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明末两大师——刘宗周和黄道周 刘宗周的思想矛盾和“慎独”、“敬诚”之说

　　刘宗周（1578—1645）初名宪章，字起东，号念台，浙江山阴人。明末著名的儒学大师，因讲学于山阴城北蕺山，学者称蕺山先生。他所创建的蕺山学派，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派，其中坚人物黄宗羲、陈确、张履祥等，均为刘宗周的学生，他们对明末清初实学思潮的高涨和早期启蒙思想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学术思想方面，刘宗周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太虚无形，气之本体”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元气论，形成了独有的“离气无理”的理气论和“道不离器”的道器论。他以“气”为构成天地万物的本原，提出：“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①，“天得之以为天，地得之以为地，人物得之以为人物”②。他认为“气”又是产生精神“理”的根据，并进而指出，尽管附丽于气的理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独立的精神作用，但也不能误解为“理能生气”。他和张载同样认为世界上一切有形的物体和无形的虚空均为“气”的不同形态的表现，从而得出“虚即气”的结论，坚持了“气”一元论。在此基础上，刘宗周又有所发展。

　　在论述“虚即气”，批驳“虚生气”、“无生有”的同时，刘宗周论述了“有”、“无”的辩证观。他认为，无形的“虚”和有形的“万物”都是“气”的不同的存在形态，而事物的“有”、“无”不过是气的聚散的形态变化，故“有”中有“无”，“无”中有“有”，事物的产生和消亡是统一的。他把“太虚”看作是“有”与“无”的统一，又把“气”之有（无形）和具体万物之“有”（有形）作了一定的区别。这种对“气”的原始物质存在形态变化的辩证观，是对“虚即气”说的深化，并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所谓“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作了唯物主义的解说。他指出，“太极”即“气”，“一奇即太极之象，因而偶之，即阴阳两仪之象”③。所谓“一奇”，即奇数一，即汉代王充所说“元气未分，混沌为一”的原始物质“气”。所谓“阴阳两仪之象”，则如唐代《无能子》所说气之“轻清者上为阳、为天，重浊者下为阴、为地”。这一说法虽有象数论的痕迹，但却把宇宙的构成看作是“太极”——“气”的自身发展变化的结果。与此同时，刘宗周提出“道不离器”的道器论。他说：“道、理皆从形气而立。离形无所谓道，离气无所谓理。”①从“离气无理”的观点出发，他认为“离器而道不可见，故道器可以上下言，不可以先后言。有物先天地，异端千差万错从此句来”②。他明确地认识到，作为具体事物的“器”是一般原理“道”的根本，与程朱理学“道本器末”、“理在事先”的观点截然相反。

　　刘宗周的以形气为本的人性论，与他的“离气无理”的理气论紧相关联。人性问题在他的学说中占重要地位，清人全祖望曾说：“蕺山之学，专言心性”③。

　　刘宗周认为人性是人出生以后才形成的，是以人的身体和气质为依据的。有“气”才有“性”，不能离开“气”去谈“性”，但也不能离开人心而谈性。他指斥离心而言性的“愈玄愈远”的观点，否定了张载、二程和朱熹的先天人性论。同时，他也否认程朱的人性根源于“理”的观点，指出在“五行不到处，父母未生前”就谈不上什么人性问题。在人性内容上，刘宗周从“道不离器”出发，把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伦理观念看作是父子、君臣等社会关系的反映，“无形之名，从有形而起”；与理学的“未有这事，先有这理”，把封建道德伦理观念也看作是先天的、人性所固有的观点不同。至于人性的具体内容，刘宗周认为人的生理功能才是人性的具体体现，“性者，生而有之之理，无处无之。如心能思，心之性也；耳能听，耳之性也……”④，他离开了人的社会性而单纯从自然属性来论述，最终要陷入唯心主义。在“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关系上，刘宗周认为二者是统一的，反对把“道心”和“人心”、“天理”和“人欲”说成是对立的关系。他还认为“气质之性”是“义理之性”的主宰。而“人欲”只是人的生理的自然要求，只有那些纵欲过度的行为才是恶。这一观点后来为陈确所发展，得出了“人欲恰好处即天理”的命题。

