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地 理 学 1840—1919年，是中国地理学从传统向近代转变的时期。一方面，中国传统舆地之学仍焕发着余辉，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成果；另一方面，西方地理学知识的大规模传入，使新地理学开始萌发和建立。
中国近代传统地理学的主要成就
1840—1911年，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在整体上处于缓慢或停滞发展时期。但是，以为现实服务为宗旨的地理学，仍取得了累累硕果。①1.方志的兴盛。
作为中国古代地学著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方志，在清代进入鼎盛时期。其成书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分布区域之广，均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同时，在编撰实践中，方志学逐渐发展起来。
发轫于西晋的地理总志，历经几代的发展逐渐走向成熟。官修全国地理总志《大清一统志》经3次修撰，终于在1842年完成。这部560卷的巨著，体例严谨、考核精详，并集图、表、志于一书，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编撰最好的全国地理总志。
2.地理考证的发达。
清乾嘉时期形成的以考据见长的地理学派，至清末民初得到继续的发展，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
清末民初从事《水经注》研究的学者颇多，其中较著名的学者和代表作为：王先谦（1842—1917）以30年之功于1892年完成的《合校水经注》一书；杨守敬（1835—1915）和弟子熊会贞（1859—1936）集清代《水经注》之大成于1904年完成《水经注疏》40卷初稿及《水经注疏要删》等书。
清代以地理考证著称的大家丁谦（1843—1919）首次对我国历史上边疆和域外地理著作29种进行全面和系统的考释。其研究成果由浙江图书馆于1915年出版，书名《蓬莱轩舆地丛书》（又称《浙江图书馆丛书》），分2集共69卷。
3.大型历史地图集问世。
1911年，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艰辛努力，杨守敬和弟子熊会贞编绘的大型历史地图集《历代舆地图》全部刻成。它共358卷，分45个图组，装订成34册。此图集前为《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概略表示历史疆域大势；后为《历代舆地图》，自春秋至明代，以朝代为序安排图幅，表示其统治势力的范围、行政区划、山川等。这一图集，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绘制技术较以前图集更科学和精确。它是当时最完整的大型历史地图集，是中国古代舆地学最重要成就之一。
4.边疆世界地理研究的繁荣。
鸦片战争后，由于边患日益严重，一些爱国学者痛感边疆和世界地理知识的贫乏，因而开始积极调查和研究边疆世界地理，撰写了大量的边疆域外世界地理著作。
曹廷杰（1850—1926）是清末第一个对东北地区的边疆史地进行全面调查和研究的学者。1883、1885、1895年，他曾三赴吉林任职。其间，十分注意边务。1885年，他完成《东北边防辑要》2卷，系统汇辑和研究了东北古代战守险要、边界沿革等方面的文献。同年十二月，他又完成《西伯利东偏纪要》，记述这一地区的地理险要、道路出入、兵数多寡以及与边防有关的军事遗迹等。1887年出版的《东三省舆地图说》汇集了他关于东北史地的学术札记。这一时期，关于东北边疆地理的比较重要的著作还有何秋涛的《朔方备乘》（1858年）、宋小濂的《北徼纪游》（1890年）、吴禄贞等的《延吉边务报告》（1908年）等等。张穆（1805—1849）著、何秋涛校补的《蒙古游牧记》16卷于1867年刊印，书中较详细地记录了内、外蒙古的地域、沿革、事迹等。姚莹（1785—1852）特别注意英国对西藏的觊觎，在对西藏进行了考察后，著《康酋纪行》，对西藏的地理、人文、气候、民俗等作了记载。
