏将会子加盖“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以表明是由朝廷户部发行的纸币，增加其权威性，以促进其流通。宋孝宗对会子十分关心。“楮（会子）未至于滞（指民众不信任而难于流通）也，而已虑其滞，隆兴元年广行堆垛本钱（即纸币发行的准备基金）以给之；楮未至于轻（指贬值）也，而已虑其轻，淳熙二年多出金银以收之；楮未至多（指发行量过多）也，而已虑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见（现）在之数。故赵雄谓圣虑深远，不复增印，民间艰得，自然贵重而楮币通矣。”①即是对宋孝宗纸币政策的评价。由于政策恰当，保持了纸币币值的稳定与流通，不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宋孝宗时社会经济繁荣兴盛的反映。

　　宋孝宗一改北宋后期与南宋初期，树一派打一派的学术政策，他对主流学派王安石新学及新兴起来的程朱理学，采取兼容并蓄、共同发展。宋孝宗虽也对新学有一些微辞，但对理学派攻击新学推崇理学却并不支持，如乾道四年，太学录魏掞之攻击“王安石父子，以邪说惑主听，游人心，驯致祸乱”，“请废王安石父子从祀，追爵程颐，列于祀典”，不仅不予理会，还将他出为台州州学教授②。而沉寂了三十多年的苏氏蜀学，在宋孝宗即位后重新兴起。宋孝宗为苏轼文集作序赞扬，并追谥苏轼“文忠”、苏辙“文定”，追赠苏轼太师，对苏氏蜀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正是宋孝宗倡导的百家争鸣、共同发展的学术环境，才使得58岁的朱熹，在淳熙十四年（1187）也不得不说：“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①。在随后举出的诸子中，不仅有理学派代表人物，也有新学派的王安石和王雱，以及蜀学派的苏轼。由于有这样的社会环境，才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人学者，正如南宋末年著名学者黄震所称许的，孝宗乾（道）淳（熙）时，“正国家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②。其时，不仅有著名的思想家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还有著名的文学家，如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著名词人辛弃疾等，他们都活跃在宋孝宗时期。

　　 锐意恢复，壮志未酬

　　“隆兴和议”虽是宋金所有和议中屈辱最轻的和议，但毕竟不是平等的和议，在南宋皇帝接受金朝国书时，要求平等的礼仪被金朝拒绝后，宋孝宗决心通过武力以雪国耻。

　　主张抗金的大臣张浚已于和议前去世，宋孝宗转而依靠指挥采石之战的虞允文。虞允文于乾道五年（1169）升任右相兼枢密使，乾道八年升任左丞相（新官制）。宋孝宗决定采取分别从江淮、四川东西两路攻金的策略，因而任命虞允文为四川宣抚使。此前一年，宋孝宗还将三衙之一的侍卫马军司移屯建康，以建康作为宋军东路的前进基地。但是，虞允文到四川后，却迟迟不能确定出兵的日期，而且不久即于淳熙元年（1174）病死，使得宋孝宗与虞允文相约东西两路攻金的战略落空。此后，宋孝宗虽然也整军练武，积极作好攻金的准备，又几次以接受金朝国书仪式不平等而发难，企图以之激化矛盾，引发军事对抗，但他既受制于太上皇高宗，又得不到大臣们的支持，每次都以太上皇有旨而姑听仍旧。“寿皇圣帝（孝宗）之志，未尝一日而忘中原也，是以二十八年之间，练军实、除戎器、选将帅、厉士卒，所以为武备者，无所不讲”①。金世宗也“每戒群臣，积钱谷，谨武备，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终不可恃’，盖亦忌帝（宋孝宗）之将有为也”。但始终制约宋孝宗的太上皇宋高宗，直到淳熙十四年（1187），才以81岁的高龄去世，宋孝宗已是年过60的花甲老人。

