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商业的繁荣 宋朝的统一，消除了封建割据的阻隔，为商业交通的进一步发达，提供了条件。以首都东京为中心，北方和南方都形成了一些商业发达的城市。农业中土地占有方式和剥削方式的变化，增加了商品交换的需要。中小城镇和农村集市贸易也渐繁盛。在封建的自然经济仍然占主要地位的宋代社会，商品经济有了新的发展。

　　 一、城市和集镇 城市——东京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太宗时，开封府十六县，主、客户近十八万户。这个数字显然低于实际状况。住在东京城内的，还有皇室、贵族，往来的官僚、商人，到京都货卖的个体手工业者，沿街叫卖的小贩，以至贵族的奴仆等大量不在户籍的人口，驻守京师的禁兵也不在户籍。太宗说，东京（开封）养甲兵几十万，居民有百万。又有人说，东京比汉唐的京都，民户增加十倍。这些都是估计的大概数字，但也说明东京人口十分稠密。真宗时，都门之外，居民甚多，又在新城外八厢置厢吏统辖，实际上是扩大了城区。

　　唐朝长安，居民住在规划齐整的坊内，商业活动只限于东西两市。五代至宋，东京逐渐繁盛，不再有坊市之间的严格区分。九六五年，宋太祖诏令开封府三鼓以前的夜市不禁。商业贸易活动也放宽了时间的限制。相同行业的店铺多集中在邻近。如潘楼街南，多是真珠匹帛香药铺席。界身巷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据说“每一交易，动即千万”。潘楼酒店下，买卖衣物书画珍玩。东去十字街有竹竿市。马行街北，多医官药铺。东西两巷，是大小货行，手工业作坊。十字大街，每五更点灯，天明即散，叫做“鬼市”。马行街北至新封丘门大街，两边民户、铺席、诸班直军营相对。晚间有夜市至三更，到五更又再开张。“耍闹去处，通晓不绝”。

　　遍布内外城的商店铺席外，还有定期的集市贸易。大相国寺有瓦市，每月开放五次（一说八次）。四方到东京来的商人在这里售卖或贩运货物。民间手工业作坊和个体手工业者生产的日用品，也拿到这里来直接卖给买主。据说寺院僧房外的庭院和两廊，可容万人交易。街上还有一些季节性的集市，如五月初有鼓扇百索市，七月初有乞巧市。

　　东京倚汴水建城，便于漕运。汴水南与淮河、长江相联接，所谓“漕引江湖，利尽南海”，东南和西南的财赋百货都可经汴水运到东京。河北和西北则有陆路往来。东京是政治中心，又是商业和交通中心。依据宋人的零星记述，东京市场上有：来自江、淮的粮米（每年数百万斛），沿海各地的水产，辽、夏（西夏）的牛、羊，洛阳、成都的酒，自河东至江南、福建的各种果品，江、淮、蜀、闽的名茶，南方各地的丝织品，西北的石炭，河中府和成都的纸，福建、成都、杭州的印本书籍，两浙的漆器，耀州等地的陶、瓷器，磁州的铁器，来自全国各地 的药材和珠玉金银器皿等奢侈品。日本的扇子，高丽的墨料，大食的香料、珍珠等也在市场上销售。东京市场的繁荣，集中反映了北宋商业发展的状况。

　　东京是皇室贵族官僚的住处，也是“天下富商大贾所聚”之处。他们以侈靡相尚，大事挥霍。东京到处有酒楼、食店、茶坊、妓馆。著名的杨楼、樊楼、八仙楼，饮客常至千余人。还有瓦舍（娱乐场）勾栏（剧场），演出百戏伎艺。贵族、官僚、豪商整天在此享乐。东京城内居住着大量的贫民，包括沿街叫卖的小贩，民间工匠，“候人请唤”的杂作人夫，他们是城市中受压迫的底层。

　　东京以外，北方的秦州、太原、真定、京兆、大名（北京）、洛阳（西京）、密州、晋州，东南的苏州、杭州、江宁、扬州、真州、楚州、庐州、襄州，川蜀地区的成都、梓州、绵州、兴元、遂州、汉州、利州，闽广地区的福州、广州等，都是商业贸易的重要城市。