魏源（1794—1856）和徐继畬（1796—1873）是清代积极编写世界地理著作作者中最杰出的人物。魏源的好友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时，曾组织译员翻译了英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等书，编译成中国最早的世界地理译著《四洲志》。林则徐离粤时，将多年收集到的资料和《四洲志》初稿交给魏源。魏源以此书为基础，大加增补，于1842年出版50卷本的《海国图志》。此后二次再加增补，于1848年出版60卷本，1852年出版100卷本。这部图文并茂的巨著，记述了当时世界地理范围几近所有已知世界，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名著之一。书中所附84幅地图，可以组成一册世界地理地图集。此书对我国近代的“洋务运动”和维新活动，都起了重要的启迪作用。它还传入日、朝、英、俄等国，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其中在日本流传最广、刊本最多，对明治维新运动有较大的影响。徐继畬久驻闽广，悉心收集世界各国的资料，编撰成10卷本的《瀛环志略》于1848年出版。此书较全面地介绍了当时世界各国的疆界、位置、山脉、河流、地形、气候、物产、风俗、人种和历史等，并附地图40幅，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名著之一。
1897年，清代王锡祺（1855—1913）编汇的中国古代最大的地理丛书之一《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出版。此书收录600余位中外地理学家的论文近1500篇，其中边疆和世界地理占有很大的篇幅。
近代地理学的萌芽
鸦片战争以后，作为了解世界的首要对象和手段的地理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以崭新的面貌出现。首先，地理学不再是历史的附庸，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次，它逐渐摆脱古代以沿革地理学为主体的体系，开始走向近代科学地理学的道路。
1.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传播。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地理学知识主要通过三种途径传入我国：一是来华的外国人，其中不乏知名人士（详见地质部分）。他们的工作对西方人研究中国有较大的帮助，但是对1919年以前中国地理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不大。
二是赴国外任公职和观光的中国人。这其中的不少有识之士，在国外时留心观察和记录国外的风土人情，归国后编撰旅行记，扩大了国人的地理视野和加深了他们对世界地理的认识。如中国近代著名学者黄遵宪（1848—1905）先后出任日、美等多国外交官，他于1887完成了40卷的《日本国志》一书。1897年，湖南新学书局出版《游记汇刊》，收集十九世纪末编撰的域外旅行记16种共计21卷，其中包括邹代钧的《西征纪程》、李凤苞的《使德日记》、曾纪泽的《出使英法日记》和黄懋材的《印度札记》等。
三是留学人员。他们是1911年以前西方地理学知识传入中国的中坚力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大批出国留学的人员中有不少人主攻地理学。他们中的不少人在留学期间就开始翻译地理学著作，向国人介绍西方的地理学知识和理论。1900—1911年，中国出版的大量地理学译著中多数都是留学生翻译的。这些地理学译著有几个特点：（1）几乎都是适应初中水平读者的普及性著作；（2）以日文译著为主；（3）区域地理著作所占比重较大。这一时期出版的地理学译著的最大缺陷是没有一本近代西方地理学的代表作问世。
2.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启蒙者邹代钧①。
邹代钧（1854—1908）受祖父和叔父的影响，自幼爱好舆地之学。成年后，通晓历代疆域沿革和江河迁徙，尤精于测绘地图。1886年，他随刘瑞英出使英俄，行程“海道二万九千四百四十里”，“陆程二千四百八十里”（邹代钩《西征纪程》）。在国外期间，邹代钧潜心学习和研究西方测绘地图新法。1889年，他带着欧美各国地理图籍多种回国。归国后不久，邹代钧先后撰写《上会典馆书》和《湖北测绘地图章程》，较为详细地介绍西方测绘地图的新方法、新仪器等。甲午战争后，他又在武昌创立译图公会（后改称“舆地学社”、“舆地学会”），积资编译中外名图，以推进地理学的发展。此会是中国地理学方面的最早组织。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邹代钧主持实测和编绘了大量地图，并设法刊印。这些绘制精细、印刷精美的地图成为当时地图中的精品。此外，邹代钧还撰写了大量的世界各国地理志和边防地理著作。
3.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张相文①。
张相文（1866—1933），字蔚西，号沌谷，江苏泗阳人。甲午战争时期，他经常阅读地图了解战局，从此开始研究地理学。他在认真学习研究我国地理著作的同时，积极学习和吸收西方近代地理学知识，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创立了我国近代地理学。
（1）编著出版了我国第一批地理教科书。
