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夏代历史
1、概说
尧、舜、禹的禅让传说，实际就是依据唐、虞、夏的部落联盟时代的历史而传播下来的。这种联盟是以军事民主制为基础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随着军事力量的强大，家族私有制的发展就出现构成统治机构的王朝，夏王朝首先完成了这项历史演变。
夏民族的历史，无论从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或从文献资料记述中，都可得到坚实的证明。
现在可以认定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二里头在河南偃师，古称西亳，为成汤所都。遗址的最下层是客省庄二期文化。客省庄二期是晚于仰韶，既有后岗又有齐家因素的文化。二里头文化遗址现已发现百处以上，只在河南境内即达四十余处；分布在伊洛二水间者相当密集，在河南的东、南、北及陕南各地很普遍，这同文献资料记述夏族历史活动范围也一致。
二里头文化共分四期，下面的两层即一、二期约在四千年前，为夏文化；三、四期为早商文化，是由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
《国语·晋语》称阳人有“夏、商之嗣典”，阳即阳樊，在河南黄河北岸济源县境沁水流域。《竹书纪年》称秦伐郑师曾于此筑城。夏文化在黄河南北一带曾有很大发展，因此《史记·周本纪》称这一带为“有夏之居”。武王灭殷后曾担心“未定天保”不能“依天室”而不暇寐。天保应是大城，即构筑一座大城以定之。天室即大室山、嵩山。本来这一带自洛汭到伊汭地势平坦，是“居易无固”，无险可依，在军事布防上是要“依天室”以保障安全的。这是在“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瞻有河，粤瞻伊洛”，全面审察形势之后才定下“无远天室”的决策。从这些地理环境的记述，都有助于对夏族活动空间的了解。
《淮南子》说夏鲧作三仞之城，《吕览》也有鲧作城的记述。近年阳城的城址也被考古工作者发现，认为是属于龙山文化晚期（详见1977年《文物》12期）。《孟子》称禹避舜之子于阳城，《纪年》也说禹居阳城，看来在战国时已有阳城。鲧亦称崇伯鲧，崇即嵩。《汉书·武帝纪》称武帝至嵩山，见夏后启母石。
有夏民族活动的遗迹与传说，还有：
《左传·昭公四年》谓“夏启有钧台之享”，杜注：“阳翟有钧台陂”，即今禹县。
《左传·僖公三十二年》称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帝皋是夏十五代王。
传说桀都安邑。这一说法不见于秦以前文献，伪孔传有说如此。又说汤伐桀于鸣条，鸣条在安邑西，说明夏之末年夏文化已达山西南部地区。《左传·昭公元年》称迁实沈于大夏，是指汾、浍之间。《左传·定公四年》说封唐叔“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唐，原为尧所居，唐叔所封地，旧说在晋阳（今太原），不确，应是平阳，即汾浍之间，是临汾、侯马之地，近年在这一地区又都发现了夏文化。
《纪年》称启二十五年征西河，又称胤甲即位居西河。西河应在晋南，汉之西河郡。这一带发现夏文化有三四十处。近年在山西夏县东下冯发现一处范围二十五万平米的夏文化遗存，有石磬、铜范、小城等出土，年代也是与胤甲时期相近。《史记·吴起列传》说夏桀之居左河（济水源出沁水），右大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也是这一带。
文献典籍所载夏人活动区域，都有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使对夏代历史的认识更增加了透明度。
夏王朝究竟是属于哪一个民族所建的国家？《史记·六国年表》说禹兴于西羌。羌是西戎牧羊人，后来在甘肃一带活动。羌人首先发展了畜牧业。古代中国的东部近海地区，没有马牛羊之类动物，也不能以饲养家畜发展出有私有财产，因而也不能了出现《曲礼》所记问庶人之产则数畜以对的情况。古代东部地区以狩猎、采集为主要谋生手段，猪鸡虽然出产较多，但都不能大群饲养，也就不能使畜牧业形成独立的生产分工类别。
夏家店文化的前期有红山文化（约5000年前文化），其中曾发现许多兽骨，却没有草原上生活的偶蹄动物，也不见体躯较大的猛兽，犬科的标本也很少。全部兽类骨骼没有可以肯定为家畜的。虽有农业，渔猎的生产，却没有畜牧业。
羌族所居之地是牛羊等类动物的原生地，所以畜牧业发展也较早。羌人以牧羊为主，由于畜群的发展，私有财产的产生，也最早形成家族。《后汉书·西羌传》成书于刘宋时代，距古代羌族的生活年代已相差很久远了，但其中所记还保留了大量的羌族习俗。《西羌传》说他们“所住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并不是没有五谷，其所居河谷，也能有些农业可以发展），以产牧为业（产，包括农业、采集和狩猎）。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厘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古代社会风气强调保种，鼓励人口繁殖，同时还把女子视作财产，不准外流，所以盛行这种收继婚。这种婚俗同古代东部地区重视伦常观念相反，所以后世在文化上便把这些种族的人称作蛮夷。以羌族为主建立夏王朝，在进入中原后接受龙山文化的影响，可能就逐渐改变其旧俗，形成中原文化，而仍居留于西方的羌族则继续保留其旧俗。
以父名母姓为种号，也可从南诏、白族、彝族、缅族中看到这种姓氏习俗。如彝族父子连名，因而可以背诵几十代的家谱，就是以父名为种号的。没有父姓而以母性为种号的乃是古代发展的母系社会，如纳西族在解放前仍然残存的遗俗。《尔雅》、《穆天子传》都讲过古代的西王母国，可能就是古代的母系社会组成的群体，这里的男子是从妇居的母系族外婚制，因而以母姓为种号。进入周代是男子称氏，女子才称姓。因为称氏的贵族都属于同一部族，既属同姓便无须列姓，而女子因出嫁则必系以姓，以称姓表示与夫家之姓有别是属于非同姓之婚。这是父系外婚制下才出现的现象。到秦代以后，男子也称姓是父系外婚制的进一步巩固。羌族以父名为种号表示了父系外婚制的主导地位，父名是每一代都不同的，为了表示每一代不同的种号，必须用父子连名办法连接世系，说明羌族在当时已建立了父系族外婚制。但是他们又以母姓为种号，还保留母系外婚制的残余，是不巩固的父系外婚制。进入夏王朝，羌族这种父系外婚制由父传子制在中原地区的确立而历史上巩固了下来。
2、夏与仰韶文化的关系
据近年来地下资料的大量发现，以及考古方面研究，已经肯定仰韶文化的相对年代是在殷墟文化之前，这不仅因为殷墟文化比仰韶文化进步、复杂和出现了大量的青铜器，更因为在河南发现了仰韶文化在下，龙山文化居中，殷墟文化在上的叠积层次。这是极为坚实的根据，可以证实在河南地区仰韶文化比龙山文化早，龙山文化又比殷文化早。
处于最早期的仰韶文化，是有着相当进步的农业，有着发达的制陶技术的，它的居民是一个掌握了比较发达的高等农业的民族。当然，有的民族，也有着初等的农业，可是他们并没有制陶业，因此，也没有或很少有陶器。例如，古代黑龙江一带的民族，他们就有农业，而没有陶器，是用烧石沸水的办法来熟食。但是，有着大量陶器的民族，必然有相当高的制陶业有以及与此密切联系发达的农业，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仰韶文化的民族正是这样有着大量的陶器的农业民族，我们认为就是建立夏代的民族。
从历史记载上看，夏代的地区不出河南、山西两省，夏民族大概是以崇山（即后来的嵩山）或伊洛为其活动的中心，然后逐步的由河南向河北岸发展，而在山西建立了国家。所以，山西一带又称大夏或夏墟。夏禹的父亲是崇伯鲧，崇伯之国在秦晋之间，汉武帝在中岳（嵩山）见到夏后启母石，这些传说都应该是有相当史实作根据的。
伊水洛水一带，土地肥沃，气候好，农业非常发达，直到现在还是一个著名的农业区，这是夏民族活动的中心区域。《国语·周语》：“昔伊洛竭而夏亡”，《史记·周本纪》：“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这说明了伊洛一带是夏民族的居住地区。
夏民族向北发展，在山西一带，建立了国家，所以《左传·定公四年》说晋侯的封地是夏墟。因此，山西晋阳又称大夏。《诗经》中的《大雅》、《小雅》，《荀子》中“君子安雅”的雅，都与夏是同义语。所谓大夏、小夏，太昊、少昊，大雅，小雅，大月氏、小月氏的大、小，都是指不同的地区，新旧的民族而言。新发展的、分支称大。可见，山西晋阳称大夏，是夏民族逐渐发展去的。
夏代的都邑，也在仰韶文化区域。《帝王世纪》说禹都平阳，或都安邑，或在晋阳。又说桀都安邑。《汉书·地理志》说，颍川郡阳翟是夏禹国。这是在低地的边缘，可以说明这是彩陶文化向南发展经过的地区。《世本》说禹都阳城。阳城在河南登封，也在嵩山之南。《国语·晋语》云：“阳人有夏商之嗣典”。阳人大约是以嵩山为活动中心向北发展的。颛顼称为高阳氏，高犹曾祖以上称高祖，是远古的意思。马融说朝歌以北至于中山，古称东阳，朝歌以南，至于轵县称南阳，所谓阳国，大抵就在这一带，这些都是以嵩山为夏人活动的中心。《史记·货殖列传》说：“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可见，传说中夏代的都邑，都不出河南，山西两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昔虞阏父为周陶正”，虞是舜之后，可见就是周初这一带的民族，还是以善作陶器著称。
