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殷代官制
关于殷代的职官，甲骨文中是有记载的，但是相当零碎，比较系统的是《尚书·酒诰》的材料。《酒诰》载周公述殷代的官制说：
越在外服，候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
内服、外服，是以王朝为基准来区分。服是服役之意。内服是指王朝官吏，在王朝内服役。外服是指侯、甸、男、卫邦伯，是在王朝外服役。所有的内服、外服，都为大奴隶主——殷王服役。侯、甸、男、卫就是四种指定服役制。每服都存在有许多氏族、家族，或村社，和它的氏族长、家长、或村社推举的村长（里君）。这些氏族、家族和村社，都由它的氏族长、家长或村长统率着在王朝外服役。
但是殷的官制毕竟简单，等级不太明显，这从官名的本身可以看出来。例如：僚就是衙门，尹就是官长，亚是次官，服是事务官。殷王朝内只有许多大小衙门（僚）的正长官（尹）、次长官（亚）、事务官（服），并没有更多更严密的等级。宗工、里君、百姓都是代大奴隶主主管百工的、村社的、氏族的长官。宗工是主百工的。百姓，《国语·楚语》云：“王公之子弟之质，能言能听彻其官……是为百姓”。郑康成注《尚书》云：“百姓，群臣之父子兄弟”，这与《楚语》的说法，还是一致的。百姓和里君在《尚书》和金文中都是两个对举的名称。古代世官，群臣父子兄弟，或王公之子弟，就是与王同部族，或为王之姻族。殷代一个大部族有一百二十个氏族，举其成数言，则称百姓。《周礼·遂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一里二十五家，里君就是统率二十五家的官长。《尚书·盘庚》说的“百姓”“万民”，是两种身分不同的人，“万民”也就是《君奭篇》说的“王人”。管理百姓的氏族长也称百姓，管理万民的是里君。即是说，百姓是指的氏族长，是统率家族百姓的官长；里君，是统率村社的“方里而井”的君长。等到周王朝征服殷部族以后，殷部族降为庶民，而周部族上升为百姓，仍然是两种身分的人。金文《令簋》以“诸尹、里君”并举，《史颂簋》以“里君、百姓”并称，《黻簋》有“成周里人”之辞，参互求之，百姓属于周部落，诸尹就是统率百姓的官长。“成周里人”是被征服的殷顽民，里君就是统率里人的君长。百姓居于六乡，里人居于六遂及六乡六遂的余地。六遂由王朝直接统治，仍以百家为单位，故《周礼·遂人》有“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的编制，分百家为四里，仍保存了里的名称。六乡六遂的余地，仍按“方里而井”的编制。百姓与里人依然是两种不同身份的人，统治者对不同身份的人，就适用不同的编制。以上是说的内服的情况。
至于外服侯、甸、男、卫四服制的情况，可以简单的叙述如下：
侯、甸、男、卫四种服役制度，一直到周初都还存在。《召诰》云：“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卫邦伯”。《康王之诰》云：“王若曰，庶邦侯田男卫”。《逸周书》孔晁注云：“侯，为王者斥侯也”；“甸，田也，治田入谷也”；“男，任也，任王事”；“卫，为王捍卫也”。这是外服，也就是四种指定服役制。侯、卫两服是服兵役的，甸是生产的，男是服劳役的，这与周代的封建等级制是根本不同的。《禹贡》所说的五服，《周礼》所说的九服，都是依据这四种服役制而加以改编的。《周礼·职方》贾公彦疏和孔晁注也是一致的。《国语·周语》说：“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这是以后来的观念改变过去的原意的，已经不是本来的意思了。因之，《禹贡》说：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这与《周语》说的大体相同。总之，所谓绥服、要服、荒服，都是没有服役的意义，这是封建时代已经不能认识服的涵义了。甸，也叫畿，是生产、界限之意。男作任解，古男、任是同音字，又与南通。如《左传》云“郑伯男也”，《周语》作“郑伯南也”，《礼记·明堂位》云“任，南夷之乐也”，这都是古代男、南、任三字通用之证。所以，男任也有南方之意。而殷代的男服，就是居于殷王畿以南低地区的一些村社。春秋时代称男爵的诸侯：如姜姓的许男，风姓的宿男和任姓的薛国、风姓的任国，可能都是殷代的男服。《周礼·职方》云：“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因而有男、采、镇、夷等九服，这是不知道服的原意而弄错了的。总之，侯、甸、男、卫是指定服役制，是指定专服某役，这是奴隶制的现象。
二 辽代宫卫制及部族制
由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相同，所以辽代的宫卫制与部族制很像殷代的指定服役制。一般说来，辽代的宫卫制像卫服，部族制像侯服。《辽史·营卫志》云：
并、营（山西、河北）以北，劲风多寒，随阳迁徙，岁无宁居，旷土万里，寇贼奸宄，乘隙而作，营卫之设，以为常然，其势然也。有辽始大，设制尤密，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朶；出有行营，谓之捺钵；分镇边圉，谓之部族。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田猪）渔为生，无日不营，无在不卫，立国规模，莫重于此。
这在朔漠旷野中是需要的。宫是王宫，卫是卫队。营在辽称捺钵，宫叫斡鲁朵，是游牧民族的穹庐。部族是分镇边圉的。这些都是既要生产又要作战的。要是与商代比较，宫卫制更象卫服，部族制更像侯服。与殷人的甸服相似的是俘掠汉人而在燕云十六州以北建立的州县。《辽史·礼志》云：皇帝即位，凡征伐叛国俘掠人民，或臣下进献人口，或犯罪没官户，皇帝亲览闲田，建州县以居之，设官治其事；及帝崩，所置人户、府库、钱粟、穹庐中置小毡殿，帝及后妃皆铸金像，纳焉（指人户、府库、钱粟簿册，纳于小毡殿帝后金像之前）。
这里说的俘掠、进献的人口以及犯罪没官户的身份，当然是奴隶。由皇帝处置奴隶生产，设官征收的钱粟，成了皇帝和皇后（都是大奴隶主）的私有财产。至于皇帝皇后以下的奴隶主的私有财产，主要是头下军州。《辽史·地理志》说：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购买的奴隶），各团集建州县以居之。横帐诸王、国舅、公主许创立州城，自余不得建城郭，朝廷赐州县额。其节度使朝廷命之，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官位九品之下，及井邑商贾之家，征税各归头下，唯酒税课纳上京盐铁司。
头下亦作投下，意是在头目之下或投充在头目下。投下军州是诸王、外戚、大臣的私有财产。他们是仅次于皇帝的奴隶主。他们对皇帝只有军事和政治的亲属关系而没有经济的隶属关系，即有也只有酒税纳上京盐铁司，那是很轻微的。
辽代的官制也是与上述情况有关系的。辽之官制分为南院、北院两个系统，元好问谓“北衙不理民（万民）”，只统治自己部族及被征服部族；“南衙不主兵（百姓）”，只统治被俘的汉人。后来，辽侵占燕云十六州以后，在官制上加以改变，设南面官以统治燕云十六州的人民，略似殷代的男服。辽代的宫卫制、部族制、头下军州、南北衙、南北面官与商代侯甸男卫是一致的。可见，当社会发展至相同的阶段的时候，社会经济制度以及上层建筑是具有相同的特征的。这也说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观点是科学的，正确的。
