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地质学
1840—1919年，中国地质学经历了引进西方近代地质学和综述外国人的地质调查结果两个阶段后，终于建立和发展起来。
外国地质学著作的翻译和出版
西方地质科学传入中国，始于十九世纪中期。一些传教士在编写书刊中，已涉及到一些地质学知识。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Muirhead，1822—1900）首次将地质科学知识较全面地介绍给国人。他的以中文撰写的《地理全志》下编（上海墨海书馆，1854年）卷一为“地质论”，这是近代意义的“地质”在中文文献中首次出现，并沿用至今。书中还分层叙述了地层，并附有一张地质年代表。
至洋务运动时期，西方地质学开始较为系统地传入中国。晚清最重要的译书机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就出版了多部地质矿物学译著：初刊于1872年由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口译、华蘅芳笔述的《金石识别》12卷译自英国代那的《矿物学手册》（J.D.Daina，Manual ofMineralogy），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西方地质学译著；初刊于1873年，亦由玛、华二氏翻译的《地学浅释》译自英国雷侠儿的《地质学纲要》（C.Lyell，Elementsof Geology），首次完整、系统、详尽地介绍了西方近代地质学的基本知识和主要内容。此外，该馆还先后出版了舒高第与郑昌棪合译的《链石编》、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与徐寿合译的《宝石兴焉》、傅兰雅与应祖锡合译的《银矿指南》、傅兰雅与潘松合译的《求矿物指南》和王汝■译《相地探金石法》等译著，对西方地质学在中国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一时期，译著多是国人与外国人合作完成，术语的翻译多较蹩脚。
至本世纪初，国人始大量独立翻译外国地质学著作，其译著的水平亦有较大的提高。1900—1911年，中国有几十种地质学译著出版。这些译著主要是地质学教材，且多译自日文著作。它们对在中国普及地质学知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外国人在华的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
1840年后，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不同身份和目的的地学家蜂拥来华，进行探险和资源考察，并撰写了一批报告和专著。这些从总体上说是为列强侵略中国服务的考察和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地学的发展。下面仅记述其中较为重要的几个人及其贡献①：美国庞佩利（R.Pumpelly，1837—1923）是第一位在中国进行地质考察的地质学家。1863—1865年，他先后考察了东北、华北和长江下游一带。1866年，发表他的考察报告《1862—1865年在中国、蒙古、日本的地质调查》。他发现了黄陵背斜，提出了“震旦上升系”的概念，并首次综合中国地质史。他的学生维理士（BaileyWillis，1857—1949）于1903—1904年来华考察，回国后发表的名著《在中国的研究》（1907—1913）在中国地层划分及构造地质学方面有一定影响。
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P.S.von Richthofen，1833—1905）先后二次（1860，1868—1871）来华，足迹遍及十几个省市区，归后发表5卷本的《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的研究成果》（1877—1912）。他提出的中国黄土风成说以及他对中国地质构造和主要地层的论述，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清末民初时，俄国地理学会多次组织考察团来华考察。其中普热瓦尔斯基（H.M.■，1839—1888）于1866—1885年4次来华考察了乌苏里流域、蒙古、华北、新疆、西藏等地，是最早而影响较大的亚洲中部的地理考察者。归国后陆续发表了6卷本的考察报告。奥勃鲁契夫（B.A.■，1863—1956）于1892—1895年4次来华考察，回国后发表了多部著作，其中提出了中国黄土风成说。
日本人的考察主要在东北。本世纪初，他们先后成立了“满洲产业调查会”、“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矿产部地质课和煤田地质调查事务所等机构专门从事东北地区地质矿产调查与研究。
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S.A.Hedin，1865—1952）也是来华考察学者中比较著名的一位。1885—1930年间，他先后6次在我国考察，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回国后发表许多著作。
中国地质科学的建立
1.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章鸿钊①。
章鸿钊（1877—1951）字演群，浙江湖州人。1904年以第一名考取上海南洋公学东文学院。不久赴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师从日本著名的地质学家小藤文次郎。1911年夏学成回国，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的地质学讲师，是中国高等学府中第一位教授地质课程的中国教师。翌年，任地质科科长。此后又担任地质研究所所长、中国地质学会第一任会长。