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证明，夏代文化是传世悠久的文化。很难想象一个地区宽广、堆积极厚的文化在史籍上看不到一点记载，也很难想象一个在史籍上有不少记载的大朝代，在考古发掘中找不到一点属于他的物质文化出来。
3、夷与龙山文化的关系
“夷”字后来有着轻视少数民族的意思，这是大汉族主义思想支配的结果。所谓东曰夷、西曰戎、南曰蛮、北曰狄的说法，是汉代人才有的。在汉代以前，特别是殷周及其以前，人们的看法不是这样。《韩奕》称“因时（是）百蛮”，这是指北方的少数民族，而且民、氓和闽、蛮都是同音同义而书写不同的字，这些字的本义都指的人（民、氓、闽貉与英语man、men可能同源），并无轻视之意。有的书上说“东夷仁”，可见“夷”并不是一个坏的字眼，周灭殷，称商人为夷。《泰誓》称：“纣夷居”。夷金文作“◆”人作“◇”，字形上并没有多大分别。《汉书·地理志》说朝鲜“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可见东夷的风俗是好的。夷也是善于打猎、射箭的。夷字从大，从弓，从弓就是表示他们善于射猎之意。龙山文化是夷族的文化，所以出土的箭镞比仰韶文化多得多，而且种类也很多，所以东方是注重射猎的。《论语·宪问》：“羿善射”《淮南子·俶真训》也说羿是善射的，高诱注：“羿善射，能一日落九鸟”。《左传·襄公四年》：“有穷后羿恃其射也。”可见，古代人都认为羿是善射的。《孟子·离娄》云：“逄蒙学射于羿”，就是说逄蒙和羿都是善射的。逄蒙，和《后汉书》里的东明声极近，《后汉书·扶余传》，谓扶余祖先“东明长而善射”成为酋长。东明，在《魏书》里作朱蒙，在《好大王碑》中作邹牟，这都是一名的异译，他就是东方善射的酋长。东方一般都是射猎的。这种风气，直到清代还是如此。清太祖也会射，《清实录》有记载。
夷的居住地区，也在龙山文化区域之内。《左传》记载的郯国是一个证明，郯国是在现在诸城、日照一带。《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鲁人问少昊氏以鸟名官的道理。郯子说：“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我们认为鸟是东方普遍的图腾，所以他们用鸟名官。东方传说朱蒙是卵生的，清人祖先也传说是因鸟含朱果而生。北魏出于东方的鲜卑，他们也以鸟为官号。《魏书·官氏志》谓北魏制定官号：
皆拟远古云鸟之义。诸曹走使谓之凫鸭，取飞之迅疾；以伺察者为候官，谓之白鹭，取其延颈远望。自余之官，义皆类此，咸有比况。
这种风俗，在辽代也是如此，可见在东方保存的很长久了。
传说中东方的少皞，是建都在曲阜的，《左传·诏公二十九年》：
少皞氏有上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辱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
“穷桑”，他书又作“空桑”，由少昊到周代，中间隔了许多世代，这在《左传》上也略略可以看得出来。《昭公二十年》：
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莆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
《国语·周语下》：“我皇妣大姜之侄，伯陵之后，逢公之所凭神也。”《左传·定公四年》谓鲁封于“少皞之虚”，这原是黑陶文化区。《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子鱼说：
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
所谓风姓有两种解释：风即凤。风字本从虫，即龙，这是发展到低地以的事。黑陶文化的中心是曲阜，后来发展到陈的地区，即太皞之虚，至于少皞氏后来与金天氏结合成一人，那是五行家说盛行以后，揉合东方和西方的传说产生的。不是东方原有的传说本来面目。
4、夷夏之争
《史记·夏本纪》云：“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太康失国的具体情况，《史记》没有记载。但是，在收集了古文资料的《左传》中有详细的记载。《左传·襄公四年》：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
穷石地区，即鬲之所在，也就是彩陶文化和黑陶文化交会之地区。羿在这个地方，把夏灭掉了。但是，他自恃善射，不理政事，不用贤人，而用了寒（韩）浞。寒浞灭羿，夺其妻，生浇（《论语》作●）及豷，封浇于过，封豷于戈。过在掖县，戈在宋郑之间，都是黑陶文化地区。夏的失国，表示了东方黑陶文化区与西方彩陶文化区的斗争，也就是夷夏的第一次斗争，这种斗争的前提，必须是黑陶文化进入低地区域。虽然最初是夷战胜了夏，但是，这一次最终还是夏战胜了。所以《左传·哀公元年》说，少康“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而“复禹之绩”。这也就是的所谓少康中兴，可见文字上的材料和地下发掘的遗物，表示的史实是一致的，把它们结合起来研究。，使古代史内容更加丰富了。
有穷即空桑。以山东半岛为海水所环绕，限制其活动范围故称有穷，而《左昭元年》所称无终之国，则是指在其北面的广大地区。后来东北一带称辽，就是辽阔的意思。《后汉书》记载三韩的事相当详细，可见古代对于东北一带是相当了解的，寒浞，《古今人表》和《水经注》作韩浞，也是一例，韩，本为武王之子所封，就是《韩奕》所指之韩，也是在东北地区，接近燕国的地方。这可以以《韩奕》一诗所说的物产、地势、民族中看得出来。《韩奕》云：
奕奕梁山，维禹甸之，人倬其道，韩侯受命。……韩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韩侯迎止，于蹶之里。……蹶父孔武，靡国不到，为韩姞相攸，莫如韩乐，孔乐韩土。川泽訏訏，鲂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罴，有猫有虎。庆既令居，韩姞燕誉。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经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藉，献其貔皮，赤豹黄罴。
这里，他谈到了韩国所在是接近燕国的河川湖泽地区，出产走兽皮毛，但也有发达的农业，边境有追貉。这种地区只有松花江、混同江一带最相像。以追貉来说，在《汉书》里称濊貉，濊即韦也，即著皮服之人。貉与民闽声近，收写为闽或貉，虫（龙）或豸即其图腾。《淮南子·原道训》云匈奴出秽（韦）裘。后汉六朝的高句丽，产有小水貉，这都是东北地区的情况。可见《韩奕》中说的韩国，是与三韩有一定的联系的。1955年在辽宁省喀左马厂沟，发现了燕国的铜器，其中有匽侯盂，就其花纹文字来看，确是周初的东西，而且，就其出土地点不说，与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盗掘一批铜器的地点仅距二十里。可见，《韩奕》中所说的韩国，在周初是在东北地区，后来才逐渐南迁的。这也可以证实有后羿是东方民族的祖先。
5、成汤灭夏
我们把后羿灭夏和少康中兴看作是第一次的夷夏之争，那么，成汤灭夏，就可以认为是第二次的夷夏之争。
史学界几乎公认商民族是起于东北方面的。但是，太史公《六国年表》说：“汤起于亳”，关中的亳，这是不对的。
原因有下列几个方面：
当其周灭殷的时候，箕子去朝鲜，可见，东西相争，殷人向东方逃走。
殷人传说他们的祖先是因玄鸟而生。《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殷本纪》云：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这与东方民族以鸟为图腾是有密切的关系，而且玄鸟氏在东方传说是少皞氏以鸟名官产生的，而少皞氏正是东方的民族。
黄河河套以下地区，分为河西、河东、河南，再东又有河内、河外等部分，当时的黄河入海口还在今日入海处以北很远。称黄河入海地区的北岸为河内，这个名称存在于周以前，可能是起于殷的，这也可证殷人与东北有关系。
“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这也是《商颂》上的话。有娀氏又名简狄，其母系可能是出于北狄。
根据解放以来山东考古发掘工作证明，山东的黑陶文化的上层，存在着殷代文化层，这说明由殷以至山东半岛一半，都是殷王朝活动的范围。
甲骨文里面，有伐夷方的记载。《左传》说，讨伐东夷，其实，殷人自己就是属于东夷的。《墨子·天志中》引《泰誓》“纣越厥居夷居，不肯事上帝”，《非命中》“纣夷之居”。《礼记·杂记下》谓：孔子曰少连大连善居丧，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东夷之子也。
《论语·子罕》云：“子欲居九夷。”可见周人认为东方的人，包括殷人都是属于夷的，《汉书·地理志》说朝鲜受箕子“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的影响，“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这正是儒家理想的生活。
殷人的发展，也是经过了长时期的。《殷本纪》里面和甲骨文里面都有许多先公先王，相土和王亥都是。《长发》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王亥在《山海经》和《世本》都有记载。《世本》说，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可能殷人的祖先是中国最先使用牛马拽引两轮大车的。从相土王亥到成汤灭夏，这中间是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的。
