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苏天爵
仕历与政绩
苏天爵(1294—1352),真定(今河北正定)人。父志道,曾任岭北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在和林救荒有惠政。苏天爵由国子学生公试,名列第一,而入仕途。初任大都路蓟州判官,守丧后调任功德使司照磨。泰定元年(1324),改任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升任应奉翰林文字。至顺元年(1330),预修《武宗实录》。二年十一月,升修撰,又擢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
当时,“朝廷虑天下断狱之未审,用中书御史台议,遣官审覆”①。断狱未审,实际上是豪民猾吏枉法害民。至顺三年,苏天爵到湖北考察狱案,遍历各地,不辞劳苦,“事无巨细,必尽心焉”②。结果,所平反者共八事,所揭发豪右与蠹吏勾结枉法者又数事,治绩卓然,声名远播。不久,调入京师为监察御史,道改奎章阁授经郎。
元统元年(1333)他复任监察御史,在职四个月中,“所劾五人皆权要,所举百有九人则世臣耆德与一时之名流,而于外官下吏草泽之士,有弗遗也”③。所上章疏达四十五件,“自人君至于朝廷政令、稽古礼文、闾阎幽隐,其关乎大体、系乎得失者,知无不言。”(《元史·苏天爵传》)后来黄溍读到这些奏稿,感慨地说:“始知天下未始乏材。”(《黄金华集·读苏御史奏稿》)
元统二年,苏天爵预修《文宗实录》,迁翰林待制,不久任中书右司都事,兼经筵参赞官。后至元二年(1336),由刑部郎中改御史台都事。三年,迁礼部侍郎。五年,出为淮东道肃政廉访使。在淮东,他的作为一如在湖北之时,于是“宪纲大振,一道肃然。”(《元史·苏天爵传》)不久,又调回京师任枢密院判官。六年,改任吏部尚书,拜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复为吏部尚书,升参议中书省事。他一如既往,恪尽职守。
至正二年(1342),苏天爵任湖广行省参知政事,迁陕西行台侍御史。四年,召为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五年,出为山东道肃政廉访使。这年十月,元顺帝命奉使宣抚巡行天下,他被召回集贤院,巡视京畿道。顺帝诏书称,“民间一切兴利除害之事,悉听举行。”(《元史·顺帝纪》)他大力纠察“吏之奸贪”,兴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纠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但此举得罪了当时的丞相①,竟以不称职而罢归。七年,顺帝察其受诬,再予启用,赴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管理江浙财赋,有条不紊。后又历任大都路都总管、两浙都转运使和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等职。十二年(1352),红巾军起义波及江东,他节制军队进行对抗,“以忧深病积,遂卒于军中”(《元史·苏天爵传》)。
才学横溢
苏天爵官至从二品,在元末国子学出身的儒士中,可谓仕途畅达。时人赵汸论其宦迹称:“公为御史,知无不言;持宪节,以洗冤泽物为己任;参议政府,屹然不阿;两典大藩,皆勤于庶事。”②其所评论,简约中肯。然而在元代儒臣中,他更是一位学有根柢,并在文献学和历史学方面有特殊贡献的人物。
他出身于真定有名的书礼世家。少年时,他是名儒安熙的入室弟子,受刘之学。后因为国子监生员,又先后师从吴澄、虞集和齐履谦。“故其清修笃志,足以潜心大业而不惑于他歧;深识博闻,足以折衷百代而非同于玩物。”①元代末季,秉承静修之学而建功立业者,天爵实为殿军。其学林师友,还有马祖常、袁桷、元明善、王结、张起岩、欧阳玄、成遵、黄溍、王沂、吴师道、许有壬、宋本、陈旅和赵汸等。
他有一个滋溪书堂。此书堂因筑于滋水北岸而得名,他又因拥有此书堂而人称滋溪先生。除了家传藏书,他在江南任职时又获万余卷以归,于是在北方庋藏特富。这使他便于广涉博览。
“一代文献之寄”
“天爵为学,博而知要,长于纪载。”(《元史·苏天爵传》)他三度供职史馆,参与了《武宗实录》、《文宗实录》以及《经世大典》的纂修。他个人的传世名作是完成于天历元年(1328)的《元朝名臣事略》。此书凡十五卷,载录四十七人,除刘因外,均是元初勋臣名宦。录入刘因,显为变例,无疑别有心寄,不忍割爱。此书体例,袭于朱熹的《名臣言行录》和杜大珪的《名臣碑传琬琰集》;但凡所征引,一律注明来源,使全书的可信性和可考性大增,成为中国史部的别开生面的佳作。全书征引的墓志、碑传、行状、家传、言行录以及其他著述,不下一百二十余篇,其中一些篇章原文已佚,赖以得传。论者以为,后人再修此四十七人之传,包括《元史》有关列传,盖源于此。
