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为宪法而牺牲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命唐绍仪组织第一届内阁，宋教仁被任为农林总长。尽管他最有兴趣并努力学习和研究的是政治和法律，农林非其所长，“然犹以为既列阁员之群，亦参赞大政方针之一人，则主持所信之政见，以期见诸实行，或亦易事，故姑且承乏其间，以图展布有日”①。然而，仅仅过了两个多月，他这美妙的想法就被打得粉碎。由于袁世凯的专横跋扈及其爪牙的从中破坏，这届内阁一事无成，形同虚设，唐绍仪不得不在6月间就宣布辞职，宋教仁也随即向袁世凯递上了辞呈。但是，这种严酷的现实未能使宋教仁意识到必须设法组织政治军事实力同袁世凯较量，只是令他感到，仅仅组成责任内阁，还不能保证政府内部意见的一致，所以，在6月28日同盟会再次开会讨论组织内阁问题时，他进而提出了组织纯粹政党责任内阁的主张。

　　纯粹政党责任内阁是同政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时候，一部分同盟会员和立宪派与旧官僚为了能在新政府中争得一席之地，或者达到其他政治目的，纷纷组织公开政党或政治团体，致使各种各样的政治团体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而同盟会虽然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就变成一个公开政党，但在宋教仁看来，它已远远不能适应政党政治的需要。他公开宣称：“统一、同盟两党，政纲本无不同，故与两党皆有关系。惟同盟会分子复杂，本非政党组织，前此勉强改为政党，原非余之本意；且同盟会多有感情用事之举，尤非政党所宜出。然感情用事，统一党人亦有不免，如将来两党均不能化除意见，余意于两党外另求同志，更组织一党，以为国家效力之地。”②尤其是这年5月，统一党又和国民协进会以及民社等几个小党派联合在一起，组成共和党，充当袁世凯的御用工具，在临时参议院中和同盟会对抗，更使宋教仁感到，组织一个大党，在国会中造成多数党的声势，已经刻不容缓。

　　7月16日，宋教仁主持召开了同盟会本部全体职员大会，讨论同盟会的改组问题。多数人主张仍然沿用同盟会旧称，宋教仁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只是作了两点原则性说明：一是对于赞助同盟会的其他政党要极力联络；二是要注意国会的选举，“必使会员能于国会占多数席位。彼时无论政府如何，可以会员力量改良之，是皆扩张势力之最要者也”①。他所要极力联络的其他政党，主要是指参议院中的第三大党统一共和党。这个党的不少党员过去都加入过同盟会，与同盟会有着一定的联系，后来虽然独树一帜，并在参议院中对共和党颇为偏袒，但因袁世凯要陆征祥于继唐绍仪之后组织内阁，未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的立场已经开始动摇，只是由于他们还不赞成宋教仁提出的不参加陆征祥内阁的建议，所以两党之间仍存在着一定的隔阂。到了7月26日，袁世凯用武力强迫临时参议院通过陆征祥出任总理，统一共和党不仅没能将陆征祥否决，而且受到共和党与军警界的攻击，许多党员都非常气愤，便决定和同盟会一起参加正式国会的竞选。于是，两党合并的问题重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宋教仁组织大党的心情十分迫切。统一共和党提出，要实行两党合并，必须改变同盟会的名称，废除民主主义纲领，改良内部组织。宋教仁征得孙中山和黄兴的应允后，在8月5日，双方代表进行正式谈判。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得到讯息，也先后派出代表前来参加，表示愿意一起实行合并。经过反复商讨，他们决定以“国民党”作为这个新党的名字，并且通过了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厉行种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和维持国际和平等五条政纲。在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宋教仁被举为理事，不久，又被孙中山委任为代理理事长。

　　国民党的成立，使宋教仁踌躇满志。他以喜悦的心情写信对海外的同盟会员说：“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①可他并不知道，组织庞大的国民党抛弃了同盟会秘密活动时期“平均地权”的纲领，取消了同盟会公开以后的“男女平等”主张，把原来的“力谋国际平等”改成了“维持国际和平”，从而失去了积极的斗争意义。他还把社会上一大批官僚政客也拉入国民党内，使国民党的成分更加复杂，这就大大削弱了它的战斗力量。

　　凡是企图实行专制独裁的人，总是容不下有抱负有才望的政治家。袁世凯除了蒙骗孙中山和黄兴以外，对宋教仁更是大费心机。他认为，宋教仁是国民党的灵魂，政治手腕比较灵活，比起孙中山和黄兴来更加难以对付。正是因为这样，他对宋教仁很不放心，总想把宋教仁控制在自己手中，为己所用，最低限度也要使宋教仁无法施展本事。所以，他曾对宋教仁赞扬不已，百般笼络，甚至放出空气说，他很有可能要宋教仁出任总理，继陆征祥之后组织内阁。

　　宋教仁没有理睬袁世凯的拉拢，决心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努力奋斗。10月18日，他离开北京，沿京汉铁路南下，去探望别离8年的老母和妻子，同时布置南方诸省的国会议员选举事务。临行之前，袁世凯送上50万元交通银行支票，他原封退回，拒不收受。袁世凯知道宋教仁决“非高官厚禄所能收买，乃暗萌杀意，密令心腹赵秉钧谋之。赵又委其走狗洪述祖、程克二人主其事”①。洪述祖和程克寻找到上海流氓头子应桂馨，由应桂馨负责物色执行暗杀的凶手。

