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金田起义的前夜 震惊一世的太平天国革命，於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二]。
金田起义的前夜，正是鸦片战争后十年。当时全国各地，到处孕育着革命的种子。英国的鸦片，腐蚀了清朝的统治，英国的大炮，也惊醒了中国广大人民。中国社会正在起着空前未有的大变化，不论南方与北方，城市与乡村，全部都动荡起来。起义的农民，已经在南中国的广西点起革命的火把，烽火烧遍了全广西。
要明了金田起义前夜的情况，必须知道当时的和历史的背景。
太平天国革命的时代，正处在西方资本主义向东方进行侵略，并到处激起反抗的时代。封建的中国，在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中，开始被卷入西方资本主义的漩涡里面。正当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刚刚侵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民掀起了惊天动地的太平天国大起义。
在太平天国革命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尖锐化，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原来清初经过明末农民大起义和入关后的战争，社会经济在遭受严重破坏之后，到十七世纪末叶已经逐渐恢复起来。利用社会经济生活比较安定，地主阶级贪婪无厌地进行积累财富，於是出现了土地兼并的现象和商业与高利贷发达的现象。
早在清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年），有一个湖南郴州塾师曾静写给川陕总督岳钟琪的信里，就已经指出当时「土田尽为富户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的现象[一]。清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年），内阁学士方苞约计当时地主与自耕农所占田亩的比率说：「约计州县田亩，百姓所自有者不过十之二、三，馀者绅衿商贾之产，所居在城，或在他州翼县，地亩山场，皆委之佃户」[二]。清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年），湖南巡抚杨锡绂奏称：「近日田之归於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三]。到嘉庆、道光间，土地兼并更激烈，以金田村为例，全村水田约七百五十亩，本村韦、谢两姓地主各占有约一百亩，外村地主又占去四百四十多亩，地主共占土地六百四十多亩，为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四]。地租一般是佃农收获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有的高到百分之八十[五]。地主阶级还从政治上给佃农以压逼。有一块清道光七年（一八二七年）江苏淮安府山阳县地主阶级通过清统治者批准以立法手续建立的镇压佃农的石碑，制定五条镇压佃农的规条：第一条，凡佃农因缴不起苛重的田租，被迫喝卤汁、吃毒物、上吊自缢而死，地主则诬害为「意存吞吸（没）」、「坑陷业户」，规定将佃农「照依架命图赖，从重治罪，仍行照例比租」。第二条，凡佃农因负债，其佃种的田被债主准折借款强夺去，或把收成强夺去，地主则诬害为「私将承种业户田亩盗卖、盗典」，或「擅将业户租稻归偿债欠」，把佃农治以「侵盗、侵吞之罪，仍押将租数完全，退田出庄」，剥夺了佃农的租种权。第三条，凡佃农遇到大荒年，在本乡活不下去，不得不全家离乡外出求食，地主则诬害为「拐去业户租籽，泥门脱逃」，「岩饬乡地保人根交」，把佃农追回，「照依拐骗，将稻作银，计赃科罪」。第四条，凡因地主指使佃农於旱年蓄水以灌己田，或大水年头放水淹及邻田等纠纷，引起地主与地主之间打官司的时候，地主则翻脸不认账，诬陷受佃农「播弄」，把佃农照依「唆讼」律例治罪。第五条，凡佃农交租，必须颗颗圆宝，不得有半粒泥土。否则地主就诬为「掺瘪拌土掗交」；佃农有时交不起全租，逼得拿出仅有的物件来作抵，就诬为「全以破物掗抵」；如果地主家是寡妇、幼子，地主更加诬为「更多藐玩」。一经呈控，官府就派出如虎如狼的差役前来勒迫佃农「退田」，「押逐出庄」，并且还要「照例枷杖示惩」。这五条规条，碑上声明，是据自清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年）由两序论江总督制定的江南徵租规条来定的[一]。可见并不是一时一地的，而是长期以来各地普遍的。地主压迫佃农的惨毒，叫人发指！
