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1921年至1936年的民族资本状况
1921—1936年民族资本的状况，过去有“破产半破产”之说，但乏确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则认为：“本时期华商工矿业的生产仍是增长的趋势，惟平均年增长率远不如前一时期，30年代又不如20年代。”①1920年民族资本总额为39亿元，其中工业4.5亿元，运输业近1.3亿元，商业23亿元，金融业10.2亿元。1921—1936年期间民族资本的发展荆棘载途，步履维艰。1921—1922年市场条件尚可，借五四运动抵货之力，民族工业续有发展。1923—1924年受国际银价、汇率作用，物价下跌，陷入经济萧条。1925—1926年“五卅”抵货运动起了推动作用，民族工业暂现繁荣，到1927年复归衰势。1928—1930年金贵银贱，引起国内物价上涨，但逢国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民族工业得以发展。1931年起，经济危机波及中国，列强将危机损失转嫁给中国，银汇率猛涨，出口陡跌，白银大量外流和资金外逃，通货紧缩，物价下跌；加上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国内市场缩小；一二八淞沪战争中民族资本损失严重；日本向关内扩张，日货走私泛滥以及长江流域大水灾，农村破产，农民购买力急剧下降等等原因，使国内经济陷入空前的危机。1935年底币制改革以后，物价回升，1936年全国各地农产品普遍丰收，市场转趋活跃，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喘息，由复苏而趋向繁荣。
据估计，1920—1936年外国在华投资增加了95％，达39.4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4.3％，是外国在华投资增加最多的时期。外国在华投资主要是在金融、外贸、能源、钢铁和近代化运输上占有垄断地位，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1936年外国在华企业关内资本总额为50.12亿元法币（以下元均为法币），东北为42.67亿元，合计近93亿元。本时期最重要的变化是国民党政权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走上由金融垄断到工业垄断的道路。1936年国民党官僚资本总额为76.56亿元，其中金融业资本即有56.37亿元，占全国金融业资本（包括外商）58.9％，完成了金融垄断。在全国近代化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包括外商）中，国民党官僚资本所占的比重，1936年为35.9％，约19.89亿元。但主要是交通运输业资本，约16.49亿元，工业资本仅3.4亿元。1921—1936年这段时期，民族资本仍有发展，但主要是民族工业，增长率约为7.53％，已大不如前。1936年，不计东北，民族工业资本约有14.48亿元，为官僚资本的4.3倍，与外国在华工业资本（14.51亿元）相当，但若包括东北，则只有外国资本的74.4％。1936年民族资本总额为74.77亿元，但主要是商业资本（37.80亿元）和金融资本（21亿元）。详见下列各表。
1936年外国在华企业资本估值①单位：法币万元
1936年官僚资本估值①单位：法币万元
1936年民族资本估值①单位：法币万元
工 业
1.棉纺织工业。
华商棉纺织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利润优厚，关内外纷纷筹建或扩建纱厂，而向国外订购的纺织机大都在一战结束后才起运，故在这时期形成一个设厂的高潮。1921—1922年有29家纱厂投产，共增纱锭78.9万枚，年均近40万枚，为前所未有，纱厂布局也有由沿海向内地发展的趋势，并且接近棉产区和销售市场。1923—1924年市场萧条，仅增加2个厂，纱锭17万枚。1925—1929年增加14个厂，纱锭52.3万余枚，年均10.5万枚。进入三十年代，由于东北沦陷和经济危机，仅增加9个厂，纱锭41.95万余枚，年均不足6万枚。从1921年到1936年，16年共增加纱锭约150万枚，平均每年增加纱锭约9.4万枚，平均年增长率为5.45％（1921—1930年平均年增长率为7.58％，1931—1936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19％）。
布机1921年是6675台，1936年增至25503台，16年增加1.88万余台，增加2.8倍，远较纱锭之增长（1.2倍）为速。1921—1936年平均年增长率为9.35％。
棉纱1921年生产正常，为119.9万件（包）。1922年即遇到困难，棉纱产量下降，为92.7万包。到1925年五卅运动抵制日货，华纱畅销，各厂纷纷增加生产，直到1930年棉纱业均获抵货之利。此后发生经济危机，棉纱产量逐年下降，不过这时因纱锭增加，产量仍高于二十年代。
1936年棉纱产量为144.6万包。1921—1936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26％。
棉布1921年产量为177.3万匹，1922年产量增加为351.8万匹，几乎增长了一倍。1936年产量为1099.2万匹。从1921—1936年的16年中，除个别年份外，产量是逐年上升的，平均年增长率是12.93％，这与布机设备增加成正比。
棉纺织业在此期间竞争激烈，受日本在华纱厂的压力尤甚。在激烈的竞争中兼并盛行，资本集团有了进一步发展。最早形成的南通大生集团，一战时在高利润的刺激下，计划扩充为9个纱厂，但未能实现。1924年大生一、二、三、八厂共有纱锭15.5万枚，布机1582台。但经营不利，财务状况极坏。前期形成的荣家资本集团在本时期发展迅速。1931年，申新共有纱锭57万枚，布机5304台，产纱约32万包，布288万余匹。1936年，申新共有9个纱厂，资产总值达7365万元，成为我国最大的棉纺集团。郭氏兄弟创办的永安是这个时期新出现的棉纺资本集团。永安纱厂1922年创办于上海，到1933年已有5个厂，1935年又建成大华印染厂。1936年共有纱锭25.6万枚，布机1542台和全套印染设备，资产总值约3198万元。裕大华也是本时期新出现的棉纺资本集团，1936年共有纱锭8.56万枚，布机1324台，资产总值约2220万元，裕大华集团正式形成。
2.机器面粉工业。
面粉业在一战期间，由于获利丰厚，投资踊跃，发展迅速。但这个时期情况则不好。据统计1921—1936年共增设面粉厂145个，资本约3414万元，日产能力约27.3万包。但同时期停歇的工厂也多，竟达117家，资本约2155万元，日产能力约19.3万包。两者相抵，所增有限。幸一些老厂经营尚好，在此期间增资1400万元，扩充日产能力12万包，故总的来说仍是增长趋势。1936年实存面粉厂152家，资本额约5282万元，日产能力约45.2万包。1921—1930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4.53％，1931—1936年负增长0.12％，全期平均年增长率仅2.49％。上海是机制面粉的重要产地，据统计，1921—1930年平均年增长率仅2.37％，而1931—1936年负增长7.64％。东北也是机制面粉的重要产地。自1930年起产量逐年下降，平均年率达负16.86％。所以说三十年代机制面粉业的危机是很严重的。面粉业的不景气，一是受面粉与小麦比价缩小的影响，生产面粉已无前一时期的厚利；二是机制面粉市场不大，原因是中国民食以米为主，而在食麦区，农民仍然靠自己磨麦食用，在全国面粉消费量中，机制面粉仅占18.4％；三是洋面粉进口大增，1922—1928年平均每年净进口1650万包，1929年净进口3300万余包，占华商产量的30％。洋粉价格通常低于华粉，对华粉市场构成威胁。1930年以后，洋粉输入趋减，但洋麦进口骤增，给中国麦农和面粉业不小的打击。
