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革新的继续与反侵略斗争 （一）穆宗的短期统治 明世宗长子载基，为阎贵妃所生。出生后两个月即病死。嘉靖四年（一五二五年）王贵妃生次子载壑。四岁时立为太子。一五四九年病死。第三子载壑（穆宗）为杜贵妃所生，一五三九年封裕王。世宗死后，奉遗诏即帝位，年三十岁，改明年（一五六七年）年号为隆庆。穆宗在裕王府时，高拱曾以翰林院编修为王府侍讲九年。穆宗即位，以阁臣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嘉靖末任吏部侍郎的陈以勤和礼部侍郎张居正，也曾先后为王府侍讲。穆宗擢任陈以勤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张居正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

　　内阁首辅徐阶在世宗死后代拟遗诏颁布，并未与李春芳、高拱等阁臣商议。遗诏内称：“只缘多病，过求长生，遂致奸人乘机诳惑。祷祠日举，土木岁兴，郊庙不亲，朝讲久废。既违成宪，亦负初心。天启朕衷，方图改辙，遽婴疾病，补过无缘，（《实录》作‘由’）”又称：“自即位至今，建言得罪诸臣，存者召用，没者恤录，在系（《实录》作‘监’）者即先释放复职，方士人等，论厥（《实录》作‘查照’）情罪，各正典刑（《实录》作‘刑章’）。斋醮工作采办诸劳民事，即行停止。”（《国榷》卷六十四）徐阶自拟的遗诏，纠正了嘉靖末年的一些弊政，穆宗遵诏实行，获得朝野的称誉，但诏中代拟的世宗自责之词，轻重之间却未能与阁臣多加斟酌，不免招致非议。高拱原与徐阶不和，穆宗即位后，自以为是王府旧臣，得新帝倚重，力斥徐阶遗诏是诽谤先帝，应当治罪。徐阶与高拱各自指使言官，弹劾对方。穆宗初即位，阁臣之间就已相互攻讦不止。吏科给事中胡应嘉被阁臣郭朴议解职。言官指为高拱挟私怨报复。隆庆元年五月，高拱愤请致仕。穆宗命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书、大学士养病。九月，郭朴致仕。次年七月，徐阶也获准致仕。阁臣李春芳继任首辅。

　　穆宗在位仅六年即病死。自即位后即传示不朝，不召见大臣。他虽然不再崇奉道教，但广修宫苑，在后宫游玩享乐，朝廷政事多倚付内阁。徐阶致仕后的次年，穆宗又召回高拱入阁。史称内阁首辅李春芳，恭谨自饬。内阁政事，多由裕王府旧臣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等掌理。内阁的权位也更重了。

　　 一、改革的继续 吏制的改革——高拱再度入阁兼掌吏部事。他对日趋腐败的官吏选任制度，作了若干改革。为了遍识人才，授予诸司簿籍，将官吏的爵里姓氏，是否贤能，按月填写，逐年会集，作为选用人才的依据。又奏请科贡与进士并用，不循资格。各部官员考察，应多方参照，不能单凭文书报告决定升降，也不应拘限人数多少。被降职的官员，应公开说明理由，使众人心服。对于军事系统官兵的任用，也作了一些革新。他建议兵部增设侍郎，作为总督的储备人选。由兵部侍郎而出任总督，由总督而任职兵部，内外交替，边防人才，自会增多。他又认为“兵者专门之学”，兵部司属官员应该慎重选任，多选有智谋才力、通晓军事的人才，作为长期专任的官员，不要迁调其他部门。一旦边境有事，就可以从这里选取督抚以至各级军官。此外，也还可以选取边地人员，以备兵部的司属。这样上下相通，题奏军情，便可无隔阂。他还指出，边地官员，责任重大，不应交付杂流或被贬谪的人员。高拱的这些改革的建策，都得到穆宗的准许，付诸实行。虽然这也还只是局限于某些制度的改易，但由于他本人是内阁大学士兼掌吏部，这些措施的实行，对于矫除积弊，刷新吏治和强化边兵，都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江南新政——继世宗朝江南和广东等地的赋役改革之后，穆宗朝又出现了海瑞在江南推行的新政。