商的都邑，也有许多，也是经过长期形成的。如曲阜和亳都是。亳，相传在商邱，或说在偃师，是西亳，但还不能最后肯定在什么地方。郑州二里岗发现了殷代的文物及文化层，可能比安阳的要早，但不会早到成汤时代，偃师就在郑州之西。可见，殷墟的范围要更加扩大了。成汤时期对夏用兵，可以说是扩大殷人文化的一个时期。《长发》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国语·郑语》谓“昆吾为夏伯矣”，又说顾和豕韦都是与夏有关系的，而豕韦是商灭的，顾是夏灭的。《孟子》和《殷本纪》都谈到葛伯不祀而汤征之。葛是嬴姓之国这也是东方系统的。可见这都是灭夏的一个步骤，而且就其地域来说，也是在仰韶文化东方的边区。豕韦按其原意来说就是猪皮，这可能是广泛使用猪皮的民族，大约和挹娄的情况差不多。《后汉书·挹娄传》说挹娄民族“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挹娄这个部族，远古是在中原，后来迁于东北的。昆吾和顾都是己姓，这也是仰韶文化的东界。《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卫迁于帝丘”，杜注：“帝颛顼之虚，故曰帝丘”，太康失国以后，后相即居于此。《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王自谓：“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帝丘和许，都是仰韶文化的地区，同时是商灭夏必须首先解决的地区。
夏桀之居，也是在仰韶文化地区。《战国策·魏策一》载吴起的话：
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溪之阳，庐睾在其北，伊洛出其南。
而且后来相传夏桀败于有娀氏之墟，走鸣条，被放逐于南巢而死。要不是东西相争，他又为什么向南逃走呢。而且，夏裔分为两支，一支北去，为匈奴之先，一支南去，为越的祖先，而都被当地民族所融合，习染了他们的习俗。由此可见，夏代本身的文化并不太高，不然不会被他们所融合，所以《论衡·恢国》说“夏禹倮入吴国，太伯采药，断发文身”是相当根据的。夏人崇拜日，《汤誓》云“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匈奴也有拜日习俗，可见他们是有关系的。
夏代是商人亲自眼见它灭亡的，所以，夏代的历史是可靠的，因此司马迁为之立了本纪。先秦典籍中记述夏代史事甚多，前人也从未有疑之的。
二 夏商之际夏民族的迁徙
中国历史上“殷革夏命”，如果我们用后来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来解释，是不够准确的。这不是改朝换代，而是一次激烈的民族斗争，其结果是殷民族战胜了夏民族，之后夏民族有一次很大迁徙。
摩尔根《古代社会》讲到阿兹忒克联盟，详细地总结了印第安人对战争中的俘虏处置办法（见第六编第七章二--六页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把俘虏杀掉；第二个阶段就是把俘虏献祭于他们所尊崇的神灵；第三具阶段就是把俘虏变为奴隶。用这几个条件讲夏商之际的历史，再结合甲骨文的材料，就比较容易清楚了。甲骨文记载的历史，已属商朝后期，其中有许多有关羌人的材料。羌人就是夏民族的后裔。甲骨文多记载“伐羌”之事。如记载祭祖乙时“伐羌十有五”（《存》1499），伐就是杀，杀十五个羌人来祭祀他的祖先。还有“今夕用三百羌”（《卜》245），白与百同，用三百羌祭祖先，甲骨文杀羌可以多至三百人。伐羌一二人以至用十五、三十等不同数目的，在甲骨文中就计算不清了。还有“断十牛，羌十人”（《甲》2124），就是用十个羌人和十头牛作为牺牲一起祭祀他们的祖先。这些羌人都是俘虏，甲骨文有许多“隻羌”的记事，可见获羌就是被俘虏的羌人。还有一部分幸运的则收容为奴隶，让他们为殷人服役，如“多羌隻鹿”（《前》4·48），或“多羌贵田”（《粹》1222）。殷人用这些羌人为田猎或种田的奴隶，贵田就是种田（贵作“●”，象双手捧土壅苗之形）。此外还有“令多马羌”（《粹》1554）或“多马羌臣”（《陈》116）就是命羌人养马或监视这些养马的人（臣象眼睛，多马臣即监视养马的人，又有小耤臣就是监视耤田的人）。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到，在殷商的后期，殷人对待羌人还是十分严厉的。所以说殷革夏命并不是象后来的改朝换代，而民族间生死存亡的斗争。夏民族在这次斗争之后就有一次很大的迁徒，这是过去历史上所没有记载的。
夏代统治中国时应河南、山西南部为其统治中心。最早主要在河南夏虚，后来发展到了山西南部，就是大夏，夏代的统治时间据《竹书纪年》记载：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凡十七王。统治中国的时间很长，也留下了不少东西。一九七七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发掘河南登封告成镇一个古城堡，其遗物中的陶豆陶量都有“阳城”印记。《汉书·地理志注》：“臣瓒曰，《世本》禹都阳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阳翟也。”禹都阳城见于《世本》及《竹书纪年》，《竹书》是魏襄王二十年以前的史书，《世本》也是秦以前的书，告成镇出土陶豆陶量也是战国时遗物，可见阳城早已存在于战国以前，应是夏人世代相沿的旧称。现在我们从出土遗址遗物的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一致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人文化，阳城就是夏人旧都，陶豆陶量上阳城印记就是夏都阳城坚强的内证。二里头文化遗存中尚未发现文字。旧文献中，《论语·卫灵公》孔子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夏时就是现在的阴历（实际上是阴阳合历），春秋时代居在夏虚的晋国，还是沿用这样阴历的。当时周人以十一月为岁首，而晋人则以阴历正月为岁首，和周历相差两个月。古代阳城，唐朝武则天时改名为告成，城中有测影台，用土圭测影，这也是从夏代遗留下来的，汉唐以来一直存在。夏人有夏历，他们在这个地方观测日影，作为各地的标准时间，有了测影台观测日影，比观察天上星宿度数要精密准确多了，把观测日影的长短记录下来分别二至二分为春夏秋冬四季，这是中国从夏代沿袭至今的阴阳合历。夏代的历史中无文字记载，但许多东西都通过口耳相传而保留下来，象这样的传说还是可信的。
夏代没有文字，如夏人原居崇山下，“有崇伯鲧”就是禹的父亲。古代只有崇字而没有嵩字，《诗经·崧高》作崧，崇崧皆后起的形声字，《后汉书》灵帝熹平五年复崇高山以为嵩高山，《说文》嵩在新附字中，原是宋初徐铉附加的字，这也是夏代没有文字的一个例证。成汤灭夏。夏民族就从他的统治中心向外迁徙，他们并不是向一个地方迁移。原始民族经济文化结构并不严密，一个地方集中许多人，是养不活的。
首先我们让夏民族回西北边的迁徙。这里是羌族的老家。商灭夏后，虞夏这两个联盟的部族一部分就由北边向西方迁徙。《管子·小匡》中记载齐桓公“悬车束马，逾太行与卑耳之谿拘秦夏，西服流沙，西虞。”秦当为泰之误字，泰夏就是大夏，《国语·齐语》也用了这个材料，但无秦字，就是“拘夏”。西虞就是在西边的虞国，《齐语》里作西吴，说明了虞夏两部是向北边西边迁徙的，春秋时代齐桓公接触的这一部分还在山西太行山一带。秦始皇琅邪台刻石及《吕氏春秋·古乐》记秦国的北方疆域所至说“北过大夏”，《逸周书·王会解》“正北月氏”，月氏就是《管子》中的禺氏，《穆天子传》中的禺知，月氏、禺氏，禺知都是虞氏的转音。战国时月氏大夏迁到中国河套的北边了。西汉初匈奴冒顿单于兴起以后，月氏、大夏继续向西边迁徙，《汉书·西域传》说：“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上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西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敦煌祁连在甘肃西边，月氏被匈奴攻破后又征服大夏，后都于妫水。妫水即今苏联境内流入咸海的阿姆河。月氏大夏这时已西迁过了葱岭，其余没有走的就留在南山，称小月氏。南山即祁连山，《后汉书》称小月氏为“煌中月氏胡”，湟水在甘肃西北边，仍在敦煌祁连间，同羌民杂居互通婚姻。《汉书·地理志》。载陇西郡有大夏县，大夏就是夏人曾经在这里居住过的地方。《汉书·地理志》又载安定郡有月氏道，安定郡治固原，汉代凡有蛮夷的地方才称道，言汉王朝只能从道路交通上控制这些少数民族。中国文化重伦常，同姓不婚。大夏大月氏行收继婚，父死妻后母，兄死妻嫂，同中国文化极端不同，所以汉人就把他们当作少数民族看待了。王静安先生《观堂集林续编》有《月氏未西迁大夏时故地考》，对虞夏民族西迁讲得很详细，我们也相信月氏、大夏是在夏朝灭亡后经过很长的时间逐渐由北边迁到西边去的。大夏最先迁到北边，留下一部份民族为匈奴祖先。《史记·匈奴传》说匈奴自称“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索隐》：“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又乐产《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妻，避居北野。”