在粉市危机、粉厂大量停闭中，资本集团迅速发展。孙多森创办的阜丰面粉集团，1920年资本升值为100万元，日产能力6000包。1936年资本升值为300万元，日产能力5.15万包，占全国华商厂的11.4％。
1921—1936年获纯益347万元。荣氏兄弟创办的茂福面粉集团在无锡、上海、济南、汉口等地有12个面粉厂，初颇有亏损，1924年以后受抵货运动之益，各厂均有盈利。之后天灾人祸，有几个厂遭火灾焚毁或遭军阀勒索停机，损失不小。但截至1930年，茂福集团仍是有发展的，粉磨机增至347台，日产能力增至近2.9万包。这以后直到1936年，再无增长。茂福与申新纱厂系统共同构成荣氏财团，三十年代已是以申新为主了。哈尔滨双合盛制粉厂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大企业，1936年产面粉163.7万包。它与双合盛其他企业组成一个资本集团。
3.缫丝工业。
机器缫丝工业集中在上海、广东、无锡三地。一战结束后欧美的丝织业尚处在恢复阶段，1923年日本又发生关东大地震，日丝出口减少，故1921—1930年中国缫丝工业颇有发展。这时期发展最快的地区是无锡，新建缫丝厂38个，增加丝车1万余部。1928—1930年上海丝厂达到极盛，3年新建厂15个，增加丝车3858部。这时期广东丝厂，因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经营不善，处于衰势。三十年代，因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对丝的需求量减少，加以日本改进了制丝技术，华丝难与其竞争，而人造丝又大量侵占真丝市场，中国蚕丝出口量大减。1933年国外经济危机已基本结束，但银价陡升，生丝价格继续下跌，缫丝厂大都无利或亏损，纷纷停工或倒闭。1934年缫丝业危机严重，据统计1930年全国开工丝车约12万部，1936年仅有6.59万部，减少近一半。全国厂丝产量1936年比1929年减少20.6％。1931—1936年平均年率是负增长9.77％。①4.火柴业。
华商火柴业在一战期间有较快发展，到1920年累计有129个厂，资本约746万元。当时进口火柴以日本货为主。五四运动以后，日本火柴受到抵制，进口数量锐减，国产火柴旺销。1920年新开设的火柴厂就有23家。1921—1927年又增设新厂48家，资本约327万余元，平均每年约开设新厂7家。但1924年后，瑞典火柴大量输入，并收买了日本在华的火柴工厂，华商火柴业受到瑞典火柴沉重的压力，纷纷停工歇业。各地火柴业呼吁自救，1929年成立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派代表团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抵制洋货和救济。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将火柴进口税由7.5％提高至40％，火柴进口锐减。但华商火柴厂又盲目发展，以致生产过剩，导致价格下降，无利可图。加上瑞典火柴托拉斯于1931年在上海组成美光火柴公司，在美国注册，设有自动连续制火柴机器，年产3万箱，又成为华商火柴业的一大劲敌。华商火柴厂有三分之二属工场手工业性质，资本甚微，劳动生产率低下，经营亏损。在激烈的竞争下，火柴大王刘鸿生在合并他厂后于1930年在上海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资本191万元，添置新设备，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成为全国最大的火柴公司。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日伪政权实行火柴专卖，抵制关内火柴，华商火柴业又受到严重冲击。由刘鸿生倡导，几经周折，于1935年成立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实行限产。限产后，火柴价格提高，1936年大中华扭亏为盈，一些中等厂也有好转，但仍有些小厂亏损。
5.卷烟工业。
这时期华商卷烟业和英美烟公司的竞争非常激烈。在一战后的最初几年，最大的华商烟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仍有所发展，但在英美烟公司的倾销下，盈利由1920年的480万元锐减为1924年的48万元。华商兴业、振华等烟草公司则在这时期倒闭。上海是华商卷烟业集中的地区，但1924年洋烟已占据了90％的上海卷烟市场。五卅运动抵制洋货，商店拒售英美烟公司的香烟，洋烟进口锐减，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产品则供不应求，日夜赶工。因此，1925年南洋盈利122万元，1926年更增至230万元①。生产美丽牌香烟的华成烟草公司也在这时迅速壮大，1925—1928年共盈利446万元，成为仅次于南洋的华烟大厂。这几年是华商卷烟业的盛世，上海有100多家卷烟厂开工，卷烟机增至400多台。1928年，英美烟公司易名为颐中烟公司，以避洋烟之名，收回了它在五卅抵货运动后失去的市场。1929年后，上海华商烟厂递减，到1936年只剩下了44家。这时期因卷烟日益普及，故市场也不断扩大，而卷烟制作较易，内地各省纷纷设立小型烟厂，制作低档烟，主要销往农村。1935年华商烟销46.5万余箱，外商烟销近64.2万箱，占58％。
6.机器造纸业。
机器造纸业在一战期间曾一度得到发展。一战结束后，洋纸进口激增，由1921年的4.45万余吨增至1924年的近8.4万吨，增加了将近一倍，中国机器造纸业陷于困境。几家大造纸厂先后停工倒闭。但1925年后，造纸业又有起色。迄1930年，新设纸厂和纸板厂有9家。到抗日战争前，又有七八家纸厂开设。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对造纸业影响不大，因为随着教育和文化的逐渐普及，对纸的需求一直在扩大。
7.水泥工业。
水泥业是这时期发展较快的民族工业。1921年产量为176419吨，1934年产量为604778吨，是这时期产量最高的年份，1936年产量为5302.09吨。1921—1930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0.94％，增长较快。1931—1936年受经济危机影响，平均年增长率才1.68％。1921—1936年平均年增长率为7.61％。
中国水泥市场约有半数为进口水泥占据。华商水泥厂1936年主要有：启新洋灰公司、刘鸿生创办的上海华商水泥公司、姚新记创办的中国水泥公司、颜惠庆等创办的江南水泥公司和致敬水泥公司等5家，资产总值3154万元，年生产能力共555万桶。①8.电力工业。
华商电力工业是这时期发展最快的工业，1921年发电设备容量为41762千瓦，1930年为182136千瓦，10年增长4.36倍，平均年增长率15.35％。1921年发电量为6264万度，以后逐年增长，到1936年为77295万度，16年增长12.34倍，平均年增长率为18.24％。这说明由于生产的发展对电力的需求日益增长。另有建设委员会的统计数字可供参考，但这个统计数字无1929年以前的资料。1929年全国有发电所724处，除工矿自备电厂149家外，有供电厂575家，发电容量为527240千瓦。其中民营523家，但发电容量仅有206138千瓦，占39％；官营17家，发电容量47840千瓦，占9％；外资35家，发电容量却有273262千瓦，占52％。1936年（关内），有电厂460家，发电容量631165千瓦。其中民营415家，发电容量为327518千瓦，占52％；官营35家，发电容量28352千瓦，占4.5％；外资仅10家，发电容量275295千瓦，占43.6％。华厂占总发电容量的56％。但有6家中外合资未计算在内，这6个厂发电容量共4650O千瓦，若计入外资电厂，则外资电厂发电容量占总容量的51％。在华厂中官营占的比例很小，但这是将宋子文主持的扬子电气公司也计入民营，该公司所属各厂发电容量约有35000千瓦。如民营不计入扬子电气公司的发电容量，则1936年民营发电容量为292518千瓦，约占总发电容量的46％，可以说与外资旗鼓相当了。
