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战国的兼并战争，实质上是领主与新兴地主争夺政权的斗争。战国时期，地主阶级在秦国取得完全胜利，在山东六国也取得胜利，但还不能完全压倒领主。由于领主政权的破坏和削弱，剥削方式改变了，束缚在宗族里面的大量农奴，比东周后期更进一步获得了解脱的机会，农奴大体变为农民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下，战国社会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气象。
战国社会的繁荣气象，表现在下列各方面： 一 人口大增 《战国策·赵策》载赵奢（战国后期人）说“古代海内分为万国，城大不超过三百丈，人多不超过三千家。……现在一千丈的城，一万家的邑到处可以看到”。战国时大城市齐国都城临淄有户七万，韩国宜阳县城方八里，可驻兵十万，赵奢所说古代，不必拘泥在何时，说战国时一万家的中等城邑很常见是可信的。东周前期大夫采邑不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或九分之一，人口最多不过千室。诸侯国都三百雉（城墙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三倍于大采邑，人口三千家，也是大采邑的三倍。前六六○年，卫国被狄人攻破，卫国民人被俘或逃散，遗民仅得男女七百三十人，加上共（河南辉县）、滕（山东滕县）两地民众也只有五千人。经二十余年的休养生息，人口增加十倍。卫是与鲁并称、大而不强的诸侯国，人口如此稀少，其他国家相差当不会很多。人稀自然地旷，秦穆公袭郑，路遇郑商人弦高，才被发觉。杞国本在今河南杞县，后来迁到今山东昌乐县，又迁安丘县。郑宋边境，有大块空地，两国相约不许夺取。这都说明当时人力非常缺乏，土地荒废不能开垦。东周前期的情形很象赵奢所说的古代。东周后期人口已渐增加，战国时人口大增。丰富的人力与农业手工业工具和技术的改进相配合，生产力大大提高了。
二 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 东周时铁称恶金，只能用作农业工具。战国时铁的用途推广，农业工具如耜、铫（音姚yáo）、镰、鎒（音耨nòu）、铚等，木工工具如斧、锯、钻、凿等，女工工具如刀、锥、针等，都用铁制造。农业手工业工具用铁而外，没有锋刃的战争用具也开始用铁，如铁甲、铁杖、铁殳等。某些地区又发明炼钢术。《禹贡》梁州（四川）贡品有铁、有镂，镂是可以刻镂器物的钢铁。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所记，吴越是最先发明炼钢的地方。铸铁剑成功的人，在越有欧冶子，在吴有干将和干将妻莫邪（音爷yé）。欧冶子干将是同学，都能铸宝剑。据说他们的老师曾因铸剑不成，夫妻二人投身冶炉中，剑才铸成。弟子们改用发爪投炉中，也铸成了剑。这里含有神话成分，剑师投身冶炉中，未必真实。当时的冶炼技术，不可能从生铁炼成钢，所谓铸，当是造青铜剑称铸，造铁剑也通称为铸，实际是在熟铁上加一些含炭的物质，经过淬（增加硬度）锻（挤出杂质）等工，造成铁刀剑。熟铁里加一点炭质可以成钢（含炭百分之一点七到百分之○点二五，都是钢，含炭百分之一点七以上是生铁，含炭百分之○点二五以下是熟铁），最早的炼钢术从无意中获得了。此后逐渐改善，并传到楚国。楚国宛地出钢铁，所制的矛很锐利。秦昭王曾夸奖楚国铁剑的锋利（长沙楚墓中已发见铁剑一柄，长约七七公分，宽约四公分）。韩国出宝剑最多，河南西平县有冶炉城，有棠谿村，都是韩国著名的铸剑处。西平有龙渊水，淬刀剑特别坚利，称为龙渊之剑。制青铜刀剑不须用水淬，要用水淬一定是钢铁。战国以来有一种髡刑，把罪人须发剃光。《韩非子·显学篇》说，婴儿不剃头要肚痛。罪人头面也许可用青铜刀硬刮，剃婴儿头应该用钢刀。东周时婴儿生三月才剪发，足见还没有剃刀。前二一一年（秦始皇三十六年）东郡地方，白天落下一块星石来，有人在石上刻“始皇帝死而地分”七个字。陨石含铁质，陨石上刻字，非好钢不可。秦始皇统一后，游行全国，到处刻石纪功，刻石工具也应是钢制。战国时某些地区已能制钢，无可置疑，不过铁还不能代替青铜在武器制造上的地位。《管子·地数篇》说，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此句据《史记·货殖列传正义》补），其中出铜的山四百六十七，出铁的山三千六百零九。这里所说山数未必真确，铁产量多于铜产量，铁用途广于铜用途，则是事实。又说，上有丹砂，下有黄金；上有慈石，下有铜；上有陵石，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石，下有铁。战国时期，已有这些采矿知识，足见矿业颇为发达。
三 农业进步 孟子反对当时最普遍的三件事，说好战的人该受头等刑，讲合纵连横的人该受二等刑，辟草莱（开辟草荒）任土地（无限制占有耕地）的人该受三等刑。从孟子主张行均分田地的井田制与反对任便占有耕地看来，战国时土地确是大量开垦出来了，同时地主与少地失地农民间的区分也极为显著了。不过草莱地变为耕稼地，无论土地为谁所有，总是一个进步。
东周已有牛耕，战国时似颇推广，这与地主富农从宗族制度中分化出来并逐渐发展是一致的。商鞅改长六寸四分（营造尺）的周尺为长七寸二分的秦尺。又改一百方步的周亩为二百四十方步的秦亩。田亩面积的扩大，用意在提倡牛耕，也就是奖励地主富农经济，因为地主富农才有养牛的财力。放大亩的面积，又可省去田间若干封疆田洫。商鞅第二次变法，开阡陌、改田制后，“初为赋”，当是按新亩制制订赋税法。山东六国仍用周亩，想见牛耕不象在秦国那样被提倡。《礼记·月令》季冬之月（十二月）“命农（《吕氏春秋》作司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这又说明不论秦和山东六国的普通农民仍用耦耕法。