章鸿钊深感地质事业与祖国建设关系重大，一直积极、热情地宣传和介绍地质科学，并制定计划、培养人材、发表论著，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了中国地质事业。早在日本学习期间，他就翻译日本井上喜之助所作《世界各国之地质调查》一文（《地学杂志》1910年第3、4期），向国内介绍世界各国地质调查事业的概况。1911年，他出任地质科长后，即草拟公文下达各省征调地质专门人材、地质参考品、各省舆图和矿山区域图说，并发表《调查地质咨文》。同年，他又发表《中华地质调查私议》一文，论述中国地质在世界中所占地位、我国地质调查的时机和调查计划，并附有地质讲习所章程等，为中国近代地质事业制订了一幅发展蓝图。此后，他又与丁文江、翁文灏合作，共同开创了中国近代地质事业。
2.地质教育事业的创办。
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首批官办的新式学校中，有不少已设置了有关地质学方面的课程，如京师同文馆（1862年）开设了以矿物学为主的“金石”课，福建船政学堂则已列有地质学的课目。1889年，广东水师学堂始设矿学堂，此后以矿业服务为主旨的矿务学堂在各类学校不断创办。1902年颁布的《钦定高等学堂章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和1903年颁布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均将地质学列为必修课程之一。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立志振兴中国地质矿产事业的有识之士陆续赴国外学习。邝荣光是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的成员之一，是中国最早留学学习地矿的学生之一。1901年，王宠佑（1879—1958）赴美学习采矿和地质，1904年获硕士学位。此后留学生陆续回国，为中国地质教育事业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1909年，中国最早的高等地质教育机构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格致科内创立——地质学门。但是直到1913年只有2个学生毕业。此后因学生太少而停办，直到1917年方恢复，并改称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由曾留学美国的何杰（1888—1979）任系主任，留学德国的王烈（1887—1957）任教授，1920年孙云铸（1895—1979）等8人毕业。此后该系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地质教育机构之一。①1913年10月，北洋政府工商部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地质研究所，先后由1911年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丁文江（1887—1936，同年11月离职）、章鸿钊任所长。这个研究所实际上是一个培养地质专业人材的学校，是民国初期最重要的地质教育机构。其教师多数是兼职的，只有毕业于比利时鲁文大学的翁文灏博士一名专职教员。这所3年制的学校，招收了30名学生。他们在学习基础课的同时，还系统地学习了有关地质学方面的知识，并且进行了十余次的野外地质调研。1916年7月，举行了毕业典礼，共有22名学生参加，其中18名拿到了毕业证书。这些毕业生多数进入地质调查所工作。与此同时，学校宣告结束。这所开办仅3年的学校，却在中国地质事业发展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在1922年成立的中国地质学会的26名创立会员中有10名出自这所学校。而且其中多数成为中国地质界颇有影响的骨干。②3.地质管理和科研、调查机构的创建。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实业部矿务司下设立地质科，由从日本回国的章鸿钊任科长。这是我国政府机关中最早的地质机构。1913年1月，政府北迁后，地质科改由工商部矿政司管辖，章鸿钊辞去科长之职，由丁文江接任。当时科里仅有一个科员、两个佥事，而且都不是学地质的。丁文江上任后就与矿政司长张轶欧商量，并呈工商部批准，改地质科为地质调查所。1916年1月，地质调查所一度改名地质调查局，张轶欧兼局长。同年10月，仍改回原名，所长仍为丁文江（1921年离职），所址设在北京西城区丰盛胡同3号。同年分配到所工作的地质研究所的毕业生极大地加强了其科研力量。1919年，该所先后创办《地质汇报》和《地质专报》两种不定期刊物，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地质学学术刊物。这个所是民国时期历史最悠久的中央级地质科研和调查机构。②4.地质研究的主要成果。
二十世纪初，留学生在积极学习和吸收西方近代地质学理论的同时，开始以这些新的思想和方法调查和研究中国地质，并在较短的时间里开创了中国地质事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①1903年8月，中国著名作家、当时在日本学习地质学的鲁迅（1881—1936）以“索子”为名，在东京出版的《浙江潮》月刊第8期上以文言文发表题为《中国地质略论》的文章。这是中国第一篇以近代地质学理论研究中国地质的论文。1906年7月，他与同学顾琅（生卒年不详，1902年赴日本留学）合编的《中国矿产志》（内附《中国地质矿产全图》）由上海普及书局出版。这是国人首次以地质科学为依据对本国矿产所作的初步概括。
1910年，留学归来、时任直隶全省矿政调查局总勘矿师的邝荣光，先后在《地学杂志》上发表了3种在中国近代地质学上有重要开创性的图版：第一种《直隶地质图》（1∶250万）发表在创刊号上。这张彩色图中的大部分内容是作者实地踏勘的结果。它虽然简单、粗糙，却是国人自编的第一幅地质图。第二种《直隶矿产图》发表在第2号上。它标明了中国煤、铁、铜、铅、银、金的产地。第三种《直隶石层古迹图》发表在第3—4号上。它印出三叶虫、石芦叶、鱼鳞树、凤尾草、蛤、螺、珊瑚和沙谷棕树8种化石。其绘画相当精美，是国人自己采集、自己绘画、自己初步鉴定的化石，也是中国人的第一幅古生物图版。