华商电厂为数甚多，但主要分散在各中小城市，大多规模很小，每厂资本一二十万，小者仅数千元，发电容量四五百千瓦，动力主要采用汽轮机，用透平机者不到10％，用内燃机者不到5％，水力发电仅昆明等一二厂而已。这些电厂的发电主要供照明用。但在江浙一带已普及到小城镇，对地方小工业的发展和手工业工场采用马达具有推动作用。
9.化学工业。
酸碱的制造是这时期兴起的化学工业。
制酸工业最早在天津附近地区发展起来。1926年渤海化学工厂在塘沽设厂，资本50万元，年产盐酸500吨。1929年得利三酸厂在唐山设厂，资本5万元，年产硫酸400吨。1933年利中硫酸厂在唐山设厂，资本20万元，年产硫酸800吨。上述三公司总处均设在天津，规模不大。规模较大的是上海天原电化厂和开成造酸厂。吴蕴初于1923年集资5万元开办天厨味精厂，生产佛手牌味精，大获成功。1929年，他创办天原电化厂。“天原”即“天厨”原料之意，年产盐酸近2.5万吨。并生产烧碱、漂白粉等。他又创办天利氮气厂，资本100万元，1936年投产，产硝酸1600吨。上海开成造酸厂于1932年投产，资本75万元，年产硫酸3400吨。另有四个小厂，共产硫酸、盐酸、硝酸、醋酸1100余吨。
制碱工业主要有范旭东创办的塘沽永利碱厂，1924年正式投产，1926年产纯碱4576吨，1930年产纯碱19774吨，1936年达到56297吨。1930年永利添建烧碱车间，1933年产烧碱1159吨，1936年达到4517吨。1936年永利资本已超过400万元。永利之外，塘沽渤海化工厂和兴华泡花碱厂年共产泡花碱4880吨，上海天原电化厂年产烧碱2200吨，上海开源公司年产泡花碱1730吨。另四川有3个小厂，年产纯碱共950吨。
硫酸铔（化肥）是我国化学工业的一项缺门。1933年，范旭东在南京浦口建硫酸铔厂，1937年2月投产，日产硫酸铔120吨，硝酸40吨。
制药工业是这时期新兴的化学工业。中国的制药业集中在上海。上海制药业的发展主要在1925—1936年间，到1936年共有药厂58家，资本总额289万元，年产值856万余元。这期间新开设的主要药厂有：中法药厂、新亚药厂、信谊药厂等。
橡胶工业也是本时期的新兴工业。到1931年，全国约有70家橡胶厂，主要集中在上海（48家）和广州（21家）两地。橡胶厂主要制作胶鞋和日用橡胶品，后来还生产轮胎，胶鞋3/4销往农村。较大的橡胶厂有上海大中华（1928年）和正泰（1930年）等。三十年代发生经济危机，农村购买力锐减，日本胶鞋又跌价倾销，橡胶厂纷纷倒闭，到1933年上海仅剩橡胶厂34家，而开全工者仅一家。1934、1935年生产继续下降。1935年广州橡胶厂尚存17家。1936年始见恢复。
10.矿冶业。
这时期华商矿冶业颇不景气。
煤的总产量，1921—1936年，由2000万吨增至近4000万吨，但增产的主要是日资和英资控制的煤矿。华资煤矿1921年产量为1037万吨，1936年为1769万吨，平均年增长率为3.62％。
铁矿石生产情况更惨。较大的华商铁矿仅安徽当涂、察哈尔龙烟二处，其余均为年产不足万吨的小矿。1921年铁矿石产量为121.7万吨，1936年为184万吨，平均年增长率为2.79％。而生铁产量1921年为31万吨，1936年为16.2万吨，平均年率为负4.23％。从1922—1930年产量基本上是逐年减少的趋势，1930年仅为12.5万吨，1931年起才逐年有所回升。民族钢铁业的衰败，主要是由于日资的压力。输出铁矿石、进口钢铁和器材，成为典型的半殖民地经济。
航 运业
这时期的铁路建设，除云南个碧石狭轨铁路向西修筑的100公里属商办铁路外，其他均属外资和官僚资本。交通运输业民族资本实际上只剩下航运了。
据统计，中国轮船1921年有船2416只、346332吨，其中千吨以上的轮船102只、189287吨；1935年3895只、675173吨，其中千吨以上的轮船208只、461812吨，但缺1936年数字。这期间，官僚资本国营招商局处于停滞状态，船只徘徊在6.2—7.1万吨，加上政府单位的公务船只，大约不过10万吨，其余应属民族资本航运业了。但这一时期民族资本航运业的发展，无系统的统计资料。
虞洽卿创办的三北轮埠公司，到1936年已增资到250万元，有轮船19只，约3.25万吨。虞之子创办的宁兴轮船公司，到1936年也增资到100万元，有轮船3只，约6400吨。虞洽卿收买英商的鸿安轮船公司，到1936年增资到200万元，有轮船8只，约8400万吨。虞氏的三家轮船公司形成一个仅次于招商局的资本集团，连同小船、拖船共65只，9万余吨。
这时期航运业发展最快的是卢作孚于1926年创办的民生实业公司，创办时资本5万元，仅70吨小轮一只，航行嘉陵江合川至重庆线。到1929年资本增至25万元，有轮船3只，经营重庆至合川、涪陵、泸州短线。1930年起，开始了卢作孚所称“统一川江”活动，至1935年共收买华商轮船28只，并在同外轮竞争中，共收买外国轮船11只，并迫使怡和、太古退出川江，基本上垄断了川江航运。1935年，民生共有轮船40只，总吨位16884吨，职工2836人，资本增至120万元。
1937年，民生有轮船46只，1.8万余吨，资本350万元，承担了长江上游70％的运输任务。
银 行业
1920年金融业资本总额14.5亿元，其中外国金融业资本1.9亿元，官僚资本2.3亿元，民族资本10.3亿元。到1936年关内金融资本总额95.7亿元，其中外国金融资本18.3亿元，官僚资本56.4亿元，民族资本21亿元。1920—1936年，16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2.8％，比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平均年增长率要高，成为资本增长最快的部门，资本总额比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大出许多，故有中国金融资本“畸形发展”之说。原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金融资本的膨胀是个时代性的特征，即列宁所说的资本集中与垄断的产物。在中国又主要是1928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建立国家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果。1920—1936年，金融业各类资本（不包括东北）的平均年增长率，外国资本为15.23％，官僚资本为22.05％，民族资本为4.57%。这个阶段（主要是1920—1930年间），外国金融资本的增长主要是因为外国在华投资增加了。而官僚金融资本高达22.05％的年平均增长率不是靠资本积累，而是凭借政治力量的“银行风暴”的结果，这场风暴确立了官僚资本的金融垄断地位。1936年金融业各类资本（不包括东北）所占的比重，外国资本占19.17％，官僚资本占58.89％，民族资本占21.94％。1936年民族金融资本所占比重陡降，主要是“银行风暴”的结果。