孟子说到深耕和粪田，荀子更屡言肥料的功用。荀子说多粪肥田，又说五谷一岁再获。《周礼·草人》分土壤为九类，用九种动物骨煮汁拌谷物种子，种在一定的土壤上，称为“粪种”。《周礼·薙氏》、《礼记·月令》季夏之月（六月），都说烧草取灰或沤草使腐用作肥料。深耕、施肥、粪种、一年再获，显然是战国时农业技术上的进步。孟子说省刑罚，薄税敛，农民才能深耕。《荀子·富国篇》说“民富自然田肥，田肥自然出产加倍；民贫自然田瘦，田瘦自然出产减半”。事实上遭受刑罚税敛的迫害，最严重的是普通农民，深耕肥田的只能是地主和富农。
古史称禹、益时起，即知利用河渠沟洫和井灌溉农田、园圃。东周时渐见正式记载，特别是楚相孙叔敖创建芍陂（在安徽寿县）灌田，规模最大。入战国后，灌田更被重视，《周礼·稻人》叙述灌溉法，想见战国时对水利的讲求。著名水利工程如魏文侯时西门豹、襄王时史起引漳水灌溉邺田，秦始皇初年，用韩国水工（水利专家）郑国创建郑国渠，灌田四万余顷。战国时治水有专门名家，能施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是古代文化的一个重大成就。东周对园圃种蔬菜已成专业。园圃用井水灌溉，先前是凿隧道通井中，人抱瓮入井汲水。战国用桔槔汲水，代替极拙劣的抱瓮灌溉法。
战国时期无疑是一个农业跃进的时期，基本原因在于战国时土地私人所有制已经确立，这在当时是进步的制度，因而对农业起着推动的作用。
四 手工业发达 东周时鲁齐两国手工业在各诸侯国中最为著称。战国时山东各国手工业更见发展。如《周礼·考工记》叙述木工分七部，金工分六部，皮革工分五部，设色工分五部，刮磨工分五部，陶工分两部。《考工记》文有残缺，但就现存文字看来，可以想见分工的细密及技术的讲究。《礼记·月令》季春之月（三月），命百工审查五库器材的质量，其中有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等物，这些正是金工、皮革工、设色工、刮磨工所用的原料。金（青铜）工造重要器物主要是造武器。《考工记》叙述制青铜法，分青铜为六种：第一种铜五分锡一分，可造钟鼎，第二种铜四锡一可造斧斤，第三种铜三锡一可造戈戟，第四种铜二锡一可造刀剑，第五种铜三锡二可造削刀及田猎所用箭镞，第六种铜锡各半可造镜及燧（日光下取火的镜）。上述各工都是官府手工业，战国时战争规模巨大，一次战争双方兵士多至数十万或百万。官府制造大量兵器及军用品，需要很多的工人（工业奴隶）与很大的工作场所，民用器物不得不让民间百工自由制造，自由交易。东周后期本已存在着“百工居肆”、“工肆之人”的民间手工业者，到战国愈益发达起来。孟子说农与百工间纷纷交易，相互依赖，不可或缺，特别是陶工、冶铁工、木工、车工对农业生产的关系更是密切。民间百工一般是小规模制造，制成物品后，即在肆（摊）上出卖，小手工业者兼作小商人。战国时铁耕盛行，冶铁业中出现大富豪。如邯郸郭纵，富敌国王；赵国卓氏，冶铁致富；魏国孔氏、鲁国丙氏冶铁起家，致富巨万。冶铁成为民间手工业的最重要部门，其经济上地位超过官府手工业的金工部门。
五 商业兴盛 东周时期有官府商业与私人商业的区别。范蠡、端木赐是著名的大商人。战国时，私人商业更盛。大盐商猗顿富比王公，名驰天下。周人白圭讲致富术，要旨在于掌握时机，精确运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史记·货殖列传》）的法则，白圭被尊为商贾的祖师。战国时大都邑如齐都临淄、赵都邯郸、以及大梁（开封）、洛阳都是著名大商业城市。中等都邑有市，称为“有市之邑”，如韩国的上党，其中七十邑有市。小邑也多有小市。《周易·系辞》所谓“日中做市，招集天下的人民，聚会天下的货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就是指这种赶集式的小市。《韩非子·亡征篇》说“商贾的钱财存放国外，可以亡国”，足见商业中更重要的是私人商业。战国时自由买卖的土地私有制已经确立，大量农民因土地被兼并失去本业或不胜地主商人的剥削，自愿放弃本业，群向工商业求生计，所谓“从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史记·货殖列传》），所谓“耕田之利十倍，珠玉（经商）之利百倍”（《战国策·秦策》），都说明经商致富为当时一般人所愿望和追求的。周国人风俗，不爱做官吏，专心做工商，求十分之二的利息。鲁国人喜欢讲儒学，后来风俗改变，经商谋利比周人更迫切。周鲁人如此，别国人也未必不如此。商鞅重农抑商政策，不仅不能行施于山东六国，即在秦国也不能遏阻重商的趋势，到战国末年，大商人吕不韦终于参加了秦国的政权。
《荀子·王制篇》形容当时货物流通的情形说，北方的走马大狗，南方的羽毛象牙犀皮颜料，东方的海鱼海盐，西方的皮革毛织品牦牛尾，中国市场上都能买到。住在泽地的人可以得到木材，住在山地的人可以得到水产，农民不动刀斧不陶不冶可以得到器械，工商不耕不种可以得到粮食。荀子看到通商的重要，主张“四海之内若一家”（《王制篇》），中外交易，互相救助，都可以得到安乐。战国商业的发达，给学术上的大一统思想以影响，也给秦汉统一并向外扩展提供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条件。但这里必须注意，自战国以后长期封建社会里，商业虽在逐步的发展，对整个封建经济却并不起决定的作用。企图用所谓“商业资本主义”来曲解历史，是必须予以驳斥的。