但是，作为残余形态的指定服役制，也可以在封建社会时期存在。根据最近的记载，傣族在土改以前，土地是属于领主的，是由封建领主统治的，人民就是农奴。傣族有的寨子专门炒菜、作饭、挑水、砍柴。又有的寨子服养马、养鬼（祖先）的服役，或唱歌跳舞，或在领主家死人时专门去担任哭的任务。曼贺寨专门在领主祭祀、打猎时充当仪仗队抬矛扛刀。这是一种指定服役制，而人民是农奴的性质，是古老的、原始的封建统治，是劳役剥削，而不是地租剥削，因为它离奴隶社会还不远，所以还残留了不少奴隶制的东西。洞崽苗的情况，也和这里差不多。洞崽苗是在贵州古州一带的少数民族。“其先代以同群同类分为二寨，居大寨者为爷头，居小寨者为洞崽，洞崽每听爷头使唤。婚姻各分寨类，若小寨与大寨结婚，谓之犯上。各大寨知之，则聚党类尽夺其户，或伤命”（《黔记》）。这是奴隶社会的情形。以部族统治部族，与希腊罗马之城市统治乡村相同。但到了封建社会，有了宗法，统治者是一家人，故可以分散统治。即是说：奴隶制是建立在氏族残余的基础上的，封建社会则把氏族变成了宗法。
三 周公成王东征
周公成王东征，把殷代的奴隶社会变成了封建社会，这是关键性的事。武王克商以后，周的势力达到了边疆，虽当时已具备封建的条件，但还未完全实行分封的建侯制。所以，周公对殷人的残余势力，作了一系列的斗争，才把商彻底解决。武王克商，二年而崩，周的统治还未巩固。成王即位，周公摄政。《尚书》说管叔、蔡叔恐惧造谣说“公将不利于孺子”，故与武庚联合叛周，《尚书·大诰》即征伐武庚时告周人之语。这在周朝是很大的变动，有的说管叔是周公之兄，要是兄终弟及，“他也有可能继承作王。另外，武庚也有手腕，他能挑拨周朝内部造成分裂。因此，周公避流言，《尚书》说“周公居东二年（《左传》说周公曾去楚）”，后来成王感悟，迎回周公，内部团结起来，周公奉成王命东征，灭管、蔡、武庚。殷之余民，由微子启领导退到宋，承认周为领导的政权，其余抵抗得厉害的，封康叔于卫，住殷墟，迁殷顽民于成周（洛邑），分一部分殷民与鲁，一部分与卫，箕子到朝鲜也带走了一部分，这是几个主要的分支。这样，周统治了整个黄河流域，乃建侯卫，营成周，制礼作乐，七年天下大定而后还政成王。《洛诰》说“朕复子明辟”，就是周公恢复成王的君位。又说“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可见周公摄政七年之说不误。《尚书大传》把周公事迹分七年叙述：“周公居摄，一年救乱，二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古代都是以事纪年，所以一年分配一件事。这里说周公的事中，最重要的是克殷和践奄（鲁又称弇中）。孟子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孟子·滕文公》）。可见在成王时期，周的势力更不断向海边发展，建侯卫就是在这一段时期的事，齐、鲁、晋等之封，俱应在此时。建侯、建卫是两件事，即把指定服役制改成封建等级制，改成分封制度。
商朝是邦畿千里的大国，在千里的边疆上建侯，由侯服担任候望之责，周代改变这种制度。周原在关中（即西土），克殷之后把殷邦畿几千里也变成他的王畿，他也要在王畿的封疆上建侯以为屏藩，把甸服变成了畿服。建立鲁、晋、齐等国为周之屏藩，建立陈、蔡、曹、滕等把殷人之后的宋国包围起来。所以建侯略似清朝驻防各地之意，一方面有镇压殷人之意。《左传》说分封在周公时，但有时是和武王克殷联系在一起的，《史记》之误是在这里。《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昭公二十六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成主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只有《昭公二十八年》说：“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荀子·儒效篇》云，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焉”。从以上的史料，可以看出大批的封建是周公和成王时期的事，而不是武王时期的事。所以，《尚书大传》把建侯之事归之周公，说四年建侯卫。
周把殷的甸服变为王畿，由天子直接统治，把侯、卫、男都变成诸侯。甲骨文有“多田”、“多侯”，在周初铜器《夨令簋》就有“诸侯侯田男”之称。田，男也，在列侯之下。卫服是殷王的卫队，要改为周的诸侯究不容易，所以周把他们部族分散在殷地和成周，而在殷虚故地建立东方的军事重镇，由周直接统治。根据《史记·卫康叔世家》所载，康叔初封康，在畿内有采邑，后封于卫，带上周的部族住在卫地。金文有“成周八[阜下无十]”、“殷八[阜下无十]”，就是周的两个军事重镇。《卫康叔世家》的记载，卫有六代称伯，大概是方伯，代天子出征，为一方之长。《左传·定公四年》称“康叔为司寇”，他一面代天子镇守东方，一面还在王朝有职位。但是，建侯与建卫始终是两回事，到了周夷王时，王室的力量不能控制东方，卫顷侯厚赂夷王，夷王命卫为侯，这时卫服才完全变成诸侯了。即是说，卫服最初直接统治于王朝，后来才变成诸侯。
四 改变指定服役制为建侯制
上层建筑的改变，是基础的反映，周的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封建等级制，等级之间递相隶属，互相依存。奴隶制没有这样等级层层贡纳的经济关系。
周在未克殷以前，就有采邑制，而殷人无此制度。《康诰》中说：“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这里采卫是并称的，与侯甸男是不同的。《康王之诰》：“庶邦侯甸男卫”，说明周初把殷制仍保存了。不过不是同时纳职纳贡，而只是纳贡了。这同指定服役制不同了，它沿袭了采邑制的特点。采是采集之意，给他们一块地，带人去采集，后来变成这些人耕种那块地。周初在太王时代，就殖民分封了，带人出去，如江汉诸姬可能是克殷以前所分封，如太伯、仲雍到吴，也是太王时代的殖民，这只有封建社会才有，奴隶社会不能产生。奴隶社会部族不能分散，一分散，力量就衰弱了。如清初的八旗主，都是兄弟关系，有人想闹分裂，皇太极坚决不允许。能殖民，就可以由等级统治，力量并未削弱，而且是加强了。这正说明生产发达了，就是人分出去了，力量还是可以加强。采邑制就是使子弟分在一部分地方，采邑主对上有职有贡，这样中央力量才可以巩固。文王时代，征服崇、黎。如何统治呢？必然派人去管理。这说明周初已有小型的诸侯，就是采邑。
《汉书·地理志》说，弘农郡陕县有三虢国，“北虢在大阳，东虢在荥阳，西虢在雍州”。虢国之地在崇黎之间，北貌近崇，文王灭崇，就派其弟虢仲、虢叔去镇守北东两貌，西虢即由虢季去镇守（原为周之本土）。《左传·僖公五年》：“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文献没有虢季，但铜器中有，金文有虢季子白、虢季子徂之称。这些铜器，都出在宝鸡。当时的虢，就是畿内的采邑。
虞国与北虢，俱为晋所灭。虞国的虞，《史记》就是太伯仲雍之后。《左传·僖公五年》说：“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从，是以不嗣”。
卫原为康侯。康也是畿内的一个采邑。周公东征灭武庚以后，派康叔带人去镇压，这也说明在周的畿内原有采邑制度。
在公刘居豳的时代，周已经“彻田为粮”，生产力已有相当发展，而且有一定比例的剥削了。彻法原是十比一，即千亩与百亩之比，即十与一之比的劳役地租。周宣王不籍千亩，就是由劳役地租变成实物地租。建侯制，就是从无比例的指定服役制，变成有比例的服役制和贡纳制（有职有贡）。因此，周初已经形成封建剥削。周室后来把封建制推行到东方来，把奴隶制变成了封建制。武王克商，周公东征，是转变的转换点。
