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三章 朱熹陆九渊吕祖谦
第一节 朱熹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年号晦翁、云谷老人、遁翁、沧州病叟，别号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因长期寄居福建，朱熹的学术被称为“闽学”；又因他于建阳建考亭精舍讲学，所以也称为考亭之学。
父朱松（1097—1143），字乔年，号韦斋。政和八年（1118），同上舍出身，授建州政和县尉。后调尤溪尉，监泉州石井镇。绍兴四年（1134），除秘书省正字。历官著作郎、尚书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司勋、吏部郎等。朱松为人刚直，因反对和议忤秦桧，被排挤出知饶州，未上任。绍兴十三年（1143），病死于建瓯。时朱熹年仅14岁。朱松早年从学于理学大师杨龟山（时）的弟子罗豫章（从彦），其学术与操行对朱熹的成长有一定的影响。
从师事三先生到从学李延平
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朱熹出生在南剑州尤溪县，在社会动荡不安中渡过他的青少年时代。14岁以前，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早年读《四书》是很辛苦的。但他在读书中找到兴味，说读书要有一种沉潜的功夫，要专一，读到不忍舍处，方是见得真味。少年的朱熹，在读儒家经籍中，立下成“圣人”之志，说：“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①后来他在训门人中，要他的弟子为学须立志，涵养气质，就事上、在日用间理会出道理。这也是他早年读书的经验和体会。
朱熹10岁前所受的是启蒙教育，11岁“受学于家庭”②，从父亲朱松学。这一年朱松罢官来建阳寓居，也有了空闲教育自己的儿子。朱松师从罗从彦，罗从彦为杨时的学生。杨时受学于理学创立者程颐。朱松早年拜见程颐，学《周易程氏传》。朱熹自幼在这样的家学的氛围中成长起来，受到理学的熏陶。《朱子行状》说：自韦斋先生得中原文献之传，闻河洛之学，推明圣贤遗意，日诵《大学》、《中庸》，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先生早岁已知其说，而心好之。
朱熹14岁，父亲辞世。受父命从学于胡宪（字原仲，籍溪先生）、刘子翚（字彦冲，屏山先生）及刘勉之（字致中，白水先生）。三先生都与理学有着不同的渊源关系；但三先生所传又都夹杂着释老之学。二刘过世后，朱熹独事胡籍溪。另外，有几个僧人如道谦等，对朱熹的影响也相当大。在李侗（延平先生）前，朱熹所学相当博杂，出入佛老。他自己说：“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①朱子青少年时所学博杂，不仅要看到其负面的作用，也应看到，理学的完备，需要一个广阔的知识基础。融会释老儒是理学发展的需要。
朱熹18岁，建州乡贡高中。次年，礼部试，赐同进士出身。22岁，入都铨试，授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绍兴二十三年（1153），赴同安任，途中拜见李侗。李侗强调“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但初次相见，李侗强调儒佛区别的观点，没有被朱熹接受。绍兴二十六年，秩满。二十八年，差监潭州南岳庙。
绍兴二十八年正月，朱熹徒步走了一百多里，再次见李侗。绍兴三十年冬，朱熹又一次见李侗。绍兴三十二年，迎谒李侗于建安。数见李侗，经过指点与自己的探索，朱熹终于体会出李侗思想的意义，从而完成“逃禅归儒”的转变。朱熹说：“某少时未有知，亦曾学禅，只李先生极言其不是。后来考究，却是这边味长。这边长得一寸，那边便缩了一寸。”②李侗称赞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③。朱熹因李侗而得二程理学的正传，而二程理学也因朱熹的发展而臻于完备。
朱熹中举后，在同安任内主县学，开始了讲学活动。
集理学之大成
从朱熹一生的学术生涯上看，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一、从隆兴元年（1163）到淳熙四年（1177），即34岁到48岁，是朱熹学术体系初步形成时期。他一方面继续辟佛，一方面系统编辑理学家的言论、文字，把理学精神糅进儒家的经籍，基本完成《四书》的纂修。
宋孝宗即位，诏求直言，朱熹即上封事，要求熟讲帝王之学，早定修攘之计。隆兴元年（1163）复召，入对，奏事垂拱殿，除武学博士。此前，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朱熹编《上蔡语录》。隆兴元年编成《延平答问》，写出《论语要义》，编《论语训蒙口义》。乾道八年（1172）作《语孟精义》；再刻时，改名《语孟要义》；后又改为《语孟集义》。隆兴二年（1164）有《困学恐闻编》。
孝宗乾道元年（1165），朱熹请祠，差监南岳庙。乾道年间编写的有《程氏遗书》、《程氏外书》；《太极图说解》、《通书解》及《西铭解义》等。
乾道八年，编成《资治通鉴纲目》59卷。这是朱熹要使史学“会归理之纯粹”的工程。朱熹说：“臣旧读《资治通鉴》，窃见其间周末诸侯僭称王而不正名。汉丞相（诸葛）亮出师讨贼而反书‘入寇’。此类非一，殊不可晓。又凡事之首尾详略，一用平文书写，虽有目录，亦难寻检。”①他认为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存在两个方面的缺憾，一是没有以天理的教条，对历史进行褒贬评论。二是编排形式上，由于眉目不清而难以检寻。他以纲目体改编《资治通鉴》，使“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监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亦将然有感于斯”。同年又完成《八朝名臣言行录》的编纂。
乾道九年（1173），编写成《伊洛渊源录》一书。这是一部学术史著作。
淳熙二年（1175）朱熹与吕祖谦共同编《近思录》。淳熙四年（1177）完成的作品有《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论语或问》、《孟子或问》；又序定《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这是朱熹理学体系初步建立的标志。
朱熹同吕祖谦以及湖湘学派的张栻及陆九渊商榷、辩论；特别是淳熙二年（1175）鹅湖之会，朱熹与陆九渊辩论，对促进朱子理学体系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二、淳熙五年（1178）至绍熙五年（1194），朱熹49岁至65岁，为进一步发展时期。朱熹的主要活动，是通过讲学和同其他学派的辩论，扩大朱学学派的势力与学术影响。另一个方面是继续使学术的各个方面理学化。对“四书”及其他儒家经籍以理学的教条重新解说，构建出理学的体系。
朱熹一向重视教育和亲自讲学。早在同安任上，他主县学，“选邑秀民充弟子员，日与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①。乾道六年丁母忧期间，于建阳建寒泉精舍，有蔡元定等执弟子礼来从学。淳熙五年（1178），除知南康军。次年，于任上复建白鹿洞书院，亲自为诸生讲《中庸章句首章或问》，拟定《白鹿洞书院学规》。
淳熙八年（1181），除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后由于浙东发生饥荒，改为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于任上“钩访民隐，按行境内”，厘革弊政，颇有成效。因弹劾有劣迹的唐仲友，由此得罪辅臣王淮。朱熹请祠。淳熙十年，主管台州崇道观，于武夷五曲建武夷精舍。武夷讲学时期是朱学发展至关重要的时期。福建、浙江、江西及皖南等地士子纷纷前来就学。朱学得以大规模地传播。
朱熹一生的学术活动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即同其他学派争辩，他确实想通过辩论，以排斥其他学派。在武夷精舍讲“正心诚意”时，赋诗明志：“明年定对白虎殿，更诵《大学》《中庸》篇。”①他期望在一代人君的支持下，使朱学成为钦定的一统学术，但在他生前却没有这样的好运。
吕祖谦去世后，各个学派也展开更为激烈的争辩，形成“议论蜂起”的局面。朱熹也全面开展对其他学派的斗争。湖湘学派主帅张栻倒向朱学，乱了自家阵营。吕学一部分门人投入到朱熹门下。陆学还是一大宗，但陆子寿向朱熹表示悔意。所以，朱熹接着把论辩的矛头主要对着“浙学”。
吕祖谦病逝于婺州，朱熹对交游甚密老友的学术责难并没有减轻，进而对吕祖谦之弟吕祖俭大张挞伐，说：“伯恭无恙时，爱说史学，身为后生辈糊涂说出一般恶口家议论，贱王尊霸，谋利计功，更不可听。”“婺州自伯恭死后，百怪都出。”说金华派“全然不是孔孟规模，却做管、商见识”②。骂永嘉学派“卑污”，永嘉学者“它自知定学做孔子不得了，才见个小家活子，便悦而趋之。譬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见个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③。朱熹与永康派陈亮展开了王霸义利之争。早在淳熙九年，陈亮访朱熹，朱熹就批评了陈亮。从淳熙十一年（甲辰年）到十三年（丙午年），双方书函往返，关于王霸义利问题展开大争论，表达对道德功利的看法，反映出各自的历史观点。这在学术史上，是一件大事。
朱熹知道自己的批评过分，“刻画太精”，但在学理的是非上，是不会放过的，“若孟子之辟杨墨，也只得恁地辟”。于诸家中，对陈亮的学说攻击尤力，但效果不大，朱熹说：“陈同父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伯，不说萧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孟，只说文中子，可畏！可畏！”又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①把浙学作为主要靶子来批判，甚至把浙学放在禅学之上，来攻击，可以看出朱熹思想实质。
此外，还继续与陆九渊辩“太极”、“无极”诸问题等。
在这一阶段，朱熹写成《易学启蒙》、《周易本义》；修订刊刻《诗集传》。特别是在淳熙十六年（1189），序定《四书集注》，次年，刊刻于漳州，这标志着朱学思想体系的成熟。
淳熙十四年（1187）朱熹58岁，除江南西路提提点刑狱公事。
淳熙十五年朱熹上封事，奏事延和殿，说，今日之“大本”，在正皇帝之心。天下有“急务”者六：即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次日，除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朱熹力辞，除秘阁修撰，奉外祠。
淳熙十六年（1189）八月，朱熹除江南东路转运副使，以疾辞，十一月除知漳州。次年即光宗绍熙元年（1190），至漳州。在漳州任上奏除无名之赋700万，减经总制钱400万。他欲方量土地，行经界法，为土豪及在朝权势者所沮。后以子丧，请祠。绍熙四年（1193）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绍熙五年四月，去长沙上任。在任数月用镇压安抚手段，平息少数民族起义。重建岳麓书院，明教化，四方学者毕至。在抑豪民，严武备诸多方面有政绩。
三、从宁宗庆元元年（1195）至六年（1200）朱熹去世，朱学进一步完善，同时朱学内又孕育嬗变的因素。