《禹贡》扬州荆州贡物有金三品，即金、银、铜三种。墨子弟子耕柱到楚国做官，得十金送墨子。楚王答张仪说，楚国出产黄金珠玑犀象。黄金白银用作贵重货币，当从东周后期楚国开始，至战国随着商业的发达，黄金成为通行的货币。现存古货币有“郢爰”，形似小饼，称为饼子金或饼金。饼金有黄金饼，也有银饼。北方别有称镒的黄金货币。金银币以外，又有铜币，分贝形、刀形、钱（耕器）形、圆形四种。铜币轻重不等，铸钱地区也极纷杂，想见当时商贾可以私铸，官府并不禁止。商贾获得铸钱权，又增加了一个牟利致富的大门径。
战国比东周生产力有更大的发展，因而社会各阶级也有更多的变化。
一 统治阶级 领主秦相自商鞅后，有公孙衍、张仪、甘茂、樗里子、魏冉、范睢、蔡泽以至吕不韦、李斯等人。除了樗里子是秦宗室，其余全是异姓客卿，这说明秦国贵族领主失去了政治上特权。山东诸国有异姓客卿也有贵戚之卿。国王有大事，得和贵戚之卿商量，有大过不听谏，贵戚之卿有权废国王。山东大领主如齐国孟尝君田文，私招天下侠客游民六万余家到自己的封邑薛，齐王不敢干涉。赵国平原君赵胜，家有大量土地，管事人多至九人，不肯出田租给赵王。韩非子说，士卒依靠权势人家，逃避徭役，人数上万。这说明六国残留着领主势力，政治和经济都落后于秦国。
地主韩非子说赵襄子时候（春秋末期），住宅园圃已经自由买卖。战国时土地所有权的取得，主要是用买卖的形式，有钱的人就可以享受地主的乐趣。苏秦说，“我如果有洛阳负郭（近城市）田二顷，我还会出门求富贵挂六国相印么！”二顷田的地主就什么都不想干了，地主生活的优裕可以想见。地主阶级中有将相官吏拥有田宅的地主，如赵将赵括得钱就买田宅，秦将王翦请秦王赐田宅，留给子孙做产业；有地主兼营商业，如有枣树一千株，栗树一千株，漆树一千亩，桑麻一千亩等所谓素封的地主；有农民上升的地主，如《吕氏春秋·孝行览》、《淮南子·人间训》所说，孔子的马吃路旁禾稼，被耕者扣留。马夫对耕者说，你耕地东到东海，西到西海，我的马怎能不吃你的禾稼呢？耕者大喜，把马送还。这个故事说明有的农民可能上升为地主。地主阶级在朝廷上有参与政治权，在农村中有各种享受。荀子说，乡间轻薄子服装美丽，态度妖冶，专门引诱妇女，这就是地主富农家子弟享受的一种。地主阶级的兴起，对破坏领主制度说来，是一种进步，但土地在买卖形式的兼并下，农民失去耕地也愈益加剧。
士 士，除了代表农与工肆之人的墨家，大都是地主阶级参加政治活动的代表。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养士的风气已经开始，到战国，山东各国国王将相争着养士，士成为社会上最活跃的一种人。
宗族制度破坏后，国王和贵族势力削弱了，他们迫切需要大量拥护者，不得不向地主阶级的士求助。战国初年，魏太子击（武侯）路遇文侯的老师田子方，太子赶快下车拜谒，子方昂然不答礼。太子问，“富贵该骄傲，还是贫贱该骄傲？”子方说，“自然贫贱该骄傲。诸侯骄傲要失国，大夫骄傲要失官。贫贱的士主张不合，议论不用，立即跑到别国去，好比丢掉一只草鞋子，你怎么拿富贵来比贫贱！”（《史记·魏世家》）田子方这些话，说明领主依赖士来巩固统治地位，士也依赖领主来取得富贵，双方有密切的关系。
领主地位愈来愈危殆，养士风气也愈来愈盛行。战国末年领主卑躬屈节招天下士，惟恐士不来附己。当时著名养客的贵族有孟尝君、平原君与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楚国春申君黄歇。四人养士各在三千人以上。孟尝君与宾客吃同样的饭，并赠送礼物给宾客的亲戚。平原君散家中财物供养宾客。信陵君待士更谦恭，搜求隐士无所不到，在四人中声誉最高。春申君门下上等客都著珠履。别一著名养客者燕太子丹，要讨刺客荆轲的喜欢，尊荆轲为上卿。最好的房舍，最好的饮食和车马，都送给荆轲享用。太子丹还天天到荆轲那里问安，惟恐荆轲不满意。太子丹把燕国的命运寄托在可耻的刺客身上，是养客者中间最下等的一个。这些领主们，尽量吸取劳动群众的血汗，来求得士的满意，企图得到士的助力，维持自己的地位，这正好说明领主统治已经走到了末路。
士大体分为四类：一类是学士，如儒、墨、道、名、法、农等专门家，著书立说，反映当时社会各阶级的思想，提出各种政治主张，在文化上有巨大贡献。这一类人声名大，待遇优，如儒家大师孟子，后车数十乘，侍从数百人，往来各国间，凭他的声名，所到国家，国君们都得馈赠黄金，供给衣食，听取孟子的议论。一类是策士，即所谓纵横家。这一类人长于政论，富有才能，凭口舌辩说，得大官取富贵。《战国策》专记载策士的议论，苏秦张仪是他们的代表人物。一类是方士或术士，这一类人可分两等，一等是天文、历算、地理、医药、农业、技艺等学科的专门家，在文化上也有巨大的贡献；一等是阴阳、卜筮、占梦、神仙、房中术等骗取衣食的游客。最下一类是食客，这一类人数量最大，流品最杂，其中包括鸡鸣、狗盗、任侠（恶霸）、奸人、罪犯、赌徒、屠夫、刺客等等无赖凶人，通过贵族将相来吸食劳动人民的血汗。田文曾路过赵国，赵人闻名，聚立路旁看他，笑道“原来只是一个短小男子”。田文发怒，他的食客下车斩杀观众数百人，索性把一县人都杀死才走路。后来田文失位，食客都跑散了，田文复位，食客又回来。所谓食客，就是这样野蛮的贵族走狗。四类士身分不同，他们活动的目的基本上都是为了巩固统治者的地位。
大商贾战国时富商大贾与士一样，也成为社会上最活跃的一种人。孟子主张对工商业什一而税，去关市之征。他的主张没有一个国君能采用。他斥大商贾为贱丈夫，但贱丈夫仍为王公贵族所尊重。大商贾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作政治活动的商贾，吕不韦是这一类人的显著代表。一类是兼营农业畜牧业的商贾。一类是兼营大手工业的商贾，《史记·货殖列传》所举巨富，多属这一类。大商贾所使用的人，一种是伙计，如洛阳贫民到富商家学商业，替富商贸易，走遍天下各都市，更多的一种，是大商贾凭借财势，用高利贷、价买、掳掠等方式，压迫穷人作奴隶，从事商业、农业、手工业劳动，因之大商贾实际是封建社会里存在着的奴隶主，是最落后的一个阶层。秦始皇初年，吕不韦为秦相国，封河南洛阳十万户。吕不韦在政治上得势后，表现出大商贾发展的方向。吕不韦并不满足于十万户的封建性租税，他占有奴隶一万人，驱使他们从事各种劳动，垄断洛阳工商业。
