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至1920年民族资本的进一步发展
在中国的近代化产业中，民族资本产生最晚，一开始就受到外国资本的压力和官僚资本的排挤，它是这三种资本形态中最软弱的一种。民族资本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有了初步发展。在这期间，民族工业资本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3.37％，高于官僚资本，略低于外国在华资本。在1895—1913年，民族资本的发展是同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同步进行的，两者互相促进、互为因果。但自1911年起，民族资本的发展即进入低潮，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的第二年才见改观。当然，我们不应低估辛亥革命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中国民族资本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大战爆发后，影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这一外部因素通过民族资本内部强烈的发展要求而起作用。首先在对外贸易方面，进口减少，出口增加，相应地改变了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入超不断增长的现象，大大减轻了洋货对国货的压力，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轻纺工业的发展。其次，整个大战期间及战后一二年间，制造品价格上涨程度始终是大大超过原料价格的涨势，而工资又远远落后于物价的上涨，劳动力价格低廉，工业产品利润丰厚，大大刺激了资本家的投资热情，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创造了空前未遇的良机。再次，这时期的官僚资本企业，受军阀战争、政局变动的影响，起伏不定，多数工业企业陷于停滞。北洋政府官僚资本的状况，客观上有利于民族资本的发展。还有大战期间特别是大战之后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浪潮的兴起，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有力的支持。另外还有自然经济的进一步解体和国内市场的扩大等长期性的因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20年间，是中国民族资本进一步发展时期，被称作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仍保持两位数的年增长率，为11.90％，高于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增长率。但所谓“黄金时代”实际是指高利润，而不是高投资。事实上它的发展速度已不如前一阶段。
工 业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这已是公认的结论，但尚无精确的统计。因依据不同，统计结果亦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对纺织、面粉、缫丝、卷烟、火柴、电力、水泥、机械采煤、矿冶等行业的发展速度作了计算，结果各行业情况很不一致，除特殊情况外，占比重较大之行业一般平均年增长率为12％—13％。这个增长率比之初步发展时期，并不更高，但范围已扩大了。
1912—1920年民族资本工业发展速度①
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各个工业行业的发展情况。
1.棉纺织工业。
棉纺织业是民族资本最主要的近代工业部门。在一战前几年，棉纺织工业很不景气，1914年纱锭数减少了几千枚，1915年以后才逐渐增加。由于棉纺织工业的机器设备依赖进口，从订购、安装到开工需要一定时间，所以棉纺织工业的发展主要是在战后，一直延续到1922年。从设厂情况来看，1914—1922年9年间，由民族资本开设的纱厂为50家，其中1919年以前开设的纱厂仅14家，但1920—1922年3年间却开设了纱厂36家。从设备来看，纱锭1913年为50万余枚，1920年为84万余枚，1921年迅速增长为近124万枚，1922年近160万枚，为1913年的317％，平均年增长率为12.1％。布机1913年为2316台，1919年为4010台，1921年迅速增至6675台，为1913年的288％，平均年增长率为11％。若从1914年大战开始算起，纱锭增长率为15.6％，布机增长率为14.4％，增长速度之快可谓空前。从新投资本来看，据测算，1912—1918年为1289万元，平均每年为184万余元，1919—1922年猛增为7956万元，平均每年为2311万余元，整个时期新投资共达9245万元。
这一时期新设的50家民族资本棉纺织厂，虽大多数厂家仍集中在上海和江浙一带（计上海19家，无锡4家，武进3家，江浙其他地区6家），但已向北方和华中发展（计天津6家，青岛1家，华北其他地区5家；武汉4家，华中其他地区2家）。棉纺织厂由上海、江浙一带向华北和华中地区扩展是一个进步。
这期间，各纱厂普遍获得厚利，主要原因是洋纱进口量大幅度下降，引起国内纱布价格上涨，而棉花价格和工人工资却上涨很少，高利润驱动高投资，这是1920—1922年民族资本家纷纷投资棉纺织业，出现设厂高潮的根本原因。这时期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已初步形成几个资本集团，如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上海等地创办的申新集团，1922年，申新约有纱锭13.5万枚，布机1600多台，资本总值达1591万元，后来又扩充为9个纱厂，成为棉纺织工业中最大的资本集团；张謇创办的南通大生纱厂集团；周学熙创办的华新纺织公司，于1918—1922年先后开设四个厂，有纱锭10万余枚，资本836万元，成为北方的一大棉纺织资本集团；华中的裕大华纺织集团和郭乐、郭顺兄弟在上海创办的永安纺织集团等。
2.面粉工业。
面粉业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获得迅速发展的民族资本工业。面粉业获得迅速发展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大战期间国外军需面粉大增，价格高涨，我国由面粉入超国变为出超国，同时国内需求也大为增加；二是面粉与小麦的比价差距拉大，粉价上涨而麦价下降，生产面粉厂家获利丰厚。面粉工业就是在战时销路广、价格高和盈利多的刺激下迅速发展起来的。
1914—1920年共开设机器面粉厂86家，设立资本近2000万元，每日生产能力18万多包。资本和生产能力都超过1896年至1913年所设厂的2倍。到1920年，全国实存面粉厂123家，资本2750万元，日生产能力26.6万多包。面粉厂的规模，也由大战前平均每厂日生产能力1000余包增为2000余包，并有5家日产能力5000包以上的大厂。全国123家面粉厂有61家集中在上海、无锡、汉口、济南、天津、哈尔滨六大城市，日生产能力近18万包，占全国日生产能力的67％。设厂地区也由上海、江苏一带向北方麦产区和消费区转移，哈尔滨和东北地区1920年实存面粉厂53家，日生产能力7.46万余包，济南和山东实存8家，日生产能力近2万包，天津和河北实存10家，日生产能力2.1万余包，河南实存4家，日生产能力7860包。