宁宗即位，除朱熹焕章阁待制、侍讲。但朱熹在朝不过46日，即被排挤出朝。朱熹回建阳，建竹林精舍，后改名沧州精舍，继续他的讲学与著述事业。
庆元二年，韩侂胄禁理学，沈继祖指控朱熹十罪。庆元党禁，立《伪学逆党籍），籍“伪学”赵汝愚、朱熹、吕祖泰、蔡元定等59人。朱熹的门人“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而（朱）熹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以谢谴生徒者，笑而不答”①。在学术上他写成《楚辞集注》、《仪礼经传通解》、《韩文考异》以及《周易参同契考异》；修改整理《资治通鉴纲目》等。所有这些，都标志朱熹学术进一步深化，但朱学在文献学上注意训诂章句以及博采的特点也显示出来了。
庆元六年（1200）三月初九，这位一代学术大师在凄凉中辞世。临终前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尽管朝中禁道学很严厉，但一些门人学者，还是不顾禁忌，奔赴建阳。十一月，蔡沈、黄榦主丧葬事，参加会葬者近千人。
朱熹力图使经学、史学、子学及文学融入理学中去，而且他也确实建立了一个宏大的学术体系，缕析理学的渊源及传授学脉。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后人编纂的有《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庆元党禁解除后，朱学地位不断上升。经真德秀、魏了翁的努力，朱学终于上升到统治的地位。陈淳、黄榦、蔡元定等门人，护师门，在一些方面发展了朱熹的学术。由黄榦而金华四先生（即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及黄震，在闽、浙、赣一带，传播朱学、修正朱学、发展朱学。到了南宋末期，朱陆水火，朱陆合流，又相互出入，其弊，则是陆学流于禅，而朱学流于训诂。
朱熹的天理论
朱熹继承、发展了程颐的天理论，并且构成一个完整的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朱子语类》卷一开篇集中表述了朱熹对理的看法，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
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
伊川说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又各自有一个理。
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
有人问：“有是理便有是气，似不可分先后？”朱熹回答说：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说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是是气；也须有先后。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
气运从来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环去，无有衰而不盛者。……盖一治必又一乱，一乱必又治。①50000528_1793_0从上面几段语录可以看出朱熹的天理论、理气论的要点：一，宇宙的本原是“理”。天地万物，包括社会上的人，都是“理”的体现。二，理在世界之先存在，理在气先。理是不生不灭而气有生有灭。三，社会的变动，是一种气运循环，而且是盛衰的循环。这就建立理本论的哲学体系。四，理一分殊。他特别肯定程颐的观点，也吸收周敦颐、张载的说法。在《论语集注》中，朱熹说：至诚无息者，道之全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
这是论说全体与个别、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另外，朱熹吸收了张载《正蒙》的观点与邵雍的《皇极经世》中的思想，进而论说五行阴阳之理，说：“气之精英者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为金木水火土者为神。在人则为理，所以为仁义礼智信者是也。”
朱熹的宇宙观、运动观、社会历史观、伦理观都统一在理学的体系中。不仅继承、发展了程颐的思想，同时也融合理学各家的思想。朱熹认为，认识理，是要“即物穷理”，与“格物致知”。他说：只是推极我所知，须要就那事物上理会。致知是自我而言，格物是就物而言。若不格物，何缘得知？①50000528_1794_0人能认识“理”，是“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通过格物，而豁然贯通，用事物去印证出心中具有的天理。这是先验的认识论。
朱熹的历史观是理气论的历史观。他以“理”作为划分历史阶段、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标准。三代是天理流行，汉唐以后是人欲横流。天理存在，但不过是暗合。这种观点为陈亮所批驳。此外，在社会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学说等各个方面，朱熹都贯穿了他的理气说。
第二节 陆九渊
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为南宋心学理论体系的创建人。
五代末年，先祖避难至抚州金溪（今属江西）居延福乡之青田。陆氏为一方宗族大姓，迁至江西后二百年间，合族数千人聚居，族规严密。父陆贺，字道乡，究心典籍，重践履躬行，在州里颇有声望。时家道中衰，没有田产，一门之衣食，皆仰仗药肆供给。
九渊兄弟六人，九渊最幼。大哥九思，字子强；二哥九叙，字子仪。三哥九皋，字子昭，力学成名，是为庸斋先生。四哥九韶，字子美，与朱熹论学，辩《太极图说》，这是理学史上一件重要事情。子美在梭山与学者讲学，称为梭山先生。五哥九龄，字子寿，登进士第，因斋名为“复”，称为复斋先生。
九渊在应山讲学，改应山为象山，自号象山翁，称为象山先生。他同子寿齐名，时人称为“二陆”先生。也有的将梭山列入，称为江西“三陆”。他们兄弟自相师友，讲学授徒，及门受业者数千，在东南有相当大的影响。三陆对心学的形成都有贡献，“三陆子之学，梭山启之，复斋昌之，象山成之”①。其中陆九渊成就最大。
读书有觉
陆九渊在绍兴三十二年（1164）23岁以前，是他青少年求学时期。
陆九渊5岁入学读书，这是启蒙学习。他自己说：某七岁读书，十三志古人之学，亦时习举子之文，不好也。二十四以书见先达李公，今经略广西者。书辞才百余言，而李公嘉之。是岁，实今天子新即位，颁科诏，而某独殊无应书之意，李公以为不可。乃以向为举子业云李公亦谓为能，其秋竟就试中选。②50000528_1795_1这是他把自己入仕途之前的生活所作粗线条的介绍。7岁读书，9岁能属文。所谓13岁志古人之学，是这一年，他思考出人与天地万物，皆在无穷之中；进而体悟出宇宙便是吾心等一系列认识。
陆九渊自小不爱嬉戏，静重如成人，他的求学一个重要特点是“读书有觉”。首先，这是一种探索的精神。他遇不明白的事，要问个原委究竟。4岁时，就询问天地何所穷际，因为没有得到回答，深思以至于忘寝食。他提倡读书不能满足记诵，“书非贵口诵，学必到心斋”①。又说：“读书固不可不晓文义，然只以晓文义为是，只是儿童之学，须看意旨所在”。②生活中事事物物，他都能体察出一种道理来。三哥陆九韶说：“子静弟高明，自幼已不同，遇事逐物皆有省发。尝闻鼓声振动窗棂，亦豁然有觉。其进学每如此。”③其次，这又是一种批判的精神。陆九渊读书很刻苦，在“实勤考索”的基础上，又主张读书要有疑，认为有疑方有觉，有疑方有进。他五哥陆九龄读《论语》，问九渊对其中《有子》一章有什么看法。九渊认为这一章是有子的话，不是孔子的言论。陆九龄说有子是孔子的主要门人，不可轻议。但陆九渊却不以为然，对这位贤人进行批评，说：“夫子之言简易，有子之言支离。”
他对前人的学术和对社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关于宇宙的认识，关于二程的评价，关于对王安石新法的意义的估定以及对荆公新学的认识等，有他自己的见解。在理学一些重大的问题上，与朱熹的认识分歧更是明显。
陆九渊主张为学当先发明本心，但不应当脱离社会现实生活。傅兆文在《序》中说到陆氏家学时有一句话，说：“真所谓本诸心而见之躬行之实者”。所以，重践履也是九渊“读书有觉”的一个落脚点。16岁时，象山读三国、六朝史，又知悉靖康年间北宋社稷覆亡的历史，“乃剪去指爪，学弓马”。他并不看重科举，只是把作场屋之文，当成是“直写胸襟”、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方式。
陆九渊作为心学的代表人物，与朱学相对立，但陆九渊在学术上主张不要“护门户”，说：“后世言学者须要立个门户。此理所在，安有门户可立？学者又要各护门户，此尤鄙陋。”①朱、陆辩异同，他们相互对立又相互吸收，学术上相互服膺。这与后来朱陆门人相互水火不一样。
聚徒讲学
陆九渊从24至54岁的近30年中，主要活动是建立心学体系、传播心学理论，从而形成有自身特点的学派。在政治舞台上，他作过地方官，也有政绩，但与他在学术上的建树相比，只占次要的。“立朝仅丞、匠、监，旋即奉祠以归。惠政所加，止荆门小垒而已”②绍兴三十二年（1162）秋试以《周礼》乡举，陆九渊应试，开始进入仕途的奋斗。是年丁父忧。孝宗乾道七年（1171）以《易经》再次乡举。次年，陆九渊34岁春试南宫，赐同进士出身。淳熙元年（1174）授右迪功郎、隆兴府靖安县主簿。淳熙四年，丁继母忧。六年，服除，授建宁府崇安县主簿。九年，除国子正，是年秋赴国学。冬，迁敕令所删定官。淳熙十一年（1184）在敕局祚德庙，为献官，向孝宗上言提出改革主张。淳熙十三年（1186）除将作监丞，不久诏主管台州崇道观。这是一个闲职。直到淳熙十六年（1189）光宗继位，朝廷诏陆九渊知荆门军。光宗绍熙二年（1191），去荆门赴任。
陆九渊在荆门军任上，颇有一番作为。在军事上，严边防，筑城池，整顿军队，增强战斗力；在政治上，改革一些弊政；在经济上，采取措施，救灾度荒；在教育上，修郡学，亲为诸生讲学。荆门一方经他一番整顿，风俗一变。周必大称“荆门之政，如古循吏”。绍熙三年十二月十四日，陆九渊病卒。
在这30年中，陆九渊聚徒讲学，对陆氏心学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乾道八年，在试进士时，他所作《天地之性人为贵》，为考官吕祖谦、赵汝愚赏识。吕祖谦说：“一见高文，心开目明，知其为江西陆子静也。”中进士后声名大振，都中诸贤从游，学者络绎前来求教，以至40多天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在经浙江富阳回江西时，杨简等一批学人从游问学。回乡在槐堂授徒论道，论涵养德性，诲人为学当“辨志”；先后得朱桴、傅梦泉一批学者，傅氏也是陆九渊最欣赏的门人。淳熙十年，陆九渊在国学讲《春秋》，如居家教授，诸生感发良多。后来，江西与浙东成为陆学门人集中的地方。江西以傅梦泉、邓约礼与傅子云为主要人物，是为“槐堂诸儒”；浙东以杨简、袁燮、舒磷与沈涣为代表，这四个人被称为“甬上四先生”或“四明四先生”。
淳熙十四年，陆九渊在贵溪应天山讲学。他嫌应天山与佛教徒有瓜葛，根据山形，改名为“象山”。自称为“象山居士”，又称“象山翁”。①这在陆九渊心学的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每诣城邑，环坐二三百人，至不能容。结茅象山，学徒复大集。居山五年，来见者案籍数千人”①。陆九渊讲论，终日不倦，有一段文字描述其讲学的盛况：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鸣鼓，则乘山荞至。会揖，升讲坐，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学者又以一小牌书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观此以坐，少亦不下数十百，齐肃无哗。首诲以收敛精神……间举经语为证。音吐清响，听者无不感动起兴起。……平居或观书，或抚琴。佳天气，则徐步观瀑，至高诵经训，歌楚辞，及古诗文，雍容自适。虽盛暑衣冠必整肃，望之如神。诸生登方丈请晦，和气可掬，随其人有所开发，或教以涵养，或晓以读书之方，未尝及闲话，亦未尝令看先儒语录。②50000528_1799_1讲学的盛况、讲学的方法、风格及特点，在这一段文字中说得很清楚。