商业和高利贷者也在雍正、乾隆年间趋於发达，当时的江宁、苏州、扬州、杭州、武昌、广州都是有名的商业中心。乾隆时人钱维城指出当时「豪商大贾挟其金钱，买贱卖贵，子母相权，岁入或数万金」。又说「今富者或以数百万数十万计」[二]。清高宗弘历论山西富户也说：「百十万家赀者不一而足」[三]。这就使得地主阶级利用商业和高利贷更加紧剥削农民，使农村土地更加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里，大批农民失地流亡。
在地主阶级激烈的兼并和惨重的剥削下，地主阶级吸尽农民的血汗，拼命享乐。如北京米商祝氏，宛平商人查氏、盛氏，都甲第连云，画栋雕梁，至千馀间，园亭瓌丽，游十日未尽[四]。怀柔大地主郝氏，弘历曾驻跸其家。他招待弘历，「一日之餐，费至十馀万」[五]。当时南京供「富商大贾、荐绅达官」享乐的场所，园亭则「山楼水榭之胜甲於天下」，歌楼舞院则「乘华炫丽，十步相望」，笙歌「入云」，「夜以继昼」[一]。地主阶级过的是「席富厚，乐骄逸，诙调舞歌，穷圆林亭沼倡优巧匠」[二]的淫逸靡烂生活。而被兼并被剥削的农民，却过着丰年啼饥寒，凶岁填沟壑的悲惨生活！这样，在十八世纪中叶后，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就愈来愈尖锐。
清代到乾隆初年，社会上发生了人口与田亩比例失调的大问题，反映这一个问题最显著的现象是米价腾贵。清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年），清高宗弘历因全国各地连年米贵，他经过「反覆推究，莫知致此之由」，乃传谕各省督抚，实意体察，据实陈奏。他接到覆奏后，曾采用核减采买仓谷、特免米豆税等政策都无效。到清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年），他从因丝价昂贵，禁止出洋后，仍未见价平一事，才理解到「盖由於生齿日繁，物介不得不贵」[三]。再遇十年（一七七二年），他对米贵的原因，终於作出：「生齿日繁，则用物广而需值自增，乃系一定之理」的结论[四]。考清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年），全国田亩七○八、一一四、二八八亩，人口一八三、六七八、二五九口，每人平均亩数为三，八六亩[一]。清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年），全国田亩七四一、四四九、五五○亩，人口二○八、○九五、七九六口，每人平均亩数为三.五六亩[二]。据当时人洪亮吉计算，生人须有农田四亩，才能维持生活[三]。在乾隆初年，每人所得的平均亩数，已经不够维持那时候人口的生活，由於人多粮食不够供应，民以米价就腾贵起来。到清嘉庆十七年（一八一二年），全国田亩七九一、五二五、一九六亩，人口三六一、七六一、四三一口，每人平均亩数为二.一九亩[四]。清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年），全国田亩因天灾冲塌、抛荒减为七四二、○○○、○○○亩，而人口又增到三九八、九四二、○三六口，每人平均亩数祇得一·八六亩[五]。人口与田亩的比例失调益甚，民生也越发艰难。在当日，既没有现代化的工业，以招收广大的制造工人，又没有新兴的大都市，以容纳大量的店员和运输工人，而移民殖边的政策，清政府不但不举行，反把东三省、蒙古、台湾都封锁起来，用严刑竣法禁止汉人前往垦种。我国劳动人民，从来以蔑视困难，艰苦奋斗，闻名全世的。自乾隆以后，山东农民则冒犯法禁偷移东三省和蒙古，福建、广东沿海农民则冒犯法禁偷移台湾，到道光年间，闽、粤人移居台湾的已有二百五十馀万[一]。他们宣泄了一部份人口，也给建设东北和台湾立了功勋。全国农民则大力培植新农作物。当时有两种新农作物玉蜀黍和甘薯，在明代隆庆、万历（一五六七——一六一九年）间传入福建，已经两百年，甘薯广东还有传种，玉蜀黍却只在福建一隅有栽种。到这时候，经过农民大力广为培栽，立即传播到全国去，在道光年间，玉蜀黍且成为山多田少的云南、贵州等省份的主要粮食。贵州诗人郑珍玉蜀黍歌有句道：「只今弥望满山谷，长梢巨干平坡陀。……滇、黔山多不遍稻，此丰民乐否即瘥」[二]。他们的努力，给全国增加了大量粮食。但是，这些奋斗，只能解决一部份问题。许多没有田耕的农民，便只好从平原进入山区，去做「斩山布种」[一]的生活。江西、浙江、福建、安徽、江苏叫他们为「棚民」，广东叫他们为「寮民」，当时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湖北等省山区地方无不有这种垦山的人。以东王杨秀清为首的金田起义骨干平在山[二]烧炭者，便是这种无田耕种的垦山贫农。李秀成一家，也是「种山」的贫农。天情道理书记东王杨秀清说：「至贫者莫如东王，至苦者亦莫如东王，生长深山之中，……困厄难堪」。