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十六国时期的文化 一 佛教 十六国时期，黄河流域是现实的地狱，是充满着战争、灾祸、死亡、毁灭等等恐怖事件的黑暗世界。生活在那时候的人，无论是得势处于统治地位的那种人，或者是失势被蹂躏的那种人，都看不出自己有什么可靠的出路。那时候的人经历着忽兴忽败忽生忽死十分无常恶梦般的境地，自然而然地要发生迫切的问题：救星在那里？为什么是这样？少数族豪酋据中原称帝王，精神上是怯弱的，匈奴族靳准所谓“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足以表达这些帝王的怯弱心理。他们希望获得一种根据来壮自己做中原帝王的胆，但是，在汉族传统的文化里是找不到的。他们也希望获得一种神奇的法术来帮助自己取胜，但是，儒学玄学里没有这种法术，连兴妖作怪的道教在当时也还不敢自夸有大法术。这些制造现实地狱的帝王和他的随从者固然迫切地想寻找救星，沦陷在地狱中遭受无边苦难的各族民众，当然更迫切地要寻找救星。救星在那里，成为整个地狱中人的共同问题。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不公平不合理不可解释的遭遇，任何人都可以随时碰到。“天道福善祸淫”，“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一类训条，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已经发出“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的疑问。特别是在大乱的时候，一切疑问更集中地表现出来。为什么是这样，也成为整个地狱中人的共同问题。这两个问题，使得利害抵触的各种人群，同样都看不出什么是自己的出路。

　　佛教给各种人群送来了一条共同的出路。它有神不灭说和因果报应说，它有人死后受公平赏罚的天堂和地狱，它有神通变化的法术，它有丰富的唯心主义哲学，这样，人人都找到自己的出路了。因果报应说尤其是解答问题的关键。释慧远因有人怀疑善恶没有现验，特作《三报论》。他说，报应有三种：善人恶人当身受报，叫做现报。善人恶人当身不受报，来生一定要受报，这种报应叫做生报。比如说，现在的善人受了恶报，现在的恶人受了善报，因为现在的善人前生是恶人，现在的恶人前生是善人。还有一种叫做后报。一个人做了善事或恶事，要经过二生、三生、百生、千生才受到报应。有了这三报，还有什么事可以怀疑的呢！佛教和其他宗教幻化出各式各样的灵魂世界，主要是用来诱骗现身受苦受难的民众，教他们安心受苦难，准备来生受善报以至登天堂。汉族原有的儒家道家学说，都以一生为限，不讲前生与来生，在这一点上，比起那些宗教来，应该说是属于唯物论方面的了。但是，也就在这一点上，被外来的佛教取得喧宾夺主的优势。石虎尊敬佛图澄，大兴佛教，有一次，东晋军来攻伐，石虎不利，发怒说，我奉佛供僧，却来了晋寇，佛有什么用。第二天，佛图澄见石虎说，你前生是个大商人，曾在西方佛寺设大会，预会的有六十个罗汉，我是其中之一。当时有一个得道的人预言过：这个施主后身要在晋地作帝王。现在你果然做了皇帝，难道不是前身奉佛供僧的好处么？石虎听了这套鬼话很喜欢，显然胡人做中原帝王是有根据了，并且这一生奉佛供僧，下一生做皇帝更可靠了。怀着怯弱心理做帝王的人，对什么小乘大乘那些佛教哲学都无所谓，真正感兴趣的就是因果报应和神奇的法术。

　　石勒石虎尊奉佛图澄，受苦受难的民众，不少人削发出家，求佛图澄的保护。石虎感到不利，提出无爵秩的百姓是否有权奉佛和百姓为避役（兵役徭役）奉佛，是否需要审查两个议题，令群臣详议。王度等依据汉魏旧制，主张凡汉人一概不许到寺庙烧香礼拜；上自官员，下至役隶，也一概不许拜佛；凡赵人（羯族人）已出家者一概还俗。这是汉族传统文化对外来宗教的排斥，当然要引起佛图澄等人的反攻，石虎终于顺从佛图澄，下令说，我不是汉族人，做了中国的皇帝，理应兼奉中国神和外国神。凡夷（羯族以外的非汉族人）、赵（羯族人）、百姓（汉族人）愿意奉佛的人，一概允许出家做和尚。石虎下了这道命令，佛教才真正发展起来。当时佛寺大抵是由下列三种人构成的。