又因为有职有贡，就变成等级制的相互依存，有王、诸侯、卿大夫、士、庶民等等级。奴隶社会中不可能有这样多的等级。即或军事力量强大的，也只有军事等级，而无赋税的等级，因之大小奴隶之间，不存在贡纳的关系，大奴隶主不能支配小奴隶主的财产。这在辽代和彝族中都是如此。只有建侯制才有封建等级。
五 殷代的灭亡及其部族迁徙
殷代统治者存在着部族组织，是很明显的。《周本纪》云：“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名民就是氏族长，可见殷代是一直存在部族的。希腊罗马的氏族组织，分为部族、胞族、氏族。殷代也是这样，大约分为三个大部族，一部族有十二胞族，每一胞族有十氏族，共合三百六十氏族。正因为它是氏族状态，所以殷灭亡以后，部族是极易迁徙逃亡的。《辽史》云，辽亡，耶律大石建西辽，有九十多年之久，辽是依靠部族在千里外建立统治的。最初，辽代灭渤海，渤海之原有部族组织，八个猛安率众投降金。又《金史》云奚军，即奚部族。辽代遥辇氏之后为九猛安。这些都是部族组织。据《辽史·逆臣传》言，辽代之亡，原因在于部族之解体：“辽之秉国钧，握兵柄，节制诸部帐，非宗室外戚不使，岂不以为帝王久长万世之计哉。及夫肆叛逆，致乱亡，皆是人也”。就是指部族之解体，不能抵抗金人，正如殷人部族解体，不能抵抗周人一样。《左传·定公四年》说，周室把殷民六族分给鲁，七族分给卫，迁殷顽民于成周，大概是抵抗最力的部族。这些都是周室完全征服的。《史记·宋世家》称，微子降周后，周公封微子于宋，以统率殷人居之于商丘，颇受殷人爱戴。这是殷人的一些部族。另外是箕子带到朝鲜去的一些部族，箕子承认了周，故《洪范》云：“王访于箕子”。《宋世家》云：“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汉书》和《后汉书》对箕子封于朝鲜都有较详细的记载。从记载中看出来，朝鲜文化与殷墟文化及儒家学说是很相近的。例如：箕子“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笾豆”。这是原始的情况。其后与中国接触久，“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北史》、《魏书》、《新、旧唐书》也有类似的记载。
周公东征，《孟子·滕文公》云：“灭国者五十，至于海隅，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吕氏春秋·古乐》篇云二：“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可见殷人是使用象的。东征的主要对象是奄、徐等国。《逸周书·作雒解》云：“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左传·昭公元年》说“周有徐奄”为叛国。奄在东方是重要的地方，后来就建立鲁国。其次是徐（淮夷），后来周与淮夷仍不断斗争，《大雅》的《江汉》、《常武》中有明确的记载。
此外，东方的国家还有蒲姑氏。《左传·昭公二十年》云周以前，齐地为蒲姑氏之居。《昭公九年》云：“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周本纪》及《尚书序》云：“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土》、《无佚》。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践奄。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尚书大传》云“奄君薄姑”。可贝古代以酋长之名名部族，以部族之名名地方，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征奄是成王亲征的，用了不少的力量。故《多方》云“王来自奄，至于宗周”。但是，奄并不是游牧的民族。古代中国有游牧民族，是很晚的事，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期才正式的进入中国历史范围，到匈奴强盛，才成了大漠以北的统一国家而与中国相抗衡。
古代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是北狄。《礼记·王制》云：“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他们是穴居而不是迁徙不定的穹庐。另外有一定农业的秽貉。《孟子·告子下》云“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韩弈》云“其追其貊”。郑玄云，追貊即秽貊。秽又作濊、薉。后来都只说秽而不说追。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淮南子·原道洲》云：“匈奴出秽裘，于越出葛絺”。可见秽即是韦。东北方面的少数民族，有低等的农业，但也盛行打猎畜牧，故以兽皮为衣。又如鞑靼从革，也是穿皮的民族。靺鞨，《诗经》作靺鞈，也是从革。称为秽，就是穿皮的。但是，这种皮有的还是猪皮，他们是农业民族。《商颂》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郑语》云商有豕韦氏。《后汉书·挹娄传》言挹娄（即后之靺鞨）“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这种民族，吃的是猪肉，穿的是猪皮，御寒的是猪油，可见他们的生活，是与猪分不开的。《旧唐书·北狄传》言靺鞨“其畜宜猪，富人至数百口，食其肉而衣其皮”。《新庸书·黑水靺鞨传》言“黑水靺鞨居肃慎地，亦曰挹娄，元魏时曰勿吉。……俗鞨发，缀野豕牙，插雉尾为冠饰，……无牛羊”。他们的居地，据《北史·勿吉传》云：居速末水，筑堤，穴居，无牛，相与耦耕，车则步推。《通典》卷200《流鬼》（即库页）云，“三面皆抵大海”，“人皆皮服，又狗毛杂麻为布而衣之，妇人冬衣豕鹿皮，夏衣鱼皮，制与獠同。”他们的制皮技术也很高。《三国志·魏志·乌丸传》注引《魏书》云：“能刺韦作文绣”。当然，在皮上绣文采，不仅要皮鞣治得好，而且还要有很高的刺绣技巧才行。
这种民族，不仅穿的用皮，就是住的也用皮。《新唐书·流鬼传》言，儋罗国“居新罗武州南岛上，俗朴陋，衣大豕皮，夏居革屋，冬窟室，地生五谷，耕不知用牛，以铁齿杷土。”革屋，就是皮室，也就是室韦。室韦是中国名称，不是译名，中国古代形容词常系于主词之后，故曰室韦，日本学者不懂这个道理，用瑞兽来解释室韦，这是错误的。庐从字源上看，从卢，而卢字本从虍，乃皮肤之肤，或胪之本字，皆作皮解，庐就是用皮盖的屋。《金史》和《辽史》都有皮室军的出现，是很好的例子。《旧唐书·室韦传》云：“或为小室，以皮覆之，相聚而居，至数十百家”。《新唐书·室韦传》云：“所居或皮蒙室……有巨豕，食之，韦其皮为服若席。……分部凡二十余。”最西的当俱轮泊之西南。他们都有农业，“剡木为犁，人挽以耕。”他们在古代都和中原有联系的。夏商两代都有豕韦氏（《庄子·大宗师》作豨韦氏，豨为大豕，是古代可能皆以豕豨韦为衣眼和盖屋顶著称）。《商颂·长发》之诗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郑玄《毛诗笺》云：“韦，豕韦，彭姓是也”。韦为成汤所伐之国，明是夏代的豕韦。《国语·郑语》也说“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这也说明豕韦存在于商代之前。