张相文一生主要以教书为职业。他早在1899年就开始在南洋公学教授地理课，此后又在天津北洋女子高等学校和北京大学从事地理教育。在地理教学中，他吸收西方地理学知识，结合我国特点，编著了我国第一批地理教科书，如1901年初刊的《初等地理教科书》（上海南洋公学）、《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上海兰陵社）和1908年初刊的《地文学》（上海文明书局）。我国有教科书始于地理学，“教科书”一词由此创立。前两书的发行量达200万册以上，影响极大。《地文学》一书则是国人自编的较早的一部自然地理学著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张相文在书中首先增加了生物界一编，将无机自然界与有机自然界联系起来，这是中国近代地理学上的一个重要进展。
（2）创立中国地学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
为推动中国现代地学的发展，张相文积极筹建地学学术组织。1909年9月28日，在天津河北第一蒙养院召开了中国地学会的成立大会。张相文当选首任会长。该会以全面研究地学，坚持爱国进步，谋求救国救民为宗旨。它拥有一批著名的学者，并聘请了外国名誉会员。学会在困难的环境中坚持各种活动，是民国初期中国地理学最重要的组织之一。中国地学会的成立促进了中国舆地之学向近代地理学的转化。
（3）创办我国第一个地学学术期刊——《地学杂志》。
中国地学会成立之后，张相文就决定要编辑出版学会会刊。1910年2月，《地学杂志》第1期出版。开始为月刊，后来因经费不足出版周期时常变化，至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被迫停刊。28年间，共出版181期，刊载论文1500多篇，各种地图大约140幅。《地学杂志》早期刊登的论文偏重自然地理学和地质学，后期侧重人文地理学。这些文章以新的观点论述地学事物的成因及其发展变化，突破我国传统舆地学单纯记述地理现象的旧框架。该刊既是中国最早出版的科学期刊，又是中国最早传播新地学的刊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地学的发展。
①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①参见杨文衡主编：《世界地理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454页。
①参见张平：《邹代钧与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萌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81—90页。
中国近代传统地理学的主要成就
1840—1911年，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在整体上处于缓慢或停滞发展时期。但是，以为现实服务为宗旨的地理学，仍取得了累累硕果。①1.方志的兴盛。
作为中国古代地学著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方志，在清代进入鼎盛时期。其成书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分布区域之广，均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同时，在编撰实践中，方志学逐渐发展起来。
发轫于西晋的地理总志，历经几代的发展逐渐走向成熟。官修全国地理总志《大清一统志》经3次修撰，终于在1842年完成。这部560卷的巨著，体例严谨、考核精详，并集图、表、志于一书，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编撰最好的全国地理总志。
2.地理考证的发达。
清乾嘉时期形成的以考据见长的地理学派，至清末民初得到继续的发展，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
清末民初从事《水经注》研究的学者颇多，其中较著名的学者和代表作为：王先谦（1842—1917）以30年之功于1892年完成的《合校水经注》一书；杨守敬（1835—1915）和弟子熊会贞（1859—1936）集清代《水经注》之大成于1904年完成《水经注疏》40卷初稿及《水经注疏要删》等书。
清代以地理考证著称的大家丁谦（1843—1919）首次对我国历史上边疆和域外地理著作29种进行全面和系统的考释。其研究成果由浙江图书馆于1915年出版，书名《蓬莱轩舆地丛书》（又称《浙江图书馆丛书》），分2集共69卷。
3.大型历史地图集问世。
1911年，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艰辛努力，杨守敬和弟子熊会贞编绘的大型历史地图集《历代舆地图》全部刻成。它共358卷，分45个图组，装订成34册。此图集前为《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概略表示历史疆域大势；后为《历代舆地图》，自春秋至明代，以朝代为序安排图幅，表示其统治势力的范围、行政区划、山川等。这一图集，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绘制技术较以前图集更科学和精确。它是当时最完整的大型历史地图集，是中国古代舆地学最重要成就之一。
