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著《日本国志》与《日本杂事诗》 黄遵宪踏上日本国土，目睹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新貌，如同看到“中华以外天”③，视野为之扩大。他立志撰写一部《日本国志》，以备“朝廷咨诹询谋”，帮助朝野上下了解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的过去和现在，改变“狭隘”的思想，打破“荒诞”的闭关自守局面。他在繁忙的外交活动之余，主动结交日本朋友，采风问俗，网罗旧闻，参考新政，查阅资料，克服语言文字障碍、参考资料欠缺和校雠编辑等困难，“朝夕编辑”，在离开日本时，《日本国志》“甫成稿本”。他调往旧金山后，因总领事的政务忙碌，编撰工作几至中辍。光绪十一年（1885）秋，黄遵宪由美请假回国，先去梧州看望其父，接着回到嘉应州。他集中时间和精力，修改《日本国志》，终于在光绪十三年四月（1887年5月）完成了《日本国志》的撰写。全书包括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和工艺志等12类，共40卷，约50余万字。这是中国人纂写的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和介绍日本的通史。黄遵宪坚持“详近而略古，详大而略小”①的原则。特别强调“牵涉西法，尤加详备”②，把介绍日本学习欧美、进行“革故鼎新”的明治维新以后的现状作为重点，以期适用于中国社会的需要。
《日本国志》写就后，曾呈送总理衙门，希望引起清政府有关当局的重视，但却被束之高阁。光绪十六年（1890）始由广州富文斋出版初刻本，同年又出改刻本。其后有光绪二十四年（1898）浙江官书局的重刻本，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的排印本和汇文书局本，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书局的石印本等，均从光绪十六年的改刻本。
《日本国志》考察了日本历史，指出日本的发展，“无一事不资之外人”：明治维新前，日本“无一不取法于大唐”；明治维新后则“无一不取法于泰西”③，从而使国家由贫变富，由弱变强。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指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尤注意于求富”①，把“繁殖物产、保护本国物产”作为“先务”②，“观其学校，分门别类，亦骎骎乎有富强之势”③。与之相反，中国长期以来“视一切工艺为卑卑无足道”，把“制器利用之事，第归于细民末匠之手”，“士大夫不复身亲”④。他认为“今之中国，在兴物，以保商务”⑤。为此应该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应当“降心以相从”，借资于欧美之法，“以中土之才智，迟之数年，即当远驾其上，内则追三代之隆，外则居万国之上，吾一为之，而收效无穷”⑥。
黄遵宪在书中介绍了日本的财政状况，他主张中国一方面可以对西方国家实行的租税办法，“择要而行之”，一方面要取国内“旧有之利，祛中饱之弊，还于朝廷，而公于天下”，使岁入常税“骤增五六倍”，这样“国用匮乏，入不敷出”的财政困难即可克服，而制造轮船、铁路等“一切富强工具”⑦的经费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
《日本国志》还介绍了祭祀、婚娶、丧葬、服饰、饮食、居处、乐舞、游宴、神道、氏族和社会等历史状况及明治维新后的变化，阐述了这样的观点：礼和俗“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是“因人情而为之”。所谓“人情”，就是人们的习惯。因而治国化民，必须重视人们的习惯。一种风俗一旦形成为习惯，就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故于习惯之善者导之，其可者因之，有弊者严禁以防之，败坏者设法以救之”①。黄遵宪之意显然是希望改变当时中国的风俗习尚。
黄遵宪把撰写《日本国志》搜集到的“旧闻”和“新政”中的“杂事”，以国势、天文、地理、政治、文学、风俗、服饰、技艺、物产等为次，“衍为小注，■之以诗”②，集成一本七言诗集《日本杂事诗》。光绪五年（1879），北京同文馆聚珍本《日本杂事诗》是最初版本。翌年，香港循环报馆重印，继而日本凤文馆，中华印务局，日本东京、京都，广西梧州，湖南长沙等先后翻印，均为二卷本，卷一73首、卷二81首，凡154首。光绪十六年（1890），黄遵宪任驻伦敦参赞期间对《杂事诗》进行了修改，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长沙富文堂出版修订本。他郑重声明：“此乃定稿，有续刻者，当依此为据，其他皆拉杂摧烧之可也。”③定本把原本诗154首中删去12首，修改了28首，增补了58首，共辑200首。
《日本杂事诗》是一本介绍日本历史的史诗，其目的是用以答“友朋贻书询外事者”①。它与备“朝廷咨诹询谋”的《日本国志》是姊妹篇。这两部著作在中国近代史学史和诗歌史上都是开创性的著作，对帮助中国朝野上下了解日本和世界起了重要的作用，为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兴起作了舆论准备。
③《寄女》，《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723页。
①《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340页。