　　刘宗周在认识论上提出“良知不离闻见”，以与王阳明的“良知不由见闻而有”相对立。但他却未能摆脱“心学”的羁绊，中年后又提出“求道之要，莫先于求心”的观点。

　　在“良知”的来源问题上，刘宗周提出“离物无知”的观点，主张“即物以求之”的格致说，与王阳明的“先物而求之”的格致说对立。他认为，人的认识（良知）需要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接触才能产生；“心以物为体，离物无知”，否则就会堕入释氏的“虚空圆寂之觉”①。不但“世未有悬空求寂之学”，而且“学”还必须与“思”、“问”、“辨”、“行”相结合，才能“觉斯理”。为了做到这五者相结合，故他力主“即物以求之”的格致说，批评王阳明的“先物而求之”导致心物两离、“离物无知”，甚至会像王龙谿（畿）那样“深陷于释氏而不自知”。刘宗周对王阳明以“良知”为天赋而只求格其“本心”的先验论的“良知”说的批判，在认识论上突破了“心学”的束缚。

　　从上可见，刘宗周在认识论上与王阳明及其后学有根本分歧，但到他中年以后，却开始转向阳明“心学”，提出“君子之学，心学也”，“求道之要，莫先于求心”的主张和“识心”才能成为圣人的观点，并论述王学“识心”之说和孟子的“养心知存养之说”的一致性，进而提出“识不待求，反之即是”，沿袭儒家传统的所谓“内省”、“反求”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途径，并把认识论和道德修养论结合起来，走上宋明理学家的老路。

　　刘宗周被革职为民而隐居读书之后，转向“心学”。他把世道之坏，归结为人心之恶，提倡通过讲求内心省察以达到道德的自我完善来解救世道。于是他的“慎独”、“敬诚”之说，成为其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慎独”一词原出于《中庸》，历来被儒家作为内心省察的道德修养而尊奉。刘宗周认为，“君子之学，慎独而已矣”①，“学问吃紧工夫，全在慎独。人能慎独，便为天地间完人”②。在他看来，“慎独”包括了上至对宇宙本体的认识，下至个人的道德修养等一切重要学问和做人的道理。“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工夫”③。他的学生陈确解释说：“独者，本心之谓，良知是也。”④说明“独”即是人的主观意识的“心”，也就是王阳明所谓的“良知”。他还认为“慎独”能使人的道德修养达到“中和”的境界，是实践“中庸之道”的必要途径，故而“独，即天命之性所藏精处，而慎独即尽性之学”。这样，他的“慎独”就已不是以往儒家所说的一般的道德修养方法，而是融合一切的理学思想。并且认为“慎独”要与“敬诚”相联结，故又提倡“敬诚”之说。他认为，子思所说的主观精神“诚”，不但体现天道，而且与“独”一样，具有宇宙万物本体的作用，是人们道德认识的基础。由此可见，刘宗周的思想学说，复杂而充满矛盾，这也正是明末特定社会和思想的反映。他的一些叛离理学的思想观点，后来为他的学生、蕺山学派的主要代表黄宗羲和陈确继承并发展，逐步建立起与理学相对峙的思想体系，从而展开了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的抨击。

　　 黄道周复杂而矛盾的思想学说

　　以明末儒学大师著称的黄道周（1585—1646），字幼平，福建漳浦人。青少年时代博览群书，二十五岁作《易本象》八卷，开始了他对《周易》象数之学的研究和著述。中年举进士，任职期间，因刚直敢言，严操守、重气节而历经三次革职、一次入狱，乃至险遭冤杀。他一生除居官外，主要从事著述和讲学，问业者达几千人。他讲学中凡与学生之疑难答问，后均汇为《榕坛问业》一书行世。他的著述约四十余种，近二百卷，达百万言，其中论《易》者居多。他的理学思想，基本倾向朱学，提倡“修己以敬”的道德修养论，主张天性皆“善”的人性论，在《易》学思想上继承了邵雍的神秘主义象数学，但是在自然观、认识论方面，对理学传统又有所背离，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倾向。

　　黄道周的自然观主要来自《周易》和《洪范》、《月令》中的阴阳五行说以及东汉张衡的浑天说，都是建筑在“气”的朴素唯物论基础之上。黄道周把阴阳二气和“五行”（金木水火土）看作是构成天地万物的物质元素，但从更高的层次来说，他还是强调“太极”是天地万物的本原，然而说“太极与阴阳，总是一个”①，“太极”也具有了物质性。他强调有了阴阳之气，才有天地的形成和人类万物的产生，才出现了“时有寒暑”、“日有昼夜”等自然界的变化和“积成自然，序数可别”的变化规律。