4.边疆世界地理研究的繁荣。
鸦片战争后，由于边患日益严重，一些爱国学者痛感边疆和世界地理知识的贫乏，因而开始积极调查和研究边疆世界地理，撰写了大量的边疆域外世界地理著作。
曹廷杰（1850—1926）是清末第一个对东北地区的边疆史地进行全面调查和研究的学者。1883、1885、1895年，他曾三赴吉林任职。其间，十分注意边务。1885年，他完成《东北边防辑要》2卷，系统汇辑和研究了东北古代战守险要、边界沿革等方面的文献。同年十二月，他又完成《西伯利东偏纪要》，记述这一地区的地理险要、道路出入、兵数多寡以及与边防有关的军事遗迹等。1887年出版的《东三省舆地图说》汇集了他关于东北史地的学术札记。这一时期，关于东北边疆地理的比较重要的著作还有何秋涛的《朔方备乘》（1858年）、宋小濂的《北徼纪游》（1890年）、吴禄贞等的《延吉边务报告》（1908年）等等。张穆（1805—1849）著、何秋涛校补的《蒙古游牧记》16卷于1867年刊印，书中较详细地记录了内、外蒙古的地域、沿革、事迹等。姚莹（1785—1852）特别注意英国对西藏的觊觎，在对西藏进行了考察后，著《康酋纪行》，对西藏的地理、人文、气候、民俗等作了记载。
魏源（1794—1856）和徐继畬（1796—1873）是清代积极编写世界地理著作作者中最杰出的人物。魏源的好友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时，曾组织译员翻译了英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等书，编译成中国最早的世界地理译著《四洲志》。林则徐离粤时，将多年收集到的资料和《四洲志》初稿交给魏源。魏源以此书为基础，大加增补，于1842年出版50卷本的《海国图志》。此后二次再加增补，于1848年出版60卷本，1852年出版100卷本。这部图文并茂的巨著，记述了当时世界地理范围几近所有已知世界，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名著之一。书中所附84幅地图，可以组成一册世界地理地图集。此书对我国近代的“洋务运动”和维新活动，都起了重要的启迪作用。它还传入日、朝、英、俄等国，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其中在日本流传最广、刊本最多，对明治维新运动有较大的影响。徐继畬久驻闽广，悉心收集世界各国的资料，编撰成10卷本的《瀛环志略》于1848年出版。此书较全面地介绍了当时世界各国的疆界、位置、山脉、河流、地形、气候、物产、风俗、人种和历史等，并附地图40幅，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名著之一。
1897年，清代王锡祺（1855—1913）编汇的中国古代最大的地理丛书之一《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出版。此书收录600余位中外地理学家的论文近1500篇，其中边疆和世界地理占有很大的篇幅。
近代地理学的萌芽
鸦片战争以后，作为了解世界的首要对象和手段的地理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以崭新的面貌出现。首先，地理学不再是历史的附庸，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次，它逐渐摆脱古代以沿革地理学为主体的体系，开始走向近代科学地理学的道路。
1.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传播。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地理学知识主要通过三种途径传入我国：一是来华的外国人，其中不乏知名人士（详见地质部分）。他们的工作对西方人研究中国有较大的帮助，但是对1919年以前中国地理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不大。
二是赴国外任公职和观光的中国人。这其中的不少有识之士，在国外时留心观察和记录国外的风土人情，归国后编撰旅行记，扩大了国人的地理视野和加深了他们对世界地理的认识。如中国近代著名学者黄遵宪（1848—1905）先后出任日、美等多国外交官，他于1887完成了40卷的《日本国志》一书。1897年，湖南新学书局出版《游记汇刊》，收集十九世纪末编撰的域外旅行记16种共计21卷，其中包括邹代钧的《西征纪程》、李凤苞的《使德日记》、曾纪泽的《出使英法日记》和黄懋材的《印度札记》等。