　　寺主——《十六国春秋·石虎传》说“是时百姓因佛图澄率多奉佛，皆营造寺庙，削发出家”。这里所谓百姓，就是有钱有势的官员和豪强。他们出钱造寺庙，一方面为求来世的福，一方面为获当前的利。有了寺庙，寺主可以得到信徒的布施，可以役使下级僧众。势家豪姓向来占民户作自己的荫户，十六国时尤甚，例如前燕慕容时王公贵戚占民户为荫户，至少在二十万户以上。不过，这和国君有利害冲突，要保持荫户也不是没有困难的。寺主役使下级僧众，实际是变相的占有荫户，形式上却是奉佛供僧，不违国法。因此，出家的寺主或不出家的寺主（如石虎的官员张离、张良家富，事佛起大塔），都是大地主的一种。

　　道人——道人也称道士，是通晓佛教哲学的僧人。这种人多出身于寒苦的士族，钻研佛学，以传教弘法为出路。他们可以作寺主的重要辅佐，也可以上升为寺主。不论他们是贫僧还是富僧，都属于地主阶级。

　　下级僧众——劳苦人民在经济总崩溃时期，物质的解救是绝望的了，他们追寻着精神的解救以代替物质的解救。佛教的那一套正好给他们提供精神上的安慰，或者说，正当他们痛苦呻吟穷而无告的时候，佛教送来了鸦片烟，不难想见，很多人愿意接受这种麻醉品。他们进入寺庙，不能不劳而食，当然要受寺主的役使，不过，比起普通民众来，有免税免役的权利，在物质上也算是找到了出路。下级僧众对寺主是变相的荫户，对民众却是剥削者欺骗者的助手，虽然他们的出家，是由于暴政的驱迫，但既为僧众，就不再是普通民众的一部分。

　　石勒石虎是十六国时期最著名的暴君，尤其是石虎，比猛虎还凶猛得多，可是佛教正通过二石的凶残才开始大放光明，足见宗教的光明以世俗社会的黑暗为基础，社会愈黑暗，宗教愈光明，反过来，社会愈光明，宗教愈暗淡，一直到完全消灭。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黑暗面总是存在的，因之宗教也总不会失去它的基础。

　　十六国时期佛教盛行，与三个大僧人的传教关系极为密切，下面略述三个大僧人传教的事迹。

　　佛图澄——佛图澄能背诵数百万字的经卷，并精通文义，是一个杰出的佛学者。西晋末，到中国传教，恰好遇着大乱，给佛教开辟了畅通的道路。西晋在大乱前，士族中有认为名教中自有乐地，对鬼神主张敬而远之的儒学派，又有放浪形骸纵情享受主张无鬼论的玄学派、儒学派与佛教对立，玄学派采取佛经中某些哲理作清谈的辅助，并不信仰佛教。高僧如竺法护，只能专力译经，供玄学派的采取。当时佛教是玄学派的依附者，想独立发展是困难的。到了十六国，儒学自保不暇，对外来宗教失去抵抗力，玄学随着高级士族迁徙到江南，这才给佛教以独立发展的机会。佛教获得普遍的信仰，首先依靠它的法术。佛图澄是法术的能手，自称已经活了四百多岁，自称能念神咒役使鬼神，自称在手掌上涂些药物，能见一千里以外的事情，自称能听铃声，从铃声中得知吉凶。一句话，佛图澄是个十分机智的大骗子，石勒石虎两个虎狼般的凶人，也被佛图澄骗得心悦诚服，愿意出大力来提倡佛教。荒唐无稽的报应和奇异莫测的法术是传播佛教的重要条件，法术尤其是使人信服的先决条件。石勒召见佛图澄，先问佛道有何灵验，佛图澄当场玩了一套魔术，石勒居然信服了。佛教和其他宗教一样，为要取信于愚昧的人，总少不了使用各式各样的欺骗手段。这种手段盖上庄严神圣的装饰，就被称为法术或道术。

　　宗教仅仅依靠法术，还不能俘掳所谓有知识的人。它必须有哲学来阐发教义，使人们满足知识上的要求。佛教的哲学丰富深广，宗派众多，唯心主义的各种门道几乎应有尽有，足够引导坠入这个知识深渊里的人，各从所好，愈钻愈深，永远安居在虚幻的内心世界，自以为极乐。佛教有了这一类人，传教才有骨干，愚昧人群因法术而发生的信仰才能巩固。佛图澄对石勒石虎这群愚昧人专用法术，对所谓有知识人则传授哲学，培养了大批中国名僧，其中以释道安为最杰出。法术与哲学是佛教流行的两轮，缺一不行，佛图澄善于利用两轮，因而成为佛教的重要人物。