　　海瑞在穆宗即位后，即获释出狱，恢复原官。一五六九年夏，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在他管辖的界内，实行了如下的新政：摧抑豪强——豪强兼并民田，是江南地区的大患。海瑞查勘富室强占贫民的田地，夺还贫民。虽是权势之家，也不宽贷。徐阶罢相家居，海瑞查勘徐家田土，不讲情面。一时之间，雷厉风行。据说豪民多逃窜他处以避祸。

　　改革赋制——海瑞认为，“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税，尚可存古人遗意。”因此，他在江南力行清丈田亩，颁行一条鞭法，即庞尚鹏在浙江实行的成法。

　　厉行节俭——史载，海瑞在巡抚应天十府任上，“裁节邮传冗费，士大夫出其境，率不得供顿。”（《明史·海瑞传》）

　　兴修水利——江南故有淞江，汇震泽（太湖）入海，沿江许多土地可得灌溉，后来被潮啮，淤为陆地。民间因此流传“惟海龙王始能开得”的谣谚。隆庆四年（一五七○年）正月初三，海瑞奏请开吴淞江。工程开始后，他乘轻舸往来江上，亲督畚锸，身不辞劳。二月，即竣工，只用银六万八千三百九十七两。二月九日又兴工浚常熟县白茆河，因饥民云集，募充工役，兼行赈济，三月底完工，用银也仅四万一千二百三十八两。对于当地的圩岸塘浦支河堰坝，也遍加修筑。由是旱涝有备，民赖其利。

　　海瑞的新政，特别是夺还富民所占田土，不能不遭到豪绅的非议。都给事中舒化劾海瑞“迂滞不达政体”、给事中戴凤翔劾海瑞“庇奸民（贫民），鱼肉搢绅，沽名乱政”。海瑞实行新政，刚刚半年，就被解职，改为督南京粮运。海瑞辞谢不就，称病归里。

　　 二、俺答封贡 明世宗断绝与蒙古俺答汗的贡市贸易后，蒙古得不到迫切需求的铁器和布帛，连年在边地抢掠。穆宗即位后，一五六九年九月俺答汗又领兵攻掠山西石州，杀知州王亮。入境二十日，明兵竟不敢抵抗，任其掳掠而去。明廷诏夺督抚镇诸臣官职，调任抗倭名将福建总兵官戚继光督师蓟辽。一五六八年五月，戚继光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均受节制。随后又以戚继光为总兵官，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处。戚继光调集浙江精兵三千北来，向北兵示范，以加强军纪。又在边墙修建空心敌台一千二百座，以加强北边防御。一五七○年五月，总督陕右副都御史兼总兵侍郎王崇古总督宣大山西军务。

　　这时，蒙古内部的局势，又有所发展。

　　一是俺答汗已渐向西方扩展其势力并展开了对瓦剌的远征。据蒙文《阿勒坦汗传》记载，俺答汗曾于马年（一五五八年，嘉靖三十七年）降伏畏兀儿残部，随后又出征瓦剌，进军哈密东北的扎拉满特山，结纳吐鲁番的白帽沙汗。越库凯罕山，掳掠瓦剌属部而回。黄龙年（一五六八年，隆庆二年）即俺答攻掠石州的次年，又率大军远征瓦剌，直趋阿尔泰山。瓦剌属部吉格肯阿噶诺延（一说系诺延之妻）献女给俺答汗，率众归附。俺答汗封其子奥巴岱为太师（前引珠译本，第六二至六六页）。俺答汗向西方求拓展，需要在东部与明朝息兵，也更需要恢复贸易，以获取明朝的铁器等物资。明宣大山西总督王崇古分析这时的形势说：“即虏使自诉，彼近边驻牧，则分番夜守，日防我兵之赶马捣巢；远抢番夷，则留兵自守，时被我兵之远出扑杀。在虏既未遂安生，故游骑不时近边，扰我耕收。大举每岁窥逞，劳我慎防，在我亦无时解备。华夷交困，兵连祸结。”（《明经世文编》卷三一七《确议封贡事宜疏》）。