　　镇市、草市——唐、五代时，军队驻地称镇。宋朝集中兵权，作为军阀割据的兵镇不再存在。但一些交通方便、商业发达的镇，却作为商业交换地点而发展起来。《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等地理书都记录了大量的镇名，放在次于县治的地位。宋朝在各镇设有场务，收取商税。较大的镇，商税收入甚至可以超过县城。有些地方，镇又叫市或镇市。镇的发达，标志着城乡之间的商业贸易，有了新的发展。

　　唐朝设在县城之外的草市，北宋又有发展。东京城外，即有草市。苏轼说，各地城小人多，散在城外叫作草市者甚多。王铚（音质zh@）《默记》记载常州有草市，官吏到草市饮酒。农村中几天开一次的小市，北方叫做“集”，南方叫做“虚”或“墟”。农民以自己收获的蔬菜、鱼虾或自制的手工业品，拿到虚、集上交换。较大的虚、集有酒店、客店。交通要道、商业发达的虚、集，可以发展成镇市。

　　 二、商税和专卖 商税——宋朝建国之初，就制定商税则例，在全国各地设置场、务等机构，征收商税。

　　商税的正税，分为过税、住税两种。过税是对商人贩运货物所课的税，即流通税。按照货物价格，每千钱算（征收）二十，即税率百分之二。商人每经过一个场、务，就要交纳一次过税。场、务发给他收据，称为“引”。如不在各个场务一一纳税，而在某处合并交纳，发给凭据称“长引”。“引”上载明商人的姓名，货物的品种、等级，起、住地点，纳税时限等。住税是对城镇店铺（坐贾）买卖货物所课的税，即交易税。生产者把货物卖给商人，客商到都市出卖货物，也都要按物价交纳住税钱。税率是百分之三。正税之外，还有杂税：计算商船所载货物的多少，向船主课税，称力胜钱。场、务监官私招一批巡丁，沿路拘拦商人到场、务纳税。起初每税钱百文提出十文给拘拦人，称为事例钱，后来又改称市利钱。征收税钱之外，还有征收实物的办法。《宋史·食货志》说：“有官须者，十取其一，谓之抽税。”宋太宗时一年的商税收入约四百万贯。仁宗庆历时，增加到近两千万贯。商税成为宋朝的重要财政收入。

　　专卖——北宋王朝对人民生活中的若干必需品盐、茶、矾、酒等，实行官卖，又称专卖。

　　盐是人民生活所必需，全由官府控制生产，也全由官府专卖，禁止私贩。茶叶的生产，除福建路有一些官茶园外，各路茶园，多是民营，称园户。官府向园户买茶，各路有定额（“祖额”）。官府将买茶的钱预先借给园户，称为“本钱”，加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宋初，行禁榷法。园户收获的茶叶要全部卖给官府的山场。商人买茶要到东京榷货务缴纳茶价，榷货务给以“要券”（茶引），商人持券到指定的场、务取茶。矾是铸铜所必需，也是印染的必要物料。制矾民户，称为镬户。镬户生产的矾，除纳税以外，其余由官府收买，不得私卖。酒由官卖，称榷酤。官府在各地城镇设置酒务（酿酒、卖酒）、酒场、酒坊（卖酒）。曲也实行官卖，禁止私造。东京设都曲院，外地置曲务，收取卖曲钱。

　　太宗至道时，一年专卖总收入一千一百二十三万三千余贯，在北宋财政收入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商业组织 商行——唐代城市中，同业的店铺有“行”的组织。宋朝自京都至州县城镇，同业的商铺，都组织成“商行”。入行的商户，称“行户”，参加商行叫“投行”。随着商业的发展，商行的组织很多。东京市上，至少有一百六十多行，行户有六千四百多户。据说，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街上行走，一看便认得是哪行人。

　　同业的商人通过商行来保护和垄断本行的商业利益。外来的商人，不经投行，便不得在市上经商。商行的首领叫“行头”或“行老”，由本行物力高强的上户轮流担任。行头有权规定本行商货的物价，分派官府摊买的货物。“牙人”招揽买卖，从中媒介。