战国时期的统治阶级，是由衰落的领主阶级和新起的地主阶级（包括士和大商贾）构成的。
二 被统治阶级 农民农民是人口中占最大数量、生产中占主要地位的一个大阶级。孟子说“无君子（统治者）莫治野人（农民），无野人莫养君子”。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篇》）。孟子造出农民应该受治的理论，正好说明统治阶级只有依靠农民才能得到生存。荀子主张“省（减少）工贾，众（加增）农夫”（《荀子·君道篇》），以为“工商众则国贫”（《富国篇》），加增农业生产者是国富的根本，这也说明农民是主要生产者。战国初，魏文侯用李悝行“尽地力之教”。所谓尽地力之教，就是辟草莱，任土地，允许土地自由兼并。李悝又创立一种平籴法来减轻兼并对农民的迫害。这个方法是国家遇丰年，平价买入农家余粟，凶年则平价卖出积粟，使农民得继续生产免于流亡。照李悝的计算，农夫一家五口，耕田百亩，平均每亩收一石半（约合今三斗），得粟一百五十石。除十分之一的租税十五石，余一百三十五石。一人每月平均食一石半，五人一年共食九十石。余四十五石，每石卖钱三十，得钱一千三百五十。除祭祀、赛会用钱三百，余钱一千零五十，每人衣服用钱三百，五人共一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加上妇女纺织，全家收入大体相抵。）如遇天灾和疾病、丧葬、临时赋敛等意外费用，便入不敷出。事实上，公田制废弃后，农民不是都有田百亩，少地农民生活自然更穷困，有百亩田的农民，负担也极沉重，很难出入相抵，李悝平籴法多少起着保护农民的作用，是有进步意义的一种措施，因为比商人地主任意操纵，到底是好一些。
上述农民生活情况，各国大体相似。商人、地主乘农民困急，放高利贷，因而取得粟米、土地与奴婢。弱赖对秦王说，商人不耕作，却有积粟，是有其实而无其名；农夫终年劳苦，家无积粟，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可见农民的收获物、田宅与一家人，都是商人、地主榨取的对象。
农民遭受残酷的剥削，竭力求谋生存：有的节衣缩食，生活费用减到最低程度；有的放弃本业，转入工商业；有的离乡背井，散至四方谋生。一般失去耕地的农民，有的在商店当佣工，有的为人灌园，有的充当雇农。韩非子说雇农出卖劳力替人耕作，主人给他衣食工钱，希望他耕得深，耘得快。流浪到都市上，充当临时雇工的，人数也不少。如荀子说，雇市上佣工打仗；韩非子说，雇佣工开沟渠。农民用这些方法都不能维持生活时，有的只得饿死在沟壑里，有的只得卖身为奴隶。
有了农民阶级，自然要分化出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各个阶层。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它们都是封建主义性质的，决不能说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已经存在着农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了。因为农民阶级本身并无发展的前途，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只能希望自己变成地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才能希望自己变成资本家，富农也就成为农村资产阶级。同样，在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里，除了富农，农民也可以变成工人阶级。由于农民阶级的特性，所以无须怀疑封建社会里是否存在着富农。
魏国有温囿（果园或菜园），每年收租八十金，后来租给西周君，年租一百二十金。小国君可以向大国租园子，农民向地主租耕地，自然更是常事。孟子荀子都说，一个农夫应该有五亩宅地，百亩耕地。孟子又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孟子·梁惠王篇》）。农民失去耕地或耕地不满百亩，不能养活一家人，是当时普遍的现象，所以孟子主张行井田制度，给农民一百亩恒产，使束缚在土地上“死徙无出乡”（《滕文公篇》），这样，封建统治才能巩固。
工商战国时民间小工商业比东周更见发达，在山东各国，当有相当大的人口从事小工商业。这种人自己制造器物，自己设肆出卖，如韩非子所说，车匠希望人富贵，棺匠希望人死丧。韩非子又说，工匠造恶劣器械，骗农民的钱。荀子主张禁止工匠在家里制造器具。这都说明自由经营的小工商业，在生产上有重要的地位，他们是农民生产的主要配合者。
奴隶奴隶也有相当数量，来源是俘虏、罪人和贫民。《周礼》质人掌管市上买卖货物的契券，所谓货物，指人民、牛马、兵器、珍异。人民当作一种货物来买卖，自然是奴隶或农奴。《周礼》司厉掌管惩治盗贼，罚盗贼为奴，称为罪隶。《礼记·曲礼》有献民虏礼，民虏就是奴隶。官府和富贵人家用奴隶供役使，但多数用在手工业生产上。官府手工业的大官称工师，管理百工，督促手工业奴隶工作的人称监工。孟冬月（十月）国君考验制成的器物，器物上刻有工人姓名，如制作不良，要追究治罪。季秋月（九月）百工停工一月，其余不得休息。官府手工业造贵族用和军用器物，对人民生活没有益处。大商贾利用奴隶劳动，经营采矿冶铁等业，这种奴隶劳动，对农民和小工商业者起了配合的作用。《韩非子·喻老篇》说“好年景，臧获（奴隶）耕种的田也能丰收”，足见奴隶也用在农业上，不过耕种得不好。