鸣条在安邑，桀之子妻其从妾，就是匈奴父死妻其后母，兄死妻嫂的收继婚。过去人们都不相信这个话，现在我们看来《史记》这个话还是可以相信的。羌族原是西羌牧羊人，住在这里的民族与西边的游牧民族很接近，风俗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中国大陆的东部原来就不产马牛羊。《后汉书·东夷传》说倭（日本）“无虎豹马牛羊鹊”，《隋书·流求传》说流求“尤多猪，无牛羊驴马”。流求在福建东北，水行五日而至，即今台湾。日本与台湾在上新统末期尚与大陆相连。这些岛屿上没有马牛间就说明大陆上也没有这些家畜。一九六二年在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位于巴林左旗北部乌尔吉木伦河东岸山岗上的富河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动物骨骼甚多，未见有草原奇蹄类动物，也不见大型猛兽，犬科标本较少，未见可以肯定为家畜的。炭14测定富河文化距今为4730±110年，是中国大陆东部没有马牛羊这一类的家畜，又得到地下遗迹的证明。中国之有马牛羊这些家畜是中亚输入的。中亚是马牛羊的原产地，西羌族只训畜了羊群并没有驯畜牛（如牦牛），马更是从葱岭以西逐渐输入中国的，所以称他们为西戎牧羊人。这里居民原来也是农牧兼营，有一点粗耕农业，原始民族单纯游牧经济是不能生存下去的，他们来到东方，专门掳掠农业民族，这样就把本来的一点农业丢掉了。西汉采取和亲政策，每年都要把要缯絮米蘖（酒曲）送给他们。如果不把这些东西办好，到收获时他们就要来抢劫的。所以这种单纯的游牧经济只有在这样特殊的环境里才可能存在。过去讲游牧民族都是单纯的游牧经济，这是错误的。这些民族原来从西边来都是乘两轮或四轮大车，《通典》说：“大月氏国人乘四轮，或四牛六牛八牛輓之，在车大小而已”。本来车子两轮子转动最方便，四个轮子只适于直线走，这只有在大草原里才适用。说明这个地方古代是欧亚的通道，用两轮大车在这里通行。两轮大车不是中国的原产物，二里头文化中没有大车的遗迹，殷虚出土遗物原始有两轮大车出现。甲骨文车作▼，正象大车一辕两轭两轮之形。孔子说乘殷之辂，也说明殷代才有这样大车。《北史·高车传》说高车所乘“车轮高大，辐数至多”，汉人因其车轮高大故称之为高车。《汉书·西域传》的康居也因乘高车得名。康高双声，车居叠韵，康居就是高车二字的对音。高车、康居都是汉人给他们的名称。他们都是乘两轮大车居于森林中的丁灵。丁灵汉人又称之为狄历，或者称曰狄，六朝时康居人入居中国即以翟（狄同）为姓。他们都是高加索人种，高鼻深目。他们很早就同羌族杂居学会了作两轮大车。《考工记》说：“胡无弓车”，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能作弓车，并不是无弓车。胡就是匈奴，他们在战国昌就以善作弓车著名于时。匈奴是夏后氏的后裔，是蒙古利亚人种，他们与高鼻深目的狄族长期接触后，他们也就学会了作两轮大车，可见大车并不是中国的原产物。殷代后期出土车马坑，已有轮辐至多的两轮兵车。殷民族母系始祖简狄，庆当就是居在森林中的丁灵人。丁灵就是titr的复辅音，简称为狄，所以关于二女的传说与《吕氏春秋·音初》所记有娥氏有二佚女的故事绝相似，就是同出于一个母题的分化。殷代的两轮大车就是从高车输入的。
夏民族向东北边区迁徙的有豕韦氏。他们养猪很多，食猪肉，及狸皮，所以称为豕韦。《商颂·长发》诗曰：“韦顾既伐，昆吾夏桀”。韦就是豕韦的省称，他们原是一个很大的部族，当时就有一部分人投降商朝。《左传》载晋范宣子论三不朽，说他的祖先“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他们历事夏商两朝并没远离中国本土。同时还有大部分不愿投降的人，历尽艰辛远徙于东北边远地区，到汉初这里就已布满了他们的后裔。他们没有大君长，在契丹兴起以前多为夫余、高丽、突厥所役属，这些强大的部族都以濊为氏，通称其人为濊、为昧、为靺鞨。这些名称都是由韦音转来。韦古微部字，濊、昧、靺古祭部字，微祭合韵，故得相通。濊又通作秽或薉，说明他们原是一个从事采捕而兼有粗耕农业的部族。他们不但保存衣猪皮的习惯，并利用当地产物鱼皮及其他皮革（包括貂皮在内）为服。靺鞨或作韎鞨，又说明他们就是一个纺织业不发达，仅能以猪皮鱼皮为衣的部族。秽之本义为韦。《淮南子·原道训》说：“匈奴出秽裘”，秽裘就是韦裘。中国本土人民男耕女织，穿白麻布衣，比之于猪皮鱼皮清洁美观，因此秽就引申为污秽不洁之称。昧靺均从未声，后人或讹从末，沿用已久。《礼记·明堂位》：“东夷之乐曰昧”，昧或作佅，并从未声，可订昧靺从末之误。靺鞨之鞨，在满洲语中其音与介为近，其义与汉语人个人之个的义相同，靺鞨即靺人之义。豕韦分布东北广大地区，自夏亡至于汉代，已经历一千五六百年，他们的风俗习惯依然不改，古代原始民族文化发展的迂缓真是惊人。以上这些名称都是从豕韦一名演化而来，是毫无疑问的。此外，他们又因所居不同而有沃沮、勿吉、挹娄诸称。汉代东北滨海之地有东沃沮和北沃沮，其地下湿，在松花江、乌苏里江大森林中，沃沮即指其地沃衍沮洳之义，勿吉即汉语沃沮的对音，满语即称窝稽。《北史·勿吉传》说：“勿吉，一曰靺鞨”，他们又与靺鞨同为豕韦的后裔。《后汉书·东夷挹娄传》说：挹娄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地多山险，“无君长，其邑各有大人。处山林之间，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夏则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后。”可见这个部落到汉代定居于此还不能适应这里严酷的寒冷气候。用豕膏涂身也只是暂时对付，他们经常居在九层的深穴中，《满洲源流考》说挹娄与满语吔噜声近，吔噜即岩穴之义。挹娄是女真人原住地，女真即满语的诸申，女真、诸申皆肃慎不同的译音。《金史·世纪》说金之先出于靺鞨，这个部族就是中国历史上宋、辽、金之金和清王朝所自出。
豕韦在旧史中或作失韦，或作室韦，豕、失、室皆书母字，故得相通。《唐书·室韦传》说：“其人土著无赋敛，或为小室，以皮覆上，相聚而居，至数十百家”。室韦之室不但与豕、失音通，而室字还兼指其所居有皮屋顶这义。他们相聚而居，不过数十家以至百家左右，这样一个原始社会的村社即无君长也无赋敛，从远古以来至于隋唐，经历了二千余年而终于成长壮大，布满东北全境，这确是一个优秀民族。如果有一个杰出的军事首长把他们团结起来，是可以做出一番惊人事业来的。公元九世纪以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辽金元清四个朝代，就是他们所完成的辉煌业绩。
契丹出自室韦，他们居在潢河流域（今西拉木伦河），受汉族影响较深，他们的社会也从分散的村社共同体组织一跃而发展为部族联盟的国家。唐末耶律阿保机就是统治这个契丹部族联盟国家的八部大人之一，他继遥辇氏之后被推选为八部首领。收容叛降，不复受代，又征服了邻近室韦各部，选其族人为皮室军，有精甲三十万。《辽史·百官志》说：“皮室军制有南北左右皮室及黄皮室，皆掌精兵”。耶律氏就靠着这样强大的部族统一了北中国。辽亡以后，其余部逃到葱岭以西又建立了西辽国，声威远及中亚，皮室即室韦，室韦是古语法，中国古语法名词前置，定语后置，如公刘、公非、公亶父。皮室是后起语法，定语前置，名词后置，如文王、武王。
蒙古出自室韦，他们与匈奴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东胡，属于蒙古利亚人种。《新唐书·室韦传》说：“山外曰大室韦，濒于室建河，河出俱轮，迤而东，河南有蒙瓦部”。契丹蒙古同出室韦，蒙古距中国本土最远，称为大室韦，大即言其远。山外则指大兴安岭以外之地，室建河即今额尔古纳河，俱轮即今呼伦贝尔湖。这里水草丰茂，而《新唐书》说他们还沿习室韦旧俗过定居生活，在蒙古兴起以前，小或百户，大数千户，各有酋帅，不相统摄。他们虽强悍善战，卒不能为强国，而役属于回纥、突厥。这些游牧民族因而采取游牧经济。胡峤《陷虏记》说：“契丹之先常役回纥，后背之，走黑车子，始学作车帐”（见《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二》）。黑车子居于大兴安岭，他们在唐代即以善作车帐著名于世，车帐生活远比室韦皮室舒适得多。后来辽代皇族所居宫帏制度，就是从黑车子那里学来的。说蒙古出自突厥，显然是错误的。
金代清代都是女真部族建立的国家。女真古称肃慎，满洲人称为诸申。《左传》：“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昭公九年》）。春秋战国时代，他们的名称已由北方的燕人传入中国本土。肃慎、女真，旧皆作国名解，满洲的诸申，就是原始社会散居村社的自由民，他们各事生产，不相隶属，所以他们不出赋敛。肃、女二字，原为舌声，后乃转为齿音，慎、真、中皆真韵字，知为一语的异译。《北史·勿吉传》说：“勿吉一曰靺鞨，旧肃慎国也。”勿吉即后汉的沃沮，也是满洲语的窝稽，他们就是居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大森林中，土地低下，故称之为沃沮，元魏时则称之为靺鞨。靺鞨就是居于大兴安岭的室韦与居于东海滨的勿吉共有的名称。靺鞨之靺，原是韦或濊的转音，他们都是吃猪肉，衣猪皮的豕韦人。从上述一系列的历史事实，从原竟委，说蒙古、女真同出室韦，都是无可否认的信史。从前历史上都把这四族统治中国，说成是外族入侵，我们现在看来应当讲他们是先从中原出去，后来又回来和我们一起建设中原。