通过陆九渊的讲学，在他的周围聚集人数众多的信仰者，形成一个学派。他不重视著述，“不立文字”。有人劝陆九渊著书。他回答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③（他的大儿子编成的《象山先生全集》大多数是陆氏的书信与讲学的言论。经过后人不断的增益，又收进《年谱》等材料，1980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了点校本《陆九渊集》，计36卷。）因此，讲学在陆氏的学术体系形成与传播过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陆学作为一个学派，又是在同其他学派相互斗争相互吸收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陆九渊与朱熹争论，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学术文化的发展上是一件大事。朱陆之争，一次是淳熙二年鹅湖之会的为学之方的争议，一次是淳熙十五年的“无极”“太极”之辩。
在鹅湖之会之前，朱陆矛盾已经出现。吕祖谦于淳熙二年去武夷访朱熹，住一个多月，朱熹送吕祖谦到江西信州鹅湖。为调和朱陆分歧，祖谦约朱熹与陆九寿、九渊兄弟相会。陆九龄子寿、陆九渊子静自金溪来。除二陆外，还有刘子澄及“江浙诸友”。①吕祖谦知道陆与朱议论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鹅湖之会的情况，据陆九渊的回忆，朱陆相会，展开辩论“至晚方罢”。次日，九渊请他哥哥先说，陆子寿将准备好的一首诗朗诵出来：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
子寿才读了四句，朱熹对祖谦说：子寿早已上子静的船了。诵完诗，陆九渊说在途中也和了家兄一首诗：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诗还没有读完，朱熹面色很不好看。当读完后两句：“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①朱熹老大不愉快，于是各自休息。次日，朱陆再辩，论难往复持续数日。吕祖谦虚心相听。三年以后，当陆子寿来访，朱熹和诗：德业流风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
偶携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朱熹的意思是为学应当泛观博览，而后归之于约。二陆的意思是先发明本心，而后使之博览。陆九渊在诗中讥朱熹的为学之方是繁琐，是“支离”；朱熹认为陆九渊是不信古今的“无言”空疏之学。
还有朱陆的“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关于这两者的差别，朱熹说：“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两人也都意识到两者不能去其一，但侧重点与进德的次序不一样，按黄宗羲的话来说，是陆以“尊德性为宗”，朱以“道问学为主”。陆主张发明本心，“先立乎其大”；朱认为“格物穷理”，则吾知自致。
淳熙十五年前后，又有无极、太极之辩。开始是梭山先生陆九韶（子美）与朱氏辩“无极而太极”这一句，认为“太极”上面又加“无极”二字，与周敦颐的《通书》不一样；二程也没有说过“无极”。《太极图说》的“无极而太极”来自陈抟（希夷），是老氏之学。朱熹“大谓不然”。陆九渊站在他哥哥陆九韶一边，支持梭山把这场辩论进行下去。由此又涉及到对“极”、“中”、“一”等概念、范畴的辩论。
朱陆之争一方面使道学与心学的基本分歧明朗化，划清界限形成学派。同时二人在相互论难中，又促进思考，推动自身学派的发展。鹅湖之会在淳熙二年（1175），六年后，也就是淳熙八年（1181），陆九渊去南康拜访朱熹，时朱熹为南康守，他请九渊登白鹿洞书院为诸生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九渊的阐发，为朱熹大加赞赏。太极无极之辩以后，朱熹要门人同志“兼取两家之长，不轻相诋毁”。
程颐理学到了南宋，虽然没有成为学术上的宗主，但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影响，朱熹成了理学的集大成者。程朱理学也有其自身的弱点，没有脱离传注章句的路数，其正心诚意一套说教在南宋社稷面临覆亡时，很难奏效。朱学在当时的命运并不好。陆学把理又归之于心，以它的“简易”心学，在讲学与争论中，发展了自己。朱学、陆学再加上吕学，成为南宋学术思想中鼎足而三的主要学术流派。
心学理论
陆九渊的心学理论，没有脱离“理”的教条，他认为“理”充塞于天地中，说：“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违异，况于人乎？”①又说：“塞宇宙一理耳，学者之所以学，欲明此理耳。”②他由“理”论说“势”，但理是根本，势是从属，这就是他的“理主势宾”的观点：“窃谓理势二字，当辨宾主。天下何尝无势，势出于理，则理为之主，势为之宾。”①陆九渊也说“道”，认为“道外无事，事外无道”。就这些方面来说，陆九渊与朱熹不存在分歧。
但陆九渊认为心是宇宙的本体，这才是根本。他指出：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②50000528_1803_1陆九渊认定“心”与“理”不能分二，根本是“心”，这就是他的心学的实质。陆九渊说：“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③明朝王阳明说得直截明白：“圣人之学，心学也。”“自是而后，析心与理而为二，而精一之学亡。世儒之支离，外索于刑名器数之末，以求明其所谓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无假于外也。”陆九渊的心学与孟子的心学思想相通，成了“真有以接孟氏之传”的传人。④在认识论上，陆九渊的发明本心与他的心本体说论一致。朱陆的一系列分歧诸如为学之方上的争论；“尊德心”与“道问学”的辩论；无极、太极之辩也都反映出他们在哲学根本观点上的差别。但两人学术的实质、学术的意义，在维系封建等级统治的作用上，没有根本的差别。这就是黄宗羲说的：“二先生同植纲，同扶名教，同宗孔孟。”“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如诏入室，虽东西异户，及至室中，则一也。”①陆九渊的学术思想，为明代王守仁所继承发展，成为陆王学派。
第三节 吕祖谦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曾祖吕好问，（1064—1131）字舜徒，南宋初年“以恩封东莱郡侯”②，始定居婺州金华（今属浙江）。当时，学人多称其伯祖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为“东莱先生”，吕祖谦则称为“小东莱先生”。到了后世，一般均称吕祖谦为“东莱先生”了。
家世显赫，家学深厚
吕祖谦出身官宦世家。八世祖吕蒙正，字圣功，为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进士第一；七世祖吕夷简（979—1044），字坦夫，真宗咸平三年（1000）进士；六世祖吕公弼（1007—1073），字宝臣、吕公著（1018—1089），字晦叔均以荫入仕，分别赐进士出身和登进士第。以上诸吕皆曾入朝为宰相。
五世祖吕希哲（1039—1116，字原明），自其以下，包括曾祖吕好问、伯祖吕本中、祖父吕弸中、父亲吕大器等，皆为朝廷命官。如此一代一代连续不断地在朝为官，在宋以前和以后的历朝中不多见。
吕氏家族除官位显赫外，学业上也颇有建树，清人王梓材在校订《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所加按语说：谢山《札记》：“吕正献公家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考正献子希哲、希纯为安定（按指胡瑗）门人，而希哲自为《荥阳学案》。荥阳子切问，亦见学案。又和问、广问及从子稽中、坚中、弸中，别见《和靖（按指尹焞）学案》。荥阳孙本中及从子大器、大伦、大猷、大同为《紫微学案》。紫微之从孙祖谦、祖俭、祖泰又别为《东莱学案》。共十七人，凡七世。然荥阳长子好问，与弟切问历从当世贤士大夫游，以启紫微，不能不为之立传也。
足见吕氏家学之深厚。全祖望（谢山）的计算尚不准确，吕氏家族当入学案的，七世尚不止17人。所以《宋史》吕祖谦传说：“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① 少时科试，壮齿隐忧
吕祖谦在《除馆职谢政府启》中，对自己作了如下概括：“自其少时既夺移于科试，及乎壮齿，又堙废于隐忧，竟失全功，徒怜初志。”②这是颇合实际情况的。
吕祖谦儿时，随父亲在福建任所，他先从师于林之奇，后随父至临安，又从师于汪应辰和胡宪。林之奇字少颖，一字拙斋，学者称三山先生，是吕祖谦伯祖吕本中的门弟子。据《宋元学案》称，吕本中“教之以广大为心，以践履为实，称高弟”①。从这个意义上说，吕祖谦又成了他伯祖吕本中的再传弟子，足见其在学业上，受其伯祖影响最深。汪应辰，本名汪洋，18岁成进士，因高宗览其应对，颇为赏识，赐名汪应辰，字圣锡。信州玉山人，学者称玉山先生。他受知于赵鼎，也颇得胡安国、吕本中的赏识。据《宋元学案》称：“先生于学，博综诸家。”②这对吕祖谦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胡宪字原仲，是著名学者胡安国的侄子，从胡安国学，因居住在籍溪，故自号籍溪先生。“先生质本恬淡，而培养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时然后言。望之枵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温然。虽当仓卒，不见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尝校也。”③这些个人修养，亦对吕祖谦有很大影响。
吕祖谦早年因祖父吕弸中的致仕恩，补为将仕郎，绍兴二十七年（1157），改为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绍兴三十一年（1161），为右迪功郎，授严州桐庐县尉，主管学事。这时，他才25岁。但吕祖谦并未看重这些官职，他甚至并没有去上任，④而一心要走科举入仕的道路。
孝宗隆兴元年（1163），吕祖谦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这年四月，先考中博学宏词科，接着又中进士。孝宗特下诏“减二年磨勘，堂除差遣”①。史臣在这里还特别注明：“祖谦既中选，赐同进士出身，相继放进士榜，又登上第，故有是命。”②吕祖谦由此而特授左从政郎，改差南外敦宗院宗学教授。其制词说：“尔两科皆优选，宜有以旌其能，资叙超升，是亦常典，可特授左从政郎，差遣如故。”③看来仕宦的生涯已向吕祖谦展开了坦途，但他的命运不济，实际上，他所谓的“隐忧”也随之到来了。