战国时，构成封建社会的阶级，主要的不是领主和农奴而是地主与农民了，但山东各国的领主在政治上仍占统治地位。秦与六国间进行长期的激烈战争，说明完全地主政权与半地主半领主政权间的斗争是当时主要的斗争。地主与农民间的阶级斗争，在这种情势下还不到激化的程度。秦统一全国后，地主成为农民面前唯一的大敌对阶级，从陈胜吴广开始，历史上不断地发生农民反抗地主压迫的大小起义。
战国社会的繁荣气象，表现在下列各方面： 一 人口大增 《战国策·赵策》载赵奢（战国后期人）说“古代海内分为万国，城大不超过三百丈，人多不超过三千家。……现在一千丈的城，一万家的邑到处可以看到”。战国时大城市齐国都城临淄有户七万，韩国宜阳县城方八里，可驻兵十万，赵奢所说古代，不必拘泥在何时，说战国时一万家的中等城邑很常见是可信的。东周前期大夫采邑不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或九分之一，人口最多不过千室。诸侯国都三百雉（城墙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三倍于大采邑，人口三千家，也是大采邑的三倍。前六六○年，卫国被狄人攻破，卫国民人被俘或逃散，遗民仅得男女七百三十人，加上共（河南辉县）、滕（山东滕县）两地民众也只有五千人。经二十余年的休养生息，人口增加十倍。卫是与鲁并称、大而不强的诸侯国，人口如此稀少，其他国家相差当不会很多。人稀自然地旷，秦穆公袭郑，路遇郑商人弦高，才被发觉。杞国本在今河南杞县，后来迁到今山东昌乐县，又迁安丘县。郑宋边境，有大块空地，两国相约不许夺取。这都说明当时人力非常缺乏，土地荒废不能开垦。东周前期的情形很象赵奢所说的古代。东周后期人口已渐增加，战国时人口大增。丰富的人力与农业手工业工具和技术的改进相配合，生产力大大提高了。
二 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 东周时铁称恶金，只能用作农业工具。战国时铁的用途推广，农业工具如耜、铫（音姚yáo）、镰、鎒（音耨nòu）、铚等，木工工具如斧、锯、钻、凿等，女工工具如刀、锥、针等，都用铁制造。农业手工业工具用铁而外，没有锋刃的战争用具也开始用铁，如铁甲、铁杖、铁殳等。某些地区又发明炼钢术。《禹贡》梁州（四川）贡品有铁、有镂，镂是可以刻镂器物的钢铁。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所记，吴越是最先发明炼钢的地方。铸铁剑成功的人，在越有欧冶子，在吴有干将和干将妻莫邪（音爷yé）。欧冶子干将是同学，都能铸宝剑。据说他们的老师曾因铸剑不成，夫妻二人投身冶炉中，剑才铸成。弟子们改用发爪投炉中，也铸成了剑。这里含有神话成分，剑师投身冶炉中，未必真实。当时的冶炼技术，不可能从生铁炼成钢，所谓铸，当是造青铜剑称铸，造铁剑也通称为铸，实际是在熟铁上加一些含炭的物质，经过淬（增加硬度）锻（挤出杂质）等工，造成铁刀剑。熟铁里加一点炭质可以成钢（含炭百分之一点七到百分之○点二五，都是钢，含炭百分之一点七以上是生铁，含炭百分之○点二五以下是熟铁），最早的炼钢术从无意中获得了。此后逐渐改善，并传到楚国。楚国宛地出钢铁，所制的矛很锐利。秦昭王曾夸奖楚国铁剑的锋利（长沙楚墓中已发见铁剑一柄，长约七七公分，宽约四公分）。韩国出宝剑最多，河南西平县有冶炉城，有棠谿村，都是韩国著名的铸剑处。西平有龙渊水，淬刀剑特别坚利，称为龙渊之剑。制青铜刀剑不须用水淬，要用水淬一定是钢铁。战国以来有一种髡刑，把罪人须发剃光。《韩非子·显学篇》说，婴儿不剃头要肚痛。罪人头面也许可用青铜刀硬刮，剃婴儿头应该用钢刀。东周时婴儿生三月才剪发，足见还没有剃刀。前二一一年（秦始皇三十六年）东郡地方，白天落下一块星石来，有人在石上刻“始皇帝死而地分”七个字。陨石含铁质，陨石上刻字，非好钢不可。秦始皇统一后，游行全国，到处刻石纪功，刻石工具也应是钢制。战国时某些地区已能制钢，无可置疑，不过铁还不能代替青铜在武器制造上的地位。《管子·地数篇》说，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此句据《史记·货殖列传正义》补），其中出铜的山四百六十七，出铁的山三千六百零九。这里所说山数未必真确，铁产量多于铜产量，铁用途广于铜用途，则是事实。又说，上有丹砂，下有黄金；上有慈石，下有铜；上有陵石，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石，下有铁。战国时期，已有这些采矿知识，足见矿业颇为发达。
三 农业进步 孟子反对当时最普遍的三件事，说好战的人该受头等刑，讲合纵连横的人该受二等刑，辟草莱（开辟草荒）任土地（无限制占有耕地）的人该受三等刑。从孟子主张行均分田地的井田制与反对任便占有耕地看来，战国时土地确是大量开垦出来了，同时地主与少地失地农民间的区分也极为显著了。不过草莱地变为耕稼地，无论土地为谁所有，总是一个进步。
东周已有牛耕，战国时似颇推广，这与地主富农从宗族制度中分化出来并逐渐发展是一致的。商鞅改长六寸四分（营造尺）的周尺为长七寸二分的秦尺。又改一百方步的周亩为二百四十方步的秦亩。田亩面积的扩大，用意在提倡牛耕，也就是奖励地主富农经济，因为地主富农才有养牛的财力。放大亩的面积，又可省去田间若干封疆田洫。商鞅第二次变法，开阡陌、改田制后，“初为赋”，当是按新亩制制订赋税法。山东六国仍用周亩，想见牛耕不象在秦国那样被提倡。《礼记·月令》季冬之月（十二月）“命农（《吕氏春秋》作司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这又说明不论秦和山东六国的普通农民仍用耦耕法。
孟子说到深耕和粪田，荀子更屡言肥料的功用。荀子说多粪肥田，又说五谷一岁再获。《周礼·草人》分土壤为九类，用九种动物骨煮汁拌谷物种子，种在一定的土壤上，称为“粪种”。《周礼·薙氏》、《礼记·月令》季夏之月（六月），都说烧草取灰或沤草使腐用作肥料。深耕、施肥、粪种、一年再获，显然是战国时农业技术上的进步。孟子说省刑罚，薄税敛，农民才能深耕。《荀子·富国篇》说“民富自然田肥，田肥自然出产加倍；民贫自然田瘦，田瘦自然出产减半”。事实上遭受刑罚税敛的迫害，最严重的是普通农民，深耕肥田的只能是地主和富农。