1、概说
尧、舜、禹的禅让传说，实际就是依据唐、虞、夏的部落联盟时代的历史而传播下来的。这种联盟是以军事民主制为基础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随着军事力量的强大，家族私有制的发展就出现构成统治机构的王朝，夏王朝首先完成了这项历史演变。
夏民族的历史，无论从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或从文献资料记述中，都可得到坚实的证明。
现在可以认定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二里头在河南偃师，古称西亳，为成汤所都。遗址的最下层是客省庄二期文化。客省庄二期是晚于仰韶，既有后岗又有齐家因素的文化。二里头文化遗址现已发现百处以上，只在河南境内即达四十余处；分布在伊洛二水间者相当密集，在河南的东、南、北及陕南各地很普遍，这同文献资料记述夏族历史活动范围也一致。
二里头文化共分四期，下面的两层即一、二期约在四千年前，为夏文化；三、四期为早商文化，是由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
《国语·晋语》称阳人有“夏、商之嗣典”，阳即阳樊，在河南黄河北岸济源县境沁水流域。《竹书纪年》称秦伐郑师曾于此筑城。夏文化在黄河南北一带曾有很大发展，因此《史记·周本纪》称这一带为“有夏之居”。武王灭殷后曾担心“未定天保”不能“依天室”而不暇寐。天保应是大城，即构筑一座大城以定之。天室即大室山、嵩山。本来这一带自洛汭到伊汭地势平坦，是“居易无固”，无险可依，在军事布防上是要“依天室”以保障安全的。这是在“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瞻有河，粤瞻伊洛”，全面审察形势之后才定下“无远天室”的决策。从这些地理环境的记述，都有助于对夏族活动空间的了解。
《淮南子》说夏鲧作三仞之城，《吕览》也有鲧作城的记述。近年阳城的城址也被考古工作者发现，认为是属于龙山文化晚期（详见1977年《文物》12期）。《孟子》称禹避舜之子于阳城，《纪年》也说禹居阳城，看来在战国时已有阳城。鲧亦称崇伯鲧，崇即嵩。《汉书·武帝纪》称武帝至嵩山，见夏后启母石。
有夏民族活动的遗迹与传说，还有：
《左传·昭公四年》谓“夏启有钧台之享”，杜注：“阳翟有钧台陂”，即今禹县。
《左传·僖公三十二年》称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帝皋是夏十五代王。
传说桀都安邑。这一说法不见于秦以前文献，伪孔传有说如此。又说汤伐桀于鸣条，鸣条在安邑西，说明夏之末年夏文化已达山西南部地区。《左传·昭公元年》称迁实沈于大夏，是指汾、浍之间。《左传·定公四年》说封唐叔“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唐，原为尧所居，唐叔所封地，旧说在晋阳（今太原），不确，应是平阳，即汾浍之间，是临汾、侯马之地，近年在这一地区又都发现了夏文化。
《纪年》称启二十五年征西河，又称胤甲即位居西河。西河应在晋南，汉之西河郡。这一带发现夏文化有三四十处。近年在山西夏县东下冯发现一处范围二十五万平米的夏文化遗存，有石磬、铜范、小城等出土，年代也是与胤甲时期相近。《史记·吴起列传》说夏桀之居左河（济水源出沁水），右大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也是这一带。
文献典籍所载夏人活动区域，都有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使对夏代历史的认识更增加了透明度。
夏王朝究竟是属于哪一个民族所建的国家？《史记·六国年表》说禹兴于西羌。羌是西戎牧羊人，后来在甘肃一带活动。羌人首先发展了畜牧业。古代中国的东部近海地区，没有马牛羊之类动物，也不能以饲养家畜发展出有私有财产，因而也不能了出现《曲礼》所记问庶人之产则数畜以对的情况。古代东部地区以狩猎、采集为主要谋生手段，猪鸡虽然出产较多，但都不能大群饲养，也就不能使畜牧业形成独立的生产分工类别。
夏家店文化的前期有红山文化（约5000年前文化），其中曾发现许多兽骨，却没有草原上生活的偶蹄动物，也不见体躯较大的猛兽，犬科的标本也很少。全部兽类骨骼没有可以肯定为家畜的。虽有农业，渔猎的生产，却没有畜牧业。
羌族所居之地是牛羊等类动物的原生地，所以畜牧业发展也较早。羌人以牧羊为主，由于畜群的发展，私有财产的产生，也最早形成家族。《后汉书·西羌传》成书于刘宋时代，距古代羌族的生活年代已相差很久远了，但其中所记还保留了大量的羌族习俗。《西羌传》说他们“所住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并不是没有五谷，其所居河谷，也能有些农业可以发展），以产牧为业（产，包括农业、采集和狩猎）。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厘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古代社会风气强调保种，鼓励人口繁殖，同时还把女子视作财产，不准外流，所以盛行这种收继婚。这种婚俗同古代东部地区重视伦常观念相反，所以后世在文化上便把这些种族的人称作蛮夷。以羌族为主建立夏王朝，在进入中原后接受龙山文化的影响，可能就逐渐改变其旧俗，形成中原文化，而仍居留于西方的羌族则继续保留其旧俗。
以父名母姓为种号，也可从南诏、白族、彝族、缅族中看到这种姓氏习俗。如彝族父子连名，因而可以背诵几十代的家谱，就是以父名为种号的。没有父姓而以母性为种号的乃是古代发展的母系社会，如纳西族在解放前仍然残存的遗俗。《尔雅》、《穆天子传》都讲过古代的西王母国，可能就是古代的母系社会组成的群体，这里的男子是从妇居的母系族外婚制，因而以母姓为种号。进入周代是男子称氏，女子才称姓。因为称氏的贵族都属于同一部族，既属同姓便无须列姓，而女子因出嫁则必系以姓，以称姓表示与夫家之姓有别是属于非同姓之婚。这是父系外婚制下才出现的现象。到秦代以后，男子也称姓是父系外婚制的进一步巩固。羌族以父名为种号表示了父系外婚制的主导地位，父名是每一代都不同的，为了表示每一代不同的种号，必须用父子连名办法连接世系，说明羌族在当时已建立了父系族外婚制。但是他们又以母姓为种号，还保留母系外婚制的残余，是不巩固的父系外婚制。进入夏王朝，羌族这种父系外婚制由父传子制在中原地区的确立而历史上巩固了下来。
2、夏与仰韶文化的关系
据近年来地下资料的大量发现，以及考古方面研究，已经肯定仰韶文化的相对年代是在殷墟文化之前，这不仅因为殷墟文化比仰韶文化进步、复杂和出现了大量的青铜器，更因为在河南发现了仰韶文化在下，龙山文化居中，殷墟文化在上的叠积层次。这是极为坚实的根据，可以证实在河南地区仰韶文化比龙山文化早，龙山文化又比殷文化早。
处于最早期的仰韶文化，是有着相当进步的农业，有着发达的制陶技术的，它的居民是一个掌握了比较发达的高等农业的民族。当然，有的民族，也有着初等的农业，可是他们并没有制陶业，因此，也没有或很少有陶器。例如，古代黑龙江一带的民族，他们就有农业，而没有陶器，是用烧石沸水的办法来熟食。但是，有着大量陶器的民族，必然有相当高的制陶业有以及与此密切联系发达的农业，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仰韶文化的民族正是这样有着大量的陶器的农业民族，我们认为就是建立夏代的民族。
从历史记载上看，夏代的地区不出河南、山西两省，夏民族大概是以崇山（即后来的嵩山）或伊洛为其活动的中心，然后逐步的由河南向河北岸发展，而在山西建立了国家。所以，山西一带又称大夏或夏墟。夏禹的父亲是崇伯鲧，崇伯之国在秦晋之间，汉武帝在中岳（嵩山）见到夏后启母石，这些传说都应该是有相当史实作根据的。
伊水洛水一带，土地肥沃，气候好，农业非常发达，直到现在还是一个著名的农业区，这是夏民族活动的中心区域。《国语·周语》：“昔伊洛竭而夏亡”，《史记·周本纪》：“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这说明了伊洛一带是夏民族的居住地区。
夏民族向北发展，在山西一带，建立了国家，所以《左传·定公四年》说晋侯的封地是夏墟。因此，山西晋阳又称大夏。《诗经》中的《大雅》、《小雅》，《荀子》中“君子安雅”的雅，都与夏是同义语。所谓大夏、小夏，太昊、少昊，大雅，小雅，大月氏、小月氏的大、小，都是指不同的地区，新旧的民族而言。新发展的、分支称大。可见，山西晋阳称大夏，是夏民族逐渐发展去的。
夏代的都邑，也在仰韶文化区域。《帝王世纪》说禹都平阳，或都安邑，或在晋阳。又说桀都安邑。《汉书·地理志》说，颍川郡阳翟是夏禹国。这是在低地的边缘，可以说明这是彩陶文化向南发展经过的地区。《世本》说禹都阳城。阳城在河南登封，也在嵩山之南。《国语·晋语》云：“阳人有夏商之嗣典”。阳人大约是以嵩山为活动中心向北发展的。颛顼称为高阳氏，高犹曾祖以上称高祖，是远古的意思。马融说朝歌以北至于中山，古称东阳，朝歌以南，至于轵县称南阳，所谓阳国，大抵就在这一带，这些都是以嵩山为夏人活动的中心。《史记·货殖列传》说：“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可见，传说中夏代的都邑，都不出河南，山西两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昔虞阏父为周陶正”，虞是舜之后，可见就是周初这一带的民族，还是以善作陶器著称。