就在吕祖谦连中两科的前一年，即绍兴三十二年（1162），他的妻子韩氏去世，所生男亦夭折。乾道二年（1166）十一月，他的母亲去世，归葬婺州。由于为母亲守丧，他只得以教授学子为业。乾道五年（1169），他再娶韩氏（为原配之妹），并到严州任所。乾道六年（1170），他升任太学博士，并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次年（1171）五月，第二任妻子韩氏又去世，所生女亦夭折，在精神上给吕祖谦带来了极大痛苦。接着，乾道八年（1172），父亲因病告归，并以这年二月去世。在守丧的三年中，他仍以教授学子和著述为事。淳熙三年（1176），守丧期满，因李焘的推荐，升任秘书省秘书郎，并兼国史院编修官与实录院检讨官。这一年，正40岁。这时，他已疾病缠身。淳熙四年（1177），又娶芮氏为妻，淳熙六年（1179）七月二十八日，其妻芮氏又去世，这一年他42岁。越二年，淳熙八年（1181）七月二十九日他也病故，享年44岁。
兼收并蓄，独树一帜
尽管吕祖谦一生屡遭不幸，但在学业上体现的那种宽宏函容和兼收并蓄的精神，仍使他独树一帜，成为南宋一位重要学者和思想家。
清代学者全祖望在校补《宋元学案》的过程中，很能发现吕祖谦为学的特点，他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①他还说：“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纪其偏，宰相之量也。”②这确是吕祖谦的风格和为学特点，而表现这一风格和为学特点的，莫过于他促成了朱、陆的“鹅湖之会”。
所谓“鹅湖之会”，是指以朱熹为首和以陆九渊为首的两个针锋相对的学派，于淳熙二年（1175）在江西信州鹅湖寺举行的一次辩论会，这是我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聚会，为时三天，于当年六月八日结束。《象山全集》所附《年谱》，引有陆九渊门人朱亨道的一段话：“鹅湖讲道，切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陆与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其意甚善，伯恭盖有志于此。语自得，则未也。”③吕祖谦自己亦曾回忆此事说：“某留建宁凡两月余，复同朱元晦至鹅湖，与二陆及刘子澄诸公相聚切磋，甚觉有益。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耳。”④一个“就实入细”，一个“欠开阔耳”，一褒一贬，判然分明。足见就总体来说，吕祖谦是倾向于朱熹，而对陆九渊是有所批评的。
吕祖谦十分注意读史。朱熹对吕学有所评述。一次，门人黄义刚向老师“问东莱之学”。朱熹便回答他：“伯恭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①又一次，朱熹问他的门弟子吴必大：“向见伯恭，有何说？”必大回答：“吕丈劝令看史。”朱熹对此很不满意，发议论说：“他此意便是不可晓！某寻常非特不敢劝学者看史，亦不敢劝学者看经。只《语》、《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学》。伯恭动劝人看《左传》、迁《史》，令子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②这里朱熹的意见显然十分偏颇，既不劝学者读史，也不劝学者看经，甚至连《论语》、《孟子》“也不敢便叫他看”，而只令“看《大学》”一种，也不过是自己的一己之见，并没有什么十足的道理可言。
吕祖谦既重视读史，他劝人看《左传》、读《史记》便是理所当然的了。吕祖谦十分重视通史，他留下的未竟史著《大事记》12卷（通释3卷，解题12卷），就是一部本拟“起春秋，后讫于五代”的编年体通史。③可惜天不假年，他只写到汉武帝征和三年便去世了。不过，从他留下的这部分书看，这是一部严谨的史著，连对吕祖谦教人读史颇有微词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认，“其书甚妙，考订得子细”④。这部书，每个事目都注明出典，如周敬王四十一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卒”。便注明：“以鲁史、《左传》修。”每条都如此，一丝不苟。本书另附通释3卷，解题12卷。吕祖谦说：“《大事记》者，列其事之目而已，无所褒贬抑扬也。熟复乎通释之所载，则其统纪可考矣。解题盖为始学者设，所载皆职分之所当知，非事杂博、求新奇，出于人之所不知也……凡所记大事无待笺注者，更不解题。”①可见解题就是笺注读这一条应当掌握的知识。仍以上条“孔子卒”为例，解题说：“鲁史、《左传》皆书己丑。杜预曰，四月十八日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误。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至是年七十三。”这的确都是“职分之所当知”的事。而通释，则正如陈振孙所说，是“经典纲要，孔孟格言，以及历代名儒大议论”②。“学者考通释之纲，玩解题之旨，斯得先生次辑之意云”③。
吕祖谦于读史极下功夫，有《十七史详节》273卷传世。诚如清代四库馆臣所说：其书“所录大抵随时节钞，不必尽出精要”④。看来这是吕祖谦读史时随手抄出的，具有选本性质，故得流传。
另一较有影响的史著是《东莱博议》，又称《左氏博议》，虽是“为诸生课试之作”⑤，却多有吕祖谦的真知灼见。全书共4卷，选《左传》文66篇，分析透彻，议论明达，不少地方，阐发了他卓越的史学思想。如在《曹刿谏观社》一文，吕祖谦便盛赞了史官的直笔。他说：“当是时，人君之言动，史官未有不书者。为君者视以为当然而不怒，为史者视以为当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遗直也。其后管仲之戒齐桓也，曰作而不记，非盛德也。管仲之所言虽是，而已开作而不记之端也。又其后，周王之私犒晋使也，曰，非礼也，勿籍。周王之所举已非，而且显然戒史官以勿籍矣。然一时之史官世守其职，公议虽废于上，而犹明于下。以崔杼之弑齐君，史官直书其恶，杀三人而书者踵至。身可杀而笔不可夺，鈇钺有敝，笔锋益强。威加一国，而莫能增损汗简之半辞，终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于世，是果谁之功哉！”又说：“使其阿谀畏怯，君举不书，简编失实，无所考信，则仲尼虽欲作《春秋》以示万世，将何所据乎？无车则造父不能御，无弓则后羿不能射，无城则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①这种对古代史官的高度评论，在理学大盛的南宋，可谓不同凡响，反映了吕祖谦重视史学、重视文献有征的求实精神。
吕祖谦在任史官时，曾参与编修《徽宗皇帝实录》200卷，又曾奉旨校正《圣宋文海》，这就是由他重新编选的《宋文鉴》。这部书共150卷，所涉诗文集800余家。其书“断自中兴以前”②，保存了北宋大量的诗文。吕祖谦曾对他的侄子吕乔年说：“国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宽。仁庙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如欧阳公、司马公、苏内翰、黄门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或其人有闻于时，而其文不为后进所诵习，如李公择、孙莘老、李泰伯之类，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没。或其尝仕于朝，不为清议所予，而其文自亦有可观，如吕惠卿之类，亦取其不悖于理者，而不以人废言。”③都可见吕祖谦在选文时的良苦用心。此书初成，朱熹并无赞辞，但晚年经过仔细研读，却说：“此书编次，篇篇有意……其所载奏议，皆系一代政治之大节，祖宗二百年规模，与后来中变之意思，尽在其间，读者着眼便见。”①足见本书的编选是极有功力的。
吕祖谦还有不少著述，如《古周易》1卷、《书说》35卷、《吕氏家塾读诗记》32卷、《春秋左氏传说》20卷、《春秋左氏续说》12卷、《东汉精华》14卷、《丽泽论说集录》10卷、《历代制度详说》12卷、《古文关键》2卷等，皆已收入《四库全书》，另还有《东莱集》40卷传世。
吕祖谦关心朝中大事，极力主张抗金。他曾上书说：“恢复大事也，规模当定，方略当审……臣愿精加考察，使之确指经画之实，孰先孰后，使尝试侥幸之说不敢陈于前。”②他对南渡之后50年，“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的情况极为担忧③，希望能从根本上予以改变，其用意显然是十分深刻的。可惜吕祖谦在从政的18年间，屡被他所说的“隐忧”所困，未能充分发挥他的才干，实在令人叹惋。
①《朱子语类》卷104《自论为学工夫》。
②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之1上。
①《朱子语类》卷104。
②《朱子语类》卷104。
③《李延平集》卷1。
①《朱文公文集》卷22《贴黄》。
①《宋史》卷429《朱熹传》。
①《朱文公文集》卷4《读通鉴纪事本末》。
②《朱文公文集》卷35《答刘子澄》。
③《朱子语类》卷123。
①《朱子语类》卷123。
①《宋史》卷429《朱熹传》。
①《宋元学案序录》。
①《陆九渊集》卷36《年谱》。
②《陆九渊集》卷35《语录下》。
③《年谱》。
①《陆九渊集》卷34《语录上》②《陆九渊集》卷33《覆谥》。
①《陆九渊集》卷13《与朱子渊二》。
①《宋元学案》卷58《象山学案》。
③《宋史》卷434《陆九渊传》。
①《吕东莱文集·本传》①鹅湖之会事，各种记载略有不同，诗句文字个别地方亦有不同。此依《陆九渊集》卷34、卷36《年谱》。
①《陆九渊集》卷11《与吴子嗣八》。
②《陆九渊集》卷12《与赵咏道四》。
①《陆九渊集》卷12《与刘伯协》。
③《陆九渊集》卷1《与曾宅之》。
④《陆九渊集·附录》。
①《宋元学案》卷58《象山学案》。
②《宋史》卷362《吕好问传》。
①《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②《东莱吕太史集》卷4。
①《宋元学案》卷36《紫微门人》。
②《宋元学案》卷46《玉山学案》。
③《宋元学案》卷43《刘胡诸儒学案》。
④见《东莱吕太史文集》附录吕祖俭《圹记》：“以祖致仕恩，补将仕郎，监潭州南岳庙、严州桐庐县尉，未上。”
①《宋会要辑稿》选举12之15。
②《宋会要辑稿》选举12之15。
③《东莱吕太史集》附录《年谱》。
①《宋元学案》卷51《东莱学案》。
②同上。
③《象山全集》卷36《年谱》淳熙二年引文。
④《东莱太史别集》卷10《尺牍四·与陈同甫》。
①《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②《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③引文见吕祖谦《大事记原序》。
④《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①《大事记解题》卷1《周敬王三十九年庚申》条。
②《直斋书录解题》卷4。
③李大存：《大事记后序》。
④《四库总目》卷65《史部·史钞类存目》⑤《东莱博议·自序》。
①《东莱博议》卷2。
②周必大：《皇朝文鉴序》。
③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见中华书局版《宋文鉴》附录一。
①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见中华书局版《宋文鉴》附录一。