在编纂《元朝名臣事略》的同时,苏天爵搜辑了《元文类》一书,凡七十卷,完成于元统二年(1334),在至正二年(1342)刊印进呈。此书参照《唐文粹》、《宋文鉴》的先例,精选元人名家诗文原作,“若诗歌、赋颂、铭赞、序记、奏议、杂著、书说、议论、铭志、碑传,皆类而聚之”①。采选的标准,“最以载事为首,文章次之,华习又次之”②;或说,“所取者必其有系于政治,或取其雅制之足以范俗,或取其论述之足以辅翼史氏,凡非此者,虽好弗取也”③。全帙之采编,历时达二十年。后人欲知元代史事文物,确是非读《元文类》不可。
史称“于是中原前辈,凋谢殆尽,天爵独身任一代文献之寄,讨论讲辩,虽老不倦。”(《元史·苏天爵传》)“一代文献之寄”的集中体现便是《元朝名臣事略》和《元文类》这两部作品。此外,他又传有《滋溪文稿》三十卷,赵汸序称:“其文明洁而粹温,谨言而敷畅”;而《四库全书提要》作者则称其文“词华淹雅,根柢深厚”,“其序事之作,详明典核,尤有法度”。今加披览,似可补充说:其碑铭行状,多留史迹;其章疏论及台宪刑狱治事,均出自实际,揭示时弊。
除上所述,苏天爵的著作尚有《诗稿》七卷、《松厅章疏》五卷、《春风堂笔记》二卷、《治世龟鉴》一卷、《刘文靖公遗事》一卷和《宋辽金三史目录》,惜已不传;又有《辽金纪年》和《黄河原委》,均未脱稿。
①刘基:《书苏伯修御史断狱记后》,《诚意伯文集》卷六。
②黄溍:《苏御史治狱记》,《黄金华集》卷十五,四部丛刊本。
③黄溍:《读苏御史奏稿》,《黄金华集》卷二二。
①至正四年五月,右丞相脱脱已辞职,以阿鲁图继任。据《元史》卷113《宰相年表二》,至正五年十月以后,除阿鲁图外,左丞相为别儿怯不花,平章政事为巩卜班、纳麟、伯颜,右丞为搠思监,左丞为董守简,参知政事为朵儿只班、吕思诚。不知时相之中,何人力主罢免苏天爵。
②赵汸:《治世龟鉴序》,《东山存稿》卷二。
①赵汸:《滋溪文稿序》,《东山存稿》卷二。
①陈旅:《元文类序》,《元文类》卷首。
②王理:《元文类序》,《元文类》卷首。
③陈旅:《元文类序》,《元文类》卷首。
仕历与政绩
苏天爵(1294—1352),真定(今河北正定)人。父志道,曾任岭北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在和林救荒有惠政。苏天爵由国子学生公试,名列第一,而入仕途。初任大都路蓟州判官,守丧后调任功德使司照磨。泰定元年(1324),改任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升任应奉翰林文字。至顺元年(1330),预修《武宗实录》。二年十一月,升修撰,又擢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
当时,“朝廷虑天下断狱之未审,用中书御史台议,遣官审覆”①。断狱未审,实际上是豪民猾吏枉法害民。至顺三年,苏天爵到湖北考察狱案,遍历各地,不辞劳苦,“事无巨细,必尽心焉”②。结果,所平反者共八事,所揭发豪右与蠹吏勾结枉法者又数事,治绩卓然,声名远播。不久,调入京师为监察御史,道改奎章阁授经郎。
元统元年(1333)他复任监察御史,在职四个月中,“所劾五人皆权要,所举百有九人则世臣耆德与一时之名流,而于外官下吏草泽之士,有弗遗也”③。所上章疏达四十五件,“自人君至于朝廷政令、稽古礼文、闾阎幽隐,其关乎大体、系乎得失者,知无不言。”(《元史·苏天爵传》)后来黄溍读到这些奏稿,感慨地说:“始知天下未始乏材。”(《黄金华集·读苏御史奏稿》)
元统二年,苏天爵预修《文宗实录》,迁翰林待制,不久任中书右司都事,兼经筵参赞官。后至元二年(1336),由刑部郎中改御史台都事。三年,迁礼部侍郎。五年,出为淮东道肃政廉访使。在淮东,他的作为一如在湖北之时,于是“宪纲大振,一道肃然。”(《元史·苏天爵传》)不久,又调回京师任枢密院判官。六年,改任吏部尚书,拜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复为吏部尚书,升参议中书省事。他一如既往,恪尽职守。