　　宋教仁在桃源老家只住了1个多月，就重新踏上了政治斗争的巇崄征途。从1913年1月开始，他由长沙到武汉，过九江到上海，又到杭州和南京，到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到处都发表竞选演说，对北京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猛烈抨击，对袁世凯的阴险奸诈进行无情揭露。他在2月1日国民党湖北支部的欢迎会上说：“现在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克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②10天以后，他又在国民党鄂省交通部的欢迎会上再次点了袁世凯与国务总理赵秉钧的名，他说：“自民国成立，迄今二载，纵观国事，几无一善状可述。”在内政方面，“财政之状况，其紊乱已达极度，政府对于财政之将来全无丝毫计划，司农仰屋，惟知倚赖大借款，以为补苴弥缝之术。……殆以临时政府期近，敷衍了事，以塞国民之责，不惜以万难收拾之局贻之后人，此则政府罪无可逭之处也”。在外交方面，“自库俄事件发生以来，国人嚣嚣然群起诘责，而荏苒至今，将及一载，不闻有当解决之法。……兄弟（宋教仁自称）彼时亦在北京，见事情重大，曾屡次警告袁世凯总统及赵总理，促其从速设法解决此问题”。然而，“今日外蒙将非我有，而政府犹处歌舞太平之中，不知是何思想”。他明确指出，北京临时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些问题，“扶危济倾，端在我党有志之士”①。3月9日，他在国民党南京支部的欢迎会上，则简单扼要地阐述了自己的全部政治主张：“现正式国会将成立，所纷争之最要点为总统问题，宪法问题，地方问题。总统当为不负责任，由国务院负责，内阁制之精神，实为共和国之良好制也。国务院宜以完全政党组织之，混合、超然诸内阁之弊，现已发露，毋庸赘述。宪法问题，当然属于国会自订，毋庸纷扰。地方问题，则分其权之种类，而为中央地方之区别。”②任何政治家的思想，总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化。这个时候的宋教仁已经不再以组织一个纯粹政党责任内阁而满足了。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要使袁世凯担任一个没有什么实权的总统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选举“最为愚昧脆弱之黎元洪”为总统，才能“组织同志内阁”，充分发挥责任内阁的作用。因此，当他去武昌访问黎元洪的时候，就对黎元洪说过：“我们不能使袁世凯做我们听话的工具，我要我党党员选你当总统。”①这个消息很快就在社会上流传开来，2月18日北京的《亚细亚日报》就对此作了公开报道。

　　宋教仁的这一计划，对袁世凯无疑是个威胁，况且国会选举已经揭晓，国民党在每个选区都高奏凯歌，在参众两院870个议席当中，国民党独得392席，占议席总数的45％，而共和、民主、统一三党所得议席总和只有223个，还不到议席总数的26％，国民党取得了压倒的多数，宋教仁的这一计划是很有可能实现的。从此，袁世凯杀害宋教仁之心益坚，其行动的速度也大大加快。2月1日，洪述祖密电应桂馨，声称“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乃有价值”。第二天，洪述祖又在给应桂馨的一封密函中说：“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指应桂馨）须于题前径电老赵（指赵秉钧），索一数目。”②其中所谓“紧要文章”，“激烈举动”，就是指的暗杀宋教仁的事。与此同时，袁世凯还指使其大小喽啰，匿名投稿全国各报，并以“救国团”的名义通电全国，对宋教仁进行恶毒攻击。尤其卑鄙的是，袁世凯购求宋教仁在日本时的所谓“劣史”资料，编印成册，大量散发，妄图彻底毁坏宋教仁的名誉。结果，前者遭到宋教仁的驳斥，后者也未收到什么效果。袁世凯在收到应桂馨3月14日发出的“梁山匪魁（指宋教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的密电以后，18日拍了“寒（即14日）电应即照办”的复电①，正式下达了暗杀宋教仁的命令。

　　宋教仁完全陶醉于国会选举，他在上海与国民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商讨在国会中应当施行的党略，起草国民党大政见，准备带到北京国民党本部议决实行。他的好友陈犹龙和谭人凤发现，袁世凯已有图谋不轨的端倪，劝他应该有所戒备，他却认为那是“蛇影杯弓之事”，全不放在心上。他只考虑到，袁世凯一旦大总统落选，倒很有可能要同国民党最后摊牌，所以他对他的党员们说：“在不久的将来，（袁世凯）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②这时袁世凯来电，催他赶快进京，他便决定于3月20日乘夜车同其他几个新当选的议员一起北上。

　　这天晚上，宋教仁来到《民立报》社，向他的同人友好辞行话别。徐血儿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先生此行，责任甚重，顾宵小多欲不利于先生，恐前途有不测之危险，愿先生慎重防卫。”他若无其事地笑着回答：“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然并力赴之。”③10时45分，宋教仁和黄兴等人走出沪宁车站议员休息室，准备上车。他们刚刚走到剪票处，就听到低低的一声枪响，随后便是第二声、第三声。宋教仁摇晃了一下，便倒在旁边的一张铁椅子上，说道：“吾中枪矣。”由于前来送行的人忙于救护，竟使凶手武士英逃去。

　　宋教仁被送到车站附近的铁路医院里，他不知道向他开枪的主谋人就是袁世凯，还请黄兴代笔，给袁世凯拍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他的不幸，提出他的要求，希望袁世凯“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①。延至22日凌晨，这个年仅32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便与世长辞了。

　　

　　①《胡汉民自传》。

　　②《宋教仁集》下册，第405页。

　　①《宋教仁集》下册，第390页。

　　①《民立报》1912年7月28日《同盟会大会纪事》。

　　①《宋教仁集》下册，第419页。

　　②《辛亥革命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59页。

　　①《宋教仁集》下册，第456—457页。

　　②同上书，第457—458页。

　　①《宋教仁集》下册，第467页。

　　②刘基胜：《为民主而斗争：宋教仁与辛亥革命》，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英文版。

　　①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171—172页。

　　②同上书，第172—173页。

　　③《宋教仁集》下册，第457页。

　　①徐血儿等编：《宋渔父》第1集后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