这时期，在华商机器面粉业中也形成了几个资本集团。主要有茂新、福新面粉厂，阜丰面粉公司和哈尔滨双合盛制粉厂。其中荣氏兄弟创办的无锡茂新面粉厂和上海福新面粉厂发展最快。一战期间，茂新、福新不断扩充，增至12个厂，到1920年，共有钢磨270台，日生产能力7.45万包，与申新纱厂系统同为荣家资本集团，荣氏兄弟被称为“面粉大王”。
3.缫丝工业。
缫丝是民族资本经营最早的近代工业。进入二十世纪后，中国蚕丝在国际市场上受日本生丝的排挤，地位急剧下降，缫丝业处于不振状态。一战时期，由于各种纤维原料与军需有关，国际丝价上涨，受战时国际丝价刺激，中国丝厂生产略有增加，由1912年的5.9万担增至1919年的9万担（1920年又骤减为5.6万担）。我们以1919—1921年三年平均数计之为77855担，与1912年相比较，年平均增长率为3.5％。①这时期，全国有丝厂约300余家，主要集中在上海、广东、无锡三个地区，江苏苏州、镇江和浙江杭州、萧山、湖州、绍兴以及四川等省也有部分丝厂，共有丝车约11.9万余台。由于资料缺乏，加之有些记载未必可靠，难有精确统计。厂丝出口集中在广州、上海两地。由于缫丝厂丝车设备落后，效率差，加上蚕种退化，茧不丰满，影响缫丝质量，出口困难，出口量减少。这个时期，唯一有发展的是无锡的缫丝工业，1920年无锡有缫丝厂14家，共有丝车5114台。无锡农村家家养蚕，缫丝厂就近收茧，降低了成本，又推动了当地桑蚕业的发展。
4.火柴工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民族火柴工业已有一定发展，但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一战期间，洋火柴进口数量锐减，这主要是占进口量70％—80％的日本火柴受抵制日货运动的影响，被迫逐步退出中国市场，从而为民族火柴工业的振兴提供了机缘。市场和利润促使老厂扩大或增设分厂，新厂不断开设，前已停闭歇业的厂家也东山再起。据统计，1914—1920年新开设的火柴厂有65家，资本额共约385万元，到1920年，华商火柴厂累计129家，资本额共约746万元。
这期间开设的火柴厂，一般规模不大，投资不多，但利润颇丰。在发展中国民族火柴工业方面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刘鸿生。他于1920年在苏州创办鸿生火柴厂，资本20万元。他一开始就在厂内设发电机、磨磷机和旋转理梗机等新式设备，自制梗枝，并高薪聘请化学专家任工程师，改进配方，提高产品质量。不久他买进了历史最久、规模较大的燮昌厂。再后他又与资本最大的荣昌厂和中华厂合并，组织大中华火柴公司，被誉为中国“火柴大王”。
5.卷烟工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中国的卷烟市场已为英美烟公司所垄断。华商所设机器制烟厂先后不过20家，资本累计137.8万元①。一战以后，情况有所改变，新厂增设不少，但无系统材料。省一记载谓，1920年卷烟厂资本额达1680.4万元，比战前增加一倍以上。②一战期间发展最突出的是简照南、简玉阶开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原名南洋烟草公司，1905年成立于香港，生产双喜、飞马牌卷烟。1916年在上海设厂，并于广州、北京、汉口等地设分公司，在内地各省设代销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18年增资为500万元，1919年再增资为1500万元，成为当时民族资本最大的有限公司。该公司的销售额由1912年的43万余港元，增至1920年的2500万港元，增长50多倍。同期公司盈利由5.2万港元增至480余万港元，猛增90多倍。
1920年在上海成立华成烟草公司，资本120万元，以生产美丽牌香烟出名，成为仅次于南洋的一家大厂。
这一时期，其他一些轻工业，如织染、针织、毛纺织、碾米、榨油、蛋粉、罐头、造纸、印刷、玻璃、制革、肥皂等行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6.机器修造工业。
重工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基础极其薄弱。但在一战期间的特殊条件下，部分民族资本的重工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一战时期，民族资本机器修造工业的发展是比较显著的。华商机器修造厂集中在上海，由1913年的91家增为1920年的222家。其中机床厂，战前也制造过机床，但大都是供自用。战后进口机床减少，而需求增加，国产机床乃以商品形式在市场出现，一度行销于东南亚。1913年上海仅有1家机床厂，1920年发展到8家，但仅限于生产小型和简单的机床。内燃机厂，由1913年的16家发展到1920年的44家，主要是仿造20匹马力以内的火油、柴油引擎，用于碾米、轧花、榨油等农产品加工。纺织、针织、印染、缫丝机器修造厂发展较快，由1913年16家发展为62家。但这些厂主要做纺织机、布机、缫车的配件，以及脚踏铁木机、手摇袜机等。船舶厂由1913年的14家增加到1920年的28家，主要是修理船舶和制造小火轮。总之，这时期开设的机器厂，基本上仍是小型厂。据1920年对114个厂的统计，平均每家只有机床5.9台，工人25人。①1913—1920年上海机器工业的设厂和分业情况②
当时大的工厂而经营又比较成功的是严裕棠于1902年创立的上海大隆机器厂。1920年迁到上海大连路新建厂址，有机床100余台，工徒300余人，能自造车床、刨床和织布机等。上海以外，武汉的机器工业也有发展，重要的有周恒顺机器厂，制造小火轮和各种农产品加工机器，以及矿用机器，产品销售西南各埠。1920年开设的山东潍县华丰机器厂，制造铁木织布机，畅销华北，后来成为华北一大机器厂。
7.电力工业。
随着工业、交通和城市的发展，对电力的需求增加，从而促进了电力工业的发展。从1912年到1920年，华商发电厂由33家增加到70余家，发电容量由1.2万余千瓦增加到2.9万余千瓦， 8年间增加了1.46倍，平均年增长率为11.9％。但都属火力发电的小厂，平均每个厂设备容量不过400千瓦，而且比较集中在沿海各省，还比不上外资发电厂的增长速度。其中较大者仅上海华商电气公司一家。另外，一些小城市还设有规模更小的发电厂，总数约50家，每家资本不过1—10万元，发电容量无确切记载。
这时，我国尚无电机制造工业，发电机和电动机全赖进口，只有一些电机修理厂。我国第一家电器厂，1917年在上海创办，以制造华生电扇出名，并于1919年试制成小型电动机和变压器，这是中国民族电机工业的起步。
8.化学工业。
我国的化学工业起步较晚。这时期民族化学工业最重要的是范旭东创办的塘沽久大精盐厂和永利制碱公司。范旭东志在实业救国，1914年创办久大精盐厂，1915年末投产，年产量最高达6吨多。范旭东创办久大厂的目的在以盐制碱。1917年，范旭东开始筹划永利碱厂，资本40万。1919年永利碱厂破土动工，惨淡经营，到1924年才正式投产。
9.水泥工业。
周学熙于1906年创办的启新洋灰公司是一战期间硕果仅存的一家华资水泥厂。一战期间水泥销路大增。由于水泥畅销，该公司营业极为发达，水泥产量由1912年的5.9万余吨增加到1920年的近11万吨，增长了85％。设备利用率1912年占56.6％，到1920年提高为104.5％。从1917年起，销售量超过当年产量。启新洋灰公司历年都有盈余，1914—1920年共获盈余509万元。该公司资本原为100万元，1921年增为880万元。①启新是这时期经营颇为成功的一个大企业，并成为这时期发展起来的周学熙资本集团的中坚企业。
10.矿冶业。
一战期间，纯华商煤矿的产量增长较快，1912年为41.7万吨，1914年为82.6万吨，1920年为328万吨，平均年增长率为29.4％。1912年华商煤矿产量占全国机械采煤产量的8.1％，1914年占10.4％，1920年占23.2％，增长迅速。这时期新开的民营煤矿主要有：河北井陉正丰煤矿、河北邯郸峰峰煤矿、河北临榆柳江煤矿、河南焦作中原煤矿、山西阳泉广懋煤矿等等。
这时期民营铁矿仅有河北龙关和安徽当涂2处。