　　商行的组织同时又是官府敲剥商人的工具。唐朝后期，皇室通过行商征购宫廷需用的货物，称为“宫市”。宋太宗时，设置“杂买务”，为宫廷购买货物。宫中不准直接向行铺征购，以矫正唐朝宫市的弊害。真宗以后，宫中又往往向行商征购货物。知开封府蔡襄曾说：内东门购买行人物品，有欠了好几年不给钱的。地方官府也通过行头向行商勒索百货。东京供应百货的商行，官府上下勒索，比别处多十倍以上，各行赔累甚多。官府还向商行抑配科差，或借口军需，向商人借钱。

　　赊卖——伴随着商业的繁荣和商行组织的发达，北宋市场开始出现信用交易，叫做“赊”或“赊卖”。行商出卖行货，不用现钱。凭信用赊贷，一定时期后再付还价钱，彼此通济。一○二二年，在京商税院告示客商，赊卖行货，须有富户三五人以上作保，写立期限文字。如无人保，只由赊买人写立欠钱文字，发生纠纷，官府不受理。这个告示，表明赊卖中发生“诳赚”事故，但也说明赊买赊卖已很通行。

　　便钱务——东京设便钱务，是官营的汇兑机构，商人将现钱交便钱务，领券（汇票）到外州兑钱，当日给付。这是商业发展后又一新起的制度。太宗末年，东京便钱务收到商人便钱一百七十余万贯。真宗时，增加到二百八十余万贯。官府由此掌握了大量资金。

　　邸店——唐朝商人在柜坊寄存财货。北宋邸店逐渐发达。邸店原来是供往来客商居住的旅店，商业发展后，大批商人在邸店存放财物，商洽交易。开设邸店，成为很大的营利事业。

　　质库——质库在唐朝附设于柜坊，北宋独立经营，更为发展。质库又称解库，是典当业的一种。以物品作抵押（质），向质库借钱，到一定期限，加利息赎回。一○七○年八月，韩琦在奏疏中说：“现在兼并之家，照例都开质库。”大寺院经营工商业，也开质库谋利，称为“长生库”。寺院和兼并之家一样，拥有巨大的财富。

　　 四、货币 铜、铁钱——商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货币流通。宋初，铸造铜钱有四监，铁钱有三监，此后逐步增加。铜、铁钱名称很多。太宗太平兴国年间，铸“太平通宝”钱。以后，几乎每有一个年号，就铸造这个年号的新钱。太宗时，一年铸造的铜钱，最多时有一百八十多万贯，铁钱有五十万贯。仁宗时，铜钱增到三百多万贯，铁钱减到一二十万贯。

　　北宋每年铸造大量的铜、铁钱，但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仍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特别是铜钱，市场上更显得缺乏。这是因为：（一）铜是国家的禁榷物，民间缺铜，就销熔铜钱，制造器皿，可以获利五至十倍。（二）北宋虽严禁“铜钱阑出塞外及南蕃诸国”，但铜钱私下外流越来越多。（三）铁钱越来越轻，铜铁钱的比值不断增长。民间多储藏铜钱，不愿在市上流通。尤其是贵族、地主，大量窖藏铜钱。整个北宋，“钱荒”现象一直无法克服。

　　交子——宋朝发明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商业中的“赊”即信用关系，孕育出交子。起初是川峡一带，因铁钱分量重而价值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商人（尤其是大商人）极感不便，客观上需要一种容易携带的、轻便的货币。真宗时，成都十六户富商私造钱券，称为“交子”。后来，主持交子铺的豪商，挪用、吞没现钱，交子不能兑现，引起争讼，官府遂令收闭。但当地使用交子，已成习惯，骤然废除，商业活动大为不便。仁宗时，设交子务于益州，由官府发行交子。每界（期）发行额为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准备金为三十六万贯。交子以三年为一界，当界满时，制造新交子，调换旧交子。商民向官府持旧换新，每贯输纳纸墨费三十文。如果界满而未及时调换新交子，旧交子就成为一文不值的废纸。《神宗宝训》说：“始祥符之辛亥（一○一一），至熙宁之丙辰（一○七六），六十五年，二十二界。”起初，交子只在川峡流通。仁宗天圣时，推行到秦州。