②《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③《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第一节 朱熹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年号晦翁、云谷老人、遁翁、沧州病叟，别号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因长期寄居福建，朱熹的学术被称为“闽学”；又因他于建阳建考亭精舍讲学，所以也称为考亭之学。
父朱松（1097—1143），字乔年，号韦斋。政和八年（1118），同上舍出身，授建州政和县尉。后调尤溪尉，监泉州石井镇。绍兴四年（1134），除秘书省正字。历官著作郎、尚书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司勋、吏部郎等。朱松为人刚直，因反对和议忤秦桧，被排挤出知饶州，未上任。绍兴十三年（1143），病死于建瓯。时朱熹年仅14岁。朱松早年从学于理学大师杨龟山（时）的弟子罗豫章（从彦），其学术与操行对朱熹的成长有一定的影响。
从师事三先生到从学李延平
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朱熹出生在南剑州尤溪县，在社会动荡不安中渡过他的青少年时代。14岁以前，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早年读《四书》是很辛苦的。但他在读书中找到兴味，说读书要有一种沉潜的功夫，要专一，读到不忍舍处，方是见得真味。少年的朱熹，在读儒家经籍中，立下成“圣人”之志，说：“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①后来他在训门人中，要他的弟子为学须立志，涵养气质，就事上、在日用间理会出道理。这也是他早年读书的经验和体会。
朱熹10岁前所受的是启蒙教育，11岁“受学于家庭”②，从父亲朱松学。这一年朱松罢官来建阳寓居，也有了空闲教育自己的儿子。朱松师从罗从彦，罗从彦为杨时的学生。杨时受学于理学创立者程颐。朱松早年拜见程颐，学《周易程氏传》。朱熹自幼在这样的家学的氛围中成长起来，受到理学的熏陶。《朱子行状》说：自韦斋先生得中原文献之传，闻河洛之学，推明圣贤遗意，日诵《大学》、《中庸》，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先生早岁已知其说，而心好之。
朱熹14岁，父亲辞世。受父命从学于胡宪（字原仲，籍溪先生）、刘子翚（字彦冲，屏山先生）及刘勉之（字致中，白水先生）。三先生都与理学有着不同的渊源关系；但三先生所传又都夹杂着释老之学。二刘过世后，朱熹独事胡籍溪。另外，有几个僧人如道谦等，对朱熹的影响也相当大。在李侗（延平先生）前，朱熹所学相当博杂，出入佛老。他自己说：“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①朱子青少年时所学博杂，不仅要看到其负面的作用，也应看到，理学的完备，需要一个广阔的知识基础。融会释老儒是理学发展的需要。
朱熹18岁，建州乡贡高中。次年，礼部试，赐同进士出身。22岁，入都铨试，授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绍兴二十三年（1153），赴同安任，途中拜见李侗。李侗强调“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但初次相见，李侗强调儒佛区别的观点，没有被朱熹接受。绍兴二十六年，秩满。二十八年，差监潭州南岳庙。
绍兴二十八年正月，朱熹徒步走了一百多里，再次见李侗。绍兴三十年冬，朱熹又一次见李侗。绍兴三十二年，迎谒李侗于建安。数见李侗，经过指点与自己的探索，朱熹终于体会出李侗思想的意义，从而完成“逃禅归儒”的转变。朱熹说：“某少时未有知，亦曾学禅，只李先生极言其不是。后来考究，却是这边味长。这边长得一寸，那边便缩了一寸。”②李侗称赞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③。朱熹因李侗而得二程理学的正传，而二程理学也因朱熹的发展而臻于完备。
朱熹中举后，在同安任内主县学，开始了讲学活动。
集理学之大成
从朱熹一生的学术生涯上看，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一、从隆兴元年（1163）到淳熙四年（1177），即34岁到48岁，是朱熹学术体系初步形成时期。他一方面继续辟佛，一方面系统编辑理学家的言论、文字，把理学精神糅进儒家的经籍，基本完成《四书》的纂修。
宋孝宗即位，诏求直言，朱熹即上封事，要求熟讲帝王之学，早定修攘之计。隆兴元年（1163）复召，入对，奏事垂拱殿，除武学博士。此前，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朱熹编《上蔡语录》。隆兴元年编成《延平答问》，写出《论语要义》，编《论语训蒙口义》。乾道八年（1172）作《语孟精义》；再刻时，改名《语孟要义》；后又改为《语孟集义》。隆兴二年（1164）有《困学恐闻编》。
孝宗乾道元年（1165），朱熹请祠，差监南岳庙。乾道年间编写的有《程氏遗书》、《程氏外书》；《太极图说解》、《通书解》及《西铭解义》等。
乾道八年，编成《资治通鉴纲目》59卷。这是朱熹要使史学“会归理之纯粹”的工程。朱熹说：“臣旧读《资治通鉴》，窃见其间周末诸侯僭称王而不正名。汉丞相（诸葛）亮出师讨贼而反书‘入寇’。此类非一，殊不可晓。又凡事之首尾详略，一用平文书写，虽有目录，亦难寻检。”①他认为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存在两个方面的缺憾，一是没有以天理的教条，对历史进行褒贬评论。二是编排形式上，由于眉目不清而难以检寻。他以纲目体改编《资治通鉴》，使“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监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亦将然有感于斯”。同年又完成《八朝名臣言行录》的编纂。
乾道九年（1173），编写成《伊洛渊源录》一书。这是一部学术史著作。
淳熙二年（1175）朱熹与吕祖谦共同编《近思录》。淳熙四年（1177）完成的作品有《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论语或问》、《孟子或问》；又序定《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这是朱熹理学体系初步建立的标志。
朱熹同吕祖谦以及湖湘学派的张栻及陆九渊商榷、辩论；特别是淳熙二年（1175）鹅湖之会，朱熹与陆九渊辩论，对促进朱子理学体系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二、淳熙五年（1178）至绍熙五年（1194），朱熹49岁至65岁，为进一步发展时期。朱熹的主要活动，是通过讲学和同其他学派的辩论，扩大朱学学派的势力与学术影响。另一个方面是继续使学术的各个方面理学化。对“四书”及其他儒家经籍以理学的教条重新解说，构建出理学的体系。
朱熹一向重视教育和亲自讲学。早在同安任上，他主县学，“选邑秀民充弟子员，日与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①。乾道六年丁母忧期间，于建阳建寒泉精舍，有蔡元定等执弟子礼来从学。淳熙五年（1178），除知南康军。次年，于任上复建白鹿洞书院，亲自为诸生讲《中庸章句首章或问》，拟定《白鹿洞书院学规》。
淳熙八年（1181），除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后由于浙东发生饥荒，改为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于任上“钩访民隐，按行境内”，厘革弊政，颇有成效。因弹劾有劣迹的唐仲友，由此得罪辅臣王淮。朱熹请祠。淳熙十年，主管台州崇道观，于武夷五曲建武夷精舍。武夷讲学时期是朱学发展至关重要的时期。福建、浙江、江西及皖南等地士子纷纷前来就学。朱学得以大规模地传播。
朱熹一生的学术活动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即同其他学派争辩，他确实想通过辩论，以排斥其他学派。在武夷精舍讲“正心诚意”时，赋诗明志：“明年定对白虎殿，更诵《大学》《中庸》篇。”①他期望在一代人君的支持下，使朱学成为钦定的一统学术，但在他生前却没有这样的好运。
吕祖谦去世后，各个学派也展开更为激烈的争辩，形成“议论蜂起”的局面。朱熹也全面开展对其他学派的斗争。湖湘学派主帅张栻倒向朱学，乱了自家阵营。吕学一部分门人投入到朱熹门下。陆学还是一大宗，但陆子寿向朱熹表示悔意。所以，朱熹接着把论辩的矛头主要对着“浙学”。
吕祖谦病逝于婺州，朱熹对交游甚密老友的学术责难并没有减轻，进而对吕祖谦之弟吕祖俭大张挞伐，说：“伯恭无恙时，爱说史学，身为后生辈糊涂说出一般恶口家议论，贱王尊霸，谋利计功，更不可听。”“婺州自伯恭死后，百怪都出。”说金华派“全然不是孔孟规模，却做管、商见识”②。骂永嘉学派“卑污”，永嘉学者“它自知定学做孔子不得了，才见个小家活子，便悦而趋之。譬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见个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③。朱熹与永康派陈亮展开了王霸义利之争。早在淳熙九年，陈亮访朱熹，朱熹就批评了陈亮。从淳熙十一年（甲辰年）到十三年（丙午年），双方书函往返，关于王霸义利问题展开大争论，表达对道德功利的看法，反映出各自的历史观点。这在学术史上，是一件大事。
朱熹知道自己的批评过分，“刻画太精”，但在学理的是非上，是不会放过的，“若孟子之辟杨墨，也只得恁地辟”。于诸家中，对陈亮的学说攻击尤力，但效果不大，朱熹说：“陈同父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伯，不说萧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孟，只说文中子，可畏！可畏！”又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①把浙学作为主要靶子来批判，甚至把浙学放在禅学之上，来攻击，可以看出朱熹思想实质。
此外，还继续与陆九渊辩“太极”、“无极”诸问题等。
在这一阶段，朱熹写成《易学启蒙》、《周易本义》；修订刊刻《诗集传》。特别是在淳熙十六年（1189），序定《四书集注》，次年，刊刻于漳州，这标志着朱学思想体系的成熟。
淳熙十四年（1187）朱熹58岁，除江南西路提提点刑狱公事。
淳熙十五年朱熹上封事，奏事延和殿，说，今日之“大本”，在正皇帝之心。天下有“急务”者六：即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次日，除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朱熹力辞，除秘阁修撰，奉外祠。
淳熙十六年（1189）八月，朱熹除江南东路转运副使，以疾辞，十一月除知漳州。次年即光宗绍熙元年（1190），至漳州。在漳州任上奏除无名之赋700万，减经总制钱400万。他欲方量土地，行经界法，为土豪及在朝权势者所沮。后以子丧，请祠。绍熙四年（1193）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绍熙五年四月，去长沙上任。在任数月用镇压安抚手段，平息少数民族起义。重建岳麓书院，明教化，四方学者毕至。在抑豪民，严武备诸多方面有政绩。
三、从宁宗庆元元年（1195）至六年（1200）朱熹去世，朱学进一步完善，同时朱学内又孕育嬗变的因素。
宁宗即位，除朱熹焕章阁待制、侍讲。但朱熹在朝不过46日，即被排挤出朝。朱熹回建阳，建竹林精舍，后改名沧州精舍，继续他的讲学与著述事业。