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证明，夏代文化是传世悠久的文化。很难想象一个地区宽广、堆积极厚的文化在史籍上看不到一点记载，也很难想象一个在史籍上有不少记载的大朝代，在考古发掘中找不到一点属于他的物质文化出来。
3、夷与龙山文化的关系
“夷”字后来有着轻视少数民族的意思，这是大汉族主义思想支配的结果。所谓东曰夷、西曰戎、南曰蛮、北曰狄的说法，是汉代人才有的。在汉代以前，特别是殷周及其以前，人们的看法不是这样。《韩奕》称“因时（是）百蛮”，这是指北方的少数民族，而且民、氓和闽、蛮都是同音同义而书写不同的字，这些字的本义都指的人（民、氓、闽貉与英语man、men可能同源），并无轻视之意。有的书上说“东夷仁”，可见“夷”并不是一个坏的字眼，周灭殷，称商人为夷。《泰誓》称：“纣夷居”。夷金文作“◆”人作“◇”，字形上并没有多大分别。《汉书·地理志》说朝鲜“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可见东夷的风俗是好的。夷也是善于打猎、射箭的。夷字从大，从弓，从弓就是表示他们善于射猎之意。龙山文化是夷族的文化，所以出土的箭镞比仰韶文化多得多，而且种类也很多，所以东方是注重射猎的。《论语·宪问》：“羿善射”《淮南子·俶真训》也说羿是善射的，高诱注：“羿善射，能一日落九鸟”。《左传·襄公四年》：“有穷后羿恃其射也。”可见，古代人都认为羿是善射的。《孟子·离娄》云：“逄蒙学射于羿”，就是说逄蒙和羿都是善射的。逄蒙，和《后汉书》里的东明声极近，《后汉书·扶余传》，谓扶余祖先“东明长而善射”成为酋长。东明，在《魏书》里作朱蒙，在《好大王碑》中作邹牟，这都是一名的异译，他就是东方善射的酋长。东方一般都是射猎的。这种风气，直到清代还是如此。清太祖也会射，《清实录》有记载。
夷的居住地区，也在龙山文化区域之内。《左传》记载的郯国是一个证明，郯国是在现在诸城、日照一带。《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鲁人问少昊氏以鸟名官的道理。郯子说：“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我们认为鸟是东方普遍的图腾，所以他们用鸟名官。东方传说朱蒙是卵生的，清人祖先也传说是因鸟含朱果而生。北魏出于东方的鲜卑，他们也以鸟为官号。《魏书·官氏志》谓北魏制定官号：
皆拟远古云鸟之义。诸曹走使谓之凫鸭，取飞之迅疾；以伺察者为候官，谓之白鹭，取其延颈远望。自余之官，义皆类此，咸有比况。
这种风俗，在辽代也是如此，可见在东方保存的很长久了。
传说中东方的少皞，是建都在曲阜的，《左传·诏公二十九年》：
少皞氏有上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辱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
“穷桑”，他书又作“空桑”，由少昊到周代，中间隔了许多世代，这在《左传》上也略略可以看得出来。《昭公二十年》：
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莆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
《国语·周语下》：“我皇妣大姜之侄，伯陵之后，逢公之所凭神也。”《左传·定公四年》谓鲁封于“少皞之虚”，这原是黑陶文化区。《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子鱼说：
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
所谓风姓有两种解释：风即凤。风字本从虫，即龙，这是发展到低地以的事。黑陶文化的中心是曲阜，后来发展到陈的地区，即太皞之虚，至于少皞氏后来与金天氏结合成一人，那是五行家说盛行以后，揉合东方和西方的传说产生的。不是东方原有的传说本来面目。
4、夷夏之争
《史记·夏本纪》云：“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太康失国的具体情况，《史记》没有记载。但是，在收集了古文资料的《左传》中有详细的记载。《左传·襄公四年》：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
穷石地区，即鬲之所在，也就是彩陶文化和黑陶文化交会之地区。羿在这个地方，把夏灭掉了。但是，他自恃善射，不理政事，不用贤人，而用了寒（韩）浞。寒浞灭羿，夺其妻，生浇（《论语》作●）及豷，封浇于过，封豷于戈。过在掖县，戈在宋郑之间，都是黑陶文化地区。夏的失国，表示了东方黑陶文化区与西方彩陶文化区的斗争，也就是夷夏的第一次斗争，这种斗争的前提，必须是黑陶文化进入低地区域。虽然最初是夷战胜了夏，但是，这一次最终还是夏战胜了。所以《左传·哀公元年》说，少康“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而“复禹之绩”。这也就是的所谓少康中兴，可见文字上的材料和地下发掘的遗物，表示的史实是一致的，把它们结合起来研究。，使古代史内容更加丰富了。
有穷即空桑。以山东半岛为海水所环绕，限制其活动范围故称有穷，而《左昭元年》所称无终之国，则是指在其北面的广大地区。后来东北一带称辽，就是辽阔的意思。《后汉书》记载三韩的事相当详细，可见古代对于东北一带是相当了解的，寒浞，《古今人表》和《水经注》作韩浞，也是一例，韩，本为武王之子所封，就是《韩奕》所指之韩，也是在东北地区，接近燕国的地方。这可以以《韩奕》一诗所说的物产、地势、民族中看得出来。《韩奕》云：
奕奕梁山，维禹甸之，人倬其道，韩侯受命。……韩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韩侯迎止，于蹶之里。……蹶父孔武，靡国不到，为韩姞相攸，莫如韩乐，孔乐韩土。川泽訏訏，鲂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罴，有猫有虎。庆既令居，韩姞燕誉。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经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藉，献其貔皮，赤豹黄罴。
这里，他谈到了韩国所在是接近燕国的河川湖泽地区，出产走兽皮毛，但也有发达的农业，边境有追貉。这种地区只有松花江、混同江一带最相像。以追貉来说，在《汉书》里称濊貉，濊即韦也，即著皮服之人。貉与民闽声近，收写为闽或貉，虫（龙）或豸即其图腾。《淮南子·原道训》云匈奴出秽（韦）裘。后汉六朝的高句丽，产有小水貉，这都是东北地区的情况。可见《韩奕》中说的韩国，是与三韩有一定的联系的。1955年在辽宁省喀左马厂沟，发现了燕国的铜器，其中有匽侯盂，就其花纹文字来看，确是周初的东西，而且，就其出土地点不说，与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盗掘一批铜器的地点仅距二十里。可见，《韩奕》中所说的韩国，在周初是在东北地区，后来才逐渐南迁的。这也可以证实有后羿是东方民族的祖先。
5、成汤灭夏
我们把后羿灭夏和少康中兴看作是第一次的夷夏之争，那么，成汤灭夏，就可以认为是第二次的夷夏之争。
史学界几乎公认商民族是起于东北方面的。但是，太史公《六国年表》说：“汤起于亳”，关中的亳，这是不对的。
原因有下列几个方面：
当其周灭殷的时候，箕子去朝鲜，可见，东西相争，殷人向东方逃走。
殷人传说他们的祖先是因玄鸟而生。《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殷本纪》云：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这与东方民族以鸟为图腾是有密切的关系，而且玄鸟氏在东方传说是少皞氏以鸟名官产生的，而少皞氏正是东方的民族。
黄河河套以下地区，分为河西、河东、河南，再东又有河内、河外等部分，当时的黄河入海口还在今日入海处以北很远。称黄河入海地区的北岸为河内，这个名称存在于周以前，可能是起于殷的，这也可证殷人与东北有关系。
“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这也是《商颂》上的话。有娀氏又名简狄，其母系可能是出于北狄。
根据解放以来山东考古发掘工作证明，山东的黑陶文化的上层，存在着殷代文化层，这说明由殷以至山东半岛一半，都是殷王朝活动的范围。
甲骨文里面，有伐夷方的记载。《左传》说，讨伐东夷，其实，殷人自己就是属于东夷的。《墨子·天志中》引《泰誓》“纣越厥居夷居，不肯事上帝”，《非命中》“纣夷之居”。《礼记·杂记下》谓：孔子曰少连大连善居丧，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东夷之子也。
《论语·子罕》云：“子欲居九夷。”可见周人认为东方的人，包括殷人都是属于夷的，《汉书·地理志》说朝鲜受箕子“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的影响，“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这正是儒家理想的生活。
殷人的发展，也是经过了长时期的。《殷本纪》里面和甲骨文里面都有许多先公先王，相土和王亥都是。《长发》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王亥在《山海经》和《世本》都有记载。《世本》说，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可能殷人的祖先是中国最先使用牛马拽引两轮大车的。从相土王亥到成汤灭夏，这中间是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的。