至正二年(1342),苏天爵任湖广行省参知政事,迁陕西行台侍御史。四年,召为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五年,出为山东道肃政廉访使。这年十月,元顺帝命奉使宣抚巡行天下,他被召回集贤院,巡视京畿道。顺帝诏书称,“民间一切兴利除害之事,悉听举行。”(《元史·顺帝纪》)他大力纠察“吏之奸贪”,兴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纠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但此举得罪了当时的丞相①,竟以不称职而罢归。七年,顺帝察其受诬,再予启用,赴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管理江浙财赋,有条不紊。后又历任大都路都总管、两浙都转运使和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等职。十二年(1352),红巾军起义波及江东,他节制军队进行对抗,“以忧深病积,遂卒于军中”(《元史·苏天爵传》)。
才学横溢
苏天爵官至从二品,在元末国子学出身的儒士中,可谓仕途畅达。时人赵汸论其宦迹称:“公为御史,知无不言;持宪节,以洗冤泽物为己任;参议政府,屹然不阿;两典大藩,皆勤于庶事。”②其所评论,简约中肯。然而在元代儒臣中,他更是一位学有根柢,并在文献学和历史学方面有特殊贡献的人物。
他出身于真定有名的书礼世家。少年时,他是名儒安熙的入室弟子,受刘之学。后因为国子监生员,又先后师从吴澄、虞集和齐履谦。“故其清修笃志,足以潜心大业而不惑于他歧;深识博闻,足以折衷百代而非同于玩物。”①元代末季,秉承静修之学而建功立业者,天爵实为殿军。其学林师友,还有马祖常、袁桷、元明善、王结、张起岩、欧阳玄、成遵、黄溍、王沂、吴师道、许有壬、宋本、陈旅和赵汸等。
他有一个滋溪书堂。此书堂因筑于滋水北岸而得名,他又因拥有此书堂而人称滋溪先生。除了家传藏书,他在江南任职时又获万余卷以归,于是在北方庋藏特富。这使他便于广涉博览。
“一代文献之寄”
“天爵为学,博而知要,长于纪载。”(《元史·苏天爵传》)他三度供职史馆,参与了《武宗实录》、《文宗实录》以及《经世大典》的纂修。他个人的传世名作是完成于天历元年(1328)的《元朝名臣事略》。此书凡十五卷,载录四十七人,除刘因外,均是元初勋臣名宦。录入刘因,显为变例,无疑别有心寄,不忍割爱。此书体例,袭于朱熹的《名臣言行录》和杜大珪的《名臣碑传琬琰集》;但凡所征引,一律注明来源,使全书的可信性和可考性大增,成为中国史部的别开生面的佳作。全书征引的墓志、碑传、行状、家传、言行录以及其他著述,不下一百二十余篇,其中一些篇章原文已佚,赖以得传。论者以为,后人再修此四十七人之传,包括《元史》有关列传,盖源于此。
在编纂《元朝名臣事略》的同时,苏天爵搜辑了《元文类》一书,凡七十卷,完成于元统二年(1334),在至正二年(1342)刊印进呈。此书参照《唐文粹》、《宋文鉴》的先例,精选元人名家诗文原作,“若诗歌、赋颂、铭赞、序记、奏议、杂著、书说、议论、铭志、碑传,皆类而聚之”①。采选的标准,“最以载事为首,文章次之,华习又次之”②;或说,“所取者必其有系于政治,或取其雅制之足以范俗,或取其论述之足以辅翼史氏,凡非此者,虽好弗取也”③。全帙之采编,历时达二十年。后人欲知元代史事文物,确是非读《元文类》不可。
史称“于是中原前辈,凋谢殆尽,天爵独身任一代文献之寄,讨论讲辩,虽老不倦。”(《元史·苏天爵传》)“一代文献之寄”的集中体现便是《元朝名臣事略》和《元文类》这两部作品。此外,他又传有《滋溪文稿》三十卷,赵汸序称:“其文明洁而粹温,谨言而敷畅”;而《四库全书提要》作者则称其文“词华淹雅,根柢深厚”,“其序事之作,详明典核,尤有法度”。今加披览,似可补充说:其碑铭行状,多留史迹;其章疏论及台宪刑狱治事,均出自实际,揭示时弊。
除上所述,苏天爵的著作尚有《诗稿》七卷、《松厅章疏》五卷、《春风堂笔记》二卷、《治世龟鉴》一卷、《刘文靖公遗事》一卷和《宋辽金三史目录》,惜已不传;又有《辽金纪年》和《黄河原委》,均未脱稿。
①刘基:《书苏伯修御史断狱记后》,《诚意伯文集》卷六。
②黄溍:《苏御史治狱记》,《黄金华集》卷十五,四部丛刊本。
③黄溍:《读苏御史奏稿》,《黄金华集》卷二二。
①至正四年五月,右丞相脱脱已辞职,以阿鲁图继任。据《元史》卷113《宰相年表二》,至正五年十月以后,除阿鲁图外,左丞相为别儿怯不花,平章政事为巩卜班、纳麟、伯颜,右丞为搠思监,左丞为董守简,参知政事为朵儿只班、吕思诚。不知时相之中,何人力主罢免苏天爵。
②赵汸:《治世龟鉴序》,《东山存稿》卷二。
①赵汸:《滋溪文稿序》,《东山存稿》卷二。
①陈旅:《元文类序》,《元文类》卷首。
②王理:《元文类序》,《元文类》卷首。
③陈旅:《元文类序》,《元文类》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