一战时期，钢铁价格猛涨，引起冶炼业的勃兴。1917年和兴公司设铁厂于上海浦东，资本50万元，设12吨炼铁炉1座，获利颇丰，后增资至100万元，增设35吨炼铁炉1座和炼钢炉2座，年出钢3万吨。1917年山西保晋公司开办阳泉铁厂，资本70万元，设20吨炼铁炉1座。扬子机器公司1920年设炼铁厂于汉口，建100吨炼铁炉1座，后经营失败。同年龙烟铁矿公司在北京石景山建炼铁厂，建250吨炼铁炉1座，计划年出铁9万吨，但因资金不足未开炉即歇业。战后钢铁价格下跌，经营困难，许多厂一度停顿。
这一时期，各种矿产品的采掘和冶炼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按煤、铁砂、生铁、锑、锡、汞6种产品平均计算的生产量指数，在1912—1920年的九年间，约增加一倍，平均年增长率为9％。①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推算估计，中国民族工业资本，1913年为20515万元，1920年增至45070万元，七年来增加了近1.2倍。
运 输业
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推算估计，中国民族运输业资本，1913年为8226万元，1920年为12907万元，七年共增长了57％。交通运输业分铁路、航运、公路三项。
清廷和北洋政府对民办铁路事业采取打击政策。这期间唯一的民办铁路建设是云南个（旧）碧（色寨）石（屏）铁路。1913年破土动工，1921年个碧段通车，但西通至石屏已是1935年了。个碧石铁路是为运个旧锡矿与法资滇越铁路接轨而造，全长190公里，是窄轨铁路。
这一时期，华商轮船公司颇有发展。据不完整统计，1914—1920年开设的华商轮船公司共14家，资本2080万元，平均每家资本148万余元，较前一时期平均每家资本80万元规模有很大扩大。但这些轮船公司拥有的船只吨位，没有统计。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统计测算，1914年有船1118只，40944吨；1920年1477只，110447吨，从1914—1920年增加船359只，吨位69503吨，即船只增长32％，吨位增长170％。这期间发展起来的华商轮船公司中较具规模的有：（1）虞洽卿于1909年发起组织宁绍轮船公司，经营上海至宁波航线；1914年在上海又创办三北轮埠公司，初仅有一只轮船，航行于上海、宁波间。嗣后增添轮船航行长江线，并有海轮北航烟台、天津、营口、海参崴等地，南行福州、汕头、广州、香港等地，远至日本、新加坡、越南西贡、缅甸仰光等地。三北公司成为仅次于招商局的最大的华商轮船公司。1918年虞洽卿又买进英商的鸿安轮船公司。宁绍、三北、鸿安的资本总额达400万元。虞洽卿除任荷兰银行买办，开办银行和交易所外，也成为航业巨子。（2）张本政、张本才合股于1905年在烟台创办政记轮船公司，后来营业发达，增添轮船多只，增辟航线，航行于沿海各大商埠，并兼营长江航线。1920年改为无限公司，增资为1000万元，成为额定资本最大的华商轮船公司。（3）李镜轩、郑效三等于1917年创设北方航业公司，资本30万元，总公司设天津，经营北洋、南洋航线。（4）1917年王崇甫创设岷江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设在四川万县，另在重庆、宜昌设分公司。（5）中国邮船公司和中华航业公司，资本巨大，均属华侨投资，情况不详。
我国的公路运输业在本时期尚处于初创阶段。1917年创办的张库汽车运输公司，是我国第一个公路运输公司，经营张家口至库伦（今乌兰巴托）的运输业务。但公路运输业后来没有什么发展，到1922年仅有公路1185公里，主要行驶军公用车。
银 行业
私营银行在这时期有了迅速的发展。辛亥革命前全国有银行15家，私营者屈指可数。但从1912至1920年，全国共开设银行133家，大都属私营。其间停歇者也多，至1920年实存97家。全国银行的资本额，也由1912年的2712万元增至1920年的8782万元，增加2.2倍，平均年增长率为15.8％，较民族工业的增长要快得多。这里所说的私营银行，主要的有“北四行”、“南三行”等银行集团。
“北四行”指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四个银行。除中南总行设在上海外，其他三行的总行均设在天津，故称“北四行”。由吴鼎昌任总经理的盐业银行成立于1915年，资本额500万元。金城银行成立于1917年，资本额200万元，由周作民任总经理。大陆银行成立于1919年，资本额100万元，钱新之任董事长。中南银行是南洋华侨黄奕柱创办的，资本额500万元，1921年开业，由胡笔江任总经理。1923年四行组织联合准备库发行中南钞票。
“南三行”指浙江兴业银行、浙江银行（后分出了官股，商股改称浙江实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因三行的总行后都设在上海，故称“南三行”。南三行并无联合组织，但业务往来密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于1915年，创办人陈光甫，自任总经理。他的经营方针是“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陈光甫善于经营，发展迅速，成为最大的私营银行之一。
除“北四行”、“南三行”外，上海还有被称为“宁波帮”的中国通商银行和四明银行；天津还有被称为“安徽帮”的中孚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内有官股）。四川的聚兴诚银行也创立于这一时期。随着银行的发展，银行业的同业组织也在各地相继出现。这一时期，中国银行业虽有很大发展，但它在金融市场上的力量还远不能和外商银行相抗衡。
商 业
民族资本工业、运输业和银行业的高速发展，给民族资本商业带来了一时的繁荣兴盛。这一时期，市场上国内生产的商品（土货）和进口商品（洋货）的交易量都是持续增长的。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估算，1920年市场交易的商品值是69.36亿元，这是下限，上限是92.46亿元，即1920年市场交易的商品值约为70—90亿元①。其中民族商业资本估值，1913年为16.62亿元，1920年为23亿元②。
棉布商业：这一时期，各地棉布商户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以贸易中心城市上海为例，1913年棉布商估计有二三百家，1919年棉布商业会员户数发展为514家，1920年倒闭不少，1921年实存451家。其中棉布批发商数已超过零售店数。上海的棉布零售店在一战期间迅速发展起来。据统计，1920年有142家。上海最大的棉布零售店协大祥成立于1912年，资本1.2万两，在一战期间营业蒸蒸日上，连年盈余，到1922年的十年半时间，共获纯利16.58万余两，为原始资本的13.8倍③。1920年前后，汉口有棉布批发商30余户，零售店188户。西安1918年有棉布商160户。广州1914年估计有棉布批零商192户。④五金商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钢铁五金紧缺，价格猛涨，五金商业普遍繁荣。上海的五金字号一般盈余都以10万计，多的达几十万。1918年与1914年比较，上海整个五金行业年营业额，由1062万两增至5076万两，资金由不到300万两增至3349万两。1918年一战结束后，进口迅速回升。到1920年，市场趋于饱和，有少数闭歇者，多数仍因战时盈利而持续发展起来。