　　 五、海外贸易 宋朝建国后，即从海路展开对外贸易。九八七年，太宗派遣宦官八人，分四路出发，到南海诸国招徕商人贸易。此后，北宋出现以下几条海上交通线：（一）从广州通往今越南、印尼等地，再由此和大食（阿拉伯）交通。这是唐朝以来的一条旧路，北宋更加繁盛。（二）从明州或杭州起航，通往日本和高丽。因辽朝屹立在东北，这条海路成为高丽和宋交通的重要道路。（三）高丽与宋交通的另一条路，是入渤海到登州。但因登州接近辽境，北宋禁止自海道入登、莱州经商。后来，哲宗以密州板桥镇为贸易港。密州北通高丽，南沿海岸通明州、泉州、广州。京东、河北、河东等路都可经密州板桥镇输入外国商品。南方向朝廷上供物品，也可由广州海运至板桥镇，再陆运到东京，形成内河漕运路线之外的一条海运路线。（四）哲宗时增开泉州到南海的一路，可抵达阿拉伯各国。

　　北宋与海外诸国的贸易往来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以“朝贡”、“回赐”为名，由北宋和外国贡使进行官方交易。所谓“贡”、“赐”的货物，即可免交商税。另一种方式，是大量的民间贸易来往，北宋在主要港口设市舶司管辖。

　　市舶司的职务，主要是：（一）管理舶商。海舶出发前必须到市舶司登记，领取公据或公凭、引目，回航时，必须在原发航港口“住舶”，给予“回引”，才准通行。（二）征收舶税。名为“抽解”，也叫“抽分”。抽解的多少，常有变化。通常是十分抽解一分，也有十分抽二、三、四的。（三）收买舶货。名为“博买”，也叫“抽买”、“和买”、“官市”。太宗时，曾规定博买一半。真宗时，规定博买十分之三，也常有变化。官府抽买以后，剩余的货物，才准许卖给商民。（四）对抽解、博买所得的舶货，进行处理。珠宝及轻便商货，搬运入京，其余粗重难以起发之物，在当地出卖。

　　宋朝对某些进口货物，如香药、珠贝、犀角、象牙等，还有禁榷的规定，即全由官卖。北宋通过抽解、博买、官卖，取得巨大利润。仁宗皇祐时，市舶收入五十三万贯，英宗治平时增到六十三万贯，成为北宋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九七一年，太宗灭南汉，即在广州设置市舶司。以后又在杭州、明州置市舶司，与广州合称“三司”，是北宋主要的对外贸易港。一○八七年、一○八八年先后在泉州、密州置司。后来，秀州、温州、江阴军等地也相继置司。广州，在北宋是最大的港口，南海各地来广州的商人很多。北宋设置“蕃坊”，专供外国商人居住。置蕃长一人，负责蕃坊公事。并设有“蕃市”“蕃学”。外国商人往往有当年不回去的，称为“住唐”。明州是接待日本和高丽商人来宋贸易的港口。

　　北宋商人到南海各地去贸易的也很多。《萍洲可谈》说：“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这种满载陶瓷器的海船，就是北宋商人来往东南亚各地的货船。福建、两浙、广南路都有不少商人经营海上贸易。

　　经南海和北宋贸易的国家，有大食、古逻、阇婆（阇音遮zh5）、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等国。北宋的输出品主要是瓷器、杂色帛以及各种矿产品；输入的多半是供贵族享用的奢侈品，如各种香料、药材、犀角、象牙、珊瑚、玳瑁、苏木等。

　　北宋开往日本的商船，由两浙路出发，几乎年年都有。日本商人来往，也常乘明州、台州商船。北宋运往日本的商品，主要是药材、香料、瓷器、文具、书画、丝织品。自日本输入的商品，主要是硫黄、木材、水银、沙金和工艺品。日本制造的宝刀和扇子，在宋朝最为著名。北宋运往高丽的商品，有丝线、腊茶、瓷器等。输入品有人参、矿产、绫布以及扇子、文具。

　　海外贸易的发达，说明北宋的工商业发展到了一个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