《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蔡墨说：“陶唐氏后有刘累，事夏孔甲，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这也说明夏代有豕韦，御龙氏当为豕韦之别支，故得以更其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又载范宣子自述其先祖的历史说：“昔匄（宣子名）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这是范氏自述其先代的历史，当然是根据他们的家谱或系世相沿的传说。夏代的御龙氏在商代复为豕韦氏，正说明这一部族历史的源远流长。陶唐氏、唐杜氏我们知道都在晋地，这是属于晚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区域。河南滑县有废韦城，说者以为豕韦所在，这也是晚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的东界。《商颂·长发》之诗称成汤西征的次第是：“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成汤先伐豕韦而后及于夏桀，因此豕韦部族一部分北迁，遂为后来的挹娄、靺鞨或室韦。《后汉书·挹娄传》说：“东夷，夫余饮食类此，皆用俎豆，唯挹娄独无法，俗，最无纲纪者也。”《新庸书·北狄传》也说“黑水靺鞨居肃慎地，亦曰挹娄，元魏时曰勿吉……于夷狄最浊秽”。这说明这一部族是使用彩陶文化的，迁于商代以前，他们不是使用黑陶的，所以不用俎豆，也没有东夷那样的礼义纲纪。
夫余的北迁是在西周初年。《左传·昭公九年》载詹桓伯说：“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这个亳就是亳姑的省称。亳姑又作薄姑、蒲姑。亳、薄、蒲都是重唇音，夫余就是亳姑、薄姑、或蒲姑北迁后的异译，不过重唇音的亳、薄、蒲这时已转为轻唇音的夫或扶，而余和姑古同属鱼部字，也得相通。夫余在周初北迁时，因为那里已有先住的豕韦或室韦，所以他们只能迁到更北或更东的地方去了，这就是《魏书》所说的北夫余。《魏书·豆莫娄》传云：“豆莫娄在勿吉国北千里，旧北扶余也，在失韦之东，……其人土著，有宫室、仓库，……地宜五谷，……其人长大，性强勇谨厚，不寇抄。其君长皆以六畜名官。……饮食亦用俎豆。有麻布，衣制类高丽”。《魏书》所载北扶余饮食以俎豆，这完全属于黑陶文化的范围。它有宫室、仓库、五谷、麻布，不为寇抄等等，这也是进入了高级农业阶段的社会了。后来在濊貊建国的夫余，就是从北扶余南迁的。《后汉书·夫余传》云：“国之耆老，自说古之亡人，……国有故城名濊城，盖本濊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自谓亡人，抑有以也。”郭璞于《山海经·海内西经·貊国》下注云：“今扶余国即濊貊故地。”是汉晋时代的夫余还是从北扶余南迁的。而后汉时代的高句丽及南北朝时代的百济，也是从扶余南迁的。
夫余南迁后留在故地的豆莫娄，就逐渐与挹娄种属混合而总名为室韦（魏书误作失韦）。《新唐书·流鬼传》说：“达末娄自言北扶余之裔，高丽灭其国，遗人度那河，因居之，或曰他漏河，东北流入黑水。”达末娄即豆莫娄之异译，魏晋时代高丽盛时，曾臣属沃沮诸部（见《三国志·魏志·东沃沮传》），达末娄之被灭，当在其时。其遗人之度那河或他漏河居之，那河即今之嫩江，他漏河即今之洮儿河。这一带部族在《北史》或《新旧唐书》中都称为室韦。其中乌罗浑部，就是北魏拓跋氏所从。《唐书·乌罗浑传》云：“乌罗浑国，益后魏之乌洛侯也，今亦谓之乌罗护。”《魏书。乌洛侯传》云：“其地下湿，多雾气而寒，民冬则穿地为室，夏则随原阜畜牧，多豕，有谷麦，无大君长。……民尚勇，不为奸窃，故漫藏野积而无寇盗”。他们的生活大致还是和豆莫娄相似。《魏书·乌洛侯传》又载乌洛侯入朝见北魏时说，他们境内有魏先帝之旧墟石室，当时北魏曾派中书侍郎李敞前去告祭，刻祝文而还。《魏书·序纪》言其先祖由北而南，颇经艰难。北魏、契丹都是从这方面南迁的。《新唐书·室韦传》云，室韦是契丹之别祖。可见黄河流域部族在古代是有北迁的迹象的。同样，由古代当地的农业来看，也可以证明那一带地区，气候是相当温和的。
总之古代中国人民向北徙可以说有两次，一次是豕韦的迁徙，一次是殷周之际亳姑的迁徙。北迁后的豕韦，后来就叫秽（或作濊、薉），秽是指穿皮而言的。又称为靺鞨。靺音妹，《史记》有曹沫，见《刺客列传》，而《左传》作曹刿。《周礼·春官》“韎师掌教韎舞”。韎，郑司农说读如味，饮食之“味”。《礼记·明堂位》云：“东夷之乐，曰昧”。韎、昧、濊与秽、哕、薉、刿，古同音字，故得相通（旧读靺为莫葛切，以为从末音者误）。
当然，在北方的民族，也有南迁的，这里不再论述。
六 夫余与高句丽的奴隶制
夫余曾经有过奴隶制。《三国志·夫余传》云：“邑落有豪民（奴隶主），名下户皆为奴仆。诸加别主四出道，大者主数千家，小者数百家……杀人者死，没其家人为奴婢。窃盗一责十二。……有敌，诸加自战，下户俱担粮饮食之……杀人殉葬，多者百数，厚葬，有棺无槨。”裴注引《魏略》云：“其俗停丧五月，以久为荣”。《北史》和《新唐书》也都说服三年之丧，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的夙俗。上引《魏略》又云：“其居丧，男女皆纯白，妇人着布面衣，去环珮，大体与中国相仿佛也”。事实上中国古代也是如此。这是相当典型的奴隶制。统治者不生产，生产者不能参加战斗，“用刑严急”，都是奴隶社会的现象。可能，中国古代奴隶制的情况，也和这种情况差不多。
《三国志·东沃沮》传云：“国小，迫于大国之间，遂臣属句丽，句丽复置其中大人为使者，使相主领，又使大加统责其租赋，貉布、鱼、盐、海中食物，千里担负致之。又送其美女以为婢妾，遇之如奴仆。”这里的情况，可能和殷代的男服相似，是以服劳役为主要的剥削形式。
另外，也有处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阶段的民族。《三国志·高句丽传》云：“其国有王，其官有相加、对卢、沛者、古雏加、主簿、优台丞，使者、皂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级……诸大加亦自置使者、皂衣先人，名皆达于王，如卿大夫之家臣，会同坐起，不得与王家使者、皂衣先人同列。”这已经出现了相当巩固的等级制。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还是停留在奴隶制阶段。“其国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万余口，下户远担米粮鱼盐供给之”。这里的下户，就是奴隶，很有些像傣族过去的情况。“有罪，诸加评议，便杀之，没入妻子为奴婢”。罪人之家属，是奴隶的来源之一。这是殷制不同于周制的旁证之一。
秦汉以后，民族向东北迁徙的日益多了起来。如《后汉书·东夷传》记载的秦韩，就是一例。“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据《汉书·朝鲜传》言：“朝鲜王满，燕人，……亡命聚党千余人，椎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度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在者王之，都王险”，可见战国末以至汉初，这种迁徙还是不少的，东汉末年，也是如此。《后汉书·东夷传》：“灵帝末，韩濊并盛，郡县不能制，百姓苦乱，多流亡入韩者”。在古代，当我们中原地区处于战乱或社会动荡的时候，迁徙的人就更多了。