　　另一情况是：丰州汉人农业地区日益扩展，汉人豪强渐成一大势力。明英宗正统以后，丰州地区为蒙古占据。一五四六年，玉林卫百户杨威被蒙古俘掳，《明实录》记载他曾被“驱之种艺”。杨威被俺答放回传达讲和之意，仍说：“自后民种田塞内，虏牧马塞外，各守信誓”。（《世宗实录》卷三一一）大抵这时所谓“种艺”，还只是少数汉人俘虏所从事的活动，所谓“塞外”基本上都还是畜牧区。大约十余年后，白莲教徒丘富被俘掳到丰州地区，与日益众多的汉人俘虏和逃亡农民开始在丰州川从事农业耕种，并建造城廓房屋，被称为板升。这大约是类似辽代契丹地区所谓“汉城”的汉人聚落。嘉靖末季，蒙古连年掳掠，被俘的汉人日众，这种聚落也得到迅速的发展。蒙古依靠这些聚落处置汉人俘虏，委付大小首领进行统治。这些首领逐渐成为役使广大农奴的豪强。丘富死后，势力最大的豪强是山西人赵全，役使万人。其他头目如周元、李自罄等也都统治数千人。明廷得到的情报是：这些汉人豪强极力鼓动俺答在边境掳掠，以扩大他们对农奴的占有。蒙古在边地进兵，也是由他们作向导。明廷把赵全等人视为叛逃的仇敌，也是极大的隐患。

　　总的形势是，连年交战之后，明朝和蒙古都已利于息兵通市，但实际上却还在保持着对峙的局面，遂使赵全等人从中渔利。

　　一五七○年九月俺答之孙把汉那吉率领家室降明，打破了长期的对峙。把汉那吉是俺答的嫡孙，幼年丧父，由俺答的大夫人（一克哈敦）抚养。据说是由于俺答将他的第三妻赐给阿尔秃斯，把汉那吉愤而与妻子家人十余人到山西行都司平虏卫降明。明大同巡抚方逢时受降后，驰报宣大总督王崇古。王崇古安置把汉那吉留住大同，随即与方逢时上疏陈奏，说：“若俺答临边索取，则可由此与他通市，责令缚送板升诸逆，还被掠人口，这是上策。如果发兵前来，不可理谕，则明示欲杀，彼望生还，不敢大逞，然后徐行我计，这是中策。如果弃而不求，也当对把汉那吉厚加资养，结以恩义，将来俺答死后，他可收集余众，自为一部。边地也可得安宁。”疏上，朝议多有异词。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采王崇古议，诏授把汉那吉指挥使，赐绯衣一袭。这时，俺答正在率众西征，得报，返回。俺答妻大夫人痛失爱孙，对俺答多所责难。俺答也自悔处置失宜，但仍采赵全的建策，自率大军并命长子辛爱黄台吉军及永谢布兵，分三路至明边境，索要把汉那吉。王崇古遣百户鲍崇德前往劝说，提出缚送赵全等板升头目，交换把汉那吉还蒙古。俺答派人到明朝探听情况，看到把汉那吉蟒衣貂帽，驰马从容，受到优待。俺答得报，大喜过望，对鲍崇德说：“我不为乱，乱由（赵）全等。今吾孙降汉，是天遣之合也。天子幸封我为王，永长北方，诸部孰敢为患！即不幸死，我孙当袭封，彼受朝廷厚恩，岂敢负邪！”（《明史·王崇古传》）遂遣使臣随鲍崇德到明朝议和。

　　丰州汉人豪强势力的发展，原已与蒙古封建主诸多矛盾。明朝与俺答的使者反复洽商后，俺答汗终于同意将赵全等十大板升头目，交付明朝。周元得讯，服毒自杀。十一月十九日，俺答汗遣使押送赵全、李自馨等头目交付明朝官员。次日，明廷遣军官护送把汉那吉出境，行前赠予布帛。十二月，把汉那吉返回蒙古，俺答汗夫妻迎于河上。一场风波，遂告结束。