李秀成自述他「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更）难」。他们都在生活的重压下挣扎着。更多的人们，连可以垦种的山地都找不到，在家乡再活不下去了，只得喊出「在家做饥民，不如出外做流民」的呼声[三]，冲向他州外县去，分投找寻生活的道路，为生存而斗争。清朝反动记载所说的什么「流氓」、「乞丐」、「盐枭」、「私铸」、「盗贼」等等，就是从他们而来的。马克思论当时中国，曾经指出：「在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一]。在嘉庆、道光时代，成为社会大问题，沉重地打击着清朝的统治。
在政治方面，清朝统治者厉行民族压迫政策，唆使各民族互相敌对和仇杀，利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来维持其反动统治。同时，又十分凶暴贪残。时人容闳论太平天国革命原因指出：清政府「政以贿成，上下官吏，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美其名曰餽遗，黄金累累，无非暮夜苞苴，官吏既人人欲饱其贪囊，遂日以愚弄人民为能事，于是所谓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矣」[二]。天地会万大洪起义布告痛斥清统治者说：「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酷吏，无异虎狼」，「富贵者纵恶不究，贫穷者有冤莫伸，言之痛心，殊堪发指」！太平天国讨清布告说：「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又说「暴虐我黎庶，残害我生灵；」肆铜臭之熏天，令斯文以扫地。农工作苦，岁受其殃；商贾通往，关徵其税。四海伤心，中原怒目」！全国人民受尽了压迫，只有起来推翻它。也正是这个政府，到嘉庆以后，却由于因循怠玩、隳发疲敝[三]，对全部国家机器，已到了无能推动，奄奄一息的地步。
正在这个时候，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英国侵略者有计划地大量输入鸦片。为保护鸦片贸易，并打开中国的门户，英国发动侵略战争，用武力订立南京条约，夺得五大商港的自由贸易权。鸦片战争的结果，腐蚀清朝的统治，促使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也惊醒了中国人民。
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偿付赔款共二千一百万元。这笔赔款，都是用白银支付，使白银从中国外流。那时候，千百艘英国轮船载满鸦片开到中国来。以香港做中心，南起广东北到奉天的大小海口，都成为鸦片船巡回出没的地方。上海和广州是两个最大的鸦片输入口岸。黄埔（后移到珠江口的金星门）、汕头、厦门、泉州、福州、宁波、吴淞、天津、金州经常停泊着囤聚鸦片的叫做「浮动堡垒」的趸船。这些船舶—轮船、快艇和趸船，都是全副武装的，用武力强行走私。鸦片的输入，飞跃地增加。在鸦片战争前五年（一八三五—一八三九年）每年输入平均额为三四、七0二箱，到一八四七年，便增到四0、二五箱，一八四九年，更增到五三、0七五箱[一]。每年换取约在二、三千万元之间的白银[二]。这样，鸦片潮水般地涌入，白银泻洪似地外流，其结果，就造成中国银价高涨，钱价暴跌的大风暴。
清代敝制，虽是银钱并用的双本位制度，而社会上却以用钱为主，如地丁钱粮的输纳，市面的交易，工资的支付，都以钱折银计算。银钱价值比例，法定是钱一千换银一两。清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北京银钱市场银一两换钱将近二千文，外省各地银一两换钱二千二、三百文不等[一]。清政府钱粮徵收银两，以钱折银，清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定价每两收钱一千八百八十五文[二]，后一再增加到二千八、九百文[三]。所以当时完纳钱粮，「较之道光初年（一八二一年），常以两年之粮完一年之粮，较之乾隆、嘉庆（一七三六—一八二0年）以前，更以三年之粮完一年之粮」[四]。这就是说，由于银贵钱贱使自耕农和小土地所有者的负担加重了三倍。他们受不了「吏役四出，书夜追比，鞭扑满堂，血肉狼籍」的诛求[五]，只得出买他们的土地，许多自耕农和小土地所有者都破了产。山东章丘县孟家地主，在鸦片战争前一百二十年间，前后七次买进的土地只有四十六亩多，而一八四0年至一八五0年间，先后十五次共买进一百九十六亩多[一]。于是社会分化和土地集中向着急剧方向发展，而抗粮抗租的斗争，就在各省蓬勃地开展起来[二]。在银贵钱贱风暴的打击下，广大雇农和都市雇庸劳动者的工资也在迅速下降着。当时有人指出：「银每两值钱二千，庸一年工，只易五两钱，庸值岁不过十千。流亡之众，逋负之多，实由于此」[三]。这一场银贵钱贱的大风暴横扫了全中国，地震般撼动了清朝的统治。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鸦片战争给中国的影响说：「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税金不能入库，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赤贫如洗，这些居民开始愤懑激怒，进行反抗」[四]，正是此时事。