关于殷代的职官，甲骨文中是有记载的，但是相当零碎，比较系统的是《尚书·酒诰》的材料。《酒诰》载周公述殷代的官制说：
越在外服，候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
内服、外服，是以王朝为基准来区分。服是服役之意。内服是指王朝官吏，在王朝内服役。外服是指侯、甸、男、卫邦伯，是在王朝外服役。所有的内服、外服，都为大奴隶主——殷王服役。侯、甸、男、卫就是四种指定服役制。每服都存在有许多氏族、家族，或村社，和它的氏族长、家长、或村社推举的村长（里君）。这些氏族、家族和村社，都由它的氏族长、家长或村长统率着在王朝外服役。
但是殷的官制毕竟简单，等级不太明显，这从官名的本身可以看出来。例如：僚就是衙门，尹就是官长，亚是次官，服是事务官。殷王朝内只有许多大小衙门（僚）的正长官（尹）、次长官（亚）、事务官（服），并没有更多更严密的等级。宗工、里君、百姓都是代大奴隶主主管百工的、村社的、氏族的长官。宗工是主百工的。百姓，《国语·楚语》云：“王公之子弟之质，能言能听彻其官……是为百姓”。郑康成注《尚书》云：“百姓，群臣之父子兄弟”，这与《楚语》的说法，还是一致的。百姓和里君在《尚书》和金文中都是两个对举的名称。古代世官，群臣父子兄弟，或王公之子弟，就是与王同部族，或为王之姻族。殷代一个大部族有一百二十个氏族，举其成数言，则称百姓。《周礼·遂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一里二十五家，里君就是统率二十五家的官长。《尚书·盘庚》说的“百姓”“万民”，是两种身分不同的人，“万民”也就是《君奭篇》说的“王人”。管理百姓的氏族长也称百姓，管理万民的是里君。即是说，百姓是指的氏族长，是统率家族百姓的官长；里君，是统率村社的“方里而井”的君长。等到周王朝征服殷部族以后，殷部族降为庶民，而周部族上升为百姓，仍然是两种身分的人。金文《令簋》以“诸尹、里君”并举，《史颂簋》以“里君、百姓”并称，《黻簋》有“成周里人”之辞，参互求之，百姓属于周部落，诸尹就是统率百姓的官长。“成周里人”是被征服的殷顽民，里君就是统率里人的君长。百姓居于六乡，里人居于六遂及六乡六遂的余地。六遂由王朝直接统治，仍以百家为单位，故《周礼·遂人》有“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的编制，分百家为四里，仍保存了里的名称。六乡六遂的余地，仍按“方里而井”的编制。百姓与里人依然是两种不同身份的人，统治者对不同身份的人，就适用不同的编制。以上是说的内服的情况。
至于外服侯、甸、男、卫四服制的情况，可以简单的叙述如下：
侯、甸、男、卫四种服役制度，一直到周初都还存在。《召诰》云：“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卫邦伯”。《康王之诰》云：“王若曰，庶邦侯田男卫”。《逸周书》孔晁注云：“侯，为王者斥侯也”；“甸，田也，治田入谷也”；“男，任也，任王事”；“卫，为王捍卫也”。这是外服，也就是四种指定服役制。侯、卫两服是服兵役的，甸是生产的，男是服劳役的，这与周代的封建等级制是根本不同的。《禹贡》所说的五服，《周礼》所说的九服，都是依据这四种服役制而加以改编的。《周礼·职方》贾公彦疏和孔晁注也是一致的。《国语·周语》说：“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这是以后来的观念改变过去的原意的，已经不是本来的意思了。因之，《禹贡》说：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这与《周语》说的大体相同。总之，所谓绥服、要服、荒服，都是没有服役的意义，这是封建时代已经不能认识服的涵义了。甸，也叫畿，是生产、界限之意。男作任解，古男、任是同音字，又与南通。如《左传》云“郑伯男也”，《周语》作“郑伯南也”，《礼记·明堂位》云“任，南夷之乐也”，这都是古代男、南、任三字通用之证。所以，男任也有南方之意。而殷代的男服，就是居于殷王畿以南低地区的一些村社。春秋时代称男爵的诸侯：如姜姓的许男，风姓的宿男和任姓的薛国、风姓的任国，可能都是殷代的男服。《周礼·职方》云：“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因而有男、采、镇、夷等九服，这是不知道服的原意而弄错了的。总之，侯、甸、男、卫是指定服役制，是指定专服某役，这是奴隶制的现象。
二 辽代宫卫制及部族制
由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相同，所以辽代的宫卫制与部族制很像殷代的指定服役制。一般说来，辽代的宫卫制像卫服，部族制像侯服。《辽史·营卫志》云：
并、营（山西、河北）以北，劲风多寒，随阳迁徙，岁无宁居，旷土万里，寇贼奸宄，乘隙而作，营卫之设，以为常然，其势然也。有辽始大，设制尤密，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朶；出有行营，谓之捺钵；分镇边圉，谓之部族。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田猪）渔为生，无日不营，无在不卫，立国规模，莫重于此。
这在朔漠旷野中是需要的。宫是王宫，卫是卫队。营在辽称捺钵，宫叫斡鲁朵，是游牧民族的穹庐。部族是分镇边圉的。这些都是既要生产又要作战的。要是与商代比较，宫卫制更象卫服，部族制更像侯服。与殷人的甸服相似的是俘掠汉人而在燕云十六州以北建立的州县。《辽史·礼志》云：皇帝即位，凡征伐叛国俘掠人民，或臣下进献人口，或犯罪没官户，皇帝亲览闲田，建州县以居之，设官治其事；及帝崩，所置人户、府库、钱粟、穹庐中置小毡殿，帝及后妃皆铸金像，纳焉（指人户、府库、钱粟簿册，纳于小毡殿帝后金像之前）。
这里说的俘掠、进献的人口以及犯罪没官户的身份，当然是奴隶。由皇帝处置奴隶生产，设官征收的钱粟，成了皇帝和皇后（都是大奴隶主）的私有财产。至于皇帝皇后以下的奴隶主的私有财产，主要是头下军州。《辽史·地理志》说：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购买的奴隶），各团集建州县以居之。横帐诸王、国舅、公主许创立州城，自余不得建城郭，朝廷赐州县额。其节度使朝廷命之，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官位九品之下，及井邑商贾之家，征税各归头下，唯酒税课纳上京盐铁司。
头下亦作投下，意是在头目之下或投充在头目下。投下军州是诸王、外戚、大臣的私有财产。他们是仅次于皇帝的奴隶主。他们对皇帝只有军事和政治的亲属关系而没有经济的隶属关系，即有也只有酒税纳上京盐铁司，那是很轻微的。
辽代的官制也是与上述情况有关系的。辽之官制分为南院、北院两个系统，元好问谓“北衙不理民（万民）”，只统治自己部族及被征服部族；“南衙不主兵（百姓）”，只统治被俘的汉人。后来，辽侵占燕云十六州以后，在官制上加以改变，设南面官以统治燕云十六州的人民，略似殷代的男服。辽代的宫卫制、部族制、头下军州、南北衙、南北面官与商代侯甸男卫是一致的。可见，当社会发展至相同的阶段的时候，社会经济制度以及上层建筑是具有相同的特征的。这也说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观点是科学的，正确的。