②《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第284页。
③黄遵宪：《日本国志凡例》。
①《日本国志·邻交志》。
②《日本国志》卷15《食货志》一。
③《日本国志》卷38《物产志》一。
④《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一。
⑤《日本国志》卷40《工艺志》。
⑥黄遵宪致蔡毅若观察书。
⑦《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一。
①《日本国志》卷16《食货志》二。
②《日本国志》卷34《礼俗志》。
③戊戌四月《日本杂事诗·后记》。
①《重刻日本杂事诗自序》。
《日本国志》写就后，曾呈送总理衙门，希望引起清政府有关当局的重视，但却被束之高阁。光绪十六年（1890）始由广州富文斋出版初刻本，同年又出改刻本。其后有光绪二十四年（1898）浙江官书局的重刻本，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的排印本和汇文书局本，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书局的石印本等，均从光绪十六年的改刻本。
《日本国志》考察了日本历史，指出日本的发展，“无一事不资之外人”：明治维新前，日本“无一不取法于大唐”；明治维新后则“无一不取法于泰西”③，从而使国家由贫变富，由弱变强。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指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尤注意于求富”①，把“繁殖物产、保护本国物产”作为“先务”②，“观其学校，分门别类，亦骎骎乎有富强之势”③。与之相反，中国长期以来“视一切工艺为卑卑无足道”，把“制器利用之事，第归于细民末匠之手”，“士大夫不复身亲”④。他认为“今之中国，在兴物，以保商务”⑤。为此应该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应当“降心以相从”，借资于欧美之法，“以中土之才智，迟之数年，即当远驾其上，内则追三代之隆，外则居万国之上，吾一为之，而收效无穷”⑥。
黄遵宪在书中介绍了日本的财政状况，他主张中国一方面可以对西方国家实行的租税办法，“择要而行之”，一方面要取国内“旧有之利，祛中饱之弊，还于朝廷，而公于天下”，使岁入常税“骤增五六倍”，这样“国用匮乏，入不敷出”的财政困难即可克服，而制造轮船、铁路等“一切富强工具”⑦的经费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
《日本国志》还介绍了祭祀、婚娶、丧葬、服饰、饮食、居处、乐舞、游宴、神道、氏族和社会等历史状况及明治维新后的变化，阐述了这样的观点：礼和俗“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是“因人情而为之”。所谓“人情”，就是人们的习惯。因而治国化民，必须重视人们的习惯。一种风俗一旦形成为习惯，就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故于习惯之善者导之，其可者因之，有弊者严禁以防之，败坏者设法以救之”①。黄遵宪之意显然是希望改变当时中国的风俗习尚。
黄遵宪把撰写《日本国志》搜集到的“旧闻”和“新政”中的“杂事”，以国势、天文、地理、政治、文学、风俗、服饰、技艺、物产等为次，“衍为小注，■之以诗”②，集成一本七言诗集《日本杂事诗》。光绪五年（1879），北京同文馆聚珍本《日本杂事诗》是最初版本。翌年，香港循环报馆重印，继而日本凤文馆，中华印务局，日本东京、京都，广西梧州，湖南长沙等先后翻印，均为二卷本，卷一73首、卷二81首，凡154首。光绪十六年（1890），黄遵宪任驻伦敦参赞期间对《杂事诗》进行了修改，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长沙富文堂出版修订本。他郑重声明：“此乃定稿，有续刻者，当依此为据，其他皆拉杂摧烧之可也。”③定本把原本诗154首中删去12首，修改了28首，增补了58首，共辑200首。
《日本杂事诗》是一本介绍日本历史的史诗，其目的是用以答“友朋贻书询外事者”①。它与备“朝廷咨诹询谋”的《日本国志》是姊妹篇。这两部著作在中国近代史学史和诗歌史上都是开创性的著作，对帮助中国朝野上下了解日本和世界起了重要的作用，为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兴起作了舆论准备。
③《寄女》，《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723页。
①《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340页。
②《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第284页。
③黄遵宪：《日本国志凡例》。
①《日本国志·邻交志》。
②《日本国志》卷15《食货志》一。
③《日本国志》卷38《物产志》一。
④《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一。
⑤《日本国志》卷40《工艺志》。
⑥黄遵宪致蔡毅若观察书。
⑦《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一。
①《日本国志》卷16《食货志》二。
②《日本国志》卷34《礼俗志》。
③戊戌四月《日本杂事诗·后记》。
①《重刻日本杂事诗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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