古史称禹、益时起，即知利用河渠沟洫和井灌溉农田、园圃。东周时渐见正式记载，特别是楚相孙叔敖创建芍陂（在安徽寿县）灌田，规模最大。入战国后，灌田更被重视，《周礼·稻人》叙述灌溉法，想见战国时对水利的讲求。著名水利工程如魏文侯时西门豹、襄王时史起引漳水灌溉邺田，秦始皇初年，用韩国水工（水利专家）郑国创建郑国渠，灌田四万余顷。战国时治水有专门名家，能施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是古代文化的一个重大成就。东周对园圃种蔬菜已成专业。园圃用井水灌溉，先前是凿隧道通井中，人抱瓮入井汲水。战国用桔槔汲水，代替极拙劣的抱瓮灌溉法。
战国时期无疑是一个农业跃进的时期，基本原因在于战国时土地私人所有制已经确立，这在当时是进步的制度，因而对农业起着推动的作用。
四 手工业发达 东周时鲁齐两国手工业在各诸侯国中最为著称。战国时山东各国手工业更见发展。如《周礼·考工记》叙述木工分七部，金工分六部，皮革工分五部，设色工分五部，刮磨工分五部，陶工分两部。《考工记》文有残缺，但就现存文字看来，可以想见分工的细密及技术的讲究。《礼记·月令》季春之月（三月），命百工审查五库器材的质量，其中有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等物，这些正是金工、皮革工、设色工、刮磨工所用的原料。金（青铜）工造重要器物主要是造武器。《考工记》叙述制青铜法，分青铜为六种：第一种铜五分锡一分，可造钟鼎，第二种铜四锡一可造斧斤，第三种铜三锡一可造戈戟，第四种铜二锡一可造刀剑，第五种铜三锡二可造削刀及田猎所用箭镞，第六种铜锡各半可造镜及燧（日光下取火的镜）。上述各工都是官府手工业，战国时战争规模巨大，一次战争双方兵士多至数十万或百万。官府制造大量兵器及军用品，需要很多的工人（工业奴隶）与很大的工作场所，民用器物不得不让民间百工自由制造，自由交易。东周后期本已存在着“百工居肆”、“工肆之人”的民间手工业者，到战国愈益发达起来。孟子说农与百工间纷纷交易，相互依赖，不可或缺，特别是陶工、冶铁工、木工、车工对农业生产的关系更是密切。民间百工一般是小规模制造，制成物品后，即在肆（摊）上出卖，小手工业者兼作小商人。战国时铁耕盛行，冶铁业中出现大富豪。如邯郸郭纵，富敌国王；赵国卓氏，冶铁致富；魏国孔氏、鲁国丙氏冶铁起家，致富巨万。冶铁成为民间手工业的最重要部门，其经济上地位超过官府手工业的金工部门。
五 商业兴盛 东周时期有官府商业与私人商业的区别。范蠡、端木赐是著名的大商人。战国时，私人商业更盛。大盐商猗顿富比王公，名驰天下。周人白圭讲致富术，要旨在于掌握时机，精确运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史记·货殖列传》）的法则，白圭被尊为商贾的祖师。战国时大都邑如齐都临淄、赵都邯郸、以及大梁（开封）、洛阳都是著名大商业城市。中等都邑有市，称为“有市之邑”，如韩国的上党，其中七十邑有市。小邑也多有小市。《周易·系辞》所谓“日中做市，招集天下的人民，聚会天下的货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就是指这种赶集式的小市。《韩非子·亡征篇》说“商贾的钱财存放国外，可以亡国”，足见商业中更重要的是私人商业。战国时自由买卖的土地私有制已经确立，大量农民因土地被兼并失去本业或不胜地主商人的剥削，自愿放弃本业，群向工商业求生计，所谓“从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史记·货殖列传》），所谓“耕田之利十倍，珠玉（经商）之利百倍”（《战国策·秦策》），都说明经商致富为当时一般人所愿望和追求的。周国人风俗，不爱做官吏，专心做工商，求十分之二的利息。鲁国人喜欢讲儒学，后来风俗改变，经商谋利比周人更迫切。周鲁人如此，别国人也未必不如此。商鞅重农抑商政策，不仅不能行施于山东六国，即在秦国也不能遏阻重商的趋势，到战国末年，大商人吕不韦终于参加了秦国的政权。
《荀子·王制篇》形容当时货物流通的情形说，北方的走马大狗，南方的羽毛象牙犀皮颜料，东方的海鱼海盐，西方的皮革毛织品牦牛尾，中国市场上都能买到。住在泽地的人可以得到木材，住在山地的人可以得到水产，农民不动刀斧不陶不冶可以得到器械，工商不耕不种可以得到粮食。荀子看到通商的重要，主张“四海之内若一家”（《王制篇》），中外交易，互相救助，都可以得到安乐。战国商业的发达，给学术上的大一统思想以影响，也给秦汉统一并向外扩展提供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条件。但这里必须注意，自战国以后长期封建社会里，商业虽在逐步的发展，对整个封建经济却并不起决定的作用。企图用所谓“商业资本主义”来曲解历史，是必须予以驳斥的。
《禹贡》扬州荆州贡物有金三品，即金、银、铜三种。墨子弟子耕柱到楚国做官，得十金送墨子。楚王答张仪说，楚国出产黄金珠玑犀象。黄金白银用作贵重货币，当从东周后期楚国开始，至战国随着商业的发达，黄金成为通行的货币。现存古货币有“郢爰”，形似小饼，称为饼子金或饼金。饼金有黄金饼，也有银饼。北方别有称镒的黄金货币。金银币以外，又有铜币，分贝形、刀形、钱（耕器）形、圆形四种。铜币轻重不等，铸钱地区也极纷杂，想见当时商贾可以私铸，官府并不禁止。商贾获得铸钱权，又增加了一个牟利致富的大门径。
战国比东周生产力有更大的发展，因而社会各阶级也有更多的变化。