这一时期银行业的发展与工商业的发展，在趋势上基本是一致的。1920年以后银行开设剧增，但停闭的也多，常达开设数的70％左右。1928年以后才比较稳定。1936年实存华资银行161家，实收资本39881万元。这时期华资银行业最大的特点是：国民党政权建立后，官私比重发生根本变化。1920年以前，官方银行的实收资本远大于私营银行。1920年基本持平，官办、官商合办银行实收资本4283万元，约占49％，私营银行实收资本4526万元，约占51％。其后就是私营银行实收资本大于官办银行了。但是，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后，推行金融垄断政策。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中央银行，并以政治压力取得中国、交通两大银行各20％的股权，同时设立中国国货银行，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有40％的股份，1935年3月，政府又攫取了中国、交通两大银行，两行投资设立的新华信托银行也随之变为政府银行。同年4月，扩大四省农民银行为中国农民银行。同年10月，又由中央银行设立中央信托局。“四行二局”的金融垄断体系遂告完成。1936年春，南京国民政府又改组商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官股占85％到90%。同年11月，宋子文又改组广东银行，使管理权全部落入官僚资本体系。这样，“四行二局”，中国国货、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称“四小行”），连同新华信托、广东银行共12家，总资产约47亿元，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64％，加上省市银行约20家，政府系统的银行共有资产约54亿元，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74％。而私营银行约120家，仅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26％。
另外，这时期私营银行的资本来源也发生重大变化，即工商界人士投资占明显的优势。银行界的重要人物张嘉璈、陈光甫、李铭、徐新六等，都是在国外学习经济的，银行的经营管理也更加资本主义化了。
商 业 1920—1936年期间，中国国内市场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如交通运输条件的改进，银行信贷有较大的发展，尤其是提高了进口关税、废除厘金和废两改元，以及1935年的币制改革等，都有利于国内商业的发展。但是，国际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内政治动荡，又使这时期的国内市场处于险恶的环境之中。这期间，军阀内战连年不息，祸及十几个省；水旱灾害频仍，农村破产，苛捐杂税繁重（1928—1936年中央的税由7000万元增至7.8亿元，地方的摊派征发更难确计）。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国内市场交易量丧失15％—20％。1929—1933年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经济危机，于1931年波及中国，造成国内长达5年之久的经济危机。整个国内市场在大幅度动荡中艰难曲折地向前发展。
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粗估，1920年市场商品值约为92亿余元（当年价格），1936年为168亿元（当年价格），商品值增长了82.1％ ，平均年增长率为3.8％，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54％，年增长率为2.7％。这个增长率实在不大。这时期国内市场的商品结构有所变化。首先是进口洋货所占比重稍有下降，由12.9％降为9.3％，但主要是洋货价格下降，若剔除价格因素，仍占12.1％。其中关内洋货进口略减，而东北日货进口大增。其次是近代化工厂产品和矿冶产品的比重，由12.6％增为19.8％。但这是包括外资在华工矿业的产品。反之，手工制造业产品的比重由32.2％降为26.1％，这反映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有了发展。但是在市场商品总值中农业产品的比重并未减少，而是由42.3％增为44.8％，剔除价格因素，仍比1920年略有增加。也就是说，整个市场（包括东北）上，农产品与工矿产品的比率反而倒退了，说明中国还是一个地道的农业国。
商业统计从无全国性调查，据推算1933年全国有商店164万户，从业人员859.4万人。此数包括饮食、服务业。另据推算，全国有行商311.7万人。对于这个估计，我们还无法置评①。但这时期商业户数和从业人员都有增长是可以肯定的。这时期商店的营业并非一帆风顺，受三十年代危机影响尤大。总的看来，1920年到1930年前后，是处于发展时期，虽有波动，但一般货源充裕，价格平稳上升，多数有利可图。1931年以后，市场进入危机时期。在市场危机中，各行业所受影响不尽相同，大体是农产品尤其出口商所受危害较大。这次危机在1935年后半期逐渐好转，到1937年上半年，有些地区或行业的户数、资金、营业额等已恢复到三十年代初水平。据估算，1920年商业资本总量为23亿元，1936年为42亿元，剔除物价变动等因素，1936年的商业资本应为35.5亿元。
这时期棉布商业并不景气，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对棉布商业的冲击尤大。1932—1935年上海棉布商大约有300家闭歇。在激烈的竞争中，棉布商业也出现一些大户和集团活动。在上海，棉布商形成协大祥、宝大祥、信大祥三足鼎立剧烈竞争之势。五金商业的货源主要依赖进口，因货源增长有限，发展不大。这时期，各地百货商业都有一定的发展。1936年上海的小百货店约有700余家，资本总额300万元，营业额2000万元，批发店约有100家，营业额3000万元。百货公司除原有先施、永安两家外，又增添新新、大新、丽华3家。新新资本352万元，建有七层大楼。大新资本600万港币，在上海建有十层大楼，有电动楼梯及冷气设备，1936年1月开业，轰动一时。新新、大新与先施、永安都在上海南京东路上，称为“四大公司”，连同丽华，资本总额约1350万元，1936年营业额2647万元，超过全市700家百货零售店的营业总额。另外，上海民族资本家集资10万元，于1933年开办中国国货公司，1937年增资至40万元。1937年又开设中国国货联营公司，资本200万元，以批发为主。茶商业和丝商业，三十年代均处于衰落状态，危机重重。
①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页。
①此表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746页。
①此表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748页。
①此表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761页。
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121页。
①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1958年版，第220、275页。
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763—764页。
①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240—241页。