　　释道安——士族出身，十二岁出家。游学至邺，得佛图澄的赏识，被提拔为大弟子。道安是摆脱对玄学的依附关系、使佛教哲学独立传播的倡导人。东晋习凿齿说，道安“无变化技术可以惑人”，足见他专力传播佛图澄的哲学部分。道安在北方传教多年，有弟子数百人。三六五年，道安率徒众往东晋境内传教，到新野分出一批人往扬州等地，自己到襄阳。前秦苻丕围攻襄阳，道安又分散徒众往各地传教，东晋名僧慧远就在这次分散中到荆州。苻丕攻下襄阳，道安到长安，大为苻坚所尊信。道安一生传播佛教哲学，从此佛教在思想领域内以独立的姿态流行于中国全境。佛图澄主要用法术惑人心，道安主要用哲学醉人心，佛教两轮的哲学轮，到道安才成为有力的一轮。

　　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天竺人，生在西域龟兹国。幼年通小乘学（主要讲有学）。后来又通大乘学（主要讲空学），名震西域。道安闻名，劝苻坚迎鸠摩罗什来中国。苻坚本有用兵西域的意图，派大将吕光率兵七万攻西域诸国，顺便取鸠摩罗什。前秦亡后，吕光据凉州，鸠摩罗什在凉州闲住十余年，精通汉族语文。姚兴灭后凉，鸠摩罗什到长安。长安在苻坚时，道安等众多名僧聚会在一起，已成传教译经的中心地。姚兴时佛教更盛，鸠摩罗什到来，群僧有主，佛学达到十六国时期的最高峰。

　　鸠摩罗什主要事业是翻译经典。以前胡僧译经因不甚通达汉语，文句多晦涩难懂。鸠摩罗什改直译为意译，文句接近汉语，义理依据梵本。他临死时发誓说，如果译文不失大义，死后焚身，舌不坏烂。可见他对翻译的忠实是很自信的。鸠摩罗什在长安译经三百余卷，《晋书·载记》说“今之新经，皆罗什所译”。新经文美义足，在文士群中便于流传，佛教影响愈益扩大。

　　佛图澄的法术，道安的传教，鸠摩罗什的译经，合起来为佛教奠定了大发展的坚实基础。

　　 二艺术、音乐 汉族传统的文化是史官文化，它的优良特征是征实，它的缺点是想象力不很丰富。古代传下来的神话不多，就是缺少想象力的一个明证。一切神话，是在想象之中，借想象之力，去克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并给自然力以形象化的东西。这种东西对事实来说，自然是一片荒唐话，但对艺术来说，恰恰是艺术的宝库和园地，没有丰富的神话，或者说，没有无边的幻想，要发展艺术是困难的。佛教拥有成套成堆的神话，传到中国来，可以补史官文化的不足，在艺术方面起巨大作用。中国古代规模宏大的艺术作品的产生，和佛教是分不开的。北魏统一中国北部，从竭泽而渔得来的物力足以创造这种大作品，但在十六国时，较小规模的创造也已经开始。北凉沮渠蒙逊在山崖中大塑佛像，《十六国春秋》说这些佛像“千变万化，惊人眩目”，足见塑像艺术很高。又说，泥塑佛像中有个土圣僧，身裁同人一样高，从远处望去，土圣僧总在行动，走到近处看，便静止不动。这个神话也说明塑术的高妙。

　　经十六国大乱，汉魏相传的音乐散失了，西方音乐正可以填补这个空隙。三四八年，天竺送给前凉音乐一部，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圆鼓、都昙鼓等，乐工十二人，歌曲有《沙石疆舞曲》，又有《天曲》。后凉吕光通西域，获得更多的乐器（其中有筚篥、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等乐器）和歌曲。凉州在当时是北中国保存汉族传统文化最多又是接触西方文化最先的地区。西方文化在凉州经过初步汉化以后，再向东流。音乐也是这样，隋燕乐九部，唐燕乐十部，除清商乐巴渝舞两部是汉魏旧乐，高丽乐来自东北，其余全是西凉乐和西方诸国乐，凉州乐的曲调尤为流行。

　　 三文学 十六国长期战乱，文学几乎绝迹。这不是说没有人作些诗赋，而是说缺少著名的作者。虽然如此，还有悲壮的《壮士之歌》和奇巧的《璇玑图诗》两篇遗留下来，也不妨说是以少为贵了。