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东南地区的交通运输业工人急剧地惨重地遭到了失业。鸦片战争前，广州是唯一通商海口，出入口货经两条大路，一路起广州经大庾岭沿赣江北上至九江，一路起广州经南风岭达湘潭。据容闳亲到湘潭调查，「劳动工人肩货往来于南风岭者不下十万人」[一]。两路运输、护商、旅店、商贩等业及依附为生的人数当不下百万。商业中心移到上海后，广东、湖南、江西骤增百万失业者。又如福建武夷山盛产茶业，鸦片战争前，由陆路运至广州出口，自五口通商后，武夷山的茶业就由厦门或福州出口，旧路上的依靠挑茶为生的运输工人也都失业了。东南沿海一带，原有许多本国商船往来各埠，自五口开放后，沿海商船立刻受到排挤，「大半歇业，前之受雇于该商者，多以衣食无资，流而为匪」[二]。他们要求生活，就必须反抗旧秩序，腐朽的社会是经不住这个冲击的。
随着五口的开放，英、美资本主义国家将棉纱、棉布向中国倾销。一八二0年，英国运到中国的棉纱是五千零四十磅，一八四三年达到六百二十一万磅，增加了一千二百倍。一八三0年，英国运到中国的棉布是六十万码，一八四五年达到一亿一千二百万码，增加了近二百倍[三]。美国对中国的棉布输出仅次于英国。中国市场容纳了美国出口棉布总量的三分之一，成为美国棉布最重要的国外市场[四]。洋纱洋布涌进中国，严重地打击了中国东南的棉纺织手工业。当时，中国手工纺织业最发达的江苏松江、太仓一带，由於「洋布盛行，价当梭布，而宽则三倍」，在一八四六年就已出现「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生计路绌」的萧条局面[一]，甚至到了「木棉与土布，弃置绝问津」的境地[二]。在厦门，洋布洋纱「充积於厦口」，「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三]。福建漳州、同安一带出产的土布，原来畅销台湾和东北地区，也因洋布的竞争而销路受阻。一八四五年，兼管闽海关的官员就把这一情况向道光皇帝奏报，他指出：「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滞，不能出口」[四]。这就破环了中国东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把大批手工业工人，抛进了游民失业者的队伍。
在清嘉庆二十五年（一八二0年）的时候，地主阶级改革家龚自珍就已经大声疾呼喊出：「各省大局岌岌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一]的警告了。到道光时，皇帝、宰相也知道了江山不保[二]，大革命已迫在眉睫。经过鸦片战争，清廷调兵遣将，沿海布防，卒至在南京城下签订辱国丧权的条约。在人民方面，广州三元里人民，振臂一呼，却立刻把英国侵略军包围起来，清朝统治者不但「不击贼，反阻民勇截杀」[三]。清朝的腐朽，彻底暴露在人民的面前。而「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四]，人民又认识了自己的力量。于是鸦片战争后在广州遣撤的壮勇，就进入当时清朝统治力量薄弱的广西去在天地会领导下发动起义。
与些同时，清政府的黑暗统治，造成了人祸和天灾并行。一八四六年至一八五一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省都连续遭到严重的水旱灾害。广西地区也是水、旱、蝗灾连年不断。其中一八四九年，长江六省大水灾为百年所未见，估计直接受灾的当有三千万人[一]，尤为严重。一八五一年，黄河在江苏丰北三堡决口也很严重。今据道光东华录所记统计，一八四六年至一八五0年，只由疆吏奏报被灾的州县数，其匿灾不报的不在内，五年平均便有六百零五个州县[二]。人祸、天灾，使人民陷于失业破产，饥饿死亡。到处是「饥民遍野」[一]，「饿殍载道」[二]。饥民们只有起来革命，才有生路。