　　淳熙十六年（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正月，金世宗去世，皇太孙完颜璟（金章宗）即位。宋孝宗面临着此前向金世宗称侄，现在又要向其孙金章宗称侄的局面，否则就可能发生对抗。而宋孝宗也已失去早年恢复中原的雄心壮志，决心将此局面留给“英武类己”的皇太子赵惇。同年二月，即禅位为太上皇，赵惇即位，是为宋光宗。宋孝宗于绍熙五年（1194）逝世，享年68岁。宋孝宗在位期间，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史称为“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②。宋孝宗是南宋名副其实的中兴之主。

　　 第二节 虞允文

　　采石之战

　　虞允文（1110—1174），字彬甫，隆州仁寿（今属四川）人。父虞祺，北宋末政和年间进士，仕至潼川府路转运判官。虞允文，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①，历任通判、知州等四川地方官。绍兴二十八年，改任秘书丞，开始到朝廷任职。不久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历吏部员外郎、兼右司员外郎。绍兴三十年，以守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借工部尚书衔任贺金正旦使，回朝后任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

　　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金军渡淮南犯，南宋首都临安一片慌乱，许多官员把家属送出京城，以便随时逃跑。在宰相陈康伯坚持抗战下，起用已病的老将刘锜担负起江淮前线的全面抗金重任。但淮西主帅王权刚进抵庐州（今安徽合肥），一听到金军渡淮，随即望风逃窜，金军如入无人之境，直抵长江北岸。宋高宗为应付危急局势，任命知枢密院事叶义问为督视江淮军马，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虞允文任参谋军事，洪迈与冯方任参议军事，临江督战。十月末，叶义问、虞允文等到达镇江，金帝完颜亮已到达长江北岸的西采石、杨林渡（今安徽和县东南）多日。十一月初，叶义问、虞允文到建康府，王权的部下已退到长江南岸的东采石，王权也已被罢建康府御前诸军都统制职，改调李显忠接任，但还未到任。叶义问派虞允文到东采石犒师，并前往芜湖催促李显忠赶快前来上任。但当虞允文到达东采石时，见逃到江南的王权部下将士，群龙无首，三五成群地散坐路边，骑兵已没有了马匹，士气十分低落。遥望长江北岸，金营遍野，“金主（完颜）亮登高台，张黄盖，被（服）金甲，据胡床而坐，（宋）诸将已为遁计”①。身任参谋军事的文官虞允文，立即召集原王权部下的将官，告以只能死里求生，奋起抗敌，遂即整顿队伍，并于长江南岸山间布阵，但水军虽有战船却不敢出击，虞允文立即命令当涂民兵登船，共准备同抗击金兵。金帝完颜亮亲自指挥金军渡江，“一瞬间，七十余舟已达南岸，其登岸者与官军战”，将官时俊在虞允文的激励下，“手挥双长刀出阵奋击，士皆殊死战，无不一当百，俘斩略尽”，金军败退，登船北逃，又被南宋民船攻击，纷纷落水，共杀死金兵4000多，俘500多②。次日，虞允文又派盛新率船队出击北岸的杨林渡口，大败金水军并烧毁金军渡江用的船只，完颜亮渡江南侵计划破灭，遂移师扬州，企图改由此渡江南犯。“采石之战”是南宋唯一的一次击败金军渡江的战役，在宋金战争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当新任建康都统制李显忠率部赶到东采石时，采石之战已经结束，虞允文随即率李显忠的部将李棒所统1.6万人及战船100艘，前往镇江与刘锜会兵抗金，由于镇江宋军严阵以待，完颜亮又下诏强迫金军限期渡江，金军将士鉴于采石渡江战败的教训，遂杀完颜亮后还军，归附新即位的金世宗。