　　黄道周一生对易学研究倾注了大量精力，他的易学思想主要地是继承了自汉代京房到宋代邵雍的象数学观点，企图根据《周易》中的卦象和数字推导出它与历代的治乱、社会伦理之间的关系，因而他步邵雍的后尘，将古今的历学尽归于“易”，生硬拼凑，以致走上了神秘主义的道路。黄道周在其《周易》研究的代表作《易象正》和《三易洞玑》二书中，就试图推知历代的治乱；并以《河图》、《洛书》之数，自相乘除，得出《大象十二图》、《历年十二图》等图象，作为推测之术。他还把日月之食的出现比附为人世祸乱的兴起，看作为“示救于圣人”的举止，提出“讲学修德，圣人所救日月”的观点，坠入了天人感应的神学窠臼。他的易学思想，深受传统象数学的影响，神秘主义色彩甚为浓厚；但是他也从积极方面吸取了朴素唯物主义宇宙生成论的观点，阐发了一些合理的可贵的思想。

　　强调治《易》要“推明天地、本于自然”（《易象正序例》）。提出治《易》要摆正理、象、数三者的辩证关系。他说：“有日有月有星是三要物，理学数是三要事。”提倡治《易》要贯彻“实测”精神。黄道周“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提出人的认识来源于“物上精魄”而不是精神——“性地灵光”，触及了认识论的根本问题。此外，黄道周还强调他的“格物致知”与以往“圣贤”的道德践履不同，讲求的是“格于上下、格于鬼神鸟兽草木鱼鳖之理”。他批评陆九渊等人“说向空去，从不闻空中有个止宿……此‘止’字，只是止善”。在“致知”问题上，他还阐明了“博”和“约”的辩证关系。他主张求学问要先博后约，彼此交相往复、贯通渗透。同时，黄道周的认识还表现为重躬行、重实践。他认为，圣贤经书只能为人“开道”引路，起理论上的指导作用，而千里之行，有待人们去“躬行”、去实践。

　　在道德修养论方面，黄道周继承了程颐的“涵养须用敬”的观点，提倡“修己以敬”的道德修养论，其特点，一是，“修己以敬”与“涵养须用敬”的主敬说相比，着眼点已有所不同。程颐的“敬”是“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①。黄道周则视“敬”为“本体工夫”，是“中和之本，礼乐渊源”。儒家所谓“中和”，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人的修养达到了“中和”，就产生“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神秘境界。黄道周把敬看成是“中和之本，礼乐渊源”，“敬”就成了一种能产生神秘力量的主观精神。二是，程颐言“敬”，出发点在于居敬穷理。黄道周言“敬”，则和“安民”、“安百姓”联系起来，与“君子事功”、“君子学问”一起作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组成部分。其三，他吸取了《中庸》关于“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的观点，将“敬”与“诚”联结起来，提出“诚是天道，敬是人道，修己便要修到诚处，便与天地同体”②。黄道周把人的主观意识的道德观念的“敬”与“诚”，与客观事物、自然界的“天”的真实性混同起来，最终必然以主观意识代替客观世界，“诚便与天地合体”，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黄道周的性论与程朱等理学家相比，有同有异。在人性本原问题上，他与程朱的观点一样，认为人性本原于天，又把人性和天命完全等同起来，使人性具有神秘性质。他又吸取了《孟子》和《中庸》的“诚”的观点，认为天命之性的道德内容来源于“诚”，进而得出了“诚是性之本体，至诚是明诚之极功”①的结论。这一切，说明黄道周意图贯通天人，想从本体论中寻求封建道德合理的理论根据，背离了他在自然观上不信天命鬼神而重客观自然规律的观点，陷入了理学的“天道性命”的精神本体论。

　　黄道周继承了孟子的性善论，认为天命之性从根本上讲都是至善至美的，甚至把这种天赋的“善笥”看成是万物生成的根源，强调它的绝对性和永恒性：“性是天命，生是物质；物质虽雕，天命不死。”②他反对把“性”分成“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人之所以变“恶”或“愚”，皆是后天习染不同之故。因此他重视后天的修养和学习。黄道周的天性皆“善”的人性论，虽然错误，但他把人性的由善变恶看作是后天的习染，并强调通过个人的努力，仍能由恶变善或由愚变智，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显然有其积极的因素。

　　

　　①《刘子全书·读易图说》。

　　②《刘子全书·学言中》。

　　③《刘子全书·学言中》。

　　①《明儒学案·蕺山学案》。

　　②《明儒学案·蕺山学案》。

　　③《鲒埼亭集·梨洲先生神道碑》。

　　④《刘子全书·学言中》。

　　①《刘子全书·学言上》。

　　①《刘子全书·书鲍长孺社约》。

　　②《刘子全书续编·证人杜语录》。

　　③《刘子全书·中庸首章说》。

　　④《陈确集·辑祝子遗书序》。

　　①《榕坛问业》卷十四。

　　①《二程遗书》卷十五。

　　②《榕坛问业》卷十五。

　　①《榕坛问业》卷十一。

　　②《榕坛问业》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