　　此事明廷处置得宜，取得了双方都满意的结果。俺答汗与弟老把都、侄吉能及永谢布部均遣使入谢，并请求通贡开市，永结盟好。穆宗交三镇议复。一五七一年二月，王崇古奏上“确议封贡事宜疏”力言互市之利，条陈八议。一、加封号。依前朝故事，封授俺答王号，子弟封授官职。二、定贡额。许每年一贡，俺答贡马十匹，来使十人。其他首领以次递减。三、酌定贡期贡道。入贡互市，在春季马弱之时，自大同左卫验入。四、立互市。每年择日开市，贸易一月。市场设在大同左卫威虏堡、宣府万全右卫张家口、山西水泉营。五、抚赏。自各镇备边费用中拨出布帛抚赏蒙古使臣、守市兵士及酋长。六、归降。通贡后，边地不再收纳蒙古降人，自蒙古归降的汉人，许住边堡。七、权宜。受降之礼，宽优处置。八、戒狡。造谣饰诈，破坏贡议者治罪。王崇古在奏疏中还说道：“俺答年近七十，老把都儿、黄台吉、吉能各年逾五十。倘各酋未死，边境有数年之安，则宣左山西残城可渐实，芜田可渐垦，客兵可渐减”。（《国榷》卷六十七）奏疏下兵部廷议。朝臣议论不同。阁臣李春芳、高拱、张居正等都赞同王议，面奏穆宗亲决。三月，穆宗采王崇古议，敕封俺答为顺义王，赐绯蟒衣一件，彩币八件。

　　五月间，明宣大副帅赵伯勖等奉诏敕，往大同得胜堡向俺答汗等宣诏。原来拟议的受降之礼于是变成册封典礼。俺答等搭设棚厂，陈列彩旗，大张旗鼓迎诏。宣诏后，俺答行礼谢恩。老把都儿、黄台吉、吉能等以下一百一十二名首领也各敕授军官称号。礼成后，俺答又奉上蒙文谢表，遣使入京贡马。各级受封的首领共贡马五百○九匹。明礼部奏请穆宗上殿宣表受百官朝贺，说是“圣朝盛事”。（《穆宗实录》卷五八）

　　俺答受封，贡市重开，明朝与鞑靼蒙古建立起正常的联系。百余年来争战连年的边地从此得以重现和平。据说，东起永平府，西到嘉峪关七镇数千里的边境，“军民乐业，不用兵革”（《明史·王崇古传》），明廷每年可省军费十分之七。边地居民得以安心耕牧，蒙古商民往来贸易。边境城镇又呈现繁荣景象。八年后，任山西宣大总督的方逢时陈述当时情况说：“八年以来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明史·方逢时传》）俺答封贡的实现，确是穆宗朝的一大成就。

　　 三、广东等地的农民起义 广东地区社会矛盾尖锐，嘉靖后期即先后有陈以明、张琏、李亚元、赖清规等领导各地农民起义反抗。穆宗即位后，隆庆元年（一五六七年），又爆发了以曾一本为首的起义。

　　曾一本在嘉靖末年曾随从吴平起兵，兵败投降。这年，再次起兵，执澄海知县，败官军，击毙守备李茂才。次年六月，进攻广州，杀知县刘师颜。转战福建。明将周云翔杀参将耿宗元，投入起义军，屯平山大安峒，准备进攻海丰。一五六九年五月，被官军战败，周云翔被俘，部众一千三百余人被杀。曾一本在福建柘林奥战败，转移至马耳澳。八月，在海战中失利被俘，部众被杀害者一万多人。

　　一五七二年，肇庆恩平十三村陈金莺，邻邑苔村三巢罗织清，藤洞九径十寨黄飞莺，各自发动起义，互通声气。旧例，两广惟大征得叙功，总督殷正茂和总兵官张元勋，改变办法，令雕剿得论功，将三巢、十寨、十三村的起义者镇压下去。

　　惠州、潮州一带，山险木深，蓝一清、赖元爵等率众起义，各据险结砦，连地八百余里，起义军数万人。一五七二年殷正茂在镇压了十三村的起义后，征兵四万前来镇压惠、潮一带的起义者。起义军奋起抵抗，直到穆宗死后，起义才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