但是，作为残余形态的指定服役制，也可以在封建社会时期存在。根据最近的记载，傣族在土改以前，土地是属于领主的，是由封建领主统治的，人民就是农奴。傣族有的寨子专门炒菜、作饭、挑水、砍柴。又有的寨子服养马、养鬼（祖先）的服役，或唱歌跳舞，或在领主家死人时专门去担任哭的任务。曼贺寨专门在领主祭祀、打猎时充当仪仗队抬矛扛刀。这是一种指定服役制，而人民是农奴的性质，是古老的、原始的封建统治，是劳役剥削，而不是地租剥削，因为它离奴隶社会还不远，所以还残留了不少奴隶制的东西。洞崽苗的情况，也和这里差不多。洞崽苗是在贵州古州一带的少数民族。“其先代以同群同类分为二寨，居大寨者为爷头，居小寨者为洞崽，洞崽每听爷头使唤。婚姻各分寨类，若小寨与大寨结婚，谓之犯上。各大寨知之，则聚党类尽夺其户，或伤命”（《黔记》）。这是奴隶社会的情形。以部族统治部族，与希腊罗马之城市统治乡村相同。但到了封建社会，有了宗法，统治者是一家人，故可以分散统治。即是说：奴隶制是建立在氏族残余的基础上的，封建社会则把氏族变成了宗法。
三 周公成王东征
周公成王东征，把殷代的奴隶社会变成了封建社会，这是关键性的事。武王克商以后，周的势力达到了边疆，虽当时已具备封建的条件，但还未完全实行分封的建侯制。所以，周公对殷人的残余势力，作了一系列的斗争，才把商彻底解决。武王克商，二年而崩，周的统治还未巩固。成王即位，周公摄政。《尚书》说管叔、蔡叔恐惧造谣说“公将不利于孺子”，故与武庚联合叛周，《尚书·大诰》即征伐武庚时告周人之语。这在周朝是很大的变动，有的说管叔是周公之兄，要是兄终弟及，“他也有可能继承作王。另外，武庚也有手腕，他能挑拨周朝内部造成分裂。因此，周公避流言，《尚书》说“周公居东二年（《左传》说周公曾去楚）”，后来成王感悟，迎回周公，内部团结起来，周公奉成王命东征，灭管、蔡、武庚。殷之余民，由微子启领导退到宋，承认周为领导的政权，其余抵抗得厉害的，封康叔于卫，住殷墟，迁殷顽民于成周（洛邑），分一部分殷民与鲁，一部分与卫，箕子到朝鲜也带走了一部分，这是几个主要的分支。这样，周统治了整个黄河流域，乃建侯卫，营成周，制礼作乐，七年天下大定而后还政成王。《洛诰》说“朕复子明辟”，就是周公恢复成王的君位。又说“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可见周公摄政七年之说不误。《尚书大传》把周公事迹分七年叙述：“周公居摄，一年救乱，二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古代都是以事纪年，所以一年分配一件事。这里说周公的事中，最重要的是克殷和践奄（鲁又称弇中）。孟子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孟子·滕文公》）。可见在成王时期，周的势力更不断向海边发展，建侯卫就是在这一段时期的事，齐、鲁、晋等之封，俱应在此时。建侯、建卫是两件事，即把指定服役制改成封建等级制，改成分封制度。
商朝是邦畿千里的大国，在千里的边疆上建侯，由侯服担任候望之责，周代改变这种制度。周原在关中（即西土），克殷之后把殷邦畿几千里也变成他的王畿，他也要在王畿的封疆上建侯以为屏藩，把甸服变成了畿服。建立鲁、晋、齐等国为周之屏藩，建立陈、蔡、曹、滕等把殷人之后的宋国包围起来。所以建侯略似清朝驻防各地之意，一方面有镇压殷人之意。《左传》说分封在周公时，但有时是和武王克殷联系在一起的，《史记》之误是在这里。《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昭公二十六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成主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只有《昭公二十八年》说：“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荀子·儒效篇》云，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焉”。从以上的史料，可以看出大批的封建是周公和成王时期的事，而不是武王时期的事。所以，《尚书大传》把建侯之事归之周公，说四年建侯卫。
周把殷的甸服变为王畿，由天子直接统治，把侯、卫、男都变成诸侯。甲骨文有“多田”、“多侯”，在周初铜器《夨令簋》就有“诸侯侯田男”之称。田，男也，在列侯之下。卫服是殷王的卫队，要改为周的诸侯究不容易，所以周把他们部族分散在殷地和成周，而在殷虚故地建立东方的军事重镇，由周直接统治。根据《史记·卫康叔世家》所载，康叔初封康，在畿内有采邑，后封于卫，带上周的部族住在卫地。金文有“成周八[阜下无十]”、“殷八[阜下无十]”，就是周的两个军事重镇。《卫康叔世家》的记载，卫有六代称伯，大概是方伯，代天子出征，为一方之长。《左传·定公四年》称“康叔为司寇”，他一面代天子镇守东方，一面还在王朝有职位。但是，建侯与建卫始终是两回事，到了周夷王时，王室的力量不能控制东方，卫顷侯厚赂夷王，夷王命卫为侯，这时卫服才完全变成诸侯了。即是说，卫服最初直接统治于王朝，后来才变成诸侯。
四 改变指定服役制为建侯制
上层建筑的改变，是基础的反映，周的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封建等级制，等级之间递相隶属，互相依存。奴隶制没有这样等级层层贡纳的经济关系。
周在未克殷以前，就有采邑制，而殷人无此制度。《康诰》中说：“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这里采卫是并称的，与侯甸男是不同的。《康王之诰》：“庶邦侯甸男卫”，说明周初把殷制仍保存了。不过不是同时纳职纳贡，而只是纳贡了。这同指定服役制不同了，它沿袭了采邑制的特点。采是采集之意，给他们一块地，带人去采集，后来变成这些人耕种那块地。周初在太王时代，就殖民分封了，带人出去，如江汉诸姬可能是克殷以前所分封，如太伯、仲雍到吴，也是太王时代的殖民，这只有封建社会才有，奴隶社会不能产生。奴隶社会部族不能分散，一分散，力量就衰弱了。如清初的八旗主，都是兄弟关系，有人想闹分裂，皇太极坚决不允许。能殖民，就可以由等级统治，力量并未削弱，而且是加强了。这正说明生产发达了，就是人分出去了，力量还是可以加强。采邑制就是使子弟分在一部分地方，采邑主对上有职有贡，这样中央力量才可以巩固。文王时代，征服崇、黎。如何统治呢？必然派人去管理。这说明周初已有小型的诸侯，就是采邑。
《汉书·地理志》说，弘农郡陕县有三虢国，“北虢在大阳，东虢在荥阳，西虢在雍州”。虢国之地在崇黎之间，北貌近崇，文王灭崇，就派其弟虢仲、虢叔去镇守北东两貌，西虢即由虢季去镇守（原为周之本土）。《左传·僖公五年》：“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文献没有虢季，但铜器中有，金文有虢季子白、虢季子徂之称。这些铜器，都出在宝鸡。当时的虢，就是畿内的采邑。
虞国与北虢，俱为晋所灭。虞国的虞，《史记》就是太伯仲雍之后。《左传·僖公五年》说：“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从，是以不嗣”。
卫原为康侯。康也是畿内的一个采邑。周公东征灭武庚以后，派康叔带人去镇压，这也说明在周的畿内原有采邑制度。
在公刘居豳的时代，周已经“彻田为粮”，生产力已有相当发展，而且有一定比例的剥削了。彻法原是十比一，即千亩与百亩之比，即十与一之比的劳役地租。周宣王不籍千亩，就是由劳役地租变成实物地租。建侯制，就是从无比例的指定服役制，变成有比例的服役制和贡纳制（有职有贡）。因此，周初已经形成封建剥削。周室后来把封建制推行到东方来，把奴隶制变成了封建制。武王克商，周公东征，是转变的转换点。
又因为有职有贡，就变成等级制的相互依存，有王、诸侯、卿大夫、士、庶民等等级。奴隶社会中不可能有这样多的等级。即或军事力量强大的，也只有军事等级，而无赋税的等级，因之大小奴隶之间，不存在贡纳的关系，大奴隶主不能支配小奴隶主的财产。这在辽代和彝族中都是如此。只有建侯制才有封建等级。