百货商业：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综合型百货公司在国内的出现和发展，是这一时期民族资本商业发展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甲午战争后，进口洋百货大幅度增长。洋针、毛线、毛巾、手帕、钟表、肥皂、香水脂粉七类商品的进口值，由1894年的144万关两增至1919年的1197万关两，增长7.3倍。一战期间进口洋百货曾一度减少，而国内搪瓷品、铝制品、橡胶制品、民用电器、罐头食品等轻工业于此时创建，扩大了百货商业的货源，有利于百货商业的发展。这时期，百货商业史上一件大事是先施、永安等新型百货公司的创建。马应彪集资2.5万港元，于1900年在香港创设先施公司。1914年和1917年又先后在广州、上海开设先施公司。上海先施公司是5层楼的大商场，经营商品1万多种，还附设酒楼、娱乐场等。1919年起港、穗、沪三地先施公司实行合并，由香港总公司统一调度，资本共700万港元。郭乐、郭泉兄弟于1907年在香港开设永安公司。1913年开始筹建上海永安公司，资本200万港元，1918年开业。每天营业额达1万余元，开业翌年营业额为455万元，超过了先施公司。先施、永安以及以后续开的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集中在上海南京路上，蔚为大观。
商业行业多达一二百个，难能一一介绍。
总观1912—1920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推算估计，1894年资本总额为11.3亿多元，其中外国在华资本为2.1亿多元，本国资本为9.2亿多元。本国资本中，官僚资本为4757万元，占5％，民族资本为87592万元，占95％。1911—1914年①，资本总额为48亿多元，其中外国在华资本18亿多元，本国资本近30亿元。本国资本中，官僚资本为5.2亿多元，占17.5％，民族资本为24.7亿多元，占82.5％。1920年资本总额近72亿元，其中外国在华资本近24亿元，本国资本48亿元。本国资本中，官僚资本为9亿，占18.8％，民族资本为39亿元，占81.2％。在1920年39亿元民族资本中，民族产业资本为5.8亿元，民族商业资本23亿元，民族金融资本10.2亿元。
从上述可见，1894—1920年，我国资本总额增长了6.33倍，其中外国在华资本增长了11.18倍，而本国资本仅增长了5.2倍，也就是说外国在华资本的增长速度比本国资本增长速度快。在本国资本中，官僚资本增长了18.96倍，而民族资本仅增长了4.46倍，也就是说在本国资本中官僚资本比民族资本的增长速度要快得多。从外资与华资在资本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来看，1894年是19％比81％，1914是38％比62％，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稍有变化，到1920年是33％比67％。再从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在资本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来看，1894年是4％与77％；甲午战争后，官僚资本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民族资本呈下降趋势，1911—1913年是11％与51％；一战期间因外资减少，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均稍有增长，1920年是13％与54％。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各个时期的资本总额中，本国资本数大大高于外国在华资本数，那是因为本国资本中产业资本所占的比重小，而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所占的比重大的结果，这是产业不发达经济落后的表现。
从产业即工业加交通运输业来考察，在1894—1920年这四分之一世纪里，外国在华产业资本增长了24.6倍，而中国产业资本只增长了18.5倍。显然外国在华产业资本的增长比中国产业资本的增长要快得多。在甲午战争前，本国产业资本已超过外国在华产业资本。产业资本的总额是12155万元，其中外资是5406万元，占44.5％，华资是6749万元，占55.5％。这主要是洋务派官僚努力发展新式工业的结果。在华资中，官僚产业资本是4757万元，占39％；民族产业资本1992万元，仅占16％。甲午战争后，外资涌进，情况大变。1911—1914年，产业资本的总额是178673万元，其中外资是102125万元，占57％，华资是76548万元，占43％。在华资中，官僚产业资本是47807万元，占27％，民族产业资本是28741万元，占16％。在大战期间，外资在华投资暂时受阻，华资又有较快发展。1920年，产业资本总额是257929万元，其中外资是133000万元，占52％，华资是124929万元，占48％。外资仍略占优势。在华资中，官僚产业资本66952万元，占26％，民族产业资本是57977万元，占22％，几近旗鼓相当了。但华资产业资本的增长率已超过外资产业资本的增长率，而民族产业资本的增长率更是远远超过官僚产业资本的增长率。外国产业资本的扩张，主要是在甲午战后到第一次大战前这一阶段，其势甚猛，平均年增长率达15.8％，其后就进入颓势了，1914—1920年平均年增长率才4.5％。官僚产业资本在甲午战争后仍有14.5％的年平均增长率，而1911—1920年平均年增长率降为3.8％。但民族产业资本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甲午战争后一个阶段，年平均增长率为15％，与外资不相上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平均年增长率为10.5％，超过外资一倍。如工业资本，1920年工业资本总额是106484万元，其中外资是5亿元，占47％，华资是56484万元，占53％，已超过外国在华的工业资本。在华资中，官僚工业资本是11414万元，仅占10.7％，而民族工业资本是45070万元，占42％。民族工业资本不仅远远超过了官僚工业资本，并且直接追比外国在华工业资本。详见下表：1894—1920年资本估值①单位：万元
（续表）
①引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59页。
①参见黄逸峰等著：《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93页。
①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1962年版，第912页。
②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880页。
①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1979年版，第304页。
②《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883页。
①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等：《启新洋灰公司史料》，1963年版，第139页。
①转引自《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第199页。
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996—998页。
②《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1037、1043、1065、1074页。
③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等：《上海市棉布商业》，1979年版，第56、135页。
④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1003—1004页。
①官僚资本为1911年，民族资本为1913年，外国资本为1914年。
①此表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1043页。