1921—1936年民族资本的状况，过去有“破产半破产”之说，但乏确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则认为：“本时期华商工矿业的生产仍是增长的趋势，惟平均年增长率远不如前一时期，30年代又不如20年代。”①1920年民族资本总额为39亿元，其中工业4.5亿元，运输业近1.3亿元，商业23亿元，金融业10.2亿元。1921—1936年期间民族资本的发展荆棘载途，步履维艰。1921—1922年市场条件尚可，借五四运动抵货之力，民族工业续有发展。1923—1924年受国际银价、汇率作用，物价下跌，陷入经济萧条。1925—1926年“五卅”抵货运动起了推动作用，民族工业暂现繁荣，到1927年复归衰势。1928—1930年金贵银贱，引起国内物价上涨，但逢国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民族工业得以发展。1931年起，经济危机波及中国，列强将危机损失转嫁给中国，银汇率猛涨，出口陡跌，白银大量外流和资金外逃，通货紧缩，物价下跌；加上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国内市场缩小；一二八淞沪战争中民族资本损失严重；日本向关内扩张，日货走私泛滥以及长江流域大水灾，农村破产，农民购买力急剧下降等等原因，使国内经济陷入空前的危机。1935年底币制改革以后，物价回升，1936年全国各地农产品普遍丰收，市场转趋活跃，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喘息，由复苏而趋向繁荣。
据估计，1920—1936年外国在华投资增加了95％，达39.4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4.3％，是外国在华投资增加最多的时期。外国在华投资主要是在金融、外贸、能源、钢铁和近代化运输上占有垄断地位，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1936年外国在华企业关内资本总额为50.12亿元法币（以下元均为法币），东北为42.67亿元，合计近93亿元。本时期最重要的变化是国民党政权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走上由金融垄断到工业垄断的道路。1936年国民党官僚资本总额为76.56亿元，其中金融业资本即有56.37亿元，占全国金融业资本（包括外商）58.9％，完成了金融垄断。在全国近代化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包括外商）中，国民党官僚资本所占的比重，1936年为35.9％，约19.89亿元。但主要是交通运输业资本，约16.49亿元，工业资本仅3.4亿元。1921—1936年这段时期，民族资本仍有发展，但主要是民族工业，增长率约为7.53％，已大不如前。1936年，不计东北，民族工业资本约有14.48亿元，为官僚资本的4.3倍，与外国在华工业资本（14.51亿元）相当，但若包括东北，则只有外国资本的74.4％。1936年民族资本总额为74.77亿元，但主要是商业资本（37.80亿元）和金融资本（21亿元）。详见下列各表。
1936年外国在华企业资本估值①单位：法币万元
1936年官僚资本估值①单位：法币万元
1936年民族资本估值①单位：法币万元
工 业
1.棉纺织工业。
华商棉纺织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利润优厚，关内外纷纷筹建或扩建纱厂，而向国外订购的纺织机大都在一战结束后才起运，故在这时期形成一个设厂的高潮。1921—1922年有29家纱厂投产，共增纱锭78.9万枚，年均近40万枚，为前所未有，纱厂布局也有由沿海向内地发展的趋势，并且接近棉产区和销售市场。1923—1924年市场萧条，仅增加2个厂，纱锭17万枚。1925—1929年增加14个厂，纱锭52.3万余枚，年均10.5万枚。进入三十年代，由于东北沦陷和经济危机，仅增加9个厂，纱锭41.95万余枚，年均不足6万枚。从1921年到1936年，16年共增加纱锭约150万枚，平均每年增加纱锭约9.4万枚，平均年增长率为5.45％（1921—1930年平均年增长率为7.58％，1931—1936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19％）。
布机1921年是6675台，1936年增至25503台，16年增加1.88万余台，增加2.8倍，远较纱锭之增长（1.2倍）为速。1921—1936年平均年增长率为9.35％。
棉纱1921年生产正常，为119.9万件（包）。1922年即遇到困难，棉纱产量下降，为92.7万包。到1925年五卅运动抵制日货，华纱畅销，各厂纷纷增加生产，直到1930年棉纱业均获抵货之利。此后发生经济危机，棉纱产量逐年下降，不过这时因纱锭增加，产量仍高于二十年代。
1936年棉纱产量为144.6万包。1921—1936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26％。
棉布1921年产量为177.3万匹，1922年产量增加为351.8万匹，几乎增长了一倍。1936年产量为1099.2万匹。从1921—1936年的16年中，除个别年份外，产量是逐年上升的，平均年增长率是12.93％，这与布机设备增加成正比。
棉纺织业在此期间竞争激烈，受日本在华纱厂的压力尤甚。在激烈的竞争中兼并盛行，资本集团有了进一步发展。最早形成的南通大生集团，一战时在高利润的刺激下，计划扩充为9个纱厂，但未能实现。1924年大生一、二、三、八厂共有纱锭15.5万枚，布机1582台。但经营不利，财务状况极坏。前期形成的荣家资本集团在本时期发展迅速。1931年，申新共有纱锭57万枚，布机5304台，产纱约32万包，布288万余匹。1936年，申新共有9个纱厂，资产总值达7365万元，成为我国最大的棉纺集团。郭氏兄弟创办的永安是这个时期新出现的棉纺资本集团。永安纱厂1922年创办于上海，到1933年已有5个厂，1935年又建成大华印染厂。1936年共有纱锭25.6万枚，布机1542台和全套印染设备，资产总值约3198万元。裕大华也是本时期新出现的棉纺资本集团，1936年共有纱锭8.56万枚，布机1324台，资产总值约2220万元，裕大华集团正式形成。
2.机器面粉工业。
面粉业在一战期间，由于获利丰厚，投资踊跃，发展迅速。但这个时期情况则不好。据统计1921—1936年共增设面粉厂145个，资本约3414万元，日产能力约27.3万包。但同时期停歇的工厂也多，竟达117家，资本约2155万元，日产能力约19.3万包。两者相抵，所增有限。幸一些老厂经营尚好，在此期间增资1400万元，扩充日产能力12万包，故总的来说仍是增长趋势。1936年实存面粉厂152家，资本额约5282万元，日产能力约45.2万包。1921—1930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4.53％，1931—1936年负增长0.12％，全期平均年增长率仅2.49％。上海是机制面粉的重要产地，据统计，1921—1930年平均年增长率仅2.37％，而1931—1936年负增长7.64％。东北也是机制面粉的重要产地。自1930年起产量逐年下降，平均年率达负16.86％。所以说三十年代机制面粉业的危机是很严重的。面粉业的不景气，一是受面粉与小麦比价缩小的影响，生产面粉已无前一时期的厚利；二是机制面粉市场不大，原因是中国民食以米为主，而在食麦区，农民仍然靠自己磨麦食用，在全国面粉消费量中，机制面粉仅占18.4％；三是洋面粉进口大增，1922—1928年平均每年净进口1650万包，1929年净进口3300万余包，占华商产量的30％。洋粉价格通常低于华粉，对华粉市场构成威胁。1930年以后，洋粉输入趋减，但洋麦进口骤增，给中国麦农和面粉业不小的打击。