三是留学人员。他们是1911年以前西方地理学知识传入中国的中坚力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大批出国留学的人员中有不少人主攻地理学。他们中的不少人在留学期间就开始翻译地理学著作，向国人介绍西方的地理学知识和理论。1900—1911年，中国出版的大量地理学译著中多数都是留学生翻译的。这些地理学译著有几个特点：（1）几乎都是适应初中水平读者的普及性著作；（2）以日文译著为主；（3）区域地理著作所占比重较大。这一时期出版的地理学译著的最大缺陷是没有一本近代西方地理学的代表作问世。
2.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启蒙者邹代钧①。
邹代钧（1854—1908）受祖父和叔父的影响，自幼爱好舆地之学。成年后，通晓历代疆域沿革和江河迁徙，尤精于测绘地图。1886年，他随刘瑞英出使英俄，行程“海道二万九千四百四十里”，“陆程二千四百八十里”（邹代钩《西征纪程》）。在国外期间，邹代钧潜心学习和研究西方测绘地图新法。1889年，他带着欧美各国地理图籍多种回国。归国后不久，邹代钧先后撰写《上会典馆书》和《湖北测绘地图章程》，较为详细地介绍西方测绘地图的新方法、新仪器等。甲午战争后，他又在武昌创立译图公会（后改称“舆地学社”、“舆地学会”），积资编译中外名图，以推进地理学的发展。此会是中国地理学方面的最早组织。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邹代钧主持实测和编绘了大量地图，并设法刊印。这些绘制精细、印刷精美的地图成为当时地图中的精品。此外，邹代钧还撰写了大量的世界各国地理志和边防地理著作。
3.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张相文①。
张相文（1866—1933），字蔚西，号沌谷，江苏泗阳人。甲午战争时期，他经常阅读地图了解战局，从此开始研究地理学。他在认真学习研究我国地理著作的同时，积极学习和吸收西方近代地理学知识，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创立了我国近代地理学。
（1）编著出版了我国第一批地理教科书。
张相文一生主要以教书为职业。他早在1899年就开始在南洋公学教授地理课，此后又在天津北洋女子高等学校和北京大学从事地理教育。在地理教学中，他吸收西方地理学知识，结合我国特点，编著了我国第一批地理教科书，如1901年初刊的《初等地理教科书》（上海南洋公学）、《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上海兰陵社）和1908年初刊的《地文学》（上海文明书局）。我国有教科书始于地理学，“教科书”一词由此创立。前两书的发行量达200万册以上，影响极大。《地文学》一书则是国人自编的较早的一部自然地理学著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张相文在书中首先增加了生物界一编，将无机自然界与有机自然界联系起来，这是中国近代地理学上的一个重要进展。
（2）创立中国地学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
为推动中国现代地学的发展，张相文积极筹建地学学术组织。1909年9月28日，在天津河北第一蒙养院召开了中国地学会的成立大会。张相文当选首任会长。该会以全面研究地学，坚持爱国进步，谋求救国救民为宗旨。它拥有一批著名的学者，并聘请了外国名誉会员。学会在困难的环境中坚持各种活动，是民国初期中国地理学最重要的组织之一。中国地学会的成立促进了中国舆地之学向近代地理学的转化。
（3）创办我国第一个地学学术期刊——《地学杂志》。
中国地学会成立之后，张相文就决定要编辑出版学会会刊。1910年2月，《地学杂志》第1期出版。开始为月刊，后来因经费不足出版周期时常变化，至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被迫停刊。28年间，共出版181期，刊载论文1500多篇，各种地图大约140幅。《地学杂志》早期刊登的论文偏重自然地理学和地质学，后期侧重人文地理学。这些文章以新的观点论述地学事物的成因及其发展变化，突破我国传统舆地学单纯记述地理现象的旧框架。该刊既是中国最早出版的科学期刊，又是中国最早传播新地学的刊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地学的发展。
①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①参见杨文衡主编：《世界地理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454页。
①参见张平：《邹代钧与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萌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8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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