在中国的近代化产业中，民族资本产生最晚，一开始就受到外国资本的压力和官僚资本的排挤，它是这三种资本形态中最软弱的一种。民族资本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有了初步发展。在这期间，民族工业资本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3.37％，高于官僚资本，略低于外国在华资本。在1895—1913年，民族资本的发展是同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同步进行的，两者互相促进、互为因果。但自1911年起，民族资本的发展即进入低潮，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的第二年才见改观。当然，我们不应低估辛亥革命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中国民族资本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大战爆发后，影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这一外部因素通过民族资本内部强烈的发展要求而起作用。首先在对外贸易方面，进口减少，出口增加，相应地改变了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入超不断增长的现象，大大减轻了洋货对国货的压力，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轻纺工业的发展。其次，整个大战期间及战后一二年间，制造品价格上涨程度始终是大大超过原料价格的涨势，而工资又远远落后于物价的上涨，劳动力价格低廉，工业产品利润丰厚，大大刺激了资本家的投资热情，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创造了空前未遇的良机。再次，这时期的官僚资本企业，受军阀战争、政局变动的影响，起伏不定，多数工业企业陷于停滞。北洋政府官僚资本的状况，客观上有利于民族资本的发展。还有大战期间特别是大战之后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浪潮的兴起，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有力的支持。另外还有自然经济的进一步解体和国内市场的扩大等长期性的因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20年间，是中国民族资本进一步发展时期，被称作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仍保持两位数的年增长率，为11.90％，高于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增长率。但所谓“黄金时代”实际是指高利润，而不是高投资。事实上它的发展速度已不如前一阶段。
工 业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这已是公认的结论，但尚无精确的统计。因依据不同，统计结果亦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对纺织、面粉、缫丝、卷烟、火柴、电力、水泥、机械采煤、矿冶等行业的发展速度作了计算，结果各行业情况很不一致，除特殊情况外，占比重较大之行业一般平均年增长率为12％—13％。这个增长率比之初步发展时期，并不更高，但范围已扩大了。
1912—1920年民族资本工业发展速度①
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各个工业行业的发展情况。
1.棉纺织工业。
棉纺织业是民族资本最主要的近代工业部门。在一战前几年，棉纺织工业很不景气，1914年纱锭数减少了几千枚，1915年以后才逐渐增加。由于棉纺织工业的机器设备依赖进口，从订购、安装到开工需要一定时间，所以棉纺织工业的发展主要是在战后，一直延续到1922年。从设厂情况来看，1914—1922年9年间，由民族资本开设的纱厂为50家，其中1919年以前开设的纱厂仅14家，但1920—1922年3年间却开设了纱厂36家。从设备来看，纱锭1913年为50万余枚，1920年为84万余枚，1921年迅速增长为近124万枚，1922年近160万枚，为1913年的317％，平均年增长率为12.1％。布机1913年为2316台，1919年为4010台，1921年迅速增至6675台，为1913年的288％，平均年增长率为11％。若从1914年大战开始算起，纱锭增长率为15.6％，布机增长率为14.4％，增长速度之快可谓空前。从新投资本来看，据测算，1912—1918年为1289万元，平均每年为184万余元，1919—1922年猛增为7956万元，平均每年为2311万余元，整个时期新投资共达9245万元。
这一时期新设的50家民族资本棉纺织厂，虽大多数厂家仍集中在上海和江浙一带（计上海19家，无锡4家，武进3家，江浙其他地区6家），但已向北方和华中发展（计天津6家，青岛1家，华北其他地区5家；武汉4家，华中其他地区2家）。棉纺织厂由上海、江浙一带向华北和华中地区扩展是一个进步。
这期间，各纱厂普遍获得厚利，主要原因是洋纱进口量大幅度下降，引起国内纱布价格上涨，而棉花价格和工人工资却上涨很少，高利润驱动高投资，这是1920—1922年民族资本家纷纷投资棉纺织业，出现设厂高潮的根本原因。这时期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已初步形成几个资本集团，如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上海等地创办的申新集团，1922年，申新约有纱锭13.5万枚，布机1600多台，资本总值达1591万元，后来又扩充为9个纱厂，成为棉纺织工业中最大的资本集团；张謇创办的南通大生纱厂集团；周学熙创办的华新纺织公司，于1918—1922年先后开设四个厂，有纱锭10万余枚，资本836万元，成为北方的一大棉纺织资本集团；华中的裕大华纺织集团和郭乐、郭顺兄弟在上海创办的永安纺织集团等。
2.面粉工业。
面粉业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获得迅速发展的民族资本工业。面粉业获得迅速发展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大战期间国外军需面粉大增，价格高涨，我国由面粉入超国变为出超国，同时国内需求也大为增加；二是面粉与小麦的比价差距拉大，粉价上涨而麦价下降，生产面粉厂家获利丰厚。面粉工业就是在战时销路广、价格高和盈利多的刺激下迅速发展起来的。
1914—1920年共开设机器面粉厂86家，设立资本近2000万元，每日生产能力18万多包。资本和生产能力都超过1896年至1913年所设厂的2倍。到1920年，全国实存面粉厂123家，资本2750万元，日生产能力26.6万多包。面粉厂的规模，也由大战前平均每厂日生产能力1000余包增为2000余包，并有5家日产能力5000包以上的大厂。全国123家面粉厂有61家集中在上海、无锡、汉口、济南、天津、哈尔滨六大城市，日生产能力近18万包，占全国日生产能力的67％。设厂地区也由上海、江苏一带向北方麦产区和消费区转移，哈尔滨和东北地区1920年实存面粉厂53家，日生产能力7.46万余包，济南和山东实存8家，日生产能力近2万包，天津和河北实存10家，日生产能力2.1万余包，河南实存4家，日生产能力7860包。
这时期，在华商机器面粉业中也形成了几个资本集团。主要有茂新、福新面粉厂，阜丰面粉公司和哈尔滨双合盛制粉厂。其中荣氏兄弟创办的无锡茂新面粉厂和上海福新面粉厂发展最快。一战期间，茂新、福新不断扩充，增至12个厂，到1920年，共有钢磨270台，日生产能力7.45万包，与申新纱厂系统同为荣家资本集团，荣氏兄弟被称为“面粉大王”。