在粉市危机、粉厂大量停闭中，资本集团迅速发展。孙多森创办的阜丰面粉集团，1920年资本升值为100万元，日产能力6000包。1936年资本升值为300万元，日产能力5.15万包，占全国华商厂的11.4％。
1921—1936年获纯益347万元。荣氏兄弟创办的茂福面粉集团在无锡、上海、济南、汉口等地有12个面粉厂，初颇有亏损，1924年以后受抵货运动之益，各厂均有盈利。之后天灾人祸，有几个厂遭火灾焚毁或遭军阀勒索停机，损失不小。但截至1930年，茂福集团仍是有发展的，粉磨机增至347台，日产能力增至近2.9万包。这以后直到1936年，再无增长。茂福与申新纱厂系统共同构成荣氏财团，三十年代已是以申新为主了。哈尔滨双合盛制粉厂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大企业，1936年产面粉163.7万包。它与双合盛其他企业组成一个资本集团。
3.缫丝工业。
机器缫丝工业集中在上海、广东、无锡三地。一战结束后欧美的丝织业尚处在恢复阶段，1923年日本又发生关东大地震，日丝出口减少，故1921—1930年中国缫丝工业颇有发展。这时期发展最快的地区是无锡，新建缫丝厂38个，增加丝车1万余部。1928—1930年上海丝厂达到极盛，3年新建厂15个，增加丝车3858部。这时期广东丝厂，因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经营不善，处于衰势。三十年代，因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对丝的需求量减少，加以日本改进了制丝技术，华丝难与其竞争，而人造丝又大量侵占真丝市场，中国蚕丝出口量大减。1933年国外经济危机已基本结束，但银价陡升，生丝价格继续下跌，缫丝厂大都无利或亏损，纷纷停工或倒闭。1934年缫丝业危机严重，据统计1930年全国开工丝车约12万部，1936年仅有6.59万部，减少近一半。全国厂丝产量1936年比1929年减少20.6％。1931—1936年平均年率是负增长9.77％。①4.火柴业。
华商火柴业在一战期间有较快发展，到1920年累计有129个厂，资本约746万元。当时进口火柴以日本货为主。五四运动以后，日本火柴受到抵制，进口数量锐减，国产火柴旺销。1920年新开设的火柴厂就有23家。1921—1927年又增设新厂48家，资本约327万余元，平均每年约开设新厂7家。但1924年后，瑞典火柴大量输入，并收买了日本在华的火柴工厂，华商火柴业受到瑞典火柴沉重的压力，纷纷停工歇业。各地火柴业呼吁自救，1929年成立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派代表团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抵制洋货和救济。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将火柴进口税由7.5％提高至40％，火柴进口锐减。但华商火柴厂又盲目发展，以致生产过剩，导致价格下降，无利可图。加上瑞典火柴托拉斯于1931年在上海组成美光火柴公司，在美国注册，设有自动连续制火柴机器，年产3万箱，又成为华商火柴业的一大劲敌。华商火柴厂有三分之二属工场手工业性质，资本甚微，劳动生产率低下，经营亏损。在激烈的竞争下，火柴大王刘鸿生在合并他厂后于1930年在上海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资本191万元，添置新设备，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成为全国最大的火柴公司。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日伪政权实行火柴专卖，抵制关内火柴，华商火柴业又受到严重冲击。由刘鸿生倡导，几经周折，于1935年成立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实行限产。限产后，火柴价格提高，1936年大中华扭亏为盈，一些中等厂也有好转，但仍有些小厂亏损。
5.卷烟工业。
这时期华商卷烟业和英美烟公司的竞争非常激烈。在一战后的最初几年，最大的华商烟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仍有所发展，但在英美烟公司的倾销下，盈利由1920年的480万元锐减为1924年的48万元。华商兴业、振华等烟草公司则在这时期倒闭。上海是华商卷烟业集中的地区，但1924年洋烟已占据了90％的上海卷烟市场。五卅运动抵制洋货，商店拒售英美烟公司的香烟，洋烟进口锐减，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产品则供不应求，日夜赶工。因此，1925年南洋盈利122万元，1926年更增至230万元①。生产美丽牌香烟的华成烟草公司也在这时迅速壮大，1925—1928年共盈利446万元，成为仅次于南洋的华烟大厂。这几年是华商卷烟业的盛世，上海有100多家卷烟厂开工，卷烟机增至400多台。1928年，英美烟公司易名为颐中烟公司，以避洋烟之名，收回了它在五卅抵货运动后失去的市场。1929年后，上海华商烟厂递减，到1936年只剩下了44家。这时期因卷烟日益普及，故市场也不断扩大，而卷烟制作较易，内地各省纷纷设立小型烟厂，制作低档烟，主要销往农村。1935年华商烟销46.5万余箱，外商烟销近64.2万箱，占58％。
6.机器造纸业。
机器造纸业在一战期间曾一度得到发展。一战结束后，洋纸进口激增，由1921年的4.45万余吨增至1924年的近8.4万吨，增加了将近一倍，中国机器造纸业陷于困境。几家大造纸厂先后停工倒闭。但1925年后，造纸业又有起色。迄1930年，新设纸厂和纸板厂有9家。到抗日战争前，又有七八家纸厂开设。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对造纸业影响不大，因为随着教育和文化的逐渐普及，对纸的需求一直在扩大。
7.水泥工业。
水泥业是这时期发展较快的民族工业。1921年产量为176419吨，1934年产量为604778吨，是这时期产量最高的年份，1936年产量为5302.09吨。1921—1930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0.94％，增长较快。1931—1936年受经济危机影响，平均年增长率才1.68％。1921—1936年平均年增长率为7.61％。
中国水泥市场约有半数为进口水泥占据。华商水泥厂1936年主要有：启新洋灰公司、刘鸿生创办的上海华商水泥公司、姚新记创办的中国水泥公司、颜惠庆等创办的江南水泥公司和致敬水泥公司等5家，资产总值3154万元，年生产能力共555万桶。①8.电力工业。
华商电力工业是这时期发展最快的工业，1921年发电设备容量为41762千瓦，1930年为182136千瓦，10年增长4.36倍，平均年增长率15.35％。1921年发电量为6264万度，以后逐年增长，到1936年为77295万度，16年增长12.34倍，平均年增长率为18.24％。这说明由于生产的发展对电力的需求日益增长。另有建设委员会的统计数字可供参考，但这个统计数字无1929年以前的资料。1929年全国有发电所724处，除工矿自备电厂149家外，有供电厂575家，发电容量为527240千瓦。其中民营523家，但发电容量仅有206138千瓦，占39％；官营17家，发电容量47840千瓦，占9％；外资35家，发电容量却有273262千瓦，占52％。1936年（关内），有电厂460家，发电容量631165千瓦。其中民营415家，发电容量为327518千瓦，占52％；官营35家，发电容量28352千瓦，占4.5％；外资仅10家，发电容量275295千瓦，占43.6％。华厂占总发电容量的56％。但有6家中外合资未计算在内，这6个厂发电容量共4650O千瓦，若计入外资电厂，则外资电厂发电容量占总容量的51％。在华厂中官营占的比例很小，但这是将宋子文主持的扬子电气公司也计入民营，该公司所属各厂发电容量约有35000千瓦。如民营不计入扬子电气公司的发电容量，则1936年民营发电容量为292518千瓦，约占总发电容量的46％，可以说与外资旗鼓相当了。