商的都邑，也有许多，也是经过长期形成的。如曲阜和亳都是。亳，相传在商邱，或说在偃师，是西亳，但还不能最后肯定在什么地方。郑州二里岗发现了殷代的文物及文化层，可能比安阳的要早，但不会早到成汤时代，偃师就在郑州之西。可见，殷墟的范围要更加扩大了。成汤时期对夏用兵，可以说是扩大殷人文化的一个时期。《长发》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国语·郑语》谓“昆吾为夏伯矣”，又说顾和豕韦都是与夏有关系的，而豕韦是商灭的，顾是夏灭的。《孟子》和《殷本纪》都谈到葛伯不祀而汤征之。葛是嬴姓之国这也是东方系统的。可见这都是灭夏的一个步骤，而且就其地域来说，也是在仰韶文化东方的边区。豕韦按其原意来说就是猪皮，这可能是广泛使用猪皮的民族，大约和挹娄的情况差不多。《后汉书·挹娄传》说挹娄民族“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挹娄这个部族，远古是在中原，后来迁于东北的。昆吾和顾都是己姓，这也是仰韶文化的东界。《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卫迁于帝丘”，杜注：“帝颛顼之虚，故曰帝丘”，太康失国以后，后相即居于此。《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王自谓：“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帝丘和许，都是仰韶文化的地区，同时是商灭夏必须首先解决的地区。
夏桀之居，也是在仰韶文化地区。《战国策·魏策一》载吴起的话：
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溪之阳，庐睾在其北，伊洛出其南。
而且后来相传夏桀败于有娀氏之墟，走鸣条，被放逐于南巢而死。要不是东西相争，他又为什么向南逃走呢。而且，夏裔分为两支，一支北去，为匈奴之先，一支南去，为越的祖先，而都被当地民族所融合，习染了他们的习俗。由此可见，夏代本身的文化并不太高，不然不会被他们所融合，所以《论衡·恢国》说“夏禹倮入吴国，太伯采药，断发文身”是相当根据的。夏人崇拜日，《汤誓》云“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匈奴也有拜日习俗，可见他们是有关系的。
夏代是商人亲自眼见它灭亡的，所以，夏代的历史是可靠的，因此司马迁为之立了本纪。先秦典籍中记述夏代史事甚多，前人也从未有疑之的。
二 夏商之际夏民族的迁徙
中国历史上“殷革夏命”，如果我们用后来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来解释，是不够准确的。这不是改朝换代，而是一次激烈的民族斗争，其结果是殷民族战胜了夏民族，之后夏民族有一次很大迁徙。
摩尔根《古代社会》讲到阿兹忒克联盟，详细地总结了印第安人对战争中的俘虏处置办法（见第六编第七章二--六页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把俘虏杀掉；第二个阶段就是把俘虏献祭于他们所尊崇的神灵；第三具阶段就是把俘虏变为奴隶。用这几个条件讲夏商之际的历史，再结合甲骨文的材料，就比较容易清楚了。甲骨文记载的历史，已属商朝后期，其中有许多有关羌人的材料。羌人就是夏民族的后裔。甲骨文多记载“伐羌”之事。如记载祭祖乙时“伐羌十有五”（《存》1499），伐就是杀，杀十五个羌人来祭祀他的祖先。还有“今夕用三百羌”（《卜》245），白与百同，用三百羌祭祖先，甲骨文杀羌可以多至三百人。伐羌一二人以至用十五、三十等不同数目的，在甲骨文中就计算不清了。还有“断十牛，羌十人”（《甲》2124），就是用十个羌人和十头牛作为牺牲一起祭祀他们的祖先。这些羌人都是俘虏，甲骨文有许多“隻羌”的记事，可见获羌就是被俘虏的羌人。还有一部分幸运的则收容为奴隶，让他们为殷人服役，如“多羌隻鹿”（《前》4·48），或“多羌贵田”（《粹》1222）。殷人用这些羌人为田猎或种田的奴隶，贵田就是种田（贵作“●”，象双手捧土壅苗之形）。此外还有“令多马羌”（《粹》1554）或“多马羌臣”（《陈》116）就是命羌人养马或监视这些养马的人（臣象眼睛，多马臣即监视养马的人，又有小耤臣就是监视耤田的人）。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到，在殷商的后期，殷人对待羌人还是十分严厉的。所以说殷革夏命并不是象后来的改朝换代，而民族间生死存亡的斗争。夏民族在这次斗争之后就有一次很大的迁徒，这是过去历史上所没有记载的。
夏代统治中国时应河南、山西南部为其统治中心。最早主要在河南夏虚，后来发展到了山西南部，就是大夏，夏代的统治时间据《竹书纪年》记载：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凡十七王。统治中国的时间很长，也留下了不少东西。一九七七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发掘河南登封告成镇一个古城堡，其遗物中的陶豆陶量都有“阳城”印记。《汉书·地理志注》：“臣瓒曰，《世本》禹都阳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阳翟也。”禹都阳城见于《世本》及《竹书纪年》，《竹书》是魏襄王二十年以前的史书，《世本》也是秦以前的书，告成镇出土陶豆陶量也是战国时遗物，可见阳城早已存在于战国以前，应是夏人世代相沿的旧称。现在我们从出土遗址遗物的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一致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人文化，阳城就是夏人旧都，陶豆陶量上阳城印记就是夏都阳城坚强的内证。二里头文化遗存中尚未发现文字。旧文献中，《论语·卫灵公》孔子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夏时就是现在的阴历（实际上是阴阳合历），春秋时代居在夏虚的晋国，还是沿用这样阴历的。当时周人以十一月为岁首，而晋人则以阴历正月为岁首，和周历相差两个月。古代阳城，唐朝武则天时改名为告成，城中有测影台，用土圭测影，这也是从夏代遗留下来的，汉唐以来一直存在。夏人有夏历，他们在这个地方观测日影，作为各地的标准时间，有了测影台观测日影，比观察天上星宿度数要精密准确多了，把观测日影的长短记录下来分别二至二分为春夏秋冬四季，这是中国从夏代沿袭至今的阴阳合历。夏代的历史中无文字记载，但许多东西都通过口耳相传而保留下来，象这样的传说还是可信的。
夏代没有文字，如夏人原居崇山下，“有崇伯鲧”就是禹的父亲。古代只有崇字而没有嵩字，《诗经·崧高》作崧，崇崧皆后起的形声字，《后汉书》灵帝熹平五年复崇高山以为嵩高山，《说文》嵩在新附字中，原是宋初徐铉附加的字，这也是夏代没有文字的一个例证。成汤灭夏。夏民族就从他的统治中心向外迁徙，他们并不是向一个地方迁移。原始民族经济文化结构并不严密，一个地方集中许多人，是养不活的。
首先我们让夏民族回西北边的迁徙。这里是羌族的老家。商灭夏后，虞夏这两个联盟的部族一部分就由北边向西方迁徙。《管子·小匡》中记载齐桓公“悬车束马，逾太行与卑耳之谿拘秦夏，西服流沙，西虞。”秦当为泰之误字，泰夏就是大夏，《国语·齐语》也用了这个材料，但无秦字，就是“拘夏”。西虞就是在西边的虞国，《齐语》里作西吴，说明了虞夏两部是向北边西边迁徙的，春秋时代齐桓公接触的这一部分还在山西太行山一带。秦始皇琅邪台刻石及《吕氏春秋·古乐》记秦国的北方疆域所至说“北过大夏”，《逸周书·王会解》“正北月氏”，月氏就是《管子》中的禺氏，《穆天子传》中的禺知，月氏、禺氏，禺知都是虞氏的转音。战国时月氏大夏迁到中国河套的北边了。西汉初匈奴冒顿单于兴起以后，月氏、大夏继续向西边迁徙，《汉书·西域传》说：“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上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西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敦煌祁连在甘肃西边，月氏被匈奴攻破后又征服大夏，后都于妫水。妫水即今苏联境内流入咸海的阿姆河。月氏大夏这时已西迁过了葱岭，其余没有走的就留在南山，称小月氏。南山即祁连山，《后汉书》称小月氏为“煌中月氏胡”，湟水在甘肃西北边，仍在敦煌祁连间，同羌民杂居互通婚姻。《汉书·地理志》。载陇西郡有大夏县，大夏就是夏人曾经在这里居住过的地方。《汉书·地理志》又载安定郡有月氏道，安定郡治固原，汉代凡有蛮夷的地方才称道，言汉王朝只能从道路交通上控制这些少数民族。中国文化重伦常，同姓不婚。大夏大月氏行收继婚，父死妻后母，兄死妻嫂，同中国文化极端不同，所以汉人就把他们当作少数民族看待了。王静安先生《观堂集林续编》有《月氏未西迁大夏时故地考》，对虞夏民族西迁讲得很详细，我们也相信月氏、大夏是在夏朝灭亡后经过很长的时间逐渐由北边迁到西边去的。大夏最先迁到北边，留下一部份民族为匈奴祖先。《史记·匈奴传》说匈奴自称“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索隐》：“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又乐产《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妻，避居北野。”