庆元二年，韩侂胄禁理学，沈继祖指控朱熹十罪。庆元党禁，立《伪学逆党籍），籍“伪学”赵汝愚、朱熹、吕祖泰、蔡元定等59人。朱熹的门人“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而（朱）熹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以谢谴生徒者，笑而不答”①。在学术上他写成《楚辞集注》、《仪礼经传通解》、《韩文考异》以及《周易参同契考异》；修改整理《资治通鉴纲目》等。所有这些，都标志朱熹学术进一步深化，但朱学在文献学上注意训诂章句以及博采的特点也显示出来了。
庆元六年（1200）三月初九，这位一代学术大师在凄凉中辞世。临终前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尽管朝中禁道学很严厉，但一些门人学者，还是不顾禁忌，奔赴建阳。十一月，蔡沈、黄榦主丧葬事，参加会葬者近千人。
朱熹力图使经学、史学、子学及文学融入理学中去，而且他也确实建立了一个宏大的学术体系，缕析理学的渊源及传授学脉。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后人编纂的有《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庆元党禁解除后，朱学地位不断上升。经真德秀、魏了翁的努力，朱学终于上升到统治的地位。陈淳、黄榦、蔡元定等门人，护师门，在一些方面发展了朱熹的学术。由黄榦而金华四先生（即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及黄震，在闽、浙、赣一带，传播朱学、修正朱学、发展朱学。到了南宋末期，朱陆水火，朱陆合流，又相互出入，其弊，则是陆学流于禅，而朱学流于训诂。
朱熹的天理论
朱熹继承、发展了程颐的天理论，并且构成一个完整的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朱子语类》卷一开篇集中表述了朱熹对理的看法，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
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
伊川说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又各自有一个理。
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
有人问：“有是理便有是气，似不可分先后？”朱熹回答说：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说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是是气；也须有先后。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
气运从来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环去，无有衰而不盛者。……盖一治必又一乱，一乱必又治。①50000528_1793_0从上面几段语录可以看出朱熹的天理论、理气论的要点：一，宇宙的本原是“理”。天地万物，包括社会上的人，都是“理”的体现。二，理在世界之先存在，理在气先。理是不生不灭而气有生有灭。三，社会的变动，是一种气运循环，而且是盛衰的循环。这就建立理本论的哲学体系。四，理一分殊。他特别肯定程颐的观点，也吸收周敦颐、张载的说法。在《论语集注》中，朱熹说：至诚无息者，道之全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
这是论说全体与个别、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另外，朱熹吸收了张载《正蒙》的观点与邵雍的《皇极经世》中的思想，进而论说五行阴阳之理，说：“气之精英者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为金木水火土者为神。在人则为理，所以为仁义礼智信者是也。”
朱熹的宇宙观、运动观、社会历史观、伦理观都统一在理学的体系中。不仅继承、发展了程颐的思想，同时也融合理学各家的思想。朱熹认为，认识理，是要“即物穷理”，与“格物致知”。他说：只是推极我所知，须要就那事物上理会。致知是自我而言，格物是就物而言。若不格物，何缘得知？①50000528_1794_0人能认识“理”，是“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通过格物，而豁然贯通，用事物去印证出心中具有的天理。这是先验的认识论。
朱熹的历史观是理气论的历史观。他以“理”作为划分历史阶段、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标准。三代是天理流行，汉唐以后是人欲横流。天理存在，但不过是暗合。这种观点为陈亮所批驳。此外，在社会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学说等各个方面，朱熹都贯穿了他的理气说。
第二节 陆九渊
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为南宋心学理论体系的创建人。
五代末年，先祖避难至抚州金溪（今属江西）居延福乡之青田。陆氏为一方宗族大姓，迁至江西后二百年间，合族数千人聚居，族规严密。父陆贺，字道乡，究心典籍，重践履躬行，在州里颇有声望。时家道中衰，没有田产，一门之衣食，皆仰仗药肆供给。
九渊兄弟六人，九渊最幼。大哥九思，字子强；二哥九叙，字子仪。三哥九皋，字子昭，力学成名，是为庸斋先生。四哥九韶，字子美，与朱熹论学，辩《太极图说》，这是理学史上一件重要事情。子美在梭山与学者讲学，称为梭山先生。五哥九龄，字子寿，登进士第，因斋名为“复”，称为复斋先生。
九渊在应山讲学，改应山为象山，自号象山翁，称为象山先生。他同子寿齐名，时人称为“二陆”先生。也有的将梭山列入，称为江西“三陆”。他们兄弟自相师友，讲学授徒，及门受业者数千，在东南有相当大的影响。三陆对心学的形成都有贡献，“三陆子之学，梭山启之，复斋昌之，象山成之”①。其中陆九渊成就最大。
读书有觉
陆九渊在绍兴三十二年（1164）23岁以前，是他青少年求学时期。
陆九渊5岁入学读书，这是启蒙学习。他自己说：某七岁读书，十三志古人之学，亦时习举子之文，不好也。二十四以书见先达李公，今经略广西者。书辞才百余言，而李公嘉之。是岁，实今天子新即位，颁科诏，而某独殊无应书之意，李公以为不可。乃以向为举子业云李公亦谓为能，其秋竟就试中选。②50000528_1795_1这是他把自己入仕途之前的生活所作粗线条的介绍。7岁读书，9岁能属文。所谓13岁志古人之学，是这一年，他思考出人与天地万物，皆在无穷之中；进而体悟出宇宙便是吾心等一系列认识。
陆九渊自小不爱嬉戏，静重如成人，他的求学一个重要特点是“读书有觉”。首先，这是一种探索的精神。他遇不明白的事，要问个原委究竟。4岁时，就询问天地何所穷际，因为没有得到回答，深思以至于忘寝食。他提倡读书不能满足记诵，“书非贵口诵，学必到心斋”①。又说：“读书固不可不晓文义，然只以晓文义为是，只是儿童之学，须看意旨所在”。②生活中事事物物，他都能体察出一种道理来。三哥陆九韶说：“子静弟高明，自幼已不同，遇事逐物皆有省发。尝闻鼓声振动窗棂，亦豁然有觉。其进学每如此。”③其次，这又是一种批判的精神。陆九渊读书很刻苦，在“实勤考索”的基础上，又主张读书要有疑，认为有疑方有觉，有疑方有进。他五哥陆九龄读《论语》，问九渊对其中《有子》一章有什么看法。九渊认为这一章是有子的话，不是孔子的言论。陆九龄说有子是孔子的主要门人，不可轻议。但陆九渊却不以为然，对这位贤人进行批评，说：“夫子之言简易，有子之言支离。”
他对前人的学术和对社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关于宇宙的认识，关于二程的评价，关于对王安石新法的意义的估定以及对荆公新学的认识等，有他自己的见解。在理学一些重大的问题上，与朱熹的认识分歧更是明显。
陆九渊主张为学当先发明本心，但不应当脱离社会现实生活。傅兆文在《序》中说到陆氏家学时有一句话，说：“真所谓本诸心而见之躬行之实者”。所以，重践履也是九渊“读书有觉”的一个落脚点。16岁时，象山读三国、六朝史，又知悉靖康年间北宋社稷覆亡的历史，“乃剪去指爪，学弓马”。他并不看重科举，只是把作场屋之文，当成是“直写胸襟”、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方式。
陆九渊作为心学的代表人物，与朱学相对立，但陆九渊在学术上主张不要“护门户”，说：“后世言学者须要立个门户。此理所在，安有门户可立？学者又要各护门户，此尤鄙陋。”①朱、陆辩异同，他们相互对立又相互吸收，学术上相互服膺。这与后来朱陆门人相互水火不一样。
聚徒讲学
陆九渊从24至54岁的近30年中，主要活动是建立心学体系、传播心学理论，从而形成有自身特点的学派。在政治舞台上，他作过地方官，也有政绩，但与他在学术上的建树相比，只占次要的。“立朝仅丞、匠、监，旋即奉祠以归。惠政所加，止荆门小垒而已”②绍兴三十二年（1162）秋试以《周礼》乡举，陆九渊应试，开始进入仕途的奋斗。是年丁父忧。孝宗乾道七年（1171）以《易经》再次乡举。次年，陆九渊34岁春试南宫，赐同进士出身。淳熙元年（1174）授右迪功郎、隆兴府靖安县主簿。淳熙四年，丁继母忧。六年，服除，授建宁府崇安县主簿。九年，除国子正，是年秋赴国学。冬，迁敕令所删定官。淳熙十一年（1184）在敕局祚德庙，为献官，向孝宗上言提出改革主张。淳熙十三年（1186）除将作监丞，不久诏主管台州崇道观。这是一个闲职。直到淳熙十六年（1189）光宗继位，朝廷诏陆九渊知荆门军。光宗绍熙二年（1191），去荆门赴任。
陆九渊在荆门军任上，颇有一番作为。在军事上，严边防，筑城池，整顿军队，增强战斗力；在政治上，改革一些弊政；在经济上，采取措施，救灾度荒；在教育上，修郡学，亲为诸生讲学。荆门一方经他一番整顿，风俗一变。周必大称“荆门之政，如古循吏”。绍熙三年十二月十四日，陆九渊病卒。
在这30年中，陆九渊聚徒讲学，对陆氏心学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乾道八年，在试进士时，他所作《天地之性人为贵》，为考官吕祖谦、赵汝愚赏识。吕祖谦说：“一见高文，心开目明，知其为江西陆子静也。”中进士后声名大振，都中诸贤从游，学者络绎前来求教，以至40多天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在经浙江富阳回江西时，杨简等一批学人从游问学。回乡在槐堂授徒论道，论涵养德性，诲人为学当“辨志”；先后得朱桴、傅梦泉一批学者，傅氏也是陆九渊最欣赏的门人。淳熙十年，陆九渊在国学讲《春秋》，如居家教授，诸生感发良多。后来，江西与浙东成为陆学门人集中的地方。江西以傅梦泉、邓约礼与傅子云为主要人物，是为“槐堂诸儒”；浙东以杨简、袁燮、舒磷与沈涣为代表，这四个人被称为“甬上四先生”或“四明四先生”。
淳熙十四年，陆九渊在贵溪应天山讲学。他嫌应天山与佛教徒有瓜葛，根据山形，改名为“象山”。自称为“象山居士”，又称“象山翁”。①这在陆九渊心学的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每诣城邑，环坐二三百人，至不能容。结茅象山，学徒复大集。居山五年，来见者案籍数千人”①。陆九渊讲论，终日不倦，有一段文字描述其讲学的盛况：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鸣鼓，则乘山荞至。会揖，升讲坐，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学者又以一小牌书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观此以坐，少亦不下数十百，齐肃无哗。首诲以收敛精神……间举经语为证。音吐清响，听者无不感动起兴起。……平居或观书，或抚琴。佳天气，则徐步观瀑，至高诵经训，歌楚辞，及古诗文，雍容自适。虽盛暑衣冠必整肃，望之如神。诸生登方丈请晦，和气可掬，随其人有所开发，或教以涵养，或晓以读书之方，未尝及闲话，亦未尝令看先儒语录。②50000528_1799_1讲学的盛况、讲学的方法、风格及特点，在这一段文字中说得很清楚。