华商电厂为数甚多，但主要分散在各中小城市，大多规模很小，每厂资本一二十万，小者仅数千元，发电容量四五百千瓦，动力主要采用汽轮机，用透平机者不到10％，用内燃机者不到5％，水力发电仅昆明等一二厂而已。这些电厂的发电主要供照明用。但在江浙一带已普及到小城镇，对地方小工业的发展和手工业工场采用马达具有推动作用。
9.化学工业。
酸碱的制造是这时期兴起的化学工业。
制酸工业最早在天津附近地区发展起来。1926年渤海化学工厂在塘沽设厂，资本50万元，年产盐酸500吨。1929年得利三酸厂在唐山设厂，资本5万元，年产硫酸400吨。1933年利中硫酸厂在唐山设厂，资本20万元，年产硫酸800吨。上述三公司总处均设在天津，规模不大。规模较大的是上海天原电化厂和开成造酸厂。吴蕴初于1923年集资5万元开办天厨味精厂，生产佛手牌味精，大获成功。1929年，他创办天原电化厂。“天原”即“天厨”原料之意，年产盐酸近2.5万吨。并生产烧碱、漂白粉等。他又创办天利氮气厂，资本100万元，1936年投产，产硝酸1600吨。上海开成造酸厂于1932年投产，资本75万元，年产硫酸3400吨。另有四个小厂，共产硫酸、盐酸、硝酸、醋酸1100余吨。
制碱工业主要有范旭东创办的塘沽永利碱厂，1924年正式投产，1926年产纯碱4576吨，1930年产纯碱19774吨，1936年达到56297吨。1930年永利添建烧碱车间，1933年产烧碱1159吨，1936年达到4517吨。1936年永利资本已超过400万元。永利之外，塘沽渤海化工厂和兴华泡花碱厂年共产泡花碱4880吨，上海天原电化厂年产烧碱2200吨，上海开源公司年产泡花碱1730吨。另四川有3个小厂，年产纯碱共950吨。
硫酸铔（化肥）是我国化学工业的一项缺门。1933年，范旭东在南京浦口建硫酸铔厂，1937年2月投产，日产硫酸铔120吨，硝酸40吨。
制药工业是这时期新兴的化学工业。中国的制药业集中在上海。上海制药业的发展主要在1925—1936年间，到1936年共有药厂58家，资本总额289万元，年产值856万余元。这期间新开设的主要药厂有：中法药厂、新亚药厂、信谊药厂等。
橡胶工业也是本时期的新兴工业。到1931年，全国约有70家橡胶厂，主要集中在上海（48家）和广州（21家）两地。橡胶厂主要制作胶鞋和日用橡胶品，后来还生产轮胎，胶鞋3/4销往农村。较大的橡胶厂有上海大中华（1928年）和正泰（1930年）等。三十年代发生经济危机，农村购买力锐减，日本胶鞋又跌价倾销，橡胶厂纷纷倒闭，到1933年上海仅剩橡胶厂34家，而开全工者仅一家。1934、1935年生产继续下降。1935年广州橡胶厂尚存17家。1936年始见恢复。
10.矿冶业。
这时期华商矿冶业颇不景气。
煤的总产量，1921—1936年，由2000万吨增至近4000万吨，但增产的主要是日资和英资控制的煤矿。华资煤矿1921年产量为1037万吨，1936年为1769万吨，平均年增长率为3.62％。
铁矿石生产情况更惨。较大的华商铁矿仅安徽当涂、察哈尔龙烟二处，其余均为年产不足万吨的小矿。1921年铁矿石产量为121.7万吨，1936年为184万吨，平均年增长率为2.79％。而生铁产量1921年为31万吨，1936年为16.2万吨，平均年率为负4.23％。从1922—1930年产量基本上是逐年减少的趋势，1930年仅为12.5万吨，1931年起才逐年有所回升。民族钢铁业的衰败，主要是由于日资的压力。输出铁矿石、进口钢铁和器材，成为典型的半殖民地经济。
航 运业
这时期的铁路建设，除云南个碧石狭轨铁路向西修筑的100公里属商办铁路外，其他均属外资和官僚资本。交通运输业民族资本实际上只剩下航运了。
据统计，中国轮船1921年有船2416只、346332吨，其中千吨以上的轮船102只、189287吨；1935年3895只、675173吨，其中千吨以上的轮船208只、461812吨，但缺1936年数字。这期间，官僚资本国营招商局处于停滞状态，船只徘徊在6.2—7.1万吨，加上政府单位的公务船只，大约不过10万吨，其余应属民族资本航运业了。但这一时期民族资本航运业的发展，无系统的统计资料。
虞洽卿创办的三北轮埠公司，到1936年已增资到250万元，有轮船19只，约3.25万吨。虞之子创办的宁兴轮船公司，到1936年也增资到100万元，有轮船3只，约6400吨。虞洽卿收买英商的鸿安轮船公司，到1936年增资到200万元，有轮船8只，约8400万吨。虞氏的三家轮船公司形成一个仅次于招商局的资本集团，连同小船、拖船共65只，9万余吨。
这时期航运业发展最快的是卢作孚于1926年创办的民生实业公司，创办时资本5万元，仅70吨小轮一只，航行嘉陵江合川至重庆线。到1929年资本增至25万元，有轮船3只，经营重庆至合川、涪陵、泸州短线。1930年起，开始了卢作孚所称“统一川江”活动，至1935年共收买华商轮船28只，并在同外轮竞争中，共收买外国轮船11只，并迫使怡和、太古退出川江，基本上垄断了川江航运。1935年，民生共有轮船40只，总吨位16884吨，职工2836人，资本增至120万元。
1937年，民生有轮船46只，1.8万余吨，资本350万元，承担了长江上游70％的运输任务。
银 行业
1920年金融业资本总额14.5亿元，其中外国金融业资本1.9亿元，官僚资本2.3亿元，民族资本10.3亿元。到1936年关内金融资本总额95.7亿元，其中外国金融资本18.3亿元，官僚资本56.4亿元，民族资本21亿元。1920—1936年，16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2.8％，比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平均年增长率要高，成为资本增长最快的部门，资本总额比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大出许多，故有中国金融资本“畸形发展”之说。原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金融资本的膨胀是个时代性的特征，即列宁所说的资本集中与垄断的产物。在中国又主要是1928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建立国家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果。1920—1936年，金融业各类资本（不包括东北）的平均年增长率，外国资本为15.23％，官僚资本为22.05％，民族资本为4.57%。这个阶段（主要是1920—1930年间），外国金融资本的增长主要是因为外国在华投资增加了。而官僚金融资本高达22.05％的年平均增长率不是靠资本积累，而是凭借政治力量的“银行风暴”的结果，这场风暴确立了官僚资本的金融垄断地位。1936年金融业各类资本（不包括东北）所占的比重，外国资本占19.17％，官僚资本占58.89％，民族资本占21.94％。1936年民族金融资本所占比重陡降，主要是“银行风暴”的结果。