五 殷代的灭亡及其部族迁徙
殷代统治者存在着部族组织，是很明显的。《周本纪》云：“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名民就是氏族长，可见殷代是一直存在部族的。希腊罗马的氏族组织，分为部族、胞族、氏族。殷代也是这样，大约分为三个大部族，一部族有十二胞族，每一胞族有十氏族，共合三百六十氏族。正因为它是氏族状态，所以殷灭亡以后，部族是极易迁徙逃亡的。《辽史》云，辽亡，耶律大石建西辽，有九十多年之久，辽是依靠部族在千里外建立统治的。最初，辽代灭渤海，渤海之原有部族组织，八个猛安率众投降金。又《金史》云奚军，即奚部族。辽代遥辇氏之后为九猛安。这些都是部族组织。据《辽史·逆臣传》言，辽代之亡，原因在于部族之解体：“辽之秉国钧，握兵柄，节制诸部帐，非宗室外戚不使，岂不以为帝王久长万世之计哉。及夫肆叛逆，致乱亡，皆是人也”。就是指部族之解体，不能抵抗金人，正如殷人部族解体，不能抵抗周人一样。《左传·定公四年》说，周室把殷民六族分给鲁，七族分给卫，迁殷顽民于成周，大概是抵抗最力的部族。这些都是周室完全征服的。《史记·宋世家》称，微子降周后，周公封微子于宋，以统率殷人居之于商丘，颇受殷人爱戴。这是殷人的一些部族。另外是箕子带到朝鲜去的一些部族，箕子承认了周，故《洪范》云：“王访于箕子”。《宋世家》云：“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汉书》和《后汉书》对箕子封于朝鲜都有较详细的记载。从记载中看出来，朝鲜文化与殷墟文化及儒家学说是很相近的。例如：箕子“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笾豆”。这是原始的情况。其后与中国接触久，“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北史》、《魏书》、《新、旧唐书》也有类似的记载。
周公东征，《孟子·滕文公》云：“灭国者五十，至于海隅，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吕氏春秋·古乐》篇云二：“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可见殷人是使用象的。东征的主要对象是奄、徐等国。《逸周书·作雒解》云：“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左传·昭公元年》说“周有徐奄”为叛国。奄在东方是重要的地方，后来就建立鲁国。其次是徐（淮夷），后来周与淮夷仍不断斗争，《大雅》的《江汉》、《常武》中有明确的记载。
此外，东方的国家还有蒲姑氏。《左传·昭公二十年》云周以前，齐地为蒲姑氏之居。《昭公九年》云：“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周本纪》及《尚书序》云：“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土》、《无佚》。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践奄。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尚书大传》云“奄君薄姑”。可贝古代以酋长之名名部族，以部族之名名地方，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征奄是成王亲征的，用了不少的力量。故《多方》云“王来自奄，至于宗周”。但是，奄并不是游牧的民族。古代中国有游牧民族，是很晚的事，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期才正式的进入中国历史范围，到匈奴强盛，才成了大漠以北的统一国家而与中国相抗衡。
古代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是北狄。《礼记·王制》云：“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他们是穴居而不是迁徙不定的穹庐。另外有一定农业的秽貉。《孟子·告子下》云“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韩弈》云“其追其貊”。郑玄云，追貊即秽貊。秽又作濊、薉。后来都只说秽而不说追。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淮南子·原道洲》云：“匈奴出秽裘，于越出葛絺”。可见秽即是韦。东北方面的少数民族，有低等的农业，但也盛行打猎畜牧，故以兽皮为衣。又如鞑靼从革，也是穿皮的民族。靺鞨，《诗经》作靺鞈，也是从革。称为秽，就是穿皮的。但是，这种皮有的还是猪皮，他们是农业民族。《商颂》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郑语》云商有豕韦氏。《后汉书·挹娄传》言挹娄（即后之靺鞨）“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这种民族，吃的是猪肉，穿的是猪皮，御寒的是猪油，可见他们的生活，是与猪分不开的。《旧唐书·北狄传》言靺鞨“其畜宜猪，富人至数百口，食其肉而衣其皮”。《新庸书·黑水靺鞨传》言“黑水靺鞨居肃慎地，亦曰挹娄，元魏时曰勿吉。……俗鞨发，缀野豕牙，插雉尾为冠饰，……无牛羊”。他们的居地，据《北史·勿吉传》云：居速末水，筑堤，穴居，无牛，相与耦耕，车则步推。《通典》卷200《流鬼》（即库页）云，“三面皆抵大海”，“人皆皮服，又狗毛杂麻为布而衣之，妇人冬衣豕鹿皮，夏衣鱼皮，制与獠同。”他们的制皮技术也很高。《三国志·魏志·乌丸传》注引《魏书》云：“能刺韦作文绣”。当然，在皮上绣文采，不仅要皮鞣治得好，而且还要有很高的刺绣技巧才行。
这种民族，不仅穿的用皮，就是住的也用皮。《新唐书·流鬼传》言，儋罗国“居新罗武州南岛上，俗朴陋，衣大豕皮，夏居革屋，冬窟室，地生五谷，耕不知用牛，以铁齿杷土。”革屋，就是皮室，也就是室韦。室韦是中国名称，不是译名，中国古代形容词常系于主词之后，故曰室韦，日本学者不懂这个道理，用瑞兽来解释室韦，这是错误的。庐从字源上看，从卢，而卢字本从虍，乃皮肤之肤，或胪之本字，皆作皮解，庐就是用皮盖的屋。《金史》和《辽史》都有皮室军的出现，是很好的例子。《旧唐书·室韦传》云：“或为小室，以皮覆之，相聚而居，至数十百家”。《新唐书·室韦传》云：“所居或皮蒙室……有巨豕，食之，韦其皮为服若席。……分部凡二十余。”最西的当俱轮泊之西南。他们都有农业，“剡木为犁，人挽以耕。”他们在古代都和中原有联系的。夏商两代都有豕韦氏（《庄子·大宗师》作豨韦氏，豨为大豕，是古代可能皆以豕豨韦为衣眼和盖屋顶著称）。《商颂·长发》之诗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郑玄《毛诗笺》云：“韦，豕韦，彭姓是也”。韦为成汤所伐之国，明是夏代的豕韦。《国语·郑语》也说“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这也说明豕韦存在于商代之前。