通过陆九渊的讲学，在他的周围聚集人数众多的信仰者，形成一个学派。他不重视著述，“不立文字”。有人劝陆九渊著书。他回答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③（他的大儿子编成的《象山先生全集》大多数是陆氏的书信与讲学的言论。经过后人不断的增益，又收进《年谱》等材料，1980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了点校本《陆九渊集》，计36卷。）因此，讲学在陆氏的学术体系形成与传播过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陆学作为一个学派，又是在同其他学派相互斗争相互吸收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陆九渊与朱熹争论，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学术文化的发展上是一件大事。朱陆之争，一次是淳熙二年鹅湖之会的为学之方的争议，一次是淳熙十五年的“无极”“太极”之辩。
在鹅湖之会之前，朱陆矛盾已经出现。吕祖谦于淳熙二年去武夷访朱熹，住一个多月，朱熹送吕祖谦到江西信州鹅湖。为调和朱陆分歧，祖谦约朱熹与陆九寿、九渊兄弟相会。陆九龄子寿、陆九渊子静自金溪来。除二陆外，还有刘子澄及“江浙诸友”。①吕祖谦知道陆与朱议论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鹅湖之会的情况，据陆九渊的回忆，朱陆相会，展开辩论“至晚方罢”。次日，九渊请他哥哥先说，陆子寿将准备好的一首诗朗诵出来：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
子寿才读了四句，朱熹对祖谦说：子寿早已上子静的船了。诵完诗，陆九渊说在途中也和了家兄一首诗：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诗还没有读完，朱熹面色很不好看。当读完后两句：“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①朱熹老大不愉快，于是各自休息。次日，朱陆再辩，论难往复持续数日。吕祖谦虚心相听。三年以后，当陆子寿来访，朱熹和诗：德业流风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
偶携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朱熹的意思是为学应当泛观博览，而后归之于约。二陆的意思是先发明本心，而后使之博览。陆九渊在诗中讥朱熹的为学之方是繁琐，是“支离”；朱熹认为陆九渊是不信古今的“无言”空疏之学。
还有朱陆的“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关于这两者的差别，朱熹说：“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两人也都意识到两者不能去其一，但侧重点与进德的次序不一样，按黄宗羲的话来说，是陆以“尊德性为宗”，朱以“道问学为主”。陆主张发明本心，“先立乎其大”；朱认为“格物穷理”，则吾知自致。
淳熙十五年前后，又有无极、太极之辩。开始是梭山先生陆九韶（子美）与朱氏辩“无极而太极”这一句，认为“太极”上面又加“无极”二字，与周敦颐的《通书》不一样；二程也没有说过“无极”。《太极图说》的“无极而太极”来自陈抟（希夷），是老氏之学。朱熹“大谓不然”。陆九渊站在他哥哥陆九韶一边，支持梭山把这场辩论进行下去。由此又涉及到对“极”、“中”、“一”等概念、范畴的辩论。
朱陆之争一方面使道学与心学的基本分歧明朗化，划清界限形成学派。同时二人在相互论难中，又促进思考，推动自身学派的发展。鹅湖之会在淳熙二年（1175），六年后，也就是淳熙八年（1181），陆九渊去南康拜访朱熹，时朱熹为南康守，他请九渊登白鹿洞书院为诸生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九渊的阐发，为朱熹大加赞赏。太极无极之辩以后，朱熹要门人同志“兼取两家之长，不轻相诋毁”。
程颐理学到了南宋，虽然没有成为学术上的宗主，但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影响，朱熹成了理学的集大成者。程朱理学也有其自身的弱点，没有脱离传注章句的路数，其正心诚意一套说教在南宋社稷面临覆亡时，很难奏效。朱学在当时的命运并不好。陆学把理又归之于心，以它的“简易”心学，在讲学与争论中，发展了自己。朱学、陆学再加上吕学，成为南宋学术思想中鼎足而三的主要学术流派。
心学理论
陆九渊的心学理论，没有脱离“理”的教条，他认为“理”充塞于天地中，说：“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违异，况于人乎？”①又说：“塞宇宙一理耳，学者之所以学，欲明此理耳。”②他由“理”论说“势”，但理是根本，势是从属，这就是他的“理主势宾”的观点：“窃谓理势二字，当辨宾主。天下何尝无势，势出于理，则理为之主，势为之宾。”①陆九渊也说“道”，认为“道外无事，事外无道”。就这些方面来说，陆九渊与朱熹不存在分歧。
但陆九渊认为心是宇宙的本体，这才是根本。他指出：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②50000528_1803_1陆九渊认定“心”与“理”不能分二，根本是“心”，这就是他的心学的实质。陆九渊说：“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③明朝王阳明说得直截明白：“圣人之学，心学也。”“自是而后，析心与理而为二，而精一之学亡。世儒之支离，外索于刑名器数之末，以求明其所谓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无假于外也。”陆九渊的心学与孟子的心学思想相通，成了“真有以接孟氏之传”的传人。④在认识论上，陆九渊的发明本心与他的心本体说论一致。朱陆的一系列分歧诸如为学之方上的争论；“尊德心”与“道问学”的辩论；无极、太极之辩也都反映出他们在哲学根本观点上的差别。但两人学术的实质、学术的意义，在维系封建等级统治的作用上，没有根本的差别。这就是黄宗羲说的：“二先生同植纲，同扶名教，同宗孔孟。”“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如诏入室，虽东西异户，及至室中，则一也。”①陆九渊的学术思想，为明代王守仁所继承发展，成为陆王学派。
第三节 吕祖谦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曾祖吕好问，（1064—1131）字舜徒，南宋初年“以恩封东莱郡侯”②，始定居婺州金华（今属浙江）。当时，学人多称其伯祖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为“东莱先生”，吕祖谦则称为“小东莱先生”。到了后世，一般均称吕祖谦为“东莱先生”了。
家世显赫，家学深厚
吕祖谦出身官宦世家。八世祖吕蒙正，字圣功，为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进士第一；七世祖吕夷简（979—1044），字坦夫，真宗咸平三年（1000）进士；六世祖吕公弼（1007—1073），字宝臣、吕公著（1018—1089），字晦叔均以荫入仕，分别赐进士出身和登进士第。以上诸吕皆曾入朝为宰相。
五世祖吕希哲（1039—1116，字原明），自其以下，包括曾祖吕好问、伯祖吕本中、祖父吕弸中、父亲吕大器等，皆为朝廷命官。如此一代一代连续不断地在朝为官，在宋以前和以后的历朝中不多见。
吕氏家族除官位显赫外，学业上也颇有建树，清人王梓材在校订《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所加按语说：谢山《札记》：“吕正献公家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考正献子希哲、希纯为安定（按指胡瑗）门人，而希哲自为《荥阳学案》。荥阳子切问，亦见学案。又和问、广问及从子稽中、坚中、弸中，别见《和靖（按指尹焞）学案》。荥阳孙本中及从子大器、大伦、大猷、大同为《紫微学案》。紫微之从孙祖谦、祖俭、祖泰又别为《东莱学案》。共十七人，凡七世。然荥阳长子好问，与弟切问历从当世贤士大夫游，以启紫微，不能不为之立传也。
足见吕氏家学之深厚。全祖望（谢山）的计算尚不准确，吕氏家族当入学案的，七世尚不止17人。所以《宋史》吕祖谦传说：“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① 少时科试，壮齿隐忧
吕祖谦在《除馆职谢政府启》中，对自己作了如下概括：“自其少时既夺移于科试，及乎壮齿，又堙废于隐忧，竟失全功，徒怜初志。”②这是颇合实际情况的。
吕祖谦儿时，随父亲在福建任所，他先从师于林之奇，后随父至临安，又从师于汪应辰和胡宪。林之奇字少颖，一字拙斋，学者称三山先生，是吕祖谦伯祖吕本中的门弟子。据《宋元学案》称，吕本中“教之以广大为心，以践履为实，称高弟”①。从这个意义上说，吕祖谦又成了他伯祖吕本中的再传弟子，足见其在学业上，受其伯祖影响最深。汪应辰，本名汪洋，18岁成进士，因高宗览其应对，颇为赏识，赐名汪应辰，字圣锡。信州玉山人，学者称玉山先生。他受知于赵鼎，也颇得胡安国、吕本中的赏识。据《宋元学案》称：“先生于学，博综诸家。”②这对吕祖谦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胡宪字原仲，是著名学者胡安国的侄子，从胡安国学，因居住在籍溪，故自号籍溪先生。“先生质本恬淡，而培养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时然后言。望之枵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温然。虽当仓卒，不见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尝校也。”③这些个人修养，亦对吕祖谦有很大影响。
吕祖谦早年因祖父吕弸中的致仕恩，补为将仕郎，绍兴二十七年（1157），改为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绍兴三十一年（1161），为右迪功郎，授严州桐庐县尉，主管学事。这时，他才25岁。但吕祖谦并未看重这些官职，他甚至并没有去上任，④而一心要走科举入仕的道路。
孝宗隆兴元年（1163），吕祖谦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这年四月，先考中博学宏词科，接着又中进士。孝宗特下诏“减二年磨勘，堂除差遣”①。史臣在这里还特别注明：“祖谦既中选，赐同进士出身，相继放进士榜，又登上第，故有是命。”②吕祖谦由此而特授左从政郎，改差南外敦宗院宗学教授。其制词说：“尔两科皆优选，宜有以旌其能，资叙超升，是亦常典，可特授左从政郎，差遣如故。”③看来仕宦的生涯已向吕祖谦展开了坦途，但他的命运不济，实际上，他所谓的“隐忧”也随之到来了。