这一时期银行业的发展与工商业的发展，在趋势上基本是一致的。1920年以后银行开设剧增，但停闭的也多，常达开设数的70％左右。1928年以后才比较稳定。1936年实存华资银行161家，实收资本39881万元。这时期华资银行业最大的特点是：国民党政权建立后，官私比重发生根本变化。1920年以前，官方银行的实收资本远大于私营银行。1920年基本持平，官办、官商合办银行实收资本4283万元，约占49％，私营银行实收资本4526万元，约占51％。其后就是私营银行实收资本大于官办银行了。但是，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后，推行金融垄断政策。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中央银行，并以政治压力取得中国、交通两大银行各20％的股权，同时设立中国国货银行，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有40％的股份，1935年3月，政府又攫取了中国、交通两大银行，两行投资设立的新华信托银行也随之变为政府银行。同年4月，扩大四省农民银行为中国农民银行。同年10月，又由中央银行设立中央信托局。“四行二局”的金融垄断体系遂告完成。1936年春，南京国民政府又改组商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官股占85％到90%。同年11月，宋子文又改组广东银行，使管理权全部落入官僚资本体系。这样，“四行二局”，中国国货、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称“四小行”），连同新华信托、广东银行共12家，总资产约47亿元，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64％，加上省市银行约20家，政府系统的银行共有资产约54亿元，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74％。而私营银行约120家，仅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26％。
另外，这时期私营银行的资本来源也发生重大变化，即工商界人士投资占明显的优势。银行界的重要人物张嘉璈、陈光甫、李铭、徐新六等，都是在国外学习经济的，银行的经营管理也更加资本主义化了。
商 业 1920—1936年期间，中国国内市场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如交通运输条件的改进，银行信贷有较大的发展，尤其是提高了进口关税、废除厘金和废两改元，以及1935年的币制改革等，都有利于国内商业的发展。但是，国际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内政治动荡，又使这时期的国内市场处于险恶的环境之中。这期间，军阀内战连年不息，祸及十几个省；水旱灾害频仍，农村破产，苛捐杂税繁重（1928—1936年中央的税由7000万元增至7.8亿元，地方的摊派征发更难确计）。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国内市场交易量丧失15％—20％。1929—1933年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经济危机，于1931年波及中国，造成国内长达5年之久的经济危机。整个国内市场在大幅度动荡中艰难曲折地向前发展。
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粗估，1920年市场商品值约为92亿余元（当年价格），1936年为168亿元（当年价格），商品值增长了82.1％ ，平均年增长率为3.8％，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54％，年增长率为2.7％。这个增长率实在不大。这时期国内市场的商品结构有所变化。首先是进口洋货所占比重稍有下降，由12.9％降为9.3％，但主要是洋货价格下降，若剔除价格因素，仍占12.1％。其中关内洋货进口略减，而东北日货进口大增。其次是近代化工厂产品和矿冶产品的比重，由12.6％增为19.8％。但这是包括外资在华工矿业的产品。反之，手工制造业产品的比重由32.2％降为26.1％，这反映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有了发展。但是在市场商品总值中农业产品的比重并未减少，而是由42.3％增为44.8％，剔除价格因素，仍比1920年略有增加。也就是说，整个市场（包括东北）上，农产品与工矿产品的比率反而倒退了，说明中国还是一个地道的农业国。
商业统计从无全国性调查，据推算1933年全国有商店164万户，从业人员859.4万人。此数包括饮食、服务业。另据推算，全国有行商311.7万人。对于这个估计，我们还无法置评①。但这时期商业户数和从业人员都有增长是可以肯定的。这时期商店的营业并非一帆风顺，受三十年代危机影响尤大。总的看来，1920年到1930年前后，是处于发展时期，虽有波动，但一般货源充裕，价格平稳上升，多数有利可图。1931年以后，市场进入危机时期。在市场危机中，各行业所受影响不尽相同，大体是农产品尤其出口商所受危害较大。这次危机在1935年后半期逐渐好转，到1937年上半年，有些地区或行业的户数、资金、营业额等已恢复到三十年代初水平。据估算，1920年商业资本总量为23亿元，1936年为42亿元，剔除物价变动等因素，1936年的商业资本应为35.5亿元。
这时期棉布商业并不景气，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对棉布商业的冲击尤大。1932—1935年上海棉布商大约有300家闭歇。在激烈的竞争中，棉布商业也出现一些大户和集团活动。在上海，棉布商形成协大祥、宝大祥、信大祥三足鼎立剧烈竞争之势。五金商业的货源主要依赖进口，因货源增长有限，发展不大。这时期，各地百货商业都有一定的发展。1936年上海的小百货店约有700余家，资本总额300万元，营业额2000万元，批发店约有100家，营业额3000万元。百货公司除原有先施、永安两家外，又增添新新、大新、丽华3家。新新资本352万元，建有七层大楼。大新资本600万港币，在上海建有十层大楼，有电动楼梯及冷气设备，1936年1月开业，轰动一时。新新、大新与先施、永安都在上海南京东路上，称为“四大公司”，连同丽华，资本总额约1350万元，1936年营业额2647万元，超过全市700家百货零售店的营业总额。另外，上海民族资本家集资10万元，于1933年开办中国国货公司，1937年增资至40万元。1937年又开设中国国货联营公司，资本200万元，以批发为主。茶商业和丝商业，三十年代均处于衰落状态，危机重重。
①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页。
①此表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746页。
①此表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748页。
①此表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761页。
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121页。
①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1958年版，第220、275页。
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763—764页。
①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240—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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