太平天国就在这时候，就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三]，在金田起义，揭开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金田起义的前夜，正是鸦片战争后十年。当时全国各地，到处孕育着革命的种子。英国的鸦片，腐蚀了清朝的统治，英国的大炮，也惊醒了中国广大人民。中国社会正在起着空前未有的大变化，不论南方与北方，城市与乡村，全部都动荡起来。起义的农民，已经在南中国的广西点起革命的火把，烽火烧遍了全广西。
要明了金田起义前夜的情况，必须知道当时的和历史的背景。
太平天国革命的时代，正处在西方资本主义向东方进行侵略，并到处激起反抗的时代。封建的中国，在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中，开始被卷入西方资本主义的漩涡里面。正当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刚刚侵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民掀起了惊天动地的太平天国大起义。
在太平天国革命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尖锐化，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原来清初经过明末农民大起义和入关后的战争，社会经济在遭受严重破坏之后，到十七世纪末叶已经逐渐恢复起来。利用社会经济生活比较安定，地主阶级贪婪无厌地进行积累财富，於是出现了土地兼并的现象和商业与高利贷发达的现象。
早在清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年），有一个湖南郴州塾师曾静写给川陕总督岳钟琪的信里，就已经指出当时「土田尽为富户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的现象[一]。清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年），内阁学士方苞约计当时地主与自耕农所占田亩的比率说：「约计州县田亩，百姓所自有者不过十之二、三，馀者绅衿商贾之产，所居在城，或在他州翼县，地亩山场，皆委之佃户」[二]。清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年），湖南巡抚杨锡绂奏称：「近日田之归於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三]。到嘉庆、道光间，土地兼并更激烈，以金田村为例，全村水田约七百五十亩，本村韦、谢两姓地主各占有约一百亩，外村地主又占去四百四十多亩，地主共占土地六百四十多亩，为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四]。地租一般是佃农收获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有的高到百分之八十[五]。地主阶级还从政治上给佃农以压逼。有一块清道光七年（一八二七年）江苏淮安府山阳县地主阶级通过清统治者批准以立法手续建立的镇压佃农的石碑，制定五条镇压佃农的规条：第一条，凡佃农因缴不起苛重的田租，被迫喝卤汁、吃毒物、上吊自缢而死，地主则诬害为「意存吞吸（没）」、「坑陷业户」，规定将佃农「照依架命图赖，从重治罪，仍行照例比租」。第二条，凡佃农因负债，其佃种的田被债主准折借款强夺去，或把收成强夺去，地主则诬害为「私将承种业户田亩盗卖、盗典」，或「擅将业户租稻归偿债欠」，把佃农治以「侵盗、侵吞之罪，仍押将租数完全，退田出庄」，剥夺了佃农的租种权。第三条，凡佃农遇到大荒年，在本乡活不下去，不得不全家离乡外出求食，地主则诬害为「拐去业户租籽，泥门脱逃」，「岩饬乡地保人根交」，把佃农追回，「照依拐骗，将稻作银，计赃科罪」。第四条，凡因地主指使佃农於旱年蓄水以灌己田，或大水年头放水淹及邻田等纠纷，引起地主与地主之间打官司的时候，地主则翻脸不认账，诬陷受佃农「播弄」，把佃农照依「唆讼」律例治罪。第五条，凡佃农交租，必须颗颗圆宝，不得有半粒泥土。否则地主就诬为「掺瘪拌土掗交」；佃农有时交不起全租，逼得拿出仅有的物件来作抵，就诬为「全以破物掗抵」；如果地主家是寡妇、幼子，地主更加诬为「更多藐玩」。一经呈控，官府就派出如虎如狼的差役前来勒迫佃农「退田」，「押逐出庄」，并且还要「照例枷杖示惩」。这五条规条，碑上声明，是据自清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年）由两序论江总督制定的江南徵租规条来定的[一]。可见并不是一时一地的，而是长期以来各地普遍的。地主压迫佃农的惨毒，叫人发指！