3.缫丝工业。
缫丝是民族资本经营最早的近代工业。进入二十世纪后，中国蚕丝在国际市场上受日本生丝的排挤，地位急剧下降，缫丝业处于不振状态。一战时期，由于各种纤维原料与军需有关，国际丝价上涨，受战时国际丝价刺激，中国丝厂生产略有增加，由1912年的5.9万担增至1919年的9万担（1920年又骤减为5.6万担）。我们以1919—1921年三年平均数计之为77855担，与1912年相比较，年平均增长率为3.5％。①这时期，全国有丝厂约300余家，主要集中在上海、广东、无锡三个地区，江苏苏州、镇江和浙江杭州、萧山、湖州、绍兴以及四川等省也有部分丝厂，共有丝车约11.9万余台。由于资料缺乏，加之有些记载未必可靠，难有精确统计。厂丝出口集中在广州、上海两地。由于缫丝厂丝车设备落后，效率差，加上蚕种退化，茧不丰满，影响缫丝质量，出口困难，出口量减少。这个时期，唯一有发展的是无锡的缫丝工业，1920年无锡有缫丝厂14家，共有丝车5114台。无锡农村家家养蚕，缫丝厂就近收茧，降低了成本，又推动了当地桑蚕业的发展。
4.火柴工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民族火柴工业已有一定发展，但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一战期间，洋火柴进口数量锐减，这主要是占进口量70％—80％的日本火柴受抵制日货运动的影响，被迫逐步退出中国市场，从而为民族火柴工业的振兴提供了机缘。市场和利润促使老厂扩大或增设分厂，新厂不断开设，前已停闭歇业的厂家也东山再起。据统计，1914—1920年新开设的火柴厂有65家，资本额共约385万元，到1920年，华商火柴厂累计129家，资本额共约746万元。
这期间开设的火柴厂，一般规模不大，投资不多，但利润颇丰。在发展中国民族火柴工业方面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刘鸿生。他于1920年在苏州创办鸿生火柴厂，资本20万元。他一开始就在厂内设发电机、磨磷机和旋转理梗机等新式设备，自制梗枝，并高薪聘请化学专家任工程师，改进配方，提高产品质量。不久他买进了历史最久、规模较大的燮昌厂。再后他又与资本最大的荣昌厂和中华厂合并，组织大中华火柴公司，被誉为中国“火柴大王”。
5.卷烟工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中国的卷烟市场已为英美烟公司所垄断。华商所设机器制烟厂先后不过20家，资本累计137.8万元①。一战以后，情况有所改变，新厂增设不少，但无系统材料。省一记载谓，1920年卷烟厂资本额达1680.4万元，比战前增加一倍以上。②一战期间发展最突出的是简照南、简玉阶开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原名南洋烟草公司，1905年成立于香港，生产双喜、飞马牌卷烟。1916年在上海设厂，并于广州、北京、汉口等地设分公司，在内地各省设代销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18年增资为500万元，1919年再增资为1500万元，成为当时民族资本最大的有限公司。该公司的销售额由1912年的43万余港元，增至1920年的2500万港元，增长50多倍。同期公司盈利由5.2万港元增至480余万港元，猛增90多倍。
1920年在上海成立华成烟草公司，资本120万元，以生产美丽牌香烟出名，成为仅次于南洋的一家大厂。
这一时期，其他一些轻工业，如织染、针织、毛纺织、碾米、榨油、蛋粉、罐头、造纸、印刷、玻璃、制革、肥皂等行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6.机器修造工业。
重工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基础极其薄弱。但在一战期间的特殊条件下，部分民族资本的重工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一战时期，民族资本机器修造工业的发展是比较显著的。华商机器修造厂集中在上海，由1913年的91家增为1920年的222家。其中机床厂，战前也制造过机床，但大都是供自用。战后进口机床减少，而需求增加，国产机床乃以商品形式在市场出现，一度行销于东南亚。1913年上海仅有1家机床厂，1920年发展到8家，但仅限于生产小型和简单的机床。内燃机厂，由1913年的16家发展到1920年的44家，主要是仿造20匹马力以内的火油、柴油引擎，用于碾米、轧花、榨油等农产品加工。纺织、针织、印染、缫丝机器修造厂发展较快，由1913年16家发展为62家。但这些厂主要做纺织机、布机、缫车的配件，以及脚踏铁木机、手摇袜机等。船舶厂由1913年的14家增加到1920年的28家，主要是修理船舶和制造小火轮。总之，这时期开设的机器厂，基本上仍是小型厂。据1920年对114个厂的统计，平均每家只有机床5.9台，工人25人。①1913—1920年上海机器工业的设厂和分业情况②
当时大的工厂而经营又比较成功的是严裕棠于1902年创立的上海大隆机器厂。1920年迁到上海大连路新建厂址，有机床100余台，工徒300余人，能自造车床、刨床和织布机等。上海以外，武汉的机器工业也有发展，重要的有周恒顺机器厂，制造小火轮和各种农产品加工机器，以及矿用机器，产品销售西南各埠。1920年开设的山东潍县华丰机器厂，制造铁木织布机，畅销华北，后来成为华北一大机器厂。
7.电力工业。
随着工业、交通和城市的发展，对电力的需求增加，从而促进了电力工业的发展。从1912年到1920年，华商发电厂由33家增加到70余家，发电容量由1.2万余千瓦增加到2.9万余千瓦， 8年间增加了1.46倍，平均年增长率为11.9％。但都属火力发电的小厂，平均每个厂设备容量不过400千瓦，而且比较集中在沿海各省，还比不上外资发电厂的增长速度。其中较大者仅上海华商电气公司一家。另外，一些小城市还设有规模更小的发电厂，总数约50家，每家资本不过1—10万元，发电容量无确切记载。
这时，我国尚无电机制造工业，发电机和电动机全赖进口，只有一些电机修理厂。我国第一家电器厂，1917年在上海创办，以制造华生电扇出名，并于1919年试制成小型电动机和变压器，这是中国民族电机工业的起步。
8.化学工业。
我国的化学工业起步较晚。这时期民族化学工业最重要的是范旭东创办的塘沽久大精盐厂和永利制碱公司。范旭东志在实业救国，1914年创办久大精盐厂，1915年末投产，年产量最高达6吨多。范旭东创办久大厂的目的在以盐制碱。1917年，范旭东开始筹划永利碱厂，资本40万。1919年永利碱厂破土动工，惨淡经营，到1924年才正式投产。
9.水泥工业。
周学熙于1906年创办的启新洋灰公司是一战期间硕果仅存的一家华资水泥厂。一战期间水泥销路大增。由于水泥畅销，该公司营业极为发达，水泥产量由1912年的5.9万余吨增加到1920年的近11万吨，增长了85％。设备利用率1912年占56.6％，到1920年提高为104.5％。从1917年起，销售量超过当年产量。启新洋灰公司历年都有盈余，1914—1920年共获盈余509万元。该公司资本原为100万元，1921年增为880万元。①启新是这时期经营颇为成功的一个大企业，并成为这时期发展起来的周学熙资本集团的中坚企业。
10.矿冶业。
一战期间，纯华商煤矿的产量增长较快，1912年为41.7万吨，1914年为82.6万吨，1920年为328万吨，平均年增长率为29.4％。1912年华商煤矿产量占全国机械采煤产量的8.1％，1914年占10.4％，1920年占23.2％，增长迅速。这时期新开的民营煤矿主要有：河北井陉正丰煤矿、河北邯郸峰峰煤矿、河北临榆柳江煤矿、河南焦作中原煤矿、山西阳泉广懋煤矿等等。
这时期民营铁矿仅有河北龙关和安徽当涂2处。
一战时期，钢铁价格猛涨，引起冶炼业的勃兴。1917年和兴公司设铁厂于上海浦东，资本50万元，设12吨炼铁炉1座，获利颇丰，后增资至100万元，增设35吨炼铁炉1座和炼钢炉2座，年出钢3万吨。1917年山西保晋公司开办阳泉铁厂，资本70万元，设20吨炼铁炉1座。扬子机器公司1920年设炼铁厂于汉口，建100吨炼铁炉1座，后经营失败。同年龙烟铁矿公司在北京石景山建炼铁厂，建250吨炼铁炉1座，计划年出铁9万吨，但因资金不足未开炉即歇业。战后钢铁价格下跌，经营困难，许多厂一度停顿。