1911年，章鸿钊以《浙江杭属一带地质》论文获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理学学士。此文是中国地质学者系统研究中国地质的开端，可惜未公开出版。
1912年，翁文灏（1889—1971）以《勒辛地区的含石英玢岩研究》一文获比利时鲁文大学的博士学位。翌年，这篇被列为最优等的论文在鲁文大学地质专刊上发表。这是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发表的第一篇博士论文。
1913年底，丁文江邀德国人梭格尔等人赴正太铁路沿线作地质调查。这是地质调查所成立后的第一次野外调查，是国人进行系统的野外地质调研和地质填图的开端。其考察报告《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务报告书》刊登在1914年出版的《农商工报》第1卷第1期上，是国人以中文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报告。1914年夏，他又独行滇东、滇北200余日，成为国人开展边远地区大规模地质调研的第一人。
1916年，翁文灏等人编写的地质研究所野外实习的成果《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一书由京华印书局出版。这是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本区域地质专著。
1917年6月，丁文江在英国《远东时报》上发表《中国的煤矿》一文，是国人撰写的第一篇关于中国矿产资源的论文。1919年，翁文灏在《地质专报》乙种第1号发表270页的巨著《中国矿产志图》，首次对中国矿产资源进行系统的论述。书中所附1：600百万的《中国地质约测图》，是国人自编的第一张全国地质图。
1918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的李四光（1889—1971）完成硕士论文《中国地质大纲》，1921年在英国《地质学杂志》上发表。此文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地质的概况。
①参见林超：《中国现代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张相文和中国地学会》，《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第150—159页。
①参见吴凤鸣：《1840至1911年外国地质学家在华调查与研究》，《中国科技史料》1992年第1期，38—39页。
①参见吴凤鸣：《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章鸿钊》，《中国科技史料》1994年第1期，第29—41页。
②参见王仰之：《中国地质学简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145页。
①参见王仰之：《中国地质调查所史》，石油工业出版社1996年版。
1840—1919年，中国地质学经历了引进西方近代地质学和综述外国人的地质调查结果两个阶段后，终于建立和发展起来。
外国地质学著作的翻译和出版
西方地质科学传入中国，始于十九世纪中期。一些传教士在编写书刊中，已涉及到一些地质学知识。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Muirhead，1822—1900）首次将地质科学知识较全面地介绍给国人。他的以中文撰写的《地理全志》下编（上海墨海书馆，1854年）卷一为“地质论”，这是近代意义的“地质”在中文文献中首次出现，并沿用至今。书中还分层叙述了地层，并附有一张地质年代表。
至洋务运动时期，西方地质学开始较为系统地传入中国。晚清最重要的译书机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就出版了多部地质矿物学译著：初刊于1872年由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口译、华蘅芳笔述的《金石识别》12卷译自英国代那的《矿物学手册》（J.D.Daina，Manual ofMineralogy），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西方地质学译著；初刊于1873年，亦由玛、华二氏翻译的《地学浅释》译自英国雷侠儿的《地质学纲要》（C.Lyell，Elementsof Geology），首次完整、系统、详尽地介绍了西方近代地质学的基本知识和主要内容。此外，该馆还先后出版了舒高第与郑昌棪合译的《链石编》、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与徐寿合译的《宝石兴焉》、傅兰雅与应祖锡合译的《银矿指南》、傅兰雅与潘松合译的《求矿物指南》和王汝■译《相地探金石法》等译著，对西方地质学在中国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一时期，译著多是国人与外国人合作完成，术语的翻译多较蹩脚。
至本世纪初，国人始大量独立翻译外国地质学著作，其译著的水平亦有较大的提高。1900—1911年，中国有几十种地质学译著出版。这些译著主要是地质学教材，且多译自日文著作。它们对在中国普及地质学知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外国人在华的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
1840年后，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不同身份和目的的地学家蜂拥来华，进行探险和资源考察，并撰写了一批报告和专著。这些从总体上说是为列强侵略中国服务的考察和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地学的发展。下面仅记述其中较为重要的几个人及其贡献①：美国庞佩利（R.Pumpelly，1837—1923）是第一位在中国进行地质考察的地质学家。1863—1865年，他先后考察了东北、华北和长江下游一带。1866年，发表他的考察报告《1862—1865年在中国、蒙古、日本的地质调查》。他发现了黄陵背斜，提出了“震旦上升系”的概念，并首次综合中国地质史。他的学生维理士（BaileyWillis，1857—1949）于1903—1904年来华考察，回国后发表的名著《在中国的研究》（1907—1913）在中国地层划分及构造地质学方面有一定影响。