商业和高利贷者也在雍正、乾隆年间趋於发达，当时的江宁、苏州、扬州、杭州、武昌、广州都是有名的商业中心。乾隆时人钱维城指出当时「豪商大贾挟其金钱，买贱卖贵，子母相权，岁入或数万金」。又说「今富者或以数百万数十万计」[二]。清高宗弘历论山西富户也说：「百十万家赀者不一而足」[三]。这就使得地主阶级利用商业和高利贷更加紧剥削农民，使农村土地更加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里，大批农民失地流亡。
在地主阶级激烈的兼并和惨重的剥削下，地主阶级吸尽农民的血汗，拼命享乐。如北京米商祝氏，宛平商人查氏、盛氏，都甲第连云，画栋雕梁，至千馀间，园亭瓌丽，游十日未尽[四]。怀柔大地主郝氏，弘历曾驻跸其家。他招待弘历，「一日之餐，费至十馀万」[五]。当时南京供「富商大贾、荐绅达官」享乐的场所，园亭则「山楼水榭之胜甲於天下」，歌楼舞院则「乘华炫丽，十步相望」，笙歌「入云」，「夜以继昼」[一]。地主阶级过的是「席富厚，乐骄逸，诙调舞歌，穷圆林亭沼倡优巧匠」[二]的淫逸靡烂生活。而被兼并被剥削的农民，却过着丰年啼饥寒，凶岁填沟壑的悲惨生活！这样，在十八世纪中叶后，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就愈来愈尖锐。
清代到乾隆初年，社会上发生了人口与田亩比例失调的大问题，反映这一个问题最显著的现象是米价腾贵。清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年），清高宗弘历因全国各地连年米贵，他经过「反覆推究，莫知致此之由」，乃传谕各省督抚，实意体察，据实陈奏。他接到覆奏后，曾采用核减采买仓谷、特免米豆税等政策都无效。到清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年），他从因丝价昂贵，禁止出洋后，仍未见价平一事，才理解到「盖由於生齿日繁，物介不得不贵」[三]。再遇十年（一七七二年），他对米贵的原因，终於作出：「生齿日繁，则用物广而需值自增，乃系一定之理」的结论[四]。考清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年），全国田亩七○八、一一四、二八八亩，人口一八三、六七八、二五九口，每人平均亩数为三，八六亩[一]。清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年），全国田亩七四一、四四九、五五○亩，人口二○八、○九五、七九六口，每人平均亩数为三.五六亩[二]。据当时人洪亮吉计算，生人须有农田四亩，才能维持生活[三]。在乾隆初年，每人所得的平均亩数，已经不够维持那时候人口的生活，由於人多粮食不够供应，民以米价就腾贵起来。到清嘉庆十七年（一八一二年），全国田亩七九一、五二五、一九六亩，人口三六一、七六一、四三一口，每人平均亩数为二.一九亩[四]。清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年），全国田亩因天灾冲塌、抛荒减为七四二、○○○、○○○亩，而人口又增到三九八、九四二、○三六口，每人平均亩数祇得一·八六亩[五]。人口与田亩的比例失调益甚，民生也越发艰难。在当日，既没有现代化的工业，以招收广大的制造工人，又没有新兴的大都市，以容纳大量的店员和运输工人，而移民殖边的政策，清政府不但不举行，反把东三省、蒙古、台湾都封锁起来，用严刑竣法禁止汉人前往垦种。我国劳动人民，从来以蔑视困难，艰苦奋斗，闻名全世的。自乾隆以后，山东农民则冒犯法禁偷移东三省和蒙古，福建、广东沿海农民则冒犯法禁偷移台湾，到道光年间，闽、粤人移居台湾的已有二百五十馀万[一]。他们宣泄了一部份人口，也给建设东北和台湾立了功勋。全国农民则大力培植新农作物。当时有两种新农作物玉蜀黍和甘薯，在明代隆庆、万历（一五六七——一六一九年）间传入福建，已经两百年，甘薯广东还有传种，玉蜀黍却只在福建一隅有栽种。到这时候，经过农民大力广为培栽，立即传播到全国去，在道光年间，玉蜀黍且成为山多田少的云南、贵州等省份的主要粮食。贵州诗人郑珍玉蜀黍歌有句道：「只今弥望满山谷，长梢巨干平坡陀。……滇、黔山多不遍稻，此丰民乐否即瘥」[二]。他们的努力，给全国增加了大量粮食。但是，这些奋斗，只能解决一部份问题。许多没有田耕的农民，便只好从平原进入山区，去做「斩山布种」[一]的生活。江西、浙江、福建、安徽、江苏叫他们为「棚民」，广东叫他们为「寮民」，当时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湖北等省山区地方无不有这种垦山的人。以东王杨秀清为首的金田起义骨干平在山[二]烧炭者，便是这种无田耕种的垦山贫农。李秀成一家，也是「种山」的贫农。天情道理书记东王杨秀清说：「至贫者莫如东王，至苦者亦莫如东王，生长深山之中，……困厄难堪」。李秀成自述他「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更）难」。他们都在生活的重压下挣扎着。更多的人们，连可以垦种的山地都找不到，在家乡再活不下去了，只得喊出「在家做饥民，不如出外做流民」的呼声[三]，冲向他州外县去，分投找寻生活的道路，为生存而斗争。清朝反动记载所说的什么「流氓」、「乞丐」、「盐枭」、「私铸」、「盗贼」等等，就是从他们而来的。马克思论当时中国，曾经指出：「在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一]。在嘉庆、道光时代，成为社会大问题，沉重地打击着清朝的统治。