这一时期，各种矿产品的采掘和冶炼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按煤、铁砂、生铁、锑、锡、汞6种产品平均计算的生产量指数，在1912—1920年的九年间，约增加一倍，平均年增长率为9％。①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推算估计，中国民族工业资本，1913年为20515万元，1920年增至45070万元，七年来增加了近1.2倍。
运 输业
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推算估计，中国民族运输业资本，1913年为8226万元，1920年为12907万元，七年共增长了57％。交通运输业分铁路、航运、公路三项。
清廷和北洋政府对民办铁路事业采取打击政策。这期间唯一的民办铁路建设是云南个（旧）碧（色寨）石（屏）铁路。1913年破土动工，1921年个碧段通车，但西通至石屏已是1935年了。个碧石铁路是为运个旧锡矿与法资滇越铁路接轨而造，全长190公里，是窄轨铁路。
这一时期，华商轮船公司颇有发展。据不完整统计，1914—1920年开设的华商轮船公司共14家，资本2080万元，平均每家资本148万余元，较前一时期平均每家资本80万元规模有很大扩大。但这些轮船公司拥有的船只吨位，没有统计。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统计测算，1914年有船1118只，40944吨；1920年1477只，110447吨，从1914—1920年增加船359只，吨位69503吨，即船只增长32％，吨位增长170％。这期间发展起来的华商轮船公司中较具规模的有：（1）虞洽卿于1909年发起组织宁绍轮船公司，经营上海至宁波航线；1914年在上海又创办三北轮埠公司，初仅有一只轮船，航行于上海、宁波间。嗣后增添轮船航行长江线，并有海轮北航烟台、天津、营口、海参崴等地，南行福州、汕头、广州、香港等地，远至日本、新加坡、越南西贡、缅甸仰光等地。三北公司成为仅次于招商局的最大的华商轮船公司。1918年虞洽卿又买进英商的鸿安轮船公司。宁绍、三北、鸿安的资本总额达400万元。虞洽卿除任荷兰银行买办，开办银行和交易所外，也成为航业巨子。（2）张本政、张本才合股于1905年在烟台创办政记轮船公司，后来营业发达，增添轮船多只，增辟航线，航行于沿海各大商埠，并兼营长江航线。1920年改为无限公司，增资为1000万元，成为额定资本最大的华商轮船公司。（3）李镜轩、郑效三等于1917年创设北方航业公司，资本30万元，总公司设天津，经营北洋、南洋航线。（4）1917年王崇甫创设岷江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设在四川万县，另在重庆、宜昌设分公司。（5）中国邮船公司和中华航业公司，资本巨大，均属华侨投资，情况不详。
我国的公路运输业在本时期尚处于初创阶段。1917年创办的张库汽车运输公司，是我国第一个公路运输公司，经营张家口至库伦（今乌兰巴托）的运输业务。但公路运输业后来没有什么发展，到1922年仅有公路1185公里，主要行驶军公用车。
银 行业
私营银行在这时期有了迅速的发展。辛亥革命前全国有银行15家，私营者屈指可数。但从1912至1920年，全国共开设银行133家，大都属私营。其间停歇者也多，至1920年实存97家。全国银行的资本额，也由1912年的2712万元增至1920年的8782万元，增加2.2倍，平均年增长率为15.8％，较民族工业的增长要快得多。这里所说的私营银行，主要的有“北四行”、“南三行”等银行集团。
“北四行”指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四个银行。除中南总行设在上海外，其他三行的总行均设在天津，故称“北四行”。由吴鼎昌任总经理的盐业银行成立于1915年，资本额500万元。金城银行成立于1917年，资本额200万元，由周作民任总经理。大陆银行成立于1919年，资本额100万元，钱新之任董事长。中南银行是南洋华侨黄奕柱创办的，资本额500万元，1921年开业，由胡笔江任总经理。1923年四行组织联合准备库发行中南钞票。
“南三行”指浙江兴业银行、浙江银行（后分出了官股，商股改称浙江实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因三行的总行后都设在上海，故称“南三行”。南三行并无联合组织，但业务往来密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于1915年，创办人陈光甫，自任总经理。他的经营方针是“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陈光甫善于经营，发展迅速，成为最大的私营银行之一。
除“北四行”、“南三行”外，上海还有被称为“宁波帮”的中国通商银行和四明银行；天津还有被称为“安徽帮”的中孚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内有官股）。四川的聚兴诚银行也创立于这一时期。随着银行的发展，银行业的同业组织也在各地相继出现。这一时期，中国银行业虽有很大发展，但它在金融市场上的力量还远不能和外商银行相抗衡。
商 业
民族资本工业、运输业和银行业的高速发展，给民族资本商业带来了一时的繁荣兴盛。这一时期，市场上国内生产的商品（土货）和进口商品（洋货）的交易量都是持续增长的。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估算，1920年市场交易的商品值是69.36亿元，这是下限，上限是92.46亿元，即1920年市场交易的商品值约为70—90亿元①。其中民族商业资本估值，1913年为16.62亿元，1920年为23亿元②。
棉布商业：这一时期，各地棉布商户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以贸易中心城市上海为例，1913年棉布商估计有二三百家，1919年棉布商业会员户数发展为514家，1920年倒闭不少，1921年实存451家。其中棉布批发商数已超过零售店数。上海的棉布零售店在一战期间迅速发展起来。据统计，1920年有142家。上海最大的棉布零售店协大祥成立于1912年，资本1.2万两，在一战期间营业蒸蒸日上，连年盈余，到1922年的十年半时间，共获纯利16.58万余两，为原始资本的13.8倍③。1920年前后，汉口有棉布批发商30余户，零售店188户。西安1918年有棉布商160户。广州1914年估计有棉布批零商192户。④五金商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钢铁五金紧缺，价格猛涨，五金商业普遍繁荣。上海的五金字号一般盈余都以10万计，多的达几十万。1918年与1914年比较，上海整个五金行业年营业额，由1062万两增至5076万两，资金由不到300万两增至3349万两。1918年一战结束后，进口迅速回升。到1920年，市场趋于饱和，有少数闭歇者，多数仍因战时盈利而持续发展起来。
百货商业：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综合型百货公司在国内的出现和发展，是这一时期民族资本商业发展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甲午战争后，进口洋百货大幅度增长。洋针、毛线、毛巾、手帕、钟表、肥皂、香水脂粉七类商品的进口值，由1894年的144万关两增至1919年的1197万关两，增长7.3倍。一战期间进口洋百货曾一度减少，而国内搪瓷品、铝制品、橡胶制品、民用电器、罐头食品等轻工业于此时创建，扩大了百货商业的货源，有利于百货商业的发展。这时期，百货商业史上一件大事是先施、永安等新型百货公司的创建。马应彪集资2.5万港元，于1900年在香港创设先施公司。1914年和1917年又先后在广州、上海开设先施公司。上海先施公司是5层楼的大商场，经营商品1万多种，还附设酒楼、娱乐场等。1919年起港、穗、沪三地先施公司实行合并，由香港总公司统一调度，资本共700万港元。郭乐、郭泉兄弟于1907年在香港开设永安公司。1913年开始筹建上海永安公司，资本200万港元，1918年开业。每天营业额达1万余元，开业翌年营业额为455万元，超过了先施公司。先施、永安以及以后续开的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集中在上海南京路上，蔚为大观。