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P.S.von Richthofen，1833—1905）先后二次（1860，1868—1871）来华，足迹遍及十几个省市区，归后发表5卷本的《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的研究成果》（1877—1912）。他提出的中国黄土风成说以及他对中国地质构造和主要地层的论述，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清末民初时，俄国地理学会多次组织考察团来华考察。其中普热瓦尔斯基（H.M.■，1839—1888）于1866—1885年4次来华考察了乌苏里流域、蒙古、华北、新疆、西藏等地，是最早而影响较大的亚洲中部的地理考察者。归国后陆续发表了6卷本的考察报告。奥勃鲁契夫（B.A.■，1863—1956）于1892—1895年4次来华考察，回国后发表了多部著作，其中提出了中国黄土风成说。
日本人的考察主要在东北。本世纪初，他们先后成立了“满洲产业调查会”、“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矿产部地质课和煤田地质调查事务所等机构专门从事东北地区地质矿产调查与研究。
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S.A.Hedin，1865—1952）也是来华考察学者中比较著名的一位。1885—1930年间，他先后6次在我国考察，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回国后发表许多著作。
中国地质科学的建立
1.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章鸿钊①。
章鸿钊（1877—1951）字演群，浙江湖州人。1904年以第一名考取上海南洋公学东文学院。不久赴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师从日本著名的地质学家小藤文次郎。1911年夏学成回国，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的地质学讲师，是中国高等学府中第一位教授地质课程的中国教师。翌年，任地质科科长。此后又担任地质研究所所长、中国地质学会第一任会长。
章鸿钊深感地质事业与祖国建设关系重大，一直积极、热情地宣传和介绍地质科学，并制定计划、培养人材、发表论著，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了中国地质事业。早在日本学习期间，他就翻译日本井上喜之助所作《世界各国之地质调查》一文（《地学杂志》1910年第3、4期），向国内介绍世界各国地质调查事业的概况。1911年，他出任地质科长后，即草拟公文下达各省征调地质专门人材、地质参考品、各省舆图和矿山区域图说，并发表《调查地质咨文》。同年，他又发表《中华地质调查私议》一文，论述中国地质在世界中所占地位、我国地质调查的时机和调查计划，并附有地质讲习所章程等，为中国近代地质事业制订了一幅发展蓝图。此后，他又与丁文江、翁文灏合作，共同开创了中国近代地质事业。
2.地质教育事业的创办。
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首批官办的新式学校中，有不少已设置了有关地质学方面的课程，如京师同文馆（1862年）开设了以矿物学为主的“金石”课，福建船政学堂则已列有地质学的课目。1889年，广东水师学堂始设矿学堂，此后以矿业服务为主旨的矿务学堂在各类学校不断创办。1902年颁布的《钦定高等学堂章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和1903年颁布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均将地质学列为必修课程之一。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立志振兴中国地质矿产事业的有识之士陆续赴国外学习。邝荣光是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的成员之一，是中国最早留学学习地矿的学生之一。1901年，王宠佑（1879—1958）赴美学习采矿和地质，1904年获硕士学位。此后留学生陆续回国，为中国地质教育事业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1909年，中国最早的高等地质教育机构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格致科内创立——地质学门。但是直到1913年只有2个学生毕业。此后因学生太少而停办，直到1917年方恢复，并改称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由曾留学美国的何杰（1888—1979）任系主任，留学德国的王烈（1887—1957）任教授，1920年孙云铸（1895—1979）等8人毕业。此后该系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地质教育机构之一。①1913年10月，北洋政府工商部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地质研究所，先后由1911年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丁文江（1887—1936，同年11月离职）、章鸿钊任所长。这个研究所实际上是一个培养地质专业人材的学校，是民国初期最重要的地质教育机构。其教师多数是兼职的，只有毕业于比利时鲁文大学的翁文灏博士一名专职教员。这所3年制的学校，招收了30名学生。