　　陈安出身农民，西晋丧乱，据秦州（治天水，甘肃天水县），自号秦州刺史。陈安力大善射，又和部属同甘苦，深得民心。陇上氐羌都来归附，有众十余万。三二四年，陈安与刘曜大战，陈安战败被杀。刘曜徙秦州杨、姜等大姓二千余户到长安，氐羌也被迫投降刘曜。陈安代表汉人和氐人羌人反抗匈奴压迫者，死后，陇上人想念他，为作《壮士之歌》。歌末四句是“为我外援而悬头，西河之水东河流，呵呵呜呼奈子何，呜呼呵呵奈子何”，流露出深厚的情感。这首歌可以表现当时被压迫各族主要是汉族对压迫者愤怒对反抗者同情的普遍心情。

　　苻坚部将窦滔镇守襄阳，窦滔妻苏若兰年二十三，被留在家里，用五彩丝织成一幅锦字回文诗，寄给窦滔。全幅横直各八寸，二十九行，每行二十九字，凡八百四十一字。按各种读法，可得各体诗二百余首。窦滔得诗，叹为“妙绝”，送走善于歌舞的宠妾赵阳台，迎苏若兰到襄阳。苏若兰寄诗时说，我的诗自成语言，只有我的丈夫能懂得。用限制极严的形式，表达多样家常生活和夫妻间情爱，技术上是很奇巧的。武则天称为《璇玑图》，撰文说“纵横反覆，皆为文章（诗），其文点画无缺，才情之妙，超今迈古”，可称确评。不过，技术上的奇巧，不一定就是好的文学，只有丈夫能懂的语言，文学价值也就很有限了。苏若兰所著文词有五千多字，《璇玑图诗》因奇巧得传。

　　 四儒学 佛教可以欺骗广大劳苦民众，少数族统治者自然乐于利用，但儒学是汉族地主阶级传统的政治工具，要和士族合作来建立国家，废弃儒学，专行佛教，事实上是行不通的。刘渊刘聪刘曜都是汉化的匈奴人，他们所用文臣，多是匈奴族汉族的儒生，在汉国前赵国，儒学保持独尊的地位。石勒石虎汉化较浅，容易接受佛教，可是并不放弃对儒学的利用。石勒在襄国立太学，又增设宣文、宣教、崇儒、崇训等十几所小学，太小学各置博士教授五经。石勒受礼教的影响，下令禁止国人（羯人）报嫂（兄死，弟娶嫂为妻）、居父母丧时仍行嫁娶等旧俗。石虎令郡学增设五经博士，又令学博士到洛阳写石经，优礼天水名儒杨轲。石虎虽然昏虐无道，但是懂得怎样利用儒学和佛教。前燕慕容氏汉化最深，前燕专用儒学，不行佛教。前秦苻坚大兴学校，每日亲到太学，考核诸生经义的优劣。在王猛当政期间，恢复魏晋士籍，凡“正道”（儒）“典学”（经学）以外的左道异端一概禁止，谈老庄图谶之学的人处重刑，佛教也受到限制不得流行。王猛死后，苻坚才倾向佛教，攻破襄阳得释道安，备极尊崇，长安成为儒佛并盛的重镇。后秦姚兴时，儒学更盛，学生多至一万数千人。小国中前凉儒学最盛，敦煌因远在边境，兵祸较轻，财力殷富，因而儒学尤盛。在前凉，如宋纤有弟子三千余人；酒泉人祁嘉到敦煌学宫读书，博通经传，开门授徒，有弟子二千余人。在西凉，如宋繇读书数千卷，刘昞（音丙bǐng）著书多种，有学徒数百人。在北凉，如阚阚骃撰《十三州志》。敦煌是凉州文化的中心。敦煌儒生保持东汉以来的今文经学，多擅长阴阳术数图谶之学，儒生以外，还有不少擅长技艺的人。如索丞善于弹筝歌唱，悲歌能使欢乐人掉泪，改换歌调，能使掉泪人欢乐起舞，当时号为雍门调。又如张存善针术。张存有奴常常逃走，张存用针刺奴，使脚缩不能行动，要使用时，用针刺便能动。敦煌是佛教流入内地的第一站，在这个站上，有今文经学以及音乐医药各式各样的接待者，宾主间有气味相投处，利害上又不发生什么抵触，佛教和西方文化的流入，敦煌恰好具备着顺利接受的条件。

　　因玄学的兴盛，儒学在西晋时已进入衰运。十六国时佛教盛行，儒学又受到更大的压力，儒生只能传授经学，不敢反对佛教。东晋儒学对佛教还有些抵抗，十六国儒学比起来显得更衰落了。不过，儒学即使衰落，在政治上仍保持崇高的名义，维持封建秩序的礼制，总必须依据儒学。