商业行业多达一二百个，难能一一介绍。
总观1912—1920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推算估计，1894年资本总额为11.3亿多元，其中外国在华资本为2.1亿多元，本国资本为9.2亿多元。本国资本中，官僚资本为4757万元，占5％，民族资本为87592万元，占95％。1911—1914年①，资本总额为48亿多元，其中外国在华资本18亿多元，本国资本近30亿元。本国资本中，官僚资本为5.2亿多元，占17.5％，民族资本为24.7亿多元，占82.5％。1920年资本总额近72亿元，其中外国在华资本近24亿元，本国资本48亿元。本国资本中，官僚资本为9亿，占18.8％，民族资本为39亿元，占81.2％。在1920年39亿元民族资本中，民族产业资本为5.8亿元，民族商业资本23亿元，民族金融资本10.2亿元。
从上述可见，1894—1920年，我国资本总额增长了6.33倍，其中外国在华资本增长了11.18倍，而本国资本仅增长了5.2倍，也就是说外国在华资本的增长速度比本国资本增长速度快。在本国资本中，官僚资本增长了18.96倍，而民族资本仅增长了4.46倍，也就是说在本国资本中官僚资本比民族资本的增长速度要快得多。从外资与华资在资本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来看，1894年是19％比81％，1914是38％比62％，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稍有变化，到1920年是33％比67％。再从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在资本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来看，1894年是4％与77％；甲午战争后，官僚资本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民族资本呈下降趋势，1911—1913年是11％与51％；一战期间因外资减少，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均稍有增长，1920年是13％与54％。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各个时期的资本总额中，本国资本数大大高于外国在华资本数，那是因为本国资本中产业资本所占的比重小，而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所占的比重大的结果，这是产业不发达经济落后的表现。
从产业即工业加交通运输业来考察，在1894—1920年这四分之一世纪里，外国在华产业资本增长了24.6倍，而中国产业资本只增长了18.5倍。显然外国在华产业资本的增长比中国产业资本的增长要快得多。在甲午战争前，本国产业资本已超过外国在华产业资本。产业资本的总额是12155万元，其中外资是5406万元，占44.5％，华资是6749万元，占55.5％。这主要是洋务派官僚努力发展新式工业的结果。在华资中，官僚产业资本是4757万元，占39％；民族产业资本1992万元，仅占16％。甲午战争后，外资涌进，情况大变。1911—1914年，产业资本的总额是178673万元，其中外资是102125万元，占57％，华资是76548万元，占43％。在华资中，官僚产业资本是47807万元，占27％，民族产业资本是28741万元，占16％。在大战期间，外资在华投资暂时受阻，华资又有较快发展。1920年，产业资本总额是257929万元，其中外资是133000万元，占52％，华资是124929万元，占48％。外资仍略占优势。在华资中，官僚产业资本66952万元，占26％，民族产业资本是57977万元，占22％，几近旗鼓相当了。但华资产业资本的增长率已超过外资产业资本的增长率，而民族产业资本的增长率更是远远超过官僚产业资本的增长率。外国产业资本的扩张，主要是在甲午战后到第一次大战前这一阶段，其势甚猛，平均年增长率达15.8％，其后就进入颓势了，1914—1920年平均年增长率才4.5％。官僚产业资本在甲午战争后仍有14.5％的年平均增长率，而1911—1920年平均年增长率降为3.8％。但民族产业资本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甲午战争后一个阶段，年平均增长率为15％，与外资不相上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平均年增长率为10.5％，超过外资一倍。如工业资本，1920年工业资本总额是106484万元，其中外资是5亿元，占47％，华资是56484万元，占53％，已超过外国在华的工业资本。在华资中，官僚工业资本是11414万元，仅占10.7％，而民族工业资本是45070万元，占42％。民族工业资本不仅远远超过了官僚工业资本，并且直接追比外国在华工业资本。详见下表：1894—1920年资本估值①单位：万元
（续表）
①引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59页。
①参见黄逸峰等著：《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93页。
①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1962年版，第912页。
②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880页。
①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1979年版，第304页。
②《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883页。
①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等：《启新洋灰公司史料》，1963年版，第139页。
①转引自《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第199页。
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996—998页。
②《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1037、1043、1065、1074页。
③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等：《上海市棉布商业》，1979年版，第56、135页。
④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1003—1004页。
①官僚资本为1911年，民族资本为1913年，外国资本为1914年。
①此表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10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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