他们在学习基础课的同时，还系统地学习了有关地质学方面的知识，并且进行了十余次的野外地质调研。1916年7月，举行了毕业典礼，共有22名学生参加，其中18名拿到了毕业证书。这些毕业生多数进入地质调查所工作。与此同时，学校宣告结束。这所开办仅3年的学校，却在中国地质事业发展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在1922年成立的中国地质学会的26名创立会员中有10名出自这所学校。而且其中多数成为中国地质界颇有影响的骨干。②3.地质管理和科研、调查机构的创建。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实业部矿务司下设立地质科，由从日本回国的章鸿钊任科长。这是我国政府机关中最早的地质机构。1913年1月，政府北迁后，地质科改由工商部矿政司管辖，章鸿钊辞去科长之职，由丁文江接任。当时科里仅有一个科员、两个佥事，而且都不是学地质的。丁文江上任后就与矿政司长张轶欧商量，并呈工商部批准，改地质科为地质调查所。1916年1月，地质调查所一度改名地质调查局，张轶欧兼局长。同年10月，仍改回原名，所长仍为丁文江（1921年离职），所址设在北京西城区丰盛胡同3号。同年分配到所工作的地质研究所的毕业生极大地加强了其科研力量。1919年，该所先后创办《地质汇报》和《地质专报》两种不定期刊物，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地质学学术刊物。这个所是民国时期历史最悠久的中央级地质科研和调查机构。②4.地质研究的主要成果。
二十世纪初，留学生在积极学习和吸收西方近代地质学理论的同时，开始以这些新的思想和方法调查和研究中国地质，并在较短的时间里开创了中国地质事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①1903年8月，中国著名作家、当时在日本学习地质学的鲁迅（1881—1936）以“索子”为名，在东京出版的《浙江潮》月刊第8期上以文言文发表题为《中国地质略论》的文章。这是中国第一篇以近代地质学理论研究中国地质的论文。1906年7月，他与同学顾琅（生卒年不详，1902年赴日本留学）合编的《中国矿产志》（内附《中国地质矿产全图》）由上海普及书局出版。这是国人首次以地质科学为依据对本国矿产所作的初步概括。
1910年，留学归来、时任直隶全省矿政调查局总勘矿师的邝荣光，先后在《地学杂志》上发表了3种在中国近代地质学上有重要开创性的图版：第一种《直隶地质图》（1∶250万）发表在创刊号上。这张彩色图中的大部分内容是作者实地踏勘的结果。它虽然简单、粗糙，却是国人自编的第一幅地质图。第二种《直隶矿产图》发表在第2号上。它标明了中国煤、铁、铜、铅、银、金的产地。第三种《直隶石层古迹图》发表在第3—4号上。它印出三叶虫、石芦叶、鱼鳞树、凤尾草、蛤、螺、珊瑚和沙谷棕树8种化石。其绘画相当精美，是国人自己采集、自己绘画、自己初步鉴定的化石，也是中国人的第一幅古生物图版。
1911年，章鸿钊以《浙江杭属一带地质》论文获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理学学士。此文是中国地质学者系统研究中国地质的开端，可惜未公开出版。
1912年，翁文灏（1889—1971）以《勒辛地区的含石英玢岩研究》一文获比利时鲁文大学的博士学位。翌年，这篇被列为最优等的论文在鲁文大学地质专刊上发表。这是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发表的第一篇博士论文。
1913年底，丁文江邀德国人梭格尔等人赴正太铁路沿线作地质调查。这是地质调查所成立后的第一次野外调查，是国人进行系统的野外地质调研和地质填图的开端。其考察报告《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务报告书》刊登在1914年出版的《农商工报》第1卷第1期上，是国人以中文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报告。1914年夏，他又独行滇东、滇北200余日，成为国人开展边远地区大规模地质调研的第一人。
1916年，翁文灏等人编写的地质研究所野外实习的成果《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一书由京华印书局出版。这是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本区域地质专著。
1917年6月，丁文江在英国《远东时报》上发表《中国的煤矿》一文，是国人撰写的第一篇关于中国矿产资源的论文。1919年，翁文灏在《地质专报》乙种第1号发表270页的巨著《中国矿产志图》，首次对中国矿产资源进行系统的论述。书中所附1：600百万的《中国地质约测图》，是国人自编的第一张全国地质图。
1918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的李四光（1889—1971）完成硕士论文《中国地质大纲》，1921年在英国《地质学杂志》上发表。此文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地质的概况。
①参见林超：《中国现代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张相文和中国地学会》，《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第150—159页。
①参见吴凤鸣：《1840至1911年外国地质学家在华调查与研究》，《中国科技史料》1992年第1期，38—39页。
①参见吴凤鸣：《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章鸿钊》，《中国科技史料》1994年第1期，第29—41页。
②参见王仰之：《中国地质学简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145页。
①参见王仰之：《中国地质调查所史》，石油工业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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