　　 简短的结论 自二九一年，西晋贾后专权起，至四三九年，北魏统一中国北部止，前后一百五十年的长期战乱，是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地区的黄河流域遭受几乎彻底破坏的黑暗时期。二八○年至二八九年号称天下安业的太康年间，恰恰成为长期大战乱爆发前可怕的暂时寂静。

　　晋武帝统一中国，是东汉末年以来的一个进步，他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统一和人民的积极性措施，也应该予以肯定。但是，他至少做了两件倒退的事伏下了大战乱的引火线。第一是西汉景帝以后，皇子受封为国王，除在国内收取规定的租税，并无其他权力。曹魏设禁尤为严厉，国王等于囚犯。晋武帝大封皇子和宗室为国王。国王有文武官有兵有民，在国内是实在的统治者。这种分封制度，倒退到西汉景帝以前的状况。第二是曹魏严防外戚干预政权，纠正了东汉外戚宦官相互争夺的惯例。晋武帝重用外戚，倒退到东汉的状况。历史是前进的，那怕是极迟缓的前进，倒退一定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司马氏收买一部分高级士族，组成司马氏集团，夺取曹氏政权。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对另一部分高级士族组成的曹氏集团充分使用了险诈残忍的手段，对本集团则尽量纵容优待，换取这些人的拥护。统一中国后，朝廷上新气象很少，相反，险诈残忍贪污腐朽的气氛更浓厚了。

　　执掌政权的高级士族由司马氏诸王公、外戚、高门（大臣和名士）组成。这群人中间，外戚与诸王公、外戚与外戚、王公与王公有复杂的利害冲突，高门与诸王公外戚也有矛盾，但主要是高级士族和中下级士族间的利害冲突。

　　在高级士族的贪暴统治下，西晋社会间存在着三个乱源：第一，被高门压抑的中下级士族投奔诸王公、外戚和少数族豪酋，企图突破门阀限制，取得自己的富贵。高级士族和少数族豪酋（石勒是农民，但在羯族中是豪酋）是地主阶级中作乱的阶层，中下级士族是地主阶级中助乱的阶层。作乱者和助乱者都急于乘机动手，大战乱就在这些人的活动里接连爆发了。第二，居住边境上和内地的少数族，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从游牧转化为农民，当然是愿意安居乐业的，可是，西晋统治者的残酷压榨，迫使少数族农民不得不寻找生路，要求起兵反抗。这种合理的要求，被本族豪酋利用，从反晋战争引导到各族间混战。第三，汉族农民被西晋统治者压榨，大量流亡。在蜀地，流民发动了起义。在黄河流域，因为匈奴族起兵在先，流民有些附和匈奴族共同反晋，有些随从乞活帅反抗匈奴军，有些投靠坞主壁帅（豪强大姓）守地自卫，有些逃到边境外依靠游牧族的豪酋。这种混乱分散的情况，使得农民不能组成庞大有力的起义军，同时也就助长了非汉族豪酋和汉族豪强大姓的割据势力。

　　二九○年外戚杨贾两姓争权之乱，促使各种矛盾开始爆发了。从而引起三○○年开始的诸王混战，再从而引起三○四年开始的刘渊起兵反晋，到三一六年，西晋朝廷完全覆没。从此，以反晋为名的战乱转入五个少数族豪酋相继混战的阶段。

　　匈奴族羯族表现破坏性最为猛烈，鲜卑族（慕容部）、氐族、羌族政治比较良好，黄河流域人民得到暂时的喘息。前秦败亡后，在前燕、前秦及前凉旧境内，纷纷出现许多割据小国，这时候鲜卑拓跋部强大起来，逐渐消灭这些小国，统一了中国北部。

　　在长期战乱中，汉族人民锻炼了坚固的民族性。冉闵对羯人的报复，苻坚的攻晋大败，姚泓的战败被俘，都是汉族人民不愿接受非汉族人的统治，有机会就要推翻它的显例。

　　由于五个少数族的豪酋都曾取得中国土地上的统治地位，本来居住在偏僻山谷里和居住在边境外的大批本族人，被吸引进入统治区内的较好地方，生活和文化都得到提高。本族豪酋失势以后，他们也就逐渐和汉族融合了。

　　西晋高级士族过着极度腐朽的生活，极度腐朽的玄学思想得以发达起来。十六国时期，社会变成现实的地狱，宣扬天堂乐趣的佛教得以广泛流传。佛教能麻痹劳苦群众的斗争性，因之从石勒石虎开始，统治者利用儒学以外，更着重地利用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