在政治方面，清朝统治者厉行民族压迫政策，唆使各民族互相敌对和仇杀，利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来维持其反动统治。同时，又十分凶暴贪残。时人容闳论太平天国革命原因指出：清政府「政以贿成，上下官吏，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美其名曰餽遗，黄金累累，无非暮夜苞苴，官吏既人人欲饱其贪囊，遂日以愚弄人民为能事，于是所谓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矣」[二]。天地会万大洪起义布告痛斥清统治者说：「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酷吏，无异虎狼」，「富贵者纵恶不究，贫穷者有冤莫伸，言之痛心，殊堪发指」！太平天国讨清布告说：「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又说「暴虐我黎庶，残害我生灵；」肆铜臭之熏天，令斯文以扫地。农工作苦，岁受其殃；商贾通往，关徵其税。四海伤心，中原怒目」！全国人民受尽了压迫，只有起来推翻它。也正是这个政府，到嘉庆以后，却由于因循怠玩、隳发疲敝[三]，对全部国家机器，已到了无能推动，奄奄一息的地步。
正在这个时候，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英国侵略者有计划地大量输入鸦片。为保护鸦片贸易，并打开中国的门户，英国发动侵略战争，用武力订立南京条约，夺得五大商港的自由贸易权。鸦片战争的结果，腐蚀清朝的统治，促使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也惊醒了中国人民。
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偿付赔款共二千一百万元。这笔赔款，都是用白银支付，使白银从中国外流。那时候，千百艘英国轮船载满鸦片开到中国来。以香港做中心，南起广东北到奉天的大小海口，都成为鸦片船巡回出没的地方。上海和广州是两个最大的鸦片输入口岸。黄埔（后移到珠江口的金星门）、汕头、厦门、泉州、福州、宁波、吴淞、天津、金州经常停泊着囤聚鸦片的叫做「浮动堡垒」的趸船。这些船舶—轮船、快艇和趸船，都是全副武装的，用武力强行走私。鸦片的输入，飞跃地增加。在鸦片战争前五年（一八三五—一八三九年）每年输入平均额为三四、七0二箱，到一八四七年，便增到四0、二五箱，一八四九年，更增到五三、0七五箱[一]。每年换取约在二、三千万元之间的白银[二]。这样，鸦片潮水般地涌入，白银泻洪似地外流，其结果，就造成中国银价高涨，钱价暴跌的大风暴。
清代敝制，虽是银钱并用的双本位制度，而社会上却以用钱为主，如地丁钱粮的输纳，市面的交易，工资的支付，都以钱折银计算。银钱价值比例，法定是钱一千换银一两。清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北京银钱市场银一两换钱将近二千文，外省各地银一两换钱二千二、三百文不等[一]。清政府钱粮徵收银两，以钱折银，清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定价每两收钱一千八百八十五文[二]，后一再增加到二千八、九百文[三]。所以当时完纳钱粮，「较之道光初年（一八二一年），常以两年之粮完一年之粮，较之乾隆、嘉庆（一七三六—一八二0年）以前，更以三年之粮完一年之粮」[四]。这就是说，由于银贵钱贱使自耕农和小土地所有者的负担加重了三倍。他们受不了「吏役四出，书夜追比，鞭扑满堂，血肉狼籍」的诛求[五]，只得出买他们的土地，许多自耕农和小土地所有者都破了产。山东章丘县孟家地主，在鸦片战争前一百二十年间，前后七次买进的土地只有四十六亩多，而一八四0年至一八五0年间，先后十五次共买进一百九十六亩多[一]。于是社会分化和土地集中向着急剧方向发展，而抗粮抗租的斗争，就在各省蓬勃地开展起来[二]。在银贵钱贱风暴的打击下，广大雇农和都市雇庸劳动者的工资也在迅速下降着。当时有人指出：「银每两值钱二千，庸一年工，只易五两钱，庸值岁不过十千。流亡之众，逋负之多，实由于此」[三]。这一场银贵钱贱的大风暴横扫了全中国，地震般撼动了清朝的统治。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鸦片战争给中国的影响说：「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税金不能入库，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赤贫如洗，这些居民开始愤懑激怒，进行反抗」[四]，正是此时事。