　　 经营川陕

　　绍兴三十二年（1162）二月，虞允文升任兵部尚书、川陕宣抚使，在前往四川的途中，先后与京西制置使吴珙、荆南都统制李道会见于襄阳、四川宣抚使吴璘会见于河池，商讨攻金战略。他提出“以大军出关辅，因长安之粮以取河南，因河南之粮而会诸军以取汴，则兵力全而饷道省，至如两河，可传檄而定”的战略①，上奏高宗，又申报于皇子、建王赵玮（孝宗）。吴璘遂出兵陕西，收复西北三路的十六州大片地区。六月，孝宗即位，副相史浩主张退守四川，虞允文前后凡上十五疏，力争不可弃陕西新复失地，但未被采纳。九月，虞允文因反对退兵而被罢为夔州知州。此时虞允文还上奏：“论德顺守战之利，不可轻弃”。“若朝廷必欲弃新复之地，……臣决不敢卖国为苟容之计”。而对于罢宣抚使职后，“尚付以夔之方面，感极涕零”②。但力主放弃新收复西北三路地区的副相史浩，已于隆兴元年（1163）正月升任右相兼枢密使，随即亲自代撰诏书给吴璘称：“弃鸡肋之无多，免狼心之未已。”已经患病的吴璘知道朝廷的意图，“已弃德顺，道为金人所邀，将士死者数万计”③。由于决策者的错误，当年四月孝宗发动北伐战争时，东线虽取得胜利，但川陕有利的态势已经尽失，吴璘军因受到重大损失，不但不能共同出兵北伐，甚至失去了在西线牵制金军的作用。当虞允文随后朝见宋孝宗时，再次上奏论及当前形势，并指陈放弃西北三路十六州地区的利害关系，宋孝宗才知道被右相史浩的弃地策略所误，史浩随即于五月中旬被罢相降任地方官。五月下旬，“符离之战”，宋军溃退。六月，虞允文自太平州（今安徽当涂）知州，再任兵部尚书并兼湖北、京西宣谕使；七月，改制置使，负责江汉防务。隆兴二年，左相汤思退以放弃宋军攻占的唐（今河南唐河）、邓（今属河南）、海（今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泗（今盱眙西北）四州地以求和，虞允文虽极力反对弃地议和，但四州地终于被放弃。虞允文改任平江知府。同年十月，金为迫宋再放弃攻占的商州、秦州等地，再次渡淮南下，十一月，左相汤思退因而被罢相，不久死于贬途中。主战的虞允文升任同签书枢密院事，再升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但和议已定。乾道元年（1165）二月，左相陈康伯罢相后，宰相空缺，只有参知政事钱端礼主政。同年三月，虞允文又升为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成为两副相之一。首参钱端礼一心想升宰相，他因接受李宏所送玉带为吏部侍郎章服所弹劾，并诬称玉带经虞允文转送，事虽辨明，章服亦被罢官谪居汀州（今福建长汀），但虞允文仍罢官授宫观，回四川家乡闲居①。

　　乾道三年二月，虞允文被重新启用，任知枢密院事。五月，四川宣抚使吴璘死；六月，以虞允文任知枢密院事兼四川宣抚使，接替吴璘镇守西疆。虞允文到任后，召集川蜀四路的转运使，“会计财赋所入，对立兵额”②，整训军队，强者任战守，次者备辎重，裁减老弱者达1.7万多人，岁省军费900万，核实民兵得2.3万多人，并以官田安置归附南宋的金朝人（归正人）2万人，修缮营垒、兵器，选拔将校；又奏除历年州县所欠税赋343万贯，禁止提前征收两税、盐税、酒税，核减两税中的虚额。适遇邛（今四川邛崃）、蜀（今崇庆）等十四州发生饥荒，虞允文又免除当年租税，并开仓赈灾，数十万民众赖以渡荒，四川军政面目一新。