就在吕祖谦连中两科的前一年，即绍兴三十二年（1162），他的妻子韩氏去世，所生男亦夭折。乾道二年（1166）十一月，他的母亲去世，归葬婺州。由于为母亲守丧，他只得以教授学子为业。乾道五年（1169），他再娶韩氏（为原配之妹），并到严州任所。乾道六年（1170），他升任太学博士，并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次年（1171）五月，第二任妻子韩氏又去世，所生女亦夭折，在精神上给吕祖谦带来了极大痛苦。接着，乾道八年（1172），父亲因病告归，并以这年二月去世。在守丧的三年中，他仍以教授学子和著述为事。淳熙三年（1176），守丧期满，因李焘的推荐，升任秘书省秘书郎，并兼国史院编修官与实录院检讨官。这一年，正40岁。这时，他已疾病缠身。淳熙四年（1177），又娶芮氏为妻，淳熙六年（1179）七月二十八日，其妻芮氏又去世，这一年他42岁。越二年，淳熙八年（1181）七月二十九日他也病故，享年44岁。
兼收并蓄，独树一帜
尽管吕祖谦一生屡遭不幸，但在学业上体现的那种宽宏函容和兼收并蓄的精神，仍使他独树一帜，成为南宋一位重要学者和思想家。
清代学者全祖望在校补《宋元学案》的过程中，很能发现吕祖谦为学的特点，他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①他还说：“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纪其偏，宰相之量也。”②这确是吕祖谦的风格和为学特点，而表现这一风格和为学特点的，莫过于他促成了朱、陆的“鹅湖之会”。
所谓“鹅湖之会”，是指以朱熹为首和以陆九渊为首的两个针锋相对的学派，于淳熙二年（1175）在江西信州鹅湖寺举行的一次辩论会，这是我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聚会，为时三天，于当年六月八日结束。《象山全集》所附《年谱》，引有陆九渊门人朱亨道的一段话：“鹅湖讲道，切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陆与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其意甚善，伯恭盖有志于此。语自得，则未也。”③吕祖谦自己亦曾回忆此事说：“某留建宁凡两月余，复同朱元晦至鹅湖，与二陆及刘子澄诸公相聚切磋，甚觉有益。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耳。”④一个“就实入细”，一个“欠开阔耳”，一褒一贬，判然分明。足见就总体来说，吕祖谦是倾向于朱熹，而对陆九渊是有所批评的。
吕祖谦十分注意读史。朱熹对吕学有所评述。一次，门人黄义刚向老师“问东莱之学”。朱熹便回答他：“伯恭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①又一次，朱熹问他的门弟子吴必大：“向见伯恭，有何说？”必大回答：“吕丈劝令看史。”朱熹对此很不满意，发议论说：“他此意便是不可晓！某寻常非特不敢劝学者看史，亦不敢劝学者看经。只《语》、《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学》。伯恭动劝人看《左传》、迁《史》，令子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②这里朱熹的意见显然十分偏颇，既不劝学者读史，也不劝学者看经，甚至连《论语》、《孟子》“也不敢便叫他看”，而只令“看《大学》”一种，也不过是自己的一己之见，并没有什么十足的道理可言。
吕祖谦既重视读史，他劝人看《左传》、读《史记》便是理所当然的了。吕祖谦十分重视通史，他留下的未竟史著《大事记》12卷（通释3卷，解题12卷），就是一部本拟“起春秋，后讫于五代”的编年体通史。③可惜天不假年，他只写到汉武帝征和三年便去世了。不过，从他留下的这部分书看，这是一部严谨的史著，连对吕祖谦教人读史颇有微词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认，“其书甚妙，考订得子细”④。这部书，每个事目都注明出典，如周敬王四十一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卒”。便注明：“以鲁史、《左传》修。”每条都如此，一丝不苟。本书另附通释3卷，解题12卷。吕祖谦说：“《大事记》者，列其事之目而已，无所褒贬抑扬也。熟复乎通释之所载，则其统纪可考矣。解题盖为始学者设，所载皆职分之所当知，非事杂博、求新奇，出于人之所不知也……凡所记大事无待笺注者，更不解题。”①可见解题就是笺注读这一条应当掌握的知识。仍以上条“孔子卒”为例，解题说：“鲁史、《左传》皆书己丑。杜预曰，四月十八日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误。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至是年七十三。”这的确都是“职分之所当知”的事。而通释，则正如陈振孙所说，是“经典纲要，孔孟格言，以及历代名儒大议论”②。“学者考通释之纲，玩解题之旨，斯得先生次辑之意云”③。
吕祖谦于读史极下功夫，有《十七史详节》273卷传世。诚如清代四库馆臣所说：其书“所录大抵随时节钞，不必尽出精要”④。看来这是吕祖谦读史时随手抄出的，具有选本性质，故得流传。
另一较有影响的史著是《东莱博议》，又称《左氏博议》，虽是“为诸生课试之作”⑤，却多有吕祖谦的真知灼见。全书共4卷，选《左传》文66篇，分析透彻，议论明达，不少地方，阐发了他卓越的史学思想。如在《曹刿谏观社》一文，吕祖谦便盛赞了史官的直笔。他说：“当是时，人君之言动，史官未有不书者。为君者视以为当然而不怒，为史者视以为当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遗直也。其后管仲之戒齐桓也，曰作而不记，非盛德也。管仲之所言虽是，而已开作而不记之端也。又其后，周王之私犒晋使也，曰，非礼也，勿籍。周王之所举已非，而且显然戒史官以勿籍矣。然一时之史官世守其职，公议虽废于上，而犹明于下。以崔杼之弑齐君，史官直书其恶，杀三人而书者踵至。身可杀而笔不可夺，鈇钺有敝，笔锋益强。威加一国，而莫能增损汗简之半辞，终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于世，是果谁之功哉！”又说：“使其阿谀畏怯，君举不书，简编失实，无所考信，则仲尼虽欲作《春秋》以示万世，将何所据乎？无车则造父不能御，无弓则后羿不能射，无城则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①这种对古代史官的高度评论，在理学大盛的南宋，可谓不同凡响，反映了吕祖谦重视史学、重视文献有征的求实精神。
吕祖谦在任史官时，曾参与编修《徽宗皇帝实录》200卷，又曾奉旨校正《圣宋文海》，这就是由他重新编选的《宋文鉴》。这部书共150卷，所涉诗文集800余家。其书“断自中兴以前”②，保存了北宋大量的诗文。吕祖谦曾对他的侄子吕乔年说：“国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宽。仁庙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如欧阳公、司马公、苏内翰、黄门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或其人有闻于时，而其文不为后进所诵习，如李公择、孙莘老、李泰伯之类，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没。或其尝仕于朝，不为清议所予，而其文自亦有可观，如吕惠卿之类，亦取其不悖于理者，而不以人废言。”③都可见吕祖谦在选文时的良苦用心。此书初成，朱熹并无赞辞，但晚年经过仔细研读，却说：“此书编次，篇篇有意……其所载奏议，皆系一代政治之大节，祖宗二百年规模，与后来中变之意思，尽在其间，读者着眼便见。”①足见本书的编选是极有功力的。
吕祖谦还有不少著述，如《古周易》1卷、《书说》35卷、《吕氏家塾读诗记》32卷、《春秋左氏传说》20卷、《春秋左氏续说》12卷、《东汉精华》14卷、《丽泽论说集录》10卷、《历代制度详说》12卷、《古文关键》2卷等，皆已收入《四库全书》，另还有《东莱集》40卷传世。
吕祖谦关心朝中大事，极力主张抗金。他曾上书说：“恢复大事也，规模当定，方略当审……臣愿精加考察，使之确指经画之实，孰先孰后，使尝试侥幸之说不敢陈于前。”②他对南渡之后50年，“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的情况极为担忧③，希望能从根本上予以改变，其用意显然是十分深刻的。可惜吕祖谦在从政的18年间，屡被他所说的“隐忧”所困，未能充分发挥他的才干，实在令人叹惋。
①《朱子语类》卷104《自论为学工夫》。
②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之1上。
①《朱子语类》卷104。
②《朱子语类》卷104。
③《李延平集》卷1。
①《朱文公文集》卷22《贴黄》。
①《宋史》卷429《朱熹传》。
①《朱文公文集》卷4《读通鉴纪事本末》。
②《朱文公文集》卷35《答刘子澄》。
③《朱子语类》卷123。
①《朱子语类》卷123。
①《宋史》卷429《朱熹传》。
①《宋元学案序录》。
①《陆九渊集》卷36《年谱》。
②《陆九渊集》卷35《语录下》。
③《年谱》。
①《陆九渊集》卷34《语录上》②《陆九渊集》卷33《覆谥》。
①《陆九渊集》卷13《与朱子渊二》。
①《宋元学案》卷58《象山学案》。
③《宋史》卷434《陆九渊传》。
①《吕东莱文集·本传》①鹅湖之会事，各种记载略有不同，诗句文字个别地方亦有不同。此依《陆九渊集》卷34、卷36《年谱》。
①《陆九渊集》卷11《与吴子嗣八》。
②《陆九渊集》卷12《与赵咏道四》。
①《陆九渊集》卷12《与刘伯协》。
③《陆九渊集》卷1《与曾宅之》。
④《陆九渊集·附录》。
①《宋元学案》卷58《象山学案》。
②《宋史》卷362《吕好问传》。
①《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②《东莱吕太史集》卷4。
①《宋元学案》卷36《紫微门人》。
②《宋元学案》卷46《玉山学案》。
③《宋元学案》卷43《刘胡诸儒学案》。
④见《东莱吕太史文集》附录吕祖俭《圹记》：“以祖致仕恩，补将仕郎，监潭州南岳庙、严州桐庐县尉，未上。”
①《宋会要辑稿》选举12之15。
②《宋会要辑稿》选举12之15。
③《东莱吕太史集》附录《年谱》。
①《宋元学案》卷51《东莱学案》。
②同上。
③《象山全集》卷36《年谱》淳熙二年引文。
④《东莱太史别集》卷10《尺牍四·与陈同甫》。
①《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②《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③引文见吕祖谦《大事记原序》。
④《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①《大事记解题》卷1《周敬王三十九年庚申》条。
②《直斋书录解题》卷4。
③李大存：《大事记后序》。
④《四库总目》卷65《史部·史钞类存目》⑤《东莱博议·自序》。
①《东莱博议》卷2。
②周必大：《皇朝文鉴序》。
③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见中华书局版《宋文鉴》附录一。
①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见中华书局版《宋文鉴》附录一。
②《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③《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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