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东南地区的交通运输业工人急剧地惨重地遭到了失业。鸦片战争前，广州是唯一通商海口，出入口货经两条大路，一路起广州经大庾岭沿赣江北上至九江，一路起广州经南风岭达湘潭。据容闳亲到湘潭调查，「劳动工人肩货往来于南风岭者不下十万人」[一]。两路运输、护商、旅店、商贩等业及依附为生的人数当不下百万。商业中心移到上海后，广东、湖南、江西骤增百万失业者。又如福建武夷山盛产茶业，鸦片战争前，由陆路运至广州出口，自五口通商后，武夷山的茶业就由厦门或福州出口，旧路上的依靠挑茶为生的运输工人也都失业了。东南沿海一带，原有许多本国商船往来各埠，自五口开放后，沿海商船立刻受到排挤，「大半歇业，前之受雇于该商者，多以衣食无资，流而为匪」[二]。他们要求生活，就必须反抗旧秩序，腐朽的社会是经不住这个冲击的。
随着五口的开放，英、美资本主义国家将棉纱、棉布向中国倾销。一八二0年，英国运到中国的棉纱是五千零四十磅，一八四三年达到六百二十一万磅，增加了一千二百倍。一八三0年，英国运到中国的棉布是六十万码，一八四五年达到一亿一千二百万码，增加了近二百倍[三]。美国对中国的棉布输出仅次于英国。中国市场容纳了美国出口棉布总量的三分之一，成为美国棉布最重要的国外市场[四]。洋纱洋布涌进中国，严重地打击了中国东南的棉纺织手工业。当时，中国手工纺织业最发达的江苏松江、太仓一带，由於「洋布盛行，价当梭布，而宽则三倍」，在一八四六年就已出现「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生计路绌」的萧条局面[一]，甚至到了「木棉与土布，弃置绝问津」的境地[二]。在厦门，洋布洋纱「充积於厦口」，「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三]。福建漳州、同安一带出产的土布，原来畅销台湾和东北地区，也因洋布的竞争而销路受阻。一八四五年，兼管闽海关的官员就把这一情况向道光皇帝奏报，他指出：「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滞，不能出口」[四]。这就破环了中国东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把大批手工业工人，抛进了游民失业者的队伍。
在清嘉庆二十五年（一八二0年）的时候，地主阶级改革家龚自珍就已经大声疾呼喊出：「各省大局岌岌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一]的警告了。到道光时，皇帝、宰相也知道了江山不保[二]，大革命已迫在眉睫。经过鸦片战争，清廷调兵遣将，沿海布防，卒至在南京城下签订辱国丧权的条约。在人民方面，广州三元里人民，振臂一呼，却立刻把英国侵略军包围起来，清朝统治者不但「不击贼，反阻民勇截杀」[三]。清朝的腐朽，彻底暴露在人民的面前。而「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四]，人民又认识了自己的力量。于是鸦片战争后在广州遣撤的壮勇，就进入当时清朝统治力量薄弱的广西去在天地会领导下发动起义。
与些同时，清政府的黑暗统治，造成了人祸和天灾并行。一八四六年至一八五一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省都连续遭到严重的水旱灾害。广西地区也是水、旱、蝗灾连年不断。其中一八四九年，长江六省大水灾为百年所未见，估计直接受灾的当有三千万人[一]，尤为严重。一八五一年，黄河在江苏丰北三堡决口也很严重。今据道光东华录所记统计，一八四六年至一八五0年，只由疆吏奏报被灾的州县数，其匿灾不报的不在内，五年平均便有六百零五个州县[二]。人祸、天灾，使人民陷于失业破产，饥饿死亡。到处是「饥民遍野」[一]，「饿殍载道」[二]。饥民们只有起来革命，才有生路。
太平天国就在这时候，就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三]，在金田起义，揭开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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