鸣条在安邑，桀之子妻其从妾，就是匈奴父死妻其后母，兄死妻嫂的收继婚。过去人们都不相信这个话，现在我们看来《史记》这个话还是可以相信的。羌族原是西羌牧羊人，住在这里的民族与西边的游牧民族很接近，风俗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中国大陆的东部原来就不产马牛羊。《后汉书·东夷传》说倭（日本）“无虎豹马牛羊鹊”，《隋书·流求传》说流求“尤多猪，无牛羊驴马”。流求在福建东北，水行五日而至，即今台湾。日本与台湾在上新统末期尚与大陆相连。这些岛屿上没有马牛间就说明大陆上也没有这些家畜。一九六二年在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位于巴林左旗北部乌尔吉木伦河东岸山岗上的富河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动物骨骼甚多，未见有草原奇蹄类动物，也不见大型猛兽，犬科标本较少，未见可以肯定为家畜的。炭14测定富河文化距今为4730±110年，是中国大陆东部没有马牛羊这一类的家畜，又得到地下遗迹的证明。中国之有马牛羊这些家畜是中亚输入的。中亚是马牛羊的原产地，西羌族只训畜了羊群并没有驯畜牛（如牦牛），马更是从葱岭以西逐渐输入中国的，所以称他们为西戎牧羊人。这里居民原来也是农牧兼营，有一点粗耕农业，原始民族单纯游牧经济是不能生存下去的，他们来到东方，专门掳掠农业民族，这样就把本来的一点农业丢掉了。西汉采取和亲政策，每年都要把要缯絮米蘖（酒曲）送给他们。如果不把这些东西办好，到收获时他们就要来抢劫的。所以这种单纯的游牧经济只有在这样特殊的环境里才可能存在。过去讲游牧民族都是单纯的游牧经济，这是错误的。这些民族原来从西边来都是乘两轮或四轮大车，《通典》说：“大月氏国人乘四轮，或四牛六牛八牛輓之，在车大小而已”。本来车子两轮子转动最方便，四个轮子只适于直线走，这只有在大草原里才适用。说明这个地方古代是欧亚的通道，用两轮大车在这里通行。两轮大车不是中国的原产物，二里头文化中没有大车的遗迹，殷虚出土遗物原始有两轮大车出现。甲骨文车作▼，正象大车一辕两轭两轮之形。孔子说乘殷之辂，也说明殷代才有这样大车。《北史·高车传》说高车所乘“车轮高大，辐数至多”，汉人因其车轮高大故称之为高车。《汉书·西域传》的康居也因乘高车得名。康高双声，车居叠韵，康居就是高车二字的对音。高车、康居都是汉人给他们的名称。他们都是乘两轮大车居于森林中的丁灵。丁灵汉人又称之为狄历，或者称曰狄，六朝时康居人入居中国即以翟（狄同）为姓。他们都是高加索人种，高鼻深目。他们很早就同羌族杂居学会了作两轮大车。《考工记》说：“胡无弓车”，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能作弓车，并不是无弓车。胡就是匈奴，他们在战国昌就以善作弓车著名于时。匈奴是夏后氏的后裔，是蒙古利亚人种，他们与高鼻深目的狄族长期接触后，他们也就学会了作两轮大车，可见大车并不是中国的原产物。殷代后期出土车马坑，已有轮辐至多的两轮兵车。殷民族母系始祖简狄，庆当就是居在森林中的丁灵人。丁灵就是titr的复辅音，简称为狄，所以关于二女的传说与《吕氏春秋·音初》所记有娥氏有二佚女的故事绝相似，就是同出于一个母题的分化。殷代的两轮大车就是从高车输入的。
夏民族向东北边区迁徙的有豕韦氏。他们养猪很多，食猪肉，及狸皮，所以称为豕韦。《商颂·长发》诗曰：“韦顾既伐，昆吾夏桀”。韦就是豕韦的省称，他们原是一个很大的部族，当时就有一部分人投降商朝。《左传》载晋范宣子论三不朽，说他的祖先“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他们历事夏商两朝并没远离中国本土。同时还有大部分不愿投降的人，历尽艰辛远徙于东北边远地区，到汉初这里就已布满了他们的后裔。他们没有大君长，在契丹兴起以前多为夫余、高丽、突厥所役属，这些强大的部族都以濊为氏，通称其人为濊、为昧、为靺鞨。这些名称都是由韦音转来。韦古微部字，濊、昧、靺古祭部字，微祭合韵，故得相通。濊又通作秽或薉，说明他们原是一个从事采捕而兼有粗耕农业的部族。他们不但保存衣猪皮的习惯，并利用当地产物鱼皮及其他皮革（包括貂皮在内）为服。靺鞨或作韎鞨，又说明他们就是一个纺织业不发达，仅能以猪皮鱼皮为衣的部族。秽之本义为韦。《淮南子·原道训》说：“匈奴出秽裘”，秽裘就是韦裘。中国本土人民男耕女织，穿白麻布衣，比之于猪皮鱼皮清洁美观，因此秽就引申为污秽不洁之称。昧靺均从未声，后人或讹从末，沿用已久。《礼记·明堂位》：“东夷之乐曰昧”，昧或作佅，并从未声，可订昧靺从末之误。靺鞨之鞨，在满洲语中其音与介为近，其义与汉语人个人之个的义相同，靺鞨即靺人之义。豕韦分布东北广大地区，自夏亡至于汉代，已经历一千五六百年，他们的风俗习惯依然不改，古代原始民族文化发展的迂缓真是惊人。以上这些名称都是从豕韦一名演化而来，是毫无疑问的。此外，他们又因所居不同而有沃沮、勿吉、挹娄诸称。汉代东北滨海之地有东沃沮和北沃沮，其地下湿，在松花江、乌苏里江大森林中，沃沮即指其地沃衍沮洳之义，勿吉即汉语沃沮的对音，满语即称窝稽。《北史·勿吉传》说：“勿吉，一曰靺鞨”，他们又与靺鞨同为豕韦的后裔。《后汉书·东夷挹娄传》说：挹娄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地多山险，“无君长，其邑各有大人。处山林之间，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夏则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后。”可见这个部落到汉代定居于此还不能适应这里严酷的寒冷气候。用豕膏涂身也只是暂时对付，他们经常居在九层的深穴中，《满洲源流考》说挹娄与满语吔噜声近，吔噜即岩穴之义。挹娄是女真人原住地，女真即满语的诸申，女真、诸申皆肃慎不同的译音。《金史·世纪》说金之先出于靺鞨，这个部族就是中国历史上宋、辽、金之金和清王朝所自出。
豕韦在旧史中或作失韦，或作室韦，豕、失、室皆书母字，故得相通。《唐书·室韦传》说：“其人土著无赋敛，或为小室，以皮覆上，相聚而居，至数十百家”。室韦之室不但与豕、失音通，而室字还兼指其所居有皮屋顶这义。他们相聚而居，不过数十家以至百家左右，这样一个原始社会的村社即无君长也无赋敛，从远古以来至于隋唐，经历了二千余年而终于成长壮大，布满东北全境，这确是一个优秀民族。如果有一个杰出的军事首长把他们团结起来，是可以做出一番惊人事业来的。公元九世纪以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辽金元清四个朝代，就是他们所完成的辉煌业绩。
契丹出自室韦，他们居在潢河流域（今西拉木伦河），受汉族影响较深，他们的社会也从分散的村社共同体组织一跃而发展为部族联盟的国家。唐末耶律阿保机就是统治这个契丹部族联盟国家的八部大人之一，他继遥辇氏之后被推选为八部首领。收容叛降，不复受代，又征服了邻近室韦各部，选其族人为皮室军，有精甲三十万。《辽史·百官志》说：“皮室军制有南北左右皮室及黄皮室，皆掌精兵”。耶律氏就靠着这样强大的部族统一了北中国。辽亡以后，其余部逃到葱岭以西又建立了西辽国，声威远及中亚，皮室即室韦，室韦是古语法，中国古语法名词前置，定语后置，如公刘、公非、公亶父。皮室是后起语法，定语前置，名词后置，如文王、武王。
蒙古出自室韦，他们与匈奴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东胡，属于蒙古利亚人种。《新唐书·室韦传》说：“山外曰大室韦，濒于室建河，河出俱轮，迤而东，河南有蒙瓦部”。契丹蒙古同出室韦，蒙古距中国本土最远，称为大室韦，大即言其远。山外则指大兴安岭以外之地，室建河即今额尔古纳河，俱轮即今呼伦贝尔湖。这里水草丰茂，而《新唐书》说他们还沿习室韦旧俗过定居生活，在蒙古兴起以前，小或百户，大数千户，各有酋帅，不相统摄。他们虽强悍善战，卒不能为强国，而役属于回纥、突厥。这些游牧民族因而采取游牧经济。胡峤《陷虏记》说：“契丹之先常役回纥，后背之，走黑车子，始学作车帐”（见《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二》）。黑车子居于大兴安岭，他们在唐代即以善作车帐著名于世，车帐生活远比室韦皮室舒适得多。后来辽代皇族所居宫帏制度，就是从黑车子那里学来的。说蒙古出自突厥，显然是错误的。
金代清代都是女真部族建立的国家。女真古称肃慎，满洲人称为诸申。《左传》：“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昭公九年》）。春秋战国时代，他们的名称已由北方的燕人传入中国本土。肃慎、女真，旧皆作国名解，满洲的诸申，就是原始社会散居村社的自由民，他们各事生产，不相隶属，所以他们不出赋敛。肃、女二字，原为舌声，后乃转为齿音，慎、真、中皆真韵字，知为一语的异译。《北史·勿吉传》说：“勿吉一曰靺鞨，旧肃慎国也。”勿吉即后汉的沃沮，也是满洲语的窝稽，他们就是居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大森林中，土地低下，故称之为沃沮，元魏时则称之为靺鞨。靺鞨就是居于大兴安岭的室韦与居于东海滨的勿吉共有的名称。靺鞨之靺，原是韦或濊的转音，他们都是吃猪肉，衣猪皮的豕韦人。从上述一系列的历史事实，从原竟委，说蒙古、女真同出室韦，都是无可否认的信史。从前历史上都把这四族统治中国，说成是外族入侵，我们现在看来应当讲他们是先从中原出去，后来又回来和我们一起建设中原。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