一 统治阶级 领主秦相自商鞅后，有公孙衍、张仪、甘茂、樗里子、魏冉、范睢、蔡泽以至吕不韦、李斯等人。除了樗里子是秦宗室，其余全是异姓客卿，这说明秦国贵族领主失去了政治上特权。山东诸国有异姓客卿也有贵戚之卿。国王有大事，得和贵戚之卿商量，有大过不听谏，贵戚之卿有权废国王。山东大领主如齐国孟尝君田文，私招天下侠客游民六万余家到自己的封邑薛，齐王不敢干涉。赵国平原君赵胜，家有大量土地，管事人多至九人，不肯出田租给赵王。韩非子说，士卒依靠权势人家，逃避徭役，人数上万。这说明六国残留着领主势力，政治和经济都落后于秦国。
地主韩非子说赵襄子时候（春秋末期），住宅园圃已经自由买卖。战国时土地所有权的取得，主要是用买卖的形式，有钱的人就可以享受地主的乐趣。苏秦说，“我如果有洛阳负郭（近城市）田二顷，我还会出门求富贵挂六国相印么！”二顷田的地主就什么都不想干了，地主生活的优裕可以想见。地主阶级中有将相官吏拥有田宅的地主，如赵将赵括得钱就买田宅，秦将王翦请秦王赐田宅，留给子孙做产业；有地主兼营商业，如有枣树一千株，栗树一千株，漆树一千亩，桑麻一千亩等所谓素封的地主；有农民上升的地主，如《吕氏春秋·孝行览》、《淮南子·人间训》所说，孔子的马吃路旁禾稼，被耕者扣留。马夫对耕者说，你耕地东到东海，西到西海，我的马怎能不吃你的禾稼呢？耕者大喜，把马送还。这个故事说明有的农民可能上升为地主。地主阶级在朝廷上有参与政治权，在农村中有各种享受。荀子说，乡间轻薄子服装美丽，态度妖冶，专门引诱妇女，这就是地主富农家子弟享受的一种。地主阶级的兴起，对破坏领主制度说来，是一种进步，但土地在买卖形式的兼并下，农民失去耕地也愈益加剧。
士 士，除了代表农与工肆之人的墨家，大都是地主阶级参加政治活动的代表。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养士的风气已经开始，到战国，山东各国国王将相争着养士，士成为社会上最活跃的一种人。
宗族制度破坏后，国王和贵族势力削弱了，他们迫切需要大量拥护者，不得不向地主阶级的士求助。战国初年，魏太子击（武侯）路遇文侯的老师田子方，太子赶快下车拜谒，子方昂然不答礼。太子问，“富贵该骄傲，还是贫贱该骄傲？”子方说，“自然贫贱该骄傲。诸侯骄傲要失国，大夫骄傲要失官。贫贱的士主张不合，议论不用，立即跑到别国去，好比丢掉一只草鞋子，你怎么拿富贵来比贫贱！”（《史记·魏世家》）田子方这些话，说明领主依赖士来巩固统治地位，士也依赖领主来取得富贵，双方有密切的关系。
领主地位愈来愈危殆，养士风气也愈来愈盛行。战国末年领主卑躬屈节招天下士，惟恐士不来附己。当时著名养客的贵族有孟尝君、平原君与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楚国春申君黄歇。四人养士各在三千人以上。孟尝君与宾客吃同样的饭，并赠送礼物给宾客的亲戚。平原君散家中财物供养宾客。信陵君待士更谦恭，搜求隐士无所不到，在四人中声誉最高。春申君门下上等客都著珠履。别一著名养客者燕太子丹，要讨刺客荆轲的喜欢，尊荆轲为上卿。最好的房舍，最好的饮食和车马，都送给荆轲享用。太子丹还天天到荆轲那里问安，惟恐荆轲不满意。太子丹把燕国的命运寄托在可耻的刺客身上，是养客者中间最下等的一个。这些领主们，尽量吸取劳动群众的血汗，来求得士的满意，企图得到士的助力，维持自己的地位，这正好说明领主统治已经走到了末路。
士大体分为四类：一类是学士，如儒、墨、道、名、法、农等专门家，著书立说，反映当时社会各阶级的思想，提出各种政治主张，在文化上有巨大贡献。这一类人声名大，待遇优，如儒家大师孟子，后车数十乘，侍从数百人，往来各国间，凭他的声名，所到国家，国君们都得馈赠黄金，供给衣食，听取孟子的议论。一类是策士，即所谓纵横家。这一类人长于政论，富有才能，凭口舌辩说，得大官取富贵。《战国策》专记载策士的议论，苏秦张仪是他们的代表人物。一类是方士或术士，这一类人可分两等，一等是天文、历算、地理、医药、农业、技艺等学科的专门家，在文化上也有巨大的贡献；一等是阴阳、卜筮、占梦、神仙、房中术等骗取衣食的游客。最下一类是食客，这一类人数量最大，流品最杂，其中包括鸡鸣、狗盗、任侠（恶霸）、奸人、罪犯、赌徒、屠夫、刺客等等无赖凶人，通过贵族将相来吸食劳动人民的血汗。田文曾路过赵国，赵人闻名，聚立路旁看他，笑道“原来只是一个短小男子”。田文发怒，他的食客下车斩杀观众数百人，索性把一县人都杀死才走路。后来田文失位，食客都跑散了，田文复位，食客又回来。所谓食客，就是这样野蛮的贵族走狗。四类士身分不同，他们活动的目的基本上都是为了巩固统治者的地位。
大商贾战国时富商大贾与士一样，也成为社会上最活跃的一种人。孟子主张对工商业什一而税，去关市之征。他的主张没有一个国君能采用。他斥大商贾为贱丈夫，但贱丈夫仍为王公贵族所尊重。大商贾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作政治活动的商贾，吕不韦是这一类人的显著代表。一类是兼营农业畜牧业的商贾。一类是兼营大手工业的商贾，《史记·货殖列传》所举巨富，多属这一类。大商贾所使用的人，一种是伙计，如洛阳贫民到富商家学商业，替富商贸易，走遍天下各都市，更多的一种，是大商贾凭借财势，用高利贷、价买、掳掠等方式，压迫穷人作奴隶，从事商业、农业、手工业劳动，因之大商贾实际是封建社会里存在着的奴隶主，是最落后的一个阶层。秦始皇初年，吕不韦为秦相国，封河南洛阳十万户。吕不韦在政治上得势后，表现出大商贾发展的方向。吕不韦并不满足于十万户的封建性租税，他占有奴隶一万人，驱使他们从事各种劳动，垄断洛阳工商业。
战国时期的统治阶级，是由衰落的领主阶级和新起的地主阶级（包括士和大商贾）构成的。