《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蔡墨说：“陶唐氏后有刘累，事夏孔甲，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这也说明夏代有豕韦，御龙氏当为豕韦之别支，故得以更其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又载范宣子自述其先祖的历史说：“昔匄（宣子名）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这是范氏自述其先代的历史，当然是根据他们的家谱或系世相沿的传说。夏代的御龙氏在商代复为豕韦氏，正说明这一部族历史的源远流长。陶唐氏、唐杜氏我们知道都在晋地，这是属于晚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区域。河南滑县有废韦城，说者以为豕韦所在，这也是晚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的东界。《商颂·长发》之诗称成汤西征的次第是：“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成汤先伐豕韦而后及于夏桀，因此豕韦部族一部分北迁，遂为后来的挹娄、靺鞨或室韦。《后汉书·挹娄传》说：“东夷，夫余饮食类此，皆用俎豆，唯挹娄独无法，俗，最无纲纪者也。”《新庸书·北狄传》也说“黑水靺鞨居肃慎地，亦曰挹娄，元魏时曰勿吉……于夷狄最浊秽”。这说明这一部族是使用彩陶文化的，迁于商代以前，他们不是使用黑陶的，所以不用俎豆，也没有东夷那样的礼义纲纪。
夫余的北迁是在西周初年。《左传·昭公九年》载詹桓伯说：“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这个亳就是亳姑的省称。亳姑又作薄姑、蒲姑。亳、薄、蒲都是重唇音，夫余就是亳姑、薄姑、或蒲姑北迁后的异译，不过重唇音的亳、薄、蒲这时已转为轻唇音的夫或扶，而余和姑古同属鱼部字，也得相通。夫余在周初北迁时，因为那里已有先住的豕韦或室韦，所以他们只能迁到更北或更东的地方去了，这就是《魏书》所说的北夫余。《魏书·豆莫娄》传云：“豆莫娄在勿吉国北千里，旧北扶余也，在失韦之东，……其人土著，有宫室、仓库，……地宜五谷，……其人长大，性强勇谨厚，不寇抄。其君长皆以六畜名官。……饮食亦用俎豆。有麻布，衣制类高丽”。《魏书》所载北扶余饮食以俎豆，这完全属于黑陶文化的范围。它有宫室、仓库、五谷、麻布，不为寇抄等等，这也是进入了高级农业阶段的社会了。后来在濊貊建国的夫余，就是从北扶余南迁的。《后汉书·夫余传》云：“国之耆老，自说古之亡人，……国有故城名濊城，盖本濊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自谓亡人，抑有以也。”郭璞于《山海经·海内西经·貊国》下注云：“今扶余国即濊貊故地。”是汉晋时代的夫余还是从北扶余南迁的。而后汉时代的高句丽及南北朝时代的百济，也是从扶余南迁的。
夫余南迁后留在故地的豆莫娄，就逐渐与挹娄种属混合而总名为室韦（魏书误作失韦）。《新唐书·流鬼传》说：“达末娄自言北扶余之裔，高丽灭其国，遗人度那河，因居之，或曰他漏河，东北流入黑水。”达末娄即豆莫娄之异译，魏晋时代高丽盛时，曾臣属沃沮诸部（见《三国志·魏志·东沃沮传》），达末娄之被灭，当在其时。其遗人之度那河或他漏河居之，那河即今之嫩江，他漏河即今之洮儿河。这一带部族在《北史》或《新旧唐书》中都称为室韦。其中乌罗浑部，就是北魏拓跋氏所从。《唐书·乌罗浑传》云：“乌罗浑国，益后魏之乌洛侯也，今亦谓之乌罗护。”《魏书。乌洛侯传》云：“其地下湿，多雾气而寒，民冬则穿地为室，夏则随原阜畜牧，多豕，有谷麦，无大君长。……民尚勇，不为奸窃，故漫藏野积而无寇盗”。他们的生活大致还是和豆莫娄相似。《魏书·乌洛侯传》又载乌洛侯入朝见北魏时说，他们境内有魏先帝之旧墟石室，当时北魏曾派中书侍郎李敞前去告祭，刻祝文而还。《魏书·序纪》言其先祖由北而南，颇经艰难。北魏、契丹都是从这方面南迁的。《新唐书·室韦传》云，室韦是契丹之别祖。可见黄河流域部族在古代是有北迁的迹象的。同样，由古代当地的农业来看，也可以证明那一带地区，气候是相当温和的。
总之古代中国人民向北徙可以说有两次，一次是豕韦的迁徙，一次是殷周之际亳姑的迁徙。北迁后的豕韦，后来就叫秽（或作濊、薉），秽是指穿皮而言的。又称为靺鞨。靺音妹，《史记》有曹沫，见《刺客列传》，而《左传》作曹刿。《周礼·春官》“韎师掌教韎舞”。韎，郑司农说读如味，饮食之“味”。《礼记·明堂位》云：“东夷之乐，曰昧”。韎、昧、濊与秽、哕、薉、刿，古同音字，故得相通（旧读靺为莫葛切，以为从末音者误）。
当然，在北方的民族，也有南迁的，这里不再论述。
六 夫余与高句丽的奴隶制
夫余曾经有过奴隶制。《三国志·夫余传》云：“邑落有豪民（奴隶主），名下户皆为奴仆。诸加别主四出道，大者主数千家，小者数百家……杀人者死，没其家人为奴婢。窃盗一责十二。……有敌，诸加自战，下户俱担粮饮食之……杀人殉葬，多者百数，厚葬，有棺无槨。”裴注引《魏略》云：“其俗停丧五月，以久为荣”。《北史》和《新唐书》也都说服三年之丧，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的夙俗。上引《魏略》又云：“其居丧，男女皆纯白，妇人着布面衣，去环珮，大体与中国相仿佛也”。事实上中国古代也是如此。这是相当典型的奴隶制。统治者不生产，生产者不能参加战斗，“用刑严急”，都是奴隶社会的现象。可能，中国古代奴隶制的情况，也和这种情况差不多。
《三国志·东沃沮》传云：“国小，迫于大国之间，遂臣属句丽，句丽复置其中大人为使者，使相主领，又使大加统责其租赋，貉布、鱼、盐、海中食物，千里担负致之。又送其美女以为婢妾，遇之如奴仆。”这里的情况，可能和殷代的男服相似，是以服劳役为主要的剥削形式。
另外，也有处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阶段的民族。《三国志·高句丽传》云：“其国有王，其官有相加、对卢、沛者、古雏加、主簿、优台丞，使者、皂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级……诸大加亦自置使者、皂衣先人，名皆达于王，如卿大夫之家臣，会同坐起，不得与王家使者、皂衣先人同列。”这已经出现了相当巩固的等级制。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还是停留在奴隶制阶段。“其国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万余口，下户远担米粮鱼盐供给之”。这里的下户，就是奴隶，很有些像傣族过去的情况。“有罪，诸加评议，便杀之，没入妻子为奴婢”。罪人之家属，是奴隶的来源之一。这是殷制不同于周制的旁证之一。
秦汉以后，民族向东北迁徙的日益多了起来。如《后汉书·东夷传》记载的秦韩，就是一例。“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据《汉书·朝鲜传》言：“朝鲜王满，燕人，……亡命聚党千余人，椎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度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在者王之，都王险”，可见战国末以至汉初，这种迁徙还是不少的，东汉末年，也是如此。《后汉书·东夷传》：“灵帝末，韩濊并盛，郡县不能制，百姓苦乱，多流亡入韩者”。在古代，当我们中原地区处于战乱或社会动荡的时候，迁徙的人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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