　　乾道五年（1169），虞允文被召回，升任枢密使。八月，又升为右相兼枢密使，举用胡铨、周必大、赵汝愚、晁公武、李焘、吕祖谦、辛弃疾等名士。乾道七年十月，金使乌林答天锡来贺会庆节（孝宗生日），节前一天，金使上朝。“固请上（孝宗）降榻问金主起居”，遭到孝宗的拒绝，但金使“天锡跪不起，侍臣错愕失措”。虞允文请孝宗退朝回宫，并对金使说：“‘大驾既兴，难再御殿，使人来旦随班上寿’，金使惭而退”。会庆节这天，金使只好随班入见。虞允文只是协助宋孝宗阻止了这一次不平等的礼仪。宋、金地位不平等，使宋孝宗一直不能忘怀，决心通过武力来达到地位平等，并进而收复中原。同年，虞允文以侍卫马军司的牧地原在首都临安郊区，“地狭不利刍牧，请令就牧镇江，缓急用骑过江便”，先移牧地于镇江；又将侍卫马军司移于建康，积极为北伐作准备。乾道八年二月，更改宰相官称，虞允文进为首任左丞相，仍兼任枢密使，后在用人问题上与宋孝宗意见相左，因而求辞相。但宋孝宗在抗金问题上，仍想依虞允文，曾对他说：“丙午（靖康元年，1126）之耻，当与丞相共雪之。”①九月，虞允文罢相，以少保、武安军节度使任四川宣抚使，封雍国公。宋孝宗希望虞允文按照绍兴三十二年提出的进军陕西，挥师东入河南的计划，宋孝宗则督师北上，预定某日会师河南。虞允文则吸收当年任川陕宣抚使时，被迫从已攻占西北三路十四州退兵的教训，提出：“异时戒内外不相应。”孝宗回答说：“若西师出而朕迟回，即朕负卿；若朕已动而卿迟回，即卿负朕。”①宋孝宗亲自到正殿，赐酒赋诗送行，并让虞允文在殿门乘马，持节度使仪仗出京城的特殊礼遇。虞允文虽已年过花甲，但仍怀着光复中原的信念，立即上道，于乾道九年初抵川，设幕府于汉中。首先，适当增加军人的俸禄，使能养家以提将士的士气；养马户免其赋役，以增加养马数量；又听取大将秦琪的意见，改变兵力分散的状况，以使军势首尾相应。选拔将校，赏罚分明，积极备战。宋孝宗则以急不可待的心情，期望早日发动对金战争。乾道九年九、十月间，两次向金提出受书礼仪平等的要求，都被拒绝。宋孝宗即以密诏催促虞允文发兵，虞允文由于军需未备，并向宋孝宗提出：“机不可为，但令机至勿失耳。植根本，国富强，待时而动可也，安敢趣师期为乱阶乎。”引起宋孝宗的不满，虞允文也知道宋孝宗的心情，为了不负厚望，更加积极备战，日夜奔忙，“戴星乘马，冰满鬓髯”而不顾，终于因此得病②，于淳熙元年（1174）二月辞世，享年65岁，赠太傅，赐谥忠肃。

　　

　　①《宋史》卷33《孝宗纪》一。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9，绍兴五年五月辛巳；参见《宋史》卷243《（高宗）吴皇后传》。

　　②《鄂国金佗稡编》（王曾瑜校注本）卷21《建储辨》。

　　①《宋史·孝宗纪》一，《宋史》卷371《汤思退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20《癸未甲申和战本末》。

　　①《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5，缺字据《文献通考》卷5添补。

　　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6。

　　③《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

　　④《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4。

　　①《宋史》卷181《食货志·会子》，《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46。

　　②《宋史》卷459《魏掞之传》，《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47。

　　①《朱文公文集》卷69《学校贡举私议》。

　　②《慈溪黄氏日抄分类》卷68《读水心集》。

　　①《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9。

　　②《宋史》卷35《孝宗纪赞》。

　　①杨万里《诚斋集》卷120《虞公（允文）神道碑》；《宋史》卷383《虞允文传》作绍兴二十三年，误。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4，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丙子。

　　②《虞公（允文）神道碑》。

　　①《虞公（允文）神道碑》。

　　②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336。

　　③《宋史》卷383《虞允文传》，《宋史》卷33《孝宗纪》一。

　　①《虞公（允文）神道碑》记载不确，此系参据《宋史·虞允文传、孝宗纪、宰辅表》撰写。

　　②《宋史》卷34《孝宗纪》二。

　　①《宋史》卷383《虞允文传》，《虞公（允文）神道碑》，《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0。

　　①《宋史》卷383《虞允文传》。

　　②《虞公（允文）神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