二 被统治阶级 农民农民是人口中占最大数量、生产中占主要地位的一个大阶级。孟子说“无君子（统治者）莫治野人（农民），无野人莫养君子”。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篇》）。孟子造出农民应该受治的理论，正好说明统治阶级只有依靠农民才能得到生存。荀子主张“省（减少）工贾，众（加增）农夫”（《荀子·君道篇》），以为“工商众则国贫”（《富国篇》），加增农业生产者是国富的根本，这也说明农民是主要生产者。战国初，魏文侯用李悝行“尽地力之教”。所谓尽地力之教，就是辟草莱，任土地，允许土地自由兼并。李悝又创立一种平籴法来减轻兼并对农民的迫害。这个方法是国家遇丰年，平价买入农家余粟，凶年则平价卖出积粟，使农民得继续生产免于流亡。照李悝的计算，农夫一家五口，耕田百亩，平均每亩收一石半（约合今三斗），得粟一百五十石。除十分之一的租税十五石，余一百三十五石。一人每月平均食一石半，五人一年共食九十石。余四十五石，每石卖钱三十，得钱一千三百五十。除祭祀、赛会用钱三百，余钱一千零五十，每人衣服用钱三百，五人共一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加上妇女纺织，全家收入大体相抵。）如遇天灾和疾病、丧葬、临时赋敛等意外费用，便入不敷出。事实上，公田制废弃后，农民不是都有田百亩，少地农民生活自然更穷困，有百亩田的农民，负担也极沉重，很难出入相抵，李悝平籴法多少起着保护农民的作用，是有进步意义的一种措施，因为比商人地主任意操纵，到底是好一些。
上述农民生活情况，各国大体相似。商人、地主乘农民困急，放高利贷，因而取得粟米、土地与奴婢。弱赖对秦王说，商人不耕作，却有积粟，是有其实而无其名；农夫终年劳苦，家无积粟，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可见农民的收获物、田宅与一家人，都是商人、地主榨取的对象。
农民遭受残酷的剥削，竭力求谋生存：有的节衣缩食，生活费用减到最低程度；有的放弃本业，转入工商业；有的离乡背井，散至四方谋生。一般失去耕地的农民，有的在商店当佣工，有的为人灌园，有的充当雇农。韩非子说雇农出卖劳力替人耕作，主人给他衣食工钱，希望他耕得深，耘得快。流浪到都市上，充当临时雇工的，人数也不少。如荀子说，雇市上佣工打仗；韩非子说，雇佣工开沟渠。农民用这些方法都不能维持生活时，有的只得饿死在沟壑里，有的只得卖身为奴隶。
有了农民阶级，自然要分化出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各个阶层。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它们都是封建主义性质的，决不能说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已经存在着农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了。因为农民阶级本身并无发展的前途，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只能希望自己变成地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才能希望自己变成资本家，富农也就成为农村资产阶级。同样，在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里，除了富农，农民也可以变成工人阶级。由于农民阶级的特性，所以无须怀疑封建社会里是否存在着富农。
魏国有温囿（果园或菜园），每年收租八十金，后来租给西周君，年租一百二十金。小国君可以向大国租园子，农民向地主租耕地，自然更是常事。孟子荀子都说，一个农夫应该有五亩宅地，百亩耕地。孟子又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孟子·梁惠王篇》）。农民失去耕地或耕地不满百亩，不能养活一家人，是当时普遍的现象，所以孟子主张行井田制度，给农民一百亩恒产，使束缚在土地上“死徙无出乡”（《滕文公篇》），这样，封建统治才能巩固。
工商战国时民间小工商业比东周更见发达，在山东各国，当有相当大的人口从事小工商业。这种人自己制造器物，自己设肆出卖，如韩非子所说，车匠希望人富贵，棺匠希望人死丧。韩非子又说，工匠造恶劣器械，骗农民的钱。荀子主张禁止工匠在家里制造器具。这都说明自由经营的小工商业，在生产上有重要的地位，他们是农民生产的主要配合者。
奴隶奴隶也有相当数量，来源是俘虏、罪人和贫民。《周礼》质人掌管市上买卖货物的契券，所谓货物，指人民、牛马、兵器、珍异。人民当作一种货物来买卖，自然是奴隶或农奴。《周礼》司厉掌管惩治盗贼，罚盗贼为奴，称为罪隶。《礼记·曲礼》有献民虏礼，民虏就是奴隶。官府和富贵人家用奴隶供役使，但多数用在手工业生产上。官府手工业的大官称工师，管理百工，督促手工业奴隶工作的人称监工。孟冬月（十月）国君考验制成的器物，器物上刻有工人姓名，如制作不良，要追究治罪。季秋月（九月）百工停工一月，其余不得休息。官府手工业造贵族用和军用器物，对人民生活没有益处。大商贾利用奴隶劳动，经营采矿冶铁等业，这种奴隶劳动，对农民和小工商业者起了配合的作用。《韩非子·喻老篇》说“好年景，臧获（奴隶）耕种的田也能丰收”，足见奴隶也用在农业上，不过耕种得不好。
战国时，构成封建社会的阶级，主要的不是领主和农奴而是地主与农民了，但山东各国的领主在政治上仍占统治地位。秦与六国间进行长期的激烈战争，说明完全地主政权与半地主半领主政权间的斗争是当时主要的斗争。地主与农民间的阶级斗争，在这种情势下还不到激化的程度。秦统一全国后，地主成为农民面前唯一的大敌对阶级，从陈胜吴广开始，历史上不断地发生农民反抗地主压迫的大小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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